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節

第二段說明為奴的待遇：

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但當飲水，不得嗜酒；欲位美酒，唯得染唇漬口，不得傾孟覆斗。

按：酒在漢朝不算奢侈品，而禁約如此，可以推想到主人待奴婢的刻薄。至於工作方面，“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是指“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正常工作時間而言，額外還有勞力負擔：

事訖欲休，當多一石。夜半無事，洗衣當白。奴不聽教，當苔一百。

舂米洗衣，只是操作家務，則“幾百役使”，無非替主人生產牟利。

最後一段，以詼諧之語寄沉痛之情，寫的是：

讀券文遍，奴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

為奴如此，生不如死。事實上主人殺奴婢的事常有，即令發覺，被捕入官，亦得減罪。相反地，奴婢傷人，判刑特重。此外法律上對奴婢歧視的條文極多，舉不勝舉。奴婢買賣，本來是秦代的暴政之一，而漢初未改其弊，且在政令上有鼓勵畜奴的意向，這完全是因為勞動力不足，不得已而採取的一種增加生產力量的措施。

然而這種強迫壓榨的勞力，究竟能收到多少效果？令人懷疑。照史書上看，凡是大企業家，都能善用奴婢，使其發揮潛力，像任公那樣，尤其值得表揚。

大亂平定，任公由河南“督道”回到他的家鄉，長安以西的“宣曲”，從事農業。關中一帶，當時是海內水利最完善的地區，有一條灌溉的渠，名為“鄭國渠”。

致秦富強，即以此渠，而這條渠的由來，是個傳奇。

秦始皇即位之初，國勢已經甚強，連年對外侵略，韓國頗為不安，於是想了一條計策，派遣一個名叫鄭國的水利專家，西入咸陽，建議秦國開一條渠，鑿通徑陽西北的仲山，分引徑水東流，可以灌溉三百多里的農田。

其時呂不韋當秦國的宰相，他一向持吸收各國人才的開放政策，並不因為鄭國是韓國人而忽視了他的計劃。同時他門下的食客甚多，各式各樣的專才都有，把鄭國的計劃研究了以後，認為相當高明，欣然接納，並且要派鄭國主持其事。

開鑿一條幾百里長的渠，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以及好幾年的時間。這樣到了秦始皇九年，因為囗囗的案子發作，秦始皇加強警戒，才發現鄭國是一個間諜。原來韓國是有意要讓秦國把壯丁投入這個大水利工程之中，則以兵員的缺乏，就可以暫停對外侵略，使韓國獲得一個喘息休養的機會。

於是把鄭國抓了來，自然要置之於死地。在審問的時候，鄭國坦然承認，他是來作間諜的。不過，等這條渠成功，亦是秦國之利，他說：“臣為韓延數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

秦始皇接得報告，認為鄭國的話不錯，便下令將他釋放，支持他繼續興工。這條渠完成後，即命名為“鄭國渠”，或簡稱“鄭渠”。

鄭渠的故道，現已淹沒，大概是由陝西征陽縣西北仲山下，分徑水東流經三原、富平、蒲城等地，注人洛水。這條渠，把四萬多頃的“澤鹵之地”化為良田，《史記·河渠書》說此四萬多頃的田，“收皆畝一鍾”，一鍾是六斛四斗，百畝為頃，四萬頃為四百萬畝，每畝收票六升四斗，總計為二千五百六十萬斛。這對秦國的幫助是太大了！《河渠書》說：“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此直接拜鄭國之賜，而間接為韓國的貢獻。在楚漢相爭時，蕭何治關中，得能源源不絕供應軍糧，亦就因為有鄭國渠的緣故——關中只經過短時期的兵災，所破壞的是宮殿苑囿，水利設施，並未受到什麼大損害。

在鄭國渠未開鑿前，關中地區即是當時海內最富庶的農業區。《史記·貨殖列傳》就有這樣的記載：“關中自氵開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氵開者沂水，華者華山，這一片沃土，現代稱為“渭河平原”，西起寶雞，東抵潼關，長三百多公里。渭水兩岸的沖積平原，在寶雞附近寬只不過一兩公里，愈東愈寬，一過西安，綠野平疇，一望無際，最寬處達五六十公里，至今為全國著名的麥棉產區。

由於這個平原，在虞舜、夏禹時就為“上田”，所以關中之民“好稼稿，殖五穀”，農業技術亦居於海內的領導地位。任公以土著而出其得自豪傑的巨資，購買回地、奴婢從事農業，自是順理成章之事。但任公能“富數世”，則不儘是地利之功。他的接人待物的基本態度，以及經營事業的原則方法，確有人所難及之處。

任公的成功，在於他能力矯流俗，以德服人。不明了當時關中的習俗，不知任公的偉大。按：漢初建都長安以後，為了防備豪族謀反作亂，以及繁榮京畿地區這政治上與經濟上的雙重目的，下令移民。齊國的貴族田家，包括孟嘗君的子孫在內，以及楚國的貴族，昭、屈、景三姓，包括屈原的親屬在內，還有開國功臣的家族，一起都遷到關中。由於五方雜處，以致風俗不純。因為富翁多，起居飲食，無不講究，養成了極其奢靡的風氣。平民百姓看得眼紅，所以無不孳孳為利，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享受，這一來又養成了勢利的風氣。在這樣不良的社會風氣中，任公有他一套約束親屬奴婢的與眾不同的方法。

他的方法，第一是以身作則。以他的財富身分，很可以像卓王孫那樣，蓋一座大宅，享受清福。但是他親自領導，下田耕作，並不以富驕人。其次是自給自足。

他經營的莊園，‘範圍極廣，衣食所需，都可以不必外求，而在他的“家約”中也規定，“非田畜所出弗衣食”。第三，同甘共苦。他的奴婢也能飲酒食肉，但有一個條件：“公事不畢”不行！這所謂“公事”是指地方上的公事。

漢朝的基層政治單位為里，一里百家，十里為亭，十亭為鄉。鄉有多官，稱為“三老”、“嗇夫”、“游徼”。其中“三老”尤為一鄉重望，職掌教化，由朝廷選派當地德行高超，為大眾所信服的人擔任。“嗇夫”掌聽訟、收賦稅，兼理司法與財政。“游徼”則相當於現代的警察，職掌捕治盜賊，維護地方治安。

任公擔任的職務，不是“三老”就是“嗇夫”，而以“嗇夫”的可能性為大。

處理地方上的訴訟爭執，挨家挨戶去收賦稅，都要有一批幫手，所以說“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這都規定在他的“家約”里。他的“家約”不但約束別人，也約束他自己，有這樣的法治精神來管理他的事業，已近乎現代企業經營的法則，其卓然的眼光，真非常人可及。

任公也兼營商業。當時因為物資缺乏，所以一般商貿進貨的原則是，不求質精而求量多，而且進貨成本要低，這樣一遇缺貨的情況，便可獲致暴利。任公則反其道而行之；價錢不怕貴，東西要好，品質的要求，原與購買力成正比例。大亂初平，生活艱苦，食物但求果腹，衣服但求蔽寒，低級成品，自然暢銷一時。但生產制度重新建立，購買力隨農民的所得而增加，廉價的低級品，已不能滿足消費者的慾望，而任公“獨取貴善”的物資，就會變成“搶手貨”了。

從以上所談到的情況不難發現，任公所努力的目標，無非“減低成本，增加生產”八個字。為了達成這兩個目標，他所採取的原則和手段是：

第一，一切衣食，都從自己的生產事業中去求得解決，如是則利權不外溢，所得的利潤可以化為資本再投資在自己的事業上，像滾雪球樣越滾越大。

第二，為了要自給自足，不願外求，所以任公的生產事業，範圍必甚廣泛。以食而論，不僅止於種粟，還要種蔬菜果物，養牛養羊，以至開鑿魚池，從事水產。

以衣而論，他要種麻種棉。此外必也有自己的農具製造廠，乃至造車的設備。當然，這些生產事業的投資和收穫，是經過細密計算的，如果沒有利潤，他可以用“物物交換”的方式，來獲得生活上的必需品。

第三，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並且形之於文字，共見共聞，彼此信守，那就是他的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