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陶朱公有四個名字，其中最煊赫的一個就是范蠡。他是楚國人，原名范伯，以越國大夫文種的引薦，事越王勾踐為臣，奉計然為師——計然本姓辛，字文子，先世為晉國的望族。他是個重視自然環境的經濟學家，著有《內經》及《萬物錄》，都已失傳。他的學說的精義，在於掌握產銷的供求關係，認為年歲豐歉，物產多寡，是有周期性的，在不利的客觀因素未曾出現之前，要利用現有的有利因素，預謀克服，所以亢旱的時候要造船，而雨水多的年分要造車，以便待時而賈，可獲重利。

在貿易理論上，切戒停滯，主張薄利多賣。他認為物產的價值判斷，不在於本質，在於需求，所謂“富出如糞土，窮取如珠玉”，就是乘高拋售，逢低吸進。貨殖之道，固盡於是。而裕民生，修戰備，亦可適用這些原則。

計然曾因范蠡的引介，謁見越王勾踐，語不投機，退而經商，從事吳、楚、越三國之間的貿易。其後勾踐復請受教，計然獻七策，其內容就是《越絕書》中所載的《內經九術》，大要不外乎一方面設法導致吳王夫差的腐化，一方面生聚教訓，“以承其敝”。於是到了周元王四年——也就是距今兩千四百四十二年前，越王勾踐終得報仇雪恥，滅掉吳國。

越王勾踐是個可與共患難，不可共安樂的人。滅吳稱霸，竟殺文種。范蠡早就看出情勢不妙，暗暗作了準備，然後上書告退，勾踐果然不允。於是范蠡攜帶珍寶珠玉，與他的家人門客，悄悄乘扁舟出海北上。相傳西施是跟着范蠡一起走的。

到了齊國，范蠡改變姓名，自稱為“鴟夷子皮”——一鴟夷是用牛皮或馬皮做的酒囊，用得着時，虛能受物，腹大如鼓，用不着時，不妨掩而藏之，范蠡以此自況，正就是君子用行舍藏的意思。一說，吳王夫差賜屬縷劍，命伍子胥自殺，用鴟夷盛了他的遺體，投之於江，所以范蠡自稱鴟夷子皮，在表示他亦是越王的罪臣。

在齊國，范蠡最初大概是在如今山東半島的沿海一帶，經營鹽業，父子門客，一起操作，極其辛勞艱苦。但不久就發了大財，而且頗有賢能的名聲，因而齊人想請他當宰相。范蠡對政治早已失去興趣，志在逃世避禍，所以封還相印，出其私財，遣散門客宗族，另外覓地隱居。

這一次遷居，是循陸路，由東而西，且行且問，迤邐而至如今魯西與河北交界的定陶地方。定陶是堯的故土，“陶唐”之陶，就是此地。春秋時屬於曹國，周敬王三十三年，宋“國滅曹，不久又歸入齊國的版圖。這個地方稱為“四達之沖”，在春秋時最為多事，會盟征伐，幾乎年年都有，膽小的人視此為危邦，決不敢住，而范蠡別具隻眼，以為“此天下之中，諸侯四通”，是貿易有無的絕好地點。於是在此定居，改姓為朱，本地人稱他為“朱公”，別地方的人，冠以地名，稱他為“陶朱公”。

自“鴟夷子皮”變為“陶朱公”，是他由工農轉為商人的一個明顯的區劃。陶朱公在定陶經商，除了他的獨到的眼光，和卓越的才幹以外，還有兩個極其有利的因素：一個是環境，一個是時機。

先說環境。春秋時期，以商立國，著稱於世的，首推鄭國，疆士在如今河南的中部，密邇周朝東遷以後的京城洛陽，地當衝要，交通方便，所以商業極盛。有名的愛國商人弦高，就是鄭國人。但在陶朱公那個時代，鄭國已經衰落，這時貿易最發達的地區是在齊國。

齊國是姜太公的封疆，他老人家本來以捕魚為生，住文王、武王定天下，分茅裂土所得的疆域，在山東臨淄一帶，地近海邊，因勢利導，想到了他的老本行，大興漁鹽之利，這樣齊國才逐漸變成大國。

及至周室東遷，十二諸侯，稱霸者五。五霸的領袖為齊桓公，而造成齊國為當時的頭等強國的，則不能不歸功於齊桓公的宰相管仲。

管仲是中國第一個“重商主義”者，首先提出經濟與國力的發展成正比例的理論，所謂“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所以他的施政方針，即是以政治的力量，發展經濟，以經濟的力量，推動政治。同時，管仲也是提倡各國間進行貿易的先驅者，訂定了許多“吸引外資”的優惠辦法，譬如，下令為諸侯的商賈設招待所，按其地位，作不同的待遇。有一車貨的，供給膳宿，有三車貨的，代為照料車馬，有五車貨以上的，派專人為其服務。又所謂“女閭”——

官妓的制度，亦為管仲所創始，其作用之一，就是為了給各國貿易商一個方便。

因此，“天下之商賈，歸齊者如流水”，而齊國的保護商業政策，也形成了傳統。陶朱公在這個傳統之下，才有大展宏圖的可能。此是環境上的有利因素。

其次談時機，春秋末期，就像近代的十九世紀一樣，是國際關係由簡單躍向複雜的轉變期，這種關係，不外戰爭與外交兩方面。就歷史來看，春秋以前的戰爭，規模很小，甚至有如兒戲，當時的原則是“遠交近攻”，疆土相當於如今一兩個縣分的小國，根本沒有能力從事於遠征。但到了春秋末期，小國兼并為大國，情況就不同了，遠距離的戰爭不斷發生，這時就產生了軍需運輸的問題，如果中途有人供應，可免轉輸之煩，何樂不為？在那個時期，通貨發行數量，突然大增。幣值很高的黃金，充斥市面，就是為了適應大規模軍需採辦的需求而出現的一種情勢。

在外交上，本來只是國與國之間的報聘，到五霸出現，以“共尊王室”的名義，作維持均勢的談判，於是“會盟”之風大熾。這好比近代在“維持國際和平”的名義之下，召開國際裁軍會議，或者調處某一地區的糾紛，是一樣的道理。這種“實力談判”性的“會盟”，經常舉行，各國諸侯、大夫，旅行的機會加多，為了採辦訪聘的禮物，或者帶回一些“紀念品”，甚至也附帶“跑跑單邦”，這些都是促進國際貿易的因素。陶朱公是一個深諳政治藝術，並且對心理學有很高造詣的人，當然會緊緊抓住這個有利的時機。

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得到，陶朱公在“天下之中，諸侯四通”的定陶所經營的商業，不拘一格，品目繁多，就像過去日本的“三井”、“三菱”那樣，無所不包。

他在離開越國時曾說：“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

所以陶朱公的經營商業，是有理論指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