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國的天然邊界

何謂“國家”？何謂“中國”？

作戰之前先要治軍。一國的國際政治的起點在本國。所以，孫子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孫子兵法?謀攻》。在處理國際關係時，我們首先應該了解自己的國家，先取得50%的勝率。很多時候，了解自己比了解他人更難，也容易出現偏差。而權力和政治理想為了掩飾自己的本來面目，製造了很多神話和謊言。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那麼，了解自己應該先從“名”開始。“名”經常會掩蓋“實”。揭示了“名”的真實含義，“實”可能就會自動顯示出來。“中國”之名看似簡單，卻是一個大問題。我們需要弄清楚：“中國”最初的含義是什麼？“中國”這個詞是如何演化的？“國家”與“中國”有怎麼樣的關係？

起初，“中國”之“國”與今天我們所說的“北國”、“南國”之“國”是一個意思。日本有一個地區叫“中國”，與作為國家的“中國”無關，只表明這個地區在日本本州島上的位置。在宗教中有“佛國”、“天國”之說，其中的“國”當然也不是指“國家”。“國”相當於“西天樂土”中的“土”字，表示一片土地。把“中國”翻譯為MiddleKingdom（中央王國）是錯誤的，因為“中國”不涉及政體。在漢語中，“國家”的現代含義出現很晚，並且籠統而模糊，包含了英語中country、nation、state三個詞的內容，即土地、人民、政體三個方面。在翻譯成漢語時，這三個詞一般都被譯為“國家”。其實它們的內涵大不相同。“國家”的意思不明，不知指土地、政體、人民中的哪一個，或者哪兩個，或者全部，可能在對話中造成糾紛。比如，大陸與台灣是同一個人民、同一片土地，卻分屬不同的政體。但是，這個政體又不同於“一國兩制”中的政治制度，它與人民和領土不可分割。現在，一個常見的錯誤是把人民和土地放在政治權力之下，最好的情況也是以為政治權力可以涵蓋人民和土地。這種觀念是以部分囊括全體，混淆了三種含義之間的差別。所以，漢語的“國家”概念還有待進化，而進化須跟隨在政治文明的進化之後。

在歐洲歷史上，城邦（city-state）、民族國家（nation-state）佔了國家形態的最大比重，歐洲本土上的帝國則比較少見，如神聖羅馬帝國。其餘帝國是在海外殖民擴張之後形成的，土地大多不在歐洲。中國有所不同。中國是一個在共同文明之中形成的國家，可以說是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傳統上，這樣的國家不注重民族的區別，而更傾向尋求同一文明（中華文明）之中的統一。中國是一個相對獨立和封閉的地理單元。中國人注重的是內部的兼并和統一，不是對外擴張。對於中國，內部兼并有很大餘地，而對外擴張則很難。中國出現危機時是“內爆”，衝擊波很少超出國界。但因為能量不能外泄，對內部的殺傷力非常大。歐洲人則走出了他們的世界，開始了地理大發現時代。

總之，中國不是“中央王國”，也從來不是一個王國（kingdom）。雖然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統治者的稱號是“王”，他們其實高於國王。他們之下的諸侯才是真正的國王。直到19世紀中期，“中國”的意思還大致相當於“中土”或“中原”。它是一個表示地理方位的詞，同時帶有強烈的文化中心的意味。釐清這一點對中國地緣政治學非常重要。

a?國與家

在早期漢字中，“國”寫作“或”。“或”有三個組成部分：口（wéi，城）、一（疆界）、戈（武力保衛）。《說文》，許慎。“或”證明中國的國家早期形式是武裝城邦，與大水無關。在國之上還有王朝，即天下。“域”字的本意也是邦國，比“或”多加了一個“土”。後來，在“或”的外面套上一個“口”，即又一層邊界線，這就是一直用到1950年代的“國”字。“國”字的出現表明城邦的疆界已經擴大，由國向外擴展到野，為此需要建立更大的防禦圈。

“邦”與“國”的所指是一樣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這句話又是人本主義的。“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周禮?秋官司寇?大行人》。大行人是周王的禮賓官。“世”，父死子立曰世。以上的“邦”都是“國”的意思。因此，邦與國經常並稱，曰邦國。孔子說：“危邦不居，亂邦不入。……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這裏的“邦”就是國。能夠選擇是開放社會的好處，不然只能困守在戶口所在地。在一國只有一大邑的時候，邑又可指國。同理，“國”又指都城，一國之中最大的邑。《禮記》：“子貢觀於蠟。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禮記?雜記下》。“蠟”（zhà），蜡祭，歲末的祭祀。農曆十二月為臘月。“若狂”，飲酒醉甚。孔子不同意子貢的觀點。孔子對子貢說：“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文武”指周文王和周武王。這句話反映了聖人被掩飾的一面。“一國之人”是全城的人。北宋時，范仲淹說：“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岳陽樓記》，范仲淹（989-1052）。文章做於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去國”就是離開國都，當時是開封。

現代漢語中“國家”是一個複合詞，由“國”和“家”兩個字組成。在古代，“國”與“家”屬於不同的政治等級：諸侯的封地謂國，大夫的采地謂家。孔子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論語?季氏》。“有國有家者”指代諸侯和大夫。天子、諸侯、大夫是從上到下的三個封建等級，與之對應的是天下、國、家三個從大到小的地域。國與家是不同的等級，但其並稱出現得很早。公元前710年，晉國大夫師服說：

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左傳?桓公二年》。“等衰（cuī）”，等級。

“天子建國”即天子把一部分土地分封給諸侯。天子建的是諸侯之國，不是自己的國，諸侯立的是卿大夫之家，不是自己的家。以土地佔有為依據，一般是天下、國、家三個等級。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

在孟子看來，天下、國、家之間的界限分明，而三者的根本或本源都在個人（身）。如果要追尋中國的個人主義，孟子的這句話可以算作一個起點，比《大學》的“修齊治平”明確得多。這三個等級和《禹貢》的五服共同構成了古代中國的社會秩序。孟子說：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孟子?梁惠王上》。“征”，取也。

其實，在孟子的時候，國與家早已混淆。春秋後期，一些大夫實際上控制着諸侯國，國成了他們的家。“三家分晉”的就是晉國的三個大夫，他們分別自立為諸侯，而且得到了周王的承認。三家變成了三國。從那以後，諸侯與大夫、國與家的界限逐漸模糊了。在秦統一之後，國與家都消失了，只有一個大一統的帝國。因此，直到近100多年“國家”才又成為常用詞。在此期間，常用的是“中國”，天下的地理、政治和文化中心。

b?“中國”的由來

至少在周初就已經有了“中國”的概念。1965年，在寶雞賈村出土了一件青銅器“何尊”。銘文有“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或”。“或”即“國”，還沒有加上外層防禦圈（或+囗=國）。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把法老的名字放在四角為弧形的“口”（cartouch，近似橢圓）中，與“國”字有類似的組合。“法老”本意是大屋，或宮殿。“中或”即“中國”。何尊是目前有關“中國”的最早實物記載。它的製作時間在周成王五年（約公元前1038年）。銘文中的“宅茲中或”證實了《尚書大傳》關於周公營建洛邑的記載。周公攝政共七年：“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奄”，在今天的曲阜以東，盤庚遷殷之前的商朝都邑。成王即位時，參與武庚的叛亂，被周公所滅（踐奄）。周公長子伯禽被封於奄，即魯國的開始。“成周”即洛邑，周的東都。洛邑在中或，位於西周當時的都城鎬鎬在今陝西西安西南。文王建豐（今陝西西安北），文王從岐遷都到豐。武王修建鎬，為辟廱（離宮）。《詩經?大雅?文王有聲》：“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可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或”比較，兩者很類似。鎬和洛邑兩京的營造時間在同一代人。“考”，完成。“卜”，用（龜甲）卜居。“維”，是。“王”，周武王。的東方。中或指殷的統治核心地區中原。銘文顯示，那時“中國”已經有了宗教和政治含義。據有中國表示獲得統治天下的天命，權力得到正統性。因此，營建洛邑要“廷告於天”。許倬雲說：

天命只能降於居住“中國”的王者，這個觀念，是中國數千年政治史上爭正統的理由。……甚至“中國”一詞，在中國文化中有極重要的意義。而其淵源，也當在何尊所代表的周初受命思想。《西周史》，98頁。

受命即接受天命。“得中原者得天下”並不僅僅是地緣政治的，也表示獲得天意支持以及正統地位。在成王五年之後，“中國”出現的次數很頻繁。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中國，以為民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惠此中國，俾民憂泄。”“惠此中國，國無有殘。”《詩經?大雅?民勞》。“亦”、“止”語助詞。“汔”（qì），乞求。“逑”（qiú），聚合。“憂泄”，泄除憂怨。“殘”，殘害。這5個句子出自同一首詩。全詩共有5段，每一段中，“京師”或“中國”在同一個位置出現，都是指“王畿”，與“四方”、“四國”對應。四方或四國就是四方諸侯。又有一首詩寫到：“女炰烋於中國，斂怨以為德。”“內奰於中國，覃及鬼方。”《詩經?大雅?盪》。“炰烋”，音、意皆同咆哮。“怨”，可惡之人。“奰”（bì），怒。“覃”（tán），延展。這裏把“中國”與“鬼方”並列。這兩首詩都作於周厲王（約前877-前841在位）時期。不久，《詩經》又有一首詩：“四方既平，王國庶定。”“矢其文德，恰此四國。”《詩經?大雅?江漢》。該詩敘述周宣王（前827-前781在位）命令召虎征討淮夷的事。宣王為厲王之子。“王國”即中國，仍與四方、四國對應。

這時的“中國”的範圍是有限的，專指京畿一帶，東周時以洛陽為中心。春秋時，晉國不在“中國”。《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衛元咺自晉復歸於衛。”《榖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左傳?桓公二年》：“今晉，甸侯也。”《國語?周語上》：“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禮記?王制》：“千里之內曰甸。”可見當時的“中國”範圍還不足千里。

孟子說，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相距千里。他們“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后聖，其揆一也”。《孟子?離婁下》。“揆”，法度。在孟子的時候，舜和周文王還都不是中國人。他們得志后把統治中心設在中國。在唐朝時，中國仍是一個地理名詞，但範圍有所擴大。張九齡對唐玄宗說：“臣嶺海孤殘，不如仙客生於中華。”《資治通鑒》開元二十四年。《資治通鑒》的唐朝部分大量使用“中國”，是地理名詞。“中華”則是強調中國的文化中心地位。九齡是韶州（今廣東韶關）人。牛仙客是涇州（今甘肅涇川）人，離關中平原不遠。九齡當然不是自外於大唐的天下，而是說他自幼沒有受到中原文化熏陶。不過，他大概在想着《孟子》中舜和文王的典故。

c?天下與海內

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現代版圖上的各個地方都出現了文明的曙光。太湖東岸的良渚文化，遼寧、內蒙之間的紅山文化，以及東部的龍山文化，似乎都比位於中原的仰韶文化先進一些。但它們仍有共同之處。這些共同點又使中華文明區別於世界其他文明，如對玉的推崇、對龍的崇拜。這說明，在更早的時候，這些新石器文化有共同的源頭。或許因為共同的文化源頭，以及地理的相通，中國在文明早期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堯說：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尚書?堯典》。“俊”，大也。“九族”，從高祖到玄孫。“平”，均也。“章”，明也。“昭明”，自明其德。“時”，是也。本書所引《尚書》的有關註解參考了宋人蔡沈的《書經集傳》。

在大禹統一中國之後，夏所在的地區就成為統治中心。中心沒有忽視邊緣。《禹貢》說：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身教訖於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這段話應該有當時政治地理的現實，雖然添加了理想成分。它描述了大禹統一后的世界模式。即使“五服”是後人的想像，至少也在西周初期成形了。周穆王穆王即穆天子姬滿，約前976-約前922在位。“將征犬戎”（又是對“戎”作戰），祭公謀父對他說：“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祭公謀父所說的“先王之制”就是始於大禹的五服。他還指出，夷蠻有向周王室進貢的義務：“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史記?周本記》。雖然周穆王比大禹晚了1000多年，西周處理“國際關係”的方式還是和大禹時的一樣。

自我中心並非為中國古人獨有。希羅多德記載：波斯人“認為他們自己在各個方面比所有其他人都要優越得多，認為其他的人的居住地離他們越近，優越的程度就越高；因此居住地離他們最遠的，也就一定是人類中最低等的了”。希羅多德：《歷史》第一卷，53頁，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波斯人的想法與大禹的五服沒有本質差別。文明如同以石擊水形成的波紋，從中心漸漸地散開，會因為距離的增大而減弱，但不會在某一點戛然而止。另一個文明的波紋也會蕩漾過來。水面的圓圈交匯在一起。古代中國近處沒有同等發達的文明。對於發展程度較低的文化（還沒有發展到文明階段），中國採取了居高臨下心態的懷柔政策，一是為了維持和平，二是為了傳播文明，三是為了滿足虛榮。在歷史的早期，“懷柔”就是一項重要的政策。舜對十二牧十二州之牧（地方行政長官）。十二州是：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幽、並、營。早期的十二牧很可能是12個最大部落的首領。他們的權力是對中央權力的有效制約。說：

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尚書?舜典》。“柔”，寬而撫之。“能”，擾而習之。“柔遠能邇”有點“遠交近攻”的意思。“允”，信也。“元”，仁厚也。“允元”，信任仁厚之人。“難”，拒絕，“任”，奸佞。“率服”，相率而服從。

這個記錄也許不可靠，但應該反映了一個非常古老的傳統。懷柔是發達文明對於較低文化實施的籠絡政策，不是國家間政治。在一個原始的農業社會，舜把“柔遠能邇”和“食哉惟時”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可見他重視“懷柔”的程度。懷柔是有關戰爭與和平的大事。在天下未定的時代，懷柔是維持和平的一個較好的辦法。因為對於一個較為靜態的農業社會，懷柔的成本比戰爭的代價低。為了和平，古代中國人總是懷有天下一統的理想，即使能力欠缺的統治者也會有這個宏大的目標。孟子回憶說，梁襄王向他諮詢：

“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惡乎”，怎樣。梁襄王是梁惠王的兒子，即孟子“望之不似人君”的那位。對話當在公元前319年，梁襄王即位的那一年。梁襄王的這個問題顯示了他好大喜功，因為他的魏國已經衰落，沒有定天下的實力。襄王更應該關心魏國的安全。

孟子的天下或許不包括蠻夷的土地。在春秋戰國時期，殘酷的現實政治與儒家理想是不兼容的。在激烈的對抗中，實行儒家思想只能削弱國家的競爭力。到了漢武帝時，天下定於一，泛道德化有助於統治，儒家思想才得以大行其道。如果能夠保持世界和平，或者為了保持世界和平，儒家思想可以為今後的國際關係學提供很大的幫助。當今的世界是一個放大了的古代中國的天下。這個天下必將定於一。定天下需要以武力為後盾，但絕不能嗜殺，不能集權，必定以自由、民主為先導——正如孟子所說：“仁者無敵。”《孟子?梁惠王上》。

在孟子的時候，天下的觀念將遇到挑戰。齊國的陰陽家鄒衍（前305-前240）的想法雖然被認為是閎大不經，卻對後世的政治哲學有很大的影響。他提出了“五德終始”和“大九州”的觀念。鄒衍認為，每九州組成一個大九州，為海所包圍；共有九個大九州，為更大的海所包圍。這樣，共有九九八十一州。鄒衍論證說，“赤縣神州”（中國）只是八十一州之一。由此增添了“海內”的觀念。余英時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他說：

由於鄒衍的理論傳播日廣，中國對於它的位置的自我意識經歷了一次根本的改變。視中國等於“天下”的舊觀念讓位於較為實際的觀念，即認為中國位於“海內”。……“海內”是在地理學意義上使用的，表示中國領土的界限，而“天下”則是較純粹的政治概念，與現代的帝國是同義語。崔瑞德、魯惟一編《劍橋中國秦漢史》，407頁。引文出自第六章：漢朝的對外關係。

其實，《莊子》已經有“海內”的概念：“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乎稊米之在太倉乎。”《莊子?秋水》。“稊”（tí），類似小米。這裏的中國比鄒衍的神州在海內所佔比例要小得多。莊子（前369-前286）比孟子小3歲，比鄒衍大60多歲。《秋水》篇可能出自他的弟子或再傳弟子之手，從而有鄒衍的影響。不過，海內的思想或許源自稷下，未必是鄒衍獨創。齊國臨海，齊人會有四面皆海的想法。有了新的地理觀念之後，中國人身處“海內”一隅，但仍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並保有“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的情感。雖然人們認識到中國的有限，卻只把統一王朝當作正統王朝，相信天命只授予統一王朝。偏安的王朝是欠缺的，是兩個王朝之間的過渡階段。天下和海內是與王朝相關的地理概念，都必須完整，而國家則可大可小。遲至1899年，梁啟超還要解釋為什麼中國人不知有國，也不知愛國。他說：

我支那人，非無愛國之性質也。其不知愛國者，由不自知其為國也。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無有文物，無有政體，不成其為國，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國視之。故吾國數千年來，常處於獨立之勢，吾民之稱禹域也，謂之為天下，而不謂之為國。既無國矣，何愛之可雲?《愛國論》，《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冊》。那時的“支那”一詞尚無貶義。

梁啟超意猶未盡，不到一年，他又滿懷激情地說：

且我中國疇昔者，豈嘗為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為何名，則無有也。……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一朝廷之老且死，猶一人之老而死也，於吾所謂中國者何與焉？然則吾中國者，前此尚未出現於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爾。天地大矣，前途遼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少年中國說》，《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冊，第五卷。

梁啟超準確地指出了王朝與國家的區別。但是，他有點樂觀了。

中國的四至

中國的邊界是由自然地理確定的，自秦漢以來變化不大。在強盛時版圖擴大一些；在衰弱時版圖縮小一些。中國現在的疆界是清朝奠定的，與漢、唐強盛時的範圍大致相同。但是，清朝在乾隆年間的面積超過了漢、唐，卻在後期失去了大片的領土，主要被俄國奪走。中國領土最廣闊的時期是元朝和清朝，這兩個朝代都是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蒙古人和滿人入主中原后，實際上把它們的故土和中原王朝的土地合併在一起了。元朝和清朝前期還基本解決了北方邊境的安全問題，原因很簡單：它們就是那些入侵者。當然，在清朝後期，北方邊界又變得不安寧了。不同以往的是，那時的侵略者不再是游牧民族，而是使用西方現代武器的俄羅斯帝國。從此改寫了中國3000多年的北方邊境史。雖然外敵的種族變了，入侵的模式變了，但中國北方領土和安全受到威脅的情形卻沒有改變。

唐與清兩朝版圖最大時候的不同之處是，清朝多了兩部分：（１）唐朝時的突厥故地（今天的外蒙古）；（２）唐朝時的吐蕃帝國（今天的西藏、青海，以及四川西部等地）。如果去掉這兩大塊土地，唐與清的領土在地圖上看起來就很相似。需要指出的是，突厥和吐蕃是唐朝的兩大勁敵。在清朝時，蒙古和西藏因為衰落而被滿族征服，學者們至今不能確定唐及之前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人們哪些是蒙古人，哪些是突厥人，因為那個時候他們沒有顯著差異。蒙古民族是在成吉思汗之後才形成的。歐亞內陸大草原本來就是一個民族遷徙的通道。人民和土地被納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不過仍保留相當大的自治權。因為偏遠和高寒，西藏的自治程度比蒙古更大一些。即使如此，清廷仍需要在新疆和西藏與西蒙古的騎兵作戰。此外，唐與清的土地還有一個區別，在地圖上看不出來的區別。唐朝時還有很多羈縻州，而雍正帝的改土歸流則把自治的土地納入中央的直接管理之下。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起自社會底層。他在元末戰亂中起家，在戰爭中消滅了眾多英雄，推翻了元朝統治。朱元璋是權力變態狂。明初的專制前無古人，後來者也不多。在奪得天下之後，朱元璋大肆屠殺功臣，對全國實行嚴密而殘酷的控制，特務四齣。但是，這樣一位暴君卻是一名國際和平愛好者。朱元璋在《皇明祖訓》中告誡他的子孫皇帝們：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殺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中國邊境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然後，朱元璋開列了不征之國的名單，幾乎包括了當時所了解的所有國家。他還特別提出斷絕與日本的關係。朱元璋在登基后不久（洪武四年，1371年）就對省、府、台臣們宣諭這些話，當時他還提到古訓：“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孫正容：《朱元璋系年要錄》，216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這確實是真知灼見。土地擴張必然統治異心的民族，而且會加重民眾的勞苦，最後導致帝國崩潰。朱元璋在國內實施酷烈的統治，同時謀求與鄰國和平共處，要求“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朱元璋系年要錄》。羅馬帝國的第一位皇帝奧古斯都（前27-后14在位）也在他的遺囑中告誡他的繼承人謹守大自然為羅馬劃定的疆界。見《羅馬帝國衰亡史》上冊，20頁。唯一的例外是胡戎，即北方的蒙古。但朱元璋的戰略是採取守勢，“時謹備之”。那時，元朝剛被推翻，明朝還要再花10多年的時間才能清除蒙古在內地的勢力。

諸夷確實“限山隔海”，但地理限制並非不可突破。除朱棣之外，明朝後世皇帝恪守祖訓，從而形成了明朝封閉消極的對外政策。牟復禮似乎不無惋惜地說：

明政府擁有遠大得多的機會捲入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務，不論是對日本和朝鮮，不論是對南洋諸國，也不論是對歐洲列強，都是如此，但是，這些機會都錯過了。……一方面是明政府在北方深溝高壘和被動地固守，一方面它又未能在其他方面進行擴張。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明代史》，8-9頁。

在中國歷代皇帝中，朱元璋式的和平國際政策基本上是主流。事實證明，在4000年的文明史中，雖然中國經常對周圍地區佔有軍事優勢，但領土擴張卻非常有限。中國的擴張不僅受到地理條件的限制，還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約。領土擴張最劇烈時期是在元朝和清朝。這兩個王朝是外來政權。他們在入主中原之前不受儒家傳統的約束。實際上，在佔領全國之後，蒙元沒有接受儒家思想，清朝的接受程度很有限，而佛教也沒有引導他們維持和平。他們較好戰，擴張領土時的限制主要是補給線，以及地理和氣候條件。某些地理特點往往與氣候有關。比如，沙漠是因為降水少、蒸發多而形成的。

a?北方的威脅：傳統的方向

每年冬天，西伯利亞和外蒙古的寒流總會南下中國。因為沒有高山的阻擋，寒流在幾天之內即可掃蕩全國大部。從東北到華南、西南，全國東半部氣溫驟降，海南島都會有明顯降溫。從華北北部的北京到長江入海口的上海，直線距離大約1100公里。寒流之下，南北氣溫相差不過兩三攝氏度。因為南方潮濕，人體感覺更冷。到了盛夏，除了高海拔地區，全國大多數地方都是酷暑難耐，即使東北的氣溫也不涼爽。中國的大陸性氣候是夏季炎熱的原因。陸地在陽光照射下升溫快，熱量不易散發，原因更多在本地。冬季的嚴寒卻來自遙遠的北方，一次寒流可以由北向南掃過整個東半部國土，越過南嶺直達海南島。從西北方向進入中國的寒流往往受阻於青藏高原，西半部降溫劇烈，但降溫的範圍卻往往有限。如果把入侵的軍隊比作寒流，可以在歷史上看到非常類似的現象：一次強大的北方入侵即可抵達淮河或長江（河流不能抵擋寒流，卻能阻礙軍隊）岸邊。如果有更強大、更持久的入侵，那麼從東北到華南就會相繼陷落，整個國家改朝換代。

中國的正北方是兇悍的游牧部落的發源地。他們的洲際征服潮流是由東向西，匈奴、蒙古都曾向西馬其頓的亞力山大的征服路線是少見的反方向。他從西方向東方進軍。不過，他沒有經過北方草原，而是較南方的高原。後來，伊斯蘭教徒也從阿拉伯半島一直打到中亞，把他們的信仰傳到了東方。亞力山大的進軍與中國無涉。在751年（唐玄宗天寶十年），唐朝軍隊於怛羅斯（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城）被東來的大食（阿拉伯）軍隊打敗。這一年，唐朝流年不利，三戰三敗，先敗於南詔，再敗於大食，三敗於契丹。四年之後安史之亂爆發，通往西域之路被吐蕃阻斷，唐朝再也沒有收復西域。西域逐漸被伊斯蘭化……他們本地的侵略方向則是由北而南。大草原的南方是中國。因為面向大草原，中國的第一要務是國防，所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青銅是當時最珍貴的合金，青銅器的使用顯示出祀與戎的重要。許倬雲說：“商代青銅器用於作為工具及農具的比例，遠小於作為禮器及武器的數目。”許倬云：《西周史》（增訂本），27頁，三聯書店，1995年。張光直也說：“中國青銅時代的最大的特徵，在於青銅的使用是與祭祀與戰爭分離不開的。換言之，青銅便是政治的權力。”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22頁，三聯書店，1999年。

從本書第三章可知，中國歷史是在與西戎北狄的戰爭中寫就的。戰爭刺激了中國，使它在腐敗的時候能夠振興。在可以追溯的歷史中，中原與北方的戰爭從未停止過。宋國人有一首詩，讚美他們的祖先湯王：“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詩經?商頌?殷武》。“常”，服從。宋是殷的後裔。氐羌不敢不來朝拜商湯，因為商湯有強大的武裝，打敗了他們。這首詩是春秋時殷人追述歷史，卻是可信的。如果商湯沒有戰勝氐羌，就很難取代夏朝，更難使商朝生存下來。迄今最早的漢文字證明了頻繁的戰爭。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有許多戰爭的內容，還出土了許多兵器。《易經》也保存了對北方戰爭的記載。如《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殷高宗武丁，在位時間在公元前1300年前後。根據甲骨文，武丁多次發動戰爭，召集的軍隊最多時有13000人。《史記?殷本紀》載：“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驩”之音、義皆同“歡”。《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高宗就是殷王武丁（約前1254－約前1194在位）。他和妃子婦好對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征討，其中有西方的馬羌——顯然是一個養馬的游牧部落。高宗時，殷人已經大量使用馬拉戰車。

周人崛起於西戎。周穆王（約前976-前922）征討過犬戎（殷時的昆夷）。周懿王時（約前899-前891），中原與獫狁有頻繁的戰爭：“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起居，玁狁之故。”《詩經?小雅?採薇》。周宣王（前827-前781）時，“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薄伐西戎”，最後“玁狁於夷”。《詩經?小雅?出車》。“薄”，語首助詞。“夷”，平定。北方游牧部落有很多名字。王國維認為，這些名字都是中原人對他們的稱呼，不是他們的自稱。鬼方、昆夷、獫狁都是同一族，他們是匈奴的祖先。《觀堂集林》上，583頁以下之《鬼方昆夷獫狁考》。許倬雲說：

王國維著名的考證，以為鬼方與獫狁之屬同為北方的游牧民族，則商人與鬼方的衝突，當是牧人與農人之間的頭陣。商代南方無勁敵，北方則常有邊患。周代也有同此現象。《西周史》（增訂本），24-25頁。

其實，何止商周有北方的邊患。縱觀中國歷史，威脅幾乎總是來自北方。商朝的國都屢次遷移，至盤庚（約前1350-前1300）時才定於殷。此後，一直到商紂王被周武王消滅，殷滅亡（約前1066年），近300年殷人沒再搬遷。夏鼐認為：殷墟的“絕對年代，一般採用公元前約1300-1027年的說法，但是也有提早數十年到一百來年的可能”。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83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商朝前期為什麼屢次遷都？論者們給出了很多解釋，如尋找銅礦，等等。戰爭被大多數人忽視了。戰爭是改變歷史的最強大力量。相比之下，其他力量（如文化、環境）的作用都是隱性的、緩慢的。因腐敗而滅亡的政權可以很容易歸咎於別的原因，如敵對勢力的破壞。但戰敗而亡則顯而易見，不容否認。武丁時，商朝強盛，多次打敗鬼方。都城得以長期留在殷，北方前線穩定下來。

周崛起於西戎。西周亡於西戎與內地諸侯的聯合進攻。秦（前221－前206）統一之後的一項重大工程是連接六國中的北方長城，以抵禦游牧民族的侵擾。雖然秦不是滅於北方入侵，卻與北方威脅有很大的關係。始皇派長子扶蘇去北方守長城，因此在他死的時候，跟隨他的少子胡亥與趙高、李斯合謀，取代扶蘇，篡取皇位。扶蘇被胡亥以始皇之名賜死，同死者還有大將蒙恬。秦亡於胡亥和趙高之手。秦之後，中原王朝與游牧政權之間的分界線在南北大幅度擺動。在中原王朝強盛時，邊界一直向北推到今天的長城以北，在中原王朝弱小的時候，中原的大部分都被丟失。雖然中國歷史一直奉中原王朝（包括入主中原的北方王朝）為正統，但實際上，除了統治範圍一直到了極北的元朝，不論在哪一個朝代，來自北方（包括西北和東北）的威脅沒有完全消失過。因此可以說，中國的古代史應該被視為一部南北融合史。之所以不說是擴張史，並非要文飾，而是因為擴張的主體是變化的，常常不是中原王朝。這個融合過程反反覆復，還遠遠沒有結束。

在秦已亡、漢未立的動蕩期，匈奴帝國建立了。公元前209年，冒頓（mòdú）殺其父頭曼。統治中心在龍城匈奴祭天、大會的地方，在今蒙古國北部鄂爾渾河西側的和碩柴達木湖附近。的匈奴開始向各個方向擴張。冒頓單于奪回了秦朝大將蒙恬佔領的河套地區；驅逐了河西走廊的月氏人，進入西域。漢高祖於公元前200年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東北）被匈奴大軍包圍，幾乎被俘。此後漢朝採取了和親政策，每年向匈奴提供大量物質。冒頓死後，他的兒子老上單于（前174-前160在位）即位。在老上之後，匈奴的單于不是特別能幹，但雙方的實力對比沒有扭轉，漢朝還在忍耐。公元前135年，匈奴又提出修改和親條約。在宮廷辯論中，御史大夫韓安國支持和親。他說：

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強。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弊，勢必危矣。臣故以為不如和親。《漢書?韓安國傳》。

韓安國清楚地說明了不宜戰的原因。大臣們大多支持韓安國。韓安國不是怯懦之人，他也曾帶過兵。文武職業的分別出現在唐朝。在另一個記錄中，韓安國在討論中還誇耀了匈奴的騎兵：“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來若風雨，解若收電。”《新序?善謀》，劉向。在北方，一支游牧部落可以很快地移動，聯合或征服其他部落，力量如滾雪球般地發展，然後滾滾南下。

漢朝經過數十年的休養生息之後，國力大增。在這次辯論后，漢武帝（前141-前87在位）還是決定維持和親政策。到了第二年，武帝不能再容忍匈奴，決定反擊。漢軍的伏擊被單于識破，匈奴大軍及時退走。公元前127年，衛青又奪回了河套地區，漢朝在那裏設立了朔方郡和五原郡。公元前119年，衛青與霍去病各率5萬餘騎，以及輜重步兵數十萬，從今山西北部出擊。單于的兵力大致相仿，以逸待勞。衛青先接敵，兩軍對峙時，“會日且入，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能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漢書?衛青霍去病傳》。單于見戰不利，突出包圍逃走。漢軍遣輕騎夜追兩百多里不得。

公元前57年，匈奴分裂為東西兩部。一百多年後的48年，東部分裂為南北匈奴。南匈奴投降了漢朝。經過西漢末年的退卻之後，東漢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大將竇固、耿忠出擊北匈奴，收復部分西域失地。和帝永元元年（89年），竇憲、耿秉再次大破北匈奴，追至燕然山（今蒙古國杭愛山），刻石紀念。此後匈奴又遭東漢的幾次沉重打擊，一蹶不振，只能製造邊患。北匈奴的地盤漸漸被來自東北的鮮卑、烏桓佔據。南匈奴遷至內地居住下來，埋下了後來“五胡亂華”的種子，西晉因此滅亡。東晉（317-420）的時候南北分界線在淮河，這時候的北方是五胡十六國時期。北方的5個游牧民族在中原混戰，漢人被大批屠殺。冉閔報復性地大殺羯人，自己最後也被殺。鮮卑族的北魏（386-534）結束了數十年的混亂，統一了北方。東晉和南朝（420-589）的宋、齊、梁的北方邊界在黃河與淮河之間，陳時則被壓縮到了長江一線。隋（581-618）、唐（618-907）時中國才再次統一。唐朝初年，戰亂之後國力薄弱，不得不向強大的東突厥俯首稱臣。

626年，太宗即位不久，東突厥的大軍就抵達了渭河邊。太宗只能與頡利可汗（620-630在位）講和，贈送了大量財寶，突厥才退兵。唐太宗一直懷有反擊之志。趁着東突厥遭遇內亂和雪災，629年，太宗派李世、李靖發起進攻，抓獲了頡利可汗。在640年代，太宗利用西突厥的內部分裂，不僅使西突厥不能對唐朝構成威脅，還在西域樹立了權威。

在東北方向，隋煬帝曾經三次進攻高句麗，都以失敗告終。隋朝也因隨之產生的內亂而滅亡。失敗的原因之一是補給線太長，道路泥濘，軍隊的供應困難；而且遠征軍不能在嚴冬留在荒野，必須撤回。唐太宗兩次進攻高句麗，雖然有所進展，但都沒有取得大勝，反而遭受重大傷亡。649年，太宗在計劃第三次對高句麗的戰爭時去世。這時，高句麗的統治者泉蓋蘇文則開始擴張，侵契丹，聯合百濟攻打新羅。新羅向唐朝求援。660年，蘇定方率軍登陸百濟，與新羅一起滅了百濟。兩年後，蘇定方又指揮唐軍從北方入侵，但南方的唐軍受到牽制，不能及時配合，蘇定方被迫撤退。唐朝的水師在海戰中擊退了日本支援百濟叛亂的船隊。666年，泉蓋蘇文去世，他的兩個兒子爭權。在老將李世指揮下，聯軍於668年攻陷高句麗的都城平壤，高句麗滅亡。唐朝在平壤設立了都護府。

太宗和高宗時期的成功沒有消除北方的威脅。在武后時期，北突厥和契丹經常騷擾邊境。在700年前後，北突厥的默啜可汗控制了從東北到西北的整個北方。在玄宗時，唐朝在東北方和西北方構築防禦工事。節度使的權力增加了。這是後來藩鎮之亂的原因。

五代十國（907-960）時期，中國再次分裂。兩宋（960-1279）時，北方形成了強大的王朝。西夏、遼、金、元對宋朝形成壓迫，使之從來沒有完全統一。宋太祖統一時的路線是先易后難，從南方開始。南方“易”的任務順利完成了。可是直到宋朝結束，統一北方“難”的雄心都沒有實現，反而一直受到北方的壓迫，向南方退縮，到了淮河甚至長江一線。兩宋都亡於北方入侵。北宋兩位皇帝被金人俘虜而亡，南宋被蒙元消滅。

明初時首都設在南京，1421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歷史上都城設在南方的，都是中國王朝的領土不完整時期，所憑藉的是黃河或長江天險。只要王朝領土完整，都城必定設在北方，以加強對北方的防禦。或者是元、清兩朝來自北方的統治者，不願遠離他們的故土。但是，中國的經濟中心在南方，都城設在北方，就要大量從南方向北方運輸糧食。為此，隋朝時就開鑿了運河，漕運所費靡多，也在所不惜。朱棣重複了隋朝的大工程。

在清軍入關之前，東蒙古就已經投降，時間在1635年。清朝中期之前北方的最大挑戰是西蒙古，即準噶爾。噶爾丹（1676-1697在位）是準噶爾汗國的一個王子，在拉薩出家為僧。1676年，他回到準噶爾奪取了汗位，然後東征西討，建立了準噶爾帝國。帝國的疆界包括新疆和外蒙古。在噶爾丹的壓力下，喀爾喀蒙古（北蒙古、外蒙古）的汗王向南逃到山西西北部，向清朝稱臣，尋求保護。1690年，康熙帝親自領兵征討。兩軍在張家口以北的地方相遇，清軍發射歐洲傳教士鑄造的大炮，噶爾丹退走。1696年，康熙帝第二次親征。在清軍大炮的轟擊下，準噶爾軍在庫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以南的地方潰敗。第二年，康熙準備親徵到塔爾巴哈台（今新疆塔城），那裏是準噶爾的本土。噶爾丹在這時死去。他的侄子策旺阿拉布坦（1697-1727在位）繼續領導準噶爾帝國與清對抗。1754年，西蒙古的幾個首領向乾隆帝投降。直到這個時候，游牧民族在中國歷史中的巨大影響才告結束。在征服準噶爾之後，清政府採用漢唐的做法，在新疆實行軍屯，還把各族人移居到天山北部，開墾土地。在1808年，烏魯木齊各縣的民戶農田數量上升到1775年的10倍。《劍橋中國晚清史》上，70-73頁。

宋以後的三個王朝中，有兩個（元、清）的建立者來自北方。北方民族建立正統王朝，這種情況在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之前的北魏只佔據了半壁江山。這表明至少在軍事訓練上和尚武精神上，中原已經衰敗了。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人，永樂皇帝把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但是明朝一直受到瓦剌蒙古人的威脅。秦修長城1500年以後，明大規模重修長城。漢唐都沒有長城。當年，有大臣勸唐太宗修長城防突厥，但太宗決定採取攻勢，並很快消除了突厥的威脅。1449年，明英宗在宣府（今河北宣化）的土木堡被蒙古人抓走，50萬大軍被擊潰（土木堡離白登山並不遠，圍困土木堡的瓦剌蒙古騎兵經過大同回到草原）。明朝最終亡於來自東北的滿洲人。對於清朝，主要的威脅仍來自北方，雖然他們把內、外蒙古都正式納入中國版圖。除了以前的游牧民族外，又增添了從西伯利亞來的俄羅斯人、從朝鮮半島登陸而來的日本人。他們的第一個侵略目標就是滿洲人的故鄉。

俄國人早就在覬覦中國的東北。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派人考察黑龍江流域。大約在1849年，他以一個地緣政治學家的口吻說：“誰掌握了黑龍江口，誰將佔有西伯利亞，至少可以遠至貝加爾湖”；同時，他還警告說，如果英國人奪取了黑龍江河口和庫頁島，俄國就將失去整個東西伯利亞。納羅契尼茨基：《殖民政策》，第117頁。轉引自《劍橋中國晚清史》上，366頁。當時英國、法國和美國在遠東都有艦隊，並曾在黑龍江河口之外徘徊。在克里米亞戰爭時期，英法艦隊還曾試圖在河口以北登陸，攻擊俄國。到了1858和1860年，俄國借第二次鴉片戰爭之機，玩弄外交手段，威逼清廷，奪走了東北100多萬平方公里（包括庫頁島）的中國領土，進而圖謀更南的土地。

中原向北方擴張的障礙是寒冷、草原和沙漠。拉鐵摩爾說：“拒絕漢人的主要環境是草原，草原社會是抵抗中國社會的最堅決的組織。”《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179頁。西方歷史上也有類似的事例。歐洲強國曾兩次全面入侵俄國，拿破崙和希特拉的軍隊在歐洲橫掃千軍，卻都在俄國被嚴寒和大草原打敗，一潰而不可收拾。詳細論來，這兩位歐洲梟雄的失敗還有別的原因，比如，俄軍（蘇軍）的英勇抵抗，等等。嚴寒和廣闊是俄國最強大的天然盟友，戰爭的轉機都是在寒冬來臨之後出現。在蘇芬戰爭（1939年11月－1940年3月）之初，入侵的蘇聯軍隊被弱小的芬蘭打敗，除了斯大林的大清洗嚴重削弱了蘇軍之外，另一個主要原因是芬蘭人同樣了解嚴寒與冰雪，並在戰爭中充分利用。這場蘇芬之戰也被稱為“冬戰”。可以對比蘇芬戰爭和諾門罕戰役，諾門罕戰役（蘇聯方面稱哈勒欣）是在同一年略早一些時候發生的。1939年5月，日本和蘇聯軍隊在中蒙邊界衝突。在蘇聯坦克和航空兵的協同打擊下，日本的關東軍大敗。日本從此改變主意，轉而南侵。

從秦到清朝中期，對中國的威脅來自北方。中國的統治者也來自北方。這一局勢只有幾個程度有限的例外。（１）明朝朱元璋崛起於江淮之間，在南京（應天府）建都，北上推翻了蒙古人的元朝。後來威脅明朝的是西蒙古。明成祖時把首都遷到北京，重修長城防備蒙古騎兵。明代在南京正式建都的時間只有53年。（２）清朝晚期的太平天國在廣西起兵，從廣西打到南京，但繼續北伐就很乏力，最後被圍困在南京消滅。雖然對清廷造成極大的威脅，太平天國沒有能夠取得全國政權，歷時也不長，只能算是擴大版的地方叛亂。（３）國民黨從廣東出發北伐，奪取了全國政權。不過，雖然號稱中央政府，國民黨並沒有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有效的統治。許多地方軍閥不聽中央號令，自行其是。另外，當時中國國土上有強大的外國軍事力量存在，特別是日本。國民黨北伐成功有蘇聯的支持以及另一些列強的默許。（４）共產黨最主要的一支軍事力量崛起於江西一帶，其軍事領導人大多是南方人。但紅軍長徵到達陝北之後，共產黨成為北方的割據勢力。抗戰結束后，在蘇聯的幫助下，共產黨在東北建立起根據地，然後從東北向南席捲全國，渡過長江，佔領南京，把國民黨打到了台灣。共產黨統一全國的地理路線和清朝的非常接近。

b?南方的險阻：群山和瘟疫

北方的軍事壓力一直主導着中原王朝的對外關係和軍事結構。苗、越等族群的眾多南方部落是次要的挑戰。南方多山地丘陵，水網密佈，多是彼此相對封閉的農業區。這從南方方言數量之多、差異之大就可以看出來。在出現飢荒的時候，受災面積也沒有北方大，饑民的數量和流動性都比北方小（在近代，迫於人口壓力，南方沿海的居民多向東南亞移民，他們漂洋過海，向海外轉移壓力）。在北方，流民一直是一個問題，一些王朝就是被流民削弱、推翻的。因此，多山的南方不可能像大草原那樣產生地域遼闊的帝國。

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就已經注意到南北人士的性格差異。他說：“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中庸》。清朝時，趙翼注意到南北用兵結果的差異。他說：“有明中葉，戰功固不足言，然南北更有迥異者。大率用兵於南則易於盪掃，用兵於北則僅足支御。”趙翼把原因歸於南北不同的風土：“可知北強南弱，風土使然，固非南剿者皆良將，北拒者盡庸將也。”趙翼：《廿二史劄記》下，卷三十四之《明中葉南北用兵強弱不同》，622頁，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在“風土”的因素中，“土”是關鍵，因為“土地”決定“民風”。在18世紀的歐洲啟蒙時代，人們尤其相信這一點。例如，孟德斯鳩（1689-1755）在《論法的精神》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專門論述法律與氣候、土壤的關係。他認為，“炎熱國家的人民，就象老頭子一樣怯懦；寒冷國家的人民，則象青年人一樣勇敢。”（《論法的精神》上，228頁）可比較前引趙翼的觀點。趙翼（1727-1814）的年代與孟德斯鳩的年代相差不遠。伏爾泰（1649-1778）還專門寫了《風俗論》。“土”就是地理因素，也包括氣候。從他們的評價可以看出，從孔子到趙翼兩千餘年，中國南北風土的差異沒有根本變化。

會稽的位置在北緯30度附近。在春秋五霸中，越國的國都在最南方。在以後的中國歷史中，北緯30度以南從來沒有形成過強大的政權，不能像勾踐時的越國那樣抗衡中原國家。正統王朝迫於游牧部族壓力而南遷的，最南的首都是杭州不包括皇帝向南逃亡時停留之地，也不包括在王朝末年稱帝的皇室成員所在之地，否則中國的國都將一直向南，進入大海（南宋末）或緬甸（明末）。這裏也沒有列入日本侵華時的陪都重慶。，也在會稽以北。只有在戰亂時期，才會在南方形成一些割據政權，如秦末漢初趙佗建立的南越（都城在番禺，后被越南當作本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正統王朝），五代十國時期南方的吳越、閩、楚、南漢等國。北方的五代最後一統為宋朝。宋朝統一了南方，又受更北方的壓迫。

在2000多年前，人們就已經清楚地了解南北地理條件對戰爭的影響。在漢武帝（前141年－前87年在位）統治初期，閩越侵南越分別又作閩粵和南粵，在今福建和廣東一帶。閩粵王為越王勾踐的後代，在進攻南粵之前３年，閩粵還圍攻東甌（今浙江溫州一帶），漢發兵救東甌，未至，閩粵退兵。南粵的第一個王是趙佗，都城在番禺。佗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在秦末動蕩時，接受秦南海尉任囂的臨終委託，絕新道（秦時新開拓的通往北方的大道）自保。漢文帝時，佗去帝號，成為漢的藩臣。趙佗也是越南正史中的正統國王……南越是漢的藩臣，不敢擅自興兵抵抗，因此向皇帝投訴。為了保護藩屬，漢武帝決定發兵攻打閩粵。淮南王劉安上書反對。他說：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斗，便於用舟。地深眛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柁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且越人棉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全文見《漢書?嚴助傳》，班固。“癉”（dān），熱症、熱病。“蠚”（hè），蟲類蟄咬。

這裏的“中國之人”實際上是中原地區的北方人。北方人畏懼南方炎熱的氣候和多山多水的地理。劉安後來因謀反罪被殺。不過，劉安的這次諫言得到了漢武帝的欣賞。與閩越的戰爭也沒有打起來，因為閩越王的弟弟“殺王以降，漢兵罷”《漢書》……劉安的諫書不僅是文人與武人在戰爭問題上的對立，還有很多地緣政治的真知灼見，以及對南方地理的深刻了解。在此後近2000年的時間中，中原王朝在南方的軍事行動都遇到相同的問題。

東漢的名將馬援（前14-后49）在北方和南方都長期征戰，最後折戟長沙西。光武帝劉秀建武十一年（35年），馬援為隴西太守，平定了諸羌造成的邊患。40年，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姐妹稱王起事，應者眾多，攻沒六十餘城。41年，馬援拜為伏波將軍，遠征交趾。他斬殺兩姐妹，平定了在今天越南河內以南的叛亂。44年秋，馬援“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即近一半死於瘴癘。《後漢書?馬援傳》。然後他又到今天山西北部出擊烏桓，烏桓主動退走。49年，漢軍征討武陵、五溪蠻夷（在今湖南沅水的沅陵、辰溪一帶），卻全軍覆沒。62歲的馬援主動請纓出戰。在今天湘西的進軍途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後漢書?馬援傳》。這次馬援亦無倖免。他死在軍中。馬援曾有壯言：“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後漢書?馬援傳》。他原來的設想是死在北方。

在中國南方，擴張的主要障礙之一是瘴癘，其程度甚至在崇山峻岭與大河急流之上。路總是能夠找到，或開闢出來，但疾病卻難以防治，無法避免大量減員。在古代，中原人稱江南為“瘴癘地”。瘴癘是中國古代對南方傳染病的泛稱，主要是瘧疾（由虐蚊叮咬而感染），可能還包括鼠疫、傷寒等疾病。古人對它們沒有區分能力，也不知道如何醫治。他們認為，瘴癘是由山間的瘴氣（潮濕空氣）引起的。其實，西方人也同樣認為瘧疾的病因是不良空氣。Malaria（瘧疾）一詞來源於意大利語malaaria——“壞空氣”。

瘴癘的多發區隨着中原人及中原文化的南遷而逐漸南移。東晉士族南下，開發江南。南京成為“六朝古都”，江南成了富庶之地、人文淵藪。“瘴癘地”的界限隨之向南推移。唐朝時，流放南方是一個嚴重懲罰。705年，杜審言被流放到峰州，沈佺期為他寫下了“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峰州在今越南河內附近的永富省一帶，時屬嶺南道。當時的道不是常制。李白也曾被流放。757年，李白在今天的江西被捕，次年被流放夜郎（今貴州桐梓）。在前往夜郎的途中遇赦。杜甫（杜審言的孫子）不知道李白已經遇赦，寫了一首詩懷念他，其中有“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夢李白》二首之一，作於759年。

在730年代末，以大理為中心的南詔興起。南詔臣服於唐朝，卻又向唐朝的領土擴張。因為地方官的貪瀆和勒索，南詔王閣羅鳳攻佔了雲南府（今雲南祥雲之雲南驛），殺太守。第二年，即751年，劍南節度使鮮於仲通率兵攻南詔，被南詔打得大敗。唐兵死者6萬人，其中許多人死於流行病。南詔因此向吐蕃稱臣，尋求保護。楊國忠庇護兵敗的鮮於仲通，並徵兵再戰。“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於是，楊國忠派人四處抓壯丁，戴上連枷送到軍隊。“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資治通鑒?玄宗天寶十載》。同樣在751年（玄宗天寶十年），唐朝在北方也連連失利。高仙芝在今哈薩克斯坦南部被阿拉伯軍隊打敗，安祿山在今河北被契丹打敗。這是唐朝戰事不利的一年。

北宋時，蘇軾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多次被貶。他的貶謫地越來越向南方，先後有黃州（今湖北黃州）、惠州（今廣東惠州）、儋耳（今海南儋縣）。在貶謫途中，愛妾朝雲跟隨蘇軾到了“瘴癘之方”的惠州。在1096年，朝雲“遭時之疫，遘病而亡”（《朝雲疏》）。在這一年秋天，蘇軾作《西江月?梅花》紀念朝云：“玉骨哪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1101年，在離開海南謫地一年後，蘇軾自己也因瘴毒發作，在常州去世，終年66歲。

越南北半部曾是中國的一部分。在五代十國的分裂時期，越南在968年獨立，然後開始擴張。北宋治平（1064-1067）初，朝廷得到交趾企圖入侵的報告，宋英宗“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介紹了交趾（今越南北部）的割據經過。接着，宰相韓琦說明了越南割據的緣由：“交趾山路險遠，多潦霧瘴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也。”《宋史?列傳?外國四》。韓琦以前是堅決主張對西夏用兵的。他在邊防問題上不是溫和派，卻因越南有瘴癘而不贊同收復。宋朝已經準備放棄這個地方割據政權了，但越南卻發起了攻擊。1075年（宋神宗熙寧八年），越南李朝以十多萬軍隊攻陷欽州（今廣西寧山）、廉州（今廣西合浦）、邕州（今廣西南寧）。越南軍隊在邕州屠城，殺了58000餘人，再加上在欽、廉兩州死亡的，有10多萬人死於入侵。次年，宋朝發起反擊，攻佔諒山，直指李朝京城升龍（今河內）。但是，“兵夫三十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續資治通鑒?卷七十一》。在李朝表示降服之後，宋朝撤兵。由此可見，越南能夠保持獨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瘴癘的功勞。明初還將重演這段瘴癘史。

北宋大將狄青出身於行伍，在北方屢立戰功。宋仁宗皇祐（1049-1055）年間，南方蠻儂志高反，攻陷邕州（今廣西南寧），圍廣州。圍剿官軍師久無功，多有敗死。狄青上表請行。他出奇兵，一晝夜通過崑崙關。反叛者失去天險，在對陣中仍很奮勇。狄青指揮騎兵從左右翼出擊，叛軍終於失敗。官軍收復邕州。“初，青之至邕也，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有泉涌砦下，汲之甘，眾遂以濟。”《宋史?狄青、郭逵傳》。

朱元璋要求後代皇帝在南北兩個方向都採取守勢，不要有侵略意圖，但防守的重點是北方。朱元璋的兒子朱棣發起了對安南的進攻，自五代十國以來，再一次把越南納入中國領土。永樂五年（1407），明朝在安南設交趾布政使司，轄48個府州、168個縣、313萬戶。在明朝佔領期間，安南的反叛不斷，明軍屢遭挫折甚至慘敗。宣德二年（1427），明宣宗最終放棄安南。此時距離朱棣之死僅3年，中間隔了一個在位不足一年的明仁宗。

朱棣的對越戰爭屬於迫不得已的行動。明朝作為宗主國被動地捲入了越南的內部權力鬥爭，在支持正統方的時候遭到篡位方的襲擊。因此，他不算是完全違背父訓。但是，明朝接下來吞併越南，被證明是一個代價昂貴的錯誤。在佔領安南的同時，朱棣還有許多耗費巨大的目標：1406年，鄭和第一次下西洋；1411年，開始重新修復大運河；營造北京，把京師從南京遷到北京；重新修建長城。在這期間，明朝的戰略重點仍是北方，南方和海洋是次要的。從1410年到1424年，朱棣親自統帥了對蒙古的5次征討，其中兩次沒有遇到敵人，另外三次也沒有給予敵人以致命打擊。他在第五次出征的歸途中去世。

緬族人壅籍牙（1752-1760在位）創建壅籍牙王朝（貢榜王朝），至1757年已經基本完成了緬甸的統一。18世紀中期是壅籍牙王朝的全盛期。緬甸向西遠征曼尼普爾（今印度東部的一個邦），向東攻入暹羅（今泰國）。中國邊境地區受到侵略，守邊官兵被攻殺。乾隆帝四次對緬甸用兵，都以失敗告終。皇帝本來無意擴大戰事，但邊將爭功冒進，最後導致戰爭升級。清兵最後的目標是攻取緬甸都城阿瓦（今曼德勒近郊）。當地的地勢險要，山路只可一人通行，往往前營已到，后營還未出發，軍力無法施展，而緬人英勇善戰。因戰敗，前後三任雲貴總督，一自殺，一被勒令自殺，一在戰場自殺。乾隆三十四年（1769）7月，第四次對緬戰爭開始了。傅恆督師入緬。傅恆是滿族富察氏，乾隆帝孝賢皇后的弟弟，也是乾隆帝非常寵幸的大臣。他還是福康安的父親。但傅恆也沒有改變戰局。到了11月，入緬的清朝弁兵病死很多，多名高級將領病死，傅恆也染上了瘴癘，而緬甸的前方堡壘又久攻不下。於是乾隆帝知難而退，允許和談、撤兵。傅恆返回內地后，因瘴癘發作於1770年身亡。四次征緬失敗是清朝在南方的一大挫折。

1834年夏，在鴉片戰爭之前，英國第一位駐華貿易總監律勞卑從律勞卑（WilliamJohnLordNapier）名字的漢譯可看出那時對西方人的蔑視。到達廣州，當年就因瘧疾死於澳門。在鴉片戰爭中，英國軍隊於1840年7月第一次攻佔浙江定海（今舟山）。在定海之戰中，中英雙方共有2000多人喪生，英國只戰死了19人。但是英軍“把兵營安扎在一個充滿瘴氣的稻田裏”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弗蘭克?薩奈羅：《鴉片戰爭》，107頁，三聯書店，2005年。，共有大約500英國軍人死於痢疾或瘧疾。到9月中旬，1/3的英軍士兵因生病而無法戰鬥。這時英國有4000陸軍在中國。只留了一小部分兵力封鎖廣州。1941年10月，英國第二次佔領定海。到戰爭結束時，英國向中國派出了大約有一萬名步兵（包括印度兵）。1841年，因為中英兩國政府都沒有批准《穿鼻條約》，2200名英軍佔領了廣州。他們的代價是一傷（在炮台）一死（在三元里）。但英軍“遭遇到了更加強大的敵人：疾病。……痢疾、瘧疾、腹瀉時大批士兵死去”。《鴉片戰爭》，147頁。

到了20世紀，瘴癘仍然嚴重困擾着在中國南方山區作戰的人們，並差一點改寫中國現代史。1929年初，紅軍戰事不利，毛澤東和朱德率領紅四軍，離開了井岡山，向東轉移到瑞金一帶。在那裏，毛澤東對軍隊的領導權受到挑戰，結果是毛澤東離開了紅四軍。這年夏天，毛澤東得了瘧疾，病得很重，“有好幾次是在生與死之間徘徊”。R?特里爾：《毛澤東傳》，124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共產黨派了兩名交通員，從上海專門為他送去了特效藥奎寧。其中一位在半路上被砍掉腦袋，另一位把葯送到了。為毛澤東治療的是福建長汀福音醫院院長傅連暲。傅這時已經加入紅軍，是紅軍中的名醫。第二年3月，因為聽信了這場疾病引發的傳聞，莫斯科共產國際以為毛澤東已經病故，為他發了一份訃告，說他死於肺結核。這時，毛澤東已經大病初癒，並重新回到紅四軍主持工作。

即使在今天的非洲，瘧疾仍是主要的致死原因之一。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與聯合國兒童基金組織（UNICEF）在2003年公佈的數字，全世界每年仍有100多萬人死於瘧疾，其中90％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國的衛生和醫療條件明顯好於非洲，大概是進入20世紀以後的事情了，但仍不能完全避免瘧疾出現，而在此之前，對瘧疾同樣束手無策。全球現在每年仍有5億人感染瘧疾。除非洲之外，中南美和東南亞、南亞也受瘧疾的侵襲。在中國邊界以南、東南亞的幾乎全部和印度全境，現在仍是瘧疾的高發區域。

熱帶疾病造成南北方的地理隔離。不僅在中國如此，瘴癘也影響到了歐洲的歷史。在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的北方蠻族是德意志和法蘭西。他們向南入侵意大利的時候遇到了瘴癘。從阿爾卑斯山上流下的水在羅馬附近形成了大片的濕地和沼澤，滋生多種疾病。

夏秋兩季流行於羅馬城內及其附近的熱病，便是從奧託大帝到路易四世時代日耳曼諸帝之努力受挫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們通常叫作“羅馬”熱病或瘧疾是一種周期性的發熱，據認為是由蚊子傳播的血液毛病所致；而對這種間發性的熱病，古代中世紀的葯都無濟於事。如果那時知道奎寧，那些時代的歷史就會極為不同，許多人的寶貴生命——比如但丁的——就會延長。詹姆斯?布賴斯：《神聖羅馬帝國》，438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引文為原書第138頁的注。但丁（1265-1321）死於瘧疾。奎寧大概在1632-1639年之間從美洲傳入歐洲。

當時，羅馬和意大利名義上屬於神聖羅馬帝國，帝國的皇帝要去羅馬接受教皇加冕。如果沒有阿爾卑斯山和瘧疾的阻擋，帝國皇帝可能就征服了意大利北部，對各城邦施加嚴密控制。如此，意大利文藝復興就不會出現，歐洲歷史和世界歷史將完全不同。我們今天的生活將黯淡許多。同樣對意大利感興趣的還有法國國王。路易十一發現了意大利，時間在西班牙人發現新大陸之前不久。富庶而文明的意大利魅力無限，吸引着北方的野蠻人。從路易十一開始，連續四代法國國王入侵意大利，都遭到失敗。這次阻擋法國人野心的是歐洲複雜的地形和由此產生的眾多力量中心。法國的冒險在16世紀中期結束。

拿破崙時期的西方醫學已經比較發達，也有了金雞納。但歐洲許多人對鼠疫和瘧疾的區分還是不很了了。來自北方乾旱地區的人們進入潮濕地帶之後，對瘴癘的免疫力尤其低下。1799年3月，在領兵征服巴勒斯坦的時候，拿破崙在雅法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

通過沙漠的行軍是非常使人厭倦的，而從異常乾燥的氣候轉入潮濕多雨的氣候，對士兵健康也是有影響的。設在聖地僧團僧院裏的病院已不夠用。……有些病人入院后一晝夜就死去了。……有些人把鼠疫症看做某種被稱為淋巴腺腫塊的惡性瘧疾，……全軍都處於恐慌之中。……發佈了嚴格的命令：士兵們在洗劫城市時所掠奪來的一切東西，毫無例外地予以燒毀。在醫院裏，當惡性瘧疾流行時，每次都採取了類似的預防措施。《拿破崙文選》下，198-199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在雅法之戰中有一件軼事。拿破崙躲過了一劫。一顆子彈在他頭頂之上數厘米的地方飛過，在打落了他的帽子之後，打死了站在他身後的一位上校。拿破崙的身高不足1?58米，而那位上校比他高出整整20厘米。這是拿破崙第二次碰到這種事了。見該書第196頁。可見歷史是由許多偶然事件組成的。

那時的法國醫生仍不能區分鼠疫和惡性瘧疾。雅法是地中海東岸的一個港口，其“潮濕多雨”只是相對於沙漠地區而言。其實，雅法的年均降雨量只有508毫米，比北京的600多毫米還少，遠遠沒有中國南方濕潤。廣東省的平均年降水量在1500毫米以上，嶺南更在2000毫米以上。因此，與中國軍隊在南方遇到的艱險相比，法國軍隊在巴勒斯坦染上的疾病不算嚴重。況且，法國軍隊有優勢：那時的西方醫學已經比較發達了；通過地中海的補給非常便捷，大大減少了士兵的體力消耗；在乾旱的巴勒斯坦，流行病的地理範圍很有限，“只要部隊出發遠征，疾病就消蹤匿跡了”。《拿破崙文選》下，200頁。雅法的降水主要集中在11月到次年5月的冬季，而中國（不僅在南方）的降水則多在夏季。高溫加高濕最容易滋生疾病。在經過巴勒斯坦向埃及的遠征中，法國軍隊一共損失2750人，其中近一半（1300人）死於疾病。《拿破崙文選》下，263頁。拿破崙認為“疾病是最危險的敵人”，“寧可打一場流血很多的戰鬥，也不要把部隊安置在不衛生的地方”。以上兩句引語分別出自《拿破崙書信集》第11卷第9105號和第22卷第18041號。轉引自J?F?C?富勒《戰爭指導》，43頁，解放軍出版社，2006年。在多雨的南方，沒有人能夠躲開濕氣。

c?東邊的限制：海洋和島鏈

由於環環相扣的島鏈，中國東部的大海在相當大程度上成為中國和鄰國之間的內陸海。

在歷史上，中國外海多颱風，而且外海各島嶼上的文明程度較低。因此，海上航行有很大的風險，卻沒有很大的收益，這是阻礙中國走向海洋的主要原因。中國大多數王朝都不鼓勵貿易，民間的海外貿易最為可疑，受到更大的抑制。因為氣候莫測以及心理因素，中國古代皇帝寧願沿着海岸線挖掘大運河，也要避開海洋。中國在海洋上的“邊界”是由自然條件限定的。現在，這些障礙或邊界都不存在了，但地緣政治的障礙卻非常大。

中國有1?8萬多公裏海岸線，似乎有很好的條件成為一個海洋大國，其實條件並不優越。中國東部、南部之外的海洋是世界上島嶼、海峽最密集的地方。這些島嶼分屬多個國家，有些自成島國。一些島國距離大陸很近，中國與它們有島嶼和領海糾紛。美國的駐軍更增加了局勢的複雜性。因此，這些島嶼和海峽對中國構成了極為複雜的地緣政治挑戰。中國不是一個瀕臨太平洋的國家，因為西太平洋和歐亞大陸東海岸之間有一個過渡，這就是第一島鏈。諸多的島嶼如蜿蜒的山脈，彼此相連，形成一根鏈條，鎖住了中國的海疆。中國走向海洋，首先遇到島鏈形成的地緣政治“邊界”，它們可以被用來封鎖中國，阻止中國的大洋通路，把中國遏制在大陸上。要走向大洋，島鏈是中國必須突破的屏障。

東亞近海海域以及太平洋上的島嶼大致都是南北走向，對大陸海岸形成包圍的島鏈。一般認為，中國的外海有三條島鏈，其中距離中國最近的、最嚴密的是第一島鏈。關於第一島鏈包括哪些群島，並無一致的說法，但總是距離中國最近的那幾個群島。本書認為，第一島鏈從薩哈林島開始，經日本群島、琉球群島、台灣島、菲律賓群島、加里曼丹島又稱婆羅洲（Borneo），即中國古史中的渤泥，73?6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第三大島，分屬印尼、馬來西亞和汶萊三個國家。到蘇門答臘島。蘇門答臘島與歐亞大陸的馬來半島之間有狹窄的馬六甲海峽，海峽中有個小島值得一提，即新加坡。在這些大的群島和島嶼之間，還有許多較小的島，而日本、菲律賓、印尼都是島國。中國船隻走向大洋，必須經過幾條狹窄的海峽，很容易受到封鎖和攻擊。在那裏，海盜都可以製造相當大的麻煩和損失，更不必說裝備優良的島國海軍了。

在第一島鏈的北端，薩哈林島、日本群島與大陸海岸（其中一部分是伸出的朝鮮半島）合圍成日本海。日本海的各海峽窄而淺，近似於一個內陸海。中國在日本海沒有直接的出海口，圖們江入海前的最後一小段（約15公里）是俄國與朝鮮的界河。封閉的日本海是中國外海的一個縮小版。日本北海道島與俄國薩哈林島之間的宗谷海峽（拉彼盧茲海峽）最窄處43公里，最淺處50米；北海道和本州島之間的津輕海峽最窄處18?5公里，最淺處130米；日本九州島和朝鮮半島之間的朝鮮海峽之中有對馬島，其中日本一側的對馬海峽最窄處41?6公里，最淺處50米。在朝鮮海峽的南北兩端，日本和韓國（韓國是第一島鏈的一部分）都有實力可觀的海空軍，而且都有美國的駐軍。以海參崴海參崴在海洋和陸地兩個方向上都缺少縱深，不適合做俄國的軍港。為基地的俄國太平洋艦隊受到極大限制，只有日本海的第四個出口韃靼海峽才是安全的。因此，俄國需要更多地使用堪察加半島南端的基地，不過，那裏靠近北極圈，氣候條件惡劣，遠離腹地，補給成本高。中國面臨著與俄國類似的海上困境，或許略好一些。

第一島鏈的中間點是台灣島。台灣島與海南島同是距離中國海岸最近的兩個大島。其北是琉球群島，沖繩是美國的一個大軍事基地；其南經過兩個較小的群島（巴坦和巴布延）之後是菲律賓群島，美國的前殖民地，現在的軍事合作夥伴。菲律賓群島的巴拉望島、蘇祿群島，幾乎沒有疏漏，連接到加里曼丹島，該島的南部屬於印度尼西亞。除了馬六甲海峽之外，南海還有幾條海峽通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如巴士海峽、巽他海峽。不過，它們同樣受到島嶼的控制，而且，在正常情況下商業價值較小。台灣島是中國最有希望首先打破第一島鏈的環節，一個與大陸統一的台灣島將成為東亞沿海各國的貿易中心。

一般認為，第一島鏈止於馬六甲海峽。在自然地理上也許是這樣。在地緣政治上，第一島鏈延伸到馬六甲海峽以西。安達曼群島、尼科巴群島這兩個群島與緬甸的南部海岸、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島合圍，在它們中間形成了安達曼海。西去的船隻出馬六甲海峽，進入安達曼海之後，仍須穿越海峽才能進入印度洋。印度蹲在馬六甲海峽的西端虎視眈眈。安達曼群島、尼科巴群島屬於印度。這是英國殖民時期的遺產。印度正在加強它在群島上的軍事基地。在非常時期，印度的海空軍可以封鎖狹窄的馬六甲海峽，或在海峽以西攔截船隻。所以，中國必須把安達曼海以西的兩個印度群島看做是第一島鏈的組成。

其餘兩條島鏈沒有像第一島鏈那樣形成嚴密的鏈條。第二島鏈比較完整，從堪察加半島以南開始，經千島群島、小栗原群島，沿着日本群島的東側到硫磺列島、馬里亞納群島（在以上這些群島東部，並列延伸的是世界上最深的幾條海溝，海底地形非常複雜），然後經過加羅林群島，到達千島之國印度尼西亞東部各島，以及印尼與巴布亞新幾內亞共有的幾內亞島，然後再向南到達澳大利亞。澳大利亞自成一個大陸，也可以看做是世界上最大的島，位於印度尼西亞以南。澳大利亞以印尼為安全屏障，在印尼有強勢存在，如在東帝汶等地調停、維和。關島是美國的軍事基地，也是第二島鏈的地理樞紐。美國正在把關島建設成一個攻擊出發點和戰略補給中心，可以部署攻擊核潛艇、航空母艦、兩棲登陸艇、戰略轟炸機，打擊範圍覆蓋東亞。第二島鏈曾經是美國西進和日本東進的衝突線。1941年底，日本軍隊先發制人，偷襲珍珠港，然後把美國軍隊趕出了菲律賓群島。美國很快發起反攻，兩軍在太平洋上逐島爭奪，戰況慘烈。美國最終取得勝利，把軍隊部署到了大陸和第一、第二島鏈上。日本徹底戰敗，失去了新攫取的西太平洋控制權，它的本土上也被駐紮了大批美國軍隊，在政治上成為美國的附庸。

在第一和第二島鏈以東，太平洋中部和南太平洋，還有幾條南北中國的海上島鏈向的群島，但它們不能彼此相連構成完整島鏈。從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島，經夏威夷群島、南太平洋的諸多群島，到新西蘭，被模糊地稱為第三島鏈。實際上在南太平洋上有不止一條群島鏈。夏威夷群島是第三島鏈的地理樞紐，也是整個太平洋的地理中心。與此類似，印度洋的地理中心迭戈加西亞島也是美國的軍事基地。美國通過夏威夷群島掌控着太平洋。這一條島鏈對中國的影響不大。中國能夠在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建立預警系統就應該滿足了。

為了打破第一島鏈的束縛，僅僅與台灣統一是不夠的，中國還需要在島鏈國家中尋求堅定的盟友，與島鏈之外的大陸濱海國家保持盟友，以減少島鏈在限制中國方面的重要性。但是，除非中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可預見的未來，這種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否則即使在第一島鏈附近，中國也不可能做到確保海上航運的安全。至於在更遠的地方，比如索馬里發生的海盜事件（在2008年下半年尤為猖狂），中國派遣了軍艦護航，其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歐洲、印度發揮了它在印度洋上的作用，印度軍艦擊沉了一艘海盜船。維持一個全球合作的態勢對中國是有利的。中國的利益在全球範圍內已經都有分佈。

但是，以和平為導向的政策也同樣需要向海洋擴張。向西太平洋推進可以加大中國的防禦縱深。當一個超級大國可以在台灣海峽部署航母艦隊，直接威脅最繁華的沿海城市時，中國的安全沒有保障。只有中國能夠加大防禦縱深，增加預警時間，才能減少對國家安全的威脅。隨着軍隊的機動性和遠程打擊能力的提高，中國不需要迫近敵人才能實施打擊，但是，在抵近敵人時候打擊的烈度最大，威懾力也最強；防線越遠，預警時間也就越長。如上所說，因為航運安全難有保障，中國需要提高打擊報復能力，對中國利益任何較小規模的侵犯都將導致衝突升級，使得任何阻斷中國航運的企圖都嚴重得不償失。

島鏈上的各國生活着許多華人。自明清以來，中國往往把東部的國界限制在海岸線上，自我設限。人口的壓力迫使東南沿海的一部分人向東南亞（南洋）移民，但官方不僅不能提供保護，反而歧視這些移民。歐洲人來到南洋之後，把華人作為勞力。總體來說，他們對華人是排斥的，因為華人在商業方面是強有力的競爭者。直到20世紀後期，南洋華僑飽受排斥，屢經屠殺。即使如此，在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的島上，仍形成了相當規模的華人社區。在抗日戰爭中，許多南洋華僑回國抗戰，並付出了生命。

由此可見，中國在海洋上的局勢與在陸地上是一樣的，都是處於被“包圍”的狀態。如何“突圍”是一個嚴峻的問題。德國、俄國都有類似的困境，他們的突圍都不成功，最後導致整個國家的失敗，至今不能恢復元氣。二戰爆發前的日本受困於資源短缺，也想突圍，也失敗了。當然，日本當時的困境是它的侵略造成的。這幾個後起工業國家的教訓是，僅僅依靠武力的“突圍”是不可取的，因為越是努力突圍，招致的反抗和對抗就越大。區域一體化可以化解對抗。一體化需要的時間長，卻更穩妥，成績更鞏固。為此目的，中國國內需要更多的改革，才能更具魅力。對於中國，島鏈不是地理的約束，而是地緣政治的限制。地緣政治是可以改變的。在中國的倡導之下，如果各國能夠把島鏈（主要是面積大、人口多的第一島鏈）納入一個共同市場，以此為起點建立一個和平之弧、繁榮之弧、文化傳播之弧，那麼，環節緊湊的第一島鏈對中國將是一筆極其寶貴的財富，如同地中海之於古希臘一樣。中國對這些島鏈國家同樣重要。第一島鏈所面對的歐亞大陸大部分的海岸是中國的——也是其中最有活力的海岸，內陸縱深最大的海岸。

對中國的海上威脅時斷時續。最早的一次是在唐朝，日本入侵朝鮮半島。明朝時則有豐臣秀吉入侵朝鮮，倭寇騷擾海疆。在清朝初期，對清廷的海上威脅來自鄭成功。從1840年開始，海上威脅大於北方的威脅。今天，對中國最大的危險仍來自海上。根源之一是中國長期把自己限定在陸地，沒有向海外擴張。從明朝以後很長時期內，中國官府禁止向海外移民，歧視、迫害移民及其親屬。其中原因似乎有點令人困惑。其實，孟德斯鳩解釋得很清楚：“專制主義把臣民當做奴隸看待，出國的人則被看做是逃走的奴隸。”《論法的精神》上，212頁。一個相對自由民主的制度可以保證社會的活力和流動性，而活力是擴張的最強大的動力。

中國沒有成為一個海洋文明的國家，固然有儒家文化輕視商業的影響，但也許更多是由亞洲東海岸的地理和氣候決定的。島國則不同。英國是航海的國家。英國的殖民擴張不受本國海岸線的制約，在全球都有殖民地。大英帝國因此號稱“日不落帝國”。日本在開國之初就走上了擴張道路，1859年攻蝦夷（在今北海道），1875年勒令琉球王停止向中國朝貢，然後就走向大陸。

在中國和俄國為西部伊犁的談判陷入僵局的時候，俄國派了23艘軍艦來中國東部沿海炫耀武力。1880年，戈登查爾斯?喬治?戈登（1833-1885）是英國軍官，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時來中國，戰後隨英軍到上海防範太平天國，1863年起指揮“常勝軍”，並與李鴻章熟識。因戰功，清帝任命戈登為提督，賞黃馬褂；英國提升他為陸軍中校。戈登回英國，又去了印度。清廷請戈登來協助防禦俄國人。正文中的話是他在天津對李鴻章說的。但這次他在中國的時間很短。戈登後來在蘇丹喀土穆戰死。向李鴻章提出警告說，只要政府設在北京，中國就不能和任何頭等強國開戰，因為大沽炮台很容易失陷，使北京門戶洞開。徐中約：《1880年戈登在中國》，載《太平洋歷史評論》，卷23第2期（1964年5月）第147-166頁。轉引自《劍橋中國晚清史》下，11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因此，戈登認為，中國只能尋求和平。1900年，八國聯軍果然攻陷大沽口，清廷下詔宣戰。八國聯軍之戰是這些所有殖民國家在東亞擴張的一個標誌事件。它們在經歷了各自的海外擴張之後，終於在中國，為了一個共同的事業走到一起來了。這些殖民強盜們從來沒有這樣一致過。

當初，北京在北方陸地上有險可守，還有長城，而面向大海則無險可守。在過去100多年中，首都北京兩次陷入外國軍隊之手（1860年英法聯軍、1900年八國聯軍，都從大沽炮台入手）。首都南京面向大海也無險可守。1937年日本侵略軍佔領南京。這不包括日本在盧溝橋事變后佔領北平。這些軍隊都是從海外登陸而來。早在1950年代，中國已經能夠扼守北京的海上門戶。現在，從海上登陸入侵中國的威脅幾乎消失了。但是，海上武器平台造成的空中威脅仍然存在，它們在距離中國較近的海域發射導彈，或起飛飛機。面對來自海上的威脅，中國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很不利。美國人也看出了這一點。他們說：

中國的邊界易攻難守。漫長的海岸線容易受到海上的攻擊。……與美國的潛在戰場不同，中國最有可能的潛在戰場在國內，而不是海外。TheGreatWallandtheEmptyFortress—China?sSearchforSecurity，p10，AndrewJ?Nathan，RobertS?Ross，W?W?Norton&Company，1997?

為了防守，中國必須把防線向外推，以減少遭受進攻的可能性。目前的安全局勢不容樂觀，中國仍處在包圍之中。美國和歐盟在壓縮俄國的勢力範圍。現代中國沒有自己明確的勢力範圍，所以不如俄國那麼明顯地感受到美國的擠壓（歐洲在地緣政治上和中國的衝突很小）——儘管美國在中國的周邊增強力量，把目標明確指向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是被蠻夷包圍。在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在大國的侵略和瓜分企圖中生存，對被包圍不是那麼敏感。現在的包圍者不僅軍事力量優於中國，在地緣文化上面也佔有優勢。

在海洋上，美洲的東西兩岸之外的島嶼很少，也很遙遠。太平洋上的島嶼大多由美國控制，如夏威夷群島、關島。美國的門外是一望無際的曠野，沒有居民，沒有人來和它爭奪，它可以信馬由韁地馳騁。中國則不同，只有東部一條海岸，海洋上島嶼密集，在這些島上有好幾個國家：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等。中國打開門就看到黑黢黢的森林，森林裏住滿了人，還與中國有土地糾紛，中國必須勒緊韁繩。這是中國不利的海洋形勢，必須正視，切不可盲目擴充海軍，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那樣。

如果美國不能為盟國提供有效的保護，甚至它的亞洲駐軍可能受到威脅的時候，美國將退出該地區。它在撤退之前會把日本從籠子中放出來，並可能挑起日本與中國的軍事競爭。美國將做一位離岸平衡手，使中國與日本都離不開美國。這個做法是盎格魯-撒克遜傳統，也是保持均勢的傳統手段。日本和沖繩是第一島鏈中的關鍵環節，也是最核心的部分。日本不會永遠依附於美國。中日兩國未來的關係取決於兩國決策者的戰略智慧。

d?西邊的障礙：沙漠和草原

遼闊的大草原把北方和西北方連為一體。對於農耕民族，草原和沙漠不是一個容易謀生的地方，也不是一個可以輕易穿越的地方。夏朝在建立初期的勢力範圍已經“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尚書?禹貢》。從禹的征戰範圍看，這句話沒有明顯的誇大。此後中國的國土基本沒有超過這個範圍。草原和沙漠對中原農民構成了有效障礙。那時的“流沙”很可能在今天的甘肅境內，還不到新疆那麼遠。但很顯然，流沙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是一個明確的地理分界線。居住在西方的游牧民都被稱作戎。因為戰爭、氣候、游牧習慣等因素，古代西部人的遷移比較頻繁。所以，有很多部落可以被稱為戎。司馬遷說：

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史記?六國年表》。“孰”，熟。

司馬遷判斷的根據從大禹開始，到他的漢朝結束。今天看來，這個事實一直到20世紀仍然有效。共產黨的力量在陝北積蓄，從東北向南發展，最後佔有全國。西方一直是中原權力的有力爭奪者。在周朝、秦朝、漢朝三個相連的王朝，統治中心是渭河流域的關中。關中已經是偏西的地區，剩餘的西方範圍不是很大。西方與北方相似，都是游牧部落的天下。直到秦朝，西部的主要威脅來自今天的甘肅一帶。到了漢朝，西方就更擴展到西域了。那時吐蕃還沒有興起。到了唐朝，因為吐蕃的入寇，西方又向西南擴展。可以說，中國對西方地理的了解是為了應對安全挑戰。西漢向西域的擴張從河西走廊開始。

公元前170年代，月氏被匈奴從河西走廊趕走，遷到今天塔吉克斯坦一帶。公元前138年，張騫出使西域，試圖說服月氏與漢一起夾擊匈奴。他的使團先被匈奴扣留了10年，然後又遭到月氏的拒絕。月氏人的生活很好，他們不想報仇了。在回國的路上，張騫又被匈奴抓住。被拘留了一年多后，他趁匈奴內亂逃回。這段出使時間長達12年。從張騫的經歷，可知漢朝與西域的道路都被匈奴控制。張騫又上書武帝，建議聯合烏孫（在今伊犁河流域）夾擊匈奴。前115年，張騫從烏孫回國，於第二年去世。絲綢之路從此出現。漢朝與西域各國建立了聯繫，開始向西域發展勢力，與匈奴爭奪同盟國和土地。

河西走廊是西域與內地的交通要道。其北是沙漠，其南是高山。據載：“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有餘里。”《漢書?衛青霍去病列傳》。今甘肅省山丹縣有焉支山。相傳，山下的霍城遺址是霍去病屯兵之處。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過焉支山1000多里，一年兩次大破匈奴。匈奴渾邪王投降，匈奴勢力退出河西。他們哀歌道：“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焉支山所產之物即胭脂。西漢在河西走廊設立酒泉郡，後來又設張掖、敦煌和武威三郡，為“河西四郡”。余英時說：

由於河西的歸併，漢朝成功地將匈奴和以南的羌人隔開，還能直接進入西域。正如此後的歷史充分顯示的那樣，河西成為漢朝在西域軍事活動的最重要的基地。崔瑞德、魯惟一編《劍橋中國秦漢史》，422頁。引文所出的第6章“漢朝的對外關係”，作者是余英時。

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後，張騫被匈奴扣留的麻煩就不會再有。河西走廊連接中原和西域。西域有連綿的沙漠和不大的綠洲。由於自然條件的限制，那裏很難聚集起大規模的軍事力量。但西域是北方大草原的側翼，從那裏可以牽制北方游牧民的南下，又可以聯繫中亞國家。有了西域，就把關中平原的防線向西推出了數千里，增加了首都的防禦縱深。

從張騫開始，漢朝在西域的發展就帶有很濃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西域小國在漢朝和匈奴之間搖擺不定。龜茲和樓蘭都曾殺大漢的使者。傅介子在出使大宛的路途上，在龜茲攻殺匈奴的使者。回國后，他對大將軍霍光說：“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班固。霍光要他去樓蘭。公元前77年，傅介子設計誘殺樓蘭國王，把樓蘭在漢朝留學的王子立為王。樓蘭改名為鄯善。龜茲道遠，還沒有受到懲罰。常惠曾經隨蘇武出使匈奴。當他受命出使烏孫時，因龜茲曾經殺大漢的校尉，他要求順道攻擊龜茲。漢宣帝不許，但霍光私下允許他“便宜從事”。公元前71年，常惠組織西域多國部隊向龜茲進發。龜茲王說是先王受貴人所誤，本人無罪。於是常惠斬殺那位貴人而歸。6年後，龜茲王來朝。

公元前60年，漢朝基本上平定了西域，設立西域都護府。在丁零、烏孫和大漢的打擊下，公元前57年，匈奴分裂為東西兩部。東匈奴的呼韓邪單于投降漢朝。西匈奴的郅支單于向西逃亡到康居康居（康國）是當時的一個大國，即粟特（Sogd），在今哈薩克斯坦南部到費爾干納盆地一帶，首都在今天烏茲別克斯坦的撒馬爾罕。，在康居東部的楚河流域駐紮下來。郅支先與康居國王建立密切關係。接着他四處出擊，勢強之後殺康居國王嫁給他的女兒。西域副校尉陳湯擔心郅支單于“必為西域患”。他與西域都護西漢在公元前60年設西域都護府，治所在烏壘城（今新疆輪台縣東）。東漢時治所移至龜茲（今新疆庫車）。甘延壽謀，提議發屯田吏士擊之。延壽支持陳湯，但要求上報中央。陳湯反對說：“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漢書?陳湯傳》。漢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他趁延壽久病之機“矯制”發諸國兵，延壽被迫同意。他們長途奔襲至匈奴城下，殺郅支單于，把他的首級送到長安。甘延壽、陳湯兩人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強漢。……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漢書?陳湯傳》。

在王莽時期，西域陷入混亂。班超出使鄯善時，攻殺匈奴使者，迫使鄯善歸附漢朝。他繼續征服西域其他綠洲國家。74年，東漢重新設立西域都護府，以陳睦為都護。第二年，焉耆、龜茲攻殺陳睦。漢朝在西域的屯兵都撤了回去。只有班超堅守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帶），並且能夠反攻，最終又一次平定西域。94年，班超率領西域諸國兵大破焉耆，殺其王，為陳睦報仇。班超在西域經營了31年，告老返回都城洛陽后不久，即於102年去世。他的兒子班勇出生在西域。當北匈奴又一次在西域製造戰亂時，朝廷接受班勇的意見，並任命他為西域長史。班勇擊退匈奴，打敗叛亂的國王，最終平定了西域。

在唐朝，西域的重要性一如在漢朝。唐朝在北方也面對着一個強大的敵人，這次是突厥。匈奴和突厥是兩個接近的種族。同時，唐朝還受到吐蕃的威脅。強大的吐蕃不僅前出到今天青海和甘肅一帶，還佔領了西域的南部。唐朝征服西域的過程與漢朝有些類似，都有一些個人主義的英雄。他們的進取不僅是為了保護王朝的安全，也受個人勇氣的驅使。

清朝起源於東北。蒙古人是滿族最早的同盟，他們一起打進關來，佔領了全中國。作為一個民族，滿人的故鄉在東北。但是，作為一個王朝，清朝的根據地在整個北方。他們不可能像明朝那樣把防線設在長城。為了保護北方的側翼，才有了向西北的發展。雖然滿人不是游牧者，但他們的思維方式很接近游牧民。因此，清朝的擴張也是順理成章的。康熙時完全收復西域。南疆本來在準噶爾的控制之下，乾隆二十三年（1759年），兆惠平定大小和卓木的叛亂。清朝統一了天山南北路，設伊犁將軍總管兩地。如果準噶爾不向東侵略北蒙古，清朝大概也無意向西。這是從漢朝起對西域征服的完滿結束。格魯塞說：

乾隆的吞併伊犁與喀什噶爾標誌着從班超時起十八個世紀以來中國政治在亞洲所追求的計劃的正式實現，定居人對游牧人，農田對草原的反攻。《草原帝國》，588頁。

一個世紀之後，伊犁和喀什又面臨俄國和英國的爭奪。這是新一輪挑戰。中國又贏了。

中國地勢的三級階梯

中國的地緣政治從中國國內開始，這與其他國家的地緣政治很不相同。其原因主要是由中國的土地面積決定的。中國面積之大，已經足以使她自成一個單獨的地緣政治單位。在面積上，中國與烏拉爾山以西的歐洲（1016萬平方公里）大致相同。在地形上，中國更為複雜，包括了世界最高的高原和第二大的沙漠；而歐洲的大部分都是大平原，除了阿爾卑斯山脈之外，山地起伏都不很大。如果不算歐洲邊緣的厄爾布魯士山（5642米），一般所認為的歐洲最高峰——阿爾卑斯山脈的勃朗峰——只有4807米，還不及藏北羌塘高原的平均海拔高度（約5000米），更不能和西藏的那些大山相比。但是，勃朗峰超過了中國地形第二階梯的山峰高度，更遠遠超過中國地形的第三級階梯——從黑龍江漠河到廣西南寧以東地區——的任何山峰。中國東部的最高峰並不在大陸上，而是台灣島上的玉山（3997米）。台灣的地形變化比大陸東部還要複雜。即使海南島上的五指山，其主峰（1867米）也比大陸東部的許多大山更高，超過它的只有很少幾座山峰，如南嶺的最高峰貓兒山（2142米）。貓兒山在南嶺五嶺的最西，已經幾乎算是第二階梯了。

山脈的高度並不一定形成嚴重的交通障礙。山區的交通便利與否取決于山脈的走向、長度以及山谷的陡峭程度。青藏高原有許多大山。在北部，這些大山的相對高度不高，山勢圓渾，一點也不險峻。隔絕西藏與外界交通的是高原的嚴酷環境，那些大山倒在其次。中國東部的山地一般都比較破碎、低矮，不能形成有效的地理隔斷。武夷山是一個例外。受山地的保護，福建和浙江南部是中國東部最晚接受中原文化的地區之一，長時間是百越的地盤。因為有南嶺，廣東和廣西保留了嶺南文化和粵語。但南嶺有很多寬闊的南北通道，不能保護兩廣免於寒流或北方軍隊的南下。從東北到華南，中國東部幾乎沒有天險。

這三級階梯在經濟、文化發展上有巨大差距，但地緣政治價值卻很接近，都非常巨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第一階梯。如果不是為了介紹第一階梯，就沒有必要提出三級階梯的問題，因為第二和第三階梯的界限不是那麼分明，歷史事件也不是那麼容易以地理分割。

a?第一級階梯：青藏高原及其邊緣

中國地形的第一級實際上也是世界的第一級，號稱“世界屋脊”。它以青藏高原為核心，包括西藏、青海、甘肅西部、四川西部、新疆的帕米爾高原及其以南地區，大致處在喜馬拉雅山脈、崑崙山脈、阿爾金山脈、祁連山脈、大雪山和橫斷山脈一說大雪山是橫斷山脈的一部分。但大雪山自成體系，走向是“豎”而非“橫”。的合圍之中。如果不考慮人為的國界，可以說世界上的最高山脈都集中在這個自然區域。第一級的面積大約有230萬平方公里，約佔中國面積的24％，或近1/4，人口卻只佔全國的0?9％左右。這是因為它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拉薩地處較低的河谷，海拔高度也有3650米），許多地區不適宜居住，只有幾條河谷尚稱宜人。藏、蒙牧民的分佈卻超過了河谷。在20世紀中期修築公路之前，從拉薩到內地的漫長旅行還被大多數人視為畏途，一路生死難測，民國時期的官員進藏大多繞道印度，需要英國的簽證。關於清朝官員前往拉薩的旅程，可參見吳豐培所輯的《川藏遊蹤彙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這些官員的進藏路線不限於川藏線。除了侵略者外，進入西藏的西方人大都是冒險家。吐蕃帝國在這個空氣稀薄、人煙稀少、乾燥寒冷的高原上建立起來，勢力擴大到青藏高原之外。這確實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吐蕃帝國之後的西藏非常封閉孤立。除了吐蕃的強盛時期外，第一級階梯對外部的影響比較小。

吐蕃和唐朝大致同時崛起。松贊干布（629-649在位）穩固了他父親統一的吐蕃，遷都邏些（今拉薩），開始向外擴張，首先是向北方。松贊干布之後，在722年及以後，吐蕃又發兵向西進攻帕米爾地區的小勃律，試圖從今天的西藏阿里地區向新疆和中亞擴張——那裏仍是唐朝的勢力範圍。小勃律是唐朝的西門，吐蕃的目標是唐朝的四鎮。吐蕃興盛的原因和近代之前的所有游牧民族一樣，都是依靠優良的騎兵和先進的冶鐵技術。另外，在和唐朝對抗的前線，吐蕃常常能夠集中更多的兵力——這是騎兵的優勢。

唐朝強大的原因是它在戰爭中崛起，在戰爭中生存下來。唐初，列強並起，群雄爭霸。除了吐蕃之外，突厥、高句麗、党項、吐谷渾、薛延陀等都在某一時期成為唐朝的勁敵，只有回紇長期與唐朝保持親密關係。日本也派兵“進入”朝鮮，唐朝將領劉仁軌大破之（663年）。在西方，受新起的伊斯蘭教的鼓動，阿拉伯帝國在此時崛起，向外擴張，後來與唐朝在中亞相遇。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唐朝能夠生存，實在是戰之功也。

不過，在力量有所不逮的時候，唐朝也不恥於示弱，採取和親的政策。經玄奘介紹，唐朝與中天竺建立了外交聯繫。那時，中天竺的國王是戒日王戒日王（?īlāditya，約590-647），音譯屍羅逸多。他的本名叫Harshavardhana或Harsha，音譯曷利沙伐彈那、曷利沙。戒日王於606年即位為一個小國王，6年後開始征討四方，統一了訥爾默達河以北的北印度，是印度最傑出的統治者之一。戒日王早年是個印度教徒，後來成為佛教徒。他是印度佛教的“護法名王”之一，其餘兩位是阿育王和迦膩色迦。戒日王會見過玄奘，向他詢問了幾個有關中國的問題。戒日王的首都曲女城（音譯：羯若鞠闍，Kanyākubja，今印度北方邦的小鎮卡瑙季，Kannauj，在坎普爾市西北80公里處）位於恆河岸邊。在戒日王之後，因為曲女城象徵著霸主地位，印度北方三強為爭奪此城而戰。，強盛時有“象軍六萬，馬軍十萬”以及更多的步軍，《大唐西域記?卷五?羯若鞠闍國》。不過，出自印度的數字往往誇張。成為北印度諸國的霸主。貞觀二十三年（648年），唐太宗派王玄策王玄策的其他事迹不著，其生卒年亦不詳。這次出使時他的官職是右衛率長史，正七品上。從印度回國后他被提拔為朝散大夫，從五品下。出使中天竺。這時，戒日王已於上一年去世，大臣阿羅那順自立為王。阿羅那順貪圖使團一路上接受的貢物，把使團的30個人全部抓起來，搶走貢物。王玄策趁黑夜逃脫，到吐蕃的西部邊境請求支援。這時，松贊干布仍在位。吐蕃派了1200精兵，泥婆羅（今尼泊爾，當時是吐蕃的屬國）派了7000騎兵。率領借來的軍隊，王玄策和他的副使蔣師仁向阿羅那順發起攻擊，三戰三勝。他們俘虜了阿羅那順並帶回國。唐太宗說：“婆羅門不劫吾使者，寧至俘虜邪？”《新唐書?西域上》。阿羅那順繼承了印度歷史上最強大的帝國之一。王玄策打敗阿羅那順之後，北印度陷入混亂。直到500多年後，在阿富汗突厥人入侵后的德里蘇丹時期（1206-1526），印度的北部才又告統一。德里蘇丹是穆斯林第一次入主印度。

唐朝時中印之間的交通大都繞道中亞。吐蕃與唐和親后，雙方開闢了一條新路線，從青海湖向南越喜馬拉雅山脈到印度，此即唐蕃古道。中印交通的距離縮短了。據初唐時道宣記載，離開了吐蕃的南界之後，“東南入谷，經十三飛梯、十九棧道。又東南或西南，緣葛攀藤，野行四十餘日，至北印度泥婆羅國。”道宣：《釋迦方誌》，15頁，中華書局，1983年。可見吐蕃南方道路的艱險超過了它的北部道路。艱險的道路限制了吐蕃向南擴張。此外，印度是佛主之國，而且非常濕熱，不能為生長在乾燥涼爽高原之上的吐蕃人所適應。否則，在泥婆羅軍隊的支援下，吐蕃軍隊能夠穿越喜馬拉雅山區，直下恆河腹地。土邦林立的次大陸比較容易被征服。後來，在英國統治印度時期，通往西藏南部的艱險道路有了很大改觀，比北道更易行。在1901-1903年間，康有為在印度撰寫《大同書》等著作的時候，女兒康同璧渡海前去看他，隻身到了喜馬拉雅南坡的大吉嶺。女子獨身遠行在當時非常罕見，一時成為佳話。

在663年，吐蕃趕走了青海湖周圍（鮮卑族）的吐谷渾，佔領了今天的青海東北部。吐蕃軍隊接着進入甘肅和新疆，一度壓迫唐朝從西域的大部分地區撤出軍隊。吐蕃又向今天的四川和雲南進攻，制服了南詔國。面對吐蕃的戰爭壓力，唐朝被迫採用和親的辦法，先後把兩位公主嫁入吐蕃她們是641年太宗時出嫁的文成公主，707年中宗時出嫁的金城公主。初，松贊干布仿效突厥和吐谷渾，要求娶唐朝公主，被拒。松贊干布發兵攻打吐谷渾。唐朝反擊，然後同意和親……兩位公主對佛教在吐蕃的傳播貢獻頗大，但沒有能夠帶來長期的和平。太宗之後，唐蕃之間的戰爭期多於和平期，爆發過多次大規模的戰爭。雙方互有勝負，但唐朝軍隊處於守勢。730年，吐蕃戰敗，接受唐朝為宗主國，但和平僅維持６年。在安史之亂（755-763）期間，吐蕃的軍隊從青海和甘肅向東推進到甘肅境內，佔據隴右唐藩鎮名，713年設置，轄今甘肅東南及青海省青海湖以東的地區，治所在今青海樂都縣。多年，並於763年初佔領唐朝的首都長安達半個月。吐蕃佔領隴右之後，向東可以威脅長安，向北可以威脅唐朝與西域的交通。因為失去了隴右的優良馬場，唐朝不得不依靠回鶻的馬匹和騎兵，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再也沒有能夠在安史之亂后復蘇。791年，吐蕃打敗唐朝的盟友回鶻，結束了唐朝在西域的統治。但在西南，唐朝與南詔一起成功地發起了反擊，減輕了西北的壓力。吐蕃在一次大規模進攻之後，要求與唐朝和談，這就是821-822年的會盟。唐蕃會盟碑一直保留在拉薩大昭寺門前。吐蕃這次沒有很快破壞和平游牧部落的和平倡議常常是權宜之計，唐朝廷往往“以其無信，不受”（《新唐書?吐蕃傳》）。即使在這次結盟之時，兩國在邊境上也發生了一場戰爭，唐勝。更甚的一次在787年，吐蕃在侵略中屢次請盟，當雙方最終在平涼（今甘肅平涼）結盟時，吐蕃設伏劫盟，大敗唐軍。當初，唐朝選擇平涼為結盟地點，因為那裏地勢平曠，伏兵易被發現，但仍不免中計。同年，吐蕃再次請和。，因為這時已是吐蕃倒數第二位的贊普，他體弱多病，而且吐蕃的力量正因佛教和苯教之爭而衰落。苯教是吐蕃的原始信仰。吐蕃王朝先於唐朝滅亡。

唐朝曾經與南詔夾擊吐蕃，可以看出後來忽必烈經吐蕃攻打大理的意圖。南詔（649-902）、大理（937-1253）前後相繼，疆域相同，中間僅相隔兩位奪權的權貴（902-937），興亡分別與唐、宋的時代大致相符。738年，唐封南詔的皮邏閣為雲南王，南詔開始擴張。最強盛時，南詔和大理佔有今天雲南的全部、相鄰的四川及貴州部分地區，以及越南和緬甸的北部。750年，南詔殺唐雲南太守，歸附吐蕃。但是，唐朝的劍南西川節度使（方鎮治所在成都，當時已屬前方）韋皋向吐蕃的側翼發起攻擊，數次取勝，減輕了北方的壓力。因為韋皋的勝利，西南諸蠻皆服。南詔也在794年與吐蕃絕交，回來與唐結盟，並攻取吐蕃十六城向唐獻捷。801年，韋皋全線進軍，戰線從今四川北部的松潘延續到南部的西昌、鹽源，在維州（今四川理縣的薛城）大破吐蕃從北方的靈州（治所在今寧夏靈武）調來的救兵，俘獲內大相論莽熱。四川是中國的大後方，在安史之亂時已經是這樣。但四川的西部容易受到西藏方向的入侵。韋皋於805年去世。據記載，“皋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新唐書?韋皋傳》。可謂戰功卓著。

關於吐蕃的入寇和唐朝的對策，《新唐書》中有總結：

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蹷其牙，犂其廷而後已。惟吐蕃、回鶻號強雄，為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潢，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人。謀夫虓帥，圜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內寧，惟聖人不讓。玄宗有逸德，而拓地太大，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封裂，訖二百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然則內先自治，釋四夷為外懼，守成之良資也。《新唐書?吐蕃傳下》，歐陽修、宋祁。“蹷”通“蹶”，仆倒。“馘”（ɡuó），在戰鬥中割所殺之敵左耳以報功。兩位作者反對唐玄宗的擴張政策。

據此，吐蕃實為唐朝的第一大勁敵，其危害還在回鶻之上。吐蕃之害幾乎貫穿唐朝始終。在驅趕了吐谷渾之後，吐蕃佔據了昔日西戎的地盤。那裏在黃河上游。對唐都長安的威脅大多來自西北。788年，回紇與吐蕃絕交，改稱回鶻，與吐蕃交戰。唐朝的這個盟友“至略華人，辱太子，笞殺近臣，求索無倪”。《新唐書?回鶻下》。“倪”，邊。也是一大患。宋朝接受了唐朝及五代的教訓，沒有軍事擴張，內部一直比較安寧和富裕。但宋朝的軍力薄弱，依靠向北方王朝進貢維持和平，先後受制於幾個北方和西北方的王朝，最終被蒙古滅亡。宋朝之弱實是唐朝之強的反動，因矯枉過正而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戰爭與和平是一個難以把握的平衡。

從松贊干布開始，佛教逐漸在西藏傳播開來。但由於苯教的抵制，佛教未能被徹底接受。到了朗達瑪唐武宗的“會昌滅佛”發生在845年，正好是朗達瑪在位期間。這兩起時間上非常接近的“滅佛”事件是在佛教發展之後本土宗教的反彈。在吐蕃是苯教，在唐朝是道教。當然，唐武宗“滅佛”還有極其重要的經濟原因：在王朝的財政困難時期，佛教寺廟佔有了太多的財富。在位期間（841-846），佛教遇到了更激烈的反抗。這位贊普支持苯教，毀滅佛法，於是佛教在西藏的前弘期結束。在朗達瑪被一位佛教出家人暗殺之後，吐蕃王朝也結束了，藏地進入了動蕩的割據時期。又過了大約100年，佛教再次在吐蕃興盛起來，藏傳佛教進入后弘期。佛教這次才被吐蕃人真正接受，馴化了好鬥善戰的吐蕃人。他們轉而期望來世，專註靈魂。從此以後，吐蕃再也沒有成為強大的軍事力量，青藏高原上的權力向內坍塌，吸引着蒙古游牧民和廓爾喀進軍。英國人也加入進來，極力排斥俄國和中國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影響。吐蕃（明朝時改稱為西藏）成為大國地緣政治的角斗場。

到了10世紀，吐蕃、兩宋的疆域及勢力都比前朝收縮了。吐蕃仍在分裂之中。雙方雖然有很長的共同邊界，但往來不多。在元初忽必烈通過八思巴賜給西藏僧人免役的特權。現在的官方觀點是，西藏在元時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西藏的權力先後為薩迦、噶舉和格魯（改革后的噶當派）三大教派所掌握。三個教派要依靠西藏之外的軍事力量（蒙古騎兵）維持統治。在時間上，這三個教派的興衰與元、明、清三朝的興替大致相符。

元初，在西藏爭權的是薩迦派和噶舉派。這兩個教派的領袖八思巴八思巴（1235-1280）是薩迦五祖的第五祖。薩迦派領袖位置在昆氏家族內傳承。闊端（窩闊台和六皇后乃馬真之子，貴由的同父同母弟弟）最早派軍進攻吐蕃，因此了解到吐蕃教派林立的狀況。1244年，闊端召薩迦四祖薩班（八思巴伯父）前往涼州（今甘肅武威一帶），10歲的八思巴跟隨前往。在薩班的促成下，西藏歸附蒙古。1248年貴由死。1251年，闊端死。在弟弟忽必烈的支持下，蒙哥爭得大汗位。自此，蒙古的大汗位從窩闊台系轉入托雷系。蒙哥令忽必烈總理漠南（包括漢地和藏地）軍事，其中有闊端的屬地。1253年八思巴初見忽必烈，年19歲。和噶瑪拔希噶瑪拔希（1204-1283），噶舉派之噶瑪噶舉之黑帽系的領袖，第二世噶瑪巴。他以神通廣大著稱，首創藏傳佛教中的活佛轉世制度（都松欽巴是追認的第一世噶瑪巴）。噶瑪噶舉是噶舉派最大的支系。噶瑪拔希與八思巴在同一年見到忽必烈，但噶瑪拔希不肯長期停留。他北上傳教，後來見到了蒙哥。蒙哥賜給他一頂金邊黑帽。這就是黑帽系的由來。1259年蒙哥死後，忽必烈和弟弟阿里不哥爭奪大汗的位置，噶瑪拔希有支持阿里不哥的嫌疑，因此被忽必烈關押在今北京的北海。噶舉派支系（四大八小）繁多，卻難以形成統一的強勢政權。都曾跟隨忽必烈，在忽必烈面前爭寵。早年間，薩迦派已經與蒙古建立了聯繫，在西藏有更大的影響。忽必烈最終選擇了嚴肅的學者八思巴，而不是散漫的瑜伽士噶瑪拔希。此後薩迦派在西藏獨大。忽必烈對西藏的興趣始於遠征大理，他的軍隊要經過西藏的東部。忽必烈的目的是從側翼進攻南宋，那時由北向南的戰事很不順利。1251年，蒙哥繼蒙古大汗位。次年，蒙哥派弟弟忽必烈征雲南，另一個弟弟旭烈兀西征——這是蒙古的第三次大規模西征。蒙古兵遇到南宋的頑強抵抗。1259年，蒙哥率兵久攻合州（今重慶合川釣魚城）不下，死於城下。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封八思巴為國師，次年又把噶瑪拔希逮捕入獄。噶瑪拔希被關押和流放了4年。被釋放后，他一路傳教回到了西藏。

那時，蒙古只有原始的薩滿巫術，沒有宗教。大汗們能夠對所有宗教一視同仁。成吉思汗召見全真道的教主丘處機。丘處機從山東萊州出發，經撒馬爾罕，1222年初夏（5月）在大雪山的八魯灣在興都庫什山中、喀布爾以北。今阿富汗有帕爾萬（八魯灣，Perwan）省。蒙古滅花剌子模后，該國的王子扎闌丁（Jalalal-Din）逃到阿富汗，在八魯灣擊潰了一支蒙古軍隊。成吉思汗發兵征討，1221年11月，在辛頭河（印度河）畔追上並殲滅了扎闌丁的軍隊。但扎闌丁再次逃脫，到了德里蘇丹國。當年12月，蒙古派一小支軍隊進入印度河南邊的木爾坦（今巴基斯坦的木爾坦），因天氣炎熱而很快退回。在地理上，興都庫什山脈屬於世界第一級階梯的邊緣。成吉思汗繞了個彎，從另一面登上了這一級，在那裏避暑，會見丘處機。見到成吉思汗。在此後的11個月中，兩人多次見面。成吉思汗下敕書免去全真道士的賦役。丘處機的徒弟李志常寫了《長春真人西遊記》，記載了這次跋涉和朝見。後來因為李志常等人與佛教高僧辯論失敗，全真道失勢。忽必烈繼承了他爺爺對待宗教的態度。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叔第一次到中國時，在元廷受到很好的招待。忽必烈派他倆作為元朝的使臣回到意大利，要求教皇派遣100名精通基督教教義和七藝（修辭學、邏輯、文法、算術、天文學、音樂和地理）的傳教士來。波羅兄弟返回意大利，見到了新當選的教皇，轉達了忽必烈的願望。他們再次回到遠東時，卻沒有帶來傳教士，只帶來了馬可?波羅。蒙哥和忽必烈的母親是一位基督徒。在元朝，穆斯林和基督徒（景教徒）都有很好的升遷機會。穆斯林遍佈中國各地是從元朝開始的。在朝廷上，兩大一神教的教徒彼此詆毀，爭奪大汗的青睞。

在忽必烈之後，元朝一直保持着對西藏的統治。西藏的最高行政官員由薩迦派的國師向皇帝推薦。帝師有時非常年幼，是一個象徵性的職務。伯戴克說：“如此的委任，應該是限制嚴格的一種政治行為。”伯戴克：《元代西藏史研究》，40頁，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到了明朝，噶舉派在西藏的影響超過了薩迦派。噶舉派注重隱修和遊歷，《明史》稱之為“游僧”。1360年，第四世噶瑪巴應元順帝之召到北京，在北京住了4年。明成祖即位后，召第五世噶瑪巴得銀協巴到南京。得銀協巴於1406年（永樂四年）冬到達南京，次年在靈谷寺為明太祖帝后薦福。這是噶瑪噶舉派領袖唯一一次前往明都。1408年，聲望如日中天的宗喀巴也被召進京，但他只派了大弟子前往。他創立的格魯派有着嚴密而龐大的組織，將打敗噶舉派成為西藏最大的教派。

據記載，忽必烈曾經考慮經過西藏入侵印度，但最終被勸阻。蒙古的士兵和馬匹能否在印度潮濕炎熱的氣候中保持戰鬥力是一大問題。但西藏是通往印度的道路，卻是沒有疑問的。在元初所封的吐蕃十三“萬戶”（行政單位）中，明確屬於噶舉派的有四個萬戶：帕主（帕竹）、止貢、蔡巴、雅桑，這十三“萬戶”是行政單位，數字都是虛指，實有的總戶數是38963戶，其中最小的兩個“萬戶”都只有750戶。由此可以大致推斷出西藏當時的總人口。它們也都是噶舉支派的名字，可見噶舉派在當時勢力很強大。西藏的驛站系統是在元朝時建立的，一直使用到1959年才被廢除。驛站使用的“烏拉”差役，即強制勞役，是一個蒙古語詞。在完整地考察了元朝-西藏關係之後，伯戴克總結說：“元朝的行政機關總是試圖保持對西藏的全面控制，總的看來是成功的。”《元代西藏史研究》，148頁。

元朝滅亡后，從長城之南退回去的蒙古政權仍然存在，即北元。他們被明人稱為韃靼。元和北元是一脈相承的成吉思汗直系後裔。在明太祖和明成祖的多次打擊下，韃靼被削弱。另一支蒙古族部落聯盟瓦剌在西部的阿爾泰山一帶崛起。瓦剌和明朝因進貢或貿易產生糾紛。1449年，瓦剌部首領也先在懷來土木堡大敗明軍，俘獲明英宗，這就是“土木之變”。早年時，也先的父親立元皇室的後裔為可汗，自任丞相。也先殺了可汗，於1453年自立為汗。但也先不屬於成吉思汗“黃金家族”。因此他的可汗地位不被承認，反而鬧得眾叛親離。也先兩年後被殺。瓦剌因此衰落，韃靼再次興起。韃靼的達延汗（即“大元可汗”）是成吉思汗的第十五世孫。在打敗了瓦剌之後，達延汗統一了元朝的遺民、蒙古東部的各部落，並把它們分成左翼和右翼，各三萬戶。達延汗的孫子俺答汗（1507-1583，一譯阿勒坦汗）是土默特部的首領、漠南右翼三萬戶的盟主。俺答汗的營帳在庫庫和屯（今呼和浩特的舊城），是一個繁榮的手工業和貿易中心。俺答汗的主要打擊目標仍是瓦剌。俺答汗曾向明稱臣納貢，要求擴大貿易。因為害怕“土木之變”重演，明廷不敢答應，還殺了俺答汗的使節。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秋，俺答汗率部從古北口進入長城之內，至安定門、東直門、良鄉以西，大掠半個月後退回塞外。這一事件稱“庚戌之變”，預演了明朝末年滿清軍隊進入長城之南的路徑。

蒙古族接受黃教是在俺答汗時期。這是第二階梯的軍事力量向第一階梯擴張，而第一階梯的精神力量向第二階梯擴張。三世達賴喇嘛（1543-1588）應俺答汗的邀請去青海。兩人在1578年相見。達賴喇嘛的尊號是俺達汗所贈。他又把尊號追認給前兩世。三世又去了理塘和麗江。俺達汗去世后，他前往呼和浩特參加葬禮，不久他也去世了。三世達賴喇嘛在遺囑中說：他“與法王八思巴心續相通，而俺答汗乃是忽必烈汗的轉生”，把兩人的歷史追溯到元朝初年。同時，他又預言“達賴喇嘛轉生於成吉思汗的王族中”。後來，五世達賴喇嘛評價說：“這正是（三世）達賴喇嘛的不可改易的金剛遺言。”《四世達賴喇嘛傳》，出自合集《一世—四世達賴喇嘛傳》，261頁，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於是，喇嘛們選中了俺答汗的曾孫為第四世達賴喇嘛（1589-1616）。四世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後裔，屬於“黃金家族”，也是至今僅有的蒙古族達賴喇嘛。四世在1603年到了西藏。

宗喀巴是一個偉大的宗教改革者，他的兩個弟子分別被追認為一世達賴和一世班禪。到四世達賴時，格魯派仍不夠強大，受到掌握政權的嘎舉派的迫害。格魯派贏得與嘎舉派的權力鬥爭完全是因為它引入了蒙古騎兵。權力轉移是在五世達賴（1617-1682）時期完成的。青藏高原成為蒙古人的角斗場。漠北蒙古的卻圖汗信仰嘎瑪嘎舉。他征服併兼並了俺達汗的土默特部。五世達賴藉助蒙古的騎兵打敗了噶舉派。顧始汗（1582-1655）是西蒙古和碩特部的首領。清朝時，西蒙古又稱厄魯特，即明朝時的瓦剌“瓦剌”、“厄魯特”、“衛拉特”都是oyirad的音轉和異譯，在蒙元時稱“斡亦剌惕”、“斡亦剌”，意思是“林中百姓”。在12世紀時，他們居住在貝加爾湖周圍的森林裏。在長期演變之後，到明末清初時，瓦剌各部並為四大部，以天山南北的準噶爾部最為強大，勢力最盛時到塔什乾和撒馬爾罕。因此，在清朝時，厄魯特又被稱為準噶爾。準噶爾是最後的蒙古游牧帝國。乾隆時平定準噶爾，統一西北。參見《準噶爾史略》，《準噶爾史略》編寫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宮脇淳子：《最後的游牧帝國——準噶爾部的興亡》，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顧始”（或“固始”）是“國師”的轉音。和碩特是厄魯特四部之一，另外三部是準噶爾、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由四世班禪主謀，兩人商議后邀請固始汗入藏。這時，固始汗已經佔領了青海和西康，至此他控制了全部藏區。固始汗去世后，西藏的權力由他的子孫繼承。1652年，五世達賴到北京見順治帝。達賴和格魯派的宗教和政治地位得到清朝確認。以上有關西藏教派史的內容，除了所引書籍之外，還參考了《西藏佛教發展史略》，王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伯戴克（LucianoPetech）：《元代西藏史研究》，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措如?次朗：《藏傳佛教噶舉派史略》，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牙含章：《達賴喇嘛傳》，人民出版社，1984年。尕藏加：《吐蕃佛教——寧瑪派前史與密宗傳承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周良霄、顧菊英：《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從乾隆年間開始，因為外敵入侵，西藏問題變得複雜了。廓爾喀攻入西藏，掠奪了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1793年，福康安領兵入藏，打退廓爾喀人並一直追擊到加德滿都附近。反擊廓爾喀的戰爭是乾隆“十全武功”之一。這時，英國人已經在印度聚集了很大的勢力。馬嘎爾尼是到達中國的第一個英國使團。他們辯解英國沒有支持廓爾喀人入侵西藏。後來在1904年，英國直接派軍隊從印度侵入西藏，佔領了拉薩。從此英國的勢力在西藏留下了。至少在當時，英國人無意吞併西藏，只是要防止俄國，保護它的殖民地皇冠印度。不過，英國人在邊界上是儘可能地向外推進，留下了邊界之爭。在1950年代初，獨立后的印度有意繼承殖民宗主英國在西藏的特權，進而控制西藏。這是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的遠方源頭。因為“失去”了西藏，不平的印度想在邊境上多得些實惠。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的區域。亞洲的大多數大河發源於此，流向四方。亞洲最長的10條河是：（1）長江；（2）黃河；（3）瀾滄江（湄公河）；（4）黑龍江（阿穆爾河）；（5）勒拿河；（6）葉尼塞河；（7）額畢河；（8）怒江（薩爾溫江）；（9）印度河；（10）雅魯藏布江。額畢河的上游是額爾齊斯河，發源於新疆阿爾泰地區。三條河（勒拿、葉尼塞、額畢）流經西伯利亞，向北注入北冰洋，對人類生活的作用較小。這10條長河中有8條流經中國。除去源頭在蒙古國的黑龍江，其中有7條河起源於中國，而6條的源頭在青藏高原。此外，雖然恆河雅魯藏布江（下游稱普拉瑪普特拉河）與恆河會合之前的長度是2900公里，而恆河全長不到2600公里。所以，恆河應該是雅魯藏布江的支流，儘管它們會合后的長度有限。的長度進不了前10名（在幼發拉底河之後），但它對印度的生活、人類的信仰有重大影響，而且水量充沛，不可不提。恆河也發源於青藏高原，在中印邊界的中國一側，儘管在中國境內的部分很短小。雅魯藏布江、印度河、恆河的源頭都在岡仁波齊峰（海拔6656米）周圍。長江、黃河、瀾滄江、怒江的源頭都在唐古拉山脈南北兩側，只有黃河與另外三江的源頭遠一些。大江源頭如此集中，青藏高原的生態價值由此可見一斑。

如青藏高原的河流源頭一樣，高原上的軍隊也可以向四面八方出擊。吐蕃強盛時期就是如此。從外部攻入則不太容易。根據目前已知的條件判斷，高原在經濟方面意義不大。那裏的自然環境嚴酷，礦產資源貧乏，或開採成本過高。高原的大多數居民把希望寄托在來世，對現世生活的要求不高。即使在青藏鐵路通車之後，青藏高原的陸地交通也不能稱為便利，因為乘坐火車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都很高。因此，青藏高原的經濟發展潛力不大。這一區域在可預見的未來很難自主發展，將長期需要援助，卻是國家不得不承擔的責任。第一階梯的作用主要在國家安全上。其文化價值大多體現在藏傳佛教上。

b?第二級階梯：乾旱的內陸

中國地形的第二級階梯是在大興安嶺-燕山-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以西、第一級之外的區域。這一區域的面積大約有470萬平方公里，佔中國總面積的49%，幾乎一半。第一階梯是一個完整的地理單元。第二階梯則不同，它由幾個地理單元組成，分佈比較分散，從蒙古高原到雲貴高原，從四川盆地到黃土高原，在西北是一連串的盆地和綠洲。它們互不連接，人文景觀也千變萬化。因此，第二階梯是國境內許多海拔較高地方的總稱，是突起的青藏高原向平原的過渡地帶。

在第二級階梯北部的許多地方，自然條件比第一級還要惡劣一些。這一區域的北部降水量極少或較少。中國的沙漠、沙地和戈壁基本上都在這一區域，其中有面積34萬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以及其他一些較大的沙漠，如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巴丹吉林沙漠、騰格里沙漠、烏蘭布和沙漠（后三片沙漠在河套以西的內蒙古西部，幾乎連成一片）。這些不毛之地加起來將近150萬平方公里，佔中國總面積的15%。黃土高原是中國開發最久，對自然剝奪最殘酷的地區。這裏的水土流失非常嚴重。黃土高原的面積約30萬平方公里，約佔全國面積的3?2％。各地相加，沙漠和沙漠化土地佔全國總面積近30%。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數字。惡劣自然環境有相當大一部分是人類活動造成的，其中又有很多是近幾十年政策的結果。這種愧對列祖列宗、殃及子孫的“發展”仍在繼續。

第二級階梯還包含面積26萬平方公里的四川盆地。盆地底部的海拔高度只有250米，成都也不過500米。四川盆地是第二階梯中最富庶的地區。無論從海拔高度、氣候條件，還是從生活方式、文化特徵來看，四川盆地都更接近東部的第三階梯。它被列入第二階梯是因為它四周的高山，有些是壯觀的雪山。四川的居民大多不是古代巴蜀人的後裔。他們的祖先是在張獻忠屠川之後從東部遷移過去的。這次移民是著名的“湖廣填四川”。

平均海拔高度1580米的外蒙古（今蒙古國）也屬於第二階梯。那裏是游牧民族的天然牧場。蒙古征服的土地大都與第二階梯相似，適合騎兵馳騁。他們在印度、越南等炎熱的地方沒有成功，甚至沒有嘗試。在日本、爪哇等島國是失敗的。蒙元滅亡南宋也費了很大工夫。新疆（160萬平方公里）、內蒙古（110萬平方公里）與西藏（120萬平方公里）相連，是中國面積最大的三個省級行政區。與它們接壤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內陸國——哈薩克斯坦（272萬平方公里）和外蒙古（157萬平方公里）。這些廣闊的地方顯示了亞洲內陸的荒涼。

c?第三級階梯：中部和東部

第三級階梯在東部，包括所有沿海地區和海上島嶼，面積大約是260萬平方公里，佔全國總面積的27%。這裏雖然是中國最富裕的區域，卻被更廣大的相對貧困地區所包圍。

第三階梯是中華文明的中心。今天，這裏仍是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但是，在防衛方面，第三階梯完全不能自守。東部是在安全上最脆弱的區域。在大平原上，向東奔流的黃河、淮河、長江起到了阻擋北方騎兵的作用。在這三條大河的岸邊曾經有過多次南北大戰，比較著名的有：三國時魏與蜀、吳的赤壁之戰（長江），前秦與東晉的淝水之戰（淮河）、北宋與遼的澶淵之戰（黃河）。長江可以容納規模較大的水軍，南方軍隊能夠發揮習水戰的優勢。魏國的水軍被蜀吳的聯軍火燒連營。南宋時期，金兵渡過長江之後，在江南水鄉不能長驅直入。1130年，這支金兵北撤時，在長江的黃天盪（在今南京東北方）遭到韓世忠的伏擊，大敗，金兀朮幾乎不免。在水量較少的黃河和淮河上，水軍不能抵抗騎兵南下。淝水、澶淵之戰都發生在岸邊。總而言之，江河的防禦作用有限。

長江以北的東部地區以平原為主，從北京到長江之間沒有大山，站在不高的泰山頂上就可以“一覽眾山小”了。從長江到珠江，雖然不是平原，軍隊卻能夠長驅直入。在20世紀，國共之間的三大戰役都在淮河以北。在解放軍渡過長江之前，兩黨就沒有大的戰役了。它們最激烈、最早的大戰發生在東北。

有一弊就有一利。東部的開放地勢使得國防很艱難，卻使中國較早地形成了統一的國家。平坦的地形有利於武力擴張，權力難以均衡。所以國家統一了，其制度卻是專制的。從秦始皇開始，專制制度日趨完善，對社會的控制能力一度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中國人逐漸喪失創造力，社會逐漸僵化。歐洲的統治者並非不想大權獨攬，殺戮異己，只不過他們沒有很好的條件。不過，宗教不受地理障礙的限制，可以穿越社會等級，因此，宗教領袖在中世紀的歐洲比國王們更為猖狂，這是中國所沒有的現象。在獨裁方面，中國的統治者遠比歐洲的統治者更為成功，但這種成功卻是中國的不幸。

中國東部也缺少出海口。東北的圖們江出海口數十公里寬，為俄國和朝鮮所有，堵塞了中國通向日本海的航線。中、俄、朝三國在那裏共同建立開發區的計劃已經有很多年了，但至今沒有起色。這個三國交界之處本來可以成為一個經濟繁榮的地方，現在卻缺少活力。只有在三個國家都有共同利益的時候，這樣的合作才可能真正起步。東北地區的內蒙古、吉林、黑龍江需要一個出海口。朝鮮、俄國的遠東地區都有很長的海岸線，有很多港口，已經超過了兩國在該地區的貿易需要。至於共同開發區涉及的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則更為微妙和不穩定。在這三國之中，只有中國具有必要的資金、人力，以及巨大的消費市場。對於俄國和朝鮮，圖們江口都在它們國土最偏遠的角落裏。因此，中國在圖們江口建設一個繁榮的貿易港口和工業基地可能只是一個夢想。中國只有單幹才可能，但又不具備單幹的地理條件。因為缺少出海口，東北內地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中國的經濟重心越來越向東南沿海移動。原來非沿海地區的一些大城市，如哈爾濱、瀋陽、濟南、西安、南京、武漢、成都、重慶等，在經濟上的重要性已經被許多沿海城市超過。以上后四個大城市有長江航運便利，但也沒有改變它們的相對下滑。這種轉移在沿海各省更為明顯，如瀋陽被大連搶去風頭，濟南被青島奪走重心，南京的生產總值被更靠近大海的蘇州超過，深圳的風頭也曾一度直逼廣州。這種向沿海過度傾斜的經濟格局對國家安全與均衡發展是極其不利的。

第一階梯的絕大部分地區高寒荒涼，生態脆弱，不適合經濟發展，需要國家的補貼。在第二階梯以及第三階梯的西部，有許多地方的條件並不比東部沿海地區差很多。如果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啟動內需，而不是完全以出口為導向，中西部必將有很好的發展前景。中西部發展不僅使經濟佈局更加合理，也將大大改善中國的安全（包括經濟安全）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