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國家的形成

地緣政治始於國內

這個小標題主要是對中國而言，對許多其他國家也有效。美國有所不同。美國人在談論地緣政治的時候，其重點甚至可以不放在美洲，而直奔歐亞大陸。這是他們的地理優勢所在。中國人不得不把重點放在本地區，甚至還要從國內的地理和歷史談起。因為中國周邊的地緣政治環境複雜，國境之內地區與鄰國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而國外有些地方還不很太平。

在日常用語中，“地緣政治”中的“政治”一般指國際政治。實際上它也應該包括國內政治，因為國內和國際政治往往互相交織，不可能完全分開。即使一個很小的國家也不能把地緣政治的起點放在國界之外。比如新加坡，它的民族結構是它與馬來西亞、中國、印度三國雙邊關係中的主要因素；它的安全政策倒向美國本地區的一個外來者，在利用外力制約本地區國家的同時，它還要在西方出面充當本地區的代言人（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喜歡扮演的角色），以壯自家門面。新加坡是一個小國家，它的事情比較簡單，唯一重要的是它位於馬來半島南端、馬六甲海峽北側的地理位置。對於多民族的、人口眾多、領土遼闊的國家，國內外政治交織的情形則複雜得多。比如，印度國內的穆斯林問題經常涉及巴基斯坦，而印巴關係又影響着印度國內的宗教矛盾，印巴邊境衝突與印度國內宗教衝突有着同一個根源，彼此互動。另外，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的邊境地區在地理上自成一體，阿富汗境內的恐怖分子打擊印度目標，實際上是為了削弱巴基斯坦政府，以減少它對美國的支持，從而減輕他們在阿富汗國內的壓力。這樣的因果鏈條似乎有點長，在國際政治中卻很常見。所以，決策者們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把眼光局限在某一點。

國界線是人為的產物，而且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國界不可能切斷自然地理的延續，也難以改變邊界兩側的同種民族和他們的宗教、文化。所以，邊界不應該是研究和處理國際與國內政治問題的界限。中國有漫長的邊境線，鄰國眾多且分屬不同的文明，採用不同的政治制度，有不同的軍事盟國。因此，絕不能採用簡單的方法對待。這是中國地緣政治的困難所在，也是優勢所在。越是複雜混亂的局勢，就越需要整合。中國可以擔負起區域整合責任。但首先要把國內的問題解決好，建立勢力範圍要穩紮穩打，不要一時貪多求遠。

中國和俄國是世界上陸地鄰國數量最多的國家，都是14個。但中國的陸地邊界線比俄國的短。中國的陸地鄰國大都是窮國，包括世界上最窮的國家和戰亂最多的國家。除了俄國之外，這些國家的人均收入都低於中國的水平，他們的人民比中國人更窮。不過，俄國經濟對能源出口的依賴很大，它的遠東地區更是缺乏活力。海上鄰國日本有很大的經濟實力，卻有兩個不利因素。其一，它不是一個大陸國家；其二，它在政治上不獨立。中國的劣勢是人均收入仍然很低，邊疆地區更貧困一些，只是因為人口眾多，使得中國的經濟總量比較大。雖然中國在技術水平和海外投資等方面的能力都比較弱，但中國在東亞有很大的地緣優勢，不可替代，非其他國家可比。中國可以向鄰國提供廉價商品、邊境貿易、區域合作、出口市場，在需要時，還可以提供經濟、金融以及軍事方面的安全保障。中國能夠向鄰國提供一攬子合作計劃，這些內容超出了一般的貿易關係。沒有中國的合作，東亞不可能獲得良好的區域環境。

既然地緣政治始於國內，那麼，簡要回顧一下中國的早期歷史，澄清為弘揚道德而製造的神話，了解國家由來的脈絡，對於大戰略的研究者和制定者或許不無小補。

馬鐙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馬鐙的發明使北方的游牧人能夠長時期地對定居人民的騎士保持一種絕對的優越性。匈奴人的馬鐙在公元前第三世紀時已證實其存在，但在中國漢朝時的浮雕上還很少出現。勒尼·格魯塞：《草原帝國》，25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格魯塞的這本書首次出版於1939年。從那以後，還沒有在中原找到漢朝使用馬鐙的直接證據，儘管有人根據文獻推測中原早就使用馬鐙了。歐洲人在6世紀時從阿瓦爾人那裏學會使用馬鐙。

漢武帝在討伐草原部落的戰爭中大量使用騎兵，並取得了最後勝利。漢軍在交戰中應該了解到馬鐙。如果沒有馬鐙，漢朝的勝利就更為難得，更為可觀。因為缺少馬鐙，在趙武靈王時，騎兵還不是一個成熟的兵種，但已經接近成熟。戰國時期，中原文化的國家有更好的組織能力，經濟更發達，位於中原附近的戎狄國家被陸續滅掉。在戰國後期，游牧者開始獲得騎兵技術的突破，雙方的力量對比朝着有利於他們的方向傾斜。游牧者橫行天下的時代即將到來。

公元前299年，趙武靈王廢了太子，把王位傳給小兒子。他自己甘當一名將領，領兵攻入胡地，目的是“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史記·趙世家》。雲中，治所在今內蒙古托克托東北，黃河河套北岸。九原，治所在今內蒙古包頭西。當時都為趙國領土。趙武靈王時，趙國的勢力已經到達秦國的正北，也就是後來秦始皇派蒙恬打擊匈奴的地方……趙國的主要敵人是秦國，不是胡人。趙武靈王還假扮成使者到秦國，親見秦昭王。“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史記·趙世家》。“主父”是趙武靈王退位后的稱謂。然而，被廢掉的太子造反，趙武靈王被包圍在宮中餓死，襲秦的計劃因此而告終。如果趙國能從北方（也就是秦國的後方）發起襲擊，將打破秦國的“郩函之固”。不過，趙國沒有足夠的騎兵，而使用步兵長途奔襲恐怕仍難以對秦國構成威脅。即使趙武靈王的生命足夠長，趙國也不太可能戰勝秦國，因為趙軍在渡過黃河之後，還要經過河套沙地和黃土高原，路途遙遠，荒涼崎嶇，人煙稀少，在後來許多世紀中，北方的游牧騎兵也難以突破這一帶的防守。那裏的地形對抵抗者有利，而且秦國在河套內已經修了長城。即使不談這些因素，趙國的軍隊也很可能因為遠離後方，補給困難而失敗。

趙武靈王“出師未捷身先死”。不管他的軍事成就如何，趙武靈王（主父）非常有遠見地開始了內地農耕者的騎兵時代。

秦昭襄王（或稱秦昭王）即位時年幼，由母親宣太后和穰侯魏冉掌握國家大權。公元前270年，范睢入秦，秦國以范睢為客卿，四年後又以他為丞相。和張儀一樣，范睢也是魏人。他是魏大夫須賈的家臣，地位和商鞅在魏國的時候差不多。范睢隨同須賈出使齊國。齊襄王知道範睢善辯，就送給他禮物表示敬意。范睢沒有破壞外事紀律，“辭謝不敢受”。然而，須賈知道后大為惱怒，以為范睢向齊國泄露了國家機密，回國後向魏相魏齊報告。范睢受到嚴懲，被打斷肋骨，折斷牙齒。他裝死才得以逃脫，後來被秦國的使者帶到秦國。秦國雖然很落後，但上上下下注重吸納各國的優秀人物，這是秦國得以統一中國的一個重要因素。

范睢入秦時，秦國正在進攻齊國，取剛（今山東寧陽）、壽（今山東東平）之地。這兩個地方在陶（今山東定陶）陶本來是宋國的城市，在秦之東，中間隔着韓、魏兩國。秦國專權的相國穰侯魏冉覬覦陶已久。公元前286年，齊滅宋，也就得到了陶。兩年後，五國之師伐齊，燕將樂毅率領燕師攻齊國，秦軍乘機拿下陶。後來，陶成為穰侯的封邑，是秦國的一塊飛地。秦攻齊之剛、壽，就是穰侯為了擴大他在陶的地盤。穰侯是秦宣太后的異父弟弟，秦昭襄王的舅舅，起初的封地在穰（今河南鄧州），故稱穰侯。公元前265年，宣太后卒，范睢已經為秦的丞相，昭襄王把穰侯趕到陶。穰侯出關的時候，“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史記·范睢蔡澤列傳》）穰侯死於陶，他的墓碑在南北朝時尚存。公元前254年，魏攻取了秦國孤懸境外的陶郡。范蠡幫助越王勾踐破吳之後，遠離政治，經商成為巨富。他居住在陶，因號陶朱公。陶能成為商業大都會，原因是地處當時東西和南北的交通要道上。陶是一個內陸大都市。的東北。陶是當時最繁華的商業大都市，遠離秦國本土，是秦國的一塊飛地。秦國進攻齊國的本意在擴大陶的範圍。范睢不贊同跨越第二國的領土去進攻第三國，因為即使打了勝仗也得不到土地。他舉了齊湣王攻打楚國的例子范睢說的這場戰爭或許是公元前301年的齊、韓、魏三國的攻楚之戰。這一年齊湣王（前301－前284在位）才即位（《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把湣王和他的父親宣王在位的時間混在一起，因此使湣王即位時間大大提前，前人已多有指正）。齊國的孟嘗君那時主張合縱。因為秦昭王的母親和王后都是楚人，楚懷王與秦昭王結盟，孟嘗君第二次聯合韓、魏攻楚，大敗楚軍於垂沙（今河南唐河西南），楚將唐蔑（唐昧）被殺。韓、魏得到楚宛（今河南南陽）、葉（在今河南葉縣西南）以北的土地，因為齊與這一帶不接壤，齊國沒有收穫。關於這場戰爭，歷史記載頗有出入，詳細分析、辯誤，參見楊寬：《戰國史》，367－369頁。楚國與秦國的聯姻和聯盟都不可靠。在孟嘗君攻楚的同一年，秦乘機接連伐楚。公元前299年，秦昭王又約楚懷王結盟。懷王不聽屈原等人的勸告，至武關（今陝西商南武關）被扣。另，齊湣王顯然不是一個明君。公元前284年，燕國上將軍樂毅率五國之師伐齊，連下七十餘城，齊都臨淄也不保。湣王被殺，齊國從此一蹶不振……他說，雖然齊國大勝楚國，但因為齊國距離楚國較遠，齊國沒有從戰爭中得到好處，反而使韓、魏兩個盟國從中漁利。范睢把盟國比作“賊”和“盜”，因為在下一次戰爭中他們可能就是敵人。范睢認為，戰爭第一重要的目的是消滅敵人，其次是佔領土地。土地可以生產糧食，養活更多的人加入戰爭，還可增加國家的防禦縱深。幫助別的國家佔領土地就是削弱自己。為了避免犯下齊湣王“借賊兵、齎盜糧”的錯誤，范睢教給秦昭襄王遠交近攻之策：

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史記·范睢蔡澤列傳》。按，中山在今河北定州一帶，地處燕、趙、齊三國之間，與趙國接壤最多。戰國時，中山國國勢一度強盛，公元前296年為趙主父（趙武靈王主動退位后的自稱）聯合齊、燕所滅。這次，齊、燕是“借賊兵、齎盜糧”的，幫助趙國獨吞了一個鄰近國家。

范睢的“遠交”是為了“近攻”。他主張和遠方的國家保持良好關係，進攻鄰近的國家。戰勝鄰國之後可以獲取土地，無論得多得少都是自己的。范睢以趙國為例。趙國能夠獨吞中山國，因為它們是鄰居，趙國很強大，別的國家不好染指。沒有圖謀土地的目的，遠交近攻就失去了意義。今天可以對“土地”有更廣泛的解釋，包含各種資源（如石油，但未必是油田）。發動戰爭一定要有明確目的，獲得的利益要遠遠大於付出，並能夠長久維持。一般而言，越是需要別國合作的非分之舉，最後分贓所得的利益也就被攤得越薄，行動就可能越不划算。

范睢向秦王舉了兩個形成鮮明對比的例證：趙國戰後獨吞中山，而齊湣王攻楚所獲甚微。然後，他把矛頭對準韓國和魏國。這兩個國家既是秦國的鄰國，又是“中國”的中樞，地處秦國通往東方的要道之上，因此應該是秦國擴張的首要目標。范睢為秦昭襄王指出了稱霸（還不是統一）路線圖：與韓、魏建立密切關係，如果不行，就出兵進攻它們，總之是要它們站到秦國這邊來。這就是“得中原者得天下”的道理。麥金德一定非常贊成這句話，這也許是他的“心臟地帶”理論的最早版本了。除了秦國之外，當時的強國還有楚、趙兩國。按范睢的計劃，秦國的目標應該是首先威懾其中較弱的一個，使之依附秦國，然後再圖謀另外一個。如果楚、趙這樣的大國都被懾服，像齊國這樣較小的邊緣國家一定會害怕而服從秦國。等到邊緣國家都歸附了秦國，再去收拾韓、魏這兩個中樞國家。

秦國是一個邊緣國家，為了獲得通往別處的要道，佔據天下中樞，首先要佔領韓、魏兩國，或使兩國歸順。依照范睢的“遠交近攻”戰略，也需要首先攻佔韓、魏。秦始皇的統一戰爭走的大致就是這條路線。秦國首先滅掉韓（前230）和魏（前225），然後才是南方的楚（前223）、北方的燕（前222）和趙（前222），最後是東方的齊（前221）。如果按秦攻破都城的時間，趙（前228）、燕（前226）亡國在魏之前。9年之間，秦始皇摧枯拉朽滅掉六國。如果從嬴政親政那年（前238）算起，也不過18年。秦國征服韓、魏沒有分兩步（先使之親秦，再虜之），比范睢設想的更加乾脆利索，證明秦國的力量已經比范睢時更加強大了。

根據李斯的《諫逐客書》，范睢的功績是“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他的貢獻主要在內政上。他的對外政策只是“蠶食諸侯”，沒有大的業績，反而有過失敗。他的對外政策注重顯示與穰侯的不同，其目的是為了“廢穰侯”。以那時的實力對比，秦國還不可能奪得天下。作為一個“辯士”，范睢的思想不是連貫的，為了個人的利益可以隨時更改，又多誇大其詞。這也是戰國縱橫家的共同特點。最後，范睢推薦的人背叛了秦國，他被迫離職。

遠交近攻有它的使用範圍，是有強大進攻能力的大國的策略。對於小國，其首要任務是和鄰近的大國維持良好關係，至少不要太壞，才能維護安全。在戰國時期，燕國是北方偏遠的小國，在趙國的北面。燕國的南部邊界受趙國的屏蔽，因此沒有遭遇兵燹。蘇秦遊說燕文侯，指出秦國和趙國曾有五次戰爭，秦兩勝，趙三勝。蘇秦要求燕國疏遠秦國而親近趙國。他說：

秦之攻燕也，逾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軍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縱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史記·蘇秦列傳》。蘇秦所說的秦國攻燕的可能路線在北方，正好與趙武靈王計劃攻秦的路線相同。秦國要到達燕國，路途更加遙遠，除了雲中、九原之外，還要經過代（在今河北蔚縣一帶，其時屬趙）、上谷（在今河北張家口到北京昌平一帶，其時屬燕）。燕國的國都薊在今北京城西南。東垣，在今河北石家莊東，嘑沱（滹沱）河南岸，當是趙國北侵燕國時集結軍隊的地方。

在這裏，蘇秦所用的原理和范睢的一樣，可見在戰國時已經初步形成了比較一致的國際關係理論。在燕、趙、秦三國中，燕是最弱的一個。小國不能“近攻”，要和鄰近的大國維持良好關係，因為鄰國的入侵路線短，很快就可以兵臨城下。所以，蘇秦向燕國建議的政策與范睢向秦國提出的戰略正好相反。他提出，燕國應與強大的鄰國趙國發展友誼，以免去燕國的後患。

戰國時的軍隊以步兵為主，車兵不能脫離步兵孤軍先行。因此各國軍隊的行進速度在理論上相差不大。今天的軍力長短是根據軍隊的機動性計算的，而各軍的機動能力相差巨大。同樣的距離，軍隊的機動性強，距離就短，反之則長。這是後來北方游牧騎兵可以在中原長驅直入的原因。美國地處北美洲，遠離世界人口最密集的歐亞大陸，似乎難以成為世界領袖。但美國軍隊有良好的機動性、有遍佈世界的軍事基地，以及遠程打擊武器和武器平台。因此，美國成為距離所有國家最近的國家，可以對許多國家實施“近攻”而不必“遠交”。至於小國，無論它在世界的哪個位置，美國的打擊隨時都有可能到來，所以有必要和美國維持良好關係。北非的利比亞就是一例。利比亞的卡扎菲原來是反美的，在美國佔領伊拉克之後向美國示好。

不過，即使擁有先進的武器，仍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雖然遠國攻佔了其他國家，卻因為距離太遠而不能長期佔有，更難以同化當地居民。佔領的時間越長，麻煩就會越多、越大。相比之下，近國有很大優勢。所以，“遠交近攻”的遠近差異和不同戰略，在今天仍有極大參考價值。大國需要做的是擴大“攻”的含義，使之不限于軍事進攻，不限於雙方一得一失。

春秋五霸之國都是邊緣國家

春秋五霸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本書採用荀子的五霸說。關於五霸還有另一種說法。《孟子·告子下》趙岐註：“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庄是也。”但是，秦穆公所霸的是西戎，並非中原，而且“秦穆公僻遠，不與中國會盟”。（《史記·齊太公世家》）宋國不是大國，宋襄公確實企圖稱霸，卻沒有成功。因此本書不採用趙岐說。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地理特點：他們的國家都不在中原核心區，卻又都與中原毗鄰。地理是他們取得霸主地位的主要原因。

越國在今浙江東部，國都在會稽（今浙江紹興），與中原距離較遠，似乎是一個例外。其實不然。楚、吳、越是春秋時期長江流域的三個主要國家，不在當時的主流文化區。公元前584年，晉國遣使到吳國，教給吳國乘車戰陣之法，讓吳國背叛楚國。這一年是吳國和中原諸國之間的官方最早交往。越國比吳國的位置更偏。起初，越國的作戰目標主要是吳國和楚國，勢力限於長江下游，與中原無涉。吳王闔閭（前515－前496在位）稱霸，佔領過楚國國都郢（今湖北江陵）。後來，吳王闔閭攻打越國時戰敗，受傷而死。其子夫差為父報仇，把越國打得大敗。越國只能屈辱求和。越王勾踐（前497－前465在位）“卧薪嘗膽”，最後揮軍包圍吳國國都（今江蘇蘇州）。圍城三年之後，於公元前473年滅掉吳國。在破吳前一年，越國才第一次與中原國家有正式的來往，向魯國派遣了使節。越王勾踐獲得了吳國的領土，與中原有了直接的地理聯繫，於是向周進貢。周元王封勾踐為伯（霸）。越國把吳國原來侵佔的土地歸還給楚、宋和魯等國，同時成為這些國家的鄰國。宋和魯都在中原的核心區。由此可見，越國稱霸時，它已經是與中原接壤的邊緣國家，就像五霸中的其他四國一樣。荀子說：

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心也。鄉方略，審勞佚，謹蓄積，修戰備，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故齊桓、晉文、楚庄、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荀子·王霸》。五伯即五霸。“齺（zu）然”，牙齒上下咬合，引申為上下相應。“殆”，使危險。“略信”，取信。

荀子敏銳地看到，五霸都是“僻陋之國”，即偏僻粗陋之國。“僻陋”有地理位置偏僻和文化落後兩層含義。成就五霸事業的基礎不僅是“信立”，至少同樣重要的是，它們都是“僻陋之國”。因為“僻”，不會四面受到包圍，有穩固的後方，也有擴張的餘地；因為“陋”，不會受到中原文明過多的拘束，可以推行大膽的改革，所以在制度和技術上反而是先進的，能夠有效進行軍事和社會動員。荀子的“五霸”不包括秦國，但與五霸之國相比，秦國更為僻陋。秦國和中原之間隔着郩山和函谷關，與晉之間有黃河，儘管很多時候晉國的領土延伸到黃河以西。

五霸崛起，除了地理優勢之外還有文化的原因。荀子強調“信”。上引信陵君說秦國“貪戾好利無信”，可知秦國在國際中是沒有信用的。但秦國的霸業比五霸更大，最後一統天下。可見“信”的使用也是有限度的。對於“文明”，荀子和由余持大致相同的批評觀點。由余的批評，不僅遠早於“五四運動”，甚至遠在孔子出生之前。孔子生前並不得志，因為他的思想不符合當時的各國激烈競爭的狀況。孔子不是一個獨創的思想家，他是一位繼承者、一位教育家。孔子的理想最符合一個穩定的、統一的社會，經過改造后也符合專制制度。

荀子評論的是春秋五霸。到了戰國時期，這種邊緣國家強盛的形勢也沒有大的變化。除了秦國之外，最強盛的還有楚、趙、齊、燕，它們都是邊緣國家。弱小的是魯、衛、宋、魏、韓、東周、西周，它們都是地處中原核心區的國家。晉國原來是一個大國，是秦國的勁敵。晉國不僅阻擋秦國的東進，還對秦國構成很大的威脅。晉國一分為三之後，給秦國留下了極大的活動空間，秦可以在東方一試身手。如果晉沒有分裂，秦成為大國的道路就會艱難很多。三家分晉之後，它們的領土彼此交錯，就像蘇聯解體后中亞國家在費爾干納盆地的土地一樣。為了討伐對方，韓、趙兩國都曾向魏借道。地處中原核心區的魏國四面受敵，終於衰落下去。

魏惠王的無奈

自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591年）以後，晉國的權力旁落，落入魏、趙、韓三家大夫手中。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王承認了晉國已經分裂近200年的現實，命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司馬光把這一年作為《資治通鑒》的起始年代。他認為，周威烈王承認篡權的大夫，把他們提拔為諸侯，這就壞了“君臣之禮”。“臣光曰”：

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資治通鑒·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根據司馬光的觀點，公元前403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轉折點，也是諸侯混戰的戰國孔子修訂的魯國編年史《春秋》止於公元前481年，春秋時代也止於公元前481年。戰國時代始於公元前403年。兩者之間有78年的空當。關於這春秋戰國時期的交匯點，史家有不同的觀點。時期的開始。戰國初期，諸侯中最強大的是從晉分出來的魏國。范睢認為，韓、魏是“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擊中了兩國的要害。中原確實是四戰之地，易攻難守。這裏姑且不論較小的韓國。地理位置是魏國衰落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西方的秦國逐漸強大起來。

三家分晉時的魏斯就是魏文侯（前445-前397在位）。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李悝為魏國制定“富國強兵”之法。他編訂的《法經》後來由商鞅帶到秦國，成為秦律的依託。文侯又以吳起守西河西河即北南流向的黃河地區。西河以西就是秦國了。，以西門豹治鄴，以樂羊子伐中山，一時人才濟濟，國勢強盛。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西河，“為魏文侯師”《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司馬遷。子夏的名言有：“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論語·子張》），“小人之過也必文”（《論語·子張》），“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論語·子張》）。“文”，粉飾。“閑”，範圍、道德規範。孔子另一位學生子游評價說：“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從子夏的幾位出色的學生看，這個評價很不中肯。子夏和他的學生們已經出現了從儒家向法家過渡的趨勢，這也許就是子遊說的“抑末也。本之則無”。這個過渡在荀子和他的學生韓非子、李斯時完成……其實，李克（一說即李悝）、吳起都是子夏的學生。魏文侯是魏惠王的祖父，魏武侯（前397-前371在位）的父親。武侯仍舊與鄰國攻伐不已，但沒有大的勝負。武侯時的大事有兩件，一是吳起受陷害逃亡到楚國（前382年），二是三晉瓜分了殘餘的晉國（前376年）。

魏惠王（前371-前319在位）期間，魏國的地位明顯下降。魏惠王不是不知進取的國君。他自己也說過：“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孟子·梁惠王上》。他統治魏國的時間甚長（52年），正當戰國時期激烈而頻繁的兼并戰爭。惠王經常與各國國君會見，帶領着他們朝見周王。一些較小國家的國君一起到魏都大梁拜見他。公元前319年，孟子見梁惠王（即魏惠王），勸他實行仁政。這是魏惠王生命的最後一年，他向孟子陳述了魏國的困境：

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以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孟子·梁惠王上》。

魏國是晉國一分為三而成的，魏惠王仍稱他的國家為晉。魏國在東、西、南三個方向上都被打敗。惠王沒有提到北方，其實北方的趙國也是魏的強敵。魏惠王在與孟子相見的當年死去。他的兒子襄王即位，孟子“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失望地離開了魏國，旅行到齊國，向齊宣王宣揚仁政去了。

魏國都城大梁是當時的文化中心，人才濟濟，但魏國不能很好地使用這些人才，他們都外流了。更早的時候，在魏惠王即位之前11年，魏國失去了名將吳起。吳起在為魏國治理西河，魏武王聽信讒言，召回吳起。吳起離開西河時，“泣數行而下”。他對隨從說：“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呂氏春秋·當務》。西河果然不久就被秦國攻佔。魏失去西河，就失去了黃河屏障。吳起離開魏國，去了楚國。他的改革促進了楚國的富強，楚國從此成為魏國的一大威脅。後來，魏惠王獎勵了吳起留在魏國的後人，表達對人才遲來的尊重。

魏國原來的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那裏受到趙和秦的威脅，在公元前369年曾經被趙國包圍。公元前362年，秦國在少梁（今陝西韓城）擊敗魏軍，俘獲了魏將公叔痤（商鞅這時在他門下）。少梁為安邑的門戶。為遠離強敵，魏惠王在戰敗的當年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北宋時稱汴梁），因此他又被稱為梁惠王。新都在舊都以東300多公里，地處中原的中心區域。在魏國遷都的這一年，秦孝公即位，秦強魏弱之勢已成。公元前359年，魏惠王沿着魏國的西部邊界修長城，對秦國採取守勢。公元前350年，秦國把都城從雍遷到咸陽，也就是從西向東遷移。但秦國的態勢是向中原地區進逼，與魏國的遷都避讓形成了鮮明對比。

公元前356年，魯、宋、衛、韓四國國君一起朝魏。魏惠王為他們舉辦了盛大國宴。席間，魯恭侯舉了四個典故，說明有以美酒、美味、美色、美景亡其國者。“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戰國策·魏策二》，“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台”。梁惠王叫好，可就是不改。公元前355年是惠王重大外交活動比較多的一年。他先與秦孝公會面，然後又與齊威王田獵。魏惠王向齊威王炫耀珠寶。齊威王回答說，“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司馬遷。齊國的寶是管理國家的優秀人才，他們比珠寶更耀眼。魏惠王聽了很慚愧，也很不高興。不能善用人才正是魏國衰敗的根本原因。

第二年，齊國軍隊攻擊魏國的東部邊界，打敗了魏軍。公元前353年，魏國攻佔趙國的國都邯鄲。趙國向齊國求援。齊國沒有直接援助趙國，而是採用了“圍魏救趙”的戰術，派兵包圍魏都大梁。然後，齊軍在桂陵（在今河南長垣）設伏，打敗了魏國回援的軍隊。第二年，商鞅（當時還稱衛鞅）率領秦兵攻克了魏國故都安邑。不過，接連慘敗似乎對魏國國際地位的影響不大，至少在小國中還很有威望。公元前351年，泗上泗水發源於山東中部，今曲阜以東有泗水縣。古泗水流經今天的曲阜、兗州、沛縣、徐州、邳縣、泗陽，入淮河，是淮河下游的第一大支流。漢高祖劉邦曾在他的老家（今沛縣）擔任泗水亭長。金朝時（1194年），黃河改道，泗水下游為黃河所奪，后淤廢，徐州以下的河道即今天的廢黃河。在戰國的兼并戰中，泗上小諸侯國保留了很長時間。十二諸侯朝魏。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稱王，是戰國時第一個稱王的諸侯。這說明魏惠王當時對自己的國際地位還是很有信心的，或者他以稱王給自己打氣。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大會諸侯及秦公子於逢澤逢（pán）澤故址在今河南開封東南，當時是一個湖。，率領他們朝見周天子。這一段時間大概是惠王的鼎盛之時。但好景不長，三年之後（一說一年之後），在馬陵（在今河南范縣）之戰關於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的歷史記載有些混淆。楊寬認為，龐涓在桂陵之戰被俘，后被釋放，在馬陵之戰被殺。兩次齊魏之戰中，魏軍的將領都是龐涓，齊軍的將領都是田忌，齊軍的軍師都是孫臏。見楊寬：《戰國史》，345頁，注。中，齊軍大敗魏師，殺魏將龐涓。在這場戰爭中，齊軍的軍師是孫臏。孫臏和龐涓是同學後來的李斯和韓非子也是同學。李斯嫉妒韓非子的才能，把他騙到秦國殺掉。比起龐涓施予同學的刑罰，真是讓人感嘆“人心不古”……龐涓擔任魏國的將軍之後，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孫臏，就請他到魏國來，使他受了臏刑（切除膝蓋骨），以限制這位刑餘之人的前途。不過，齊國沒有歧視殘疾人。孫臏逃到齊國，終於借齊國之師成就了一番事業以魏國的慘敗為代價。

至此，魏國流失的人才有商鞅、吳起、孫臏、張儀、范睢，後來沒有留住孟子、莊子、公孫衍。這些人不僅是一時之選，在整部中國歷史中也都是極為罕見的傑出人物。這樣的損失任何國家都承擔不起，大大加重了魏國的地緣政治劣勢。

公元前334年，魏惠王以惠施為相。莊周是惠施的朋友，到大梁與惠施論學。這次會見可算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盛事，《莊子》也有記載。惠施主張與齊國、楚國聯合，但魏國的地緣政治環境沒有改善。在這一段時間，魏國多次戰敗。公元前331年，秦公子卬擊敗魏軍，斬首八萬，第二年又渡過黃河圍攻魏國的焦、曲沃。魏國把吳起守衛過的河西地區割讓給秦國，兩年後又把上郡（今陝西榆林一帶，魏文侯置）交給秦國。在魏惠王晚年，魏國喪權失地，被壓迫在中原的狹小區域內，已經搖搖欲墜了。張儀在分析魏國的地緣政治環境時說：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輳，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史記·張儀列傳》，與《戰國策·魏策》同。

張儀的分析與魏惠王對孟子的訴說遙相呼應。魏國要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守衛邊界，分散在各地，沒有餘力作戰，真是“四分五裂之道也”。與魏國一樣，後世的北宋也建都於大梁（宋時稱汴梁，今開封），雖然在北邊有一條黃河，卻基本上無險可守。北宋雖弱，在東、西、南三個方向上都沒有魏國的擔憂，不需要“卒戍四方”。魏國的形勢比宋朝還局促得很多。

除了魏國以外，這個世界上還有一些地方因為地處區域的中心而備受蹂躪，這就是所謂的“地理決定命運”。在歐亞大陸的中部和西部也有各自的中原中央平原。中歐（包括很大一部分東歐）和中亞的境遇與魏國所處的中原很類似。

烏拉爾山以西的歐洲和中國的面積大致相同，也自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但中國的地理環境更為封閉）。歐洲的地理中心因為大國力量消長和由此而來的邊境線變更而有所擺動，但總是在中東歐一帶，即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前南斯拉夫的幾個國家。除了德國和匈牙利之外，這些國家的多數居民都屬於斯拉夫族的分支。與中原相比，中東歐的情況要複雜得多，因為它的民族組成複雜，地形破碎，還不是歐洲的文化中心。

中東歐成為歐洲的中原是比較晚近的事情。歐洲的早期文明主要限於地中海北岸，茂密的森林阻擋了羅馬帝國北上進入中歐。日爾曼人、斯拉夫人、馬扎爾人等先後在此建國。從黎塞留時期開始，一直到德國統一，法國在歐洲大陸上的一貫目標就是保持和利用中歐的分裂。德國統一是在打敗了法國之後。德國人曾經熱衷於地緣政治，因為他們知道不利的地理環境會帶來巨大災難。二戰後，德國再次分裂，東西兩部分互相對立。東歐是蘇聯集團的成員，更是蘇聯與西方對立的前沿。冷戰之後，德國獲得統一，而東歐各國加入了北約。其實東歐只不過原地向後轉，成為西方觀察俄國的前沿。它們換了陣線，它們的地緣政治地位沒有改變。

中原是中國的中心，中東歐是歐洲的中心。中國和歐洲分列歐亞大陸東西兩端。歐亞大陸有自己的中心。以費爾干納盆地（一個富饒的綠洲）為中心的中亞地區就是整個歐亞大陸的中心。中亞是文化中心，又是東西方交流的必經之路，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決定的，在史前時期已經是這樣了。文明的傳播學派認為，中國古文明的許多因素很可能從兩河、黑海經中亞而來。後來，從中國到印度的取經之路、到羅馬的絲綢之路，都要經過中亞。麥高文寫到：

中央亞細亞之地，在人類文化史上，久居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許多風俗習慣和藝術發源的中心，一方面又是上古世界一切主要文化中心間的媒介。WM麥高文：《中亞古國史》，7頁，中華書局，2004年。

中亞還是地緣政治爭鬥的中心。在19世紀及其前後，俄國人南下謀求暖水港口，英國人北上尋求穩定的邊疆，兩股勢力在中亞的阿富汗交匯了。在冷戰時期則分別是蘇聯和美國。現在，俄國已經退出，而美國和它的盟友們（如英國）正在阿富汗忙得不亦樂乎。這些國家好像忘記了還很近的歷史。好在歷史總是在被遺忘的時候重演一次，提醒人們不要忽視它的存在。

另一個“中”與中原、中歐、中亞有所不同，這就是地中海。除了島嶼（如克里特島，埃及到希臘航線上的“中途島”），地中海上不可能有居民，它是一個通道。地中海周圍孕育了人類最早期的文明：兩河流域、埃及，以及猶太、希臘、羅馬。該地區還有許多消亡的古老帝國，沒有直接的文明繼承者。除了中國和印度，以及時間上較晚、又幾乎被消滅的美洲印第安文明外，古老的文明大都集中在東地中海和地中海以東。這些古老的文明實際上位於地中海的邊緣。地中海是便利的貿易通道，在遠古時期，跨海作戰非常艱難。《荷馬史詩》中的希臘人遠征小亞細亞的特洛伊，圍攻10年後才利用木馬計攻下這座城邦。所以，地中海更多地傳送財富和文明，而較少是戰爭和暴力。這是地中海的一個好處。

武力是國家形成的基礎

國家是暴力機器。暴力使用的方向，有些國家對內，有些國家對外。暴力和戰爭導致國家的形成。很少有國家是和平建立的。近現代的美國、以色列、印度等國是通過暴力立國，彈丸之地東帝汶的獨立需要長期的暴力，而巴勒斯坦人還在努力之中。現存的民族都在戰爭中倖存下來的。許多戰敗的民族和前民族（尚未來得及形成現代民族的共同體）在歷史中消失了。

一個國家的特性往往由它的鄰國特別是敵對的鄰國所規定。對戎狄作戰是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的一大動力。在西方入侵之前，戎狄是塑造中國歷史的最強大力量。北方部落或民族不僅在北方建立過王朝，如北魏、西夏、遼、金，還建立過大一統王朝：元與清。且不說元朝，清朝強盛時期的國土面積幾乎比明朝時擴大了一倍。那時清朝的領土還包括後來被沙皇俄國割去的滿族老家。清朝的征服得益於騎兵和槍炮，而北方好戰的民風同樣重要。

從春秋爭霸、楚王問鼎，到秦始皇一統天下，似乎在夏、商、周之後會增加一個結構較為鬆散的封建王朝。但這次與三代有所不同。秦時的人口增加，荒野減少，馳道使軍隊能夠以很快的速度運動，而騎兵的出現更加縮小了地理範圍。皇權的控制能力因此強大了許多。這是郡縣製取代封建制的技術原因。在文化方面，秦融合了戎狄的好戰和殺戮，法家的集權和弄權，秦始皇最後完成了這個過程。秦沒有進行周初那樣的道德體系建設。秦朝既依賴武力，又集中權力，從而開創了中國2000多年的帝國專制制度。這個制度專一榨取本國人民。

蒂利認為，國家維持統治和戰爭的資金來源有兩種基本模式，其一是強制榨取，其二是資本運作，此外還有一些中間模式。他說：

在強制密集的模式里，統治者從他們自己的人口和他們征服的人口中榨取戰爭資源，在此過程中建立起龐大的榨取機構。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3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原書以楷體表示強調部分。

中國顯然屬於強制模式。資本在中國歷史上幾乎聞所未聞。官府的收入來自稅賦，可以隨意強行增加，沒有資本模式中的討價還價，更沒有償還債務這種事情，完全是赤裸裸的剝削。為了榨取更多的利益，官府和官吏使用權力的動力增加了。龐大的榨取機構更加強了統治者的權力，導致權力無孔不入，官員越來越多，機構臃腫。集權制度在榨取中日復一日地強化，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直到王朝被暴力推翻，新一輪的榨取開始。

能夠以武力統一國家的必定是一個暴力集團、集權集團，這個事實不涉及道德，與道德沒有太大關係。如果秦朝能夠像周初那樣完成文明化的過程，中國歷史將有很大的不同。中國將在統一之下保留多元化，包括權力的多元化。這樣的中國一定更加繁榮。20世紀末，在展望歐洲前景時，基辛格說：

中國是擁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歷史、而含納不同語言的一個大國。歐洲若非十七世紀爆發宗教戰爭，或許就會演變成中國這樣子；如果歐盟能夠實現其支持者的願望，它也有可能成為中國這樣子。基辛格：《大外交》，749頁。

按照基辛格的說法（實際上這是一個常識），中國的統一領先歐洲2000餘年。儘管在秦之後中國也出現過長期的分裂，但中國的統一之勢沒有改變。分裂時，中國人總在想着統一。如今，歐洲也走上了中國式的統一道路，也許可以避免再出現以往那樣頻繁的戰爭。歐盟發源於西歐，現在它在西歐自身尚需整合之時已經在東擴了。其原因是它的政治體制是包容性的，可以容納更多不同的文明；它的經濟是擴張性的，可以提攜更低的發展水平，而不會被拖累。

有得必有失。中國在統一方面領先歐洲，但在制度建設方面遠遠落後於歐洲，原因是大一統的局勢使得統治者不再承受國內、國際的壓力。武力是國家形成的基礎，但中國在秦朝時就已經超越了國家階段，早已不是歐洲意義上的國家。現在，區域一體化不可避免，但這個過程卻不可使用武力。中國應該借鑒歐盟的經驗，和平地擴展她的範圍，從而為東亞地區帶來持久的和平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