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節

以經營糧食起家，則必具有豪傑的作風，得遊俠的庇護，實可斷言。值得後人佩服的是，他逆取而順守，到天下大定以後，配合國策，從事農商，在整個重新開始的經濟建設中，他做了很大的貢獻，也取得了很好的報酬。

漢初朝野上下，所全力謀求解決的，就是糧食問題。糧食從何而來？要靠耕作。

大亂之後，田地荒蕪，而人口銳減，所以耕作的第一個難題，就是人力不足，於是而有獎勵生育的法令。可是人口的繁殖，非三年五載所能見效；要解決眼前的困難，必須設法使現有的人力，發揮最大的效用，因此，漢朝的農業政策，特別提出“力田”二字，意思是說，不但要求務農，而且要求特別努力。

努力需要有條件，最重要的就是安定農村。這不外乎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物質方面，第一是減稅，把農民對公家的負擔，降到最低的程度。第二是開放關禁及貨幣的製造，使農民易於獲得必需的物資，以及易地就業的便利。第三，弛山澤之禁，開放一切天然資源，鼓勵大家去生產。

可是，物質方面的優惠，有時會產生流弊。利之所趨，不免爭奪，則與原來求安定的目標，背道而馳。如開放銅山，自由鑄造貨幣所引起的“奸鑄”，就是最明顯的例子。是則物質建設的同時，必須展開以倫理為中心的精神建設，所以又強調“孝弟”。上慈下孝，弟兄友愛，則協力耕作，任何天然的困難皆可克服。因此漢初詔令中，常見“孝弟力田”四字。呂后當政時，特置“孝弟力田官”，品秩甚高，職掌是“勸今天下，各敦行務本”，‘墩行”者孝弟，“務本”者力田。

力田之力，不是一個泛泛的動詞。漢初農村的情況，亦可說是慘不忍睹，往往赤地千里，不見人煙。有人煙的村落，則水利失修，六畜稀少，從瓦礫中重建，在蔓草中耕作，全靠雙手努力。所以人力這個因素，在生產事業中有無比的重要性。

一般農村，無論貧富身分，有力可出的，無不投入生產，如朱家的兒子，親自下田，即為一例。總之一般貨殖家，所最重視的生產條件，不是土地，亦非金錢，而是奴婢。

“奴婢”二字，在我們的印象中，只是奔走使今，增加生活上的便利。”而在漢朝，尤其是漢初，奴婢的意義相當於工廠的機器，耗費的動力少，效率高，易於保養才是部好機器。那時的奴婢也是如此，要求他能刻苦，耐勞，性格馴良，易於管理。

因此，要了解漢朝的經濟發展，必須對當時的奴婢制度有所認識。奴婢的起源甚古，但作為一種生產的勞動力而買賣轉讓，則起於秦代。《漢書·王莽傳》記秦代“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既然奴婢同於牛馬，自為財產之一，所以《史記》、《漢書》記富人常記其奴婢的數目，臨邛卓家，“富至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

《張安世傳》：“家僮七百人，皆手技作事，”寫得尤為明白。

秦滅漢興，多改前朝弊政。買賣奴婢，同於牛馬，這種殘酷的現象，何以漢初容其存在，而且變本加厲？這仍然是一個經濟上的問題。《漢書·食貨志》說：

“高帝令民得賣子為食”，倘非如此，則可想而知的，父子都將餓死。在這樣的大亂之後，政府如果沒有相當的財力，展開大規模的救濟工作，那麼開放這樣的禁令，實在亦不失為針對現實，解決問題的一個辦法。我們從漢高祖五年的另一道詔令：

“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來看，可以證明他“令民得賣子為食”，確是出於不得已。

賣子為食，自為父母所痛心不忍，所以在淮南有個比較特殊的辦法，彷彿作房地產的抵押，或者上當鋪那樣，賣子與人作奴婢，稱為“贅子”，三年不贖，便正式成為他人的奴婢。

當然，“自賣”不儘是為了飢餓。如電影《七仙女》的男主角董永，是因為父親死了，無以為殮，因而“自賣與富公，以供喪事”，這個故事出於劉向《說苑》。

再有一種是受了欺騙，或受到威脅而被賣的，不妨稱為“盜賣”。彭越的好朋友欒布，幾乎為漢高祖丟入鍋中煮人肉湯的欒布，就曾“為人略（掠）賣為奴於燕。”

奴婢的買賣，也像買賣牛馬雞鴨那樣，不但要看貨色的好壞，而且也要看供求關係。漢哀帝時，曾特頒禁令，限制奴婢人數，這樣便成了供過於求，奴婢的身價頓減。在通常的情況下，好比菜市場裏把雞鴨灌水、灌食物，以求增加斤兩那樣，把待價而賣的奴婢外表，也要修飾一番。《漢書·賈誼傳》：“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裝點門面，等一成交，繡衣絲履自然歸原主收回了。

私人買賣的奴婢以外，還有“官奴婢”，稱為“臧獲”。這個名詞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是說“臧”與“贓”相通，犯了抄家的罪，其家人子女，當作贓物一樣被沒收入官，所以稱為“臧”。“獲”者逃亡而被捕獲，罰為官奴婢，稱為“獲”。

這“臧獲”“二字，是指明官奴婢的由來。

另一種解釋，以奴為“臧”，以婢為“獲”，出於楊雄的《法言》，他說：

“荊、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為獲。”但是，在河北、山東交界之處，又有另外說法：“齊之北鄙，燕之南郊，男子以婢為妻者，卑之曰臧；女子以奴為夫者，丑之曰獲。”何以為臧，何以為獲？取義何在，雖未說明，但當時確有這樣的稱呼，應無可疑。因為楊雄生當漢時，他的《法言》是記實之作。

官奴婢既為罪人的家屬，籍沒入官，則其人數，必與罪案的多寡，量刑的重輕成正比例。漢文帝時訟簡刑清，官奴婢的人數甚少。據《漢書·貢禹傳》所記，文帝的“宮女不過十餘”，這雖是有意頌揚聖德，特別說少些，但加十倍，亦不過一百多。到武帝以後，迭興大獄，特別是“告緝令”中，中人之家，大抵破產，私奴婢入官即為官奴婢。到了元帝那一代，官奴婢至十餘萬人之多，坐耗衣食，每年所費達“五、六萬萬”錢，而早在元帝的父親宣帝時代，就有“官奴婢乏衣食”的記載，可以想見這些人所加予國庫的負擔是如何沉重？

這些官奴婢與私奴婢不同，他們幾乎完全是消費者。宮內及設於宮城內的官署，都用官奴婢服役，大官如尚書、詩中，更特賜妙年美貌的官婢伺候，這些都稱為“詩史”。漢朝的官吏都住在官署內，每五天得放一天假，以便回家休息洗沐，因此，“侍史”要照料官吏的起居，但不得薦寢。話雖如此，自免不了有許多風流韻事。尤其是年輕英俊，風流惆悅的富家子所集中的“郎署”，更為“侍史”嚮往之地。

官奴婢亦供皇帝賞賜之用。《史記·封禪書》記武帝賜方士架大“僮千人”，這個“僮”字，不盡指奴，亦包括婢在內。又《漢書·外戚列傳》：“武帝賜其大姊奴婢三百人。”《後漢書·光武十王傳》：“光武賜東平憲王蒼，宮人官婢五百人。”就這樣動輒以數百上千人賞賜，也還有極多的官奴婢“遊戲無事”。

私人所有的僮僕則與官奴婢正好相反，都是生產者，在漢初，他們對當時的經濟復興，曾作了絕大的貢獻。因為僮僕為主人的生產工具，所以不免有壓榨勞力的情形，漢朝僮僕的苦況，有一篇文獻，可以介紹。

這篇文獻名為《僮約》，作者叫王褒，字子淵，宣帝時做到諫議大夫。他是四川人，為司馬相如以後一個有名的文學家，寫有《甘泉》、《洞蕭》等賦。這篇《約》類似目前的雜文，以諷刺的筆調，抨擊不合理的現象，但若非當時對待僮僕確有此種苛刻的情形，則不致敘入文中，所以雖帶着“遊戲文章”的味道，確為寫實之作。

《僮約》的第一段敘明緣起：

王子淵從成都女子楊惠，買夫時髯奴便了，決賣萬五千。

由此可知，當時不但丈夫可以賣妻子，妻子亦可賣丈夫，賣價是一萬五千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