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節

第09節

所謂“敗素”,是粗劣的白絹或者白布,但一經染成紫色,身價十倍,化腐朽為神奇,因為齊人多智的又一明證,同時齊人染色的高明,亦可以想見。

由於齊國的強盛,一方面貿易發達,一方面各國諸侯、行人、訪聘者陸續不絕,都要購買齊國的上等衣料自用或送禮,所以刺繡品的銷路極好,但刺繡的收入並不高。《史記·貨殖傳》說:“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倚市門者何?司馬遷又說:“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說得清楚些,便是為娼。太史公這段話,正是指齊國而言,因為娼妓就是管仲所發明的,而“齊女”的艷名在當時是與邯鄲的“趙女”並稱的。

刁間的貿易,輸出齊地的絲織品及刺繡品,必為其主要的業務。齊地的絲織品,最出名的是“阿縞”,阿是指東阿縣,《史記·李斯傳》:“阿縞之衣,錦繡之飾”。

這兩句話又見於《戰國策》的《秦策》,可知齊地的絲織品,主要的市場,是在關中一帶。當然,東阿縣所出的絲織品,不限於“縞”,《史記·集解》:“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可證。此外,沂。泰山區各縣,均盛產麻桑,所以齊魯之間的紡織業,是普遍發展的。

但在刁間那個時代,齊國的貿易中心是在臨淄,為各種物資的集散地。其次是孟嘗君的封邑“薛”地,即今山東滕縣之南的臨城,一北一南,為刁間從事工商業的兩大據點。

臨淄自春秋戰國到西漢,始終是一個富庶繁華的大都市。當時的大都市,首推代咸陽而興的長安。天下的大族、豪富,大都徙於長安。這種硬性吸收“僑資”的結果,造成長安高度的繁榮。但五方雜處,風俗不純,有錢的人,競相講求生活上的豪華,一般平民又極力向貴族看齊,奢靡之風,成為社會的一種病態。大致而言,長安是一個消費的都市,對於當時經濟發展的貢獻並不大。

其次是洛陽,此地為東周的王畿,也是最早的一個商業都市,照戰國時期的地圖看,洛陽適居天下之中,東齊、西秦,南面是韓、楚,北面則魏、趙、燕三國。

由於處於交通的中心,而且王畿之民,政治的色彩比較淡,好比現代的許多中立國家的人民那樣,旅行可以獲得許多方便,因此,洛陽的人做生意是出名的。雖然商人的地位不如工與農,而洛陽人民特別看重,或者說喜愛經商,像大禹治水一樣。

他們可以三過家門而不人,以常年在外經商相矜耀。有這種敬業的精神,才會產生白圭那樣的人。刁間私淑白圭,他的理論和業績,我在後面將會談到。

再次是大梁和邯鄲,一在河南,一在河北,和偏西的洛陽鼎足而立,構成中原交通網的支柱。邯鄲是趙國的都城,戰國末期,此地是各國政客和間諜活動的中心,以美色聞名天下,及至秦漢一統,邯鄲的地位逐漸末落。大梁就是開封,這裏地勢平衍,張儀所謂“諸侯四通,條達輻轉,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為“四戰之地”,易攻難守。大梁的交通極其發達,“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但都是過境。史書上不見大梁有大企業、大商人的記載,主要的原因,即在於投資大梁,太無保障。

戰火侵襲,隨時有遭受嚴重損失的可能。楚漢相爭,大梁被破壞得相當厲害,所以漢興以後,大梁的地位比邯鄲更不如。

其時的新興都市是成都,而大致能夠保持原來地位的,是臨淄。臨淄與長安正好相反,它是一個生產的都市。也與洛陽、邯鄲不同,這兩個都市因為交通的便利,而促進了工商業的發達,臨淄則因工商業的發達而促進了交通的發展。

臨淄的交通,有一個為其他各大都市所沒有的特色,就是出海便利,蓬萊半島與北面的旅順、大連隔海相距,只一百多里。由於海上三仙山的傳說,所以蓬萊半島的芝罘、煙台一帶,成為中國最早的國際港口。

在秦始皇以前,早在齊威王、齊宣王的時期,就曾遣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此海上神山,相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上有仙人及不死之葯。那裏的禽獸都是白色的,宮闕為金銀所造,隱隱在雲端里發出寶光異彩,但一行近,才發現三神山反在水下面。等船將到時,總是有一陣怪風把船吹走,因此齊威、齊宣還有燕昭王等人,始終不能達到求仙的目的。

顯然的,海上神山無非海市蜃樓而故神其說,兩千多年前,自然不能了解這種因光線折射而生的現象。所以後來又有秦始皇受齊人徐福之愚,“發童男女數千人,人海求神仙”,甚至博浪一擊,驚魂未定,他仍不廢蓬萊半島之游,到登州海邊去眺望,以冀一見神山。如果那時不是矇著這一層神秘的色彩,能夠踏踏實賣,從事海上交通的發展,則中國與日本的接觸,不會晚至隋唐。日本的文化,也將是另一種型態。

就臨淄的交通來說,水路以利用黃河為主,由淄水經一條運河入濟水,與黃河并行,到大梁會合,西至關中,東循鴻溝人淮南。陸路大約有三條路線,一條是往西北渡黃河,人邯鄲,一條是由西南經泰安、曲阜、曹州往西到大梁,一條是南下經莒城入彭城。春秋戰國以迄秦漢的道路,由於軍事的需要,同時因為地曠人稀,所以極其寬闊。從周朝開始,對路政就很注意,立有一套完善的制度:第一,“先王之教曰:雨華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要按時去整理道路橋樑;第二,“列樹以表道”。因為路太寬闊,同於原野,如果不種樹作為標誌,便有迷路之虞;第三,“立鄙食以守路”,有專人看管道路;第四,“司空視途”,專設一官,管理路政。

“司空”即為後世的“工部尚書”,在現代當然是交通部長了。

《周禮》中講道路制度尤其詳細,這因為當初行井田制,“農地重劃”時,就已把道路留了出來,所以自“一夫”至“萬夫”有不同寬度的道路,“一夫”指一個農夫所受的私四百畝而言。換句話說,每百畝田之間,必有一條公眾道路。寬狹等級,共分五等:間、徑、途、道、路。

因為春秋戰國的道路已經修得很好,所以秦始皇統一海內,立刻便有一個完整的“公路網”出現。於是劃一制式,規定車輪之間的距離,以求與車轍相合。“車同軌”的要求,無異說明車輛已可暢行各地。秦始皇巡幸四方的交通工具就是車子。

那時帝皇出巡所用的車子,大得驚人,稱為“轀輬車”,轀輬實應作溫涼。因為車子有窗,聞窗則溫,開窗則涼,車中可以坐卧。皇帝的卧車,不是能夠睡下就算數,其中有各種陳設,還有人侍奉,等於一座活動的寢宮,其大可知。

因為“轀輬車”太大,而秦始皇又好巡遊,為了他的方便,特地開闢“馳道”,顧名思義,“轀輬車”可以急馳,則此道路應如何寬廣平直?《漢書·賈山傳》記馳道的規模:“道廣五十丈,三丈而樹。”這還不算:“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這樣豪華的工程,以造價來計算,日本新近落成的那條世界最貴的公路,怕也瞠乎其後了。

馳道是秦始皇御用的道路,專為他個人享樂之用,結果以後在軍事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群雄並起,項羽入關,如無馳道,則用兵不致如此神速,秦亡得也不會這麼快!這是秦始皇生前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由於交通的發達,相應而起的便有旅舍事業的發展,旅舍有公私兩種,公家的旅舍就是“亭”。但商賈喜歡住私人經營的旅舍,因為亭有許多不便。

有哪些不便呢?古今同理,對於現在公家的招待所,一般人所感到的不便,在當時也是一樣。譬如說,借住某名勝區某公營事業機構的招待所,說不定有一天晚上管事的人會懷着歉意來對你說:“某先生,實在對不起!剛才接到台北的長途電話,我們董事長明天要招待一班貴賓來玩,所有的房間都要用。請你原諒,讓一讓。”

這樣的情況之下,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如果是住私營的旅舍,就決不會有這樣的麻煩。

亭的設置住宿設備,本意原是供官員過境之用,有時大員駕臨,按照日程,早就收拾整潔,掃榻以待。為了避免再洒掃一遍的麻煩,即使空着,也不願讓商民使用。至於到期必遷,對於一般旅客來說,原不過夜來有個宿處,天明趕路,還不生影響。可是做買賣的商人,就不同了,到某一處進貨、售貨或者收取帳款,事不由己,逗留的日程亦難預定,倘要多住數日而非遷不可,隨身帶着貨物銀錢,豈不狼狽?

其次,目前有許多招待所,對於借住者招致應召女郎,懸為厲禁。當時的亭也是如此,這對終年在外,每招游娼伴宿的商賈來說,實有未便。但這些都還是小問題,最大的不便,是商賈無法在亭中做生意。

現代的商業制度,燦然大備,製造商是製造商,經銷商是經銷商,有批發、有門市,分工甚細。在古代,雖有“行商坐賈”之說,但並無嚴格的“同行公議”,非遵守這個規定不可,所以行商亦可為坐賈,因時因地而異,具有極大的機動性。

當然,出發做生意之前,先有一個計劃,到甲地買進某項貨物,到乙地出售,再進某項貨物,到雨地去賣。預計需要多少資本,若干時日,行程如何?都曾仔細盤算過。但是意料不到的客觀因素的影響,隨時可以打破預定的計劃。舉個最簡單的例子說,攜帶一批貨物,赴某地銷售,中途忽遇山洪暴發,或者發生戰亂,交通中斷,那末,這一批貨物便得就地處理。或者原定赴某地銷售的,結果在中途某處,發現這裏的行情比預定的銷售地點還要好,則又何必多花運費、時間,非照原定計劃執行不可?

遇到這樣的情形,行商立刻便成坐賈,在私營的旅舍中便可展開交易。如果住亭,就不會得到這種方便。此外私營的旅舍,奉一顧客至上”為信條,一切的設備、招待,都能符合商賈的特殊需要。特別是某一家相熟的旅舍,可以作為商業上的一個聯絡站之用,對於業務的推廣,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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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與刁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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