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節

所謂“敗素”，是粗劣的白絹或者白布，但一經染成紫色，身價十倍，化腐朽為神奇，因為齊人多智的又一明證，同時齊人染色的高明，亦可以想見。

由於齊國的強盛，一方面貿易發達，一方面各國諸侯、行人、訪聘者陸續不絕，都要購買齊國的上等衣料自用或送禮，所以刺繡品的銷路極好，但刺繡的收入並不高。《史記·貨殖傳》說：“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倚市門者何？司馬遷又說：“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說得清楚些，便是為娼。太史公這段話，正是指齊國而言，因為娼妓就是管仲所發明的，而“齊女”的艷名在當時是與邯鄲的“趙女”並稱的。

刁間的貿易，輸出齊地的絲織品及刺繡品，必為其主要的業務。齊地的絲織品，最出名的是“阿縞”，阿是指東阿縣，《史記·李斯傳》：“阿縞之衣，錦繡之飾”。

這兩句話又見於《戰國策》的《秦策》，可知齊地的絲織品，主要的市場，是在關中一帶。當然，東阿縣所出的絲織品，不限於“縞”，《史記·集解》：“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可證。此外，沂。泰山區各縣，均盛產麻桑，所以齊魯之間的紡織業，是普遍發展的。

但在刁間那個時代，齊國的貿易中心是在臨淄，為各種物資的集散地。其次是孟嘗君的封邑“薛”地，即今山東滕縣之南的臨城，一北一南，為刁間從事工商業的兩大據點。

臨淄自春秋戰國到西漢，始終是一個富庶繁華的大都市。當時的大都市，首推代咸陽而興的長安。天下的大族、豪富，大都徙於長安。這種硬性吸收“僑資”的結果，造成長安高度的繁榮。但五方雜處，風俗不純，有錢的人，競相講求生活上的豪華，一般平民又極力向貴族看齊，奢靡之風，成為社會的一種病態。大致而言，長安是一個消費的都市，對於當時經濟發展的貢獻並不大。

其次是洛陽，此地為東周的王畿，也是最早的一個商業都市，照戰國時期的地圖看，洛陽適居天下之中，東齊、西秦，南面是韓、楚，北面則魏、趙、燕三國。

由於處於交通的中心，而且王畿之民，政治的色彩比較淡，好比現代的許多中立國家的人民那樣，旅行可以獲得許多方便，因此，洛陽的人做生意是出名的。雖然商人的地位不如工與農，而洛陽人民特別看重，或者說喜愛經商，像大禹治水一樣。

他們可以三過家門而不人，以常年在外經商相矜耀。有這種敬業的精神，才會產生白圭那樣的人。刁間私淑白圭，他的理論和業績，我在後面將會談到。

再次是大梁和邯鄲，一在河南，一在河北，和偏西的洛陽鼎足而立，構成中原交通網的支柱。邯鄲是趙國的都城，戰國末期，此地是各國政客和間諜活動的中心，以美色聞名天下，及至秦漢一統，邯鄲的地位逐漸末落。大梁就是開封，這裏地勢平衍，張儀所謂“諸侯四通，條達輻轉，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為“四戰之地”，易攻難守。大梁的交通極其發達，“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但都是過境。史書上不見大梁有大企業、大商人的記載，主要的原因，即在於投資大梁，太無保障。

戰火侵襲，隨時有遭受嚴重損失的可能。楚漢相爭，大梁被破壞得相當厲害，所以漢興以後，大梁的地位比邯鄲更不如。

其時的新興都市是成都，而大致能夠保持原來地位的，是臨淄。臨淄與長安正好相反，它是一個生產的都市。也與洛陽、邯鄲不同，這兩個都市因為交通的便利，而促進了工商業的發達，臨淄則因工商業的發達而促進了交通的發展。

臨淄的交通，有一個為其他各大都市所沒有的特色，就是出海便利，蓬萊半島與北面的旅順、大連隔海相距，只一百多里。由於海上三仙山的傳說，所以蓬萊半島的芝罘、煙台一帶，成為中國最早的國際港口。

在秦始皇以前，早在齊威王、齊宣王的時期，就曾遣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此海上神山，相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上有仙人及不死之葯。那裏的禽獸都是白色的，宮闕為金銀所造，隱隱在雲端里發出寶光異彩，但一行近，才發現三神山反在水下面。等船將到時，總是有一陣怪風把船吹走，因此齊威、齊宣還有燕昭王等人，始終不能達到求仙的目的。

顯然的，海上神山無非海市蜃樓而故神其說，兩千多年前，自然不能了解這種因光線折射而生的現象。所以後來又有秦始皇受齊人徐福之愚，“發童男女數千人，人海求神仙”，甚至博浪一擊，驚魂未定，他仍不廢蓬萊半島之游，到登州海邊去眺望，以冀一見神山。如果那時不是矇著這一層神秘的色彩，能夠踏踏實賣，從事海上交通的發展，則中國與日本的接觸，不會晚至隋唐。日本的文化，也將是另一種型態。

就臨淄的交通來說，水路以利用黃河為主，由淄水經一條運河入濟水，與黃河并行，到大梁會合，西至關中，東循鴻溝人淮南。陸路大約有三條路線，一條是往西北渡黃河，人邯鄲，一條是由西南經泰安、曲阜、曹州往西到大梁，一條是南下經莒城入彭城。春秋戰國以迄秦漢的道路，由於軍事的需要，同時因為地曠人稀，所以極其寬闊。從周朝開始，對路政就很注意，立有一套完善的制度：第一，“先王之教曰：雨華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要按時去整理道路橋樑；第二，“列樹以表道”。因為路太寬闊，同於原野，如果不種樹作為標誌，便有迷路之虞；第三，“立鄙食以守路”，有專人看管道路；第四，“司空視途”，專設一官，管理路政。

“司空”即為後世的“工部尚書”，在現代當然是交通部長了。

《周禮》中講道路制度尤其詳細，這因為當初行井田制，“農地重劃”時，就已把道路留了出來，所以自“一夫”至“萬夫”有不同寬度的道路，“一夫”指一個農夫所受的私四百畝而言。換句話說，每百畝田之間，必有一條公眾道路。寬狹等級，共分五等：間、徑、途、道、路。

因為春秋戰國的道路已經修得很好，所以秦始皇統一海內，立刻便有一個完整的“公路網”出現。於是劃一制式，規定車輪之間的距離，以求與車轍相合。“車同軌”的要求，無異說明車輛已可暢行各地。秦始皇巡幸四方的交通工具就是車子。

那時帝皇出巡所用的車子，大得驚人，稱為“轀輬車”，轀輬實應作溫涼。因為車子有窗，聞窗則溫，開窗則涼，車中可以坐卧。皇帝的卧車，不是能夠睡下就算數，其中有各種陳設，還有人侍奉，等於一座活動的寢宮，其大可知。

因為“轀輬車”太大，而秦始皇又好巡遊，為了他的方便，特地開闢“馳道”，顧名思義，“轀輬車”可以急馳，則此道路應如何寬廣平直？《漢書·賈山傳》記馳道的規模：“道廣五十丈，三丈而樹。”這還不算：“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這樣豪華的工程，以造價來計算，日本新近落成的那條世界最貴的公路，怕也瞠乎其後了。

馳道是秦始皇御用的道路，專為他個人享樂之用，結果以後在軍事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群雄並起，項羽入關，如無馳道，則用兵不致如此神速，秦亡得也不會這麼快！這是秦始皇生前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由於交通的發達，相應而起的便有旅舍事業的發展，旅舍有公私兩種，公家的旅舍就是“亭”。但商賈喜歡住私人經營的旅舍，因為亭有許多不便。

有哪些不便呢？古今同理，對於現在公家的招待所，一般人所感到的不便，在當時也是一樣。譬如說，借住某名勝區某公營事業機構的招待所，說不定有一天晚上管事的人會懷着歉意來對你說：“某先生，實在對不起！剛才接到台北的長途電話，我們董事長明天要招待一班貴賓來玩，所有的房間都要用。請你原諒，讓一讓。”

這樣的情況之下，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如果是住私營的旅舍，就決不會有這樣的麻煩。

亭的設置住宿設備，本意原是供官員過境之用，有時大員駕臨，按照日程，早就收拾整潔，掃榻以待。為了避免再洒掃一遍的麻煩，即使空着，也不願讓商民使用。至於到期必遷，對於一般旅客來說，原不過夜來有個宿處，天明趕路，還不生影響。可是做買賣的商人，就不同了，到某一處進貨、售貨或者收取帳款，事不由己，逗留的日程亦難預定，倘要多住數日而非遷不可，隨身帶着貨物銀錢，豈不狼狽？

其次，目前有許多招待所，對於借住者招致應召女郎，懸為厲禁。當時的亭也是如此，這對終年在外，每招游娼伴宿的商賈來說，實有未便。但這些都還是小問題，最大的不便，是商賈無法在亭中做生意。

現代的商業制度，燦然大備，製造商是製造商，經銷商是經銷商，有批發、有門市，分工甚細。在古代，雖有“行商坐賈”之說，但並無嚴格的“同行公議”，非遵守這個規定不可，所以行商亦可為坐賈，因時因地而異，具有極大的機動性。

當然，出發做生意之前，先有一個計劃，到甲地買進某項貨物，到乙地出售，再進某項貨物，到雨地去賣。預計需要多少資本，若干時日，行程如何？都曾仔細盤算過。但是意料不到的客觀因素的影響，隨時可以打破預定的計劃。舉個最簡單的例子說，攜帶一批貨物，赴某地銷售，中途忽遇山洪暴發，或者發生戰亂，交通中斷，那末，這一批貨物便得就地處理。或者原定赴某地銷售的，結果在中途某處，發現這裏的行情比預定的銷售地點還要好，則又何必多花運費、時間，非照原定計劃執行不可？

遇到這樣的情形，行商立刻便成坐賈，在私營的旅舍中便可展開交易。如果住亭，就不會得到這種方便。此外私營的旅舍，奉一顧客至上”為信條，一切的設備、招待，都能符合商賈的特殊需要。特別是某一家相熟的旅舍，可以作為商業上的一個聯絡站之用，對於業務的推廣，更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