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不可分立的四權

權力和權力政治

在古漢語中，“權”指秤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漢書?律曆志》，班固。“權”也可作動詞，稱量。“權然後知輕重。”《孟子?梁惠王上》。“權衡”就由此而來，“為之權衡以稱之”。《莊子?胠篋》。“衡”本來指車轅上的橫木，又指秤桿。權、衡分別指秤砣與秤桿，兩個字合用仍是稱量輕重的意思。古人借用“權”指稱不可見的“權力”時，顯然認為權力是相對的，需要另外“重物”的平衡。但是，在權力博弈中，權力終於越來越集中。擁有權力的一端獨大，而在另一端的絕大多數百姓根本沒有分量。中國社會也就日趨一日地沒落了。

權力在原始狀態中產生，從無生有。在高度集權之下，權力趨於分散。但在強烈的干涉下，權力又會被聚攏。集權制度是權力者的勝利。總是存在着集權與分權的鬥爭，最後的政治制度是集權還是民主，取決於哪一種勢力在鬥爭中佔有優勢。人和其他動物都爭奪權力。但人與其他動物的最大區別之一是人的慾望沒有止境。伯特蘭?羅素說：“動物滿足於生存和繁殖，人類則還要擴張。……在人類無限的慾望中，居首位的是權力欲和榮譽欲。”羅素：《權力論》，3頁，東方出版社，1988年。不過，羅素承認，很難把權力與榮譽截然分開。榮譽的一個重要來源是權力。在崇拜官級的文化中，在專制體制中，權力幾乎是榮譽的唯一來源。蘇聯領導人經常給自己授勛，明武宗也喜歡給自己增加新的官銜，而現代中國的最高獎勵也是給一個官銜。在權力不受約束的地方，權力就是一切。在得到權力之後，其他慾望就能夠得到滿足。

按照馬克斯?韋伯對權力的定義，權力是“在一個社會關係之中即使一個行動者遇到抵制也處於能夠推行他的意願的地位的可能性”。羅伯特?達爾的定義是：“A對B擁有權力，以致他（她）能夠使B去做他本來不願意做的事情。”這兩個定義大概是最被廣泛使用和討論的了。權力只有在有施加對象時才存在。羅德里克?馬丁說：“就最廣義而言，權力關係產生於相互依賴，它改變資源的佔有關係。自我為實現自己的目標必須要有這種資源，而自我只有靠非利己活動才能獲得這種資源。”羅德里克?馬丁：《權力社會學》，三聯書店，1992年。這一描述對國際關係同樣適用。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以各自利益為基礎。相互依賴是不對稱的。依賴度較小的一方比其餘各方擁有更大的權力。基歐漢和奈說：“在某種關係中，依賴性較小的行為體常常擁有較強的權力資源，該行為體有能力促動變化或以變化相威脅，而一旦該關係發生變化，則相比而言，該行為體付出的代價小於他方。”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權力與相互依賴》，正文1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他們指出了國家間相互依賴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區別。例如，兩國對某一變化（如石油價格上漲）具有同樣的敏感性，但如果後者比前者多了替代選擇（如以適中的代價開採國內資源），它們的脆弱性就會大不相同。最大的“變化”是戰爭。戰爭是最赤裸的、也最有效的權力表現方式。

因為依賴的不對稱，國際關係的最顯著特點是支配，而不是相互依賴。在相互依賴的關係中也以一方的支配為特點。韋伯說：“就其最一般性的意義而言，‘支配’乃是共同體行動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韋伯作品集Ⅲ?支配社會學》，1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他說：“除了無數其他可能有的類型之外，有兩種相互對立的支配類型存在，亦即基於利害狀況（具體而言：基於獨佔地位）的支配，與基於權威（命令權力與服從義務）的支配。”《韋伯作品集Ⅲ?支配社會學》，4頁。除此之外，韋伯還提出“卡理斯瑪支配”，即魅力支配，喚起大眾的英雄崇拜情緒，大致接近於國際關係學中的軟實力影響。在別處，韋伯提出“支配的三個純粹類型”，包括“卡理斯瑪支配”，但另外兩個的含義似乎與以上所引有出入。見《韋伯作品集Ⅱ?經濟與歷史、支配的類型》，303頁。“共同體”可以解讀為社會，包括國際社會。在國際關係中，這兩種類型的支配都源自權力或實力。馬丁?懷特認為，世界歷史最引人注目的主題是“大國接二連三為爭得對國家體系的控制而進行的一系列嘗試”。《權力政治》，7頁。漢斯?摩根索提出了政治現實主義的六條原則，第一條就是“如同總的社會一樣，政治受制於植根於人性的客觀規律”。如上所述，人性基本上就是人的動物性。摩根索的第二條原則是“穿越國際政治大地時的路標是由權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4-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英文影印版。肯尼斯?華爾茲認為，“國際政治是權力、鬥爭和調節的領域。”羅伯特?O?基歐漢編《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100頁。引文出自第四章“政治結構”，作者為肯尼斯?N?華爾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約翰?米爾斯海默把華爾茲的理論稱為防禦性現實主義，而他則多邁了一步，提出了進攻性現實主義。米爾斯海默說：“國際體系為國家犧牲對手以獲得權力創造了巨大的誘導因子，當利益超過成本時，它們就會抓住這一機會。一國的終極目標是成為體系中的霸主。”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請注意，體系就是系統。從這些現實主義理論的觀點可以看出，國家和猴群等原始組織類似，其功能是爭奪和保護地盤，以及地盤上的食物和水等利益。

在國際政治中，權力與地理空間密不可分。摩根索的名作是《國家間政治：對權力與和平的爭奪》（PoliticsAmongNations：TheStruggleforPowerandPeace，1948）。這本書的名字顯然在模仿羅伯特?斯特勞茲-於佩RobertStrausz-Hupé(1903-2002)是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出生在奧匈帝國的首都維也納。1917年，他在慕尼黑的大街上親眼目睹了全球共產主義暴力革命的開始，在1920年代初，也是在慕尼黑，他見過希特拉的啤酒館表演（慕尼黑是納粹運動的發源地）。斯特勞茲-於佩在1923年移民美國，那時正是大蕭條時期。他先擔任美國金融機構的國外投資顧問。因關於納粹的講演受到重視，於1940年加入賓夕法尼亞大學，為政治學教師，研究納粹的地緣政治學。1946年獲博士學位，成為一名地緣戰略學家。斯特勞茲-於佩是當時新興的國際關係學的主要人物之一，在1955年創辦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PolicyResearchInstitute，FPRI），兩年後出版Orbis季刊。在1969-1989年間，他先後出任美國駐斯里蘭卡、比利時、瑞典、北約和土耳其大使。斯特勞茲-於佩是20世紀一位出色的地緣政治學家。與凱南不同，他和艾奇遜倒是比較投緣。的《地緣政治：對空間與權力的爭奪》（Geopolitics：TheStruggleforSpaceandPower，1942）。斯特勞茲-於佩和摩根索都是歐洲移民過去的美國人，他們的母語都是德語。這兩本書的初版日期，前者晚於後者6年。摩根索把副標題做了一點改動，把“權力”放到了前面，並用“和平”取代了“空間”——這是二戰之後出現的一個變化，多了一點理想色彩。正如二戰所顯示的，和平是一個結果，是國家慾望得到滿足或遭到鎮壓之後的結果。除非國家感到無能為力而不採取行動，否則和平很少是一個目標。作為一位現實主義者，摩根索一定知道和平來自國家權力的滿足。一個國家爭到了權力，也就獲得了和平；和平是在權力爭鬥中被破壞的。如果國家因自身軟弱而過多追求和平，必定會喪失更多權力，如二戰前的法國和英國。因此，作為國家慾望的對象，和平取代空間並不合適。摩根索的副標題更符合理想——和平畢竟極其珍貴。但斯特勞茲-於佩的副標題更符合現實。現在，侵略受到譴責，佔領遭受打擊，技術進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地理位置的決定性影響。但空間與空間擴張依然非常重要——只要看一眼美國遍及全世界的軍事基地的分佈圖就知道了。

提出文明衝突論的塞繆爾?亨廷頓也同樣重視權力。他說：“全球政治也一直總是有關權力和權力爭奪，今天的國際關係正在沿着那個關鍵的維度變化。”TheLonelySuperpower，SamuelP?Huntington，ForeignAffairs，March/April，1999?其實，“文明衝突”歸根結底還是權力衝突。它與國家衝突的不同之處在於，文明取代國家成為權力衝突中的主體。文明衝突不可能消除國家衝突。它只是權力衝突的表現形式之一，與權力衝突的其他表現形式（如國家衝突、民族衝突等等）交織在一起，並同樣深受地理的影響。

在國際關係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力量和利益，但對價值也越來越重視。在1950年代初，漢斯?摩根索強調權力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還曾在美國掀起了一場小小的波瀾。那時，在美國權力之上還矇著一塊道德遮羞布，一些心地純潔的人真誠地相信正義的力量。今天的國際關係應該添加更多的內容，不僅要有正義、權利，還必須包括有效的管理，減少衝突、疾病、貧窮等危害人類福祉的災難。這樣的任務不是龐雜的聯合國等機構所能勝任的。在競爭的同時，大國還要學會合作管理這個世界，而不是完全執迷於互相競爭，最終走向衝突和戰爭。只有大國才有力量（權力）管理這個世界。在變化的世界中，原來的大國需要和平讓渡部分權力和利益，新興的大國要學會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如此，整個世界都會從中獲益。

四權及其相互關係

按照在空間分佈的範圍，權力可以被分為四種：陸權、海權、空權、太空權（又稱天權）。“陸權”是指在陸地上的權力，“空權”是指在天空中的權力，另外兩種以此類推。陸權和海權的對立有着較為久遠的歷史，是地中海的產物。希臘與波斯的戰爭、雅典與斯巴達的戰爭、羅馬與迦太基的戰爭，都可以從海權和陸權對抗的角度予以解釋。古代中國在地理上較為封閉，在近代之前，很少遭受來自海洋的嚴重威脅。除了內戰之外，主要是定居農民與北方游牧民之間的戰爭。除了河流和湖泊之外，戰爭沒有離開過陸地。因此，中國的海權觀念產生較晚，至今仍在形成的初期，因而也就沒有與海權對應的陸權觀念。

在使用“陸權”時，人們往往有兩層意思，一指在陸地上（主要是在大陸上）取得軍事優勢的能力，二指擁有這種能力的國家。前一個實際上是“制陸權”，后一個是“陸權國家”。只有“陸權”這個詞有這兩層含義。“海權”、“空權”、“太空權”都是指獲得軍事優勢的能力，實際上是“制海權”、“制空權”、“制太空權”（或“制天權”）。它們都不指涉國家，也不可能指涉國家，因為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建立在海上、空中和太空中，至少目前還沒有。島國是海中的陸地國家，而非漂浮在海上。一個島國未必就是一個擁有制海權的國家（海權國家），就像一個大陸國家未必是制陸權國家（陸權國家）一樣。有些人討論一個國家是“陸權”還是“海權”時，往往指在與外軍比較時，本國的海軍和陸軍哪一個相對強一些，而實際上這個國家無論在陸地還是海洋上都沒有軍事優勢，比如清末的中國，既不是海權國家，也非陸權國家。湯加是一個島國，卻不是海權國家。如果一個大陸國家不能在陸地上取得軍事優勢，它就不可能是一個陸權國家。在戰爭中，優勢的一方未必會取得勝利。必須把軍事優勢轉化為軍事勝利，才可能獲得“制X權”。“制X權”不會獨自存在。為了打擊敵人，各種權力需要相互支持，很難把一種權力與其他權力剝離。在戰爭中，它們經常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所以，關於中國是陸權還是海權之類的討論是建立在錯誤概念的基礎之上，而概念混亂必然導致思維混亂。

現實中的人需要在三維空間內活動。不過，在航空時代之前，基本上可以把陸權和海權看成是兩維的，是權力在地球表面的平面運作。美國人早在18世紀獨立戰爭時就發明了潛艇。使用潛艇作戰是為了控制水面船隻和水面航線，不是為了控制海底世界。因此，水面之下的權力仍被算作海權的一部分。在20世紀初美國人發明了飛機之後十多年，空戰出現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飛機被用於戰爭。從此，權力爭奪變成了三維立體的，從地球表面進入天空。又過了數十年，人類上升得更高，可以擺脫地球引力進入太空，還掌握了重返大氣層的技術。大規模使用空間技術始於美蘇競爭。太空開發是冷戰的產物，也是冷戰的主要內容之一。所以，太空探索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是為了爭奪權力。

地緣政治學離不開探討“陸權”和“海權”。但中國還沒有建立地緣政治學。有時，這個學科被精簡到只剩下這兩個概念了，不僅顯得形銷骨立，而且學者們還勇敢地把它們完全對立起來。簡陋版的地緣政治學者在本應互補的權力之間無端地製造對抗。這是一個無知而危險的傾向。在時間上，四權的出現有早有晚，但它們決不是完全對立的。僅僅強調製陸權或制海權，尤其是把它們對立起來，表現了提倡者思維的僵化。他們還停留在八國聯軍或日俄戰爭時期，完全拒絕了解過去100年的技術進步和理論發展。

人們都具有“魚生活在水中”這個常識，許多人也知道這個規則有例外。藉助特別進化的鰭，有的魚可以在陸地行走，還能爬樹；有的魚可以在空中滑行100多米，被稱為飛魚。河馬的汗腺很少。在炎熱的季節，它們在白天必須生活在水中。它們並可以在水底行走5分鐘，再浮出水面換氣。鯨魚不是魚，不能從水中獲得氧氣，卻位於海洋食物鏈的頂端。很少有人因為鱷魚被叫做“魚”而膽敢在陸地上招惹它們。其實，鱷魚也不是魚。大多數鳥類能夠飛翔。除了一些猛禽之外，鳥很少在空中獵取食物。在陸地上笨拙行走的企鵝卻可以在海洋里靈活捕食。涉禽在淺水處尋找小動物，有些飛鳥從空中俯衝到水中捕魚。所有的鳥都不會永遠在空中飛翔，它們需要在陸地休息和繁殖。昆蟲是較低等的動物，體積也較小。有些昆蟲（如蟬和蠶）會經歷從爬蟲到飛蟲的變形。許多動物過着兩棲或三棲生活。它們從不知道人類已經給它們歸類，更不了解地緣政治學者的工作。所以，它們從來不會把自己的“權”限制在陸地、海洋（河湖）或天空之一，而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和能力生活，享受大自然賜予它們的能力。如果學者們拘泥於陸權、海權之爭，不僅罔顧現實，恐怕連許多低等動物都不如，實在有愧於人類的進化。

在戰爭方面，人類要比其他動物發達得多，更要突破地理環境的限制。各國軍隊的組成不太一樣，不過，一般都會有陸、海、空三軍。此外，少數國家還有海外干涉的海軍陸戰隊、外層空間的太空部隊、虛擬空間的信息部隊。早期軍種的結構較為單一，水中的就在水中，陸地的就在陸地。在過去100多年中，軍隊已經呈現立體發展的模式。陸軍有在空中作戰的航空兵；空軍有在陸地作戰的空降兵；海軍有航空兵，還有陸戰隊，他們的任務分別是在空中和陸地作戰，也有從空中向陸地攻擊、從陸地向空中攻擊的能力。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是一個獨立的軍種，擁有自己的飛機、坦克和軍艦，三位一體又自成一體。陸戰隊為美國的海外戰爭充當先鋒，是一支可以獨立作戰的軍隊。如果擁有良好的偵查、通訊和指揮系統，通過外層空間的衛星，各軍種還能夠在戰爭中互相支持，協同作戰。各軍種的裝備不同，訓練場地不同，進攻方式不同，卻有共同的、而且應該是唯一的目的：打擊敵人，消滅敵人。軍人打擊敵人的手段受到國際公約和道德準則的制約。但是，軍人必須時時儘力突破地理的阻礙，減少空間因素對它們打擊能力的制約。

三權分立與四權合一

對於一個民主國家，它的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對內，國家的責任是保障全體國民的自由與平等，維護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促進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對外，國家的責任則是維護本國的利益和尊嚴，在可能的情況下擴張本國的利益（過去還有土地）。行有餘力，再考慮世界的整體利益，如氣溫上升、核擴散等問題。在無政府而且弱肉強食的世界，各國只能自求多福，不能依靠其他國家來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國家軍隊的作用是防範潛在的外國威脅，不是為了鎮壓本國的公民。一旦和平手段不能解決國際爭端，就可能需要動用軍隊，使用有限手段乃至一切可能的手段打擊敵人。這種內外有別的政策會導致國家患上精神分裂症。在最好的情況下，國家也是善惡交織的。但在現階段，病症不可避免。其治癒有待於國家的消亡，成立擁有最高權力的全球聯合政府、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實現全世界的民主與大同。這是一個遙遠的前景。目前，人們只有接受這個不能令人滿意的、殘酷的現實。

各大國爭奪權力，不太在意別國的損失——除非得不償失。在國內政治中，權力也同樣重要。更重要的是權力的來源與合法性。20世紀的歷史已經反覆證明，一個國家國內的專制不可能增強該國在國際上的權力。在國內政治制度設計中，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分立，彼此制衡，才能防止權力者對公共權力的濫用。一國之內的專制比國際社會中的專制要壞得多。因為各國有軍隊，即使不足以和霸權直接對抗，也可以維持獨立。況且各國還彼此牽制，即使超級大國也沒有能力完全獨斷專行。但在專制國家中，權力高度集中，沒有獨立的個人。與國家權力相比，個人極其渺小，在受到壓迫時根本無力反抗。專制的國家機器是人壓迫人的暴力工具，而不是個人權力的保障體系。在民主國家中，如果權力不能互相制衡，民主就得不到保障，國家必將走向專制。權力失衡必將損害全體國民的權利、國家的未來發展潛力，以及國際上的競爭力。這是孟德斯鳩認為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必須分立的原因。他警告說：

如果同一個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貴族或平民組成的同一個機關行使這三種權力，即制定法律權、執行公共決議權和裁判私人犯罪或爭訟權，則一切便都完了。《論法的精神》上，156頁。

孟德斯鳩接著說：三權在握的國家機關可以用它的意志“去蹂躪全國”、“去毀滅每一個公民”《論法的精神》上，156頁。，從個人到國家都不能幸免於難。獨裁者反對分享他們獨霸的權力，拒絕歸還本來屬於人民的自然權利。因此，專制政體一定把自己國家的人民當作最大的敵人或潛在敵人，本能地鎮壓對他們絕對權力的挑戰——真實的或幻想的挑戰。獨裁者們不僅直接享用絕對權力，還從絕對權力中獲取無限利益，並且還要福澤廣被子孫（但經常是禍及子孫）。任何力量都是有限度的。專制國家把權力的使用方向對準本國人民，必然要耗費大量的資源。國家財富來自納稅人，然後被用來壓制納稅人。（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國家因壓制而產生內亂。其實，一個較穩定的專制政體也處在內亂之中，因為人民總是被獨裁者當作潛在敵人，需要“戡亂”。對內鎮壓的後果必然是減少在國際社會中維護國家利益的努力，甚至是出賣國家利益，以換取其他國家對它的壓迫政策的支持或漠視。在中國，這種現象在清朝末期表現得非常清楚。

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思想首先在美國結出累累碩果。詹姆斯?麥迪遜是三權分立的積極倡導者。他因此被譽為美國的“憲法之父”。麥迪遜的言論是孟德斯鳩式的。他寫到：

立法、行政和司法權置於同一人手中，不論是一個人、少數人或許多人，不論是世襲的、自己任命的或選舉的，均可公正地斷定是虐政。《聯邦黨人文集》第47篇，246頁。文章發表於1788年2月1日，署名為“普布利烏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約翰?傑伊、詹姆斯?麥迪遜三人共用的筆名。在1787年10月到1788年8月之間不到10個月的時間內，他們在報紙上連續發表文章，推動費城制憲會議上制定的憲法獲得通過。

在同一天的另一篇文章中，麥迪遜又寫到：“不能否認，權力具有一種侵犯性質，應該通過給它規定的限度在實際上加以限制。”《聯邦黨人文集》第48篇，252頁。他們限制權力不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麥迪遜後來當選為美國第四任總統（1809-1817）。美國的建國之父是老練的政治家，都有機會通過總統選舉或當選總統的任命獲得很大的權力。在設計憲法和塑造傳統時，他們都知道他們的大致前途。但他們仍然毫不猶豫地給國家權力套上籠頭。否則，必定是美國人民被套上枷鎖，美國的自由與傑出貢獻都不會出現。這是美國建國之父的偉大之處。

四權可以表現為實實在在的物質，而三權雖是實實在在的權力，卻是不可見、不可觸摸的。在自由民主國家中，四權的使用目的與三權相反。四權是對外的政策工具，用於維護國家的整體利益，對付敵人。在國際關係中，四權是不可分割的。它們之間不應該互相制約，還必須彼此加強。本來，在戰爭中就是要動員一切可能的力量打擊敵人。用孟德斯鳩的話來說，就是要使敵人產生“一切便都完了”的可怕預感。在使用過程中，四權不是互相排斥，不是擁有了其中一個就必然失去另一個。在空間上，陸權、海權、空權、太空權，後面的“權”的範圍大於前者，有時還能夠包圍或覆蓋前者，加強前者的力量。所有權力都以陸地為基地。

四權不是全部。國家間的對抗不僅包括所有四權，還包括國家的綜合實力、人民的意願和意志等等諸多複雜因素。如果省略掉某幾個因素，必定會在計算均勢時出現失誤，有時會是重大失誤，從而可能導致國家的災難。任何一個國家都必然受人力資源、技術資源、財政資源、物質資源等諸多限制，並面對長期利益（如教育、基礎科學研究）與短期利益（如某種武器的開發或購買）之間的平衡。掌握各種權力的長官為他們的部門爭取更多的資源。國家的決策者們必須站在更高的位置做出綜合判斷：適合這個國家的力量組合是什麼？這個國家需要什麼樣的力量組合？什麼樣的力量組合可以發揮最大功效？在綜合考察和判斷過程中不能割裂四權，也不能忽略國家的長期利益。畢竟，擁有打擊敵人的最大權力，其最終目的不是為了取得勝利，而是為了保證國家的和平發展。

所以，權力的均衡（均勢）是一個很複雜的計算難題，有時也是一個非常主觀的問題。

霍布斯、湯因比和馬漢的比喻

在人類進入天空和太空之前，他們的活動場所在陸地與海洋，即地球的表面。權力始於陸地，然後進入到海洋。即使對於一個島國，它們也同等重要。英國人托馬斯?霍布斯（1588-1679）出生那一年，英國打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成為海洋霸主國家。霍布斯把海洋和陸地比作為國家提供“營養”的“母親的雙乳”。霍布斯把海洋放在陸地之前：

物質的數量，被自然限制在一些商品的範圍之內，這些商品上帝往往通過我們大家共同的母親的雙乳——海洋與陸地無償地賜予人類、或是以勞動為代價售予人類。托馬斯?霍布斯：《利維坦》，191頁，商務印書館，1986年。引文出自第二十四章“論國家的營養與生殖”。從中可以聽見後世地緣政治學家的“國家生命體”的先聲。

顯然，霍布斯認為海洋和陸地對人類的貢獻是對等的。在陸地上，游牧的草原、農耕的平原和荒涼的沙漠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是廣闊而平坦，便於瞭望，便於通過。當然，與草原和平原相比，沙漠的自然條件要惡劣得多。但沙漠也有邊緣、河流、綠洲，可以使用駱駝隊運輸。在那裏，貿易和交通比在山區方便一些。沙漠和大海有重要的相似之處。在漢語的某些詞中，“海”有時候指沙漠。“瀚海”（翰海）就是一例。瀚海起初是一個譯音，地望不是很明確，在漢朝時大概是北方的一個湖（呼倫湖、貝爾湖或貝加爾湖），也有可能指今天蒙古國境內的杭愛山。參見《辭海》“瀚海”與“翰海”詞條。唐初設瀚海都護府（安北都護府的前身），轄境在今天蒙古國北部及與之毗鄰的俄國地區。“瀚海”的名稱保留至今，內、外蒙古邊界上的盆地被稱為“瀚海盆地”。到了後世，“瀚海”泛指大沙漠，以其浩瀚似海而名之。所以，“瀚海”實指沙漠，不是大海。如果沙漠看似大海，那麼，草原就更像大海。

絲綢之路是從中亞諸多大沙漠和綠洲經過的貿易通道。穿越沙漠（或瀚海）的駱駝如同海上的商船，因此被譽為“沙漠之舟”。在絲綢之路上，商人們牽着駱駝，穿越一片又一片沙漠，一站又一站地（很少有商人走完全程）把中國和羅馬連接起來。絲綢之路從亞洲內陸的沙漠通向地中海，而沙漠和大海在這條商路中的作用是相同的。布羅代爾指出，地中海有三面連着遼闊的沙漠：南部的撒哈拉沙漠、東部的敘利亞沙漠、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原文如此。他不會混淆沙漠和草原，應該認為它們是一樣的）。他說：

沙漠商隊對地中海的貿易既必不可少，又有所依賴。……地中海的歷史磁場，一極在歐洲，另一極就在遼闊的沙漠。這些荒蕪的海岸吸引着地中海，地中海也吸引着這些地區。費爾南?布羅代爾：《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248頁，商務印書館，1996年。

作為人類早期的遷徙和貿易通道，沙漠（以及草原、平原）與海洋發揮着同樣的功能。另一位歷史學家湯因比把草原比作“無水的海洋”。他在研究語言的傳播路徑時發現：

草原像“未經耕種的海洋”一樣，它雖然不能為定居的人類提供居住條件，但是卻比開墾了的土地為旅行和運輸提供了更大的方便。海洋和草原的這種相似之處可以從它們作為傳播語言的工具的職能來說明。大家都知道航海的人民很容易把他們的語言傳播到他們所居住的海洋周圍的四岸上去。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上，23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湯因比指出，古希臘語、馬來語、波利尼西亞語和英語都是通過海洋傳播到廣大的區域。在漫長的海岸線上、在相近的海島之上，人們說同一種語言。在草原周圍也有類似的語言現象，證明了對於人類，草原和海洋是何等相似。湯因比列舉了四種語言作為例證：

由於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傳播，在今天還有四種這類的語言：柏柏爾語、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和印歐語。《歷史研究》上，234頁。

湯因比也有個布羅代爾式的誤差：在這四種語言中，前三種更多是通過沙漠傳播，而非草原。柏柏爾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曾是游牧民族。他們生活在北非、阿拉伯半島、中亞和西亞。這一大片地區連在一起，共同點是乾旱，沙漠廣布，草原稀少，有一些綠洲。

無獨有偶，海權倡導者馬漢從相反的方向看地理因素。馬漢把海洋比作沙漠，以此來強調海洋的重要性。在談到布匿戰爭時，馬漢認為羅馬人取勝的原因是他們“控制了海洋，而迦太基人從未危及過羅馬人對海洋的控制”。A?T?馬漢：《海權對歷史的影響》，27頁，解放軍出版社，2006年。因此，在羅馬本土和西班牙之間，羅馬人可以經過地中海互相支持。攻入南歐的迦太基軍隊卻沒有這樣的便利。他們與北非本土的交通線受到羅馬海軍的嚴重威脅，他們軍隊之間的聯繫也只能通過陸地長途跋涉，疲於奔命，最後被羅馬軍團各個擊破。說到此處，馬漢似乎意猶未盡，又打了個比喻：

假如地中海是一片平坦的“沙漠”，在這片沙漠裏，羅馬人佔據了資力雄厚的科西嘉和薩丁島“山脈”，在塔拉戈納、利利巴厄姆和墨西拿構築了堅固的哨所，佔據了熱那亞附近的意大利海岸並將馬賽和其他據點的要塞實施聯防；假如羅馬還擁有一支能夠隨意穿越沙漠的武裝部隊；而另一方面他們的對手在這裏處於劣勢，為了集中部隊又不得不繞大圈，我們馬上就可以看清這種軍事形勢，這支特殊部隊的價值和作用就毋庸贅述了。《海權對歷史的影響》，27頁。

在馬漢的這個比喻中，用“草原”替換“沙漠”不會有很大的差別。沙漠的環境比草原的更嚴酷，需要更加特別的技術和裝備才可以順利通過。馬漢用沙漠為比喻更能強調海洋的重要性。從兩人的比喻可以看出，雖然海洋和陸地看起來區別很大，它們有一個共同價值——通過性。湯因比是歷史學家，馬漢是軍人。所以，湯因比側重文化的傳播，而馬漢關注軍隊的交通。他們都敏銳地看出，沙漠（草原）和海洋都是交通要道。在克服地理障礙之前，沙漠（草原）和海洋最適合遠距離運輸和傳播，因為它們平坦而廣闊。

最後再加一個草原（或沙漠）與海洋的對比。它出自裝甲戰理論的首創者之一富勒：

在平坦的地區，例如俄國南部大部分地區，除江河、森林外，沒有影響履帶車輛運動的障礙物。因此在這些地區，未來的作戰很可能類似海上作戰。J?F?C?富勒：《裝甲戰》，41頁，解放軍出版社，2006年。

富勒的預言很準確。在10多年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和德國的裝甲部隊在庫爾斯克、奧廖爾一帶的大平原上進行了一次決戰。草原上的坦克或許像是海洋里的軍艦吧。

馬漢、特納以及美國的擴張

中國學者在強調海權的時候，總是要提到馬漢，卻往往忽視了馬漢的同胞、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1861-1932），或根本對他一無所知。與馬漢注重海權不同，特納研究的是美國邊疆由東向西的擴張，即大陸擴張。他認為，“西進運動”是塑造美國歷史的最重要因素。特納談的是美國西部拓荒史，馬漢寫的是西方海戰史。在年齡上，馬漢（1840-1914）比特納年長21歲。兩人基本上屬於兩代人。特納的主要作品是《美國歷史中邊疆的重要性》（1893）其中的“邊疆”是指陸地邊疆。海洋的邊界就是海岸。，馬漢的代表作是《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890）。它們公開發表的時間僅相差3年。放在歷史之中，3年的時間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可以說，兩部作品屬於同一個時代，分別反應了美國大陸擴張的結束和海外擴張的開始——結束和開始都已經進行了數十年了，因為歷史多是漸進的。無論在現實中還是在邏輯上，特納和馬漢的觀點都是前後銜接的，是從陸地擴張走向海洋擴張時期的理論總結。他們最大的區別之一是馬漢的視野比特納更寬闊，不局限於美國歷史，而在尋求一般規則。

《美國歷史中邊疆的重要性》該篇文章是本書作者在互聯網上搜得的資料，自譯，因此以下引文不標明出處。另，麥金德的《歷史的地理樞紐》（包括兩篇文章）也是演講稿，是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宣讀的。在帝國擴張時期，它們的地理學會發揮了積極作用。是特納在美國地理學會宣讀的一篇論文，現在已經成為美國歷史學的重要文獻。特納認為，持續不斷的開疆拓土造就了美國這個國家和它的政治、經濟制度。北美大陸上的領土擴張是美國能夠成為美國的決定性因素。特納指出：

直到我們現在，美國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對大西部的殖民史。自由土地的存在，廣袤無垠的土地，以及美國西部定居區的前進，這些因素解讀了美國的發展。在制度的背後，在憲法形式和修正案的背後，是生命力，把生命注入這些機構，塑造它們，以面對變化的局勢。現在，美國制度的獨特性是這樣一個事實：它們被迫適應一個擴張中人民的變化——適應穿越大陸、贏得荒野的變化，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在邊疆原始的經濟和政治條件下開發每一個地區，使之成為複雜城市生活的變化。

在特納看來，美國是一片荒野，西進運動如入無人之境。這種觀點在今天大概有點過時了，不能算是政治正確。當時的美洲是印第安人的土地，歐洲裔拓荒者只是後來者。但歷史已經造就，不能更改；人死不能復活，被消滅的部落不可能復生。遭受種族滅絕的北美印第安人就那麼消失了。現在的美國可能比一兩百年前更文明一些，不會那麼輕易屠殺。但歷史與當下總有一長段距離，不可彌補。西進運動把印第安人的原野變成白人的城市，培養了美國經濟和政治制度適應變化的能力。特納認為，美國的陸地邊疆相當於希臘的海疆。他宣稱：

對於希臘人，地中海的存在打破了習俗的約束，提供了新的經驗，呼喚出新的制度和活動。……現在，在發現美洲四個世紀之後，生活在《憲法》之下百年之際，邊疆消失了，隨之逝去的是美國歷史的第一時期。

第二時期就是海外擴張了。特納在此指出，地中海與北美的蠻荒西部沒有本質區別，都是地理挑戰，接受挑戰需要開拓進取的精神。西部荒野帶給美國人的比地中海給予希臘人的更多。美國從大西洋沿岸擴張到太平洋沿岸，成為一個兩洋國家。這時，特納宣佈美國歷史的第一時期結束，與特納相呼應的是馬漢。馬漢是海軍軍官，他抱怨美國在海外“既沒有殖民地也沒有軍事基地”，因此美國軍艦不能遠離本土。馬漢寫《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不是為了學術而學術，至少在立意時他有明確的實用目的。他毫不隱諱地說：

我們進行這種調查的實際目的，就是為了從歷史教訓中得出適用於本國和行政部門的結論。現在該是提出美國的嚴重危機究竟到了何等程度，和為了重建它的海上力量需要政府方面採取什麼行動的時候了。說美國政府從南北戰爭直到現在，已將其活動全部有效地致力於所謂構成海權的最主要的環節上並不過分。《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07-198頁。

馬漢和特納的觀點都來自對歷史的回顧與總結。他們不是預言家。他們陳述的事實都是已經發生過的，無非對地球表面的某一部分各有側重。與馬漢在中國的顯赫名聲相比，特納顯然被忽略了。但是，絕大多數人類都居住在堅實的陸地上，從陸地獲取的資源比從海洋獲得的更多。大地母親默默地哺育了整個人類，反而不受重視，這是不公平的。有些中國人過於強調海洋的優點比如把藍色文明與黃色文明對立起來，並對藍色文明心嚮往之。，似乎只有藍色才能代表先進文明，同時在抱怨黃土地的貧瘠。這些人犯了一個嚴重錯誤。他們誤把自己當作生活在珊瑚叢中的熱帶海水魚了，以為他們本來可以打扮得華麗富貴，色彩艷麗，浸潤在溫暖澄凈的海水之中，隨意吃着漂來的浮游生物或藻類，而不必忍受黃土地上的嚴寒酷暑、狂風暴雨、旱澇飢荒等等所有不適與苦難。這個想法實在過於輕浮了。無論在海洋還是在陸地，大自然從來不是和善的，也從來不向人類妥協，而人類對環境的破壞總是遭到猛烈的報復。無論在海洋還是在陸地，古今中外的強者都是那些能夠忍受艱苦、善於利用地理環境的人，而不是那些逃避現實、試圖在他鄉尋找安慰的人。

權力的發展與權力學說的演進

在這一節中，權力指陸權、海權之權。它們可以通過武器和武器平台直接體現，不是較為抽象的政治權力，也不過多涉及戰略問題。過去，權力學說一般跟在權力發展的後面，以總結的形式出現，如馬漢的海權學說。到了20世紀，學者也會在現實基礎之上略微超前，做出一些預測和展望，如杜黑提出空權理論。今後的戰略將會更多受到預測的指導。為更好了解權力之間的關係，有必要簡略回顧一下權力的運用以及權力學說的演進。

雖然技術的發展令人眼花繚亂，權力的模式從古到今沒有改變。在亞歷山大大帝時期，希臘軍隊使用長達6米的矛。長矛手與盾牌手共同組成嚴密的方陣，在盾牌陣的保護下刺殺敵人。方陣首先不給敵人近身的機會；敵人一旦突破長矛，就會遇到執刀盾牌手的抵抗。亞歷山大率領這樣的軍隊，征服了他所知道的世界。游牧民用弓箭射擊，攻擊距離超過了長矛。他們輕裝的戰馬有很強的機動性。因此，步兵方陣落後了，重騎兵也落後了。游牧民掌握了戰場上的主動權。不過，直到拿破崙時期，歐洲的步兵仍然排着整齊的隊伍，敲鑼打鼓，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那時槍炮火力還不夠猛烈，一部分士兵可以在被殺死之前接近敵人。到了今天，武器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似乎已經與矛盾、弓馬完全不同了。其實，武器的發展方向沒有改變，仍然是追求更長的矛、更堅的盾，以及更靈活的機動能力，只是達到這些目的的技術更加複雜、更加精緻。權力的發展與技術進步息息相關，基本原理卻不會因技術的發展而過時。

a?從歐亞內陸發展出的陸權

歐亞大陸最開闊的地帶是中亞草原，從南俄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亞南部和蒙古。這裏是古代部落遷徙的大通道。在史前時期和文明的早期，大規模遷徙和征服的出發點在歐亞大陸內陸，從裏海北岸、中亞到蒙古草原的東部。創造了世界古代文明的古希臘人、古印度人都是從北方而來。遼西和內蒙東部一帶的紅山文化顯示，中原人也可能來自北方。游牧民具有技術優勢。他們的馬車、騎馬和冶鐵技術給予他們決定性的優勢。但這些較晚出現的技術不是全部原因。不停的遷徙造就發達的社會組織能力，這種能力在戰爭中非常有用。有了組織能力，就可以在遼闊的草原上匯聚更多的人，在局部的數量對比上對農耕民佔有優勢。此外，北方不溫和的氣候造成了居民的強悍。後來，歷史多次重複北方佔優的模式。古羅馬最終被北方蠻族滅亡。中國也多次落入北方草原或森林民族之手。

在騎兵和騎射出現之前，還有過一次交通和軍事的革命。馬拉戰車出現在公元前2000年以後，大規模使用則在其後大約400年。馬拉戰車大大加強了駕駛者的力量，世界歷史上出現了大遷徙、大戰爭和大帝國。遷徙的源頭是黑海和裏海北岸的大草原，那裏的印歐人種向各個方向擴張，並驅動了其他人的遷移。在公元前1595前後，赫梯赫梯人（Hittites）的都城Hattusas在今天土耳其安卡拉以東50公里左右。人駕馭着馬拉戰車，推翻了古巴比倫帝國。赫梯人退走之後，原來從東北方入侵的喀西特人（Kassite）佔領了巴比倫。他們統治兩河流域達400餘年之久，把馬拉戰車傳入該地。公元前17世紀早期，喜克索（Hyksos）人經地中海東岸入侵埃及，把馬和馬車帶到了埃及。喜克索人統治埃及100多年之後，埃及人從他們那裏學會車戰，把他們趕走了。埃及復興，建立第十八王朝。第十八、十九、二十三個王朝是埃及的新王國，時間在公元前1540到前1070年左右，大致相當於中國的商朝時期。因為有了戰車，古埃及進入鼎盛時期。

大約在公元前1500年前後，在第十八王朝法老圖特摩斯三世TuthmosisⅢ，約公元前1504年－約前1450年在位。比較各書，那時的年代約有30年左右的出入。本書的遠古年代不一定出自一個系統，彼此可能有不協調的地方，僅供讀者了解事件發生的大致時間。指揮之下，埃及開始了大規模擴張。向北進入敘利亞；埃及艦隊航行得更遠，控制了克里特島和塞浦路斯島，把愛琴海納入勢力範圍。埃及文明大概在此時傳播到地中海北部。圖特摩斯三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大帝國，遠在小亞細亞的赫梯帝國也向法老表示敬意。埃及的強盛維持了一個多世紀，赫梯人在此期間南下到巴勒斯坦。大約在公元前1275年左右，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Ⅱ，約公元前1301-約前1234年在位。他活了90多歲。企圖收復失地。他指揮埃及軍隊，在卡迭什Kadesh，在今敘利亞境內，遺址尚存，為著名古戰場。與赫梯人打了一場大戰。在4萬多赫梯大軍中，有近三千車兵，即將近“千乘”（每車三人）。開始時，埃及軍隊因輕敵而被引入赫梯人的伏擊圈。拉美西斯二世勇敢率領戰車兵反擊，攻入赫梯陣營。赫梯軍因為搶劫戰利品而更加混亂。這場戰爭沒有明顯的勝利者，雙方最後簽訂了和平協議。

在公元前1200年前後（或晚至公元前9世紀，印度的歷史很不清晰），淺膚色的雅利安人從中亞草原侵入到印度河流域，打敗了深色皮膚的原住民。印度河流域原來的古文明消失了，開始了新的文明。雅利安人定居下來之後向恆河流域發展，最終征服了印度次大陸。在雅利安人讚美神的古老詩集《梨俱吠陀》裏提到了馬和戰車。他們的軍事優勢就來自戰車。

這個時候，地中海也不平靜。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阿波羅也駕駛着一輛馬車。大約在公元前1260－前1230年之間，希臘人駕船渡過地中海，圍攻東岸的特洛伊。特洛伊的故事來自《荷馬史詩》。現代考古發現傾向於證明史詩的內容。阿基利斯在戰鬥中殺死了特洛伊王子赫克托爾，把他的屍體拖在戰車後面，圍繞着特洛伊城疾馳。圍城10年之後，希臘人使用了木馬計才攻陷特洛伊。在公元前1200年前後，赫梯帝國和埃及這兩個老對手都受到“海上民族”的襲擊。赫梯帝國因此瓦解。埃及擊退了進攻，卻從此一蹶不振，沒有再恢復金字塔時期的輝煌歷史。古代埃及文明到那時基本完結了。

馬拉戰車的大遷移時代還是青銅時代。在能夠冶鐵之前，人類已經知道使用隕鐵。大約在公元前1400-前1300年前後，冶鐵技術出現在安那托利亞半島。赫梯人首先進入鐵器時代，赫梯帝國也在此時興起。亞述人學會了冶鍊鐵，在赫梯之後也建成了龐大的帝國。西非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鐵器的地區之一，比安那托利亞略晚100多年。農耕的班圖人因此在非洲擴張。中國使用冶鍊鐵器的時間較晚，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此後一直到美越戰爭的3000年間，鋼鐵是製造武器的主要原料。國家的實力可以用鋼鐵產量直接顯示。

在一系列的由中亞草原導致的移民和戰爭之後，兩河流域、希臘、印度等地的古老文明消失了。那裏進入黑暗時期，文明之光在數百年後才再度出現。但是兩河流域和古埃及沒有再恢復往日的光芒。在此前後，中國也出現了改朝換代，來自西北的周取代了中原的商。大約在公元前1066年前後，周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討紂”。《史記?周本紀》。車兵顯然是周軍的主力。我們知道，至少在殷高宗時，殷人已經有了製作非常精美的戰車。周人和殷人戰於牧野今河南淇縣……商紂王失敗自殺，殷朝滅亡。與那些消滅古文明的蠻族不同，周人不是另外的種族。他們只是處在中原文明的邊緣地帶。周人繼承了殷商文明。在滅商之後500多年，中華文明進入哲學思想勃發的“軸心時期”。

車兵的速度比步兵更快，衝鋒更猛烈，因此獲得了對步兵的優勢。戰車大概相當於現在的坦克，當時卻很少有“坦克殺手”等制衡武器。馬拉戰車可以攜帶更多的給養，對後勤補給的依賴較小，還可以運動到更遠的距離。在春秋戰國時期，國的實力是通過有多少“乘”“乘”（shènɡ），四匹馬拉的一輛車為一乘。秦朝時仍在使用戰車。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馬俑中有車兵和戰車。來衡量的。當時已有“千乘之國”、“萬乘之國”，而周武王滅商時只有三百乘。

在希波戰爭中，希臘人以重裝步兵為主，騎兵數量不多。波斯有很多騎兵，卻不適合希臘的山地。在公元前480年的溫泉關陸戰和薩拉米海戰中，希臘人取得勝利。此時戰爭還沒有結束，但戰局基本上已經定下來了。公元前336年，亞歷山大即位為馬其頓國王。他於次年征服了希臘，鞏固了本土。又次年開始了征戰。馬其頓軍有32000名步兵、4500名騎兵，其中包括重騎兵和輕騎兵。馬其頓人經小亞細亞到尼羅河（前332年），阿姆河、錫爾河（前329年），印度河（前326年）。據古希臘人的地理知識，“印度位於有人類居住的世界的最東方”。希羅多德：《歷史》第三卷，183頁，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亞歷山大隻到了印度河，然後沿河而下，沒有進入今天的印度。亞歷山大把大片土地納入他的帝國，都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開始了希臘化時期。他是西方世界的英雄，立下了不世之功。仔細研究，希臘軍隊所到之處大部分是波斯帝國的領土。亞歷山大“只不過”征服了一個波斯帝國及較小的周邊地區。當他打敗大流士三世的軍隊之後，波斯的土地和人民就落入他的掌控了。

這樣說絕不是要貶低亞歷山大的戰功。當年波斯帝國的遭遇可能與中國歷史的某些時候有些相似。當北方的騎兵突破到黃河流域時，全國的局勢就岌岌可危。宋朝時尚能抵擋一陣，到了明末，清兵南下，勢如破竹。清兵與希臘士兵面臨的是相同的局面。在動員、調動範圍都很有限的年代，一旦強大的敵軍決心深入境內作戰，大帝國失去一兩個關鍵戰役就可能滅亡。在兩次希波戰爭中，波斯已經暴露了這個弱點。波斯進攻希臘與前秦進攻東晉有很大的相似之處。進攻一方的士兵來源龐雜，指揮失調，最後都遭到慘敗。希波戰爭嚴重削弱了波斯帝國。而馬可以大大增加軍隊的運動和攻擊速度，其作用之大無可估量。公元44年，東漢名將馬援曾上表光武帝說：“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後漢書?馬援傳》。

在這次蠻族擴張之後1000多年，到了公元4-5世紀，蠻族又開始了新一輪入侵。他們在前一次是戰車兵，這次是騎兵。古代游牧部落在軍事技術的發展中經常領先於農耕民族。騎兵入侵再一次導致歐亞大陸文明的衰落。西羅馬帝國滅亡。在中國則是五胡亂華，文明中心第一次被迫向南遷移到長江下游。草原游牧民不僅善於騎馬，也善於射箭。箭的速度比馬更快，可以實施遠程打擊。一騎比一乘對地形的要求更低，可以在更複雜的地區運動。戰馬保證了他們的機動性，使他們能夠選擇作戰的最佳時機和最佳地點，而弓箭則使他們能夠在一定距離之外射殺敵人——面對面捉對砍殺不是馬上民族的長項。

草原帝國的頂點是鐵木真（1162-1227）達到的。經過10多年的征戰，鐵木真統一了蒙古草原各部落。1206年，他在斡難河（今鄂嫩河）的源頭（在今蒙古國）召開忽里台大會，建蒙古國，號成吉思汗。蒙古民族在這個時候開始形成。成吉思汗先進攻鄰近的西夏、金，嚴重削弱了這兩個王朝的力量。1219年，成吉思汗開始西征，一年後滅亡中亞的花剌子模。他的大將哲別征戰到了克里米亞半島，小兒子托雷佔領呼羅珊（今伊朗東部）。1224年，成吉思汗回國，兩年後滅掉了西夏。1229年，在成吉思汗去世后第三年，經忽里台大會選舉認定，他的第三子窩闊台（1186-1241）即大汗位。1234年，蒙古聯合南宋滅金，佔領了華北。第二年，窩闊台組織了第二次西征。1238年，莫斯科被攻破，遭屠城。兩年後攻佔基輔。蒙古兵又進入匈牙利和波蘭。蒙哥的弟弟旭烈兀於1258年攻佔報達（今伊拉克巴格達），滅黑衣大食。兩年後他的軍隊在敘利亞被埃及打敗。在東方，遲至1279年，忽必烈才滅掉南宋。他兩次出兵日本都失敗了，主要是遭遇颶風。他在緬甸和越南也失敗了，又從爪哇敗退回來。在1296到1298年間，察合台汗國兩次大規模入侵濕熱的印度，都以失敗而告終。這些戰爭決定了蒙古帝國的疆界，大多是草原和沙漠地帶。對於蒙古人，南方不是適合的戰場，海洋更是帶來災難的地方。

在歐洲，英國人是使用弓箭的好手。在百年戰爭中，英國人的長弓讓法國人吃盡苦頭。長弓的射程遠，箭矢密集如雨，在法國騎士衝過來之前就把他們射翻了。在1356年的普瓦捷之戰，法國國王和他的一個王子被俘虜。在1415年的阿金庫爾之戰，英國的騎兵只是等着追擊那些企圖逃離戰場的法國軍人。那時，英國人是歐洲的殘忍的野蠻民族。

在西班牙人征服中南美洲的過程中，馬、鐵（長矛和步槍是鐵的製成品）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們從歐洲傳入美洲的病菌則是先鋒。病菌的傳播速度快過行軍速度，在西班牙人到達之前就消滅了大批印第安人。1532年，168名西班牙士兵（62名騎兵、102名步兵）打敗了8萬印第安人，殺死了其中的7000人，而自己沒有人戰死。西班牙人有長矛、步槍和戰馬，有盔甲護身。用棍棒武裝起來的印加帝國還不知道有鐵和馬。它滅亡了，阿茲特克帝國不久也被消滅。西班牙人的軍事優勢之大其實不算罕見。美國入侵伊拉克是最新的例子。當年西方列強入侵中國時，也是長驅直入，傷亡也很小。

歐洲人在17世紀上半葉開始大規模使用滑膛槍和火炮，而減少了長矛兵。滑膛槍沒有改變軍隊列隊廝殺的傳統。軍人仍然穿着花哨的服裝，列隊走向槍林彈雨，但隊形更鬆散了。因此，操練產生了，以便訓練士兵統一而又迅速的射擊。更猛烈的大炮將改變隊列作戰方式。拿破崙是炮兵軍官出身，他增加了炮兵數量，組織了更靈活的軍隊。大炮的作用與早期的弓弩和較晚的步槍相似。但炮彈比弓弩或步槍射得更遠，威力也更大，能夠在與敵軍接觸之前打亂敵人的隊形，大量射殺敵人。1854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以英法聯軍的勝利告終。俄國在本土作戰，但沒有鐵路通往南方的克里米亞。在泥濘的南俄草原上，俄軍的後勤補給比英法聯軍更艱難。英法聯軍使用了汽船，海上運兵更加便捷。聯軍輕易地在克里米亞登陸。聯軍的另一個優勢是新式的米尼步槍。這種槍是有來複線的滑膛槍，射程提高了三倍，精確度也提高了。米尼步槍就像是亞歷山大時期的長矛、百年戰爭時期英國的長弓一樣，能夠在敵人的攻擊範圍之外殺傷敵人。俄軍傷亡慘重。

火藥在中國被發明。宋朝最晚在12世紀初就已經使用火炮了。在此200年後，歐洲火炮的樣式與宋朝的火炮非常相似，有點像到1970年代在中國還很常見的爆米花的鐵罐。傑弗里?帕克：《劍橋插圖戰爭史》，100-101頁，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又過了100多年，大炮的射程超過了弓箭。在大炮的轟擊下，城堡不再能夠堅守，歐洲的封建制度瓦解了。火炮的使用直接導致了游牧部落的衰落。與箭鏃相比，炮彈的運動速度更快，殺傷力更大。火炮是威力放大了許多倍的弓箭。製造火炮需要很多技術：採礦、冶鍊、鑄造。這些技術是定居者的長項。游牧者徹底失去了他們的傳統優勢，逐漸退回到草原和荒漠中去了。游牧民衰落的證據之一是土爾扈特蒙古人在厄魯特部的壓力下，原先居住在准格爾的土爾扈特蒙古人（西蒙古的一支）於1616年離開故地，遷居到裏海北岸。他們居住在今天俄國的伏爾加格勒和阿斯特拉罕之間，向東則到烏拉爾河。他們在俄國被稱為卡爾梅克人，有一部分留在了俄國……他們不滿沙皇官員的統治，於1770年舉族東遷，回到西北的科布多。回遷的人口多達30萬。如果按男性人口的一半計算，這個部落可以組成一支7-8萬人的騎兵軍團。在槍炮時代之前，這是一支強大的攻擊力量。那時游牧者的鼎盛時期已經徹底結束了。他們只能逃避迫害。

在滿洲人入關之前，明朝已經在遼東戰場上使用歐式大炮，一度遏止了滿洲人的南下。葡萄牙人在澳門有鑄炮廠，他們的炮被稱為紅夷大炮。明將袁崇煥守衛寧遠（今遼寧興城）時使用了紅夷大炮。1626年2月，在攻城時，努爾哈赤受炮傷，7個月後死去。即位的皇太極一度試圖講和，但談判終於破裂。袁崇煥保證在5年內收復遼境。不過，明朝已經朽木不可雕，大炮未能挽回最後的敗局。那時，清人有很好的學習能力，很快就學會了使用葡萄牙大炮，用來轟擊明軍。在17世紀，蒙古和中亞草原上的游牧民仍試圖創建成吉思汗那樣的大帝國。滿洲人是騎馬射箭的民族，又學會了鑄造和使用大炮，在對蒙古人的戰爭中佔據了優勢。在乾隆時期，清朝消滅了准格爾，徹底消除了北方草原的威脅。清人很快就停滯不前了。1793年，英國使臣馬嘎爾尼送給乾隆帝的禮物中有當時最先進的大炮。炮一直留在了圓明園，從來沒有人動用或研究過。在60多年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劫掠圓明園時發現了這些大炮。它們還在原來的包裝里。

騎射手是忽然地出現、射擊和逃跑的。他的射箭在古代和中世紀是一種不直接的射擊。在那個時代里，它的效力和破壞性幾乎相等於我們今天炮隊的射擊。為什麼這種優越性已不存在了？為什麼十六世紀后游牧人民不再對定居人民使用權威了？正因為定居人民已經用炮兵來對抗他們。在很短的時期內，定居人民獲得了一種人為的優越地位，把幾千年的彼此間關係“推翻”了。勒尼?格魯塞：《草原帝國》，6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德國的統一與強大都大大得益於鐵路。一戰前，面對東西兩線作戰的困境，德國制定了先集中兵力打擊法國，然後再調轉軍隊進攻俄國的戰略。鐵路允許德國從西線向東線快速調動軍隊。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是因為信任鐵路而兩面樹敵，把不情願的法國拖進戰爭，又導致了英國參戰。鐵路是一種道路。火車是交通工具，可以運輸部隊。但火車不是作戰平台，不能用來向敵人發起進攻。一戰時的陣地戰成為消耗戰。突破敵人陣地的需要導致坦克的發明。坦克具有很好的機動力、火力和防護力。裝備了坦克和裝甲車，軍隊可以在戰場上快速推進，隨時向敵人發起攻擊。坦克兵、裝甲兵對步兵就像馬拉戰車兵對步兵一樣具有優勢。實際上，坦克和裝甲車就是馬拉戰車在工業時代的翻版。3000多年來的技術發展沒有改變戰爭的基本模式。

矛、槍、炮的優勢原理在海洋上也一樣。一般而言，更大的炮具有更大的破壞力，還可以射得更遠，在敵人接近之前消滅他們。為了裝載更多、更大的火炮，以及更厚的保護裝甲，軍艦的排水量也越來越大。“大炮巨艦”的趨勢一直持續到飛機出現。飛機比軍艦更快、更靈活，活動空間更大。飛機的製造成本卻比軍艦低很多，可以組成大機群，攻擊火力足夠猛烈到擊沉軍艦。那些沒有及時改變裝備思想的海軍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

b?從地中海衍生出的海權

在馬漢發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時，海權的概念已不新鮮。只是當時人們對海權的認識還比較模糊，是馬漢的長篇巨著讓人們了解到海權對歷史事件的具體影響。受馬漢影響最大的國家是德國。德國是後起的大國，海軍和陸軍都受到地理環境嚴重製約，因此最熱衷於地緣政治學。馬漢沒有使用“地緣政治學”一詞，卻是地地道道的地緣政治學家。

馬漢提出的海權，是以海上作戰為前提。如果戰爭不涉及到海洋，就不存在海權的問題。中國的戰爭大都發生在內陸。戰國時，秦國大敗趙國，白起坑殺40萬降卒，就與海權（或河權）無關，儘管秦國大軍東渡黃河攻打趙國時需要船隻。長平之戰是中國古代戰爭的主要形態，但在一些重要戰役中，長江上的水兵發揮了關鍵作用。比如，三國時，北方的魏國不習水戰，長江成為蜀、吳防衛的天險。魏軍被火燒連營，赤壁之戰後形成了三國鼎立的局面。在三國時代之後，戰爭顯示了中國擁有海軍的必要。隋、唐，以及後來的明朝和清朝，在朝鮮半島都有兩棲作戰或近海海戰。通往半島的陸上補給線太長，海路就便捷了許多。蒙古人征服南宋，最後在南海上消滅了宋朝的水軍；元軍在日本慘敗，是因為颱風摧毀了船隻。鄭成功驅逐佔據台灣島的荷蘭人，原因是他有一支艦隊。清軍征服台灣，首先是打敗了鄭氏的水師。清末，日本侵略朝鮮時，要在黃海擊沉清軍的運兵船，再打敗北洋水師。在1950-1953年的韓戰中，因為美國掌握着制海權和制空權，中國不可能通過黃海派遣軍隊，鴨綠江大橋成為志願軍補給線上最重要的節點。

在19世紀中期之前，中國很少遇到來自海洋的嚴重威脅，也沒有官府需要保護的海外利益——官方放棄了這樣的利益。因此，當時的中國沒有必要保有一支強大的海軍。

地中海是最適宜早期文明和航海發展的大海。在歐洲的北方還有一個幾乎封閉的大海——波羅的海。波羅的海和地中海一樣，多港灣和島嶼。如果那裏不是太寒冷而多風暴，不是遠離兩河流域和埃及的古文明，也有可能孕育地中海那樣的文明。不過，波羅的海出產了維京海盜。這些海盜四處侵略，就像更早時期剛離開黑海一帶大草原的印歐人一樣。但維京人出現的時間有些晚，沒有來得及創造文明就消融在其他民族中。從大海的角度看，可以把歐洲大陸看做是位於波羅的海、北海與地中海、黑海之間的半島，還有北方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歐洲的古代文明起源於溫暖的南方，最後被北方蠻族征服。地中海的氣候宜人，兩河流域、埃及、克里特、巴勒斯坦這些人類的早期文明就在岸邊，甚至在海內。當時已經有了航海民族。相比之下，中國文明就很孤獨。希臘文明晚出，在與眾文明的交往之中發展起來。希臘在海岸極其崎嶇的巴爾幹半島南端，在大半島的邊緣還有許多小半島和近岸島嶼。半島多面環海，形成了許多海灣和岬角。希臘的土地多山而貧瘠，但這卻是其福所倚。在這樣的地理條件中，居民只能利用大海。公元前1100年或更早，當古希臘人剛從北方遷移到這裏時，他們還不認識大海。他們驚訝地問當地人：那一大片水是什麼？回答是Thalassa（海）。希臘人征服了這個地方。

許多中國人對雅典有一些了解，卻經常忽視了斯巴達，於是留下了古希臘是海洋文明的印象。這個印象是片面的。這個片面的印象顯示了一個事實：雅典對後世的影響要比斯巴達的大很多。雅典的影響主要來自它的精神遺產：民主、哲學、文學、雕塑、建築、航海，這些可以列入軟實力的範圍。精神遺產比物質遺產更持久，在一定時間之後的力量也更大。所以，雅典照射到後世的光芒比斯巴達更燦爛。對於古希臘的地緣政治格局，修昔底德有過明確劃分：“雅典和斯巴達顯然是兩個最強大的國家，一個在陸地稱雄，一個在海上稱霸。”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15頁，商務印書館，1978年。用現在的地緣政治學術語來說，它們一個是陸權國家，一個是海權國家。在希波戰爭（前490-前449）中，雅典和斯巴達共同抵禦波斯，發揮各自的軍事優勢，多次打敗波斯的入侵。薩拉米斯之戰（前480年），雅典艦隊打敗了波斯海軍。希波戰爭以雙方簽訂和約而告終。在抵抗侵略的戰爭結束后，希臘人自己打了起來，這就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前431-前404）。雅典和斯巴達是勢均力敵的兩個帝國，各有一些城邦依附於它們。但雅典在海陸上都戰敗了。雅典投降，斯巴達取得了勝利。這時，雅典照耀後世的文明才剛剛開始。

希臘人對大海有特殊的感情。公元前401年，波斯帝國的小居魯士和他的哥哥爭奪王位。小居魯士雇傭了一萬名希臘人——民主制度下的人是優秀的戰士，後來的瑞士人也是如此。——從小亞細亞登陸，到了兩河流域。在今天的巴格達附近，他們打了勝仗，但他們的僱主小居魯士卻在乘勝追擊時被殺死了。隨後，波斯人誘殺了希臘人的將領。在充滿敵意的土地上，希臘軍隊沒有潰散。民主的訓練使他們有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可見民主制度與自由散漫、隨地吐痰沒有關係。專制更容易產生散漫——對壓迫的一種消極抵抗。民主意味着更多的責任，對自己和對他人的責任。希臘人選舉了新的將軍——其中之一是色諾芬色諾芬（Xenophon，前431-前350？）是雅典人。他的《長征記》（Anabasis）不僅記錄了在波斯帝國內的艱難征途，還有他返回希臘后的生活——對古希臘日常生活的珍貴記載。《長征記》鼓勵了亞歷山大入侵波斯。色諾芬是蘇格拉底（前469-前399）的朋友。他的另一部著作是《回憶蘇格拉底》，記錄了蘇格拉底最後的日子……然後，他們討論決定向北走到黑海。到了海邊就會有希望，有他們熟悉的希臘語和船。他們在波斯帝國之內行軍，路線大致與底格里斯河平行。終於有一天，色諾芬聽到先頭部隊在山口上大喊：“Thalassa，Thalassa”。他們到達了黑海的東南角，今天土耳其的特拉布宗附近。色諾芬把整個征程記錄了下來。

由於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希臘人很早就對海上優勢有了明確認識。兩場曠日持久的戰爭讓他們獲得了經驗。大約在馬漢之前2300年，一位沒有留下真實姓名的希臘作者說：

位於大陸上的非島民國家，較大的因為需要而被壓制，較小的因為恐懼而被絕對控制，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不依賴進口和出口，如果該國膽敢不聽海上霸主的號令，它就會被取消這些權利。其次，一個海上霸主可以從事一些陸上強國無法做的事情。例如，蹂躪一個更強大國家的領土，因為海上強國總能在海岸線的某一地點登陸，而那裏要麼沒有敵人的軍隊，要麼僅有一小支軍隊。如果敵人預先在那一部分集結了力量，他們還可以上船后離開。這樣的任務，與那沿着海岸線進軍並趕來救援的有經驗的軍隊比較，要更為容易。複次，對一個海上強國來說，它還可以離開自己的領土，航行到它喜歡的距離。而陸地強國因為行軍緩慢，在它的人民和它的領土之間，不過能離開幾天的距離。這樣的一支軍隊，要麼必須穿過友好的領土，要麼必須用勝利打開進軍路線。Pseudo-Xenophon，StateoftheAthenians，Ⅱ，2ff?轉引自威廉?弗格森《希臘帝國主義》，35頁，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

這位作者接著說，如果島民“還是海洋的統治者，那他們就有能力做出任何他們喜歡的壞事，而不會遭到任何報應”。除了比馬漢早2000多年，這樣的話和馬漢說的沒有不同。

希臘人的勢力主要在東地中海。西地中海的霸主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城市迦太基（今北非突尼斯境內）。該城建立於公元前814年，但腓尼基人在此前400年已經到達西地中海，他們是航海的商業民族。羅馬不是一個海上強國，它接受迦太基在西地中海的制海權。迦太基支持羅馬驅趕意大利南部的希臘人。隨着後起強權羅馬的擴張，它們為爭奪西西里島爆發了衝突。這就是兩次布匿戰爭（前264-前241，前218-前201）。“為了補救航海技術的不足，羅馬人發明了一種木板鋪的坡道（綽號‘烏鴉’）。把船隻換裝上作戰平台。這樣它們可以有效地使用羅馬式的軍團，把陸地的戰術用到海上的作戰。”H?帕姆塞爾：《世界海戰簡史》，20頁，海洋出版社，1986年。羅馬初戰得勝。海權的迦太基在陸地上不可戰勝，而陸權的羅馬控制了地中海。最後迦太基失敗。戰後，羅馬共和國後期和羅馬帝國擁有在地中海的霸權，把地中海變成了它的內海。

羅馬帝國之後，阿拉伯人在地中海建立起制海權，向北入侵。然後基督教徒開始反擊。在1096-1099年第一次基督教十字軍東征中，威尼斯和熱那亞為十字軍提供了一支供應艦隊。這兩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海軍，支持對伊斯蘭教徒的征戰。在此後的300多年中，這兩個貿易中心更為爭奪地中海利益多次發生戰爭，互有勝負。1298年的那場戰爭中，威尼斯慘敗，馬克?波羅被俘，在獄中講述了他著名的故事，鼓勵了後來遠離地中海的大洋探險。在1380年的陸戰和海戰中，威尼斯取得最後的勝利，獲得東地中海的霸權。

在地中海時代，大西洋不是完全的平靜。北歐海盜他們是今天挪威人、丹麥人和瑞典人的祖先，統稱為維京（Viking）。富有侵略性。他們的襲擊方向由北向南，目標從今天的英國、法國到俄國、北美。他們的活躍年代不到百年，大致在793-1066之間。維京人也像游牧者一樣，先是滋擾與掠奪，進而在他們入侵的地方落腳。不同的是，海盜憑藉航行在大海上的船，牧民則依靠奔馳在草原上的馬。明朝時，倭寇其實大部分倭寇是中國的海盜。他們原來是漁民，因海禁政策而流落為寇。他們加入倭寇，或打着倭寇的旗號。倭寇有些像是今天的中國本土公司，在海外註冊之後，就可以在國內享受超國民待遇。像北歐海盜一樣在沿海地區燒殺，但沒能在大陸上獲得長期的立足點。那時海戰的武器和陸戰的一樣。上面提到的英法百年戰爭的爭奪起點是弗蘭德。1340年，英國軍隊試圖在弗蘭德登陸，法國的軍艦列在港口前阻攔。在海戰中，英國人的長弓像在陸戰中一樣威力強大。在兩軍對壘中，英國人先以長弓射擊，再扔標槍和石頭，法國人死傷無數，估計在1?6萬到5?5萬之間。這時，海權爭奪重點還沒有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

勒班陀之戰（1571年）是地中海上最後一場大海戰。此戰發生在海權已經轉向大西洋之時。西班牙已經建立了一個全球帝國。戰爭起因於奧斯曼帝國的擴張。基督教世界（威尼斯、西班牙和教皇）組成聯軍，與伊斯蘭教爭奪地中海，而法國則願意坐觀西班牙苦鬥。奧斯曼帝國的海軍被基督教聯軍打敗，向歐洲的擴張勢頭被遏止。此後，因為大西洋航運的興起，威尼斯的繁榮不再，但與土耳其的海戰又斷斷續續地持續了近百年。在勒班陀海戰中，歐洲已經有了兩個多世紀使用大炮的歷史，可是戰鬥的目標還是靠近敵人，登上敵人的船艦搏殺，如同在陸戰中攻入敵人的堡壘。富勒在評說勒班陀海戰時說：

在地中海的海軍戰術，是首先為爭取位置的調動，接着為正面的突擊、迂迴和登上敵船，與薩拉米斯等古代的海戰並無太多的區別。總而言之，一切的意圖和目標，就是在水面上打陸戰。J?F?C?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493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海戰就是水面上的陸戰。在勒班陀之戰，基督徒的勝利是因為他們奪取了敵人的旗艦，殺死了奧斯曼的司令。雖然雙方有裝備了火炮的雙層木帆船，仍在使用奴隸划槳手——大約佔全部人員的一半。從薩拉米斯到勒班陀薩拉米斯在雅典以西，勒班陀在希臘的佩特雷灣北岸。兩場海戰分別在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東北和西北。，在長達2061年的時間裏，海軍戰術沒有大的改變。到16世紀後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勢力已經進入大西洋彼岸和太平洋，後分了世界，但地中海的船隻還沿着海岸航行，海戰也在可以看到陸地的海面上進行。布羅代爾說：“海岸的地位既然如此重要，海路因而與普通的河道幾乎沒有什麼不同。”《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144頁。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歐洲大陸上最西的兩個國家，瀕臨大西洋。葡萄牙首先開創了大航海和大西洋時代，西班牙緊緊跟上。兩國是最早的世界帝國。不過，從地中海轉向大西洋的過程並不容易。“中世紀的地理學家認為，葡萄牙離地中海很遠，而那卻是唯一可以航行的海。因此，葡萄牙在歐洲的海上國家中，處在最糟糕的地位。”茨威格：《麥哲倫航海紀》，8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葡萄牙的歷史證明，在機遇到來時，國人如果有勇氣和遠見，地緣政治地位是完全可以改變的。在勒班陀之後17年，西班牙無敵艦隊在英吉利海峽被英國消滅，海權重心徹底轉入大西洋岸。在葡萄牙、西班牙之後，海上霸主先後有荷蘭（海上馬車夫）和英國，然後過渡到美國。

美國是一個兩洋國家，也是“島國”。在馬漢時期，美國已經完成了在北美大陸上的陸地擴張並轉向海洋擴張。美國在與印第安人作戰時不需要制海權。在獨立戰爭中，法國人在海上幫助美國人，抵抗法國的鄰居和夙敵英國人。在美國人中間，通常是孤立主義（或其變種——單邊主義）佔上風。他們願意和平地生活在北美，不捲入歐亞大陸的事情。可是，一旦出現擴張的機會，美國人從來沒有失去過，他們對時機向來抓得很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大西洋和歐洲是主戰場。美國的珍珠港受到襲擊，仍把亞洲和太平洋戰場放在次要的地位，而英國放棄了印度以東的所有殖民地和利益。英美的選擇是正確的，因為歐洲的敵人更強大。美國在太平洋上打敗了日本，把整個大洋收入囊中。冷戰期間，美國打的兩場大的熱戰都在東亞（東北亞的朝鮮和東南亞的越南），但它的戰略重心仍然在西半球。冷戰之後，美國的戰略目標有些模糊，但在最近10年裏又清晰了。美國把核潛艇等攻擊武器從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這不僅意味着太平洋地區的熱點更多，也表明全球戰略重點在向太平洋轉移。太平洋是世界最大的水體，其北部位於東亞和北美西海岸之間。僅此兩點就足以說明太平洋戰略位置的重要性。大西洋不是不重要了，而是因為美國在那裏不會遇到挑戰——蘇聯帝國已經垮台，今日的俄國不足為慮。

海洋的航行者不一定能夠建立強大的海權。從古至今，西太平洋的島民“除極少數例外，都是航海專家和貿易專家。他們擁有優良的大型航海獨木舟，用來進行遠航貿易、探險或征戰”。布洛尼斯拉夫?馬凌諾斯基（一譯馬林諾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頁，華夏出版社，2002年。書中研究的這些航海者在新幾內亞島以東的特羅布里恩群島。這些島民們不僅做貿易，還殘忍好戰。他們在島內攻伐不已，還划著獨木舟去進攻別的島嶼德里克?弗里曼：《米德與薩摩亞人的青春期》，139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年。——簡直是哥倫布和麥哲倫的同行。但他們一直處在原始階段，文化落後，沒有建立強大的國家，因此被西方殖民者輕易征服。有些島民被殖民者大量虐殺，剩下的完全被邊緣化，如澳大利亞的毛利人；夏威夷群島上的土著人建立了國家，卻不能倖免於被美國吞併。由此可見，如果沒有強大的武裝力量，海洋不能提供有效保護。另外，根據湯因比的研究和分類，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亞屬於停滯的文明。在各個島嶼上，後人們不僅失去了古人的雕刻技術（如復活節島的巨石人像），還失去了發達的航海術。這是不能應對挑戰的後果。文明成長的關鍵是成功地應對挑戰。這個發現可以為那些一心推崇海洋文明的人引以為戒。把責任推向地理和環境必將導致放棄人的努力。

海權曾對陸權具有某種優勢。海洋的空間更大，可以避開陸地上的天然險阻；海運的運載量更大。在火車、汽車、高速公路出現之後，海上的優勢消失了很多，剩下的主要集中在運動空間大、運載量大。不過，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是，人類中的絕大多數都居住在陸地上，這是陸權國家最大的天然優勢。如果陸權國家有強大的空中力量，海權國家的優勢就會被進一步削弱。這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就已經很清楚了。那時，航空母艦（主要武器是航彈和航炮，不是艦炮）在海戰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用來對付航空母艦的最有效武器還是飛機。航母的目標太大，一旦被擊沉，損失太大。航母將來的作用很可能限於用來威懾弱小的國家，而不是與其他強國作戰。在國家整體實力不懸殊的前提下，有了強大的空中力量，陸權國家能夠與海權國家在海上一爭雌雄。

c?制空權與戰略轟炸

意大利在1870年才完成統一，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統一的時間與德國統一很接近，但與德國不同的是，在統一之後很長時間裏，意大利既非經濟大國，也不是軍事強國。其軍隊缺乏鬥志，不堪一擊。但這個國家卻有很大的雄心。早在1895年，意大利軍隊入侵阿比西尼亞（埃塞俄比亞），被土著人打得慘敗，因此得出“不適宜經營殖民地”的結論。但意大利並沒有接受這個教訓，於1935年再次入侵埃塞俄比亞，又被打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意大利碰巧站在了勝利者一方，成為戰勝國。在1918年的巴黎和會上，意大利是美、英、法三強之後的第四強一戰後，意大利在四強中的地位有些類似二戰後中國在五強中的地位。因國力有限，只能勉強維持大國地位……四國的領導人把持了和會。在會議期間，意大利對其他問題都沒有興趣，一味對鄰國提出許多領土要求，卻沒有得到另外三強的支持。為此，意大利總理V?E?奧蘭多在三國領導人面前失聲痛哭，意大利代表團還一度憤憤地退出和會。制空權理論就是在這樣一個貧弱的西方“大國”中產生。

朱里奧?杜黑（1869-1930）是空權理論的首創者。他在炮兵工程學校接受教育。在1912至1915年期間，擔任意大利陸軍第一個航空營的營長。他曾因批評意大利陸軍司令無能被判入獄一年。1918年，英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獨立空軍。1921年，在意大利陸軍部的贊助下，杜黑髮表《制空權》。第二年，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黨掌握政權，杜黑出任意大利航空部部長，但在一年後辭職。制空權理論不是出自一個軍事強國或工業大國。意大利也從來沒有建立起一支先進的、強大的空軍。現代的陸權及海權理論建立在對歷史回顧的基礎之上，而杜黑的空權論更多的是對未來的預測。同樣，一戰後出現的裝甲戰理論也是預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軍用飛機和坦克已經投入到戰場，但沒有對戰爭起到決定性作用，飛機和坦克的技術還有待發展，空戰和裝甲戰的戰術還有待研究。這兩大類武器將在下一場大戰中改變戰爭的方向，唯有卓有遠見的戰略家可以預見。在杜黑之後，以現實為基礎的預測取代了回顧，成為制定戰略計劃的必要準備。

早在1909年，杜黑就開始宣揚制空權。他預言說，在陸軍和海軍之外，“天空也將成為重要性不次於陸地和海洋的另一個戰場。”朱里奧?杜黑：《制空權》，30頁，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以上引文是杜黑在《制空權》中引用他發表在1910年羅馬《準備》報上的文章《航空問題》。他那時是一名少校。這時距離萊特兄弟成功發明飛機只有5年多。在1903年12月，兄弟倆的第一架飛機只飛行了12秒。杜黑說：“掌握制空權表示一種態勢，能阻止敵人飛行，同時能保持自己飛行。”《制空權》，26頁。制空權是唯一重要的。“獲得制空權就意味着勝利。反之，在空中被擊敗就是最終失敗。”《制空權》，24頁。黑體為原文所加。在使用飛機之前，戰爭中的國家分為前線和後方。士兵在前線廝殺，後方仍可以維持和平生活，支援前線。飛機改變了這一切。飛機取消了前方和後方的區別，把整個敵對國家變成戰場，轟炸不設防的城市。

在奪得制空權之後，杜黑提出對敵人的後方目標實施戰略轟炸。“這種戰爭的結局必須建立在摧毀一國人民的物質和精神力量上。人民時時處處陷入一種可怕的災難之中，直至整個社會組織最終崩潰。”《制空權》，65頁。整個國家將成為戰場，任何地方在任何時間都有可能遭受空中打擊。很快，杜黑的理論得到應用。首先是德國干涉西班牙內戰，在1937年4月把一個小鎮格爾尼卡炸為平地。畢加索畫了一幅畫，以這個小鎮為名。他稱他的畫“格爾尼卡”為德國的傑作。作為戰略攻擊，日本對陪都重慶的大轟炸第一次實現了杜黑的預言。從1938年2月18開始，轟炸持續了5年半，日本飛機共炸死市民近1?2萬人。然後，1940年9月到次年5月的倫敦轟炸、1940年11月的考文垂轟炸、1945年2月的德累斯頓轟炸、二戰後期的東京轟炸、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轟炸，給這些城市帶來了毀滅性打擊。在越南戰爭期間，美國實施“地毯式轟炸”，更是志在殺傷平民。冷戰後，武器進步減少了敵國平民的傷亡，但這只是精確制導技術的一個副產品，轟炸者並不在意平民的傷亡。北約對南斯拉夫的轟炸，美國對伊拉克的轟炸，仍然沿用了杜黑的戰略，對城市和民用目標實施毀滅性打擊，以摧毀民眾的信心和敵國的戰爭能力。這些轟炸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物質損失，效果非常明顯，特別是二戰初期德國對波蘭、荷蘭、比利時、法國的空中閃擊戰。但是，轟炸並不像杜黑預言的那樣，總是能夠決定戰爭的勝負。並不總是“很快，人民自己出於自我保存的本能，為了終止恐怖和痛苦，將會起而要求結束戰爭——而這將發生在陸、海軍根本還沒有來得及動員之前！”《制空權》，62頁。有時，轟炸激起了更強烈的反抗。

飛機也改變了海戰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海上空中力量的主要任務是搜索、偵查。那時的飛機還很簡陋，攜帶的彈藥很少，不足以對海上目標發起攻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空中力量（陸基或海基）已經能夠壓制住海上力量，小小的飛機比軍艦擊沉了更多的艦船，宣告了巨艦大炮時代的結束。航空母艦戰鬥群成為海軍的中堅力量。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的主要武器平台是航母。1942年5月，兩國海軍爆發珊瑚海海戰。這是美國和日本之間第一次大規模正式海戰，但雙方的軍艦卻根本沒有交火。發起攻擊的是艦載機。當時的美國海軍軍令部長（ChiefofNavalOperations）、海軍上將恩斯特?約瑟夫?金稱之為海軍史的“第一次”。《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405頁。日本在美國海空軍的攻擊下步步退守。它防守本土的撒手鐧是神風自殺飛機。美國取得最後勝利的武器是飛機投放的原子彈。

在非洲和歐洲戰場上，美國的進展也得益於制空權。大西洋的反潛作戰需要飛機，而盟軍的飛機出色地完成了這個任務。德國潛艇開始是攻擊武器，後來成為被獵殺的目標。在諾曼第登陸中，盟軍的空降兵雖然非常不順利，但還是在戰線之後牽制了德軍部署。

1948年，蘇聯以維修道路為理由，封鎖了通往西柏林的陸路和水路交通。西方佔領的大半座城市似乎成了蘇聯的囊中之物。西方國家對西柏林的空運持續了1年，突破了蘇聯集團的阻斷。蘇聯挑起爭端，最終卻解除圍城，在冷戰中開局不利。這場衝突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空中力量。這是利用空權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較早例子。西方的物質從空中進入西柏林，同時，東方的人員經陸地逃往西柏林。在10多年中，數十萬人逃亡。蘇聯和東德大傷腦筋，於是又出一招，於1961年8月修築了柏林圍牆，沿途埋設地雷。加上古巴導彈危機，那段時間是冷戰的高峰期。1989年，冷戰隨着柏林圍牆的倒塌而告終。

在二戰之後很多年，擁有制空權能夠壓制地面部隊，大量殺傷地面部隊，卻不能擊潰或消滅地面部隊。韓戰和越南戰爭都是如此。這兩個國家地形複雜，森林廣布，遮蔽了空中的視線。美國對越南實施地毯式轟炸，慘無人道地轟炸所有目標，仍不能阻止北越的推進。不過，飛機技術和制導技術進步很快，空中的優勢得到加強。在科索沃、阿富汗和兩場伊拉克戰爭中，空中力量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在科索沃，盟軍持續轟炸，沒有動用地面部隊就迫使南聯盟撤軍。在兩次伊拉克戰爭中，美國的地面部隊主要擔任最後的清理工作。在可預見的未來，空軍的作用仍將繼續上升。但贏得民心仍將需要在地面上。

爭奪制空權的目的，一是保證己方，二是打擊敵方。擁有“制空權”的一方可以從空中調動軍隊和物質，或直接打擊敵人，而不必經過陸地或海洋，大大減少了地理環境的制約。對飛行的主要限制是技術因素。飛機的滯空時間和飛行速度相對有限。因此，一國需要在陸地或海洋上建立基地，接近潛在的目標。即使將來飛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旅行像乘坐公共汽車一樣快捷、便宜，但仍不能清除地理障礙，時差、語言、文化、宗教不會因飛行速度而改變。美國在研製一種能夠不間斷飛行的環球轟炸機。它可以從美國起飛，在幾小時內到達全球任何地方。這種飛機可以威脅歐亞大陸的安全，但不會幫助美國融入歐亞大陸。洲際彈道導彈沒有使美國成為歐亞大陸國家，同樣，新型轟炸機也不會。

d?對陸地的再重視

杜黑的理論不是憑空而出的。他在軍校接受的是炮兵教育。他實際上把空軍比作炮兵，從炮戰中汲取靈感。英國軍官J?F?C?富勒認為，杜黑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炮主義，只不過把發射（投擲）炮彈的角度從水平改為垂直。《裝甲戰》，300頁。在飛機加入一戰的時候，陸地上也有了新型武器——坦克。因此，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制空權理論沒有一枝獨秀。在《制空權》出版11年後，也出現了基於新的技術的陸戰理論。1932年，富勒發表了《裝甲戰》。富勒的“裝甲戰”思想起源更早，是他在1917年夏季看到英軍潰敗時產生的。如這本書的副標題所示，它實際上是一本“野戰勤務條令”講義，側重於裝甲戰術運用。富勒認為，可以用裝甲部隊來對付空中力量，“地面機械化與空中摩托化是密切相關的。”《裝甲戰》，35頁。

富勒的理論在英國一度被忽視。在二戰爆發之前，英國步兵學校只有6位軍官借閱過刊登富勒“野戰勤務條令”講義的《步兵雜誌》，《裝甲戰》，2頁。這是別人所寫的前言介紹的情況。還未必是為了讀他的文章。不過，《裝甲戰》在德國和蘇聯都受到重視。德國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將軍、蘇聯的鐵木辛哥元帥予以極高評價。古德里安是裝甲戰的另一位理論先驅。他的書籍被翻譯成法文，卻沒有受到法國軍官的重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和蘇聯國家都集中使用坦克和裝甲車輛，把它們作為主要的地面攻擊力量。一批名將在戰爭中脫穎而出。德國有隆美爾，蘇聯有朱可夫。此外，美國有巴頓，英國有蒙哥馬利。他們都是指揮裝甲部隊的將軍。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的順利推進，得益於裝甲部隊與空軍的協同作戰。德軍飛機實施縱深轟炸、裝甲部隊快速推進的閃電戰（閃擊戰），捷克、波蘭、法國沒有來得及組織有效的抵抗就失敗了。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候，盟軍和德軍多次出現坦克集群的對攻。在庫爾斯克戰役，4000輛蘇聯坦克和2700輛德國坦克，以及大炮，在南俄大草原交戰。

因為鐵路的普及，大陸上的交通便捷了許多。麥金德因此斷言陸權將超過海權。但火車的載貨量遠遠不及遠洋貨船，而且成本高過海運很多。現在有了高速鐵路，卻更適合客運，而不適合大宗貨物的運輸，因為成本太高。空運也同樣存在着成本的問題。現有技術仍不能大幅度降低陸地運輸的成本，不能提高運輸量。就軍事行動而言，陸權對海權仍然處於劣勢。但這個劣勢不是不可彌補。在另一方面，在政治制度的優劣及道德號召力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大陸國家佔有優勢，因為它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更接近其他大陸國家，更易於爭取到人心。總體而言，在新技術條件下，大陸國家仍將具有地緣政治優勢。

美國有類似聲音，但角度不同。米爾斯海默認為，“戰爭靠龐大的陸軍而不是海上的艦隊和空中的飛機贏得勝利。最強大的權力是擁有最強大陸軍的國家。”《大國政治的悲劇》，121頁。第四章是“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在這一點上，他很可能是錯的。掌握制海權和制空權的國家也掌握着戰場上的主動權，未必需要陸軍對決。在軍隊嚴重依賴高技術裝備的時代，擁有優勢海軍和優勢空軍的國家一定也有發達的陸軍。米爾斯海默是美國人。他像另一個島國人麥金德一樣誇大了陸地力量。他的出發點是從島國控制整個歐亞大陸，而大陸國家則是從大陸出發，保證海洋航行的暢通。因此，米爾斯海默對陸海空軍力量的判斷標準與大陸國家有很大的差異，容易高估陸軍的作用。比如，他的結論中有兩條是，“單有封鎖不可能迫使敵人投降”，《大國政治的悲劇》，130頁。“從海上進攻大國的領土要比從陸上入侵來得困難”《大國政治的悲劇》，160頁……可以看出，米爾斯海默研究的是在向大陸國家攻擊時的困難；大陸國家考慮的是如何突破海洋封鎖，而不是等到敵人登陸入侵——已經有了主動與被動。差異是由於海島國家和大陸國家的目標不同造成的。

不過，米爾斯海默有一點是對的。他說：“即便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不可能征服只靠船隻才能達到的遙遠地區。因此，大國的野心只能主宰它們所處的地區以及在陸地上能達到的毗鄰地區。”《大國政治的悲劇》，120頁。美國是一個例外。美國曾經在短時期內征服了遙遠地區。然而，它的全球霸權是世界大戰和冷戰的一個副產品，是在眾多盟國的支持下做到的。這樣的支持只有在極端條件下才能獲得。冷戰結束后10多年，美帝國已經呈現頹勢。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力量將更為分散，區域化的勢頭將更強勁。原因就是大國投射影響的能力有限。

e?高邊疆與星球大戰

有史以來，人類從來沒有離開過武器。在沒有武器的地方，他們會製造出適用的武器。這個規則也同樣適用於太空。人類進入太空不過數十年，近地空間已經佈滿了各種軍事設施。重返大氣層的洲際彈道導彈要經過空間。“和平利用太空”只是開發太空的一個方面，而且在開發初期只是一個次要方面。冷戰結束之後，“國際空間站”是各國在空間科學合作方面的一個好模式，但此一合作不會妨礙更多的空間項目被用于軍事目的。

人類進入太空的交通工具是火箭。火箭始於軍事目的，是德國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發展起來的。V-2是最著名的產品，在二戰中被用來攻擊英國。戰後，美國和蘇聯的太空技術直接得益於德國的火箭研究。在冷戰期間，美蘇的一個重要競爭領域是太空。取得空間優勢是他們發展空間技術的動力。蘇聯在1957年10月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1961年4月12日，蘇聯率先實施載人太空飛行，“東方”一號飛船距離地球表面302公里。這是人類首次進入太空。蘇聯的太空技術領先於美國，美國受到巨大壓力。蘇聯人進入太空一個多月後，美國總統J?F?甘迺迪宣佈了載人登月工程。與蘇聯的航天計劃相比，“阿波羅”計劃更複雜，也更宏偉。1969年7月，美國首次把兩名太空人送上38萬公裡外的月球。此後美國太空人又5次登上月球。登月活動引起的轟動效應在遞減，當它不再能顯示美國的空間優勢時，就在1972年12月結束了。人類進入太空的里程碑事件都是冷戰的產物，是超級大國炫耀技術實力和經濟實力的結果。兩國的太空人被當作國家英雄（也是人類英雄）。1960年代是人類走出地球，向太陽系擴張的開始。

空間被稱為高邊疆。對比地球表面的邊疆開發歷史，這個詞本身已經隱含着軍事意義。與以前的軍事理論一樣，在“高邊疆”理論上也可以找到一位代表人物。他是美國陸軍中將丹尼爾?O?格雷厄姆（1926-1995）。格雷厄姆畢業於西點軍校，擔任過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1973-1974）、國防情報局局長（1974-1976）。在1976年和1980年的兩次美國總統大選中，他是候選人羅納德?里根的軍事問題顧問。在里根當選總統之後，他們一起討論過導彈防禦計劃。在1979年秋天，在里根的要求下，格雷厄姆提出了“高邊疆”的概念。1981年9月，格雷厄姆成立私營的“高邊疆公司”（HighFrontier，Inc?），以推動太空動能武器的發展。他是“戰略防禦計劃”（星球大戰計劃）的始作俑者之一。

自從蘇聯緊隨美國擁有核武器之後，美國一直執行“相互確保摧毀”的核政策，對遭受的任何核打擊實施核報復，從而嚇阻蘇聯使用核武器。這個威懾政策是進攻型的。1983年3月23日，里根總統就國家安全問題發表演講，提出了防禦性的政策，其實是維護美國的核進攻優勢。他說：“如果蘇聯加入我們大量減少武器的努力，我們將成功地穩住核平衡。然而，仍然有必要依靠報復的恐懼、相互的威脅。”有沒有辦法不採取報復呢？里根宣佈他找到了一條出路：“我們開始一項計劃，用防禦的方法來對付令人膽寒的蘇聯導彈。讓我們求助於我們的技術力量吧。正是這些力量生產出我們偉大的工業基礎，給予我們今天享受着的生活質量。”里根詢問道：“如果自由的人民能夠無憂無慮地生活，知道他們的安全不依靠美國即時報復的威脅來威懾蘇聯進攻，我們能夠在戰略彈道導彈到達我們自己的土地或我們盟國的土地之前就攔截並摧毀它們，那會怎麼樣？”

那會怎麼樣呢？結果是新一輪核軍備競賽。因為蘇聯不願意看到自己的核力量成為無用之物，同時卻處在美國核打擊的威脅之下。其實，當時蘇聯已經在莫斯科周圍部署了反彈道導彈系統，而美國人認為蘇聯已經領先。遲至1986年，保守的傳統基金會在一篇文章中宣稱：“總而言之，在戰略防禦作戰經驗的許多關鍵領域裏，蘇聯都領先於美國，並保持反彈道導彈和雷達的生產線空閑，以便迅速擴大生產。”WhileOpposingReagan?sSDI，MoscowPushesItsOwnStarWars，HeritageFoundationBackgrounder?No?540，October21，1986，KimR?Holmes?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ussiaandEurasia/bg540?cfm?美國總是傾向於高估對手，並從不隱瞞對方的優勢和自己的劣勢。所以，任何頭腦清醒的競爭對手都不會因為得到美國的較高評價而沾沾自喜。這次也不例外。在宣佈“星球大戰”計劃前兩個星期，里根在3月8日發表了關於蘇聯“邪惡帝國”的演講。所以，1983年是冷戰後期美蘇的對抗小高峰期。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上台後，1986年10月與里根舉行了雷克雅未克會談。兩國關係有所緩和，但雙方沒有在戰略防禦計劃上達成妥協。在冷戰結束20年之後，美國和俄國還在討論如何開始削減核武器和運載工具的談判。

最初，美國計劃以天基的激光發射器為攔截武器。後來事實證明，那時的激光武器還很不成熟，其他相關技術也不成熟。里根之後的美國政府一再縮小戰略防禦計劃的內容，至今還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防禦網。但在當年，該計劃卻給蘇聯造成了很大的壓力，甚至被認為導致了蘇聯解體。蘇聯解體的原因眾多。蘇聯內部和東歐集團內部不可調和的矛盾與衝突是主要原因，而經濟已經臨近崩潰。外部原因則有阿富汗戰爭的消耗，以及中國和美國站到一起等新因素。當然，在東西方對抗中，西方對蘇聯集團的壓力一直存在（反之亦然）。在蘇聯已經不堪重負之時，星球大戰計劃是壓垮蘇聯的最後一根稻草。

“高邊疆”美國空軍現在有一本《高邊疆》期刊。很類似美國當年的“西進運動”。美國向西開拓“邊疆”是一場以武力為先導的運動。只有在驅趕和屠殺土著的印第安人之後，才有“邊疆”地區可供美國人開發。太空本來無人居住，那裏沒有人因為“高邊疆”運動而受到傷害。人類進入太空的最初目的是為了獲得地面上的軍事優勢，不是向太空殖民，或者開發資源。在可預見的未來，人類不可能在太空過上可以自持的生活，從別的星球運回礦產並獲取利潤也很困難。除了接納人類的探險精神之外，太空總是直接為人類在地面的生活和活動服務。這些活動多是軍事的。“高邊疆”運動比其他邊疆運動（包括地理大發現）具有更多的軍事成分。

偵查、通訊、指揮、控制——所有這些軍事裝備都已經搬上了衛星。衛星（以及以月球為基地的平台）不僅收集和傳遞信息，而且還將搭載武器。除非各國拿出足夠的誠意，否則太空的非武器化必將成為空談。半個多世紀以來，已經有了核武器控制的失敗先例。

f?四權之外的爭奪

以上這些理論反映了一個簡單事實：軍隊運動速度在提高、運動空間在擴大，軍力投射距離在加大，同時，武器打擊距離增加，烈度增加，並能夠更好地保護使用者。在四權之中，能夠更好達到這個目的的那一個權必定佔有優勢，因而更受理論家注目。權力優勢不是恆久的。現在有了對四權的爭奪。在進入太空之後，人類的競爭和戰爭範圍還沒有達到最大化。人類的探索是無窮盡的，人類的競爭是無窮盡的，人類對權力的爭奪也是無窮盡的。人類探索到哪裏，權力爭奪就會跟到哪裏。戰爭將出現在人類身體和人類工具所能達到的一切空間和虛擬空間。所有這些爭奪都應該是地緣政治學的研究範疇。

在陸地、海洋、天空、太空實體空間之外，爭奪已經進入了虛擬空間。現在不僅有了“信息戰”理論中國的沈偉光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信息戰”理論的人之一，也許是最早的一人。奇妙的是，他所受教育不多，不懂電腦，更不懂互聯網。他有官方身份，卻是私人著述。，一些國家還組建了信息戰軍隊。在軍事衝突中，黑客攻擊對方的網絡系統，癱瘓敵方的通訊、指揮和宣傳，就像在熱戰中炸毀敵人的道路和大橋。據報道，在2008年的俄國和格魯吉亞的武裝衝突中發生過網絡攻擊。俄國有非常好的數學和軟件人才，但兩國都不是信息產業發達的國家。所以，這樣的攻擊只是小試鋒芒。將來也許會爆發“制虛擬空間權”的大規模戰爭。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曾多次指責中國的黑客攻擊。這種戰爭與以往的戰爭不同，看不見實物，看不見硝煙，卻能夠達到戰爭的目的，使“敵人”遭受他們不能承受的損失，屈服於“我們的”願望。信息戰會像熱戰一樣造成大量的財富損失，也會造成人員傷亡。1999年喧囂一時的“千年蟲”事件雖然有些誇張，有殺毒公司的商業炒作，但當時對“蟲”後果的預言可能會出現在信息戰中。

在今天的戰爭中，電磁戰已經是戰爭手段之一。在設計時注重飛機、軍艦等作戰平台的隱形性，以加強它們的自我防護和突防能力。同時，偵查技術也在進步，以更早地發現更遠處的目標。遠離敵人在非打擊武器中也同樣適用。雷達是偵查工具，也是整個武器系統的一部分。雷達的搜索麵積大、實時，取代了飛行員在空中用肉眼搜索。和無線電一樣，雷達的出現也可被看做符合武器系統的進步模式。很多年來，不僅戰鬥機、轟炸機等作戰飛機裝上了雷達，還出現了專門用雷達搜索目標的預警機，以及間諜飛機。對於地緣政治學，這些具體的軍事技術可以歸入更大的種類。詳細研究是軍事學的內容了。

在物理學和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將來的人類或許可以進入更多的空間維度。那時，也許會出現“制第八維空間權”之類的理論和實踐，以控制進入其他宇宙的通道。我們這一代人大概不會看到這樣的場景了。但假如看到了，合格的地緣政治學家不會為此驚訝。人類有掠奪和殺戮的本能。除非受到政治的制約，戰爭具有向更大規模發展的傾向。

新式武器層出不窮，人類殺戮的效率越來越高。戰爭加速了武器的研發。一戰時的新武器是飛機、坦克，還有大量使用的毒氣。二戰時期是核武器。冷戰時期是導彈。20世紀末是信息化、精確制導炸彈。21世紀初的標誌性武器還沒有出現。可能是冷血的（無血的）人工智能士兵。這樣下去，武器總有一天會失控，落入有毀滅人類決心的狂人手中，或脫離人類而具有獨立意志。不過，如果沒有了人類，地球的其他生命會幸福很多。

地緣政治不會因為技術的進步而徹底改變。所有技術的目的都要歸根為“人”，或為人服務，或為了控制和殺傷人，還是為了己方的目的服務。人類生活在地球表面上，這一事實長期不會改變。今後人類也許能夠終生在太空生活、繁衍。但他們可能在數代之後變異為別的物種。技術沒有靈魂。先進武器可以控制人，殺傷人，卻不可能爭取到人心，也難以長期控制地面上的財富。空中的、海上的勝利者最終還要回到地面上來。

顯然，在三權和四權之外，還有需要爭奪和控制的權力。軍人們更了解這些技術性的權力。除此之外，我們更不應該忽視人權。人權是權利（right），也是權力（power）。權利可以轉化為權力，沒有權力保障的權利則是一紙空文。人權是中國人的權利，不會因外國人提倡就變成了國外特有的權力。人權在中國並非舶來品。儒家的先聖們早就提出過“仁者愛人”和“仁者無敵”等觀念。在距今2300多年前，儒家的“仁”是超前的，也是有限的。他們要求權力者向人們施捨他們原有的權利，不知道沒有權力就沒有權利。早期的儒者是理想主義的權力崇拜者，後世有更多匍匐在權力之下者。當他們試圖現實地操縱權力時，就變成了法家。法家擅長的是權術，很少是法律。如果非要與現代比較，他們更接近於狡詐的律師，而不是正直的法官。如果今天的中國能夠以秦漢以前的儒家思想為起點，恢復傳統的仁愛文化，建立起能夠真正、充分保障人權的制度，必將在世界上為中國增添巨大權力。

陸地、海洋與領土的關係

在討論了陸權、海權、空權和太空權之後，還是要回到地面上。制海權、制空權和制太空權都離不開陸地上的基地，它們的目的是取得陸地上的優勢。如果不能幫助在陸地獲得優勢，各權就失去了意義。在現有技術條件下，絕大多數人總是生活在陸地上，因此，權力也必須落實到地面。古希臘神話說，巨人安泰（Antaeus）的母親是大地女神蓋亞（Gaea）。他只要接觸大地就能百戰百勝，因為他能夠從母親那裏汲取無窮力量。大力士赫拉克勒斯（Hercules）識破了他的秘密，在搏鬥中把他舉到空中扼死。這個神話大概是空權打敗陸權的最早事例。然而，赫拉克勒斯是站在大地上殺死敵人，取得勝利的。

這場搏鬥的起因是宙斯（Zeus）要向他的祖母蓋亞造反。宙斯是安泰的侄子、赫拉克勒斯的父親。算起來，赫拉克勒斯比安泰小兩輩。他的勝利表明，新權力取代了舊權力。

a?清末的陸防與海防

傳統上，中國是一個陸地國家，這也是農耕社會的特點。在19世紀中期之前，對中國的威脅大都來自北方。中國的目光朝向內陸，一向缺乏向海洋擴張的動力。而在陸地上的擴張也不積極。漢、唐兩朝都有向西方的擴張，但主要是為了從側翼鉗制匈奴或突厥，目的是以攻為守，不是擴大帝國的疆界。南宋皇室為躲避元兵而逃難於海上。最後陸秀夫背着小皇帝趙昺蹈海而死。海洋沒有能夠挽救南宋皇帝的性命。自漢、唐的強盛之後，中國大規模的領土擴張出現在元、清兩朝——都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元朝軍隊進攻外海島嶼（日本、爪哇）都遭到失敗，證明游牧民族不擅長跨海作戰。不過，台灣在元朝時正式歸屬中國。明朝時，鄭和下西洋是中國航海史上最大的壯舉，卻僅限於炫耀帝國的強盛。大船隊滿載着士兵和財寶，卻對海外土地和商業利益沒有任何興趣。

自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在海陸兩個方向都遭到強敵入侵，漫長的邊境沒有一處是平靜的。清廷左支右絀，無奈虎狼之國太多。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共105年，為害中國最深的國家是日本、俄國、英國、法國四個國家。除了俄國可以從海陸兩個方向入侵之外（它確實也這麼做了），從其餘三國到達中國都要經過海洋。對於中國，英、法、日是海上強權。但這個判斷並不完整。它們也從陸地上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它們不僅在中國海岸登陸，搶佔租界，還在中國周邊建立了殖民地。對於中國不易到達的內陸地區，英國和法國從它們的南亞、東南亞殖民地上滲透、蠶食。日本佔領朝鮮后，也主要從陸地上向中國發起進攻。這些殖民地從前都是中國朝貢體系的成員國。

在20世紀初之前，英國和法國在中國主要追求貿易利益和小塊租界，沒來得及搶佔大片殖民地。進入20世紀，它們在一戰中元氣大傷，在遠東擴張的勢頭大大減緩。所以，英法兩國在中國經營殖民地的時機從來沒有成熟過。對中國懷有領土野心、並能夠動手瓜分的是俄國和日本。這兩位芳鄰一個來自陸地，一個來自海洋。與英法相比，它們是次一級的帝國。日本的現代化起步雖然比俄國的晚很多，但發展速度卻比俄國快很多。而且，日本的擴張不像俄國那樣有多個方向。從開始擴張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日本在半個多世紀的擴張只有一個方向，那就是中國方向（琉球、朝鮮等目標是中國藩屬）。

俄、日把擴張目標對準中國的時間相差不遠。1850年，清朝與俄國在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1856年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被英、法、土等國打敗，失去了向地中海方向擴張的可能。因此，俄國轉向東方，先後吞併了中亞的三個汗國，到了中國的西北邊疆。俄國趁着阿古柏入侵新疆，於1871年佔據了伊犁。1854年，日本結束了兩個世紀的閉關鎖國政策，開始明治維新，實力漸強。1872年，日本廢除琉球國王，把琉球變成藩屬，又在1874年借口琉球人在台灣被殺事件入侵台灣，索取清廷50萬兩賠款後退去。

在這個關鍵時候，清朝在快速衰敗。太平軍（1850-1864）、捻軍（1852-1868）等內亂使大半個中國陷入戰亂。西北、西南有回族、苗族的大規模反叛。在1856-1860年，英法尋釁，聯合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攻入北京，掠奪並焚毀皇家園林圓明園。普遍吸食鴉片造成國民體質下降，白銀外流。大清朝氣息奄奄，呈現出典型的末代景象。多虧了幾位能幹而又忠心的大臣。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的扶持之下，清廷平定內亂，發展工業。因為“同治中興”（同治帝1860-1874在位），清廷才又勉強維持了30多年。

曾國藩（1812-1885）和李鴻章（1823-1901）都是洋務派領袖。曾國藩創辦福州船政局（1866）。李出自曾的門下，創辦江南機器總局和金陵製造局（1865）。1874年，同治帝死。慈禧安排她妹妹四歲的兒子即位，得以繼續以太後身份掌握大權。1875年，光緒元年，清廷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又命李鴻章、沈葆楨分別督辦北洋、南洋的海防。陸防和海防都在爭取有限的資金，是當時中國積貧積弱又大敵壓境之下的無奈之舉。1875年，清帝許諾每年劃撥400萬兩海防經費。到了1877年後期，李鴻章收到的還不足200萬兩，主要原因是新疆之役耗費巨大。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28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引文出自第四章，該章作者是劉廣京、理查德?史密斯。從1875年到1881年，“七年之中總數逾五千二百三十萬兩協餉的支援，是支持左宗棠在新疆取得勝利的唯一的決定性因素。”《劍橋中國晚清史》下，272頁。此外，在這7年中，經清廷批准，“左宗棠共向華商借款846萬兩，向洋商借款1375萬兩，總計借款2221萬兩。”因中介從中賺取暴力，洋商借款的年利為10%，比當時正常行情高出一倍。7年共花費7451萬兩（不算利息），平均每年1064萬兩。而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為北京所確認的清帝國的總稅收，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內，計約六千萬兩”。《劍橋中國晚清史》下，554頁。國稅和地稅的收入大部分來自田賦和厘金（營業稅），關稅次之。在1875年，清朝的進出口大致持平。在1億3672萬兩白銀的貿易總額中，約有110多萬兩的盈餘，關稅收入是1196萬8109兩。由此推算出，在新疆用兵，每年耗費的資金占清王朝全部收入的1/6以上。

李鴻章說：“二者兼營，則皆無成而已！”《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十五，第十頁。轉引自沈傳經、劉泱泱：《左宗棠傳論》，310頁，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李鴻章有充足的理由：“彼有鐵路以調兵，則旬月可以雲集；中國行師絕塞，非經歲不能到防。彼有電報以通信，則瞬息可以傳命；中國遞文邊界，非三數月不能往還。”《代李伯相復張觀察書》，《庸盦文別集》，卷四，第131頁，薛福成。轉引自苑書義：《李鴻章傳》，310頁，人民出版社，2004年。薛福成（1838-1894）時在李鴻章幕府中任職。有了鐵路之後，陸地運動速度加快，陸權對比海權的劣勢大大減少了。當時中國在新疆既無鐵路，又無（有線）電報。最大的挑戰來自後勤補給。左宗棠說：“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三十二頁。轉引自《左宗棠傳論》，310頁。同時，左宗棠也知道，如果海疆不定，朝廷也不能夠顧及西疆。他又說：“只盼海上宴然，英事速結，再做區處。”《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十五，第六十二至六十三頁。轉引自《左宗棠傳論》，328頁。“英事”指1875年的馬嘉里事件。這次事件起因於英國吞併緬甸后對中國西南的窺探。

李鴻章對形勢的判斷沒有錯。清朝確實無力同時在東西方打兩場戰爭，對手分別是日本和俄國。李鴻章的錯誤在於對時機的判斷。在中亞的大角逐中，俄國與英國互相牽制，它們都在利用阿古柏。在東海，日本對中國還不具有海上優勢。那時，海防和塞防都面臨巨大的壓力，但在兩個方向上短期都不會形成戰事。所以，清朝沒有遇到東西海陸兩線作戰的問題，甚至連單線作戰都算不上。這兩個問題都通過談判得以解決。中國支付賠款，從俄國收回了伊犁，從日本收回了台灣。但是，真正的危機將在數年之後到來。

1884年，新疆建省。劉錦棠擔任新疆省第一任巡撫。西部暫時較為平安。1879年，日本宣佈廢除琉球國，建沖繩縣，又遣使來中國談判。1880年，李鴻章創辦的海軍正式成軍。這時的日本還不那麼確定它的實力，提出把琉球群島南端的先島群島（包括宮古列島、八重山列島）分還給中國。當初，李鴻章主張暫時放棄西部，是想在東部更強硬地對付日本。他（或執筆的薛福成）設想，如果中日談判不利，清廷將“撤防俄之勁旅，分軍三道，載以輪舶，直趨長崎、橫濱、神戶三口”，“制其死命，或封琉球，或重議約章，皆惟我所欲為矣。”《代李伯相復張觀察書》，《庸盦文別集》，卷五，第177頁，薛福成。轉引自《李鴻章傳》，311頁。以武力威逼日本的想法或出自薛福成。設想很宏大，顯示出李鴻章對海防有很大的信心。但中國終於失去了琉球。李鴻章更沒有想到的是，僅僅過了13年，中日海上力量的對比就完全倒轉了。

1884年6月，左宗棠從兩江總督任上回到北京，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同月，法國攻擊駐越南的清軍，接着又侵犯基隆，襲擊福州。福建水師全軍覆沒，馬尾船廠也遭到轟炸。左宗棠這時已經病重，但仍請旨出征，離京赴閩，於12月到達福州。他督辦福建防務，籌辦台灣省，未幾，於1885年9月3日去世。次年，台灣脫離福建，單獨建省。

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中，李鴻章苦心經營的北洋艦隊被日本消滅。根據《馬關條約》，建省不到9年的台灣被割去。1900年，八國聯軍直入北京。事實證明，中國既無海防，也無塞防。戰後的爛攤子還要李鴻章去收拾。庚子議和時，他已經是燭光搖曳，光影昏暗了。1901年9月簽訂《辛丑條約》，俄國又圖謀東北。在俄國一擊之下，李鴻章終於不支，於11月7日去世。梁啟超很推崇李鴻章。他如此評價左宗棠和李鴻章：

左李齊名於時，然左以發揚勝，李以忍耐勝。語其器量，則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虛驕者，嘗欲奉左為守舊黨魁以與李抗，其實兩人洋務之見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舊，李亦非能維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餘年，故得保其時俗之名，而以此後之艱巨謗垢，盡附於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梁啟超：《李鴻章傳》，100頁，海南出版社，1993年。

在1875年海防與塞防之爭時，清廷如果能勵精圖治，還有振興的機會。但要振興，非有大變革不可，而大變革遠非臣下之權所能及。權力掌握在一人手中。到了19世紀的最後20年，局勢迅速糜爛到不可收拾。李鴻章只是一個臣子。他的地位再高，也不過是太后的奴才，權力仍然很有限。面對太后和滿清權貴的無知和掣肘，官僚階層的腐敗和顢頇，以及官場上的傾軋，他無可奈何。李鴻章為清廷沒落承擔了最後的罵名。但是，譴責者們忘了，國家的災難不是他製造的，他只是奉命收拾殘局的人。當李鴻章在1901年去世的時候，清朝已經奄奄一息，不可救藥了。國運衰竭，而後才會有海防塞防之爭。

中國是一個有18000多公裏海岸線的大陸國家，因此是一個海陸二元的國家。中國既不是完全的大陸國家，也不是完全的海洋國家，而是兼而有之——既兼有優勢，也兼有劣勢。中國在海洋和陸地上都有極大的利益，不可採取海權和陸權分離的理論。海陸都不可放棄，也沒有出現必須放棄其一的最後關頭。在清朝覆沒前30多年，清廷（慈禧太后）還有能力兼顧兩者。對於中國，海權和陸權是相輔相成的，“水陸並進”才是正路。海權的發展離不開陸權的支持，反之亦然，不可顧此失彼。另外，美國在海洋和陸地對所有國家都仍佔有很大的軍事優勢，中國沒有必要在現階段突出某一方向，展現出挑戰的姿態。況且空權和太空權早已使海陸二分、對立的觀點過時了。

中國發展方向的大問題不是給中國貼上一張“陸權”或“海權”的標籤就可以解答的。它將由中國的國內國際大戰略決定。中國需要明確的戰略目標，這不應該是“國家機密”。

b?陸地擴張與海洋擴張

一個國家的成長必定伴隨着擴張，這是全球化的根本動力。國家的擴張大致有兩種類型：土地擴張和市場擴張。在二戰結束之前，日本和俄國屬於前一個類型。中國首當其衝。這兩個國家的擴張來源於對安全的焦慮，對土地的渴望，對征服的期待，以及對歐美的模仿。每當佔領了新的土地之後，又會出現新的邊界、新的安全問題，因此又需要新的擴張。如果不知收斂，就會導致擴張鏈條崩潰。領土擴張是這樣，市場擴張也是這樣。

領土擴張大致可分為兩大類型：陸地擴張和海洋擴張。俄國和英國是擴張大國。俄國是陸地領土擴張，新佔領的土地與原來的國土相連。英國是海外領土擴張，新的土地遠離本島。在1890年代之前，美國的擴張是陸地型，之後為海洋型。如今，殖民時代已經結束，民族意識高漲，宗教情緒對立。而且，地球不再像以前那樣有大片人煙稀少的地區，幾乎每一個適宜居住的角落都是人頭攢動，許多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也都住着人。這個時候的領土擴張雖然並非不可能，但其成本遠遠高於收益，成果卻很難守住。同時，軍事行動的耗費與代價越來越大。但是，大國仍然要擴張，這是它們的生性所決定的。

俄國的擴張繼承了草原帝國的基因，在16世紀國家形成初期已經開始。在1689年，俄國與清政府簽訂《尼布楚條約》，穩固了它在遠東佔領的土地。在尼布楚之前，俄國已經佔有亞洲最東部的堪察加半島。那時，東西方的差距剛開始加大，俄羅斯暫時無法對中國下手，而且它那時的主要目標放在海洋上。同在1689年，彼得一世把他執政的姐姐幽禁起來，獨自掌握大權，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帶領俄國走向海洋。俄國的第一步是爭奪出海口，為此，這個大陸國家要創建一支強大的海軍。在《尼布楚條約》之後，中俄之間長期相安無事。鴉片戰爭之後，俄國捲土重來。這時的清帝國已無還手之力了，於是割地賠款。俄國從中國侵佔的領土都是在陸地上與俄國相連的，甚至在它只想製造一個緩衝區時，也能夠使外蒙古獨立於中國。俄國沒有能夠從海上割取中國領土，旅順港最終還是歸還給中國了。

俄國歷史是由領土擴張塑造的。沒有擴張就沒有俄國，而不能夠擴張的俄國就會失去國家的目標，變得無所適從。俄國學界對擴張的評價非常高。米羅諾夫羅列了許多好處：

俄國史學泰斗（C?M?索洛維約夫、B?O?克柳切夫斯基、П?H?米柳克夫等）認為，領土擴張是俄國歷史的關鍵問題。這是對的。擴張為俄國帶來了重要而積極的後果：自然資源的增加；人口中心和經濟活動從北向南，向更適宜的地理環境轉移；在邊境地區俄國人的安全係數提高和由此帶來的在老居住區和新居住區之間勞動資源的更合理分配；在被合併的西部地區具有更發達文化和經濟的等級—團體組織，對俄國社會制度的有效影響。……沒有領土擴張，俄羅斯就像16世紀前一樣，仍然是一個非常落後的歐洲一隅之國，在文學、藝術、科學和技術領域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績，人民也不可能有很高的生活水平。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米羅諾夫：《俄國社會史》上卷，43頁，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

俄國擴張的最初動力是為了保證安全。歐洲東部的大平原一望無際，無險可守，而且還很寒冷。拿破崙和希特拉是歐洲數百年來歷史上最出名的兩位軍事強人。他們都曾入侵俄國並遭遇慘敗，他們的敵人不僅有俄國士兵，還有嚴寒和廣闊的土地。拿破崙和希特拉也曾試圖入侵英國，都因為不能安全渡海而放棄。拿破崙法國的海軍被英國擊敗，希特拉德國的空軍被英國雷達照射，不能取得制空權，海軍也就不能渡海。與俄國廣闊的平原不同，英國可以固守一條狹窄的海峽而自保。

到目前為止，陸權國家走向海洋的努力從來沒有成功——如果成功的標誌是掌握“制海權”，而不是獲得更多的出海口。俄國奪得芬蘭灣出海口，修建聖彼得堡，在遠東奪得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還短暫擁有過旅順（阿瑟港），但俄國從來沒有成為海上強國。冷戰後，俄國失去了芬蘭灣邊上的塔林、里加，現在有可能失去黑海上的塞瓦斯托波爾。

陸地擴張與海洋擴張的結果不同。在經歷了蘇聯解體的巨大挫折之後，俄國仍是今天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俄國遭受到美國和北約的打壓，但仍是一支獨立的國際力量，仍有成為世界強國的潛力，不會像英國那樣依附於美國或其他大國。俄國擴張所得的土地都與原來的國土相連，殖民擴張比較容易站穩腳跟，尤其是在人煙稀少和文化落後的地方。當年，俄國甚至前進到北美的俄勒岡一帶與美國爭奪土地，最終退了回來，還把阿拉斯加賣給了美國，因為北美與俄國本土隔着白令海峽，不便管轄。在1991年蘇聯解體之前，俄國的領土一直在增加。蘇聯的失敗，更多是制度的失敗，對抗的失敗，而較少是擴張的失敗。在冷戰失敗之後，俄國必然會失去東歐衛星國。但如果蘇聯不是那樣壓制本國人民、壓迫其他民族，冷戰失敗未必會使蘇聯失去領土，至少不會失去那麼多。

英國的擴張是海洋型的，追求的是利益。對於英國，土地更是市場、更是利益的安全保證。在殖民時代，英國在全球各大洲都建立了大片的殖民地，但對歐洲沒有領土要求（直布羅陀是個例外）。英國的海外殖民地有兩種類型，其一是原住民被英國人及其後裔大量消滅，如北美、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加拿大的一部分，新的土地為英國移民佔有，倫敦能夠對殖民地發號施令。其二是原住民的人口稠密，如印度、緬甸，英國殖民者和原住民在階級上完全隔離，形成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無論哪一種，英國最後都沒有保住，這些殖民地最後都獨立了。前者是自己人的獨立，後者是被壓迫民族的獨立。

英國和俄國的擴張方式的不同，原因除了海洋和陸地的區別之外，也與兩國國內製度的不同有一定關係。1688年英國在分權，基本上完成了議會制度的建立。在同一時期，彼得大帝的俄國、路易十四的法國都在集權。英國和歐洲大陸的政治制度走上了相反的道路，產生的一個結果是，一個是市場擴張為先導的土地擴張，一個是直接的土地擴張。

從佔有土地的結果來看，大英帝國的擴張比俄國更失敗，但英國傳播文明的成就卻是俄國無法望其項背的。其實，英國的實力比它現在顯現的要雄厚一些。英國在高等教育、經濟規模、科學技術、工業生產等許多方面都在俄國之上，氣候條件和地理位置也更好，政治更為穩定。在歐洲大陸開始一體化之後，限制英國發揮應有作用的是它的島國性質和島民心態。

海權國家便於擴張，卻難以守成。陸權國家的擴展緩慢，但成果往往是穩固的。這是因為新增領土是和本土相連的，在各個方面都容易被吸收，尤其是在兩者之間存在巨大的經濟、文化和人口落差時。從1776年建國后不久開始，美國只經過大約100年的擴張，就形成了一個和今天中國領土面積相當的國家——中國有4000年的國家歷史，並且在大多數時候在本地區佔有軍事優勢。但是，美國失去了古巴、菲律賓海外殖民地，儘管古巴和它隔海相望。美國佔有夏威夷群島是一個例外，因為它太弱小，又對美國太重要了。

與美國失去海外殖民地的情況類似，在殖民地獨立之後，大英帝國昔日的光榮已不復存在。英國回到它出發的那個小島上，只留下了英聯邦這個空殼。英國的殖民地喪失殆盡，此後，約翰牛隻能在英倫三島上遙望日出日落，還有百慕達群島這樣的准國土。他們在別處看到的都不是英國的太陽。英國甚至不能保有幾個島。獨立后的愛爾蘭佔去了一個島的大半部分，英國還不得不為那小半部分搏鬥。蘇格蘭的獨立運動也頗有聲勢。在島上的凱爾特人後裔中，只有威爾斯因為太弱小而比較安靜。不列顛也許能完整擁有一個島。這是海、陸兩種擴張的不同結局。在海外不能擴張的時候，那就只能收縮。英國如此，日本如此，美國將來也很可能大致如此。今後，美國將從全球各地退回到美洲，將退出阿富汗、伊拉克，從位於日本、韓國、德國等國的數百個軍事基地中的大部分撤出。美國將失去它在海外佔有的大多數土地，但不會失去在美洲大陸侵佔的印第安人的和墨西哥的土地。這是美國兼具大陸和島國兩方面的特徵所決定的。

擴張、佔領與打擊

在20世紀之前，殖民擴張指向未開化地區。不過，歐亞大陸上的“未開化的”地區不過是一些沒有槍炮的、貧弱的國家。這些地區的人們有自己的國家和文明，並不是森林中的野蠻人。在許多地方，如印度和朝鮮，在遭受殖民之前300年，本土文明還沒有落後於那些入侵者。早期的美洲也不是“未開化的”。那裏曾有過燦爛的文明、廣闊的帝國。在1532年被西班牙人滅亡之前，除了在武器和航海技術上，印加帝國在許多方面並不比當時的西班牙人差很多。“未開化”多在表面上，更多是一個神話、侵略者的借口。

到目前為止，新崛起的大國總是要通過軍事手段擴張，概無例外。美國、德國、日本是最新的三個例證。美國是成功的擴張者。德國、日本則遭遇失敗，而且主要是被美國打敗。在1930年代，德國和日本的擴張非常順利。如果它們能夠適可而止，在英國和美國宣戰之前停止侵略，它們也許能夠在較長時期內保持住擴張成果。畢竟，那時的西方在國際關係中信奉強權政治，侵略和擴張是常態。德國有世界上最精良的陸軍，日本有西太平洋上強大的海軍。德國的領土要求有歷史和民族分佈的支持，在許多個世紀中，德意志人與中歐、東歐的其他民族混居。二戰初，德國以此為借口，侵佔了捷克、波蘭等國。德國戰敗后，捷克、波蘭驅逐德國居民，既是報復，也是為了在它們國家之內保持簡單的民族結構，減少以後可能出現的領土糾紛。德國人至今仍然耿耿於懷。大量驅逐居民必然導致人道主義災難，今後將很難實施。而保留別國的人口，則可能後患無窮。日本的侵略東亞對西方的影響有限。在1929開始的經濟危機時期，英美可以容忍德日的擴張，同時也無可奈何。它們在被逼入牆角的時候才不得不反擊。德國和日本的最大失誤都是不知收斂。在希特拉的干預下，“在其歷史上，德國武裝部隊首次在一個有意無限尋求敵人的體系框架內履行職能。”保羅?甘迺迪編《戰爭與和平的大戰略》，116頁，引文所在章節的作者是丹尼斯?E?肖瓦爾特，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日本與德國的情況很類似。兩國最後都因為領土擴張過度而失敗。

土地是寶貴。人和資源都在土地之上或之下，不過，如同戰爭已經從地毯式轟炸轉向精確打擊一樣，對土地的廣泛佔領正在演變為對資源的具體控制。沒有資源的土地不值得佔領。當然，資源不僅是礦產，還包括土地的戰略位置。如果不能有效地征服或同化當地人，那麼，從長遠來看，通過佔領獲得資源的行為很可能得不償失。而征服或同化一個民族是一個艱巨的任務，要耗費很長時間、很多資源（包括人的生命），最後卻可能以失敗而告終。與戰爭相比，商業是獲得資源的更好的辦法。美國佔領伊拉克對於美國是一個錯誤的決定。民主國家經常比專制國家更富有侵略性，因為它們的內耗比較少。

與現在一般人對專制帝國和民主共和的認識有所不同，在羅馬的歷史上，共和國時期是擴張的，富有侵略性的，而在帝國時期的對外政策則是相對溫和的。羅馬的擴張在共和國時期就基本結束了。

與中國類似，羅馬共和國和帝國的疆界也受到自然地理的限制。吉本說，在羅馬帝國第一個皇帝奧古斯都（前27－后14在位）在屋大維之前，羅馬的共和制度已經遭到徹底破壞。公元前49年，凱撒率軍渡過盧比孔河進入羅馬，打敗對手龐培，贏得內戰，任狄克推多（獨裁者）。5年之後，凱撒被共和派殺死。屋大維是凱撒妹妹的孫子，被凱撒收為養子，成為凱撒的繼承人。屋大維和安東尼一起，共同打敗謀殺凱撒的共和派，又於公元前30年打敗安東尼和埃及女王克里奧帕特拉。公元前27年，他宣佈還政於民，獲得羅馬元老院給予的“奧古斯都”（神聖）稱號。屋大維自稱是羅馬共和國的恢復者，實際上是羅馬帝國的創立者。統治初期，帝國軍隊在南方和北方都遇到挫折。

他的將軍曾試圖征服埃塞俄比亞和阿拉伯費利克斯。他們在那片熱帶地區向南行進了約一千英里，但炎熱的氣候很快擊退了這批侵略者，保護了那些居住在荒野地區中從不好戰的土著人。歐洲北部諸國價值甚微，幾乎不值得花人力、財力去佔領。日耳曼的大片森林和沼澤地帶住滿了一個死也不願喪失自由的強悍的野蠻民族。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上，19-20頁，商務印書館，2002年。

限制羅馬帝國疆域的，與限制中華疆域的情況大致相同，基本是地理和氣候的原因。中國的北方也有“強悍的野蠻民族”。在去世之前向元老院宣讀的遺囑中，奧古斯都為羅馬帝國設定了邊界，希望他的繼任者留在以下範圍之內：西至大西洋邊；北至萊茵河和多瑙河；東至幼發拉底河；南邊則直到阿拉伯和非洲的沙漠地帶。這樣一個版圖把地中海包圍在羅馬帝國之中，羅馬就在深入地中海的亞平寧半島中段。無獨有偶，奧古斯都的遺囑和朱元璋的《皇明祖訓》都告誡後人不要向外擴張。在奧古斯都之後，羅馬帝國遵守他的邊界，倒不是因為奧古斯都的威望，而是帝國的皇帝們和將軍們沒有了開拓疆土的動力。唯一的例外是佔領了不列顛省，但遇到了土著的激烈抵抗。羅馬修築了城牆，防備喀里多尼亞人的反擊。今天，喀里多尼亞人的後裔蘇格蘭人仍在爭取獨立。

大國之間戰爭的代價越來越高。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的攻島戰傷亡慘重。進攻塞班島的7萬美軍傷亡1?5萬，其中死亡3000多。在硫磺島，美軍傷亡2?5萬，其中死亡6800多。在沖繩島，美軍僅死亡數字就高達1?3萬。如果不入侵日本本島，就無法壓迫日本無條件投降，而美國堅持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為此，美國向廣島和長崎空投了原子彈。可以設想，如果美國早一些時間擁有原子彈，就不會有諾曼第登陸和艱難的第二戰場，它會毫不猶豫地投向德國。反過來，如果希特拉擁有核武器，他也會用來挽救第三帝國的覆沒。二次大戰中，一些遭受空襲的城市，如英國的倫敦、設菲爾德，德國的柏林、德累斯頓，蘇聯的莫斯科和彼得堡，平民傷亡慘重程度不亞於廣島和長崎。現在，一些大國使用常規空軍和導彈也能給敵國帶來難以承受的損失，從而達到政治目的。

擁有“制空權”的國家可以不經過領土或者領海對敵人實施打擊。以前邊打擊邊佔領的過程因為代價太大而將較少採用。打擊是少量人員參加的戰爭，目的是政治性的。從這一點來講，高科技戰爭與恐怖行為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恐怖組織打擊目標時的區別能力較差，或根本不想區別，或根本就以平民為最終打擊目標。他們經常不是根據目標的軍事價值，而是根據其打擊的難易程度進行選擇的。而平民是最容易的目標。這是恐怖分子相對於大國來說打擊能力弱的結果。由於技術上的落後，恐怖分子只能採取原始的打擊手段。無論是人體炸彈還是綁架暗殺（或明殺），恐怖分子都把自己的人身安全置於和打擊目標同樣（甚至更）危險的境地。自殺爆炸者把自己的身體變成了武器投放工具。

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使得佔領別國領土的代價大大上升。大規模屠殺平民的行為已經過時。得到土地卻得不到民心，佔領的土地必將得而復失。因此，佔領別國領土的回報率大大下降，甚至為負數。由是，大規模入侵別國的誘惑力隨之下降了，除非雙方實力懸殊，且潛在的回報巨大，如美國入侵伊拉克。但美國目前是得不償失。更多將成為某一政策的附屬選擇，如為了控制油田。戰爭的規模和時間將受到嚴格控制。否則，其他地緣政治玩家將趁機渾水摸魚，從中漁利。佔領別國土地必定要曠日持久駐軍。孫子說：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孫子兵法?作戰》。

孫子反對長期用兵。其害處之一是耗費物質，造成國家經濟凋敝，貨物匱乏；之二是其他國家趁機抄其後路。最後的局勢將不可收拾。所以，孫子說：“兵貴勝，不貴久。”《孫子兵法?作戰》。

在高技術條件下的戰爭，今後將很少有軍人面對面廝殺。較發達的國家將依靠打擊達到政治目的，而不必實施佔領。不過，除非擁有絕對優勢並全力以赴，否則僅僅使用軍事打擊手段很難使對手屈服，卻容易把事情弄糟，更難以收拾。如果因為軍事打擊輕而易舉，從而心生貪婪，進一步實施土地佔領，那麼，勝利者將付出高昂的代價。如果佔領一個現代社會，即使沒有遇到武裝反抗，佔領者也將在動蕩中付出沉重的政治和經濟代價。如果佔領一個前現代社會，佔領者將陷入游擊戰和恐怖襲擊的泥潭而不得抽身。在戰爭中取得勝利，卻沒有佔領敵國的領土，就會缺少談判籌碼。所以，戰爭通常不是最好的政策選擇。在伊拉克戰爭之後，今後的戰爭形式可能更多地限於空戰和海戰。敵國互相打擊戰略目標，切斷運輸線，壓迫敵方讓步。科索沃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當打擊而不是佔領成為更好的政策選擇后，陸地軍事力量的作用被削弱，空中打擊力量的重要性更加凸顯。據報道，美國航空航天局在2004年3月28日已經成功試飛了六倍音速的無人機X-43A，時速達到了7700公里，可在兩小時內到達地球上任何地方。使用這種技術製造的轟炸機不再需要海外基地。當這種轟炸機進入實用階段后，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將進一步改變。美國會很輕易地拋棄它不喜歡的盟友，也可能更傾向於使用武力，因為軍事打擊變得很方便，沒有己方人員傷亡的擔心。同時，因為不再需要盟友的軍事支持，打擊的政治成本降低了。

土地面積仍將是國家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了更多的土地，就可以有更多的人口，更大的市場，而人口對環境的壓力會比較小。如果有良好的教育，就能培養出更多的高質量的人口。有了眾多的高質量人口，國家就會繁榮強大。這種情況正是我們在美國看到的。與歐洲相比，美國的人口更年輕，生育率更高，每年還接受許多移民。美國能夠大量接受移民，原因之一是它有廣闊的土地，還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學，而且數量很多。在安全問題上，新加坡和以色列都嚴重依賴美國。這種依賴限制了它們的戰略選擇。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不會需要依賴新加坡或以色列來保證它的本土安全。這就是大與小的差別。

比土地更重要的是土地所蘊藏的資源，國家對土地的要求是隱性的。各國的資源貧富不均，各國對資源的需求也不同。一般而言，土地的面積越大，所蘊藏的資源就越多。今後，各種稀缺的資源——尤其是能源和水，可能還有糧食——是爭奪的主要目標。土地的重要性沒有下降，只是其重要性的表現方式改變了。武力不再是獲得土地的有效途徑，因為不能妥善處理被佔領土上人的問題。地緣政治中的許多問題不是技術進步所能解決的。地緣政治（或地緣文化）中的根本問題是與人有關的問題，土地還在其次。

今天，土地（以及海面、海底）爭奪最激烈的地方是南極和北極，尤其是靠近兩極的國家。在地球上的其餘地方，人口都已經飽和，不再有領土擴張的餘地。如果強行擴張，必定納入大量心懷異志的居民，使得佔領國（無論它是民主還是專制政體）難以正常運作，最後是佔領者和被佔領者兩敗俱傷。在以前的戰爭中，打擊和佔領往往是戰爭的前後兩個步驟。戰勝者總是要對戰敗者領土實施一段時期的佔領，甚至永久地割取領土。而戰敗者也順從地接受這種佔領，不會形成大規模的抵抗，如美國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維持着對德國和日本的軍事佔領，並受到歡迎。然而，除了因領土糾紛直接導致的戰爭之外，今後的“軍事打擊”和“佔領”將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再有因果關係。

內部發展的壓力將一個國家引向擴張。地緣政治學從理論上解釋擴張，是有關擴張的學科。理論的好壞區別在於它倡導擴張的方式，以及維護擴張的方式。馬丁?懷特斷定“大國生性要擴張”。《權力政治》，96頁。他認為，“大國的擴張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內部壓力以及周邊國家的衰弱。”《權力政治》，99頁。其實，這兩個原因是一個事實的兩個方面。沒有內部壓力就沒有擴張動力；而外部的壓力大於內部，就能夠把壓力壓制在內部。這與物理學的滲透壓是同一個道理。任何一個大國都必然會產生強大的內部壓力，它在發展過程中需要更多的資源、市場，有時乃至土地。壓力無可避免。既然是一個大國，那麼相對於外部世界，它必然有強大的力量，否則就不會成為大國了。對於一個新崛起的大國，聚集的能量必須得到釋放，不然就會爆炸。問題是：如何通過克制的、有利於大多數人的方式釋放壓力？

這個問題在20世紀沒有得到解決。在內部壓力和外部衰弱的條件之下，德國和日本都走向了戰爭。這兩個法西斯國家遭到慘敗。另兩個大國在戰爭中崛起了，它們是美國和蘇聯。這兩個國家彼此冷戰了40年。21世紀應該汲取的教訓是，新興大國最好能夠多途徑、緩慢地釋放其內部壓力，給外界一個適應和接受的過程。在另一方面，現有大國應該容忍崛起中的大國，將其納入到已有的國際秩序中，同時為了新的利益訴求而調整已有的秩序。現在，新一輪的全球大國正在崛起之中。

魏惠王的無奈

自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591年）以後，晉國的權力旁落，落入魏、趙、韓三家大夫手中。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王承認了晉國已經分裂近200年的現實，命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司馬光把這一年作為《資治通鑒》的起始年代。他認為，周威烈王承認篡權的大夫，把他們提拔為諸侯，這就壞了“君臣之禮”。“臣光曰”：

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資治通鑒?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根據司馬光的觀點，公元前403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轉折點，也是諸侯混戰的戰國孔子修訂的魯國編年史《春秋》止於公元前481年，春秋時代也止於公元前481年。戰國時代始於公元前403年。兩者之間有78年的空當。關於這春秋戰國時期的交匯點，史家有不同的觀點。時期的開始。戰國初期，諸侯中最強大的是從晉分出來的魏國。范睢認為，韓、魏是“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擊中了兩國的要害。中原確實是四戰之地，易攻難守。這裏姑且不論較小的韓國。地理位置是魏國衰落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西方的秦國逐漸強大起來。

三家分晉時的魏斯就是魏文侯（前445-前397在位）。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李悝為魏國制定“富國強兵”之法。他編訂的《法經》後來由商鞅帶到秦國，成為秦律的依託。文侯又以吳起守西河西河即北南流向的黃河地區。西河以西就是秦國了。，以西門豹治鄴，以樂羊子伐中山，一時人才濟濟，國勢強盛。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西河，“為魏文侯師”《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司馬遷。子夏的名言有：“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論語?子張》），“小人之過也必文”（《論語?子張》），“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論語?子張》）。“文”，粉飾。“閑”，範圍、道德規範。孔子另一位學生子游評價說：“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從子夏的幾位出色的學生看，這個評價很不中肯。子夏和他的學生們已經出現了從儒家向法家過渡的趨勢，這也許就是子遊說的“抑末也。本之則無”。這個過渡在荀子和他的學生韓非子、李斯時完成……其實，李克（一說即李悝）、吳起都是子夏的學生。魏文侯是魏惠王的祖父，魏武侯（前397-前371在位）的父親。武侯仍舊與鄰國攻伐不已，但沒有大的勝負。武侯時的大事有兩件，一是吳起受陷害逃亡到楚國（前382年），二是三晉瓜分了殘餘的晉國（前376年）。

魏惠王（前371-前319在位）期間，魏國的地位明顯下降。魏惠王不是不知進取的國君。他自己也說過：“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孟子?梁惠王上》。他統治魏國的時間甚長（52年），正當戰國時期激烈而頻繁的兼并戰爭。惠王經常與各國國君會見，帶領着他們朝見周王。一些較小國家的國君一起到魏都大梁拜見他。公元前319年，孟子見梁惠王（即魏惠王），勸他實行仁政。這是魏惠王生命的最後一年，他向孟子陳述了魏國的困境：

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以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孟子?梁惠王上》。

魏國是晉國一分為三而成的，魏惠王仍稱他的國家為晉。魏國在東、西、南三個方向上都被打敗。惠王沒有提到北方，其實北方的趙國也是魏的強敵。魏惠王在與孟子相見的當年死去。他的兒子襄王即位，孟子“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失望地離開了魏國，旅行到齊國，向齊宣王宣揚仁政去了。

魏國都城大梁是當時的文化中心，人才濟濟，但魏國不能很好地使用這些人才，他們都外流了。更早的時候，在魏惠王即位之前11年，魏國失去了名將吳起。吳起在為魏國治理西河，魏武王聽信讒言，召回吳起。吳起離開西河時，“泣數行而下”。他對隨從說：“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呂氏春秋?當務》。西河果然不久就被秦國攻佔。魏失去西河，就失去了黃河屏障。吳起離開魏國，去了楚國。他的改革促進了楚國的富強，楚國從此成為魏國的一大威脅。後來，魏惠王獎勵了吳起留在魏國的後人，表達對人才遲來的尊重。

魏國原來的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那裏受到趙和秦的威脅，在公元前369年曾經被趙國包圍。公元前362年，秦國在少梁（今陝西韓城）擊敗魏軍，俘獲了魏將公叔痤（商鞅這時在他門下）。少梁為安邑的門戶。為遠離強敵，魏惠王在戰敗的當年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北宋時稱汴梁），因此他又被稱為梁惠王。新都在舊都以東300多公里，地處中原的中心區域。在魏國遷都的這一年，秦孝公即位，秦強魏弱之勢已成。公元前359年，魏惠王沿着魏國的西部邊界修長城，對秦國採取守勢。公元前350年，秦國把都城從雍遷到咸陽，也就是從西向東遷移。但秦國的態勢是向中原地區進逼，與魏國的遷都避讓形成了鮮明對比。

公元前356年，魯、宋、衛、韓四國國君一起朝魏。魏惠王為他們舉辦了盛大國宴。席間，魯恭侯舉了四個典故，說明有以美酒、美味、美色、美景亡其國者。“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戰國策?魏策二》，“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台”。梁惠王叫好，可就是不改。公元前355年是惠王重大外交活動比較多的一年。他先與秦孝公會面，然後又與齊威王田獵。魏惠王向齊威王炫耀珠寶。齊威王回答說，“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司馬遷。齊國的寶是管理國家的優秀人才，他們比珠寶更耀眼。魏惠王聽了很慚愧，也很不高興。不能善用人才正是魏國衰敗的根本原因。

第二年，齊國軍隊攻擊魏國的東部邊界，打敗了魏軍。公元前353年，魏國攻佔趙國的國都邯鄲。趙國向齊國求援。齊國沒有直接援助趙國，而是採用了“圍魏救趙”的戰術，派兵包圍魏都大梁。然後，齊軍在桂陵（在今河南長垣）設伏，打敗了魏國回援的軍隊。第二年，商鞅（當時還稱衛鞅）率領秦兵攻克了魏國故都安邑。不過，接連慘敗似乎對魏國國際地位的影響不大，至少在小國中還很有威望。公元前351年，泗上泗水發源於山東中部，今曲阜以東有泗水縣。古泗水流經今天的曲阜、兗州、沛縣、徐州、邳縣、泗陽，入淮河，是淮河下游的第一大支流。漢高祖劉邦曾在他的老家（今沛縣）擔任泗水亭長。金朝時（1194年），黃河改道，泗水下游為黃河所奪，后淤廢，徐州以下的河道即今天的廢黃河。在戰國的兼并戰中，泗上小諸侯國保留了很長時間。十二諸侯朝魏。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稱王，是戰國時第一個稱王的諸侯。這說明魏惠王當時對自己的國際地位還是很有信心的，或者他以稱王給自己打氣。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大會諸侯及秦公子於逢澤逢（pánɡ）澤故址在今河南開封東南，當時是一個湖。，率領他們朝見周天子。這一段時間大概是惠王的鼎盛之時。但好景不長，三年之後（一說一年之後），在馬陵（在今河南范縣）之戰關於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的歷史記載有些混淆。楊寬認為，龐涓在桂陵之戰被俘，后被釋放，在馬陵之戰被殺。兩次齊魏之戰中，魏軍的將領都是龐涓，齊軍的將領都是田忌，齊軍的軍師都是孫臏。見楊寬：《戰國史》，345頁，注①。中，齊軍大敗魏師，殺魏將龐涓。在這場戰爭中，齊軍的軍師是孫臏。孫臏和龐涓是同學後來的李斯和韓非子也是同學。李斯嫉妒韓非子的才能，把他騙到秦國殺掉。比起龐涓施予同學的刑罰，真是讓人感嘆“人心不古”……龐涓擔任魏國的將軍之後，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孫臏，就請他到魏國來，使他受了臏刑（切除膝蓋骨），以限制這位刑餘之人的前途。不過，齊國沒有歧視殘疾人。孫臏逃到齊國，終於借齊國之師成就了一番事業——以魏國的慘敗為代價。

至此，魏國流失的人才有商鞅、吳起、孫臏、張儀、范睢，後來沒有留住孟子、莊子、公孫衍。這些人不僅是一時之選，在整部中國歷史中也都是極為罕見的傑出人物。這樣的損失任何國家都承擔不起，大大加重了魏國的地緣政治劣勢。

公元前334年，魏惠王以惠施為相。莊周是惠施的朋友，到大梁與惠施論學。這次會見可算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盛事，《莊子》也有記載。惠施主張與齊國、楚國聯合，但魏國的地緣政治環境沒有改善。在這一段時間，魏國多次戰敗。公元前331年，秦公子卬擊敗魏軍，斬首八萬，第二年又渡過黃河圍攻魏國的焦、曲沃。魏國把吳起守衛過的河西地區割讓給秦國，兩年後又把上郡（今陝西榆林一帶，魏文侯置）交給秦國。在魏惠王晚年，魏國喪權失地，被壓迫在中原的狹小區域內，已經搖搖欲墜了。張儀在分析魏國的地緣政治環境時說：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輳，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史記?張儀列傳》，與《戰國策?魏策》同。

張儀的分析與魏惠王對孟子的訴說遙相呼應。魏國要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守衛邊界，分散在各地，沒有餘力作戰，真是“四分五裂之道也”。與魏國一樣，後世的北宋也建都於大梁（宋時稱汴梁，今開封），雖然在北邊有一條黃河，卻基本上無險可守。北宋雖弱，在東、西、南三個方向上都沒有魏國的擔憂，不需要“卒戍四方”。魏國的形勢比宋朝還局促得很多。

除了魏國以外，這個世界上還有一些地方因為地處區域的中心而備受蹂躪，這就是所謂的“地理決定命運”。在歐亞大陸的中部和西部也有各自的中原——中央平原。中歐（包括很大一部分東歐）和中亞的境遇與魏國所處的中原很類似。

烏拉爾山以西的歐洲和中國的面積大致相同，也自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但中國的地理環境更為封閉）。歐洲的地理中心因為大國力量消長和由此而來的邊境線變更而有所擺動，但總是在中東歐一帶，即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前南斯拉夫的幾個國家。除了德國和匈牙利之外，這些國家的多數居民都屬於斯拉夫族的分支。與中原相比，中東歐的情況要複雜得多，因為它的民族組成複雜，地形破碎，還不是歐洲的文化中心。

中東歐成為歐洲的中原是比較晚近的事情。歐洲的早期文明主要限於地中海北岸，茂密的森林阻擋了羅馬帝國北上進入中歐。日爾曼人、斯拉夫人、馬扎爾人等先後在此建國。從黎塞留時期開始，一直到德國統一，法國在歐洲大陸上的一貫目標就是保持和利用中歐的分裂。德國統一是在打敗了法國之後。德國人曾經熱衷於地緣政治，因為他們知道不利的地理環境會帶來巨大災難。二戰後，德國再次分裂，東西兩部分互相對立。東歐是蘇聯集團的成員，更是蘇聯與西方對立的前沿。冷戰之後，德國獲得統一，而東歐各國加入了北約。其實東歐只不過原地向後轉，成為西方觀察俄國的前沿。它們換了陣線，它們的地緣政治地位沒有改變。

中原是中國的中心，中東歐是歐洲的中心。中國和歐洲分列歐亞大陸東西兩端。歐亞大陸有自己的中心。以費爾干納盆地（一個富饒的綠洲）為中心的中亞地區就是整個歐亞大陸的中心。中亞是文化中心，又是東西方交流的必經之路，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決定的，在史前時期已經是這樣了。文明的傳播學派認為，中國古文明的許多因素很可能從兩河、黑海經中亞而來。後來，從中國到印度的取經之路、到羅馬的絲綢之路，都要經過中亞。麥高文寫到：

中央亞細亞之地，在人類文化史上，久居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許多風俗習慣和藝術發源的中心，一方面又是上古世界一切主要文化中心間的媒介。W?M?麥高文：《中亞古國史》，7頁，中華書局，2004年。

中亞還是地緣政治爭鬥的中心。在19世紀及其前後，俄國人南下謀求暖水港口，英國人北上尋求穩定的邊疆，兩股勢力在中亞的阿富汗交匯了。在冷戰時期則分別是蘇聯和美國。現在，俄國已經退出，而美國和它的盟友們（如英國）正在阿富汗忙得不亦樂乎。這些國家好像忘記了還很近的歷史。好在歷史總是在被遺忘的時候重演一次，提醒人們不要忽視它的存在。

另一個“中”與中原、中歐、中亞有所不同，這就是地中海。除了島嶼（如克里特島，埃及到希臘航線上的“中途島”），地中海上不可能有居民，它是一個通道。地中海周圍孕育了人類最早期的文明：兩河流域、埃及，以及猶太、希臘、羅馬。該地區還有許多消亡的古老帝國，沒有直接的文明繼承者。除了中國和印度，以及時間上較晚、又幾乎被消滅的美洲印第安文明外，古老的文明大都集中在東地中海和地中海以東。這些古老的文明實際上位於地中海的邊緣。地中海是便利的貿易通道，在遠古時期，跨海作戰非常艱難。《荷馬史詩》中的希臘人遠征小亞細亞的特洛伊，圍攻10年後才利用木馬計攻下這座城邦。所以，地中海更多地傳送財富和文明，而較少是戰爭和暴力。這是地中海的一個好處。

武力是國家形成的基礎

國家是暴力機器。暴力使用的方向，有些國家對內，有些國家對外。暴力和戰爭導致國家的形成。很少有國家是和平建立的。近現代的美國、以色列、印度等國是通過暴力立國，彈丸之地東帝汶的獨立需要長期的暴力，而巴勒斯坦人還在努力之中。現存的民族都在戰爭中倖存下來的。許多戰敗的民族和前民族（尚未來得及形成現代民族的共同體）在歷史中消失了。

一個國家的特性往往由它的鄰國——特別是敵對的鄰國——所規定。對戎狄作戰是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的一大動力。在西方入侵之前，戎狄是塑造中國歷史的最強大力量。北方部落或民族不僅在北方建立過王朝，如北魏、西夏、遼、金，還建立過大一統王朝：元與清。且不說元朝，清朝強盛時期的國土面積幾乎比明朝時擴大了一倍。那時清朝的領土還包括後來被沙皇俄國割去的滿族老家。清朝的征服得益於騎兵和槍炮，而北方好戰的民風同樣重要。

從春秋爭霸、楚王問鼎，到秦始皇一統天下，似乎在夏、商、周之後會增加一個結構較為鬆散的封建王朝。但這次與三代有所不同。秦時的人口增加，荒野減少，馳道使軍隊能夠以很快的速度運動，而騎兵的出現更加縮小了地理範圍。皇權的控制能力因此強大了許多。這是郡縣製取代封建制的技術原因。在文化方面，秦融合了戎狄的好戰和殺戮，法家的集權和弄權，秦始皇最後完成了這個過程。秦沒有進行周初那樣的道德體系建設。秦朝既依賴武力，又集中權力，從而開創了中國2000多年的帝國專制制度。這個制度專一榨取本國人民。

蒂利認為，國家維持統治和戰爭的資金來源有兩種基本模式，其一是強制榨取，其二是資本運作，此外還有一些中間模式。他說：

在強制密集的模式里，統治者從他們自己的人口和他們征服的人口中榨取戰爭資源，在此過程中建立起龐大的榨取機構。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3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原書以楷體表示強調部分。

中國顯然屬於強制模式。資本在中國歷史上幾乎聞所未聞。官府的收入來自稅賦，可以隨意強行增加，沒有資本模式中的討價還價，更沒有償還債務這種事情，完全是赤裸裸的剝削。為了榨取更多的利益，官府和官吏使用權力的動力增加了。龐大的榨取機構更加強了統治者的權力，導致權力無孔不入，官員越來越多，機構臃腫。集權制度在榨取中日復一日地強化，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直到王朝被暴力推翻，新一輪的榨取開始。

能夠以武力統一國家的必定是一個暴力集團、集權集團，這個事實不涉及道德，與道德沒有太大關係。如果秦朝能夠像周初那樣完成文明化的過程，中國歷史將有很大的不同。中國將在統一之下保留多元化，包括權力的多元化。這樣的中國一定更加繁榮。20世紀末，在展望歐洲前景時，基辛格說：

中國是擁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歷史、而含納不同語言的一個大國。歐洲若非十七世紀爆發宗教戰爭，或許就會演變成中國這樣子；如果歐盟能夠實現其支持者的願望，它也有可能成為中國這樣子。基辛格：《大外交》，749頁。

按照基辛格的說法（實際上這是一個常識），中國的統一領先歐洲2000餘年。儘管在秦之後中國也出現過長期的分裂，但中國的統一之勢沒有改變。分裂時，中國人總在想着統一。如今，歐洲也走上了中國式的統一道路，也許可以避免再出現以往那樣頻繁的戰爭。歐盟發源於西歐，現在它在西歐自身尚需整合之時已經在東擴了。其原因是它的政治體制是包容性的，可以容納更多不同的文明；它的經濟是擴張性的，可以提攜更低的發展水平，而不會被拖累。

有得必有失。中國在統一方面領先歐洲，但在制度建設方面遠遠落後於歐洲，原因是大一統的局勢使得統治者不再承受國內、國際的壓力。武力是國家形成的基礎，但中國在秦朝時就已經超越了國家階段，早已不是歐洲意義上的國家。現在，區域一體化不可避免，但這個過程卻不可使用武力。中國應該借鑒歐盟的經驗，和平地擴展她的範圍，從而為東亞地區帶來持久的和平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