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崎嶇越坦平：回憶我的父親章伯鈞
章詒和答記者問
章伯鈞
問：凡50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章伯鈞是中國頭號大右派，能否談談他的生平？
答：現在的人，只知章伯鈞是大右派。他以此獲罪，又以此留名。歷史本身就隱含着無法估計的因素在內。
1895年陰曆十月初一，我的父親出生在安徽桐城的一個地主家庭。所謂地主，不過小康之家。6歲那年，他的父親不幸溺水而亡。從此，他與二弟章伯韜（3歲）、三弟章伯仁（5個月）由兩位叔叔撫養。
他先入私塾，一年後轉入鄉間育才小學。我父親自幼喜讀書作文。每日歸家放牛，以牛背上的吟誦為一大樂事。小學畢業遂投考省內有名的桐城中學。因數學不及格，幾將落榜。后因文章着實寫得漂亮，被校長（桐城派文人）破格錄取。章家距學校90華里，那時的寄宿生須自帶伙食。於是，我的父親每月利用假日，由家肩挑大米、菜油，跋涉返校。他得知叔父為侄兒的求學上進，不斷變賣田產，經濟日漸拮据，便更加刻苦自勵。
1916年20歲的父親赤腳草鞋來到武漢，考入武昌高等師範英語系。這時，新文化運動正以磅礴之勢在全國興起。他酷愛西方哲學著述，深受啟蒙思想的影響，明確意識到中國人必須用民主科學態度去重新審視歷史，正視社會現實。從此，民主主義開始成為他政治上追求的理想。他一面勤學功課，一面結交有志之士。其中有惲代英，這個與他同齡的江蘇武進人在武昌成立了《利群書社》、《互助社》、《共存社》。我父親常去書社讀書學習，與惲代英相處甚洽。后又與肖楚女相識，肖乃湖北漢陽人，熟悉武漢社會情況，遂多與之探討有關改造社會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父親在武昌高師曾發起組織讀書會，繼而又參與組織學生會。五四運動爆發，他作為武昌高師學生會代表參加了武漢學生聯合會，積極組織武漢學生開展反帝反封的愛國運動。
1920年，剛畢業的父親即被聘為宣城師範英語教員。不久，升任該校校長（宣城師範又名安徽省第四師範）。為了把學校辦成傳播進步思想的園地，他先後聘請惲代英、肖楚女、陳霞年（陳獨秀之侄）來校任教。惲代英任教導主任兼國文教員，月薪與校長相等，大洋百元，父親與他商討革新教育的方針、計劃，決定從充實教材、改進教學方法入手。不僅使學生學好書本知識，還要懂得人生意義，樹立革命理想。為此他倆付出很多心血。利用課堂宣傳民主科學，帶領學生走出校門，去了解中國社會現狀。一次，惲代英領着學生遠走黃山，沿途作社會調查，數日不歸，家長紛紛跟父親要人，認為這是把孩子引入歧途。他再解釋也無濟於事，最後鬧得滿城風雨，還告到蕪湖和安徽省當局。半年後，惲代英被迫離職，我父親通過高語罕介紹他到蕪湖省立第五中學教書。為實現改革教育的理想，繼惲代英之後，父親又邀請肖楚女任教。肖楚女的作風不減惲代英，又極善講演，把個課堂作為傳播真理、批判封建思想的講壇。結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蕪湖與安徽省教育廳，又免去肖楚女之職，父親也憤然掛冠而去。他任宣城師範校長僅一年，其敢作敢為，改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教育舉措，至今在安徽老一輩人心中仍傳為佳話。後來的宣城四師，一直是皖南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當然，現在“宣師”的學生已不明細這段歷史，據說該校園裏高懸着惲代英、肖楚女的肖像，卻無人再提章伯鈞。
1922年，省長許世英以安徽省公費送我父親赴德留學。他在柏林大學哲學系攻讀黑格爾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他與朱德同住一室，又經朱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黨小組副組長。1925年鄧演達被迫前往歐洲遊歷，在這群留學生中與我的父親交往較密，常促膝長談，探索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的道路。對這兩個問題，兩人觀點極為接近，可謂志同道合。鄧演達的精闢思想，據我父親的闡釋和回憶，可以歸納如下：
●資本主義在中國尚未形成，在經濟上受制於帝國主義。
●中國資產階級並未掌權，國家政權實際上是軍閥、官僚、買辦的統治。
●各中小城市雖被外國商品侵入而塗上一些資本主義色彩，但土豪劣紳依然壟斷了鄉村，廣大地區籠罩着封建主義制度。
●中國現階段的社會結構，是處於“前資本主義時期”，是一個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壓迫下不斷掙扎、日趨腐朽破碎的社會。而所謂前資本主義，則是指中國從東方式的封建社會走向近代資本主義的轉變階段。
●這種社會規定了現階段中國革命性質，是帶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建立農工為重點的平民政權，實現節制資本（國家資本主義）和耕者有其田，以準備向更高的社會階段過渡。
鄧演達的觀點，不僅為父親所接受，而且運用於後來的革命實踐。在福建事變中他就是以這種理論為指導的。後來他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的言論，也一貫以這些理論來表明自己的主張。北伐出師，我父親一直在鄧先生左右進軍到武漢，並深受倚重。鄧演達被殺害，父親繼承着鄧演達這面旗幟，一直到新中國成立。第三黨幾次易名，但都是以鄧演達手擬的綱領作為黨章的基石。父親對別人曾說：“要像寡婦守節一樣，守住鄧先生的精神。”我想，父親用他的一生完成了自己的承諾，並付出了失敗、流放、通緝、被黜出以及凄孤而死的代價。
我父親在柏林大學的四年，系統地研習了馬克思主義原著和充滿辯證精神的黑格爾哲學。因而，他有着建立在豐厚社會科學知識基礎上的理論堅定性和崇尚真理的革命意志。這一切，為其後來無條件獻身社會、追求進步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礎。他在北伐失敗后，參加發動南昌起義；在南昌起義失敗后，參加發動福建事變；在福建事變失敗后，流亡日本；在日本一邊重新學習、反思自省，一邊又重振組織；日寇發動侵略的槍聲一響，他立即潛回香港，率先響應中共《八一宣言》；在蔣介石宣佈解散民盟的時刻，他流亡香港與沈鈞儒一道宣佈恢復民盟……。這一系列不屈不撓的表現，都與他在德國的初衷相一致。在家庭生活中父親從來不怎麼檢查我的成績單，但極其重視“如何做人”的教育。他常說：“要做一個真正的人，最起碼的條件和最終的要求就是表裏如一，始終如一。無論生憂患之中，還是處落魄之境，無論自幼至長，還是自長至老，在這個問題上應無一刻的鬆動。”
我父親的奮發求學與精神氣質，對他的兩個弟弟起着表率與帶動的作用短他去德國之後，二弟伯韜赴法國留學，為中國留法勤工儉學語文部主任，且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三弟伯仁到日本留學，後去蘇聯也成為共產黨員，繼陳紹禹（王明）之後，任蘇聯遠東區伯力學校校長。一家三兄弟相繼出國深造，被家鄉親友同學稱為“一門三國”、“一門三龍”。而且，這“三國”、“三龍”還都是共產黨。但兄弟三人均未能善終，我父親成了反黨右派；我二叔操勞早逝；我三叔在斯大林清洗中被槍決。
問：章先生最初是共產黨，為什麼又離開了共產黨？
答：這個問題我現在只能回答一部分原因。大革命失敗后，我的父親對當時共產黨內連續出現的“左傾”路線極為不滿。對第三國際亦大有看法。他作為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也深感自己不能適應。
所以在與中共失去聯繫之後，再也沒有主動恢復。他願意追隨鄧演達創建第三黨。鄧殉難后，他矢志奮鬥到底。在漫長的鬥爭中，他歷盡險阻，貧病交加。蔣介石用高官利誘，用權勢威迫，他都不為所動，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民主戰士。
問：據我們所知，章伯鈞先生不僅是中國農工民主黨的領袖人物，而且還是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始人和實際負責人。
答：是的，但現在實際上已經把章伯鈞遺忘了。記得1981年民盟中央召開了一次紀念建盟40周年的座談會。母親就是興沖沖而去，悲戚戚而歸。
誰都知道，民盟是在抗日戰爭的緊要關頭建立的，它承擔著國共兩黨之外“第三者”角色和重要的調停作用，以推動兩黨團結抗敵。它是由三黨三派組合起來（即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中華職業社、鄉村建設派和無黨派人士）。本着“一則團結各黨各派，抗拒蔣介石的打擊；一則同共產黨合作”的目的，父親懷着巨大的熱忱，拿出全部的精力投入了民盟的醞釀、籌建及日常工作，在周恩來的支持幫助下，奔走各方，溝通意見，尤其是爭取青年黨的加盟，我父親不知與李璜、左舜生打了多少交道。
1941年3月29日民盟秘密成立。父親是五人常務委員會之一員，兼任組織部長。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佈撤消章伯鈞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組織部長的職務。
我是章氏後代中唯的一盟員。但只要提到民盟，我內心總是隱隱作痛。因為為了這個組織，我父親幾乎送命，他的家庭幾乎破裂，我和姐姐整天被擱在鄉下的紅薯地里，形同孤兒。它存留在我心中。
問：現在出版的關於反右運動的書不少，您都看了嗎？
答：現在出版的關於反右運動的書，我翻翻而已，如葉永烈的，如化名為姚杉爾的“中國百名大右派”，它們算是文學作品吧。從前的血淚，可以成為現在的資本；寫別人的血淚，可以轉換為自己的資本；不懂得民主黨派，不熟諳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是弄不透反右運動的。別以為把那些舊報紙上的東西用粗針大線穿起來，就自詡為“本書是一部系統研究1957年右派的問題的開山之作”，是對“那個悲劇時代的悲劇人物進行了真實的記述，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史實”。我同意這樣的觀點：文學也在分化，就整體而言，幾年來，中國當代文學基本上無所作為。文學不再是藝術，而是商業活動的特殊形式。他們不是創作作品，而是製造作品，用發表過的文章或資料加以組合，再“返銷”給出版社。其中，紀實文學、內幕故事和名流生平、隱聞是其着重關注的領域。
問：那麼，您能談談反右中章先生的情況嗎？
答：對這個問題，我只能簡而言之。
新中國成立，我父親在政府部門和其它部門擔任許多職務。諸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委員、交通部部長、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報》社社長等等。每年都要出國，參加世界和平代表大會。他春風得意，心情舒暢。他認為自己是靠攏共產黨的，共產黨也是善待他的；與此同時，作為一個追求民主科學的職業政治家，對當時在權力行使、方針決策、政策貫徹以及意識形態、外交業務方面存在的問題，他都有所察覺，也有所議論。
1957年4月30日，他聆聽了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非常興奮。認為“人民內部矛盾”概念的提出，“今後主要是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問題”的總體方針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相互監督”的方針確立，是毛澤東對自身理論的突破。而這種突破將有益於他的社會實踐。父親說：第一代領袖是決心要把國家前途掌握在自己手裏的領袖；第二代領袖是要能滿足人民生活渴望的領袖，而生活又是不那麼容易滿足的。毛澤東提出了人民內部矛盾和解決途徑，他很可能要去完成兩代領袖的任務。當中共提出以反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我父親是相信的，相信毛澤東當初的確想整風，也要整風。但為什麼忽然從整風轉變為反右，又是在什麼時候確立了這種轉變，父親卻一概不知（現在有人考徵是羅隆基的一句話觸怒了毛澤東同志，我不完全相信此說）。
既然確立了反右，也就同時確立了反右目標。於是中央統戰部出面召開座談會，讓目標“入圍”。於是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親自電話催促父親，一定要出席座談會，給中共提批評意見。父親再三推託，聲明自己的觀點意見平時都講過了。“平時講的不算數，一定要在會上講。”——看來，非去不可了。1957年5月21日下午，腹瀉不止的父親坐在“吉姆”車內，心裏還不知一會兒該說些啥？想來想去，想出個“設計院”，還有些即興內容：
●今天，我談個人意見。近20天來，全國各地都在談論民內部矛盾，幫助共產黨整風，提出了很多意見，看來是正常的。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的政策，共產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民主精神，已經取得了極大效果。
●鳴，放，並不影響共產黨的領導，而是愈益提高了共產黨的威信。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現在大學裏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
●政協、人大不要待到期滿，今年就可以進行明年要做的大事的討論。不能全靠視察制度，對國家準備做的事情要經常討論，
●近一兩年來，政府對老年知識分子問題，有所安排，收到了極大效果。但是還有些名望較小的知識分子，思想已經起了很大變化，生活也有困難，政府應當有適當的政策，逐步地解決他們的問題，
●國務院開會，常拿出成品，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
●鎮反、三反、肅反中的遺留問題，黨和政府應該下決心，檢查一下，檢查要有準備，要好好做。
●今後有關國家的政策、方針性問題，多聽聽多方面意見。如果黨內一決定，就那麼幹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的。如文字改革，我認為既不是國防機密，又不是階級鬥爭問題，是一個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卻只由少數熱心分子作了討論。如果文字改革問題，等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沒意見；我不反對；如果是文化問題，就應該在黨內外展開討論，應該多從學術、政治、道理上進行討論。
以上這篇刊於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的發言，最終成了我父親划右的罪狀和定性材料。罪狀的第一條是主張政治設計院；罪狀的最後一條是反對文字改革。另加了一條是主張“輪流坐莊”。
1980年中共中央決定給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扶定保留五個右派分子，以證明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領導者的錯誤在於“擴大化”。在此決定下達的前一天，中央統戰部把我母親（由我陪同）找去談話。談話大意是：
“既然中央給反右定性為擴大化，那麼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頭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頭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鈞先生。”
又說：“當年給章先生划右的材料都不確實，從政治設計院到反對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輪流坐莊’則是程潛批判右派時說的，也被按到章伯鈞先生頭上。現在我們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用的是孫大光的揭發材料。”說罷，問我母親有何感想。母親說：“對此決定，我只能服從，而不能贊成。”有關領導說：“服從就好。以後我們對您及章家會有所照顧的。”
從府佑街出來，母親默然不語，兩手冰涼。她臨終前還一再對我說，自己心底還有一樁事。我知道母親的心事。其實，父親的事在1957年夏季就完全、徹底地結束了。我希望右派這兩個字永遠保留下去。它永遠屬於章伯鈞，屬於我最親愛的爸爸。
問：反右之後，章先生的心情如何？
答：這個題目是一個中篇題材。
划右以後，他從一個忙碌的政治家變為孤獨的思想者。從此，靈魂在自己軀殼裏無法安放。以至那副軀殼對於靈魂似乎都是“異已”的。棋天跼地，拘手攣腳。肉體的不自由，伴以心靈的不自由。人作為“人”被有形、無形的外在力量所剝奪。只把一小部分（而且是一部分的內心生活）留給了自己。除了被批判和被拋棄之外，父親一無所有。他看到的是頭頂上的一塊天空，面對的是一個妻子兩個女兒。也是到了這個時候，現實才終於提供了必要的距離，使得原本就極具哲學思辨力的父親得以看清表現為歷史過程的“大躍進”、“三面紅旗”、“文革”，成為一個孤獨的思想者。
我這裏僅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當大家都在大躍進，歡呼“1天等於20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時候，父親對我說：“對一個貧窮國家來說，經濟就是政治。現在我們的社會主義是畸形，我想連毛澤東本人也不知社會主義是什麼樣子。政治上是巨人，經濟上則是侏儒，加上我們總愛學蘇聯，把軍備開支列在第一。現在一時看不出來。就像剛出娘胎的畸形，過幾年，我們作為社會的每個細胞，就會承受這種畸形的痛苦。對共產黨的最大威脅是什麼？不是抗美援朝，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戰，而是一旦國門大開，老百姓發現外面的生活比自己好的時候，對一個執政黨的真正威脅便來臨了。”
當在反右之後，又搞反右傾，拔白旗運動，父親偷偷對我說：“近代中國之敗，敗在熱衷權力的人太多，始終忠於理想的人太少。發動批判的人如不能自我批判，他一定是把批判當作獲取權力的另一種形式。”
當“文革”一臨，數億人都處在癲狂狀態的時候，爸爸告訴我：“中國現代史上最黑暗的時期開始了。對一個追求民主與科學的人來說，生是地獄，死是天堂。馬克思萬萬想不到他的哲學被糟蹋成這樣。報上宣傳的思想，與其說是哲學，不如說是宗教。只有一個主義歡迎它，那就是法西斯。”他對“統一思想，統指揮”的五統一提法，覺得非常可笑，並建議我將來能讀讀1945年他在《中華論壇》寫的發刊詞。他去世后，我讀到了，父親是這樣寫的：“思想與政見是人人不必盡同的，亦事實上所不能盡同的。如強人以相同，或脅之以相同，只是徒勞而已。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處？則唯有遵守民主精神，確立民主的作風，尊重異己，接受批評，取人之長，補己之短，這是擇善而從，不必攻乎異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處矣。”
除了可以思想，父親還有深深的痛苦。他說這輩子面對共產黨，他問心無愧。但面對數十萬右派，數百萬知識分子，他的理智備受煎熬，他的情感處在永無休歇的歉疚之中。
反右運動中，與羅隆基、章乃器相比，父親認錯、認罪是最早的，而且是按着指定的調子去檢查。為此，他反覆思忖，最終很快下了決心，他對媽媽和我說：“難道讓上面認錯嗎？我不認錯，這個運動能收場嗎？再不收場，擴大蔓延下去，到了鄉鎮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殺頭，老羅和乃器哪有我清楚。”
一直到死，父親不斷地和我談論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每次談及都無比激動，”無比痛心。父親認為，中國多的是知識者小人物。這種小人物也正是所謂小知識分子。貧窮的中國既然不可能支撐一個寵大的貴族知識者層，中國知識分子當中的大多數就被註定了要與使用雙手的勞動者一樣忍受屈辱和饑寒。安於卑屈的地位，以誠實勤奮的精神勞動來維持一個緊窄狹小家庭的生存。在生命價值與知識價值日趨低廉的國度，自然很少有發揮才力的場合，秀木卻又極易被外力摧折。不是中國人，不是知識分子就很難估量中國知識分子在現代史上承受過的壓力及分量。
問：關於您的母親，我們只知道她生前是全國政協常委，農工黨中央咨監委員會副主席。您能不能較為詳細地談談她，以及她與章先生的婚姻？
答：我母親原名李淑嫻，其父在當地最早興辦洋學堂、女子學堂，開教育之先河。她自幼接受良好的正規教育。初中讀的是河北宣化中學，高中考入享有盛名的北京女師大附中，入學不久，即被推選為學生會《學生月刊》主編。1927年，傳來北伐戰爭勝利的號角，熱血沸騰的她，懷揣六枚銅板，跟羅癭公之子羅中震毅然南下投奔革命。那時，一向關懷並支持她學業的大姐李哲民（北京女師大化學系助教兼附中化學教師）正在武漢兵工廠任技術員，並與擔任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的章伯鈞結為伴侶——
問：對不起，我插上一句，是不是章先生有過兩次婚姻？
答：不，準確地說，我的父親有過三次婚姻。
第一次是1921年在安徽桐城，由他的寡母包辦，娶當地農家女林氏，生子章師明。翌年，父親留學海外，獲哲學博士學位。1926年與好友孫炳文同船歸國，在廣州應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郭沫若之聘，任該院哲學教授。月薪280大洋。交黨費200元，80元自由。須加以說明的是，我的父親是在德國經同窗朱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當年在中大管理黨費的是徐彬如（前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館長）。徐老晚年每每對我提及這段生活，總得意地說：“這200大洋可管用啦！那時的共產黨窮啊！”
1927年父親與郭沫若一道參加北伐戰爭，他倆從此搭檔工作30載，1957年夏分道揚鑣。父親回憶第一次國內革命時期生活，常面帶笑容。他說：“那時人年輕，工作嚴肅緊張，生活簡單，情感上其實還是浪漫的。像郭沫若追求於立群，黃琪翔傾心范志超。在武漢政府工作，只要聽說有女士來投奔革命，一班光棍幹部都禁不住跑出來看，我就是這樣看中你母親的姐姐的。”1932年李哲民患肺結核，病逝於北平。斷氣前，她把自己的妹妹託付給丈夫。——這是章伯鈞的第二次婚姻。它的時間雖短，但給父親留下了很長的回憶。或許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戀愛。我已經長大，爸爸還曾舉着一張他與李哲民上了水彩的結婚照片對我說：“好好看看，是你媽媽漂亮，還是大姐（指李哲民）漂亮？”
1933年，父親正式寫信給母親，要求與之續弦。正在北京大學醫學院讀五年級的她，思前想後，既痛死者，又憐生者，遂於這年的暑假在上海與章伯鈞共結連理。有人說，女人是男人溫暖的港灣。我的父親在遊離了兩個渡口之後，最終停泊靠港了。我的母親也是在一種異常複雜的心態下，允諾了這樁姻緣，可以說，是一種理性的選擇。從此，他們雙雙攜手，步向生活，共同面對不可測知的時代風雲。同時，也開始了她一生一世的牽累。
問：章伯鈞先生是您母親一生的轉折點，否則，她可能成為一個很好的醫生。對么？
答：對，但又不完全。因為扭轉她人生軌跡的，還有鄧演達。
鄧演達與家父過從甚密。鄧演達從德國歸來，他們便一道在上海籌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今日中國農工民主黨之前身），人稱第三黨。這個黨的構成，一部分是國民黨左派，如鄧演達、黃琪翔；一部分是從中共脫離出來的知識分子，如章伯鈞、張申府。
1932年鄧演達從東北返回北平，逗留了一周左右。他聽說李哲民的妹妹在此讀書。鄧一向對哲民有很好的印象，據同志們介紹其妹也表現不錯，於是決定抽空親自去北大醫學院宿舍看看。
當鄧演達出現在我母親面前的時候，她無論如何也不敢相信這個操着廣東口音的中年男人，就是參加辛亥革命，討伐陳炯明叛軍，組織領導北伐戰爭，一身兼四任，國共兩黨軍事精英皆出其門下的鄧演達，鄧見母親的宿舍堆滿醫學書籍，便問她是否想做個名醫。母親遂將自己願以知識、智慧報效國民，服務社會的志向告訴鄧先生。鄧演達肯定了我母親的求知心，接着又向她講述了個人的觀點：治病固然好，但對於國民、社會來說，最為重要和緊迫的是革命。職業是醫生，天職是革命。中國革命道路漫長、曲折，需要許許多多有知識、有理想的青年去肩負革命，作持久的奔跑。鄧演達的講話態度謙和、手勢生動，渾厚的聲音非常富於吸引力。最後，鄧演達看了看腕上手錶，即起身離去。他的來去似一隻鴻雁，了無痕迹，而他的話，卻像刀鏤斧鑿，永銘於母心。
問：您在剛才的談話里，為什麼要特別提到鄧演達看錶的細節？
答：您是一位精細的記者。
1931年8月17日鄧演達在上海愚園路被捕。戴季陶乘機向蔣介石進言：中國當今政壇最可怕的敵人，不是汪、日，唯有鄧演達一人。這時，蔣介石收到歷屆黃埔畢業生請求釋放鄧的聯名信。此舉使靠黃埔起家的老蔣大為震驚，他決心殺鄧。11月29日蔣親自派其衛隊，將鄧殺害於南京城東。噩耗傳來，舉國駭然。特別是當我母親聽說一位看守託人輾轉送出鄧的遺物是一副對聯（上書：人生自當忙不息，天地原來未瞬留。）另有帶有汗漬與血痕的手錶。她泣不成聲，不由得想起鄧先生以革命為天職的叮囑，想起鄧將軍臨別時朝手錶投去的匆匆一瞥。在悲痛欲絕的哭號中，她感到自己未來的人生旅途將永遠和鄧演達創建的第三黨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她要將畢生的精力與心智無條件奉獻給革命。在那幾天，我的母親與同學連夜印發《宋慶齡宣言》，趕寫反蔣標語。一月之內，標語傳單遍佈全城。她甚至與一些女學生黑夜摸到獅子衚衕的北平衛戍司令部去張貼。
在我父母的婚後，父親雙手贈她一個用白絹包裹的物件。打開一看，是鄧演達的那隻金錶。此後，我母親奔波流離數十載，始終帶着這件遺物。它浸透着那個時代的風雨煙塵。1966年，紅衛兵連抄我家無數遍，這隻手錶被抄沒。最珍貴的東西，以最粗暴的方式毀滅——中國的人與物之命運，常如是。
1978年我無罪釋放，媽媽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帶我去南京祭掃鄧墓。秋陽下我母女二人含淚佇立在鄧演達墓前，墓邊綠草如茵，橫七豎八地躺着一群青年，且又吃又喝。當我們默然離去時，只聽得背後傳來議論：“這鄧演達是誰？”“大概是鄧穎超的哥哥吧？”
問：想必你母親李健生先生在“反右”及“文革”中，都受到很大衝擊吧？
答：是的。“反右”紅火的時候，上級派人來動員她與我父親離婚，讓她遠看劉清楊、近學浦熙修（這二人都是在丈夫張申府、羅隆基倒霉之際，宣佈“劃清界限”的）。我母親聽了搖搖頭說：“我封建思想嚴重，在這個時候要老婆離婚，絕對辦不到。”翌日，這段話就上了首都各大報刊。自然，我的媽媽也戴上右派帽子。
談到“文革”，我的心情極其沉重。以後，我會專門撰文追述這段錐心裂肺的歲月。總之，一切慘烈無情都指向了兩個孤立無援的老人。那時的民主黨派以及政協均被紅衛兵、造反派一律當成牛鬼蛇神。而我的父母便是牛中牛，鬼下鬼。別瞧民主黨派從未執政，可整起人來一點也不遜色。
問：能否再介紹一下包括您本人在內的章氏後代的情況？
答：我父親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
兒子叫章師明，即我的大哥。他1920年生於我父親的老家安徽桐城，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現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
我的姐姐章詒學，1939年生於香港，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現為北京第二光學儀器廠研究所所長，教授級高工。北京市政協常委，全國婦聯執委。
我叫章詒和，1942年生於重慶，畢業於中國戲曲學院戲文系。現在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民主同盟盟員。
問：如此看來，章氏後代皆為民主黨派成員，而且在事業上都有所成就。
答：成就二字不敢講。但我們幾個平素為人及工作成績，至少在民主黨派的圈子裏大家是清楚的。從職業上看，我的兄長有那麼點子承父業的意思。姐姐與我，一理一文。這與1957年後父親對職業的看法有關。家父歷盡政治風波，飽受精神折磨。1957年6月8日前，稱他為民主人士，高官厚祿；6月8日後，說他是馬路政客，人格全無。作為一個職業政治家此時似乎才明白政治為何物。60年代初，我就擇業問題請教他，父親說：“年輕時留學柏林，德國人告訴我，他們最尊崇的職業是醫生和律師，因為人命關天，故學這兩個專業的學制也最長。不想，當年我問異國人的問題，如今你拿來問我。這裏，我只講一句話，你選擇什麼職業都可以，但我唯一尊敬的是科學家或藝術家。因為他們比較乾淨。”
問：聽說《光明日報》、《中國教育報》、《人民政協報》、香港《文匯報》曾刊出章伯鈞子女家屬出資20萬元，為章伯鈞夫人李健生在其家鄉河北省懷安縣建立了李健生教育基金會。請問什麼是李健生教育基金會？它是由誰建立的？
答：這是由私人捐款，以個人姓名命名的教育基金會。該會設立在河北省懷安縣，旨在獎勵這個地區的先進教師和優秀學生。李健生是章伯鈞夫人，捐款人是章伯鈞的子女。也就是說，是我們兄妹為紀念母親，為發展其家鄉的教育事業而辦的一件善事。
問：你們兄妹怎麼會想到要建立教育基金會？據我所知，你們當中誰也不是富翁大款。
答：自1957年始，我們三人在不同的地方均受着政治壓力與社會歧視，人生道路坎坷不平。譬如我，“文革”中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20年，坐牢10載。父親歿於被捕之初，女兒生於團圓之內，丈夫亡於平反之前。生活攪拌着血淚，血淚熔煉了靈魂。我對這樣的人生並無怨悔，反覺自己有幸出自於這樣的家庭，非常珍惜它。儘管父親的骨灰擺進了八寶山，其實在他背上還背着黑鍋。越是如此，子女就越應自強。我們兄妹性格迥異，待人接物亦有所不同，但都自覺尊守一條“法則”，那就是自己的行為不能給父母抹黑。現在，我們三人均已年過半百，更感到有必要為父輩、為社會做點事情。
問：聽您的談話，是否還要為章伯鈞先生做點什麼？
答：是的，只要主觀條件具備，客觀環境允許。
——轉自“中國青少年新世紀讀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