心坎里別是一般疼痛：憶父親與翦伯贊的交往
章詒和撰
1942年秋，我出生在重慶北碚李子壩的半山新村[1]。
新村有兩幢二層小洋房，每幢可安置兩家。第一幢里，一號住的是庄明遠，二號住的是鄧初民。第二幢內，三號住的是我們全家，四號住的是翦伯贊[2]夫婦。所以，章、翦兩家是緊挨着的鄰居。
如果說我從娘胎里出來，第一眼是認識了父母的話。那麼，我的第二眼就是認識了翦伯贊。
有一天，在溫暖的陽光下，母親、姨媽和戴淑婉（即翦夫人）把我抱到院子裏，仔細端詳。母親突然發現我的左眼角有個小小的黑點兒，以為是早晨沒把臉洗乾淨，便讓姨媽抱着我，自己跑到卧室找了塊濕毛巾，給我擦洗。可那黑點兒，怎麼也擦不掉。翦伯母看了，立即跑回自己的房間，舉着一把白色鬃毛的小刷子出來，對母親說：“可能是毛巾太軟了，我拿乾淨刷子試試。”
母親用兩隻手，將我的頭固定住。戴淑婉就用小毛刷在我的眼角蹭來蹭去。結果，黑點兒依舊。還是從事幼教事業的姨媽看出來了，說：“這是塊記！”
後來，小黑點兒變成了一片樹葉形狀，顏色隨之越來越淡。父親（即章伯鈞）和翦伯贊還對它做過討論。
父親說：“女孩子的記掛在臉上，不如長在屁股上。”
翦伯贊瞪着眼睛，說：“小愚的記掛在臉上，有什麼不好！還不容易搞丟呢。丟了，也好認。”
父親笑了。
以後，我長成了大姑娘，翦伯贊見到我，也還要搬起我的腦袋“辨認”一番，嚴肅地說：“記還在，這丫頭是小愚！”
重慶又稱陪都，黨、政、軍、學、文各界精英，於1940年前後不約而至。天下之士，雲合霧集。起初，翦伯贊居無定所，在重慶市內搬來挪去。是父親的安徽老鄉陶行知介紹他來半山新村的。
乍一聽房子建在半山，山高坡陡，上下要走三百個石階——體力欠佳的翦伯贊有點發怵。可陶行知說：“房子雖在半山腰，但你有好鄰居呀。”
“誰住在那裏？”
“緊挨着你的鄰居是章伯鈞。還有鄧初民。”
“去，去，我去。”翦伯贊為了鄰居而不惜爬山，立即搬了過來。
新村三面環淺山，一面臨路（由北碚至重慶的公路）。四周樹木稀疏，梯田層疊，大多種植水稻和紅薯。翦伯贊給自己制定了一個山路行走方略。即上山時，每走三十台階，歇一次，共歇十次；下山時，每走五十台階，停片刻，需停六回。經反覆實踐，很有效，亦不覺其累。於是，到處推廣。父親效仿，果然靈驗，儘管行走、間歇的規範性和精確度遠趕不上翦伯贊。
那時的翦伯贊和父親都是活躍人物。父親忙着抗日民主運動，忙着把第三黨的人拉在一起。翦伯贊除了忙於動筆撰寫《中國史綱》之外，還擔任馮玉祥的歷史教員，還到陶行知的育才學校講課，還應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之邀，去做學術講演。但兩人再忙，也總要湊在一起聊天。搞政治的父親，偏偏喜好文史。翦家若有史學界的朋友來做客，父親是一定跑去摻合。去時揣上一包香煙，既不看看裏面還剩幾支，也不管煙絲有多劣質。抽到煙霧繚繞，山窮水盡時，聚會才算結束，各自散去。
1943年，翦伯贊先後出版了《中國史綱》第一卷和《中國史論集》第一輯。翦伯贊的文好，詩也好。他常與郭沫若、柳亞子、田漢彼此唱和。這讓站在一邊卻不會作詩的父親欣羨不已。當然，翦伯贊也有敗筆。敗筆就是他在《群眾》周刊上發表的《杜甫研究》。“此文刊出，讀者大嘩。”“對杜詩的誤解以及這樣那樣的硬傷，不勝枚舉。”[3]有人寫了文章，一一指出其中的失誤。翦伯贊不作答辯，始終保持沉默。
1944年3月中下旬，郭沫若寫出《甲申三百年祭》，以紀念明朝滅亡三百周年。跟着4月15日，翦伯贊拿出了《桃花扇底看南朝》。他還寫了極富革命戰鬥性的《評實驗主義的歷史觀》，文章是為批判胡適而作。
半山新村的房子，不但是我家的住所，還是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即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又稱第三黨）中央機關之所在。許多第三黨骨幹分子來這裏接頭工作，開會議事。母親大鍋大鍋地煮飯，請嬌小玲瓏卻能幹萬分的戴淑婉過來幫着燒菜。可到了晚上，住宿便成了問題。像楊逸棠、郭則沉、張雲川這樣一些朋友就跑到翦家或鄧家去住。
周恩來有要事相商，會跨過三百台階到我家。那時的周公與民主人士在一起，說到高興的事，他要哈哈大笑，遇到麻煩，他會緊鎖濃眉。言至傷心處，他要落淚。重慶只呆了數月、身體一向欠佳的林彪也曾登門，態度謙和而禮貌。徐冰（即邢西萍）則是常客，也是食客。米再糙，菜再次，他都不計較，有酒即可。如無，他便要瞪眼，還時不時罵上一句：“王八蛋。”
“你怎麼又吃又罵，這王八蛋是指誰呀？”母親問。
邢西萍笑着解釋道：“我罵東洋鬼子呢！都是他們搞得大家吃不上一頓好飯菜。”
飯菜做好，父親就要對母親說：“快去把老翦叫來。”
總之，那個時候中共和民主黨派之間的關係，才叫“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呢！
在半山新村，父親創辦了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中央刊物《中華論壇》，且自任主編。在發刊詞裏，他闡明尊重思想言論自由，維護和發揚民主的信念與態度。這個半月刊既是第三黨的輿論宣傳工具，又具有面向社會的學術性質。為此，父親常常是自己出面向學者約稿。其中，最踴躍的投稿人，就是隔壁鄰居翦伯贊。他的《南明史上的永曆時代》、《論王莽改制及其失敗》、《學術與暴力》、《春秋之義》、《兩漢的尚書台與宮廷政治》、《略論搜集史料的方法》等學術論文，皆經父親之手，刊於《中華論壇》。每次交稿，翦伯贊一定要讓父親“審閱”，父親則必拱手相謝。
每期刊物出來，父親定拿數冊給翦伯贊，請他轉送學界朋友。翦伯贊在《中華論壇》還讀到鄧初民的《歷史、歷史記載、歷史科學》、《略論清代的學風與士氣及其文化政策》、《中國民主運動的兩條路線》，周谷城的《論民主政治之建立與官僚主義之肅清》、《英國民主運動之發展》，侯外廬的《康有為在民國初年的反民主理論》、《“五四”文化運動與“孫文學說”的關係》、《我對“亞細亞生產方式”之答案與世界歷史家商榷》，胡繩的《猛回頭”“警世鐘”及其作者》，施復亮的《撲滅烽火求生路》，祝世康的《當前的經濟問題》、《戰後經濟民主化管理的我見》，陳家康的《真知與真情》，吳澤的《名教的叛徒李卓吾》、《劉伯溫論元末》、《個人領袖英雄的歷史作用論》，石嘯沖的《環繞地中海的美蘇鬥爭》、《看國際形勢》、《國會選舉的美國政治動向》、《評印度局勢》，吳晗的《論中立》，夏康農的《正視彌天的戰火》、《論中美商約棒喝下的第三方面》，茅盾的《關於呂梁英雄傳》，秦牧的《牛羊陣》、《西園庵的掛綠》等等。幾期下來，《中華論壇》很受知識界的中上層的歡迎，稱它是“民主政治的號角”。
許多史學家，不僅和父親相識，且為好友。他們發表的新作，在送給翦伯贊的同時，也必送父親。記得文革抄家后，父親從地板上揀起一本侯外廬的書——《船山學案》，灰色封面上，毛筆楷體寫着：“伯鈞兄教正”。封底註明：重慶三友書店發行，中華民國33年4月。以後的二十年間，這本書連同翦伯贊、郭沫若等人送的書，經重慶帶到上海，從上海轉至香港，由香港運回北京。“文革”中，父親拿出被抄家紅衛兵遺失的這本書，對我說：“人（指侯外廬）看不到了，只有看書。”
“山色入江流不盡，古今一夢莫思量。”我想，父親定是回想起重慶北碚和翦伯贊等朋友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
1944年的7月，日軍攻陷了圍困47天的衡陽后，直逼常德、桃源。11月19日桃源淪陷，那是翦伯贊的家鄉。26日常德亦失守。夜不成寐的他，含淚寫下了著名的《常德、桃源淪陷記》：
“桃源，這個具有神奇傳說的地方，是我的家鄉。在這裏，我度過了我的幼年時……”
“常德，這座洞庭湖西岸的古老的城市，在這裏，我度過了我的中學時代。
“靜靜的沅江，灰色的城牆，古舊的廟宇，舊式門面的商店，各式各樣的手工業作坊，用石板鋪成的大街小巷，自有城市以來，也許沒有什麼改變。如果說這裏也有近代的裝璜，那就是有一座西班牙天主教堂的鐘樓，聳立在這個古城的天空——然而，這兩個小縣城，被攻陷時死者兩萬有餘，傷者五千，被強姦的婦女七千多，財產損失不計其數。”
父親閱后很激動。對翦伯贊說：“把稿子給我吧！把它登在《中華論壇》[4]上。”
在重慶，父親穿着件舊長衫，白天東奔西跑，搞社會活動，夜裏伏案奮筆，寫政論文章。凡是由父親署名的文章，不求他人代筆。
翦伯贊很佩服，對母親說：“伯鈞是個干大事的人。”
那時還真有件大事，就是成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之前身）。它由三黨、三派以及社會賢達（即今日之無黨派民主人士）組成。醞釀籌建期中，針對同盟的綱領、章程、領導人選等諸多棘手的事，只能以溝通，調停，甚至妥協的方式去解決。在這個過程里，父親是個中堅力量。每遇難題，常和翦伯贊研究、商量。而翦伯贊在應對現實政治方面，表現出燮理陰陽的智慧。父親非常佩服，嘆道：“說老翦是個歷史學家，那是低估了他！”
1946年月1月，舊政協在重慶國民政府禮堂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盟、青年黨和無黨派人士共三十八人。民盟由張瀾、羅隆基、張君勱，張東蓀、沈鈞儒、張申府、黃炎培、梁漱溟、章伯鈞九人組成代表團。父親與羅隆基兩人是憲法草案組成員，他還擔任國民大會組成員。在二十二天的會議期間，工作量大，要動腦筋的事情也多，急需建立一條和中共的聯絡渠道。於是，身為民盟中央常務委員兼組織委員會主任的父親，提議聘請翦伯贊擔任民盟出席政協的顧問。此議立即獲得通過，在1月10日給他發了聘書[5]。
應該說，翦伯贊從重慶的半山新村起步，長期周旋於民盟、中共之間，成為一個統戰高手。也就從這裏開始，他既要徘徊於歷史科學的殿堂，又要穿梭於現實政治的廟廊，且於同一時刻進入兩個不同的社會文化圈子。為靠攏、聯絡中國的名流、高士、賢達、俊傑一起抗日並對付老蔣，當時的中共要的就是像翦伯贊這種複合式、應用性的高級人才。但對翦伯贊而言，身為史家而心繫革命或者說心為史家而身系革命，無論判定為前者還是斷定為後者，其性格的複雜性，也就此註定。其未來命運，也就此註定。在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分歧，學術和政治的衝突，由來已久。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這個分歧和衝突或許還難以凸顯，可到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年月，翦伯贊則無時無刻不在體味這種分歧和衝突了，隨即也陷入了不可排遣、更不可抵禦的思想矛盾和現實擠壓之中。我覺得，共產黨對中國文化學術圈的思想滲透，對中國思想文化精英的政治梳理，是從陪都重慶開始的。而這種滲透與梳理，既通過中共的直接宣傳以及毛澤東、周恩來等負責人的直接出面進行，也是靠翦伯贊等統戰高手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來操作。
父母在半山新村過着又窮又忙的日子，哪裏顧得上姐姐和我，常常是白天把我倆放在紅薯地里。餓了，倆人就用手挖紅薯吃。一直呆到天黑，眼巴巴望着通向公路的石階，淚汪汪地等着，等着。時近黃昏，身軀瘦弱、面帶倦色的母親出現在遠處。我立刻舉着沾滿泥巴的手，哭個不歇。
我人小肚皮大。一天到晚，總有飢餓感，跑到廚房去翻，什麼也沒有。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偷偷溜到翦家的廚房。哈！居然讓我發現一笸籮的鍋巴。鍋巴又硬又冷，可我瞧着它就要流口水。用手掰了一小塊兒，塞進嘴裏——天哪！又香又脆，實在是太好吃了。我又掰，再掰，反覆地掰，且越掰越大。後來，索性就拿一整塊了。再後來，就幾塊幾塊地拿。這樣，我每天都要溜到翦家的廚房去，看看有沒有鍋巴。如有，就必偷，必吃。
一天，母親叫我到她和父親的卧室去。進門，就見戴淑婉坐在藤椅上。平時的她總是笑眯眯的，今天的臉上怎麼一絲笑容也沒有了？——鍋巴！忽然想到了鍋巴，那萬惡的鍋巴，害得我去偷吃它！還沒開審，我的臉就紅了。
母親向戴淑婉努努嘴。原來繃著臉的她笑着問道：“小愚，我放在廚房的鍋巴，是不是你偷吃了呀？”
我站她跟前，羞得抬不起頭。
“你說，是不是偷吃了！”母親的追問，比戴淑婉的聲音嚴厲多了。
我點點頭，眼淚就流了出來。
母親厲聲再問：“你為什麼要去偷吃別人家的東西？”
“我餓，翦伯母的鍋巴又太好吃。”說到這裏，我放聲大哭。
戴淑婉，我的翦伯母，一把將我摟在懷裏。母親的眼圈也是紅紅的。
抗戰勝利后，我們一家去了上海，住愚園路聯安坊（現為上海市長寧區政府所在地）。翦伯贊一家，先去南京，後到上海，住愚園路中實新邨。因國共內戰爆發，政治形勢緊張，章翦兩家雖同住一條馬路，但不能像在重慶那樣朝夕相處、隨意走動了。
翦伯贊與妻子食宿於斗室，樸素簡單，而工作卻是千頭萬緒。作為中共黨員，翦伯贊和中共上海工委書記華崗保持聯繫，參加各種秘密活動，傳達黨的指示，執行黨的任務。作為史學家，在坐黃包車到大學授課的同時，繼續寫著《中國史綱》。1946年夏，他出任大孚出版公司總編輯，出版了《中國史綱》第二卷和《中國史論集》第二集。他撰文繼續批判胡適，發表《正在泛濫之史學的反動傾向》等文。對北平一些注重考證、潛心學問的老史學家也作了批判，提出在今天的形勢下，“研究與運動不可偏廢”，即要把學術研究和反內戰、反獨裁、反老蔣的政治運動緊密地結合起來。不知道別人怎樣看待他，而雙重身份的翦伯贊是必須這樣去做，一心二用。年行半百，頭髮半白。忙，窮，累，病，他都齊了。
1947年中國學生對社會動蕩局勢的關注和參與，成為一種以學潮為形式的鬥爭勢態。4月，翦伯贊和張志讓、周谷城、夏康農、吳澤、鄧初民等名教授發起成立“上海市大學教授聯誼會”。5月初，他在父親創辦的《現代新聞》第一次座談會上，以《現階段的民主運動》為題做了發言（后載於該刊）。正在這個時刻，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二○”血案，國民黨政府使用暴力，對付請願遊行的學生。義憤填膺的翦伯贊連續寫出《學潮平議》、《為學生辯誣》、《陳東與靖康元年的太學生的伏闕》三篇文章。
《陳東與靖康元年的太學生的伏闕》一文，說的是北宋末年發生在京城汴梁的一次太學生運動。那時，金兵南下，包圍了汴梁。宋欽宗準備投降，罷斥主戰派李綱。二月初五，即京都被圍的第29日，陳東率太學生和京城居民十萬餘人拜伏於宮闕，向皇帝上書要求革除奸佞，起用主戰派李綱。欽宗迫於壓力，恢復了李綱等人的職務，金兵撤退——-翦伯贊在分析了這場古代學運的起因、經過與結果之後，寫道：“學生在請願的當時，總算平安度過，但當時的權奸並沒有忘記昨天的仇恨。當請願隊伍解散以後，他們便開始對付學生……太學生率眾伏闕，意在生變，不可不治。”結局是顯然的，也是必然的——此後，不斷發生迫害太學生的事情，陳東被殺。
翦伯贊最後是這樣總結的：“靖康元年的太學生伏闕，已經是八百年前的歷史，但二月五日卻是中國知識青年應該紀念的一個日子，陳東“也是八百年前的人物，但是這個人物也是中國知識青年應該學習的人物。”
文章登在7月1日出版的《大學月刊》上。刊物一出，夏康農就趕忙拿着它跑到聯安坊，叫父親先睹為快。
“好文章呀！”父親讀後，連聲稱讚。
感懷舊事之際，上海已是一片白色恐怖，民主人士成為迫害目標。據說單在10月份，上海、杭州、北平等八個城市，就有二千多人被殺，六萬人列入黑名單。危險似乎比死亡還要可怕。民盟中央常委、西北總支負責人杜斌丞遇害的消息傳來，父親徹夜無眠。他把形勢估計得很嚴重，立即命令母親把我和姐姐終日關在家中，不準出門。經驗老到的父親，一向認為：在中國，進步是點點滴滴的，艱辛又緩慢；但要倒退起來，那肯定比坐飛機還要快了。別說是百姓，頭腦聰慧的知識分子也多被搞得措手不及。
果然——10月22日民盟總部被特務包圍。23日，中共上海地下黨通知翦伯贊轉移香港。
父親走得晚些。怕我扭住他不讓走。走的當日，特意帶着我去看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電影，興奮萬分。看到電影裏的好人受氣受苦，我又淚流不止，完全忘記了身邊的人和事。等出了電影院，竟發現父親沒有了。我嚎啕大哭，跌坐於地，誰勸都不行了。
天氣更冷的時候，母親帶着我們也偷偷去了香港。
1947年——1948年，中國當代政治文化精英數百人，雲集香港。我們一家先住柯士甸道，后搬至勝利道。翦伯贊先住在山林道，后遷居尖沙咀防海道。一到香港，他即與胡繩會面，接上組織關係。在繼續統戰工作的同時，他在香港達德學院講授中國歷史，併兼任《文匯報》“史地周刊”的主編。父親到了香港的頭等大事，就是為恢復民盟而忙碌，幾乎天天不見人影。那時的我，做了培正中學（兼設小學）的一名學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發佈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中，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提出，召開新政協，籌備建立民主聯合政府。
5月5日，民革的李濟深、何香凝，民盟的沈鈞儒、章伯鈞，民進的馬敘倫、王紹鏊，農工的彭澤民，致公的陳其尤，救國會的李章達，以及蔡廷鍇、譚平山、郭沫若等，聯合致電毛澤東，表示擁護“口號”里的號召，共商建國大計。月光斟滿了志士的酒杯，詩請激蕩着文人的胸懷。他們已然望見了光明。
5月8日，翦伯贊在香港《華商報》舉辦“目前新形勢與新政協”座談會上，做了題為《擁護新政協的召開》的發言，出席的民主人士和有聲望的文化人多達數十人。這是中共香港工委展開新政協宣傳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
在中共南方局的運籌下，翦伯贊和父親在這一年乘船離開香港。
等我再見到翦伯贊夫婦的時候，已是在1949年的北京了。兩家均住在北京飯店的二層。我家住214號房間，是套間；翦氏夫婦住201號房間，是單間。
戴淑婉見到我，劈臉即問：“小愚，我家的鍋巴好不好吃呀？”
“好吃，好吃，我還要偷吃！”我這樣嚷嚷着，一頭扎到她的懷裏。
全家大笑。
翦伯贊剛安頓下來，即讓吳晗陪同，拜訪北京大學的向達[6]，俞平伯，輔仁大學的余嘉錫等著名學者、教授。這是禮節性拜訪，彼此客客氣氣。但父親說：“這是老翦的高明之處。”
“你為什麼說他高明呢？”母親有些不解。
“當然高明哪！你想呀，他從前批判那些不問政治，專心學術的人，現在這些人都要和自己共事了。再說，他的‘史綱’被不被這些人承認，還是個問題。”
翦伯贊從香港轉來北京，並沒有進入北大、清華、北師大、輔仁的歷史系任教，是被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系聘為教授。那時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有鄭天挺[7]、向達、楊人楩、朱慶永、張政烺、余遜、鄧廣銘、胡鍾達、楊翼驤、汪籛等十餘人。這些人聚攏起來，即為胡適校長在任時的全班人馬；分散開來，個個皆為飽學之士。1949年前，這些人不喜歡國民黨，也不想沾共產黨。現在共產黨來了，為了保住飯碗，恐怕也得湊上去學學馬列主義吧？於是，決定讓時任北大歷史系系主任的鄭天挺，去請馬列主義史學家來校座談。
應邀而來的賓客是郭沫若、翦伯贊、杜國庠、侯外廬。來聽講的是北大歷史系全體教師。賓客本該主講，胡適舊部理應恭聽。誰知半路殺出一個青年教師，對這四位來賓的學識頗不以為然，便針對奴隸制社會問題，引出對西方史學的長篇論述，竟旁若無人地講了一個多小時。會後，翦伯贊大怒。出門，即憤然道：北大的會是在唱鴻門宴，幕後導演則是向達。
這事的確深深地傷害了翦伯贊的自尊心。
1952年1月，中共展開了“三反”運動。它落實到民主黨派和高等院校教授群體，便成為一個反覆檢查個人政治立場、學術觀點和工作態度的思想改造運動。身為燕京大學哲學系系主任，同時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兼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員張東蓀[8]成為了運動的重點、民盟的焦點和社會的看點。在燕大與他一起列為改造對象的還有校長陸志韋，以及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在這三個人里，張東蓀的分量最重。對他的批判和處理，由統戰部直接掌管，毛澤東親自過問。
運動一開始，張東蓀就輪流在燕大歷史、哲學、國文、心理系（又稱小文學院）檢討，一次又一次，次次通不過。這也毫不奇怪。民主觀念浸入骨髓的他，從來就對“檢討、檢查”之類的做法非常反感，認為這是中共控制思想、侵犯人權的行為。鑒於張東蓀的“檢討不老實坦白”和“對群眾的批評置之不顧”，燕大以節約檢查委員會名義在2月29日這一天舉行了全校師生員工批評張東蓀大會，“討論他的三次檢討”。大會長達五個小時，共有二十五人發言。發言的內容顯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主要是對其清算歷史。
在這個大會上，有兩個人的發言引人注目。一是擔任燕大教務長的無黨派人士翁獨健，這個哈佛畢業的大蒙古史專家的發言，太令官方失望。總共不到二百字，講了不足五分鐘，只是希望張東蓀“真誠向人民低頭認罪”。另一個就是已經調到歷史系並有權代表歷史系教師發言的翦伯贊。他的講話辭鋒凌厲，暗含殺機，指認張東蓀所謂的“中間路線”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貫反蘇、反共、反人民的”。張東蓀敵視馬克思主義的言行，是他發言的中心主題。為此，翦伯贊列舉了以下事實作例證：（一）張東蓀在1931年出版的《道德哲學》一書里，就說“資本主義不會滅亡，共產主義不能實現。如實現則勞動者都就會餓死。”又說“把馬克思主義列為學說，乃人類之奇恥，是思想史上的大污點。”（二）在1934年出版的《唯物辯證法論戰》一書里，張東蓀說“馬克思派的企圖不但不會成功，其結果只弄成既非科學又非哲學的東西，終謂四不像而已。”（三）1946年出版的《思想與社會》一書里，張東蓀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民主的，結果必變成少數人的專制，而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除此以外，翦伯贊還揭發了張東蓀私下裏講“解放三年來一直覺得不自由”等言論。
翦伯贊的發言意義在於為張東蓀的歷史問題定下了“四反”（即反蘇、反共、反人民、反馬列主義）基調。伴隨翦伯贊等人系統的揭批，是不斷響起“徹底肅清反動親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的口號。中國民主同盟“燕大”分部的全體盟員立即要求上級撤消張東蓀在盟內外的職務。與此同時，《新燕京》校刊特意把張東蓀在《唯物辯證法論戰》（1934年版）一書的題辭——“如有人要我在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二者當中選擇其一，我就會覺得這無異於選擇槍斃與絞刑（柯亨語）。”重新公開。頓時，硝煙瀰漫，人心駭然。
疲憊不堪的張東蓀深受震動，他致函民盟中央（張瀾、沈鈞儒）表示如果群眾還不滿意他的檢討，自己願意再作一次更深刻的交代。其實，張東蓀心裏也清楚——哪裏是群眾（包括翦伯贊在內）不滿意他。不久，在張瀾家裏，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副部長邢西萍、由沈鈞儒和父親陪同，與張東蓀談話。張既表示悔悟，也說明許多揭發並非事實。接着，經過民盟中央召開的第二十五次會議，一致決議撤消了張東蓀的盟內職務。張東蓀又開始了檢查，一次又一次，次次通不過。突然，他的問題從“四反”變成了“特務”，由“思想改造”變成了“叛國罪行”。別說是翦伯贊，章伯鈞，就是張瀾，沈鈞儒也驚呆，嚇傻了。
至今張東蓀案件的內幕，誰也不清楚，連公安部長羅瑞卿都蒙在鼓裏。唯有一人是明白的。他，就是毛澤東。
和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一樣，像燕京大學這樣的教會學校也是必須改造的。改造的方式就是拆掉。
“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令父親萬萬沒有想到的是，1952年在官方進行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過程里，鄭天挺被調到南開大學，清華歷史系資格最老的雷海宗[9]教授，也被弄到了南開。接替鄭天挺出任北大歷史系系主任的，不是別人，正是翦伯贊。
作為翦伯贊的老友，父親為他高興，但同時又很替鄭天挺惋惜，對母親說：“鄭天挺從二十年代起，便在北大任教。三十年代，就任北大秘書長。抗戰勝利還是北大秘書長，兼任史學系主任。史學功底比老翦深，可南開的學術環境怎麼能跟北大比？可惜呀！他搞的不是馬列主義史學，位子自然要讓給老翦了。”
記得中學畢業的我決定報考大學文科的時候，父親還說：“除了報北大歷史系，你還可以報南開歷史系嘛，那裏有個鄭天挺。”
我問：“他的學問有什麼好？”
父親說：“他的學問是遵循嚴格的治史之道訓練和積累起來的。特別是清史研究，如果你要想知道清朝的禮儀、習俗，皇室的氏族血統和八旗兵之類的問題，就去請教他。”
父親還拍着胸脯說：“要是考上南開歷史系，我就修書一封，讓你去做鄭天挺的入室弟子。”
“幹嘛要入室？”
“入室弟子和一般授課，質量是大不一樣的。”
鄭天挺前腳剛走，翦伯贊即到北大赴任。上任之初，曾擔心自己領導不好這樣一個由三部分人（胡適舊部、蔣廷黻舊部、洪業舊部）合成的北大歷史系教師隊伍。但翦伯贊是統戰高手，有調和鼎鼐的功夫。很快，系裏的工作就上了軌道，大家相處也還不錯。當然，經過院系調整，包括北大在內的高等院校之所以依據中共的意志恢復了秩序，還有另一層原因——那就是通過政治思想改造學習運動，批判親美、崇美、恐美思想運動和三五反運動，高級知識分子已無人存有抗拒新領導的膽量和勇氣了。再說，他們之中誰不想保住教授的飯碗呢？後來，父親問向達。向達大叫冤枉，說：“誰敢給這四個人設鴻門宴！何況，我也不會去當舞劍之項莊哇。”
父親認為向達講的是老實話。
翦伯贊在行政領導工作方面還是順利的，無論老、中、青，他都能善處。但教學業務方面則顯現出和北大老教授的分歧。1952年秋季，系裏討論如何編寫中國古代史教材講稿。他主張按照自己的《中國史綱》的框架模式去編寫，任何朝代都先講經濟基礎，再述上層建築；在上層建築領域，先講政治，再說軍事、科技、文化。但不少教師心裏是反對的，覺得憑空地先講一些經濟現象，反倒使歷史的脈絡變得模糊不清，應當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社會的各種因素揉和在一起，做綜合性論述。為了讓翦伯贊放棄自己的主張，聰明的鄧廣銘搬出了由斯大林親自定稿的蘇聯官方頒佈的一個關於怎樣講授歷史的決議來。那上面明確寫道：不要把歷史講成抽象的社會發展史，而是要嚴格依照歷史的年代順序，具體講授那些豐富又具體的歷史事實，歷史現象，歷史問題，歷史人物等等。“蘇聯老大哥的權威畢竟高於翦伯贊的權威，這場爭論就因此而結束了”[10]。
把寬闊宛轉的歷史之河，拉扯成一條幹巴粗糙的社會發展線，其教學效果可想而知。我的好友、五十年代就讀於北大歷史系的曹女士說：“那時，老師講中國古代史，總是經濟基礎、階級鬥爭、農民起義那一套。講文化很少，甚至不講。但也有例外，鄧廣銘先生講唐史，就介紹了元稹的《會真記》，還興緻勃勃地吟誦了其中的詩句——‘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卻羞郎。’同學們聽得都入了神。我當時就把這首詩記住了，一記竟是四十多年。”
在把一部歷史削成一根冷漠樹榦的時候，鄧廣銘的授課，無非是修復出糾纏的枝葉罷了。
翦氏夫婦搬到北大燕東園后，父親去探望過他。
回得家來，父親高興地向我們描述了他的居所，說：“共產黨給他的待遇不低呀！一幢小樓，有專車，有炊事員，有保姆，有秘書。我看，這是官員的規格，而非教授的享用。”但父親又生髮出另一番感嘆：“中共對知識不見得重視，受重視的是政治。對人的評價也多是政治性的。”其實，中共給他的待遇還真是從政治出發。只不過那時的父親，不知道翦伯贊是中共黨員。
院系調整后，在知識界緊接着進行批判胡適、批判《紅樓夢》、批判胡風的運動。北大處在這些運動的中心，高級知識分子誰也別想跑掉。儘管翦伯贊在解放前也撰文批判胡適，但對於這樣一些帶有思想清洗和政治迫害性質的運動，身為系主任的他只限於政治表態、口頭髮言。運動的領導組織工作，均由系黨總支負責。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翦伯贊不能從容不迫且又遊刃有餘地協調和化解政治需要和學術良心之間的矛盾了。他畢竟是個學者、史學家。歷史的思辨能力賦予他洞察現實的眼光，善良的本性讓他保持着正直，而倔犟的脾氣又驅動着他發出了屬於自己卻並不怎麼符合政治要求的聲音。
比如，1953年他在作“訪蘇（聯）報告”時，說：“在衛國戰爭的嚴重時期，蘇聯的博物館工作者，也沒有停止科學研究工作，他們仍然積極進行考古的工作，研究藝術上的問題，並且不斷地提出爭取學位的論文，舉行學術性的專題報告。”——顯然，翦伯贊的這番話是針對中國高等教學機構和研究機構因政治運動而業務停擺的情況，有感而發。
又如，在1954年10月22日的一次院級領導會議上，他說：“關於學習蘇聯教學方法的問題，我原則上是同意的，但不是同意立刻按蘇聯辦法全部實行，江（隆基）副校長提出的變通之法，我倒是贊成的（按：江隆基提出北大各系貫徹蘇聯教學法可分成三種類型——①全部實行；②部分實行③暫不實行）。有人說我工作做得少，但我夜裏常常工作到十二點。不是為北大工作，也是在為國家工作。現在學校工作安排得太多了，影響了經常性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例如目前就有調整工資，修訂教學大綱，批判胡適，成立教學研究會等工作，使群眾感到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我建議：第一，不要為突擊性工作影響經常性工作；第二，不要因為外來工作影響本位工作；第三，不要因為未來的工作影響目前各種教學工作。就好象天天研究如何吃飯，而實際上沒有飯吃或吃得很少一樣。”
他還說：“領導希望我們一步登天，學習蘇聯要‘愈像愈好’。”又說：“如果給了我們木船，我們還要汽船，那是我們保守。但如果不給船，要我們泅水過去，那就是領導冒進了。教務處說我們過去對教學的專門化注意不夠是一個偏向，但我認為過去根本沒有力量搞專門化。”
此言一出，四座皆驚。有人立即將他的談話彙報上去。
可以說，在北大歷史系，腳踏政治、學術兩隻圈子的翦伯贊在竭力維護和保持兩者之間的平衡。這特別體現在對青年教師的培養上。他一方面引導他們學習馬列主義的具體理論，另一方面則強調對歷史資料的廣泛搜集。幾年下來，到了反右前夕，他領導的歷史系已經有了一批業務優秀的教學人才和骨幹。
1956年夏季，翦伯贊等人參加了全國人大代表在湖南省的視察。他專門考察了長沙市的文化教育工作，看得相當認真，但是越看越生氣。為了說出一肚子的不滿，在座談會上他特意拉上身份卻非同一般的章士釗。
翦伯贊的發言，可謂開門見山。他說：“我對文教工作大為不滿。這方面缺點是省領導忙於經濟建設，放鬆了對文教工作領導所造成的。例如，《新湖南報》就很少關於文化、藝術、教育等方面的報道，很單調（章士釗插話，說：對，對，我們要知道的，報上都沒有）。新華書店儘是宣傳品，自然科學書籍實在太少，連近代史資料都沒有一套。考古和文物發掘、管理方面，文化局就沒有管。文物發掘工作者發掘了七百箱文物，發掘后就封箱，所以考古工作者反映，這些文物是‘出土入土’。中山圖書館有五十萬冊書（一說六十萬冊），由於圖書館書庫不夠，分散在長沙、岳陽等地六、七處地方，有二十萬冊放在烈士公園一個要倒塌的潮濕房子裏，有的放在河邊潮濕的房子裏。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保管的一部分宋版、抄本等極有價值的書，因為沒有房子放，放在走廊上，任憑風吹雨打，一部分已經完了。據我了解，還有大批珍貴文物進了造紙廠和造銅廠。中山圖書館每月買書經費只一千多元，買不了好書，書庫又少。圖書館幾乎成了看連環畫的兒童閱覽室。因此，好像湖南人只要吃飯、吃肉，不要文化一樣。”說這些話的時候，章士釗在一旁不住地點頭。
他又接著說：“從教育方面來看，師範學院師生們反映圖書不夠，科學研究工作沒有條件。小學更糟糕些。我看了一個最壞的小學，牆壁出水，地下出水，光線不好、沒有操場，廁所靠近教室，許多小孩子因為沒有一角六分錢買葯，一肚子的蛔蟲。其他中學、小學有的也不像學校的樣子。”
一向喜歡民間藝術的翦伯贊談到湖南地方戲情況，竟激動起來。他說：“戲劇工作最糟糕。藝人們反映，沒有從人民政府那裏得到一點幫助（指私營劇團），得到的只是輕視和侮辱（章士釗插話，說：是，是）。省文化局一個副科長曾對藝人說：‘戲子、王八、吹鼓手，都不是好人。’有的戲院都快倒了，下雨天真的不敢去看戲。有的化裝室面對廁所。藝聯戲院藝人住的宿舍是一間大而潮濕的房子。一個房子住幾對夫婦，中間以蚊帳為界。有個劇團演《文天祥》，主角沒有宿舍，睡在走廊上。一個得獎的年青女演員金國純，很有天才。但每月收入只有十五元。這十五元她要買旦角用的粉、紅。每月吃不到肉和蛋。有個清唱館，平均每人每月收入四元。這個清唱館名為公私合營，但公家卻未管過。為什麼不管呢？可能是其中有些過去是妓女（章士釗插話，說：因為文化局幹部認為跟她們接觸是可恥的）。就是妓女也要管，這並不可恥。總的來說，在戲劇界存在三個矛盾：國營與私營的矛盾；幹部與群眾的矛盾；藝術與生活的矛盾。這是領導上對藝術的政治教育作用了解不夠所致。”
繼而，他提及湖南的少數民族情況。翦伯贊是維吾爾人，對中國的民族問題既有歷史研究，又保持着現實關懷。故此番視察，他去了有維族居住的地區。看后，心潮難平，語調沉重地說：“常德有一千多個維吾爾族人，有一個維吾爾清真寺，現在成爛泥坑。維吾爾人很傷心，曾經請示上級修理，但沒有批准。這說明憲法上規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假的！這次我去看了，心裏很難過，但還是向他們解釋了。有一個伊斯蘭教小學，是我小時候讀過書的地方。它現在和我以前讀書時一樣，沒有增加過一片瓦、一根柱頭，維吾爾人民說：不但沒有添加，還有‘五不’來限制。‘五不’就是不增加班次，不增添房屋，不增加經費，不增加教員，不增加學生。這簡直是要我們維吾爾族永遠落後。這個‘五不’實在不應該。常德專署專員問我：‘這次撤區並鄉，桃源楓樹鄉維吾爾族民族鄉是否也可以撤消？’我堅決反對！撤區並鄉不要太機械化了。我到老家桃源楓樹鄉去了。我去時，農民包圍了我。我只接見了解放前後都是貧農的人。我一問生活，大家就哭，說沒有飯吃，吃樹皮、野菜、菜餅、糠。原因是去年定產太高，徵收公糧后就缺糧。貧農就連糠也買不到，因為幹部說：‘糠不賣，要餵豬！’（章士釗插話，說：人還不如豬）。全鄉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飯吃。現在已經餓死了一個人。我問他們為什麼不找幹部，他們說怕幹部‘戴鋼盔’（即扣帽子）。有個老農民說：‘滿清時候的官還讓我們說話，現在幹部反而不准我們講。’（章士釗插話，說：現在還不如滿清啦）。我在鄉里給群眾解釋了黨的政策，說共產黨、毛主席是好的。農民說：‘共產黨、毛主席好是好，就是吃不飽。’我看到的人，都是哭臉。鄉里的房子越來越少，雞犬無聲。過去是機杼之聲相聞，現在一切副業都取消了。鄉幹部作風太惡劣，得罪了所有的貧農。我看一定要撤職。他們給黨帶來了太不好的影響，應該加以挽回——上面的話，我發誓，沒有一句誇大了的，而且我說的時候還沒有農民那樣激動。因為，我沒有他們那樣的情緒。當然這些話，我也不會拿到群眾中去講。”
最後，翦伯贊說：“我看有些人就有大漢族主義，不然，為何來個‘五不’呢？有大漢族主義，就會有狹隘的民族主義。雖然，兩者都是反動的，但狹隘的民族主義是為了抵抗大民族主義產生的。取消民族鄉，我就堅決反對。我要向中央民委反映這個意見。我是維吾爾族，我就有這種民族性格。”
翦伯贊講完后，章士釗遂作簡短補充：“文教部門我是同翦老去的。他講的話，我都同意，只是繁簡不同。總之，忙於經濟建設，頭緒紛紜。”言罷起身，語氣很重地說：“官僚主義很嚴重，簡直就是無政府狀態！”
這個分量很重的視察發言，被很快整理成材料反映上去。
陪同視察的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秘書長則對別人說：“農民在和翦伯贊談話時，可能有誇張，而翦伯贊不知道。”
一年後，即1957年的夏季，毛澤東發動了反右運動，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蜜月”正式結束。民盟、農工這兩個民主黨派，被毛澤東確認為運動的中心。身兼兩黨要職的父親，自然被置放在運動中心的中心。自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后，父親便到處接受批判。
批判會結束，身心疲憊不堪的他坐在沙發上發愣。愣上一陣子以後，又自語：“我怎麼就錯了？我這是錯在哪裏呀？”
無人回答。
一個下午，父親對母親說：“健生，我想請民盟的一些人，來家裏坐坐談談。”
話說到這裏，被母親一口打斷：“你還要座談什麼？”
母親的激烈，令父親吃驚。他瞪大眼睛，似乎想以同等激烈回敬母親，但很快平靜下來，苦笑着說：“你不要那麼急呀，聽我把話講完。”
“你說吧。”母親恢復了往昔的平和。
父親起身，站在母親的面前，說：“現在，大家都說我錯了。我呢，也口口聲聲說自己錯了。可我從心裏想不通，我為什麼錯了？我今年62歲，年過花甲。讀了書，留了洋，在政界搞了幾十年，也算得上是會思考、能想問題的人吧。可我現在怎麼也看不透老毛搞的這個反右！更想不通章伯鈞怎麼就錯了？講老實話，胡愈之的講話，吳晗的發言，我都用心聽了，通篇哪有一點道理，不是帽子棍子，就是扯歷史舊賬。連‘右’的事實都排列不清楚，更不要說分析我之所以‘右’的原因了。要我檢討容易，我現在不是就在天天檢討、處處認錯嗎？但我自己還是要想通問題。做不到全通，也要爭取想個半通。所以，我想請幾個人來，專門給我提提意見，幫助幫助我分析問題。你看怎麼樣？”
母親同意了。接着，母親和他一起商量到家裏來提意見的名單。當然，這裏面不包括積極投入反右運動、並領導民盟中央反右運動的史良、胡愈之、吳晗、鄧初民。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他們來了。其中有周新民，楚圖南，郭則沉，薩空了，共八、九人。自聽到父親要開這個“意見會”的決定，我也給自己做了決定——-一定要偷聽這個意見會，聽聽他們是怎麼給我爹提意見的。
太叫人失望了。我從大客廳的玻璃隔扇看去——個個呆坐着，呆到連眼珠都不轉一下，好似廟裏無言對坐的泥塑菩薩。白天在民盟反右批判會上，那義憤填膺的表情和抑揚頓挫的語調，咋都沒了？
我站在那裏半天，終於聽到薩空了的講話。他乾咳一聲，說：“伯鈞，我來給你提一條意見——你的政治生活不夠嚴肅。你我的交往很久了。你的知識，見解，氣度和能力，我是知道的，在座的也都清楚。就民盟這個範圍來說，你最突出的表現和成績，是在發起組織民盟和民盟被國民黨宣佈非法以後，這麼兩個階段。那時的你不怕風險，艱苦奮鬥，謙虛謹慎，也很能團結人，為了抗日反蔣和共產黨並肩作戰。新中國成立后，你當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的政務委員、交通部部長、農工民主黨的主席、民盟的第一副主席、《光明日報》社長，後來又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還在許多對外機構任職。我看你變了，首先是產生了驕傲情緒。覺得這個不如你，那個也不如你。驕傲的骨子裏是個人主義思想。你總以為自己是最正確的，是最被中共信任的。在民盟你和羅隆基長期不和，這裏面有政見分歧。應該說在建國以後，你和他的政見基本上是一致的，但為什麼還鬧矛盾？這就是個人主義對付個人主義了。羅隆基原本就驕傲，但凡不是留學英美的，他一律看不上眼。現在你覺得自己的地位比他高，好像共產黨也更信任你。於是乎，你也驕傲起來。民盟只要討論問題，特別是人事問題，你倆的私心就來了，鈎心鬥角。”
薩空了呷口茶，繼續說道：“驕傲情緒改變了你的工作態度以及日常作風。在重慶，在上海，在香港，你是最能幹的，也是最能吃苦的。現在呢？東搞搞，西搞搞。在交通部呆上一陣子，又去民盟開會。開完了，你對別人講：‘我還有個小攤子，需要去收拾。’包括我在內，民盟的朋友都知道，你所說的小攤子，就是指農工。農工，這是一個政黨！伯鈞，你怎麼能把它叫做小攤子呢？很不嚴肅。所以，我建議你通過這次政治運動，今後能嚴肅起政治生活來。”
郭則沉立即附和，說：“空了的意見，我很同意。他不講，我也會提這個意見。你的不嚴肅性還表現在愛逛舊書店，愛玩古董上。我看你對這些事情的熱情比對交通部、民盟或農工的熱情都要高。自己的工資花乾淨了，還跟公家借錢買古書和字畫。伯鈞，有句老話叫玩物喪志。你快到玩物喪志的地步了。”
此後，即使有誰講話，或零零落落，或支離破碎，再無人提出什麼像樣的意見。
周新民大概是最後一個講話的。他的態度有些猶疑不決，語句不很流暢地說：“伯鈞，現在你要大家給你提意見，恐怕一時也說不好。依我之見，關鍵問題還在於你的立場和態度。批判會上的發言是比較激烈的，但你要正確對待，細心體察別人的用意——忠言逆耳呀！”
顯然，這番講話是總結性的，也是暗示性的，暗示着——散會。
會散了。大家一致不讓父親送客，每個人匆忙離去，消失在夏夜庭院的濃蔭之中。
茶几上擺放的玻璃茶杯里的茶水，幾乎都是紋絲未動：滿滿的，亮亮的，綠綠的。前來收拾杯盤的女傭直心疼，不停地叨嘮：“早知不喝，我還不沏呢！可惜了的好茶葉。”
父親苦悶而沮喪，目光散散的。其實，父親真的是想聽取意見，內心隱藏着被理解的渴望，但民盟的這些老友什麼也沒給他。他感受到的是敷衍、搪塞、疏遠和冷漠。父親太可憐了。我不能躲在旮旯看着父親那可憐的樣子，便一腳從玻璃隔扇跨進了客廳，趴在他背後，摸着他的頭說：“爸，你們剛才的會，我都偷聽了。”父親沒責怪我，只是把我的手從頭頂拿開。
父親的氣度一向如山如海，思量事情皆出之以冷靜。這次可大不一樣了，冰窖似的寒冷，無名的惆悵，難堪，焦灼都一起朝他侵襲過來。他嘆了一口氣，對母親說：“健生，你聽見了吧，他們提的都是些什麼意見——私心，個人主義，工作不嚴肅，買古書，玩古董。好！這些我都承認，但這個缺點同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有什麼直接聯繫？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呀！”
母親無以為答。
我猛地從太師椅的背後，站到父親的跟前，大聲說：“爸，他們在這裏講的不痛不癢，就是想在批判會上說得你又痛又癢。”
父親笑了。說：“調皮是小愚，正經也是小愚。”
父親笑了，就好。
第二天的晚上，我在父親的書房玩。
他對我說：“去把你媽媽叫來，有件事要商量。”
母親來了，站立在大寫字枱一側。問：“什麼事？”
父親說：“想叫翦伯贊來一趟，請這個歷史學家分析分析我現在的問題。健生，你看怎麼樣？”
“好，太好了。”母親十分贊同。我特別高興，又能見到從娘胎里鑽出來就認得的翦伯伯了。
洪秘書馬上聯繫，得到的回話兒是：一定來，但最近很忙，具體會面的日子，通過電話商量。
這話，已經讓父親很知足了。一有電話鈴響，父親就豎起耳朵聽，聽聽是不是翦家打來的。隔了兩、三天的樣子，翦家的電話來了，說是當日下午來看章先生。父親按捺不住興奮！內心積攢了無數的話，無數個問。他自己要問個徹底，也要翦伯贊說個明白。
翦伯贊下午沒有來。父親坐不住了，東張西望，來迴轉悠。后翦家打來電話，說：晚上才能來。這樣，父親又催着開飯。於是，全家早早地圍坐於東屋圓餐桌，頂着盛夏火一般的夕陽，大汗淋漓地吃着晚飯。父親一句話不說，三刨兩扒地把半碗米飯吞下，甩下筷子走了。那樣子比情人約會還着急。
“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在銀白的月色下，庭院中的假山、影壁、柳樹葉，馬尾松，呈現出怪異的姿態，花也格外地香——那是兩棵高高的洋槐散發出來的。門鈴響了。聽到這聲音，不知怎地我一整天的喜悅，突然沒有了。而這時的父親，眼睛裏閃着光。
父親事先跟母親和孩子都打了招呼，誰也不準“參加會晤”，尤其是我。父親事先也跟洪秘書交代了：翦伯贊來，引至西屋。西屋是啥屋？是父母的卧室，從不接待客人。雖有兩張單人進口沙發，但那是供父母歇腳的。
不參加會晤，偷聽總可以吧。我躡手躡腳地溜到西屋，躲在磨花玻璃門後面。在明亮的燈光下，翦伯贊那極其漂亮的淺灰色西服和極為鮮艷的絳紫色領帶，差點沒讓我因吃驚而大叫！恐怕父親也沒見過老翦穿這套行頭。我想：端正正，新嶄嶄的，翦伯怕是來和父親告別的吧？再不，就是剛參加了什麼重要的外事活動，來不及改戲換裝了。
父親把民盟、農工以及交通部從整風到反右的過程敘述了一遍，又把自己從整風到反右的表現講解了一回。再把前兩日在家裏召開的“提意見會”的情況介紹了一番。翦伯贊仰頭閉目，靠在沙發上。精神顯然不夠好，但父親的每句話，他是聽進去了。
接着，父親問：“老翦，我不明白為什麼自己突然成了政治上的右派？而且，這個右是用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做註解的。”
翦伯贊不回答，眼睛卻睜開，望着雪白的天花板。
“老兄，我請你來，就是想求得一個答案。沒有答案，有個合乎邏輯、合乎事實的解釋也可以。”
翦伯贊仍未開口。
“老翦，你知道嗎？自從6月8號的《人民日報》社論登出來以後，我就不停地在檢討，承認自己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但是，在我的內心，沒有一分鐘是服氣的。在思想上，沒有一分種是想通了的。”
翦伯贊還是默不作聲。
父親有些激動了，站到他的面前，說：“我不揣測別人怎樣看待我，也不畏懼老毛會怎樣打發我。但我自己必須要把問題想通——”
翦伯贊唰地站起來，和父親面對面，帶着一股兇狠的表情，說：“你能做個老百姓嗎？或者像個老百姓，稱他為毛主席嗎？”
父親愣在那兒，一動不動。
翦伯贊捧起茶杯，一飲而盡。
“我叫他三聲主席，再三呼萬歲，他也不會視我為百姓。”父親的語氣凝重。
“講對了。你的問題如果能從這裏開始想下去，就想通了。”
父親大驚，問：“為什麼？”
“伯鈞，你知道自己現在的地位嗎？”說這話的時候，翦伯贊解開西服上衣的紐扣，在房間徘徊。不知怎地，我覺得他此時很激動。
“我知道——部長，兩個民主黨派的負責人，還有政協副主席。”
翦伯贊直視父親，說：“不，你現在是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搞明白了嗎？”
“我不這樣看自己。”
“你是不是這樣看，已不重要。事實如此。”
“事實如此，那又怎麼樣呢？”
翦伯贊一手扶牆，背靠着父親。聽到這個問話，猛地轉過身來，正色道：“你怎麼還不明白？愚蠢到非要叫我說穿？”
“要說穿，因為我現在是最愚蠢的。”
“我問你，‘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是個什麼含義？”
“什麼含義？”
“含義就是你們的關係變了。從前你和他是朋友。現在是——”說到此，翦伯贊有些遲疑。
“現在是君臣關係？君臣！對嗎？”父親毫不猶疑地替他把話說完。
翦伯贊不說對，也不說不對；不點頭，也不搖頭。
始終站立的父親，緩慢地坐進了沙發。自語道：“懂了，全懂了。我們只有‘信’而無‘思’，大家只有去跪拜……”
翦伯贊的三言兩語，像一隻古舊卻依然管用的探海燈，在父親眼前頓放光明。這使得由毛澤東掌舵的社會主義政治艦艇浮到了水面，面目獰惡可怖。而父親和羅隆基這些人立於礁石之顛，還在歡呼雀躍。殊不知航道已改，礁石四周皆為絕壁懸崖。
父親拍着寬大的沙發扶手，說：“可笑之至，愚蠢之至。我居然還請民盟的朋友來提意見。”
翦伯贊很快結束了談話，並告辭。
臨歧握手，曷勝依依。翦伯贊愴然道：“半山新村的日子沒有了。”
父親說：“我很感謝，很感謝。”
是夜，月色如鏡。我懂事了，也失眠了。君臣之說，讓我感到父親的未來定是凶多吉少。
夜深了，只見父親披衣而起，走到庭院，惶然四顧——明知眼前一片汪洋，卻無所之。
是呀，自古以來中國文人的抱負都建立在君主的依附上。但對歷代君主的認識和君臣關係構成的矛盾，又是他們事先缺乏思想準備的。包括像父親、羅隆基這樣的政治型文人，在參政前對君聖臣賢的關係也都存有不少想像的成分。而參政后，才在屢屢挫折中丟掉幻想——原來君與臣之間的不協調是絕對的。自己不是工具，便是點綴。所以，文人的責任感愈是強烈，遭到的打擊也愈發的慘重。
翌日，父親吃早飯時，情緒頗好。對母親說：“希望已絕，人倒安心了。”
我聽不大懂，遂問：“什麼希望？”
“還想當個左派的希望呀！”說這話的時候，父親臉上竟泛出微笑。
又過了兩日。晚飯後，見父親沒有到庭院乘涼，搖扇。便跑到書房去看他，想拉他到院子裏散步。
我一把將父親看的德文書闔上，用嘴對着他的耳朵悄聲說：“爸，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
“那天翦伯伯和你在西屋的談話，我都聽見了。”
“你怎麼聽的？”
“還是偷聽的唄！”
父親無責言，亦無怒色。
我又說：“爸，翦伯伯會不會把那晚上的談話，彙報給統戰部？”
如冰水激膚，父親的手有些顫抖。他用一片憐愛的目光打量着我，說：“也許會，也許不會。你想的這個問題，我居然沒想到。”
我說：“我們同學裏面，就興思想彙報，而且專門彙報別人。”
書房裏寂無聲息，與父女為伴者，熒然一燈。我和父親甚親，而心甚戚。
父親注意到，在7月14日——24日中國科學院召開的批判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即章（伯鈞）羅（隆基）以民盟中央名義制定的《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座談會上，與父親私交極深的院長兼會議主席郭沫若開口一個章（伯鈞）羅（隆基），閉口一個章羅地批判着。而翦伯贊的通篇發言，一個右派的名字也沒點。在發言結尾處，竟這樣講：“我們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包括我在內）在大鳴大放期間都說了一點，走了點火，雖然大小程度各有不同，是不是都算右派呢？不是的。我的動機目的是要搞好研究工作，對黨提些意見，雖然過分一些，偏激一些，不要緊，只要動機是好的，不是想搞垮黨，搞垮社會主義，相反的是想搞得更好，那麼言者無罪，而且今後還可以講……”
到了9月18日，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會科學界批判右派的大會上，翦伯贊所做的題為《右派在歷史學方面的反社會主義活動》的長篇發言裏，調子大變。他說史學界“有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他們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抗拒馬克思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這些人在過去幾年中尚有所顧忌，在章羅聯盟發動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前後，就明目張胆地發表了各種謬論，並假借學術名義對共產党進行政治性的攻擊活動，徹底暴露了他的本來面目。”接着，他把揭發批判的矛頭，對準了學術威望很高的雷海宗、向達以及榮孟源。[11]
那時的中國奉行“一邊倒”政策。蘇聯什麼都是對的，老大哥的什麼東西都是好的。而雷海宗，這個在西南聯大就出任歷史系系主任的教授卻不買賬。他說：“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太薄弱，太貧乏。”“蘇聯歷史科學水平之低，是驚人的。蘇聯學者的著作，在資本主義學術界看來連評論的資格也夠不上，可以說不是科學作品。……最近六十年來，世界（指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科學仍在不斷的有新的發展，不斷地增加新的材料，對舊的材料不斷地有新的認識、新的解釋。但這些對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界來說，等於不存在。我們今天仍滿足於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的認識條件和資料條件下對問題所做說的個別的語句。”還說：“中國知識分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進而又說，解放后出的書（指史學方面的書）“沒有什麼可看的，內容貧乏，邏輯混亂。沒有什麼學術價值，讀了使腦筋僵化。”——雷海宗的言論，被翦伯贊指認為是“帶着舊史學所屬的階級利益和最惡毒的敵意，向馬克主義史學進行了瘋狂的公開的進攻。”
翦伯贊批判的重點對象是同校同系執教的向達。他着重揭發了向達對黨的領導的攻擊性言論。揭發向達把中國科學院一些行政幹部比喻成“張宗昌帶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形容我們的“科學家是街頭流浪者，呼之則來，揮之即去。”“而現在的史學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瀾的宗派主義分不開的。”尤其不能讓翦伯贊容忍的是向達提出的解放后“歷史學只有五朵金花”的觀點。向達所指的五朵金花，就是中國歷史分期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農民戰爭問題，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翦伯贊說向達討厭這五朵花，“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這五朵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開出來的花朵。”或許是為了進一步揭示向達鄙視靠馬列做學問的“陰暗心理”，翦伯贊舉例證明，說：“北大老教授湯用彤在《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時，做了個後記，裏面說到自己‘試圖用馬列主義的觀點指出本書的缺點’。向達看了則說：‘這是降低身份。’”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向達所指的史學“五朵金花”無一不滲透着翦伯贊的心血。
專攻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榮孟源，是個老革命，且來自延安。翦伯贊對他的批判也同樣無情。因為榮孟源的觀點既牽涉到史學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問題，也牽涉到翦伯贊自身的治學之本。榮孟源反對“以論帶史”，主張編年史要繼承中國的歷史傳統，做到“直言無隱”。他在《建議編撰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資料》一文里寫道：“目前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除原始資料之外，多是夾敘夾議的論文。論文固然是必要的，但以論文來代替一切，那就妨害了歷史科學的研究。”
翦伯贊雖為北大歷史系系主任，但他一向關注全國史學界的走向和風氣。他從雷海宗、向達、榮孟源的言論里，察覺到抵制以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研究歷史的動向。這樣的問題，對翦伯贊而言，自屬於大是大非了。從一種權威理論的自負出發，也要責無旁貸地為馬列主義史學進行規範性解釋。故翦伯贊激烈指責他們。
最後，翦伯贊表明自己是站在左派郭沫若一邊。他說：“正像郭沫若院長所說的‘學術研究是一回事，假借學術研究的名義，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又是一回事……，史學界的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所進行的活動，實質上不是學術活動，而是章羅聯盟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陰謀的一部分。不是學術上的唯物與唯心之爭，而是為了根本改變歷史科學的方向向替資本主義的復辟鋪平道路。”
《光明日報》對這個批判會做了報道。父親讀罷，對母親說：“老翦的調門全變了，怕要保護自己過關吧！”又道：“何苦要借政治批判為自己的學術研究正名呢？揭發向達看不起自己的馬列主義史學，能證明什麼政治問題？這樣就能抬高馬列主義史學？我看效果是適得其反。倒叫那些老學者更瞧不起他了。”
與翦伯贊的行為表現相反，當雷海宗的右派言論揭發出來，並被《人民日報》加了按語發表后，北京大學的教授羅常培、游國恩乘着到天津出差的機會，特地去看望了他，表示慰問。游國恩還以俞平伯的經歷，來寬慰情緒低落的雷海宗。
反右運動收場以後，父親在全國政協禮堂碰到了向達。
面帶歉疚之色的父親，說：“都是我連累了你們這些做學問的人。”
“伯鈞先生，你怎麼這樣說？不過我成為右派，你那位老友是很出力的。連‘鴻門宴’的事，都翻出來了。”
父親吃驚不小。翦伯贊對向達所表現的狹小氣度，是他萬萬沒有料到的。父親繼而又問向達戴帽處理的情況。他告訴父親，自己是降職降薪。無黨派人士的向達，在史學界的地位很高：北京大學一級教授，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即考古所）副所長（所長陳垣）。現在這些職務統統“擼”光。
“也好，我今後專心做學問吧。”這是與父親握別時，向達說的最後一句話。
說者平淡，聽者沉重。好在向達很快就摘了帽子，據說周恩來是打了招呼的。消息傳出，父親高興了。說：“共產黨到哪裏去找向達這樣的高級人才？”
我問：“他怎麼個高級法？”
父親扳着手指說：“向達精通中外交通史，西域史，唐史，敦煌學，還能編蠻書，搞翻譯，對中國美術、壁畫也是很有研究。”
“共產黨把這樣的人都搞掉，好像不太划算。”
父親哈哈大笑，說：“我的小女兒不錯，會想點問題了。這個問題現在還看不出來，時間久了。共產黨就會發現運動過後，剩下的是些什麼人。”
“剩下什麼人？”
父親瞪大眼睛說：“剩下業務上的平庸之輩，政治上的應聲蟲。”害怕父親再捅簍子的母親沒有反駁，狠狠地“掃”了父親一眼。
1957年夏季的翦伯贊在思想上是必須堅守比冰還冷、比鐵還硬的黨性原則。在行為上，他必須義無反顧地積極投入：在公開場合表態，寫批判文章，在批判會上發言。儘管那時的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已經看見隱藏在“開國氣象”後面的霸道，儘管對此後開展的一系列思想改造、政治學習產生反感與抵觸。但是通過這場領袖親自出面、執政黨衝鋒在前、且充滿陰謀和卑劣的反右運動，他們只能放棄公開的抵觸和反感。為保護自己或表示歸順，或接受洗禮。反右鬥爭使民主黨派全線崩潰，知識分子悉數繳械。反右運動還協助毛澤東完成了共產黨對學術的絕對領導權，達到了包括史學在內的當代社會科學尊奉共產黨政治思想原則與紀律的目的，滿足了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統一中國大陸知識界的意志。因為對於毛澤東這樣來自農村的領袖來說，光有民間信仰和底層擁戴是遠遠不夠的。
反右運動後期進入處理階段時，有人發現：北大歷史系划右戴帽的人要比中文系少得多。究其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條——除了對向達等人的批判，翦伯贊這個系主任沒有更多地涉及教職員工。翦伯贊畢竟和絕大部分的中國文人一樣，本性善良。但環境的、現實的、生活的、生存的以及組織的、思想上的原因，不得不把善或隱匿或放逐。在強大而急切的政治需要面前，被迫地卻又是清醒地、積極地卻又是有限度地棄置良知。作為史學家的他，恐怕已經認識到對黨的忠誠在本質上，意味着程度不同的出賣——既出賣了無辜者，也出賣了自己。如果說，把一場政治運動比做一個大合唱。翦伯贊即使無意於做一位出色的歌手，也必為歌者——為黨而歌。然而，歌里承載着他內心的情感和思慮。歌里，還帶着心靈的顫抖。也許在強權環境裏，人性的微妙和思想的複雜在於一個人獨自在宏大政治舞台上，表演着悲與喜的雙重角色；在於一瞬間完成善與惡的交替。
1959年秋，父親和翦伯贊重逢在東安市場裏面的吉祥戲院。這是反右後的第一次會面。那晚演出的是福建莆仙戲，戲名叫《團圓之後》。寫的是一個書生金榜題名，衣錦還鄉。本該闔家歡樂，不想悲劇卻由此開始。戲的結尾，是滿台的絕望和死亡。我和母親看得唏噓不已。父親也很不平靜。
母親邊擦淚邊退場，忽聽後面有人在叫：“健生。”
回頭看去，是翦伯贊夫婦，他們的一個兒子跟在後面。
我第一個迎了上去，大喊：“翦伯伯！翦伯母！”
翦伯母和母親相擁在一起。
翦伯贊趕忙和父親握手，問：“伯鈞，好久不見了。你的生活怎麼樣？”
“還好。”父親答。
“還好，就好。”
“深松寒白石，僻路到人稀。”北京的秋夜，天空如洗，月色如銀。他們並排而行，說著話，親切又悠閑。其餘的人都有意拉在了後面……
不久，父親在報紙上讀到了翦伯贊的觀劇感——《在貞節牌坊的背後》。
反右鬥爭的勝利，為中共確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絕對領導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思想權威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這時，周揚適時提出了編寫高等院校文史各學科通用教材的任務。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翦伯贊，自然成為這方面工作的重要領導者。而這也使他的學術活動達到了高峰。這部教材取名為《中國史綱要》，是一部力圖將歷史唯物主義融會其內的中國通史。出版后，受到周揚等人的稱讚。與此相適應，翦伯贊也取得了在史學界近乎權威的地位。官方任命他為中共北京大學黨委委員和副校長，並公佈其中共黨員的身份。翦伯贊是在1937年由呂振羽介紹參加共產黨的。為統戰工作的需要，他一直隱瞞身份，1949年後亦如此，只與李維漢夫婦保持單線聯繫。在江隆基調入北大任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后，即由江隆基和他進行組織聯繫。其實，他剛進城暫時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任教，由於說話比校長陸志韋還硬氣，已有不少人懷疑他是個中共黨員。
自1959年以後，國家的政治經濟形勢進入了極其嚴峻的時期。人人空着肚皮，個個唱着高調。教育界以行政方式推行“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學生視教師為對頭。資格越老，學問越好的教師，就越是死對頭，搞什麼“拔白旗”、“批白專”運動。把老師搞倒了，學生自己編教材。典型的事例，就是北大中文系學生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倒退之行和激烈之態，無不受到官方的默許和鼓勵。中山大學的王季思曾對我和其他搞戲曲史論的同事說：“（19）59年大學裏掀起學生寫教材的熱潮。人們常說荒唐夢，這樣的事比夢還要荒唐。我私下裏對北大王力先生講：‘現在教育界的情況是，教授不如大學生，大學生不如中學生，中學生不如小學生，小學生不如幼兒園。’想想吧！這是多麼可怕的愚昧。”
在官方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和“厚今薄古”的方針指引下，史學已將其本質抽剝到一種“武器”的特性解釋。各種各樣的觀點及做法，便接踵而至。有人主張要以階級鬥爭為紅線貫穿中國歷史；有人提出要打破封建王朝體系，以農民起義為綱；有人要求“以論帶史”。乍一看，還以為史學界的學術思想十分活躍，實則，它已成為另一場政治狂飆的前奏。翦伯贊是主張教育為政治服務的，但他決不能容忍教育如此低級地伺候於政治，服務於某項政策。翦伯贊是主張學術要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立場，但他絕不能容忍學術如此卑賤地跪拜於權力。對於那時的教育革命和史學革命的種種做法，他有投入，有參與，有調適，但也有不滿，有抵制，有排拒。其思想衝突非常激烈，內心變化也十分複雜。畢竟政治難以取代常識，環境無法窒息心靈。可以說，到了六十年代，翦伯贊的思想發生了明顯的轉折。
毛澤東說“在中國封建社會裏，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恰恰在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上，翦伯贊主張“應該歷史主義地對待農民戰爭。”他說：“農民反對封建壓迫、剝削，但沒有、也不可能把封建當作一個制度來反對。農民反對地主，但沒有、也不可能把地主當作一個階級來反對。農民反對皇帝，但沒有、也不可能把皇帝當作一個主義來反對。……農民建立的政權，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權。”並進一步說：“王朝和皇帝是歷史的存在，是不應該塗掉的，用不着塗掉的，也是塗不掉的。”
毛澤東說：在封建社會中，“只有農民和手工業工人是創造財富和創造文化的基本的階級。”翦伯贊認為，必須承認和肯定秦始皇修長城、隋煬帝開運河的功勞。他說：“築長城、治黃河、開運河都是當時的勞動人民的勞動。秦始皇沒有挑土，隋煬帝沒有挖運河，但是他們卻是這些巨大工程的發動者和組織者。”
翦伯贊對史學革命后的無產階級階級史學陣地，可謂痛心疾首。他的評價是：“內容豐富多彩、具體生動的歷史變成了單調、僵死和乾燥無味的教條，變成了一片沙漠……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個時期似乎成了一種風氣。總的說來，片面性，抽象性，簡單化，絕對化，現代化，是這幾年歷史教學和研究中突出的缺點。”
在北京、南京、上海、蘇州等地，翦伯贊不厭其煩地大講“歷史主義”，說“除了階級觀點以外，還要有歷史主義。”他批評有的人為了表示站穩立場，“把中國古代歷史說得一團漆黑……簡直用階級成分作為評論歷史人物的標準。很多歷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為別的什麼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出身於地主階級。”
對很多具體問題，翦伯贊毫不隱晦自己的觀點。他多次參觀和審查歷史博物館的陳列，常常是大發議論，甚至是邊看邊議。他說：“要通過具體歷史實際來提原則理論，不要以理論原則來套歷史實際。”
官方博物館給誰陳列畫像，一向屬於重大問題。對此，翦伯贊說：“現在博物館的歷史人物畫，沒有一張是歷史畫。”並建議：“乾隆皇帝也應加入，沒有他就否定了疆土。即或左宗棠也可考慮一下，沒有他則新疆早已脫離祖國。……所提朱熹，我以為應當進去，當時他的時代是容許他唯心的。”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翦伯贊極為稱許的歷史人物竟是玄奘。他動情地說：“玄奘這麼一個最大的翻譯家，不僅是空前，而且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翻譯過那麼多。他是最大的冒險家，最大的思想家，唯識論，在印度壓倒一切。這個人胸襟開闊的很，智慧很高，膽子很大，毫無名利思想，到死前二十七天還在翻譯。找個美術家，好好畫一畫。玄奘像，頭應該大。現在的像，既不夠大知識家，也不夠冒險家，這樣又很庸俗無用。玄奘的說明，看不出他是唐代的一個高僧。我以為這是人所共知的事，用不着避諱。說他是一個高僧也不貶低他。宗教不一定是壞事。”
六十年代的翦伯贊很想效仿司馬光，編寫一部像《資治通鑒》那樣的史著。着手如此浩大的編纂工程，當時北大歷史系有的是人手，沒有的是環境。毛澤東站在政治的巔峰，整日價呼風喚雨，對知識分子批來斗去。哪裏有安定？何處尋寂靜？1949年前的翦伯贊，能夠腳踏政治、學術兩個圈子。可到了六十年代，他已經無法將政治與學術聯繫在一起了。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父親和他在內蒙的一座新興小城，作了最後的會晤。
1961年的夏季，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中央統戰部請了一大批高級知識分子去內蒙的海拉爾市避暑。其成員的政治面目各色各樣，有左派骨幹，有右派頭目，有純粹學者，還有統戰幹部。父親被容許帶着全家前往的。
海拉爾的夏季，涼熱宜人，風景大佳。對嬌綠之草色，聽雲端之鳥鳴，心曠而神怡。我們安頓下來后，別人成群又結隊，父親則獨來又獨往。即使有個別熟人在走廊、花園、餐廳里相遇，也無非是一張冷漠的面孔，重複着陳腐的套話。父親索性一個人看書，一個人散步，行所當行，止所當止，無欲無染。右派中唯有龍雲常來閑聊。抗戰的往事，是他們永恆的話題。後來登門的，是中共幹部閻寶航。張大帥及其諸公子是二人持久的談資。
一日下午，突然有人敲門。母親邊說：“請進！”，邊去開門。
見翦伯贊立於門外，全家都傻了。
“翦伯伯！”我跑過去拉着他的衣袖，不放。
“伯鈞，我特地來看你。”
“老翦，你怎麼來了？”父親喜出望外，興奮不已，像分離很久的兄弟驟然晤聚。是呀，現在人人都忙活着緊跟形勢、渴望着脫胎換骨，有誰還記得含淚滴血的故人。
翦伯贊告訴父親：前不久，國家建立了一個民族歷史研究工作指導委員會。經李維漢提議，受烏蘭夫邀請，組團訪問內蒙古。他知道統戰部搞了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來這裏避暑，便要了個名單。一看，上面有章伯鈞三個字，便決定要來看一看。
父親問：“你還要看誰。”
“誰也不看。”說罷轉向我，問：“小愚，還記得我家的鍋巴嗎？”
我還沒來得及回話，母親的眼圈驀地紅了。
“記得，記得。”我說：“翦伯伯，我怎麼會忘了呢？”
“記得就好。”翦伯贊笑了，又問父親：“這幾年，你的情況怎麼樣？”
“如老僧守廟。”
翦伯贊點點頭，他或許能體味出這僧人般空寂底下，所隱藏的失落、恥辱、容忍，以及被極度壓制的自由意志。
“民盟的情況呢？”
“你以為民主黨派還有起色？人在世間，夢在天上。幻想是逐漸滅亡的。而令我最痛心的事，莫過於看它生長，又看它滅亡。”緊接着，父親提高了音調，說：“這個問題，你應該去問李維漢。”
翦伯贊對母親說：“健生，這次和你們一起來的還有許多老朋友呀，大家又見面了。”
父親不等母親開口，即道：“我和健生還有什麼朋友？包括潘光旦、費孝通在內，無不是前車剛覆，戒心猶在。可憐！我能體諒他們。中國從古至今，都是專制的大舞台。何況老毛從來自操威柄，一路強攻過來。把大家都弄成弱者，剩下的那個強者又有何用？現在又興搞什麼大躍進，放衛星，趕英超美。只有無知者才信這些毛氏奇迹。知識分子中即使有人不滿，充其量也只能是腹誹耳議罷了。老翦，你是個史學家，該思考和研究這些問題。現在不思考、不研究，將來發生的事，恐怕連思考的時間和研究的餘地都沒有了。反右對民主黨派而言，就是個大教訓！”
翦伯贊聽父親這樣的議論，一句也不反駁。
客廳里出現了停頓的寂靜。我面對着翦伯贊而坐，發現他竟也老了許多，頭髮更白了，抬頭紋像刀刻一般，眼睛深陷，目光透達而憂鬱，又像是在質疑什麼。
我想打破這個沉悶的局面，便問：“翦伯伯，你好嗎？”
“我不好！什麼都不好！”他在說這話的時候，口氣惡狠，目光怨毒。猶如一鍋沸水渴望着橫溢和宣洩。
我又說：“我當初考大學的時候，報考的第一志願就是你的北大歷史系。”
話剛出口，胸揣怨火的他，大聲喝道：“學什麼歷史！考什麼歷史系！現在歷史系的學生連句子都斷不來。教育一塌糊塗，史學一塌糊塗，社會更是一塌糊塗。我看，沒有什麼事情是好的。”
父親說：“聽說，北京大學也要搞人民公社，把個大學辦成科學、教學、生產、軍事、勞動的聯合基地。老翦，是這樣嗎？”
“什麼基地？都是放屁！現在是工人不像工人，農民不像農民，學生不像學生，教授也不像教授。”
一切都啞默了，誰也找不出話題來。激動又驚駭的父親，圍着沙發踱來步去。
突然，翦伯贊直聲對我說：“小愚，你出去。現在是我有很多問題想不通，要和你父親談談。”顯然，面對高舉三面紅旗的社會喧鬧和政治盛景，他感受到的是殘破與不安。引起內心痛苦的，可能遠不止這些。
父親連連向我揮手，我乖乖地出去了，拿着一本小說，坐在庭院安放的木椅上，等着，想着。
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翦伯贊從招待所的大門匆匆走出。
我趕忙跑回房間。母親正在收拾喝剩的茶水，父親則一語不發地瞧着窗外出神。
我問父親：“你和翦伯伯談得好嗎？”
“好。”
我想，一次會晤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翦伯贊已經在光彩的照耀和周遭的破敗對比中，找回了自己；從政治需要的從屬關係中，剝離出屬於學者自己的本質。像晨曦夢回時的一彎曉月，散發著清朗、遼遠和莊嚴。
其實，翦伯贊對問題是想通了的，是有答案的。答案就在心裏。
有人[12]把翦伯贊一生的史學研究，分為在野期（1940—1949）和在朝期（1949——1966）兩個階段。認為他在野期的史學研究，以史料學的探索最富學術意義。在朝期則是一手改造舊史學，一手建立切合中國現實的馬克思主義的新史學。由於“他的史學活動，無論是批封建主義的史學，還是斗資產階級的史學，其字裏行間都瀰漫著‘以論帶史’的氣息。”[13]故而受到專業史學家的冷淡。他剛到燕京大學，有的教授曾以輕蔑的口吻，故意大聲問道：“誰是翦伯贊？我們沒聽說過。”
事情到了三年困難時期，也就是與父親海拉爾會晤的前後，翦伯贊文章的鋒芒已更多地指向了“左的幼稚病”。他在1959年至1963年寫出的三篇文章（即1959年的《目前歷史教學中的幾個問題》、1961年的《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1963年的《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明確提出“片面性、抽象性”和“簡單化、絕對化、現代化”是泛濫於歷史教學和史學研究中的嚴重缺陷。而他所倡導的“歷史主義”雖志在與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相結合去解決中國歷史上的具體問題，但治史當從史實出發，史家當根據史實、按特定歷史條件研究分析歷史的論述，無論其精神實質，還是實踐效果，都是“出類拔萃，遠非郭（沫若）老、范（文瀾）老所能匹敵。”[14]
1962年，雷海宗去世。噩耗傳出，令所有聽過雷先生課的人，無比哀痛和惋惜。這個學貫中西、博大精深的右派教授，同時能開“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中國商周史”、“中國秦漢史”、“史學方法”等四、五門課程。這個從不備課、從不講究教學法、想講什麼就講什麼的右派教授，以磁石吸鐵的力量吸引着無數青年教師和學生。連學問好、資格也老的同行劉崇鋐都極其推重他，稱其為大學問家。並對自己的學生說：“要好好聽雷先生的課，他講的歷史課，有哲學意味。我做不到這一點。”[15]
划右後的雷海宗，後來只在《歷史教學》上發表一些教學參考性文章。
去世的那年，他55歲。
幾年後，“文革”爆發，導火索是被史學家吳晗的一出京戲《海瑞罷官》點燃。火苗竄出，翦伯贊不明底細為吳晗辯護，對前來採訪的《文匯報》記者說：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牽強附會”，態度極粗暴，完全是對吳晗的污衊和陷害。“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史學家的翦伯贊，偏偏不知。沒過多久，聶元梓的大字報吹響了文化大革命的號角。北大歷史系第一個被揪出來、被批鬥的就是翦伯贊。罪名是“黑幫分子”加“反動權威”。向達、邵循正、周一良、鄧廣銘、楊人楩等人也都統統劃為“牛鬼蛇神”，打入牛棚。
向達是右派，算有“前科”，受罪挨罰最多。他早有思想準備，曾對家人交代：如有三長兩短，不要意外和驚恐。果然，於數月後，死在勞動場所。發病時，北大革命師生無人為其呼救。那裏，也無醫院。
死訊傳出，父親聞而惻然，哀嘆不已：“是我害了向達。沒有57年的事，他不會受這麼多的苦！”
翦伯贊仍在北大。萋萋之纖草，落落之長松。他像草又似松，在寒風中苦苦掙扎。只要能掙過來，再不幸，也值得。社會的涼薄殘酷，人生的孤凄無援，都掩埋於恬靜、堅毅而又蒼老的外表之下。
一次，孫兒翦大畏從南方跑到北京去探望他。進門便喊：“爺爺。”
他坐在椅子上，頭也不轉，只問了一句：“是大畏吧。”便不再說話，像一尊佛，參透了生死貴賤和榮辱。
1968年10月，在中共舉行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說，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也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老人家還以翦伯贊、馮友蘭為例。說，今後還得讓他們當教授，不懂唯心主義哲學就去問馮友蘭，不懂帝王將相歷史，便去找翦伯贊。又言，今後在生活上可以適當照顧。北大軍宣隊在向馮、翦傳達了“最高指示”后，還把翦氏夫婦遷移到燕南園的一幢小樓，獨家居住。他倆住樓上，派了個為他們服務的工人（杜師傅）住樓下。這時，誰都以為翦伯贊被毛澤東解放了。翦伯贊也以為自己獲得了解放。
萬萬想不到：沒過一周，致命之禍降臨到他的頭上。致命之物不是別的，正是翦伯贊長期從事的“統戰”。可以說，他為統戰獻身，統戰讓其送命。事情曲折複雜，核心是關於劉少奇的定案問題。1968年尚未廢黜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已內定為“叛徒、內奸、工賊”。具體罪行之一是曾與蔣介石以及宋子文、陳立夫勾結。三十年代在蔣、劉之間周旋的人，就是諶小岑、呂振羽和翦伯贊等人。於是，他就成為劉少奇專案組所搜取的有關此事的證據，或許還是唯一的證據。1968年12月4日劉少奇專案組的副組長，一個叫巫中的軍人帶着幾名副手，氣勢洶洶地直奔燕翦南園。巫中向翦伯贊指明開始於1935年的國共南京談判是劉少奇叛賣共產黨的活動。翦所講述的事實真相，巫中予以否認，並說：“這個罪行黨中央已經查明，判定劉為叛徒、內奸、工賊。不久將在“九大”公佈。你只要就這件事寫一份材料。加以證明，再簽上字，就沒你的事了。”[16]翦伯贊再次否認那次談判劉少奇有陰謀活動。
最後，巫中說：只給你三天的機會。三天後我再來。
12月18日下午，巫中帶着一群人又來，審了近兩個小時，翦伯贊拒絕作出違反事實的交代。巫中猛地從腰中拔出手槍，往桌上一拍，說：“今天你要不老實交代，老子就槍斃了你！”
翦伯贊閉口不語。
巫中衝到跟前，把手槍頂在翦伯贊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說，不說馬上就槍斃你！”
革命一輩子的翦伯贊，從未經受過如此恐怖的革命。他卻依舊回答：“我沒什麼可以交代的了。”
為了繼續恐嚇他，巫中拿出筆記本寫了幾個字，交給同來的人（所寫內容是叫他們先回家吃飯，再開車來接自己）。讓翦伯贊誤以為是叫人來實行拘捕。即使如此，在巫中獨留的時刻，他依然拒絕交代。
儘管巫中空手而歸，翦伯贊卻已有輕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澤東說要給他出路，事實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來都是假的，虛的，空的！
絕望之心，生出決絕之念。
第二天，人們發現翦伯贊夫婦服用過量“速可眠”，離開了人世。他（她）倆平卧於床。二人穿着新衣服，合蓋一條新棉被。在翦伯贊所着中山裝的左右口袋裏，各裝一張字條。一張寫着：“我實在交代不去（出）來，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張則寫着：“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一個堅毅頑強的人，就這樣驟然消失。翦伯贊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成果可能多有不足，但他的靈魂潔白如雪。古人云：進不喪己，退不危身。進不失忠，退不失行。——這是一個很高的行為標準和道德規範。絕大多數人是做不到的。翦伯贊做到了，以生命為證。
賢淑嬌小的戴淑婉也跟着走了。幾十年來，作為婦道人家，柔弱的她只存在於小家庭。但在人生結尾處，竟是那麼地耀眼。“柔軟莫過溪澗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聲。”她以死鳴不平。
翦伯贊的自殺和字條，又像個死結打在我的心口，一直想解開，又一直解不開。對此，我請教了許多人。解釋也是各種各樣。翦伯贊的死，是對以暴力做後盾的中國一系列政治運動的無聲抗議，更是對眼下這個以暴力為前導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而手書的“三呼萬歲”又是什麼呢？——是以此明其心志，為子女後代着想？是對文革發動者的靠攏，在以死對抗的同時，表示心的和解？抑或是一種“我死你活”、“我長眠、你萬歲”的暗示性詛咒？我總覺得翦伯贊不同於老舍，也不同於鄧拓。他的手書“萬歲”一定有着更為隱蔽和複雜的內容。一天，我拿這個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去問陳徒手。研究當代文學的他翻查過大量的“文革”資料。
他說：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文革”中自殺的標準格式。
我想：需要多麼酷烈的力量，才能將一個史學家的體魄擠壓到標準格式里！
翦伯贊的骨灰拋撇於何處？
據說，北大當時的負責人是決定要保存骨灰的，可派出的執行人在火葬場填寫的“骨灰處理”一欄中卻寫着“不要骨灰”。孰真？孰假？至今無人說明。
1979年2月22日，官方為其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骨灰盒裏放着三件物品：翦伯贊常年使用的老花鏡，馮玉祥將軍贈送的自來水筆，他與老伴戴淑婉的合影。
翦伯贊的學生不少。其中一人是學得不錯的，師生關係也比較密切。“文革”爆發的一刻，此人貼出大字報，標題是《反共老手翦伯贊》，旁邊配有漫畫。畫的是翦伯贊抱着一部《金瓶梅》，嘴裏流着口水（注——那時，北大一級教授可購買一部《金瓶梅》，翦為一級教授）。官方正式給翦伯贊平反后，此人撰寫長文，題目是《我的恩師翦伯贊》。
逼死兩條人命的巫中，受“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他大概還活着。
“甚西風吹夢無蹤！人去難逢，須不是神挑鬼弄。在眉峰，心坎里別是一般疼痛。”這是《牡丹亭·鬧殤》裏的杜麗娘於夭亡前，悲情苦境，觸目酸心的詠唱。《牡丹亭》是令我百讀不厭的古典劇作，尤喜以苦境寫苦情的“鬧殤”一折。湯顯祖筆下的這個美麗少女甘願付出生命作代價去到陰間，以換取不受強制性社會束縛的行為自由。杜麗娘的形象至今作用於我對生活的感受和理解，這其中就包括對像儲安平、傅雷、翦伯贊這樣一些——以生命換取自由的父輩的理解和感受。
前不久，年逾花甲的我，突然發現臉上的那塊記又明顯起來。看到它，自會想起兒時情景。想起翦伯伯搬起我的腦袋“辨認”一番后，嚴肅地說：“記還在，這丫頭是小愚！”
2003年9-11月寫於北京守愚齋
2004年1月改於香港中文大學田家炳樓，4月定稿
【註釋】
[1]半山新村的全名為嘉陵新村半山新村。今屬嘉陵新路，為一化工廠佔用，原房已拆除。
[2]翦伯贊（1898～1968）名象時，筆名林宇、林零、商辛、餞肅端、農疇、陳思遺、太史簡，湖南桃源人，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生。維吾爾族。1903年入私塾啟蒙，次年轉入清真小學。1908年入縣立高等小學堂。1910年入常德中學預科。1912年升入常德中學本科，1916年夏畢業，考入北京政法專門學校，月余，轉入武昌商業專門學校。1919年畢業，在母校常德中學任英語教員。1924年夏，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經濟，1925年回國。1926年7月，入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工作，同時參加中國國民黨。1927年1月，以總政治部特派員身份奉命北上，策動山西督軍閻錫山和綏遠督統商震起義。1933年春，在天津意租界，以反政府罪名，被意大利駐天津總領事齊亞諾逮捕，后被驅逐出境。1934年5月，與覃振赴歐美考察司法；12月回國。1937年5月，在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9月與呂振羽等發起組織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和湖南文化界抗敵後援會、任常任理事，主編《中蘇半月刊》。1939年3月，前往漵浦民國大學任教。1940年2月，離開漵浦赴重慶，人中蘇文化協會總會理事兼《中蘇文化》副主編，又任馮玉祥中國通史教師，曾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聘為政治部名譽委員。1946年5月，與周谷城等組織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與鄧初民等主編出版《大學月刊》，並在大夏大學任教。1947年去香港，任達德學院教授，並與茅盾、侯外廬、千家駒分別主編香港《文匯報》之“史地”、“文藝”、“新思潮”、“經濟”等副刊。1949年1月，至河北石家莊附近之李家莊；3月任代表團代表，赴捷克首都布拉格參加擁護世界和平大會。回國后，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和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並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后，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后又兼任校黨委委員、副校長，併兼任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主任，中國科學院專門委員、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民族歷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歷史學會常務理事，中緬友好協會副會長等職；又連續被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還兼任《歷史研究》雜誌編委，《光明日報》“史學”副刊和《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主編。1968年12月19日凌晨逝世，終年70歲。
著有《中國農村社會之本質及其歷史的發展階段之劃分》、《殷代奴隸社會研究之批判》、《莊周哲學之辯證觀》、《中國憲政運動的過去與現在》、《論中國歷史上的內亂與外患之關係》、《關於“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問題》、《論明代海外貿易的發展》、《中國史綱》、《中國歷史概要》（與人合作）、《中國史綱要》等。
[3][9]鄧廣銘《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翦伯贊》，台灣《傳記文學》第56卷，第3期。
[4]《常德、桃源淪陷記》一文，重慶《中華論壇》1卷9期。1945年9月15日。
[5]中國民主同盟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團聘函：
敬啟者，此次政治協商會議，關係國家民族前途至為重大。本代表團同人忝列末席，自揣學識譾陋，誠恐難荷重任，有負社會期望，因在開會期間，聘請顧問，以便集思廣益，就教專家。素仰先生學界泰斗，熱心國事，擬請擔任本代表團顧問。敬希俞允，無任感盼！此
翦伯贊先生中國民主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團辦事處元月10日
[6]向達（1900～1966）字覺明，署名方向，湖南漵浦人，1900年生。幼年入家鄉小學，畢業后考入長沙明德中學，中學畢業后考入南京高等師範數理化部，一年後改學文史，轉入高師文史部。1923年高師畢業后，入東南大學習歷史。1924年畢業后，考入商務印書館編輯所，任臨時編輯，旋任英文見習編輯、編輯。1930年任北京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1933年任北京大學講師。1935年赴英國，初在牛津大學圖書館任交換館員；后在大不列顛博物館研究敦煌卷子和太平天國文書。1937年夏，在柏林、巴黎等地博物館、圖書館中，對流出國外之我國珍貴史料進行抄錄和照相。1938年秋，回國赴湖南，應浙江大學史地系之聘赴廣西宜山，任史地系教授，並整理從國外抄錄之大量資料。1939年被北京大學文科所聘為中西交通史導師。1941年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約，赴河西敦煌，考察莫高窟。1943年任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組長，再次赴河西敦煌，考察壁畫藝術。抗戰勝利后回北平，任北京大學教授。1948年底，參加北大護校委員會，並接任北大圖書館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北大圖書館館長，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大校務委員會常委，《歷史研究》和《考古學報》編委，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1966年11月20日逝世，終年66歲。
著有《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方之影響》、《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唐代開元前後長安之胡化》、《中西交通史》、《敦煌學導論》、《鄭和航海圖》等。
[7]鄭天挺（1899～1981）原名慶。字毅生，福建長樂人。1899年生於北京，1907年入北京閩學堂。1908年改入江蘇學堂。1909年入閩學堂高小部。1911年考入順天高等學堂中學部一年級；1912年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1916年退學離校，入北京大學補習班。1917年考入中國公學大學部，后又改以鄭天挺之名考入北京大學本科國文門。1920年畢業，任北京政府經濟調查局編輯科科員。同年應聘廈門大學國文教授。1921年夏辭職回京，任《京話日報》編輯；秋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研究生。1922年夏，加入北大清代內閣大庫檔案整理會，參加明清檔案整理工作；9月任為法權討論會秘書上辦事；同年任教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又至北京政法大學、市立一中、春明公學、私立華北大學、勵群學院兼課。1926年4月返北大任教。1927年7月至杭州，任浙江民政廳秘書；8月辭職；9月回到北京。1928年3月任浙江禁煙局秘書；8月至杭州，任浙大秘書兼文理學院文科講師，又在浙江省立高中、浙江自治專科學校兼課。1930年1月，為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籌備委員；二月，任國民政府教育部秘書；12月任北京大學校長室秘書，兼預科國文講師。1933年冬，為北大秘書長，后兼中文系副教授。1936年又至歷史系兼課，併兼北平女子文理學院教授。1937年夏，任北大中文系教授。1938年3月赴昆明；5月被派至蒙自籌設西南聯大分校，負責蒙自北大辦事處，並在歷史社會系教課；9月隨校返回昆明。1939年5月，任北大研究所副所長。6月任北大文科明清史工作室主任。1940年2月，任西南聯大總務長。1945年9月奉命赴北平籌辦開學事宜，併兼平津區教育部複員輔導委員會委員；11月返北京，任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第二分班主任兼代總務長。1946年7月，兼北大秘書長；冬，任北大史學系代系主任，后兼史學系系主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整理室主任。1949年1月後，任北大校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並指派為常務委員會書記，仍兼史學系系主任、秘書長。1950年5月，免去北大秘書長職務。1952年，院系調整，被調至南開大學，任歷史系教授兼中國史教研室主任。1961年4月，任教育部全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委員會歷史教材編審組副組長，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1963年3月，任南開大學副校長。1964年10月，任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又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副主席。1978年任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1979年10月，重任南開大學副校長；同年任《中國歷史大詞典》主編。1980年，任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1年5月，任中國史學會執行主席；同年，免去其副校長職務，11月聘為中國檔案學會顧問；12月20日在天津逝世。終年82歲。
著有《杭世駿〈三國志補註〉與趙一清〈三國志注補〉》、《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滿洲人入關前後幾種禮俗之變遷》、《清代的八旗兵和綠營兵》、《清代皇氏之氏族與血統》、《宋景詩起義史實初探》、《清入關前滿洲族的社會性質》等。
[8]張東蓀（1887～1973）原名萬田，字聖心，浙江杭縣（今餘杭）人，1886年12月9日生於直隸內邱縣。8歲母親病故。1904年留學日本，入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1911年回國。1912年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任內務部秘書。1914年1月在上海創辦《正誼》雜誌，4月在北京創辦《中華雜誌》。1915年在上海創辦《新中華》。1916年初識梁啟超，積极參加反袁（世凱）鬥爭。1917年接替張君勱主持上海《時事新報》。1919年在上海創辦《解放與改造》（后易名《改造》）雜誌。1920年，與梁啟超組織共學社。1921年主持中國公學。19927年與瞿菊農等創辦《哲學評論》。並主編《唯物辨證法論戰》。1930接受司徒雷登的邀請，北上任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31年與張君勱等人籌備發起“再生社”。1932年創辦。國家社會黨機關刊物《再生》。1933年宣佈成立國社黨，任中央常委。1934年12月與張君邁在廣州出版學海書院，任院長。后回上海，任光華大學教授。旋又去北平，任燕京大學教授。1935年在北平出版《文哲月刊》。1936年發表文章，響應中共《八一宣言》，1938年到武漢參加國民參政會。1940年12月當選為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1年與中共秘密合作，組織燕京大學學生赴解放區。12月因抗日罪名被日本憲兵逮捕。1942年保釋。1944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並被選為中央常委。1945年籌建民盟華北總支部。創辦《正報》，11月底赴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1947年當選為民盟中央常委兼秘書長，華北總支部主任委員。1949年1月參加北平和談，9月參加新政協會議，當選為這樣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12月當選為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員。1952年參加燕京大學“思想改造運動”。12月被民盟中央開除盟籍，辭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職務。1958年從北京大學哲學系調到中央文史館。1968年1月，與長子張宗炳一起被捕。1973年6月病逝於北京第六醫院。享年86歲。
著有《科學與哲學》《人生觀ABC》《道德哲學》《認識論》《價值哲學》《知識與文化》《理想與社會》《理性與民主》《現代倫理學》等。
[10]雷海宗（1907～1962）字伯倫，河北永清人。1907年生。1922年畢業於清華學校高等科。后赴美國留學，入芝加哥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后入該校研究院歷史研究所，獲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后，歷任南京中央大學、金陵女子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1952年任天津南開大學教授。1962年病逝。終年55歲。
著有《中國通史》、《中國的家族制度》、《世界上古史交流講義》等。
[11]榮孟源（1913～1985）歷史學家。直隸寧津（今屬山東）人。中國大學肄業。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到延安。曾任八路軍總兵站衛生部股長，延安行政學院教員，北方大學、華北大學研究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著有《蔣家王朝》、《中國近百年革命史略》、《中國近代史歷表》、《歷史筆記》。
[12][13][14]許冠三及所著《新史學九十年》之第十四章“翦伯贊：研究歷史須從實際出發”（嶽麓出版社出版）。
[15]齊世榮《憶一代名師雷海宗》，《縱橫》雜誌2003年第1期。
[16]“《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是中共八屆擴大的12中全會批准的，劉案已經結束，時在1968年10月。巫中至11月下旬和12月，又為劉案對翦逼供，值得懷疑。”——摘自張傳璽著《翦伯贊傳》第50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