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節

利息更高，風險也大。那時的一般富戶，在戰事上都看好吳楚七國的叛軍。討伐失敗，則列侯的性命怕都難保，又從何處去向他們討債？因此沒有一個人肯借。

在關中，獨有一個姓“無鹽”的，貸放了一千斤金子。三個月以後，吳楚七國的叛亂討平，無鹽氏平地一聲雷，增加了十倍的財富。都因為他具有政治眼光之故。

以刁間的為人而論，他也決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吳楚七國之亂，齊王本來也參加了叛亂組織，中途反正，以致臨淄為膠東、淄川、濟南三國所圍。城中物資缺乏，這也造成了刁間的機會。

利用機會就是乘時。機會稍縱即逝，所以坐而乘時以外，還該起而爭時。治生或者說致富的過程，在那時有三個階段：第一，“無財作力”，以勞力賺錢，稍有積蓄，便是第二，“少有鬥智”，因為資本太小，一方面虧蝕不起，一方面要爭取暴利，不得不費盡心機，想出許多“花招”來取勝，於是第三：“既饒爭時”，默察時勢環境的變化，掌握機會，大量進貨、拋售，或作遠程的投資。

這個過程與目前的情況，幾乎完全吻合。所謂“少有鬥智”，正就是中小企業經營之所以特感吃力之故，一旦有了數千萬的資本，就不必再去冒險投資，只要挑有益於國計民生的企業投資，必有盈利，成為“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的現代“封君”。

但是，這樣舒服的做法是不大可能成為巨富的。要成巨富，還須“爭時”，放遠眼光，走在別人前面。當然，僅有眼光是不夠的，作為一個第一流的貨殖家，要像刁間那樣具備“智”、“勇”、“仁”、“強”四種品德。

這是白圭的理論，而為刁間所充分實踐。白圭是洛陽人，生在戰國初期，周威烈王的那個時代。其時有個有名的經濟學家，名叫李俚，幫助魏文侯從事經濟革新，獲得極大的成功。李俚是個重農主義者，所以他的經濟學說，偏重在農業方面的改革，概括而言，可得八個字：增加生產，調節盈虛。

增加生產的主要途徑，是在充分發揮土地的生產力。試以一百里地方作計算，共有九萬頃的面積，每頃一百畝，共九百萬畝。其中山林、河流，以及城市村鎮等約佔三分之一，則還有六百萬畝的農田。如果農夫稍微勤一些，每畝至少可以增加三升粟的產量；相反地，稍微懶一些，就會減產，一進一出相差六升，則六百萬畝田，就會有三千六百萬升粟的增損。因此必須力田以“盡地力”。

其次是研究農產物的價格與整個國家社會的關係。穀賤傷農，谷貴傷民。“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所以農產物的價格，貴與踐都不是好事，從而導致出一個“適中”的結論。

那末，如何才算適中呢？這也有一個算法，以五口家，耕田一百畝，在普通年成來說，約可收粟一百五十石。除去什一之稅，剩下一百三十五石，再除衣食祠祭之費，不足約十五石，而醫藥喪葬之費，還未計算在內。此所以要“盡地力”以增加生產，提高收入。

但增加了產量，如果因供求關係而跌價，則仍不能使農民獲得實惠。所以價格一定要維持穩定，不使其受產量增減的影響。換句話說，是要使農民在豐年賣出多餘農產物所得的現金，在荒年仍舊能夠買回等量的農產物。根據這個目標，李俚所訂的辦法是，將年成分為六等，平歲算作“下熟”，其上有“中熟”、“上熟”兩等，其下有“小飢”、“中飢”、“大飢”三等，上熟的年分，一百畝可收票六百石，大飢則只收三十石，多寡的比例為二十對一。

調節盈虛的辦法，在理論上也很簡單，豐年由公家收買穀物，荒年由公家以平價賣出，等於由公家提出一筆巨款，代農民保管穀物。這個方法行於魏國，魏國得以富強。

因此，當時“盡地力”之說，是個極其風行的經濟理論，治生者亦多偏重於農業方面。唯有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配合農業生產的周期性，發展出一套收買“期貨”，由少變多的商業理論。

白圭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經商如用兵鬥智，此一說還不足為奇，而以“商鞅行法”作譬，是他理論中最深刻的地方。商鞅行法，任法不任人，絕無通融的餘地，如果這樣做生意，一定把客戶都得罪光。所以白圭的這個譬喻，意指“自律”而言，換句話說，他自己所定的辦法，所開的條件，一定做到，這樣才能建立卓越的信用。

“智、勇、仁、強”四字，他也有相當具體的解釋。智為權變，隨時要考察情況的變化，採取適當的對策。原來預定到某地去買絲的，一看行情，買棉花比較更有利，使不能膠柱鼓瑟，非買絲不可。

勇者決斷。這是作為一個大企業家的最寶貴的一種素質。以用兵而論，指揮官最大的才能就是決斷。因為情況的變化，適應的措施，屬於參謀作業，而情勢的估計及計劃的策定，有時會出現矛盾，而抉擇只有一個——取矛或者取盾，這時的成敗，就全繫於指揮官的決斷。經商也是如此，用現代的情況作比，最明白不過的是證券交易，“多”、“空”之間，相去萬里，億萬進出，決於一念，他人只能提供參考資料，買進的利弊如何，拋出的利弊如何，到底做多頭還是空頭？是誰也無法替當事人作決定的。

所謂、“仁’，照白圭的說法是“取予”二字，而實重在“予”。經商雖是唯利以圖，但亦有仁義在。一個人肯犧牲，濟人之急，將來自己遇到困難，才能期望他人有以援手。所以“仁”之一字，說穿了亦是利。現代企業具有“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犧牲精神，在實際上亦有培養市場的作用。至於殺雞取卵的做法，則適與“仁”背道而馳，古今成功的貨殖家，從無這種做法。

最後這個“強”字，亦是白圭理論中的精義，所“強”者何？是“守”。中國傳統立身處世的道理，很着重這個“守”字，所謂“有為有守”是指積極與消極的兩面，“用行舍藏”的藏，亦作守字解釋。評估一個人的價值，有時不在他積極的有為這方面，而在消極的守的方面，看他如何自處？能安貧樂道，苦守待時，此人便可能成大器，如果稍有拂逆，便失常度，有為而不能有守，這便是脆弱的表現。

經商的守，也是這樣的道理。時機不利，能夠保持冷靜，泰然處之，儘力守住原來的資本，乘時再起，此之謂“強”。

這說來容易做來難的四項品德，在刁間是完全具備的，而其獨到之處，在能駕馭舛黠的奴僕，所用的方法亦不出白圭的理論，一方面是“仁”，一方面是“商鞅行法”的嚴厲。推己及人，使奴僕得以經營個人的事業，漸致富饒，則奴僕自然心說誠服，樂為所用。

萬一有那過分舛黠，反叛刁間的，他還有最後一項法寶，就是奴僕的賣身契。

漢朝的政府既承認奴僕為主人的財產，自然法律上有保護畜養奴僕者的條款，同時奴僕的地位與良人到底有別，即使社會以勢利相尚，對於能“交守相”有身價的奴僕，另眼相看，但一旦涉及法律糾紛，有奴僕身分的，官司非輸不可。

當時流行一句俗語，叫做“寧爵毋刁”，《漢書音義》解釋這句俗語的意思，說是有奴僕身分的人，自己在研究出處，是設法去當一個清清白白的老百姓呢？還是投身到刁間那裏，好有發財的機會？原文是：“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耶？將止為刁氏作奴乎？’”

這個解釋不能令人滿意，“寧爵”應照字面釋作：寧願得一民爵——民爵為秦、漢特有的制度，共分十四級，賜予庶民，而奴僕無資格得爵，所以“寧爵”即表示寧願做一個清白良民，在刁間那裏為奴，雖然發了財，畢竟是一個奴僕。“寧爵毋刁”，無非強調個人自由的可貴，而且要致富，在漢初也很容易。

漢朝的富翁，就其致富的手段而言，分為三等，務農為本，所以像任公那樣折節力田而起家的，稱為“本富”。此外工與商，以及靠手藝謀生的，都稱為“末業”，因而致富者，就是“末富”。

最下等的是“奸富”，顧名思義，可知是以不正當的手段去弄錢。其時所流行的“奸惡”職業，有“掘家”、“博戲”、“私鑄”等等，而皆與遊俠有關。

至於所謂“末業”，除了刁間那樣的大企業家以外，以手工業或者勞務收入發財的，亦頗有其人，據《史記·貨殖列傳》，附記如下：

“賣漿水業也，而張氏千萬”。漿是當時所通行的一種飲料，以米或粟煮熟，投入冷水，幾天後發酵，味酸有酒味就是漿。張氏賣漿，能致千萬，當然是製漿有獨到之處，而且做的是批發生意。

“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修理刀劍的行業，稱為“灑削”。既稱“鼎食”，可見郅氏用的工人極多。灑削不算小生意，裝飾劍鞘，須用寶石美玉，應有相當資本。

“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胃是羊胃，煮熟而調以五味，脫水成脯，是一種美食。既雲“連騎”，可知行銷甚廣。

“馬醫淺方，張里擊鐘”，張里不是一個人作馬醫，他是開的“獸醫院”，用人極多，所以開飯要敲鐘。

司馬遷敘了上述的末業致富者，下了一個結論：“此皆誠壹之所致。”誠則敬業，壹者專心，不論貨殖的規模如何，投入全部精力，專心一致，以出品的精良為第一目標，贏得顧客的信任，近悅遠來，自然成功。所以“誠壹”二字，應是古今中外工商業的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