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節

及至與鄧通合作鑄錢，卓家的盛運，更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峰。照史書方誌來研究，鄧通所受賜的銅山是一區，不是一座。他受賜銅山的地區，在今西康榮經縣一帶，當時名為“嚴道”，得名的由來，是秦始皇滅楚以後，“徙嚴王之旅，以實其地”，而西南夷中又有蠻族名“道”。以後一直為流放罪犯的地方。淮南厲王謀反，文帝不忍誅殺，下詔徙置“嚴道邛郵”之地，即是此處。淮南厲王在流放途中，不食而死，未到嚴道。否則，那裏的銅山不會為鄧通所有。

所謂“邛郵”即是臨邛，嚴道與邛郵並稱，可知兩地密邇。榮經在西康極東，臨邛在四川極西，雖隔一個省分，實際相距只兩百里。在這個地區，屬於鄧通所有的銅山，可考者計有兩座，一座在榮經縣東北；另一座就在卓家大宅附近。都由卓王孫替他采銅鑄錢。

卓王孫與鄧通的合夥，契約的內容無法詳知，據《華陽國志》記載，大致在名義上是一種租賃關係，所得的報酬為“歲取千匠”，這句話的解釋是，卓王孫以一千名工人，采銅鑄錢的總生產量，歸於鄧通所有。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卓王孫的手腕非常高明，他雖取得了兩座銅山的實際經營權，但避免用自己的名義鑄錢，其實“鄧氏錢遍天下”，一大半是卓王孫發行的。他這樣做法有兩個好處：第一是可以避免法律責任。第二不致招搖太甚，是明哲保身之道。以後鄧通被禍，卓王孫沒有被牽涉在內，相信是由於那張合作的契約，請教了法律專家，精心擬訂的結果。

《錢譜》和《西京雜記》都有關於“鄧氏錢”的記載，說它與“天子錢”無異，可知成分極好，“幣信”極佳，所以能通行天下。這時卓王孫的財富，已經上億。

他的貯錢的巨瓮，在明朝初年，曾經在臨邛卓氏故宅的水池中掘出來，“大可容五石，色如漆”。小口大腹，瓮腳上刻有文字。

鄧通之富，富在他“鄧氏錢遍天下”的虛名上，同時他也不能像卓王孫那樣，利用財富在家鄉大起園林，安享清福。他在宮中服侍文帝，幾於片刻不離，有錢亦無法去用。錢，對他唯一的作用，不過是否定相士的看法，保障他不致於窮得活活餓死而已。哪知這一重保障亦竟不能獲得。起因是他得罪了太子。他的得罪太子，有兩個說法：一說是弄巧成拙，一說是無意的。照鄧通的為人看來，是無意間所得罪。

起禍的原因是如此：文帝生了一個惡瘡，發炎作膿，疼痛不堪。在當時的護理技術上，有這樣一個方法，由另一個人用嘴把其中的膿血吮出來。鄧通便是如此為文帝效勞。

膿血一去，痛楚頓減，但是文帝反而悶悶不樂，因為“吮痛”向來只有子女對父母才肯這麼做。文帝的不樂，正因此舉出於鄧通而非親子。

於是，他閑談似地問鄧通：“你看，天下最愛我的是哪一個？”

鄧通不防有此一問，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想了想答道：“當然應該是太子！”

這話答得一點不錯，不但得體而且正見得本性善良。不料文帝別有感觸，等太子來視疾問安時，便叫他像鄧通那樣，為他“吮癰”。

這是多噁心的事——太子大為作難，但不敢違命，很勉強地照辦了。事後打聽到是鄧通想出來的花樣，不僅他自己這麼做，還害了別人。太子疑心鄧通是故意“整”他，平時就看不起此人，這時便越發痛恨。當然，必有人在太子面前挑撥，也是可想而知的。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駕崩，三十二歲的太子劉啟即位，是為景帝。這一下鄧通例楣了，不過景帝並無殺他的意思，只把他免職，攆出京城。

於是鄧通回到蜀中，住在榮經縣二不久有人告發，說他在“徼外”鑄錢。“徼外”可以解釋為國境以外。榮經縣西面就是“西南夷”，在那裏鑄錢，豈不是“資敵”？景帝大怒，下令查辦。

一查果有其事。但實在是冤枉的。鄧通什麼也不會，回家又不久，而且有兩座日進斗金的銅山，何必還要到國境以外去鑄錢？當然是別人假冒他的名義乾的勾當。

但鑄的是“鄧氏錢”，鐵證俱在，法律責任便難逃了。

結果，鄧通被抄家，抄了家還不夠，因為要追繳他所有“盜鑄”的錢。當時的法律，並沒有“酌留本人及家屬生活費”這一條，所以凡有收入——主要是他人的接濟，像卓王孫那樣，一定是幫助他的。可是他的任何收入，都被官吏沒收，充作償還公款之用，以致於搞得一文不名。

景帝有個一母所生的姊姊，她的名字在現代來說很難聽，單名一個“嫖”字，文帝即位，封為“館陶長公主”，頗有權勢，館陶長公主一則因為鄧通為文帝所寵幸，再則看他為人老實，所以很可憐他的遭遇，不斷有金錢賞賜，但一樣到不了鄧通手裏。

這一下真的要餓死了！館陶長公主無可奈何，只好供給他衣食，還不敢說賞賜，是借給他的，因為唯有所有權不屬於鄧通，才可以免予沒收。

問題在這裏，館陶長公主在京城，鄧通在榮經，相去數千里之遙，衣食難免有接濟不上的時候。弄到頭來，鄧通果然活活餓死。

西康榮經縣，現在有兩個遺迹，一個名為“鄧通城”，是他免職家居還保有銅山時的住處；另一個就是“餓死坑”，鄧通死後，頭上連根銅簪子都沒有。

鄧通得罪餓死，他的合夥者卓王孫未受影響。這因為景帝的目標只在鄧通，不願株連。同時卓王孫原有臨邛、榮經兩處合法的銅山，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無須違法到國境以外去盜鑄。凡是大企業家，事業只要上了軌道，有了制度，往往只有一個因素可以使他垮下來，那就是作非法的勾當而受罰。否則即使遭遇了極嚴重的意外，如戰亂等等，依舊有復起的可能。卓王孫固守法而免禍，就是一個最顯明的例子。

不過，鄧通獲罪，他受賜的銅山必由國家收回，卓王孫與他的合夥關係，當然亦告終結。就這樣，卓家的財富，依然無人可及，同時冶鐵的事業仍舊存在，僅僅守成，亦可數世不愁衣食。

卓王孫那時應該是四十歲左右。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其中一個女兒叫文君，生成絕色，皮膚尤其好，柔滑如脂。她從小嬌生慣養成任性外向的性格，所以放誕風流，艷名四播，不幸紅顏薄命，她十七歲就守了寡，卓王孫把她接回家來住，一則是養尊處優，在娘家的生活舒服，再則深知這個女兒的性格，怕鬧出醜聞來，面子上不好看，接回娘家，自有防範的意思在內。

其時臨邛的縣令名叫王吉，他有個好朋友叫司馬長卿，是成都人，本名犬子，因為仰慕藺相如的為人，改名相如。司馬相如喜歡讀書，也學過劍擊，在文學方面，是個不出世的天才。他家的境況不壞，所以做了“郎”，官拜“武騎常侍”。

漢朝有這樣一種制度，選拔富家子弟，充作皇帝的侍從，稱為“郎”。後世以郎為年輕男子的美稱，即由此而來。因為侍奉天子，所以又稱“侍郎”，又有“侍中”、“中常侍”等等職稱。“郎”的官俸不高，而服裝車馬極其講究，因而非富家子弟不能做，但天子近臣，身分不同，而且只要有才幹，極容易受到賞識。不幸地，景帝對於文學，並不愛好，同時司馬相如口吃，而在皇帝左右奔走，頂重要的是奏對敏捷，所以他做官並不得意。至於他本人的作風，又不脫文人散漫自適的本性，更不宜做這個需要隨時注意儀容，保持警覺的宿衛郎官。這樣，即不得意，又感拘束，他便起了棄官的念頭。

其時封建諸王，最有勢力的是梁孝王劉武，他與景帝同為竇太后所生，景帝看待他，自與別的異母弟不同。又以吳楚七國之亂，梁國的位置在河南、山東一帶，正居中原，為戰略上的要地，所以發生了極大的阻擋作用。事平論功，梁工居首。

竇太后也偏愛這個小兒子，賞賜不可勝數。於是梁王大治宮室，廣結賓客。四方豪傑，雲集大梁，山東“稷下”一派的學者，如鄒陽、枚乘等人，亦為梁王的上賓。

景帝即位的第七年，梁工人朝，這些學者也都跟着到了京城。司馬相如跟他們談得非常投機，因而告病辭官，投入了梁王門下，在梁國住了好幾年，有名的“子虛賦”，就是他此一時期的作品。

這樣，過了五、六年諸侯門下飲酒讀書的閑適生活，忽然遭逢意外——梁孝王在出獵途中，一病而亡，居停既逝，門客星散，司馬相如潦倒還鄉，境況十分艱窘。

就在這困處愁城的日子中，他接到了臨邛縣令王吉的信，信寫得很簡略：“知道你宦遊不得意，來看我。”

信雖簡單，準備為他想辦法的誠意，並且必有辦法好想的把握，是很顯然的。

司馬相如也知道臨邛多富翁，有好朋友在那裏做縣令，這個秋風大可一打，所以決定接受邀請。

當然，他懂得打秋風的方法，最要緊的是不能露出寒酸相。於是悉索敝賦，把能夠變錢的東西，統統賣光，湊足一筆盤纏，作背城借一之計。因此，到臨邛的時候，車馬僕從，一應俱全。派頭相當不壞。

在王吉是早就設計好的，親自出城迎接，把他安置在公家的“招待所”里，就像接待貴人那樣，每天都要到招待所去謁見請安。司馬相如也擺出貴人的架子，接見了幾次就厭煩了。等把名刺遞了進去，叫僮僕出來擋駕，說有病不見。而碰了釘子的王吉，依然一天一趟，報到不誤。

這一下，臨邛縣民紛紛猜測，不知來了個什麼貴人？看他的架子這麼大，縣官這麼恭敬，可知官階一定不小。這些猜測，越傳越盛，終於傳到了卓王孫耳朵里。

卓王孫的架子也不小，縣官並不在他眼中。平時只在他那佔地十里之廣的大宅里納福，偶然出門，也無非與他的同行，也是巨富的程家和鄭家有所往來。這一天偶而聚在一起，談到了住在招待所的這一位貴人，都覺得他的來頭似乎不小。

於是卓王孫說道：“王縣令總算是個很知趣的人，我們給他做個面子吧！”

“這個面子怎麼做法？”

“請王縣令的貴客吃個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