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照史書上斷簡零篇的研究，陶朱公至少用了計然的三點指導原則，第一，就是“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道理，以遠大的眼光，觀察市場的趨勢，繼以雄厚的資本和魄力，大量購人，待時而賈。其次，他只“逐什一之利”，相當於一份稅金。

現在我們到觀光飯店去吃飯，帳單上加一成服務費，而百元一客的牛排，老闆可賺多少，外人無從計算。由此看來，“什一之利”確是薄利。

最後，也是陶朱公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充分發揮了計然的經濟學說中，最深刻的一個“流”字。計然曾說：貨物務求其脫手，不要居奇，免得吃利息—一“務完物，無息幣”，“貨勿留，無敢居貴”。又說：“財幣欲其行如流水。”所以陶朱公在定陶，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但都故給了窮朋友，以及遠房的弟兄。

“千金”之“千”的計算單位是什麼？不是“兩”，是“鎰”。一鎰為二十兩，所以“千金”者，是二萬兩黃金。即使當時的度量衡單位比現制要小得多，也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目了！

“三致千金”則陶朱公一共無條件散出去六萬兩黃金，這不僅是他的慷慨性格使然，更為“財幣欲其行如流水”的理論的進一層發揮。這六萬兩黃金不是周濟親友的衣食——他客居定陶，雖有親友自楚國和越國來投奔，在數量上不致太多。同時他經營着龐大的商業，安插的人甚多，各人自食其力，不致凍餒，無須陶朱公的周濟，由此可見，這六萬兩黃金，是他送與親友自立事業的資本。

這樣一面投資再投資，一方面擴大消費，才能加速經濟的繁榮。而在陶朱公，散出去的那許多資本，所設立的事業，自然而然成為他的“子公司”，對“母體”

具有保護、協力的作用。就在這種“本固枝榮”的良好狀態之下，陶朱公才能成為當時海內的第一富翁。

陶朱公范蠡早達，在他由楚到越時，估計是在二十歲左右。越王勾踐三年，也就是吳王夫差二年，他已經在勾踐的身邊，自此至周元王四年，越國滅吳，共二十二年，所以，范蠡變姓名為“鴟夷子皮”時，大概是四十二歲。在海濱從事鹽業的時期並不長，假定為八年，則遷居定陶，由“鴟夷子皮”變為“陶朱公”時，大約為五十歲。

那時，他已經有了兩個兒子，大兒子是他從事鹽業時的主要助手，除知創業維艱，是個守成之子。在定陶，陶朱公又生了一個兒子—一如果說西施確是相從范蠡，扁舟出海，那末這個老么，可能就是西施的兒子。等他成人，大概在陶朱公七十歲以後，他家遭遇了一件大不幸之事。

這大不幸之事，是朱家的老二，在楚國殺了人，被捕下獄。消息傳來，家人親友，大為焦急，自然要設法營救。

“殺人償命，理所當然。”陶朱公說，“不過，有這麼一句話，‘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我先派人去看了再說。”

“死於市”者，即所謂“棄市”，自春秋戰國，直到清末，受死刑的犯人，都在鬧市處決。陶朱公的意思是表示，只要不是明正典刑的“棄市”，家族的名譽，稍得保全，其他皆非所求。當然，這是說得冠冕堂皇，他心裏何嘗不思救老二一條命？只是慣於用這樣的口吻而已。

經過深切的考慮，他決定派老三到楚國去活動。對於這個決定，他周圍的人無不大感意外，因為老三不獨少不更事，而已是個花花公子，一天到晚，鬥雞走狗，只會揮霍享樂，不務正業。這樣一個人，居然賦予救人性命的重任，不太荒謬了嗎？

陶朱公不理他們，只管自己調度了一千鎰黃金，秘密包裝妥當，載在一輛牛車上，叫老三悄悄出發。就在這時候，老大趕到了，自告奮勇要代替老三到楚國，陶朱公說什麼也不許。

於是老大大鬧，他說：“長子稱為‘家督’。老二出了事，當然應該我去想辦法營救。現在派了老三去，明明是說我無用。我怎麼還能做人？只要老三一走，我就自殺。”

在那個時代，不以為自殺是弱者的行為，而是一種解決難題的最後手段，為了明志、為了表示決心、或者為了抗議，往往出以自殺的決絕態度。說了自殺，一定自殺，決非虛言恫嚇。

這一下陶朱公不能不考慮了。他的妻子——可能是西施也勸他：“你要叫老三去，未見得一定能救得了老二，可是這裏倒先死了一個兒子。這筆帳怎麼算？”

陶朱公想想她的話不錯，無可奈何，答應了老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