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節

於是夫婦同心一德，秘密籌劃。老卓雖對臨邛地方已很了解，但還不敢多邀人去，怕的萬一環境不理想，會遭人埋怨，同時他又不肯輕易透露這個珍貴的“經濟情報”，所以對秦國的官吏，另外編了一套說法。

他說：“葭萌人多地方小，水土亦不見得厚。我請求遠遷。”

秦國官吏正因大家都要在近處安頓，深感為難，聽說有人志願遠遷，當然高興，便問：“你想遷到哪裏？”

“我聽說江山之下，土地肥沃，地下有‘蹲鴟’，可以餓不死。而且那裏的人善於做生意，我是做生意的人，不妨就遠遷到那裏。”

這是非常合作的態度，如果人人願意遠遷，在葭萌的秦國官吏，就不必大傷腦筋。所以他的請求，立刻就得到批准，夫妻倆隨即動身往南走。

但是他們並沒有到“汶山之下”。那個地方根本不能去的，老卓的話是“擺噱頭”。汶山就是岷山，“蹲鴟”是大芋頭的別稱。照他所說的那個地方考查，應該就是現在四川茂縣這個地區，《嘉慶一統志》記載該地的物產，就有“芋”，《華陽國志》：汶山郡出，大如蹲鴟”的字樣。但是，這裏在秦代尚為化外，稱方“冉囗”。那裏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成部落，種族異常複雜。言語不通的漢人到了那裏，不被割下頭來當酒器才怪。

老卓作這番託詞的用意，是不難明白的，他想獨佔臨邛的鐵礦，但內行不止他一個。山東有個姓程的，是他們冶鐵的同行，以後也到了臨邛，也發了大財。此外總還有一些聞風而至的人，大占“山澤之利”，這是臨邛多富翁的由來。

老卓在臨邛，真是創業維艱。他們夫婦依然手推一輛車子，由葭萌經劍門的棧道南下，再由成都折而往西南，二百里到臨邛。臨邛有城，周回六里，高五丈，是張儀滅蜀國后所建。老卓住在城南五里路的地方，最初當然是茅篷。這個茅篷後來成為佔地十里的大莊園。

卓家南面有山，這座山就是老卓不遠千里而來所追求的主要目標。

這座山有四個名稱，古石山、古城山、鐵山，又叫五面山，因為山有五面而得名。據《華陽國志》：“臨邛縣古石山，有石礦，大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這是成分相當好的鐵礦。

臨邛還有火井，在縣城西南。四川的火井以富順縣的自流井為最盛，有一百二十多個，但最早發現的火井，應該是在臨邛，因為史書記載，諸葛亮曾去看過。如果不是罕異的現象，他以丞相之尊，不必親臨視察。於此可知，一直到漢朝末年，四川的火井大概還只有臨邛一處。

在現代，知道火井是天然瓦斯的作用，而在當時，則認為是一種不可解的怪現象。《華陽國志》記臨邛的火井是如此：“火井夜時，光映上昭，民欲取火，先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泄行終日不滅。”

又有鹽井，臨邛及其鄰境的蒲江，約有二十個。用火井的火煮鹽井的水，一斛水得五斗鹽，但這些古井現在都淹沒了。

除此以外，臨邛還有銅山，也在卓家附近，名為銅官山，漢文帝賜鄧通的銅山，就是此處。到了老卓的孩子卓王孫手裏，這座銅山又替他帶來了另外一筆絕大的財富！

老卓在臨邛創業，天然的資源雖富，但他仍舊必須有兩個問題要解決，那就是資金與人力。既然他在邯鄲就已致富，那末隨身攜帶着相當的資本，是可想而知的。

同時巴蜀在秦代為流放罪犯之地，罪犯貧富不一，達官貴人獲罪，他的家屬門客，充軍到邊區的，自然攜有巨資，此輩養尊處優，不工不農，要維持生活，唯有以高利貸為業——戰國末期，高利貸已很通行，最具體的例子，就是孟嘗君和馮囗的故事。益嘗君為了養三千食客，不得不在他的封邑山東滕縣放債收息，因為是高利貸，欠債的人多付不起息。孟嘗君接受了他的管一客舍”的人的建議，請經常“彈鋏而歌”的馮囗去收債。他大具牛酒，把債務人都請了來，有還不起的，把借據一火而焚之，永遠不要他還了。

孟嘗君得知其事，大發脾氣，向他責問，馮囗有兩點解釋。第一，“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第二，“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那就不如“焚無用虛債之券，彰君之善聲。”由此可見，高利貸的壓力，重到非設酒食，不能騙債務人到場，而討債討得急了，債務人會逃走。

但老卓的情況不同，他本人原有身價，而舉債是為了從事生產，償債能力是有相當保證的，同時他也無法逃亡，所以老卓為了籌措資金而舉債，應該不成問題。

成問題的是人力，開礦冶鑄，需要大量的人力。《吳越春秋》記幹將“采玉山之鐵精”籌劍，“使僮男僮女三百人鼓囊裝炭”。《鹽鐵論·復古篇》說：“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眾，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留人民也。”《漢書·禹貢》說到鹽鐵實施專賣制度以後，則“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鋼鐵，一歲功十萬人以上。”在老卓，從開採、冶鑄到販賣，為產銷一貫作業，所需要的人力是如何龐大，不難想像。而他既不願輕易透露臨邛有鐵的“獨得之秘”，復以與他一起流放到巴蜀的“難友”，畏懼道路艱難，不願深入劍閣，則《鹽鐵論》中所說“大抵盡收放留人民”這句話，便不適用於老卓。

這個人力的困難，非老卓所獨具，以後到臨邛的山東程家，同樣地亦感到人力缺乏。那末他們是怎樣解決問題的呢？

程家是向西發展，利用了西康一帶的蠻夷，即所謂“椎髻之民”。卓家是向南發展，招致了本地的土著，以及雲南的苗子、倮亻羅，即所謂“運籌策、傾滇蜀之民。”

老卓的“籌策”是什麼？史書上並無記載，但根據中外古今自艱難困苦中創業成功的例子去分析，不難想像得之。首先，老卓決不會以“老闆”自居，必定自己刻苦而馭下有思，才能受人愛戴，誠信相孚。其次，他必須親自下手，在技術上作優越的領導。複次，他應該有組織方面的才能，才可以統馭那許多來自各地，語言和生活習慣都不相同的工人。最後，他要用絕大的智慧、勇氣和耐性，來制定並執行他的“法律”。

老卓的事業光有了基礎還不夠，他能夠發展，而且是加速發展，其間的關鍵，在於他始終未受苛政的壓迫和戰亂的威脅。贏政自稱“始皇帝”以後，二十七年出巡隴西。第二年走得更遠，東行出潼關，經河南到山東，登泰山，南下到徐州，渡淮水到湖南，然後由武關口關中。二十九年仍是從河南到山東，這一次遇到一件大煞風景的事，在河南陽武的博浪沙地方，遇到張良遣人行刺，一個一百二十斤的大鐵椎誤中副車，秦始皇為此展開十天的全面搜索行動，遊興也大受影響，匆匆由山西上黨回秦。

以後在三十二年、三十七年還有兩次巡行，足跡遠至浙江紹興。最後一次出巡，中途得病，死在河北。遺命傳位長子扶蘇，而丞相李斯知道政局不穩，秘不發表，七月里的天氣，屍體都已發臭。就在這樣星夜趕回咸陽的途中，太監趙高發動了一場“奪權”的大陰謀，擁立秦始皇幼子胡亥，是為“秦二世”。

秦始皇五次巡行天下，辟馳道，修長城，在驪山造陵寢，徵發苦工，動輒數十萬，但蜀中仍未受影響。

胡亥即位，荒淫益甚，等驪山的皇陵完工，繼續調發這批奴工，建造在秦始皇手裏就已興工的阿房宮。橫徵暴斂，天下不寧，而蜀中依然未受到大影響。胡亥即位的第二年，陳勝、吳廣首先揭竿而起，於是群雄並起，逐鹿中原，終於演變成楚漢相爭的局面。這時黃河、長江兩流域及其附近地區，幾乎無不受到戰火的破壞，只有巴蜀是平靜的。由於地形阻隔，交通不便，巴蜀才真是避秦之地，而臨邛也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

楚漢相爭的局面，前後共五年，垓下一戰，楚歌四面，項羽烏江自刎，始告結束。當時中原的情況是：既有的生產制度遭受到徹底的破壞，士農工商，都失所業。

一石米賣到五千錢，餓極了吃人，死的人在總人口一半以上。民間窮，公家更窮，天子的馬車無法找到四匹純白的馬來拉，只好用雜色的馬湊數。朝中的將相，則連馬車都坐不起，只好坐牛車。

在這時候，還有一批不道德的商人出現。略為積蓄了一些資本，立刻干起投機倒把的買賣，以致物價大漲，一匹馬賣到二千兩金子。漢高祖下賤商法令：“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未始不是受了這個刺激而然。

但是，漢朝的經濟復興，卻仍然是商人居其首功。而商人的得以有所貢獻，則出於一條開明的法令：“關梁弛山澤之禁”，於是“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無疑地，這“富商大賈”中，必有老卓，甚至為其中的第一位。更無可疑的是，他從臨邛帶來了大批鐵制的農具，分散到全國各地。如果不是鐵器容易腐爛，我相信從吳越到燕趙的土地中，都可以掘出卓家所制的鋤頭鐮刀來。

如果說，卓家在臨邛的事業，自秦始皇二十七、八年到漢高祖五年的這十七、八年間，憑藉老卓豐富的經驗、卓越的才幹，在一個幾乎與世隔絕，不受天下大亂的影響的安定環境中，利用天然的豐富資源，奠定了堅厚不拔的基礎為第一階段；則自高祖六年完成一統之業，到文帝初年約二十五年之間，為其大事發展的第二階段。

在這一階段中，環境特別有利於支持農業的工商業。大亂以後，民生凋敝至極，上下一心，所共同致力解決的首要問題，即為民食。但政府此時還無力在實質上幫助農民，如貸放種籽、口糧、農具、資本，以及放領公地等等，那都是好久以後的事，當時的政府，只能採取比較惠而不費的德政，主要的有六項：

第一，獎勵孝弟力田。在呂后臨朝稱制的那八年中，特置孝弟力田官，俸祿特厚，他的任務是“勸今天下，各敦行務本。”

第二，開放一切資源。只要努力生產，不愁不能生活，同時開放一切關禁，便利物資的流通，以調劑盈虛。

第三，廢棄貨幣國有政策。人民可以按照政府所頒的規格，自由製造貨幣，藉以刺激交易，活躍市場。

第四，獎勵生育。女子最好十五歲便出嫁，如果到三十歲還不結婚，“罰出五算”，一算是一百二十五錢。懷孕的，賜谷二斛，名為“胎谷”。嬰兒無親屬，或者家貧養不活的，政府另有補助。

第三，減輕賦稅。自古以來，田賦最標準的稅率是“什一之稅”，漢初改為“十五稅一”，一度廢除，旋又恢復，到文帝時更屢有減賦的詔令。

第六，勵行節約。公家的預算，務求其低，以減輕人民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