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節

總之，這個時期，可以說是極端的自由經濟，一切為了便民，一切為了生產。

其時封建制度已經恢復，但高祖諸子分封在外的，不管王國還是侯國，有朝廷所派的“相”和“傅”，擔負起治理國政和輔導王侯的重任，所以中央的政令，依然可以貫徹。而呂后雖多失德，也像武則天一樣，對老百姓是不算太壞的。呂后一死，劉氏子弟大殺日後娘家的侄兒，也只是一場宮廷政變，並不影響整個政局，相反地，反迎來了一位古今罕見的仁君，那就是文帝劉恆。

文帝的母親是薄太后，對於國家大政，頗具影響力。這位太后大概因為飽經憂患，忽生一場悄來富貴，持有凡事皆有蒼天安排，只要心好，必蒙神麻的觀念，所以從開國時期的放任政策，更進一步變成與民休息的“無為而治”，後人因而說薄太后篤好清凈無為的“黃老之學”，其實秦始皇焚書坑懦，讀書是件不容易的事，連漢高祖都是“奇絕英雄不讀書”，薄太后又何嘗知道什麼咱老之學”？

因為是在這樣放任的自由經濟制度之下，富商大賈挾其雄厚的資本及高度的生產力，幾乎不費什麼氣力，便可富埒王侯，名為“素封”。

何謂“素封”？封者封君，素作空字解，意思是：雖然沒有公家所給予的名位、爵秩及俸祿，但財雄勢大，好比一國的封君。司馬遷所謂：“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所以卓文君的父親名為卓王孫，“王孫”應該是當地人稱他的一個外號，而非本名。

“素封”之家，多為兩三世以上的富商大賈，因為漢初既是絕對的自由經濟制度，則財富的蓄積，必成幾何級數的增加，一切的保護法令，使其立於不敗之地。

大致說來，素封之家所經營的事業，不出四種；第一類是地主，一方面大量購置田產，以僮僕耕作，一方面從事畜牧，孳生“五(牛孛)”。第二類是在近海地區收鹽漁之利，此輩以山東最多。第三種不妨尊稱他們一聲“金融家”，以放債收息致富，當時最有名的“財神”，一是關中的無鹽氏，二是成都的羅家，漢初對利息採取放任制度，所以重利盤剝的情形，各地皆有，當債務的壓力不堪負荷時，老弱者賣田宅，鬻妻子來償債，強項者則逃亡或賴掉。於是此輩又不得不雇孔武有力的人來討債，後來遊俠之興，與此不無關係。

第四類就是卓家那樣的人家，除了在冶鐵上面賺了大錢以外，往往還開“造幣廠”，因而是素封的素封。

利率的放任政策和放棄貨幣國有的政策，是漢初經濟制度中的兩大失策。本來在秦代，貨幣制度已上軌道，上幣是黃金，以“鎰”為單位，“一金”就是一鎰，計廿四兩。下幣是銅錢，文曰“半兩”，等於十二銖，重量也真是半兩。到了漢初，為了增加貨幣的供應量來活躍交易，同時也希望把人家的窖藏吸引出來，所以託詞秦錢太重，使用不便，准許人民自己開爐鑄錢，形狀像榆莢，稱為“莢錢”，重量只有一銖，為秦錢的十二分之一。

這一下，大家都來鑄錢，搞成了惡性通貨膨脹。同時各家鑄的錢，分量總有出入，所以糾紛百出，市面益加混亂。呂后臨朝，對此大傷腦筋，不得已下令，舊錢仍准通行，而莢錢則並未禁止，這樣無補於事，於是又下禁止私鑄令，但盜鑄如故。

到了文帝五年，又改了花樣，新鑄“半兩”錢，而實際重量僅得四銖。四銖錢是“法幣”，即賈誼所稱的“法錢”，這樣便有三種貨幣在流通，用莢錢要貼水，用；日錢一對一，但舊錢比“法錢”重，於是又有糾紛。漢文帝為獎勵大家鑄造“法錢”起見，解除私鑄的禁令，可是另有規定，法錢中銅的成分必須准足，如果雜以鉛鐵，要受“鯨刑”——臉上刺字的刑罰。

但如照政府的規定，則鑄銅錢就無好處，好處即在攙假。大利所趨，民不畏法，因而鯨刑累累，成色不足的爛銅錢，依然充斥於市。

於此可知，當時最貴重的金屬，第一是金，第二是銅，有了銅，就可以鑄“法錢”通行天下。

我國的地名中，稱為“銅山”的地方很多，不僅止於江蘇徐州的別稱。漢初諸王，吳王的封地，是有名出銅的區域。吳王劉濞是劉邦的侄子，封地計有三郡五十三城，即今江蘇南部、浙江北部與安徽東南部一帶，也就是後世的所謂“東南財賦之區”。在當初列國中，最稱富饒，境內有漁鹽之利，又有銅山可以鑄錢，國用寬裕，所以吳國的老百姓，像現代中東的科威特一樣，是不須納稅的。

吳國建都廣陵，其地即是繁華了一兩千年，直到清朝末年才沒落的揚州。在它的周圍的銅山，計有江蘇的江寧、溧水、儀征；安徽的徑縣，江西的德興和浙江的行縣、安吉等多處。劉濞的錢多花不完，於是招致亡命之徒，在景帝時謀反，引起“七國之亂”，結果為周亞夫個別擊破，劉濞窮無所歸，逃到浙江溫州，為當地人所殺。這都是銅山害了他。

另外一個受銅山之害的是鄧通。此人與卓家有關，他的故事特富傳奇性，值得談一談。

鄧通是蜀郡南安人，四川曾有兩個南安，一個在劍閣，一個在榮縣西面。鄧通的家鄉是榮縣這個南安，距臨邛不遠。他怎麼到了京城裏的，自然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在未受文帝“特達之知”以前，是個“黃頭郎——御用船隻上的水手，頭戴黃帽，稱為“黃頭郎”。

長安西北龍首山下，有座有名的宮殿，名叫“未央宮”，是高祖七年，相國蕭何所建，周圍二十八里，造得十分壯麗。文帝在那裏休息，有一天在未央宮晝寢，做了一個夢，夢見他自己要上天，但上不去，正在苦苦掙扎的時候，發覺有個黃頭郎在後面推他，回頭一看，看不見臉，只見他穿了件兩種顏色的布做的衣服，後面的衣帶上有個洞。

醒來之後，文帝還很清楚地記得這個夢，而且也很重視這個夢——“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文帝是很迷信這套花樣的，心裏就想要找這個幫他上天的黃頭郎。

於是他臨幸未央宮西的蒼池，蒼池之中有個“漸台”，就是後來王莽的畢命之地。漸台在水中央，四周有船，也有黃頭郎，他倚着欄杆，一個個看過去，果然發現了這麼一個穿異色衣服，衣帶上有洞的黃頭郎，與夢中所見，完全相同。

當時就在漸台召見，問他的姓名，說叫“鄧通”。鄧與登聲音相近，登天而通，大符所願，文帝非常高興。

以上的記載，見於《史記》與《漢書》，司馬遷與班固不免有為賢君諱的地方，字裏行間所透露的消息是，文帝初見鄧通，猶如清高宗初見和珅似地，在同性戀的性心理上，發生了一種極其強烈微妙的吸引作用，一見而生“孽緣”，寵幸至死不衰。在當時，文帝賞賜巨萬，授以“上大夫”的官職，而這個上大夫，只是“謹其身以媚上”，伏侍文帝，極其謹慎小心。宿衛的郎官，照例每十天“洗沐”，可以外出。鄧通亦寧願放棄了假期，在深宮陪文帝。以後有了自己的府第，文帝更時時微服到他家去“遊戲”。

但漢文帝到底不愧為中國歷史上的好皇帝之一，雖然溺於男色，對待他所寵幸的人，仍舊很有分寸，賞賜歸賞賜，不准他們干預政事，也不會聽信他們的話，這樣便杜絕了他們在外面招搖生事，足以在政治上造成紊擾與腐化的可能。

同時他也為他們作過長遠的打算，一時的賞賜恩寵，不足以保障他們的將來，他是患難中的過來人，深深體會過世態炎涼的滋味，知道那些受寵幸的人，必定遭人妒嫉。有他在，別人自無可如何，一旦失去他的保障，他們立刻就會成為眾矢之的，所以那些人該有個自立之道。

當時受文帝寵幸的人，一共有三個，除了鄧通以外，另外兩個是太監，一個名叫伯子，在北宮服役，所以稱他為北宮伯子，此人生性忠厚，人緣極好，將來可保無虞。另一個名叫趙同，他有一項特長，懂得星象，善“望氣”，此“望氣”與徐夫人鑄劍，看冶爐中火候的“望氣”不同，是看星象的變化，照臨的方位，察知何處地氣衰旺，好預作趨吉避凶，祈禳化解之計。當年楚國庄生，為了救陶朱公的次子，促成楚王大赦而作的“危言”，就是從“望氣”上想出來的。

趙同常為文帝的“驂乘”——陪着皇帝，坐在車子的右面。在冗長的旅途中，可以談談這方面的情形，破除寂寞。帝皇貴人都相信這一套，趙同具此特長，為人倚重將來亦可自立。

令人傷腦筋的是鄧通，他除了會划船以外，一無所長。雖然官居上大夫，在三公九卿之次，其實這個職位並無一定的員額，職掌議論，不負實際責任，是文帝不得已而替他安排的不必上班的一個挂名差使。但雖無實際責任，居此清高的名義，畢竟為名器的濫授，只要有人提出攻擊；立刻就會保不住。所以文帝對鄧通的將來，一直在憂慮。

有一次，文帝找了個有名的相士，來替鄧通看相。相士斷言，鄧通將來要窮得活活餓死！文帝一向相信龜卜星相的花樣，這一次卻大不服氣。

他說：“鄧通有我，要富就富，只看我肯不肯。怎麼說他窮得要活活餓死？這話太可笑了！”

於是文帝賜鄧通一座銅山。人民可以自由鑄幣，但銅山是屬於公家的，鄧通有了銅山，便可以大鑄“法錢”。這比法國路易王朝，特賜某人以發行彩票的權利，還更容易發財。

話雖如此，也不是全然沒有問題。鄧通出身孤寒，家鄉沒有人可以為他經營，他本人又必須在宮裏服侍文帝，滕不出空去采銅鑄錢，就算有空，他也辦不了這樣大的事業。

這不等於貨棄於地了嗎？不要緊，幸好所賜的銅山，就在臨邛地區，可以委託卓王孫代為經營——實際是鄧通以銅山為資本，借重卓王孫的技術，算是合夥的生意。

卓家其時在臨邛已有五六十年的歷史，所以照時間來計算，卓王孫應該是老卓的孫子。

這時的卓家，與老卓當初到臨邛時，搭一個茅篷來住的情形，真有霄壤之別。

經過三世的經營，到了卓王孫手裏，他家的位於臨邛城南五里地方的住宅，佔地廣達十里，其中亭台樓閣，自然應有盡有，此外更特辟了漁池和“圍場”，作為垂釣和打獵之用。起居豪奢，“擬於人君”——’由《漢書》上的這四個字，可知卓王孫的起居享用，頗有僭越非禮之處，只是漢初法令寬疏，對於貶抑商人的“七科滴”

法令，並未嚴格執行，兼以天高皇帝遠，所以不曾惹出大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