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節

由此亦可見，在那種通訊、交通遠不如現代，以及天然的不可抗力，隨時可以破壞預定計劃，為人帶來厄運的環境中，如果沒有足夠的應變能力。是無法出門經商的。刁間就有這樣的本事，能識人，能用人，而且能夠教人。所以他派出去經商的奴僕，都能獲得極大的成功，不僅獲利，而且得名。《史記·貨殖列傳》說他的奴僕，“連車騎，交守相”。請想想，這份煊赫！

“守”者太守，為一郡之長；“相”，諸侯的屬官，掌理民政，亦可以說是地方官。這些達官貴人，居然與奴僕身分的商人一起高車駿馬，連翩同行，不能不說是異常的現象。而此現象，正為漢朝商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大特色。

這個異常現象的造成，可分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以奴僕的身分如何高攀得上貴人？一方面是守相為何要折節下交。就前者來說，漢初大亂初定，朝野上下，所全力以赴的目標，即是“治生”，過分追求物質的結果，產生一個觀念上的偏差：

能賺錢就好！而社會上的階級又與政治上的階級不同。政治上的階級是：官吏、庶民——庶民又有等次，但都為自由人、奴婢。社會上的階級是富翁、中人、貧民。

因此漢高祖雖有詔令，商人不得衣絲乘車，並且有種種歧視商人的法令，而商人只要有了錢，除卻造反，其他可以為所欲為。因此，刁間的僮僕，手握巨貲而又手腕靈活，則結交守相，非不可能。

至於守相的折節下交，固不免看在錢的份上，心存勢利，但大部分是要借重大商人的財力，解決公家的經濟問題。

那時的地方政府，不比現在，有歲入歲出的預算，更談不到嚴格的財政收支系統。尤其在漢武帝以前，對於地方財政，採取放任政策。不過放任不是放縱，橫徵暴斂，或者從事不急之務，加重人民的負擔是不行的。所以這個放任政策，實際是不管主義。不管地方官的困難，有問題自己去解決，不用想跟中央要錢。

如果地方富庶，當然可以自給自足，無奈大亂之餘，小民餬口尚且不易，何來余財，以奉公家？因而地方上便發生了兩個財政上的問題，第一，是政費不足，無力建設。第二，是王侯的用度不足。

王的封邑大，問題比較小。侯的封邑通常為千戶，說得明白些，就是指定一千戶人家，繳納相當的稅賦，以供侯的用度，故稱為“衣租食稅”。通常每一戶每年繳稅二百錢，一千戶共得二十萬，也就是二十斤黃金。除去平時衣食車馬之費，定期赴京朝覲天子，一切貢物、旅費、交際應酬的費用，也包括在裏面，境況並不如何寬裕。如以年收甘萬錢為目標，則以《史記·貨殖列傳》的計算，就畜牧業而言，能牧馬五十匹，或養牛一百六十七頭，或養羊、養豬二百五十條，有一於此，即可年收此數，在經濟上的地位，與千戶侯相當，而其支出，不如千戶侯之多，所以生活可以過得很優俗。

侯的收入少，支出大，甚或二十萬錢的收入亦不足，這樣，為他管事的“相”，就必須設法去找額外的錢來彌補。或者青黃不接，周轉不靈，也必須先借一筆錢來過關。這些難題，唯有手頭握有大量現金的貿易商，能為他解決。相的折節下交商賈，原因在此。他所要問的，是有錢沒有錢，肯借不肯借？不是什麼奴僕不奴僕！

郡守的情形，稍有不同。他們的必須聯絡大商人，是想經由貿易的方式，解決一時的困難，促成經濟的發展。這情況，就像現代華爾街的大亨，為開發中國家奉為上賓是一樣的道理。

問題在這裏：那些奴僕，受命從事貿易、將本求利，盈虧都屬於主人，何以有這樣大的權限，能動用主人的資本，從事政治性的商業投資？萬一吃了倒帳，或者資金擱淺，遭致巨大損失，那怎麼辦？其次，舛黠的奴僕，因為結交了達官貴人，有了強硬的背景，背叛主人，拿他無計可施，那又怎麼辦？

這就是刁間魄力過人的地方。這些因素都在他估計之中。由政治性而遭致損失，不足為慮，因為可以由政治性而從他處取得補償。舛黠奴背叛，亦不足為慮，他自有駕馭他們的手腕。不但如此，他還有這樣一個看法，愈是能結交貴人的，愈見得其人有才能，因而“愈益任之”。此是刁間獨具巨眼的鑒別人才的方法。

識人還要能用人。一般地來說，用奴僕來從事農、工、商業，最要緊的一點是“同苦樂”。勤儉是治生起家的根本，所以要“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但這些如果只是對奴僕的要求，而主人像卓王孫那樣享用豪侈，則奴僕離心，事業決不會成功。當然，在生活刻苦以外，應有相當的工資作為酬報，是即所謂“同苦樂”

的樂，才能維持相當的工作情緒和效力。

能做到這樣，已經很不錯了。刁間卻還有更開明的做法，他允許奴僕自己經商，只要完成了主人交付的任務，行有餘力，盡可以用自己所積蓄的資本，買進賣出，刁間不加過問。不僅不加過問，甚至予以財力上的支援。這就像陶朱公“三致千金”

而分散給他的親友一樣，造成許多外圍的子公司，聲勢越發壯大，呼應越發靈活，而且休戚相關，一榮皆榮，一枯皆枯，則要背叛刁間，不但他自己划不來，別的奴僕也不允許他這樣做，合力約束制裁，所以不足為刁間之患。

這是刁間超越當時所有的商業理論，獨樹一幟的成就。此外他還有許多長處，尤其是對於白圭的理論，研究得非常透徹。白圭理論的精義在“觀時變”。時者天時，而刁間的“時”，亦包括人事。說得明白些，在掌握自然因素對於生產及貿易的影響以外，還要顧慮到政治因素所導致的生產和貿易環境的變化。

先說天時。白圭的看法，出於計然，認為年歲豐歉是有周期性的。他是中國農村中“賣青”這一制度的發明者。由於他手裏掌握了大批物資，便足以控制農村中的經濟生活，如果年成好，谷麥豐收，則家家要添衣着，修房屋，於是他以絲和漆來交換穀物，當然穀物的價格是低廉的。倘若年成不好，民以食為天，正好打開積穀倉，以高價來交換棉花、土布等物資。在青黃不接之際，他又辦理私人的農貸，約定某項農作物收穫后清償。總而言之一句話，變的是“以少換多”的魔術。但是他也有風險，譬如穀物連年豐收，一方面價錢越壓越低；一方面陳谷會腐爛變質，這樣就要造成雙重的損失了。

至於政治的因素，不是指政策的變更，而是指發生叛亂的戰事而言。那時有一項“戰爭財”好發，即是貸款收息。

最明顯的例子是吳楚七國之亂，也正是刁間的那個時代。景帝三年，吳王劉濞自廣陵即今揚州起兵，勾結山東及楚地請王謀反，聲勢浩大，尤其震驚天下的是，吳王所出的賞格：能斬捕朝廷大將的，賜金五千斤，斬一個裨將亦賜金二千斤。他寫信通知一起反叛的諸王說：“我的錢，存在天下各處，隨時隨地可以動用，不一定要從吳國來取。你們要用錢，僅管用。有應該照上列賞格賞賜的，請通知我，我立刻派專人送去。”口氣之大，空前絕後，而決非妄言欺人。

在以前曾談過，漢初分封諸國，最富的是吳國。因為有“即山鑄錢，煮海為鹽”

的大利，吳國的老百姓像現代的科威特那樣，是不須繳納任何賦稅的。吳王劉濞，以四十年的經營蓄積，財富不知其數。由於吳國錢遍天下，吳國的鹽亦行銷天下，等於任何地方都有他的銀行及鹽號，所以說：“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之。”

相反地，景帝承文帝之政，輕徭薄賦，國庫不裕。如果說打仗就是打錢，則勝負之數，未曾接戰，就可判定。

也就因為財力不足，景帝當時雖派太尉周亞夫，率領三十六將軍出關討伐，但意存妥協，所以採納袁盎的獻議，希望七國罷兵。七國同叛的起因，是晁錯建議景帝削諸侯的封地，所以出兵的借口，亦為“誅賊臣晁錯。”袁盎與晁錯是死對頭，當景帝因竇嬰的提議，召見曾為“吳相”的袁盎問計時，袁盎正好借刀殺人。他密陳御前：“獨斬晁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景帝原是極信任晁錯的，但考慮久之，終於說了句“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要向晁錯“借人頭”了。

晁錯作了“政策性的犧牲”，而袁盎的計策，並未生效。於是周亞夫的軍事行動才正式開始。當時從軍的三十六將軍，多為列侯，他們的封邑多在關東。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很願意出力打這一仗。但有一層困難，領軍從征，要自備糧襪軍火，從何而得？當時通行的辦法是借債。漢初的利息，即所謂“子錢”，多寡並無明文規定，只要當事人雙方同意，訂立契約，即有法律上的效力。列侯願付的利息，亦是空前絕後的，借一還十。不過有一個條件，要吳楚七國之亂平伏，才能還清本息。

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這筆軍費是正當開支，等收復失地后、可以向老百姓攤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