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緣政治學的歷史與觀念
人類與國家的動物性
國家是帶有暴力性質的人類共同體。在現代法制國家，國家壟斷了對內和對外政策中暴力的行為。而國家的暴力行為緣於人類的性格、人類的動物性。地緣政治學因人類的動物性而存在。所以，在討論地緣政治之前，有必要了解人類是什麼樣的動物。許多種文化都把人類當作獨特的生靈，彷彿他們與動物無關，至少是不同的物種。其實，作為人類的創造物，文化傾向於強調人類在塵世間的至高無上地位。在一些宗教中，特定的人群被認為是上帝的寵兒，高於其他人類。只有佛教認識到眾生平等，不僅是動物，還包括植物在內的所有生命。道生認為，“無情亦有佛性。乃云：青青翠竹，儘是真如；鬱郁黃花，無非般若”。《祖庭事苑》卷五。道生（355-434），東晉僧人，為鳩摩羅什門徒。道生主張眾生平等，“一闡提迦皆能成佛”即他提出的命題。Icchantika即“斷善根”。道生的頓悟成佛說對後世禪宗亦有影響。與道生不同，禪宗的大珠慧海把翠竹黃花與法身般若剝離開來。“問：‘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儘是法身、鬱郁黃華無非般若？’（慧海）師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八）慧海為馬祖道一（709-788）的門徒，事迹多不詳。這句話流傳很廣。它除了表明佛法無所不在之外，還包含了眾生平等的意思。佛教的眾生平等是拔高其他生靈的地位，通過靈魂在生靈之間輪迴的思想，而不是貶低人類。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離婁下》。又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見孟子並不完全主張人性本善。認為人不過多了點文化。因為文化的熏染，許多人自負地認為他們已經超越了動物性，為“萬物之靈長”。對這一種傲慢，除了佛家、儒家之外，科學家們也有不同看法。
文昌魚是一種原始的海洋生物，是脊索類中最古老的動物，大約有5厘米長。文昌魚有簡單的神經系統，但沒有脊椎，沒有鰭，沒有大腦，只有一隻原始的眼睛（感光器官在6億年前出現）。從脊索類中產生了脊椎類。脊椎類動物包括哺乳動物。人類屬於哺乳動物。文昌魚在寒武紀時出現，它的基因在過去5億年中沒有變化。相比之下，人類的歷史非常短暫。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大約在550萬年前才成為猿類進化樹上的獨立一支，直立人（homoerectus）在100多萬年前出現。智人（homosapiens），即現在的人類，只有30多萬年的歷史。人類文明史不到萬年。儘管文昌魚如此原始，科學家們發現“人類基因組中95%的區域與文昌魚的類似”。《參考消息》，2008年6月20日，《科學家破譯文昌魚基因密碼》。消息出自埃菲社6月18日電。該研究結果刊登在《自然》雜誌上。文昌魚的拉丁名是Branchiostomalanceolatum。
動植物是基因的載體或殖民地。文昌魚承載的5億年基因還不算古老。基因有40億年的歷史。通過自我複製，一個基因可以存在上億年而不發生變化。動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把生物的軀體視為基因的殖民地”。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58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寫《自私的基因》的道金斯不是極其自私的人。正如弗洛伊德的私生活很嚴肅，他既不淫蕩，也不是一位生殖器崇拜狂。這些學者的觀點都遭到過激烈的反對。雖然他們不可能完全正確，他們的方法和結論有許多可商榷之處，但那些激烈而徹底反對他們的人卻難免有虛偽之嫌，至少缺乏面對現實的勇氣。他甚至認為，基因“創造了我們的肉體和靈魂。保存它們或許正是我們存在的終極理由”。《自私的基因》，22頁。黑體為引用者所加。在道金斯看來，生物體（包括人類）的存在目的只是為了保存基因。生物體是客體，而非主體。生物體是基因因緣際和的產物，為了保存和傳遞基因而存在。基因才是主體。基因從一個生物個體轉移到下一代生物體，不會彼此混淆，也不會衰老。自私的基因有什麼目的？道金斯回答說：“目的就是在基因庫中擴大自己的隊伍。”《自私的基因》，112頁。生物有利他行為，但道金斯證明，這些行為其實也是出於基因的自私性。自私性避免把生物置於危險之中。道金斯引用洛倫茨在《論攻擊行為》中強調的事實：同類動物間的搏鬥往往具有克制和紳士風度的性質，是有規則的競賽，威脅和虛張聲勢代替了真正的攻擊。《自私的基因》，85頁。熱帶海水魚缸中的空間狹小，同種的魚往往不能容忍一起生活。一條魚會追逐另一條同類，直到雙方精疲力竭。同種之間如同水火，但如果某條魚與別種的魚體積相差不大，它們就能夠和平共處。
相對於文昌魚，獅、虎、豹算是人類的近親了。這些食肉動物從不濫殺異類。它們製造死亡是為了獲得食物，為了自己的生存，而非娛樂或仇恨。動物學家喬治?夏勒在非洲東部的塞倫蓋提大草原上看到：“在獅子尋找食物時，沒有殘忍，也沒有同情，這種不動情感的行為撥動了同為獵人的人類的敏銳心弦。我喜歡觀察大多數捕獵行為，它們是最基本的生死搏鬥。”GoldenShadows，FlyingHooves，p137，GeorgeB?Schaller，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3?夏勒對偷獵者和濫捕者深惡痛絕，自己更不會去獵殺野生動物，但他卻喜歡觀察動物捕獵。觀察捕獵是一種移情，可以滿足他掩藏在心底的本能慾望——殺戮。雖然危險時刻存在，但被捕獵的動物並不總是處於戒備狀態。因此，夏勒懷疑它們不具有人類的那種“害怕”情感。（食草）動物們在獅子逼近時逃跑，原因是基因和習慣在起作用，它們不知道害怕。害怕或恐懼是一種高級情感，一種只有高級動物才擁有的情感，在進化史的後期獲得。因此，只有高級動物才有可能把製造“恐怖”作為一種戰爭手段，如戰略轟炸和恐怖主義。
人類是具有豐富情感的動物。其他動物（甚至植物）也有情感，只是較為簡單。許多動物學家認為，人類是有意識地屠殺自己同類的唯一物種。人類的慾望沒有止境，慾望加上仇恨等情感，使得人類之間的殺戮遠遠超過了謀求生存的需要。國家比正常的個人（不是那些基因中具有犯罪傾向的人）更有可能冒險，因為冒險者和受益者不是同一批人。在戰場上死去的與做出戰爭決策的沒有直接聯繫。決策者一般不會暴露在他們政策所帶來的危險之中，但如果冒險成功了，他們往往是最大的受益者。動物學家德斯蒙德?莫里斯恢復了人類的本來面目。他把人類恰當地稱為“裸猿”（thenakedape），因為在現存的193種猴類和猿類中，只有人類沒有渾身覆蓋著厚毛。在用詞上，“裸猿”比“人類”更能反映這種動物的動物屬性，提醒人類不要忽視自己的根。關於動物的攻擊行為，莫里斯對人類的評價似乎比較溫和。他說：
任何動物攻擊同類，都不是為了消滅同類。攻擊的目的是要取得支配權，而不是殺戮。在這方面，裸猿在本質上和其他動物並沒有什麼區別。德斯蒙德?莫里斯：《裸猿》，157頁，文匯出版社，2003年。
其實，爭奪支配權不是動物打鬥的唯一原因。動物為了爭奪領地和交配權而發起攻擊（在一些群居的、有獨裁者的動物那裏，交配權可以歸入支配權）。莫里斯說，動物攻擊同類的目標有限。他也承認，人類比食肉動物更加殘忍。裸猿同類殘殺，是因為他們在集體狩獵中發展了組織能力和技術能力。這兩種能力減少了對暴力的控制，使戰爭的烈度超過了個體的打鬥，優勢者不容易看到弱勢者表示屈服的姿態。所以，戰爭一旦爆發，就難以很快停止。莫里斯指出，裸猿在戰爭中忘記了爭鬥的原始目的。這個原始目的大致等同於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常見到在打昏了頭的戰爭中，戰爭本身成為目的，屠殺同類成為樂趣。在這裏，莫里斯似乎忘記了人之所以為人的一面：人類的貪慾超過了其他動物很多，他們不再滿足於獲得食物和交配機會，而是更大範圍的支配。人類戰爭的殘酷和範圍遠遠超過了其他動物的打鬥。而且，在過去數百年，人類的戰敗一方不能像其他動物或者古人那樣放棄土地，遠走他鄉。人類的大量繁殖已經使地球表面人滿為患。他們無處可去，只能留在原地繼續戰鬥。衝突無法調和，於是一代一代地延續下去。巴爾幹、巴勒斯坦、南高加索等地的衝突已經有百餘年甚至數百年的歷史，至今看不到平息的前景。
戰爭是人類獲得良好組織能力之後的產物，在此之前只能算是混戰。人類的社會性是戰爭的源頭。早在2300多年前的古希臘城邦時代，亞里斯多德就指出：“凡隔離而自外於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一隻野獸，那就是一位神祇。”亞里斯多德：《政治學》，9頁，商務印書館，1983年。商朝滅亡后，伯夷、叔齊忠於商朝，“義不食周黍”。他們躲進首陽山中採薇（野豌豆）而食，最終餓死。人類組建了國家這樣龐大的權力組織。國家間戰爭的爆發一般被歸咎於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但這個理論忽視了國家是一個嚴密的組織，富有動物性和侵略性。以現有條件，解決無政府狀態的出路是出現一個全球霸主（聯合國沒有足夠權力），而不是全球性的政府。到目前為止，霸主都是贏得戰爭的大國，在一定範圍內壟斷暴力的使用。當霸主衰落時，群雄並起，戰爭重新成為常態。核時代的戰爭將使人類陷入絕種的險地。在核時代之前，那些尋求權力、尋求支配地位的大國更可能引發大戰。在核時代，國家間競爭有所克制，有核國家之間不以大規模戰爭為衝突的最後解決手段，並阻止其他國家發展核武器。但是，國家間競爭沒有因人類徹底毀滅的可能而停止。冷戰時期的兩大對抗陣營都炫耀能夠徹底“毀滅全人類”那時的中國正夢想着“解放全人類”。的核武器。
國家間的對抗同樣是“你”“我”對抗。階級鬥爭屬於這一類型，但加入了更多想像的和煽動的成分，因此比國家間的戰爭更容易走進“你死我活”的死胡同。因群體生活產生的“你群”、“我群”的對抗並不是從人類開始。猿類學家瓦爾在猩猩那裏發現了種群對抗。這大概是“民族主義”和國際政治的原始形態。就其本質而言，國家間的戰爭與猴群間的打鬥沒有區別。瓦爾把莫里斯的看法更向前推進。他說：
在猩猩群中，“我們對抗他們”是一種種群基本特性，即使是相互熟悉的猩猩個體們，只要屬於不同的集團、生活在不同的區域，它們仍然會成為敵人。而人類社會中，同樣的情形時有發生，曾經和平共處的不同種族會突然地互相仇視，例如盧旺達的胡圖族人和圖西族人，再比如波黑的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和穆斯林。……我猜這種翻轉的態度在人類和猿類中都是一樣的，是被利益共享或者競爭的意識所操縱的。只有當個體們有一個共同目標時，他們才會把負面的感情壓制起來。而一旦這個目標消失了，緊張的情緒會浮出水面。弗朗斯?德?瓦爾：《人類的猿性——一位權威的靈長類動物學家對人類的解讀》，89頁，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7年。
無緣無故置人於死地不是動物性，而是人類文化的產物。人類對同種產生仇恨是因為受到操縱。只要有群體生活就會有操縱，不限於製造仇恨。操縱術是政治的一部分，國家是操縱的主體。尼采說：“國家乃是所有無情的怪物中最為無情者。”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48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尼採的許多觀點在當時驚世駭俗，但他的這句話卻是最平常不過。托馬斯?霍布斯把國家看做是怪物利維坦，但他仍持尊敬的態度對待國家。在立憲之初，美國聯邦黨人支持建立強大的聯邦政府，同時堅持三權分立，要求確保人民的監督，以控制這個怪物。他們知道：“僅只在書面上劃分各部門的法定範圍，不足以防止導致政府所有權力殘酷地集中在同一些人手中的那種侵犯。”《聯邦黨人文集》，256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引文出自“第四十八篇”，寫於1788年，作者是詹姆斯?麥迪遜。他後來擔任美國第四任總統。限制和監督國家權力是西方政治學的主要議題之一，而最有效的方法是民主。但在國際關係中，對大國的行為缺乏有效的制約，大國本能地擴大自己的權力，努力超過別的國家。這個難題至今沒有得到解決。中國政府知道答案，提出了“國際民主”的主張。民主是受壓迫者的出路。
權力也是國際政治中最強大的驅動力。在權力背後則是性慾。性慾存在的目的是傳遞基因，是權力之爭的原始動力，反過來又受權力的刺激。亨利?基辛格曾經說過，權力是最好的催情葯。這確實是經驗之談。權力和性慾都是動物性的，都來自曠野，現在已經深入到人類活動的各個角落。權力普遍存在，其作用不限於國際關係領域，也不是國際關係的特點。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會有權力，就會有權力之謀和權力之爭。尼采認為，“一切故意產生的現象，可以還原為擴展權力的企圖。”尼采：《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87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着重號為原書所有。權力的因素就是人的因素。利益越大的地方，對權力的爭奪就越激烈。經濟利益是利益的一個主要方面，所以，經濟中的權力和政治中的權力同樣重要（在很多雙邊和多邊國際關係中，經濟或貿易已經成為最大要素）。自由經濟、權貴經濟、統制經濟都與權力有關，儘管大小有別。在新制度學派看來，經濟學中許多問題都可以通過“權力”加以解釋和解決。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說：“在現實世界中，無論發生什麼，權力都是決定性因素。”基於此，他對兩個主流經濟學派提出嚴厲批評：
新古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最具危害性的一個特徵，就是把權力——個人或機構使別人或別的機構屈從於自己目標的力量——與主體分離開來這樣的安排。《加爾布雷斯文集》，117頁，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年。引文所出的文章是“權力與有用的經濟學家”。奧地利學派的錯誤也是忽視了權力對市場的干涉，而市場的利益如此巨大，那些本應留在市場之外的權力（如政治權力）不可能不滲透牟利，或受利益再分配的誘惑和壓力而加以干涉。在政治權力不受制約的地方，市場幾乎為政治權力全部把持，形成統制經濟及權貴經濟。
加爾布雷斯在破折號之間給出的是對權力的一般定義。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再次證實了加爾布雷斯的判斷。資本權力、管理權力被權力的擁有者濫用了，對全球經濟造成的危害不亞於一場大戰。權力欲是原始的慾望，這些國家有自我擴張的本能，無所不在，只要不受監督和制約就會造成危害。國際政治是強權政治，很少有正義可言。國際關係是權力最少受到限制的領域之一，只有集權國家的內政可以超過它。
地理對人類文明進化的影響
動物學家們已經證實，人類的行為可以上溯到猿和猴的時期，或更久遠以前。當公猴們為爭奪猴王地位而使用計謀和暴力時，國內政治出現了。當猴群之間為爭奪食物和地盤而開打時，國際政治顯現了雛形，而且已經帶有了濃烈的地緣政治色彩。
地理是影響人類進化的一個重要因素。人類最古老、對後代影響最大的文明都起源於北半球。兩河流域、尼羅河下游、印度河流域、黃河和長江流域（中華文明的源頭不僅僅在黃河流域）都在北緯30度到40度之間的溫帶。希臘、波斯等古文明也在這個範圍之內。它們彼此之間是相通的。兩河流域和埃及通過巴勒斯坦連接，猶太人的祖先就在這片土地上發展了一神教。在兩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之間有波斯，查拉圖斯特拉的故鄉。因此，從尼羅河到印度河，古老的農業文明在地理上是連續不斷的，它們彼此之間有着密切的交流，貿易在遠古時期就已經很發達了。而且，在北方的南俄、中亞大草原上，那些流動性很大的游牧民也起到了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他們還時常南下侵略，為古文明帶去新的血液和新的技術——最顯著的是馬匹和戰車。在古文明中，中國的地理位置最偏僻，與其他文明的距離最遠、聯繫最少，而且人種也不同。因此中華文明的發展最為獨特，但出現的時間也較晚，這是在地理上孤立的代價。不過，即使在史前時期，中國仍能夠通過北方草原與西方（不是今天意義上的西方）諸文明保持着聯繫，但緊密程度不能和印度河以西諸文明相比。
今天，人類最發達的文明仍然集中在北半球。歐洲、北美、東亞這三大人口密集區域的緯度大致接近。當然，它們的南北向範圍已經大大超過了10個緯度。其中，歐洲的位置更偏北一些，但因為有大西洋暖流和地中海的影響，歐洲的氣候比北美和東亞的更宜人。今天的地緣政治角斗的主戰場也在歐亞大陸，以北溫帶的爭奪最為激烈。關於古文明的規律有個小例外。美洲有三大古文明：瑪雅、阿茲特克、印加。其中瑪雅位於熱帶，印加地處南半球。但南美古文明出現的時間較晚，發達程度也較低，規模也不大，而且在歐洲人到達時已經衰落了。歐洲人憑藉他們的馬匹和鋼鐵（刀矛、槍支）在新大陸橫衝直撞，印第安人毫無還手之力。美洲的地理環境不適合早期文明的發展。即使在後來，在現代化進程中，南美雖然起步比東亞早百餘年，但日本、韓國已經超過了它們，中國的發展勢頭也很好。這裏大概也有地理的因素。
法國政治學家讓?博丹（1530-1596）認為，地理環境決定着人民和國家的特性。孟德斯鳩（1689-1755）認為，氣候與土壤等環境因素決定了法律、風俗、宗教、勇敢與懦弱。比如，孟德斯鳩有一個結論：“由於中國的氣候，人們自然地傾向於奴隸性的服從。”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283頁，商務印書館，1961年。這些觀點可以看做是地緣政治學——以及地緣文化學——的早期源頭之一。雖然“地理環境決定論”在近代受到批判，美國最好的一些大學甚至取消了地理系。但是，地理對歷史影響仍然存在，不會因此有任何改變。相關研究仍非常興旺，且成果不凡。近年《槍炮、病菌與鋼鐵》（1997年）和《國富國窮》（1998年）兩本書得到許多學者的讚歎。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生物學家戴蒙德提出了他的問題：
地理顯然對歷史產生了某種影響；有待回答的問題是這種影響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能夠說明歷史的廣泛模式。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17頁，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
戴蒙德的回答是：地理能夠說明歷史。“的確存在着適用於歷史的廣泛模式，而尋找對這些模式的解釋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裨益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24頁。《槍炮、病菌與鋼鐵》就是他對這些模式的解釋。戴蒙德的研究從大約13000年前最近一次冰河期結束時開始。人類歷史不僅僅是人類自己的事情。到目前為止，地理環境仍在決定着各民族的命運。——當然，宗教徒可以認為這是上帝（或真主等等）的安排。——歐洲人數百年來的優勢是歐洲地理帶來的。戴蒙德說：歐洲民族與非洲民族的差異“是由於地理學和生物地理學的偶然因素所致”。《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434頁。只有清楚地認識到地理的影響之後，人類才有可能藉助技術改變人類在環境中的被動，和在不利的地理環境中創造更多的知識和財富。
與戴蒙德一樣，蘭德斯也相信地理的巨大作用。作為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自1500年以來的世界歷史，國家的貧富與地理有關。蘭德斯指出：
像生活一樣，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進一步說，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難以消除的。從產值和人均收入來看，富國位於溫帶，特別是北半球的溫帶；窮國則位於熱帶和亞熱帶。戴維?S?蘭德斯：《國富國窮》，第一章標題下的文字，新華出版社，2007年。
類似這樣的觀點早已存在，在後殖民時代受到批判，那時把南方的貧窮歸咎於白種人的剝削（當然有這個原因，但在長時期內，地理和氣候的作用更大）。蘭德斯又回到了這個話題，並且為地理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提供了充分的證據。當然，國家的富饒或貧窮有許多原因，地理因素只是其中之一。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商業精神、創新精神都在起着重要作用。蘭德斯告誡讀者，“地理只是其作用的因素之一”。《國富國窮》，5頁。在現代，由於技術的進步，地理和氣候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已經被縮小了很多。
現代技術已經縮小了地理造成的差異。移民的流動使得地理對性格、風俗的作用有點模糊起來。取暖、製冷設備的發明，使得寒冷和炎熱地帶的人們能夠像在溫帶一樣有效地工作和思考。發達的醫學能夠控制住大部分熱帶傳染病。現在是資金，而不是技術，在阻礙那些傳染病患者得到有效治療。在全球貿易時代，熱帶和寒帶的人們也可以得到足夠的食品，只要他們有錢。在資訊時代，地理和距離已經不再能阻礙技術的傳播，對技術的使用也較少受到地理和氣候的限制。比如，過去生活在熱帶叢林裏的人們不可能騎馬，不能享有馴化馬匹給人類帶來的巨大進步和軍事優勢，但他們現在可以開汽車，把砍倒的木料運到市場上去，把自己留在光禿禿的土地上。但是，地理環境對人類的影響遠遠沒有消失。消失的熱帶雨林正在報復人類。
人可以流動，從消失的森林到城市，從一國到另一國，並可能在流動中改變性格（性格更多由基因決定，而基因是環境千萬年作用的結果）。國民可以去尋找別樣的生活，國家卻不能搬遷，其對內對外政策、文化與經濟仍然受到地理的諸多限制。與個人相比，國家受到地理環境的制約要大得多，特別是在地理位置、地形和氣候等方面。幾百年來，民族國家為了土地而戰；在和平時期，它們需要根據地理等因素為國家間政治做出安排，為可能到來的戰爭做好準備。這是以地理為基礎研究國際政治、文化和經濟的原因，是地緣政治學的存在理由。地緣政治學家布熱津斯基總結說：
在國際關係史上，領土控制是大多數政治衝突的焦點。自從民族主義崛起以來，大多數血腥戰爭不是起源於同擴大領土有關的民族自我滿足感，就是起源於因喪失“神聖”領土而產生的民族被剝奪感。可以毫不過分地說，領土要求一直是驅使民族國家採取侵略行動的主要衝突。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4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在可預見的未來，國家不會消亡。國家間的衝突將以各種形式持續下去，領土衝突是其中之一。即使領土衝突不再突出，而是被伊拉克石油這樣更準確的目標所掩蓋，各國也會為了在衝突中奪取優勢而尋求更佳的戰略地位。所以，地緣政治學將繼續發展。
古典地緣政治學的興衰本書不詳述地緣政治學的歷史。國內至少已經出過兩本有關書籍。其一是國玉奇、B?П?丘德諾夫合著的《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重慶出版社，2007年。其二是傑弗里?帕克的《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新華出版社，2003年。這本書的中文翻譯有大量錯誤，但仍有一些參考價值。
今天，“地緣政治”已經是國際關係最常用的詞之一，不僅政界人士經常使用，記者也在頻繁使用。但是，與許多常用詞一樣，“地緣政治”的含義也是模糊的，尤其在媒體中。一般而言，“地緣政治學”是從國家地理位置、地理特徵的角度對國際關係進行的研究，而“地緣政治”則是與地理相關的國際行為。在日常用詞中，“地緣政治”似乎有取代“國際政治”的趨勢。的確，這兩個詞的含義在很大程度上是重疊的，只是內涵的側重有所不同，前者強調地理因素，後者突出國際關係。
國家間關係在很大程度上由它們的大小和彼此的位置決定。其實，任何物體之間的關係都與它們的空間位置有關，這條原理在幾何學和物理學中同樣適用。解析幾何用空間位置表示數字，卻不完全屬於代數學或幾何學。同理，不應當把地緣政治學看做是國際關係學的一個分支。兩者有很大的重疊，但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地緣政治學的歷史早於國際關係學，其範圍經常大於國際關係學的領域。前者更多地涉及國內因素，包括一個國家的地理、人口、經濟、歷史、文化、政治制度等。
古希臘文明的核心區域瀕臨地中海，土地貧瘠，貿易發達。所以，古希臘人見多識廣，對於地理環境的變化非常敏銳。希羅多德總是詳細地描述各民族生活的地理環境。即使在希臘一隅，修昔底德也看到了海權與陸權的對抗。中國文明核心區地處內陸，大片區域的環境較為單一，與外界交流較少。因此中國古人對地理因素不是那麼重視。古代兵書是個例外，但其討論範圍限於小區域內的地形。戰國時期的縱橫家（如張儀、蘇秦等人）也留有對國家地理位置的分析。但不過寥寥數語，而且大多記錄的可靠性較差，不足為憑。另外，史書的“地理志”也很簡略，多記載戶口數字，不注重地理對風俗的影響。但中國有“天時、地利、人和”之說。話雖然簡單，卻是人人皆知，非書齋里的理論可比。更可寶貴的是，這句話把地理因素當作“天、地、人”三才之一，人的努力與天地並列，沒有以偏概全，因此更為妥當，不會走向地理決定論的極端。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他誇大了人的作用，而有些輕視天、地了。
近代地理學的起源受地質研究的啟發。把地理學發展為一個現代學科的是亞歷山大?馮?洪堡亞歷山大的哥哥威廉?馮?洪堡（1767-1835）是自由主義思想家、語言學家，還是普魯士的外交官和大臣，建立了德國的文理中學制度，在1810年創建了柏林大學。學術自由的大學是德國崛起的重要保證，美國向德國學習大學制度，也成為世界大國。（1769-1859）和卡爾?李特爾（1779-1859）。他們都注重地理學中人的因素。洪堡從地理學和宇宙學的研究中看到了“人類平等原則”和“個人及政治自由的原則”羅伯特?迪金森：《近代地理學創建人》，38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李特爾聲稱：人是地理學的核心，地理學的中心原理是“自然的一切現象和形態對人類的關係”《近代地理學創建人》，46頁……洪堡和李特爾都是德國人，同在1859年去世——查爾斯?達爾文在這一年出版了《物種起源》，“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念將深刻影響到地理學的人文方面。在洪堡和李特爾之後的地理學大家則有弗里德里希?拉策爾（1844-1904）和斐迪南?馮?李希霍芬（1833-1905）。這兩位學者也都是德國人，同樣有過在美洲旅行的經歷。李希霍芬在同治年間（1868-1872）在中國北方考察地質，在後來的中國地質學界有很高的聲望。他提出了黃土高原的風成說，還創造了“絲綢之路”這個詞。此外，李希霍芬還提醒德國注意山東的煤礦和膠州灣海港。1897年，德國搶佔膠州灣作為軍港。
從這四位德國學者的貢獻可以看出，現代地理學在其創建早期有着近乎純正的德國血統。當年德國對外關係中的最大難題是地理困境。德國地理學家們沒有迴避這個挑戰，況且他們有極好的人文知識修養，能夠把地理學、人文知識、國家前途等要素綜合在一起分析。於是，地緣政治學在德國應運而生。
地緣政治學的實際創始人是弗里德里希?拉策爾（上面的四人之一）。拉策爾的貢獻不限於地緣政治學，他被認為是地理學的“第一代大師”《近代地理學創建人》，73頁……在當時，地理學、人種學、博物學（包括植物學、動物學、地質學）等學科是交織在一起的。在1880和1890年代，拉策爾的主要興趣在人種與文化，他的中心論題是“文化分佈是歷史上遷移和模仿的反映”。《近代地理學創建人》，77頁。拉策爾首先提出了“世界大國”（Weltmacht，worldpower）這個概念。他認為，與世界大國對應的是大空間（Grossraum）。這些觀點是他在1901年提出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的前奏。他把生存空間當作是“生物地理學”的內容，認為國家的重要特徵是空間和位置。後來，拉策爾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政治地理學上，寫了《政治地理學》（1897）。這本書是地緣政治學的開山之作，第一次明確論述了海權和陸權的對立。拉策爾注重海洋對文明發展的促進，寫有《海洋——民族強大的泉源》（1900）。在《國家空間增長的規律》（1901）中，拉策爾羅列了國家擴張的7個規律參見《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31頁。，其中的兩個是：國家的空間隨着文化的發展而增長；國家的成長通過合併及吞併小國來實現。那時，進化論的觀點已經普及，把國家當作需要增長空間的“有機體”是那個時代的流行觀點。在《西方的沒落》（1918、1922）中，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認定文明是生命體。這些作者正確地回到了原始民族的“萬物有靈”思想。但關於維持“生命體”增長的營養，拉策爾帶領地緣政治學邁出了有害的一步。不過，如果考慮到那時歐美列強正在為最後瓜分世界而瘋狂爭鬥，拉策爾的觀點也就不顯得那樣咄咄逼人了。
拉策爾為地緣政治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剩下的工作將由後人完成。其實，拉策爾本人沒有提出“地緣政治學”。“地緣政治”或“地緣政治學”一詞是瑞典政治學教授魯道夫?契倫（1846-1922）在1905年創造的。他在《作為生命形態的國家》（1916）中給予了詳細闡釋。他認為，國家有5個“器官”：空間、人民、經濟、社會、管理契倫提出國家的“管理”要素是在管理作為一門學科受到重視之前。他所說的管理是國家管理，與今天理解的企業管理有所不同，但它們的原理卻是相近的……在契倫寫這本書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得正酣，而距拉策爾的早期工作已有30多年。其實，契倫的地緣政治學脫胎於拉策爾的政治地理學。兩者的研究範圍沒有區別，只是使用不同的名稱。契倫的貢獻遠遠不止一個名詞。他繼承了拉策爾的“國家有機體”和“生存空間”理論，支持大國向外擴張。在他看來，國家有機體在發展中爭奪生存空間是自然法則所確定了的。為了保持爭奪資源的行動自由，一個國家必須能夠在戰爭狀態中自給自足，不依賴和平。
地緣政治學起步之初正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時代，也是殖民時代最後的瘋狂。從國家有機體到生存空間，地緣政治學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弱肉強食”的習性。這是20世紀初的“時代精神”。從梁啟超到魯迅，中國知識分子也深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理論的影響。與德國完全不同的是，中國是慘遭瓜分和蠶食的國家。中國學者關注的是中國的自我拯救，而不是武力擴張。同時，他們還潛藏着對國民“不爭”的憤怒。
契倫是身為小國公民卻很有成就的地緣政治學家。其餘所有地緣政治學家都是大國公民。這是因為地緣政治是大國的遊戲，地緣政治學是大國的地理學。契倫親德國——瑞典的南方鄰國，深受拉策爾的影響，從德國的角度看問題。所以，他可以被歸入德國地緣政治學派。在《現代大國》（1914）中，契倫認為小國註定要臣服大國，組成更大的國家。他看好德國的作用。在奠定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後300多年，在契倫寫《現代大國》之後100年，歐洲經歷了多次大戰，至今沒有完成統一過程。其實，歐洲的這個過程並不算很長。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用了501年（前722-前221）才完成權力最後的高度集中。
與其他學科不同，“地緣政治學”之前可以冠以國家名稱。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沒有“地緣政治學”，但貢獻卻很大，可以說是“有其實，無其名”。美國海軍軍官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1840-1914）寫了《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890），強調控制海洋對國家和戰爭的重要性。德國皇帝威廉二世（1888-1918在位）非常推崇這本書，把它發到每一艘軍艦上。在威廉二世的專制統治之下，德國推行全球擴張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四處出擊，“爭奪陽光下的地盤”。1900年，在歡送德國軍隊到中國鎮壓義和團時，威廉二世提出了著名的“黃禍”論，要求德軍嚴懲中國人。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有複雜的原因和背景，但自以為是的威廉二世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從19世紀末開始，英德兩國展開海軍軍備競賽。英國當時的政策是保證它的海軍軍力超過其他任何兩個國家之和。德國日益強大的海軍被英國看做巨大威脅。在一戰中，德國海軍的軍艦質量、軍人技能超過了英國海軍，但數量處於劣勢。德國海軍企圖集中兵力消滅英國海軍，卻在日德蘭海戰中失利。此後直到戰爭結束，德國艦隊一直被封鎖在港口，成為名副其實的“存在艦隊”。戰後，德國軍艦被收繳、銷毀。德國始終沒有能夠成為一個海上霸權。
德國尋求的不僅是海上霸權。在一戰之前，德國的海權和陸權兩派對立起來，爭奪有限的國家預算。兩權對立的思想源自拉策爾。與海權派一樣，陸權派也有宏大的計劃。德國的“東進”（DrangnachOsten——向東突進）可與美國的“西進運動”做一番異同比較。戰略不僅指向東歐和俄國，還包括歐洲之外的東方。19世紀末，德國計劃修建巴格達鐵路，用鐵路把北海和波斯灣連在一起。線路從漢堡、柏林經過君士坦丁堡到巴格達。這條鐵路將嚴重侵犯英國的勢力範圍和殖民地，最終因為英國的反對而流產。在海上和陸地上，德國的政策都對現有大國英國構成威脅。英德衝突越來越不可調和，最終因為奧匈帝國皇儲被暗殺這個偶然因素爆發大戰。一戰前德國的地緣戰略完全沒有章法，非常混亂。這與統治者威廉二世的性格缺陷有很大關係。
在20世紀上半葉，地緣政治學已經成為顯學。把它進一步推廣到人人皆知程度（卻不是好名聲）的是德國地理學家卡爾?豪斯霍費爾將軍（1869-1946）。豪斯霍費爾接受了契倫的思想，他相信，“對地理現實的忽視”是德國在一戰中戰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43頁。因此，他決心改變德國對地理認識的不足，促使德國從失敗和屈辱中復興。拉策爾和契倫是一戰之後德國地緣政治學的導師。豪斯霍費爾熟悉他們的理論。經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豪斯霍費爾仍然持海權與陸權對立的觀點，把英國作為德國的最大敵人。他認定德國的命運在東方，那些中東歐國家是一堆有待清理的垃圾，為德國的成長讓出地盤。但他不贊同依靠侵略來達到目的，而是希望德國和蘇聯結成大陸聯盟，共同對抗海權國家。納粹認為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又敵視猶太人創立的共產主義，因此不能與蘇聯長期合作。當德國入侵蘇聯的時候，豪斯霍費爾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發出歡呼。第三帝國用意識形態取代地緣政治分析，樹敵過多，最終一敗塗地。冷戰結束之後，北約東擴，中東歐的小國大多被納入歐洲，證實了德國地緣政治學“東進”的判斷，也似乎達成了豪斯霍費爾的願望。不過，北約東擴與豪斯霍費爾的設想有一個差別：主導國家不是德國，甚至不是歐洲國家。
1924年，豪斯霍費爾在慕尼黑創辦《地緣政治學雜誌》，宣揚他的主張。納粹上台後，這本雜誌逐漸充滿了納粹意識形態，豪斯霍費爾對雜誌的影響力日益消退。不過，即使不考慮納粹的影響，豪斯霍費爾的理論也是非常富有侵略性的。這不完全是豪斯霍費爾的錯。地緣政治學具有原罪，它的理論包含着內在侵略性。豪斯霍費爾和其他許多地緣政治學家把國家看做是在空間中生長和擴張的生命體，其生長需要營養。這沒有錯。在歷史上，國家和民族強大時總是向外擴張，現在所有大國（以及許多中小國家）都是這樣產生的。但是，地緣政治學具有明晰的邏輯。如果一味強調擴張和對抗，製造了氛圍，就會使戰爭的動機和規模都失去控制。20世紀前半期德國的教訓是，地緣戰略目標必須是有限的、可控的，同時使用文化、經濟等資源加以促進和調整。可惜，在俾斯麥之後的德國權力圈內，沒有人懂得這一點。
與大空間相對應，豪斯霍費爾設想全球將出現四個泛區域：南北美洲各國組成的泛美區，由美國主導；從東北亞到澳大利亞的泛亞區，由日本主導；歐洲與非洲統一后形成的泛歐區，由德國主導；蘇聯和印度等國的泛蘇區，由蘇聯主導。豪斯霍費爾的這個觀點很有遠見，即使在今天也還有點超前。雖然區域化正在形成之中，但還沒有豪斯霍費爾設想的那樣大。豪斯霍費爾認為泛歐的命定空間在德國，泛亞的命定空間在日本。在這一點上，他完全錯了。一次戰敗就可以終結一個國家的好運。德國非常幸運，在20世紀有過兩次成為支配大國的機會，但都因不知節制而失敗了。
在極權政治之下，學術是虛弱的。納粹德國的地緣政治學不是學者的地緣政治學了。納粹德國的副元首（第二號人物）魯道夫?赫斯是豪斯霍費爾在慕尼黑大學的學生。赫斯在那裏接觸到地緣政治學。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館暴動后，阿道夫?希特拉和赫斯一同被捕。豪斯霍費爾經常去監獄探望他的學生。赫斯則把地緣政治學的思想教給了希特拉。希特拉在獄中寫下了《我的奮鬥》，從中可以看到地緣政治學的理論。納粹上台後，豪斯霍費爾深陷到政治漩渦中。1941年5月，赫斯駕機逃往英國，可能是為了謀求英德之間的和平。豪斯霍費爾和兒子阿爾布萊希特因為這一事件被捕，旋被釋放。阿爾布萊希特也是一位地緣政治學家。受到1944年7月謀殺希特拉事件的牽連，父子倆再次被捕。父親隨後被釋放；兒子則被納粹“人民法院”宣判死刑，於1945年4月被殺。美軍佔領德國后逮捕了豪斯霍費爾。1946年3月，豪斯霍費爾夫婦卡爾?豪斯霍費爾的妻子瑪莎也加入到德國的地緣政治學事業中。她在1925年把詹姆斯?費爾格雷夫的《地理與世界大國》（1915）翻譯成德文。在家中自殺身亡。德國的地緣政治學隨之消亡，至今看不到復蘇的可能。
除了德國之外，20世紀上半葉地緣政治學最發達的國家是英國。喬治?N?寇松勛爵（1859-1925）出生於土地貴族家庭。他在少年時期從馬背上摔下來，脊柱嚴重受傷。終生殘疾使他經常疼痛得昏迷過去，卻沒有阻止他長途旅行。在1887-1894數年間，他到了俄國、中亞、波斯、暹羅、印度支那、朝鮮、阿富汗、帕米爾，寫書記錄下他的東方之行。寇松不是單純的旅行家，他的目的是地緣政治的，總是圍繞着英屬印度的安全。寇松在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擔任印度總督（1899-1905），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擔任英國外交大臣（1919-1924）。在印度時，他把西北邊境的獨立部落地區變成印度的一個省，就是現在美國無人機經常攻擊的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省。1903年底，寇松派榮赫鵬帶領英軍入侵西藏，以阻擋俄國勢力經由西藏到達印度。英軍在佔領拉薩后沒有發現俄國人的影子。英國勢力卻在與俄國的大角逐中進入了西藏。“西藏問題”由此產生。1912年，寇松在擔任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長時說：
在地理學的幫助下——沒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做到這一點——我們才能理解偉大自然力的運作，人口的分佈，商業的進步，疆界的拓展，國家的形成，以及人類在各方面所取得的輝煌成就。SubjectsoftheDay，GeorgeCurzon，pp156-166，London：GeorgeAllen&Urwin，1915?轉引自《東方學》，274頁，三聯書店，2007年。
寇松是政治家、地緣政治的實踐者。英國地緣政治學是由眾多像寇松這樣勇敢的冒險家、軍人奠定的。這是英德兩國地緣政治學的不同之處，符合它們各自的哲學傳統。英國地緣政治學的代表人物是哈爾福德?麥金德（1861-1947）。麥金德比豪斯霍費爾年長8歲。豪斯霍費爾從他那裏學到了很多東西，以至把他叫做“可恨的敵人”《地緣政治學》雜誌，第二期（1925年）第454頁。轉引自E?W?吉爾伯特：《歷史的地理樞紐》中譯本引言，17頁。麥金德比豪斯霍費爾年長，從事地緣政治學研究也較早。但豪斯霍費爾與地緣政治學前驅們在理論上一脈相承，而麥金德則像是一個旁支。對於後世，麥金德的影響可能更大。為了敘述的連貫性，在這裏把麥金德放在了豪斯霍費爾之後。敬請讀者諸君注意……麥金德是牛津大學地理系第一任主任，擔任過倫敦經濟學院院長、英國國會議員。1904年，麥金德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發表演講，論文的題目是《歷史的地理樞紐》，突出了樞紐地區在歷史中的重要作用。這篇文稿成為地緣政治學的經典著作。麥金德把俄國看做是英國的主要敵人，因為俄國佔有歐亞大陸的樞紐地帶（心臟地帶）。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外交大臣寇松派遣麥金德出使俄國，使命之一是煽動非俄羅斯族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動搖革命的基礎。麥金德認為，來自樞紐地區的威脅與哪個國家控制它沒有關係。如果日本佔領中國，並進而挾中國之力征服俄國，佔領心臟地帶，就會對西方構成“黃禍”哈?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70-71頁，商務印書館，1985。這本小書收錄了麥金德的兩篇演講稿：“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歷史的地理樞紐”。由此可見在對“黃禍”的擔心中，英國與德國沒有區別，儘管它們那時是對手……在對待黃種人的態度上，德國和英國在那時基本一致。
在皇家地理學會的那次演講15年之後，麥金德把他的演講稿擴寫為《民主的理想與現實》（1919）。此時正值巴黎和會，據說麥金德是寫給參加和會的各國代表們看的，提醒他們向東看。麥金德對他原來的思想做了一些修改，把“樞紐”（pivot）改稱為“心臟地帶”（heartland），而把歐亞大陸和非洲稱為“世界島”。書中有一句後來被廣為引用的話：
誰統治東歐，誰就能主宰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能主宰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主宰全世界。DemocraticIdealsandReality，p150，HalfordMackinder，NewYork：W?W?Norton，1962。
麥金德的“心臟地帶”指位於歐亞大陸中部和北部、與外界沒有或很少有海運聯繫的地區。其中包括內流河流域，如注入裏海的頓河、伏爾加河，注入鹹海的阿姆河、錫爾河，以及塔里木河等消失在沙漠中的河流；注入北冰洋的大河流域，如額畢河、葉尼塞河、勒拿河。這個地區與海洋隔絕，海洋大國不能從海上向這些地區發起進攻。在歷史上，征服歐亞大陸各地的游牧民族都從這個地區出發。鐵路出現之後，加強了心臟地帶的機動性，可以與海洋航運相比。因此，俄國取代蒙古，可以向各方向（除了北方）攻擊。“樞紐國家向歐亞大陸邊緣地區的擴張，使力量對比轉過來對它有利，這將使它能夠利用巨大的大陸資源來建立艦隊，那時這個世界帝國也就在望了。”《歷史的地理樞紐》，69頁。在二戰之後，蘇聯控制了東歐各國，幾乎完全佔有心臟地帶，與美國形成了兩強對抗，似乎有希望建立“世界帝國”。但麥金德的預言沒有實現。蘇聯沒有能夠統治世界島，更沒有主宰全世界。相反，大陸強權蘇聯受到美國及其盟國的圍堵，僵硬的極權統治不能靈活應對，終於分崩離析。麥金德站在歐亞大陸外緣的一個小島上瞭望大陸。他的立場決定了他的觀點。英國的傳統政策是保持歐洲大陸上的均勢（力量平衡），不能產生一個對英國構成威脅的大國。麥金德擔心，在大陸的心臟地帶聚集的巨大力量將對英國構成威脅，而衰落中的英國對此卻無能為力。
麥金德把“心臟地帶”之外的土地分為兩層：內新月地區在歐亞大陸之中，從德國、土耳其、印度到中國，與“心臟地帶”在土地上連接在一起；外新月地區在歐亞大陸之外，從英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澳大利亞到日本，與“心臟地帶”隔着海洋。麥金德看重“心臟地帶”，較輕視外圍地區。實際上，在所謂的心臟地帶，荒涼的西伯利亞不適宜人類生活，更從來沒有產生過權力中心。在遭受法國、德國入侵時，俄國（蘇聯）的權力中心從沒有退到烏拉爾山以東。即使把心臟地帶看做是一個完整的地區，其重心也是在它的南部，從裏海沿岸的南俄草原延伸到中亞、蒙古。在工業革命之前，從大陸的外圍地區攻入中亞不乏例證。波斯人、阿拉伯人、漢人都曾經是中亞一大部分的主宰。甚至在工業時代之前，面對外圍地區的火炮等技術優勢，心臟地帶南部已經徹底失去了權力。大概有鑒於此，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1893-1943）更多師從馬漢的學說。與麥金德強調“心臟地帶”的威脅相反，斯皮克曼更看重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rimland）。如果麥金德算是陸權派，斯皮克曼更接近海權派一些，但不局限於海權派。
斯皮克曼出生在荷蘭。他原來是社會學家，出版過《格奧爾格?齊美爾的社會理論》齊美爾（一譯西美爾，1858-1918）是德國社會學家、新康德主義哲學家。他的研究對象包括衝突、權力、社會交往、調情、貨幣等。斯皮克曼是最早把齊美爾介紹到美國的學者之一。尚不清楚齊美爾的社會學如何影響到斯皮克曼的地緣政治學。在方法上，齊美爾是反實證主義的；斯皮克曼是實用主義者，與美國的哲學傳統一致，與齊美爾的抽象分析不同。（1925）。他還是耶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創建者。與豪斯霍費爾類似，他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忽略了地理因素”，從而損害了國家利益。因此，他轉而研究新興的國際關係學，在1938年和1939年發表了兩篇地緣政治學的長文。這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斯皮克曼反對美國的孤立主義，堅持美國應該維持歐亞大陸上的均勢，而不是依靠大洋的保護。他的主要作品是《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1942）以及在他身後出版的《和平地理學》（1944）。斯皮克曼聲稱“地理是外交政策中最基本的因素，因為它是最持久的”。的確，極權統治可以在短時間內改變人口數量、文化傳統等因素。但到目前為止，暴君仍無力改變地理環境。正當美國與德國、日本酣戰之時，斯皮克曼建議在戰後保持一個強大的德國，以對抗蘇聯；他還預言中國將在戰後崛起，而美國將不得不幫助日本的防務。實際上，中國的崛起被內亂遲滯了數十年。但斯皮克曼的預言仍然沒有錯。他能有如此遠見是地緣政治分析的結果。
斯皮克曼接受了麥金德對世界的地緣政治學劃分：心臟地帶、邊緣地帶（麥金德的“內新月地區”）、離岸島嶼（offshoreislands，麥金德的“外新月地區”）。但對於各區域的作用，斯皮克曼的觀點與麥金德的相反，強調邊緣地帶的重要性，因為這裏兼有大陸和海洋之利。那時的美國是一個上升中的“島國”，所以，斯皮克曼的心態與衰落帝國的麥金德不同。他注重的問題是美國如何控制歐亞大陸，而不是預防來自歐亞大陸的威脅。邊緣地帶是島國控制大陸的登陸場，因此更受重視。作為對自己理論的總結，斯皮克曼套用麥金德的表達方式，也說了一句高度概括的話：
控制邊緣地帶者統治歐亞大陸；統治歐亞大陸者控制世界命運。TheGeographyofPeace，p43，NicholasJ?Spykman，NewYork：Harcourt&Brace，1944?
在冷戰中，美國及其盟國控制了邊緣地帶的最富裕部分，拖垮了蘇聯集團，但並沒有因此而統治歐亞大陸。相反，冷戰後美國至高無上的霸主地位沒有維持很久。因為失去了蘇聯這個共同敵人，美國對“老歐洲”的號召力顯著下降。美國在全球推行民主，卻忘了一個民主的國際社會絕不會容忍任何過於強大、獨斷專行的國家。民主是強權的敵人，正如強權是民主的敵人一樣。美國佔領了位於邊緣地帶的伊拉克，卻沒有能夠在中東站穩腳跟，更談不上統治歐亞大陸。原因是美國忽略了伊拉克人的反抗意志。在一國之內，由於熾盛的民族和宗教情感，即使長期生活在暴政之下，人民也不可能接受外國入侵，無論侵略者打着什麼旗號。從美國的教訓可以看出，斯皮克曼以及他之前的地緣政治學家都過於看重自然地理的因素，卻有些忽視“人”這個最重要的因素。其實，斯皮克曼並沒有忽視“人”。說他忽視“人”，只是相對於他對地理因素的強調而言。請對照他羅列的強大國家的10條標準：領土、邊界、人口、礦產、經濟和技術、財政、民族組成、社會一體化、政治穩定、民族精神。“人”是地理各要素中最值得珍視的。無論是地理學還是地緣政治學，缺少了“人”必定會有很大缺陷，從而在指導行動時帶來災難。
斯皮克曼把北大西洋看做是西歐和北美之間的一個大湖。在1940年代，大西洋的東西兩岸是世界上唯一的發達地區——日本那時還沒有完成工業化。今天世界上最繁榮的地區主要在邊緣地帶和離岸島嶼，其中北大西洋兩岸仍然最為發達，非日本可及。斯皮克曼認為，大西洋是古希臘時代地中海的放大版，是西方世界的“中央海洋”。這一地區應該由美國來領導，以武力對付其他地區的反叛。
斯皮克曼影響了美國的遏制政策，被稱為“遏制教父”。在冷戰期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建立北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抗蘇聯集團的華沙條約組織。美國對蘇聯實行武力遏制，在朝鮮和越南作戰，防止共產主義向外擴散。美國沿着歐亞大陸邊緣（內新月地區）建立多個軍事同盟，把日本、東南亞、兩伊納入西方陣營，在阿富汗支持反蘇游擊隊。這些行動是為了阻止蘇聯勢力南下到暖水海港。除了在遠東（朝鮮、中國、越南一線）的大陸邊緣，遏制政策是成功的。也許不能把政策的成功完全說成是地緣政治學者的貢獻，但可以說，美國的決策者從斯皮克曼、麥金德等人那裏吸取了大量有益的思想，他們對世界形勢的判斷接近學者們的理論。在經歷了冷戰後的齟齬之後，與北大西洋對岸的關係仍然是歐美今天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麥金德、豪斯霍費爾、斯皮克曼（以年齡長幼為序）是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學家。他們分別生活在20世紀先後最強大的三個國家：英、德、美。也許是巧合，三位學者的年齡順序和他們國家獲得大國地位的先後是一致的。他們都在1940年代中期去世，相隔僅三年（斯皮克曼去世時才49歲）。在此期間，最重視地緣政治學說的德國戰敗。於是地緣政治學的喧囂與騷動暫時告一段落，是為古典階段。
在歐美之外，俄國有不同的地緣政治學傳統，自成體系。俄國地緣政治學的特點之一是熱衷於探討文明的地理歸屬，顯示出俄羅斯人不能就他們文明的位置達成相對一致。俄國的地緣政治學分成對立的兩派：歐亞主義與大西洋主義。這與德國的海權與陸權兩派的分裂近似，表現出一個民族被地理環境撕裂后的精神癥狀。Г?H?特魯別茨科伊和E?H?特魯別茨科伊兄弟兩人是俄國的思想家、哲學家。他們強調俄羅斯宗教和文化的特性，注重它們與地理的關係。俄國地緣政治學始終在探討俄羅斯文明的歸屬問題，不離東正教。他們的侄子H?C?特魯別茨科伊（1890-1938）和地理學家П?Н?薩維茨基（1892-1985）是歐亞主義運動的創始人。1921年，薩維茨基出版文集《出走東方》。這是歐亞主義的第一本書。歐亞主義繼承了強調俄羅斯文化獨特性的斯拉夫主義。它把俄國特性上溯到韃靼-蒙古統治時期，珍惜俄國的東正教精神、東方色彩。與親西方的大西洋主義相對立，歐亞主義者更願意俄國留在歐亞大陸的東方，作為獨立的一極承擔重任。歐亞主義是1920年代初由流亡者在蘇聯之外發展起來的。蘇聯統治者不能容忍這些“愛國者”，他們也拒絕與蘇聯合作。參見《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第四章“地緣政治學體系中的歐亞主義”。
以上介紹了最重要的幾位古典地緣政治學家，另外一些也很出色的學者卻沒有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地緣政治學的傳統中斷了20多年。等到它再次興起時，人們的知識結構、對國家和國際關係的看法已經有了很大不同，和平的力量更強大了。戰前的理論顯得距離現代已經有些遙遠。只有專業學者需要認真借鑒這些理論，一般讀者大概不太容易產生共鳴，特別是處於不同語境中的中國讀者——他們不會習慣從數十年前、百年前的西方角度看世界。另外一個問題是，相關的地緣政治學著作很少有被翻譯成中文的。作為閱讀本書必要的知識背景，這部分的簡略介紹可以滿足一般需要。
2005年4月25日，俄國總統普京在“國情咨文”中說：“蘇聯解體是20世紀地緣政治上的最大災難。”一位英國記者評論俄國的地緣政治學時說：“很少有現代意識形態像地緣政治學這樣既充滿奇想又無所不包，即浪漫又晦澀，在理智上是混亂的，還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DreamsoftheEurasianHeartland：TheReemergenceofGeopolitics，CharlesClover，ForeignAffairs，March/April，1999?原文的副標題太模糊，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地緣政治學在俄國的復興”(TheReemergenceofGeopoliticsinRussia)。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當時的駐基輔首席記者。當然，這是記者在導語中故意聳人聽聞，有點英國小報的風格。記者諷刺的目標也不是歐美的地緣政治學。冷戰之後，俄國喪失了官方意識形態，一些政壇重量級人物用地緣政治學填補國際關係中的這個空缺。於是，歐亞主義在1990年代復蘇。在新歐亞主義的信徒中，有左翼共產黨的總書記Г?久加諾夫（寫有《勝利地理學》）、右翼自由民主黨的黨魁弗拉基米爾?日裏諾夫斯基（寫有《向南的最後出擊》）等權勢人物。這兩個黨當時佔有國家杜馬近一半的席位。俄國前總理耶夫根尼?普里馬科夫也被看做是歐亞主義的支持者。1998年12月，普里馬科夫在訪問印度時提出俄、印、中三個大陸國家建立“戰略三角”的建議。
那位英國記者在1999年採訪的主要人物是亞歷山大?杜金，一度在國外名聲最大的俄國地緣政治學家。上段開始處的引語是這次報道的導語。杜金出生於1962年。他的名聲主要來自他的強烈反西方立場。在俄國軍方的幫助下，杜金於1997年出版《地緣政治學的基礎：俄國的地緣政治未來》。他採用了麥金德的陸權與海權對立的觀點，並加入東方與西方的對立，把它們當作同一個對立的兩個方面。杜金主張建立由俄國主導的“歐亞大陸聯邦”，對抗大西洋主義。他還希望新疆和西藏（最好還有內蒙和滿洲）獨立，成為這個聯邦的組成部分，從而把中國與俄國的東方領土隔開。除添加西藏，杜金的這個想法不是新東西。俄國一直對中國長城以北的領土“胸懷大志”。
新歐亞主義者把伊斯蘭國家作為俄國最重要的戰略盟國。他們希望通過伊斯蘭國家獲得暖水出海口，控制全球石油供應，與他們的共同敵人西方（主要是美國）對抗。新歐亞主義者多是領土擴張主義者。他們認為，“俄羅斯的民族使命是建設強大帝國。”《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102頁。一個民族對其他民族的“使命感”是侵略和擴張的源泉。不僅俄國有，美國、歐洲各國都有這種使命感，只是名稱不同。它又稱“天定命運”、“白人的責任”。
進入新的世紀之後，俄國的新歐亞主義仍然勢頭不減。2008年，俄國外交學院教授伊戈爾?納帕林預言美國分裂。2009年4月，他又做出新的預言，設想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之後的世界地緣政治版圖。他認為，俄國將建立新的聯盟——歐亞聯盟，其成員國是所有前蘇聯國家，其組織模式是歐盟。因此，納帕林把俄國主導的歐亞聯盟稱為歐盟2號，預言它即將在2012年產生，而普京將成為這個聯盟的“君主”。納帕林說，歐亞聯盟將與歐盟和中國構成世界三大力量中心（美國已經分裂）。《消息報》2009年4月2日。轉引自《參考消息》2009年4月6日。歐亞聯盟實際上是翻版的蘇聯帝國。納帕林的預言也許不足為信。它的價值在於再次凸顯了俄國傳統的、與大西洋主義抗衡的歐亞主義，以及俄國保留完好的帝國之夢。
地緣政治學以國家為學派之分野，每個國家的地緣政治學都不相同，因為它們觀察的角度不同。它們彼此借鑒，其目的卻都是為了更好地對付另外的國家。在西方主流媒體中，杜金等人和歐亞主義的價值大概相當於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民族主義：既值得警惕，又可以用來取笑，像花邊新聞一樣為乏味的日常報道添加佐料。
b?中國的道路
從以上的介紹可以看出，地緣政治學發端和發展於大國，特別是有着縝密戰略思維傳統的大國——中國是這樣的大國之一。地緣政治是大國之間的遊戲，現在，中國正在逐步加入到這個遊戲中來。對於今天的中國，地緣政治學研究必不可少，恰逢其時。但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的地緣政治學還幾乎是一片空白，似乎也沒有大戰略。美國一再催促中國加大軍事問題的透明度，許多鄰國也有同樣的希望，只是聲音沒有美國那樣大。他們要求知道的不僅是中國軍隊的裝備，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戰略。中國對外界的呼聲反應遲緩，官員與外界的交流也不暢通，只是一再聲明“為了防禦”。美國軍方對此不滿意。關於中國軍隊建設的目的，他們需要更多信息。雖然他們有窺探的嫌疑，但也有充足理由：歷史已反覆證明，在誤解中更容易發生戰爭。或許，日本防衛省防務次官增田好平可以替中國回答這個中國不便回答的問題。2008年2月，增田在接受採訪時說：
我懷疑中國是否有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戰略或者國防戰略，中國的軍力建設好像只是解放軍不同兵種在為自己爭取更好的裝備。當然這只是個人觀點，希望事實不是這樣。http：//news?china?com/zhcn/international/1000/20080204/14658994?html。採訪者是平可夫。
增田好平把國家戰略簡化並等同於國防戰略。地緣政治學當然不限于軍事問題，但也可以從中窺豹之一斑。與發達國家不同，中國的高層想法屬於高級機密。即使中國真的制定了國家戰略，也不一定會公開——雖然和平的、防禦的戰略沒有不可公開的理由。國家戰略這樣的大框架比較容易被外界感知。日本軍方密切注視和研究中國的一舉一動，關於中國的國家戰略應該有比較準確的信息和情報。在國內的公開出版物中，沒有官方關於國家戰略或地緣戰略的資料，學者也很少發表有關大戰略的研究成果。了解中國決策層的人也許會對增田好平的評論不屑一顧。但中國普通人很難獲得關於自己國家的真實信息，增田的觀點至少可供中國一般研究者參考。
想了解中國戰略的還有其他國家，這很正常。儘管中國官方一再強調中國的和平願望，但美國軍方總是想了解更多。他們想知道中國的戰略，中國將如何使用日益增長的實力。這一招讓美國佔了先手。不過，即使中國真的有戰略，美國的要求永遠都不會結束，因為中國總會有一些美國想知道卻不知道的東西。美國自己的戰略是公開的，有時並不諱言野心。同時，美國更把它描繪成和平的維護者和締造者，在這方面比中國的宣傳成功得多。但美國的可信度很低。殖民時代結束之後，大規模入侵別的國家這種事，基本都是美國乾的。至於中國在發展什麼樣的武器並不特別重要。在軍事上，進攻與防守之間沒有絕對界限。如果可以用民航飛機撞擊大樓，用間諜飛機撞落戰鬥機，還有什麼不可以用來進攻？在核武時代，常規武器的些許發展能起到多大作用？所以，進攻與防守的區別在使用者的動機，而不在武器本身。
中國正在“摸着石頭過河”。軍事問題或許有保密的必要，不能讓外人知道，尤其在實力和自信心不足的時候。但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較容易被感知的方面，中國也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戰略傾向。
在另一方面，詳盡的國家戰略不是特別重要。歷史總有許多偶然，不會按照人們的美好設想發展。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是依據一項事先制定的大戰略（grandstrategy）大戰略是比較詳細、全面的國家發展規劃，不限於經濟內容，也不僅是一兩句口號，儘管這樣的口號對指明國家發展方向是非常有用的。“國家戰略”和“大戰略”在此可互換使用。而發展起來的，今後大概也不會有。即便如此，框架性的國家戰略是極其必要的，尤其在國家的轉型或動蕩時期。一個國家沒有發展方向就很容易走上岔路。大戰略可以為國家指明發展方向，在公開的討論中不斷修改和調整，並獲得民眾對發展方向的認知和支持。在研究和討論國家戰略的過程中，許多模糊之處得到明晰，不足之處得到改正。對大戰略的公開討論可以培養民眾的公民責任。一個國家有公民責任感的民眾越多，責任感越強烈，國家的基礎就越雄厚，前景就可能越美好。國家的強盛就是在偶然之中由這些有責任感的公民推動的。滿足其他國家了解中國意圖的希望倒在其次——但絕非不重要。
均勢的三種模式
國與國之間的狀態有戰爭與和平兩種，包括冷戰與冷和平。戰爭的種類有很多，和平也有不同的和平。就其原因而言，和平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羅馬治下的和平(PaxRomana)，即一個強大的帝國主導着國際關係，控制着發動戰爭的權力。羅馬治下的和平不同於先秦時期的天子腳下的和平。“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因為諸侯是天子分封的，諸侯的權力來自天子。天下有道時，天子不僅發起征伐，也制定禮樂（類似現代的國際行為準則）。羅馬治下的和平也不同於現代國家壟斷國內的暴力，因為它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國家使用暴力，也不能讓其他國家接受自己的軍事行動都是合法的。有人聲稱冷戰之後的世界是美國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美國的權力不是來自道德或法律，而是軍事和經濟。美國的海外干涉不是為了維護正義，或是利他（雖然有時會間接產生這兩種結果），其目的是為了維護美國的利益和威望。
國際和平的另一個原因是均勢。均勢是在一個區域內或全球範圍內，沒有一個國家或國家聯盟擁有對另外國家或國家聯盟的明顯軍事優勢，因此不敢輕舉妄動發動戰爭。均勢在歐洲的歷史上發揮過很大的作用。歐洲有幾個大國，它們的人口、面積、發展水平，乃至文化都沒有懸殊差距，比較容易通過建立某種組合來互相牽制。幾個實力相近的國家是均勢得以產生和存在的條件。歐洲的俄國是個例外。俄國的發展水平落後，但是通過人口和面積的優勢，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劣勢，使它有能力參與歐洲的大國遊戲。均勢一旦被打破，歐洲就會爆發戰爭，或者戰爭的結果證明原來的均勢只存在於一般人的想像之中，有眼光的戰略家已經看出其中的破綻。歐洲之外沒有良好的均勢條件，因此均勢很少是其他地區傳統的國際關係狀態。
在均勢受到破壞，而某一大國治下的和平尚未到來時，很容易爆發戰爭。均勢通常是在戰爭各方打到精疲力竭之時得到恢復。在過去數百年中，歐洲沒有產生過大國，最強大的國家總是受到牽制。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成為超級大國，原因是戰場不在它的國土上，使美國盡得漁翁之利。美國維持均勢的方法也與歐洲不同。
a?均勢思想的發展
均勢是“權力均衡”（balanceofpower）的簡稱。至少需要三個國家才能形成均勢。它們中的幾個合作或聯合，以期制約、抵消它們認定的來自另外國家的威脅或潛在威脅，在國家間達成某種平衡，保證沒有某國擁有控制乃至毀滅其他國家的能力。均勢不是穩定的狀態，它總是處在不停地變化之中。如果超過一定限度，發生了劇烈變化，均勢就會被打破。如果佔有優勢的國家推行強權政治，其餘各國可能為維護均勢而捲入戰爭。馬丁?懷特指出，“均勢”這個術語是含混的。他總結了“均勢”的五種含義，其中兩個分別又有兩層意思。他實際上給出了七種含義：（1）權力均勻分佈的狀態；（2）權力應當均勻分佈的原則；（3）我方實力略勝於對方的優勢狀態；（4）現有力量分佈狀態，或任何可能的力量分佈狀態；（5）大國維持均勢的作用；（6）國際政治中的權力趨向均勻分佈（這一條符合熱力學第二定律）；（7）國家體系的同義詞。馬丁?懷特：《權力政治》，117-123頁，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原書在1946年第一次出版時只有68頁，懷特用了他最後的20年來修改和擴展這本書。懷特於1972年逝世之後，赫德利?布爾、卡斯滕?霍爾布萊德予以擴充。中文版譯自修訂后的版本。
強勢國家經常把它的優勢等同於均勢，其他國家卻不會這樣看。均勢和優勢本來是不同的，但從不同的立場去判斷力量對比的狀態時，它們是可以互換的概念和態勢。
懷特說：“權力模式的思想使我們能夠從地理的角度對國際政治進行概括。在更抽象的層面上，我們可以用均勢的思想解釋國際政治。這樣，我們不是將國家視作棋盤上的棋子，而是天平兩端的砝碼。”《權力政治》，169頁。原譯把“砝碼”譯作“重量”。當是誤譯。引文徑改。無論是棋盤、天平或是桿秤，只描述了地緣政治的一個側面。其實，均勢更像是一桿秤，而不是天平。秤的平衡與天平的不同，不要求兩端的重量完全相等。由於槓桿作用，較輕的秤砣可以與更重的物體保持平衡。在地緣政治中，槓桿可以是堅定的意志、出色的外交、虛張聲勢、訛詐等多種因素，而地理條件的重要性不亞於前面這幾條。均勢總與地理有關。基辛格就是幾乎不加區別地把“地緣政治”當作“均勢”使用。儘管如此，要維持均勢，各國彼此之間的懸殊仍不能太大。如果在某一地理範圍內，無論是全球還是區域，一國或一個國家集團對其餘各國擁有壓倒性的優勢，該範圍內就不能產生均勢，從而不可避免地形成霸權，無論霸主是否有意擁有霸權，都會被“黃袍加身”。
在歐洲大陸，均勢思想在法國國王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時期產生。那時，統一的教權和皇權在歐洲大陸衰落，世俗國家崛起，大小林立，你爭我斗，正是產生縱橫家的時候。法國是歐洲最早出現的民族國家。在1453年，法國贏得與英國打了一百多年的戰爭，把英國勢力幾乎完全驅逐出法國。百年戰爭結束之後8年，路易十一即位為法國國王。他再接再厲，加強王權，通過戰爭、和談、婚姻各個擊破，兼并貴族的領地，大致奠定了法國現在的版圖。法國逐漸強大起來，開始與神聖羅馬帝國爭奪大陸的權力，而英國不再是它的敵人。在宗教改革出現之後，法國陷入教派分裂和宗教戰爭。這時的哈布斯堡家族是一個帝國，它控制的領土從奧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到荷蘭，幾乎完全包圍了法國。法國成為歐洲的“中國”——它必須突破包圍圈。紅衣主教黎塞留在擔任法國宰相（1624-1642在職）時，建立海軍，成立貿易公司，向海外擴張。黎塞留在三十年戰爭中支持新教徒，共同反對哈布斯堡王朝，並在1635年促成法國參加了戰爭。當戰爭在1648年結束時，哈布斯堡王朝和神聖羅馬帝國被嚴重削弱，德意志地區遭受嚴重破壞，法國儼然已是歐洲強權。
黎塞留在1642年臨終前推薦馬扎然繼任宰相（1642-1661在任），繼續推行他的內外政策。在黎塞留之後不久，法王路易十三也去世了。在一年的時間中，法國的國王和宰相都換了人。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即位時年僅5歲，馬扎然是他的教父和宰相。路易十四號稱“太陽王”。在他的統治下，法國進入鼎盛時期。馬扎然在其中居功甚偉，他結束了三十年戰爭，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這個條約奠定了現代國際關係的基礎。黎塞留的重商主義政策也得以繼續。馬扎然的權勢一直維持到他生命結束。他像黎塞留一樣死在任上。路易十四的時代這時才開始。
當路易十四在1661年3月取得了對法國政府的全面控制時，歐洲的形勢特別有利於一個決心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歐洲的國王。……（法國）挑動葡萄牙人去反對西班牙人，挑動馬扎爾人、土耳其人和德國的王公們去反對奧地利，並挑動英國人反對荷蘭人，而同瑞士各州簽訂的1663年重要條約則加強了法國自己的地理地位。保羅?甘迺迪：《大國的興衰》，97頁，國際文化出版社，2006年。
在馬扎然執政時期，法國陷入投石黨內亂，路易十四也要出逃。亂黨得到西班牙的支持。在恢復了國內秩序之後，路易十四的第一個打擊目標就是西班牙。他聯合英國對抗西班牙——這時雖然已經開始衰落，但仍是一個強大的國家。西班牙的鼎盛時期在腓力二世（1556-1598在位）統治的前期。腓力二世的父親查理一世（CarlosⅠ，不是在1649年革命中被砍頭的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Ⅰ）兼有西班牙國王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是查理一世先後從他自己的外祖父（1516）和祖父（1519）那裏繼承而來。腓力二世只繼任西班牙國王，卻擁有西班牙、尼德蘭、西西里、那不勒斯、米蘭以及全部美洲和非洲殖民地。腓力二世娶英國瑪麗女王。瑪麗女王死後，伊麗莎白女王登基。腓力二世向伊麗莎白求婚未果，決定入侵英國。1588年，西班牙的無敵艦隊被英國打敗。西班牙失去了歐洲強權的地位。
法王路易十四的母親是西班牙國王菲力三世的女兒、腓力二世的孫女。1660年，路易十四娶腓力四世的女兒、腓力三世的孫女瑪麗-特雷莎（1638-1683）。這場婚姻是法國打敗西班牙后和談的結局。1700年，腓力四世的兒子查理二世去世。他因家族近親繁殖而沒有後代，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絕嗣。查理二世把王位傳給路易十四的一個孫子，是為腓力五世。法國還趁機入侵尼德蘭（西班牙領地）。英國不能容忍法國獨霸歐洲，與荷蘭結成反法同盟，普魯士等多個國加入同盟。於是爆發了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1-1714）。英國於1704年佔領直布羅陀至今。戰後，法國在歐洲大陸上的霸權不再。以上僅是政治婚姻之一斑。可見歐洲各國王室力圖通過複雜的婚姻關係維持均勢，血緣關係加深了皇室成員對地緣政治的理解。但親屬關係不能免除權力之爭和戰爭。歐洲各國王室之間的婚姻和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諸侯之間的婚姻一樣，都是政治聯姻。他在大陸上開疆擴土，法國邊界向東部擴展了許多，終於招致反法同盟的對抗。法國的大國地位以中歐（主要是德語區）的分裂和戰亂為代價。法國刻意維持中歐分裂。只要德意志各諸侯國不能統一，法國就減少一個強勁對手，在歐洲大陸遭遇挑戰的幾率就小很多。
強國的均勢是“唯恐天下不亂”。路易十四以“朕即國家”聞名於世。他的四處出擊政策引起各國組織反法同盟，使法國的擴張受到限制。在他之後，法國走上了下坡路。路易十四在位72年，他死的時候兒孫兩代人都已亡故。繼承人是他的重孫。像曾祖一樣，路易十五（1715-1774在位）即位時才5歲。在他幼年時期，執政的先後是奧爾良公爵和紅衣主教弗勒里。新國王上台之後，法國與英國保持了近20年的和平。然後，法國又有了大國之夢。由於海軍較弱，集權的體制又缺少靈活性，法國在海外擴張中不敵英國。在七年戰爭（1756-1763）中，法國屢次被英國打敗，失去了加拿大的殖民地。法國又反過來支持美國的獨立運動，藉以打擊英國。在對印度的爭奪中，法國也不敵英國，於1763年完全放棄了印度。英國獨佔印度，以印度為在亞洲擴張的基地。路易十五也留下一句名言：“在我之後，（哪怕）洪水滔天”一說為路易十五的情婦蓬巴杜夫人所言。另一個很少被採用的解讀是：“在我之後，（將出現）滔天洪水。”。
路易十五也很長壽，直接繼承人是他的孫子路易十六（1774-1792在位）。在路易十六統治時期，王權長期截流形成的“洪水”終於破壩。大革命把國王送上了斷頭台，也給炮兵軍官波拿巴?拿破崙帶來了施展才能的機會。法國革命為歐洲各民族點燃了獨立和自由的希望。以革命為號召，拿破崙在歐洲大陸大肆擴張，打敗了一個又一個王國。但法國的道義優勢隨着拿破崙稱帝而失去，領土的擴張則破壞了歐洲的均勢。歐洲各國多次結成反法同盟。法國幾乎被孤立，但在北美有一個盟友，法國支持美國的獨立，牽制英國在歐洲的行動。為了獲得和鞏固獨立，美國也需要法國。為了給英國製造強大的敵人，拿破崙把路易斯安娜2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出售給美國（1803），使當時美國的面積擴大了一倍，實力大大增加。拿破崙在1815年徹底失敗。此後的法國再也不能稱霸歐洲大陸了，反而一再受到普魯士或德國的侵略。
b?均勢的歐陸模式與英國模式
打敗法國之後，各國政要聚集在維也納商討新的歐洲均勢。奧地利後來的首相梅特涅是一位均勢的高手。他在維也納會議上主持建立了“歐洲協調”體系。中歐300多個日耳曼小國被合併為30多個，成立了鬆散的邦聯。合併后的國家大小適中，既能夠抵抗法國入侵，又不至於威脅歐洲安全。這時的奧地利已經不再是強國。在拿破崙戰爭之後，普魯士和俄國成為歐洲的重要力量。俄國向中歐逼近，德語國家掌握了歐洲大陸均勢的主動權，先是奧地利，后是德國。從1815到1914年的百年間，歐洲大體上保持了和平。百年分成前後兩個階段，分別由梅特涅和俾斯麥兩人奠定基礎。他們的國家都是德語國家，爭奪對德意志民族的領導權，最後是普魯士打敗了奧地利，並把奧地利排除在統一后的德國之外。在對外政策上，兩國的思想非常接近。
在維也納會議時，梅特涅是奧地利帝國的外交大臣（1809-1848）。他後來擔任首相（1821-1848）兼任外交大臣。他在大學學習期間就接受了歐洲均勢的思想。先是作為一位外交官，在拿破崙戰爭期間先後擔任駐普魯士和法國公使。在反法同盟中，他是一個主要的組織者，但在戰敗的時候，他又能成功地籠絡拿破崙，保護奧地利的利益。戰後，他與英國和法國簽訂秘密協議，對付俄國和普魯士可能的威脅。梅特涅對內是一個專制主義者，在1848年革命時辭職。他先逃亡到英國，後來又回到了奧地利。這個時候，奧地利已經衰敗，在1866年普奧戰爭中失敗。次年匈牙利自治，奧地利帝國變成奧匈帝國，轉向巴爾幹地區發展，終於觸發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奧地利戰敗，一個龐大帝國的版圖萎縮成現在的奧地利。
在維也納會議上建立的歐洲協調製度就是各國在安全問題上合作。維也納會議之後，建立了四國同盟和三皇同盟。前者由英、普、奧、俄組成，其目的是壓製法國再次擴張。後者少了英國，由普、奧、俄組成，號稱“神聖同盟”，因為這是三個神聖的君主專制國家，之後其他幾個君主制國家也陸續加入。基辛格認為：“神聖同盟是維也納和會最值得一提的創舉。”享利?基辛格：《大外交》，65頁，海南出版社，1997年。同盟不僅是國際合作，還要維護各國國內的制度。
在法國戰敗之後，擴張成性的俄國成為歐洲的最大威脅。在19世紀，俄國從北到南向波蘭和土耳其方向擴張，佔領了大片土地。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親自率團參加維也納和會，各國頭面人物對他的評價都不高，認為他瘋狂而虛榮。會議期間，俄國已經成為防範的主要目標。不過，參加和會的英國外相卡斯爾雷與梅特涅持有不同意見。
卡斯爾雷身為遠離衝突現場的島國的外相，只打算對俄國明顯的攻擊採取行動，而且一定要攻擊威脅到均勢才會有所反應。梅特涅的國家卻在歐洲心臟地帶，冒不起這種風險。《大外交》，67頁。
法國衰敗后，歐洲大陸的部分權力逐漸轉移到普魯士。普魯士原來是條頓騎士團國家。在第三代國王腓特烈大帝（1740-1786在位）期間，普魯士成為歐洲強國。在首相俾斯麥（1862-1890在位）的策劃下，普魯士各個擊破，先後打敗丹麥、奧地利和法國，於1871年統一了德意志各邦。奧地利被排除在德國之外，法國從此一蹶不振。俾斯麥小心地不去觸動其他歐洲大國的神經，強調德國已經心滿意足，再沒有領土要求。德國統一沒有打破歐洲大陸的均勢，而俾斯麥設計了複雜的均勢，使歐洲大國能夠彼此牽制，尤其是孤立法國，不對德國構成威脅。俾斯麥退休之後，德國沒有人能夠理解他的複雜外交，俾斯麥的“大陸政策”讓位於咄咄逼人的“世界政策”，德國要求得到“陽光下的地盤”。俾斯麥竭力維持的均勢遭受破壞。英國本來無意與德國為敵，也被德國逼向敵對。如基辛格所說：“均勢很少是來自刻意的安排，反而常是為了阻止某一國擴張的野心而形成的結果。”《大外交》，47頁。德國在給自己樹立敵人。
俾斯麥和梅特涅犯了相同的錯誤。他們在國內實行強權統治，壓制反對派，拒絕政治制度改革。以他們的權勢，本來可以使君主制國家更加開明一些。他們在國內沒有安排均勢，只有加強專制。國內的不穩定限制了他們在國際舞台上輾轉騰挪。不過，他們的專制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沒有瀰漫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奧地利和德國的社會沒有被窒息。兩國的科技和學術都非常發達。德國在科學技術和製造業方面更是當時世界的領先者——這是德國能夠挑起世界大戰的基礎。在俾斯麥去世之後，僵硬的制度終於給德國和歐洲帶來了巨大災難。在國際競爭中，英美的地理位置讓它們擁有更靈活的選擇，可以等到最後均勢被破壞。在另一方面，英美兩國始終佔有制度優勢。它們接受了大批從德國和奧地利逃出來的難民，難民中有許多科學家和學者。他們不全是遭受迫害的猶太人，還有為了良心而出走的德意志人。
在百年戰爭（1337-1453）中戰敗之後，英國基本上退出了歐洲大陸，在很長時間裏是一個較弱的島國。為了保證安全，英國成為大陸均勢的維護者，防止出現可能對英國構成威脅的大陸強權。英國尤其不能容忍低地國家（荷蘭、比利時）遭受侵略，因為那裏是登陸英國的出發點。同時，英國沒有偏安一隅，困守孤島。百年戰爭之後不久就是地理大發現時期，英國迅速走上海外擴張之路，從島國變成日不落帝國。
英國產生均勢思想的時間比法國略晚。在國王亨利八世（1509-1547在位）統治的前半期，英國外交政策一直由首相托馬斯?沃爾西（1475-1530生卒）制定和執行。沃爾西與法國的黎塞留、馬扎然、弗勒里都是高級僧侶，最後都升任紅衣主教。那時，歐洲的國際政治還沒有完全脫離宗教色彩。沃爾西是英國均勢思想的創始人。英國先是反抗大陸強權法國。1512年教皇組織反法的“神聖同盟”，英國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先後加入。后因帝國日益強大，英國與法國講和。1520年，亨利八世渡海去法國訪問，卻與法王弗朗西斯一世鬧得很不愉快。於是，亨利又轉而與帝國結盟。在帝國與法國的戰爭中，英國支持帝國。1523年，在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支持下，沃爾西競選教皇失敗。沃爾西告訴亨利八世，英國沒有錢打完這場戰爭。得到國王的允許后，沃爾西與法國講和。1525年，在英法講和之後僅六個星期，神聖羅馬帝國大獲全勝，俘虜了法王弗朗西斯一世，把法國勢力趕出了意大利。因為退出了戰爭，英國沒有分享到勝利果實。從此，“亨利再也不能影響歐洲均勢的天平了”。溫斯頓?丘吉爾：《英語國家史略》上，482頁，新華出版社，1985年。然後，亨利八世看到沃爾西在用很多錢建教堂，因此很不滿意。沃爾西在去世前一年失寵，病死在被押往倫敦塔的路上。
在統治的後半期，亨利八世自己操作外交。因為他的離婚事件，英國教會於1534年與羅馬教廷分裂，奉國王為宗教領袖，引發了天主教和新教之爭，國家有分裂危險。亨利八世的女兒伊麗莎白女王（1558-1603在位）在她的姐姐之後即位，時年25歲。伊麗莎白要應付法王之弟、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她以前的姐夫）等權勢人物的求婚，或與他們討論婚事。為了保證各方平衡，伊麗莎白一直獨身。她不想因接受某一個人的求婚而得罪其他人，為英國樹敵。此外，她還要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維持平衡，以免英國出現歐洲大陸上那樣的分裂和屠殺。伊麗莎白即位之後重用傑出的政治家威廉?塞西爾（1520-1598生卒），一直到他去世。她的另一位得力幹將是弗蘭西斯?沃爾辛厄姆（1530-1590生卒）。沃爾辛厄姆是一位老練的外交官，曾擔任駐法國大使。最重要的是，他為英國建立了一個高效的間諜網。英國國內反對派的陰謀，歐洲大陸強國的計謀，伊麗莎白都能及時知道，事事處於主動地位。
在伊麗莎白時期，英國開始向海外擴張。女王在1578年向一名英國探險家發佈特許狀，允許他佔領“野蠻的異教徒的土地”。這時的英國海軍還不是西班牙艦隊的對手，伊麗莎白支持英國海盜襲擊西班牙商船，掠奪西班牙本土和殖民地港口，造成了很大破壞。另外，儘管英國的財政困難，但仍用金錢支持尼德蘭反抗西班牙的叛亂。與伊麗莎白大約同時的西班牙國王是腓力二世（1556-1598在位），他的統治前期是西班牙的鼎盛時期。西班牙是當時世界第一大強國，也是英國的最大威脅。英國海盜的襲擾迫使西班牙向英國宣戰。西班牙人的戰術還是地中海時代的，船員跳到敵人的船上作戰。英國艦隻裝備了射程更遠的大炮，因此避免近戰。1588年，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在英吉利海峽遭到風暴和英國海軍的雙重打擊，損失了一半。這是女王統治期間的最偉大的成就。
伊麗莎白沒有後代。她死後，都鐸王朝結束。繼之而起的是來自蘇格蘭的斯圖亞特王朝。在伊麗莎白時期，英國議會的權力繼續增長，但國王堅持“君權神授”。因為徵稅等問題，國王查理一世與議會發生衝突。1649年1月，查理一世被砍頭。1653年，奧利弗?克倫威爾建立獨裁統治。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復辟。為了防止再次出現信仰天主教的國王，議會邀請荷蘭的威廉和瑪麗到英國，推翻斯圖亞特王朝。這就是1688年的光榮革命。經過這一段動蕩時期，議會民主制度在英國確立下來。立憲君主制的英國顯示了更大的擴張能力，領土範圍迅速增加，從英格蘭到大不列顛，再到日不落帝國。但英國不是沒有受到過威脅。在路易十四和拿破崙時期，法國兩次有征服歐洲大陸的趨勢。為了生存下去，歐洲各國多次結成反法同盟，而英國都是積极參与者和組織者。1692年，英國殲滅了路易十四準備進攻英國的艦隊。1805年，英國海軍將領霍拉修?納爾遜又一次消滅法國艦隊，再次保護了英國本土免遭入侵。在拿破崙戰爭之後，英國成為世界霸主達一個多世紀，在海上無人能敵。
在19世紀，除了德國統一戰爭之外，歐洲大陸基本維持了和平。英國沒有干涉德國統一，因為俾斯麥的政策是克制的，沒有破壞歐洲大陸的均勢。這段時間是英國的“光輝孤立”時期。唯一的例外是英國聯合法國共同支持土耳其反抗俄國，抵制俄國向地中海方向擴張。這就是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又稱東方戰爭。主要戰場在黑海北岸。那裏是歐洲的邊緣。英法聯手是因為它們在近東的利益不容染指，因此需要堵住俄國的出海口。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后，奧地利和普魯士結盟反對俄國。它們向俄國施壓，逼迫它從南歐向後退。奧地利的得罪俄國，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種子。俄國戰敗後轉而向中亞和遠東擴張，中國將深切感受到克里米亞戰爭的後果。
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和美國一樣，都是為了維護歐洲大陸的均勢而主動捲入戰爭。每次英國都比美國更早加入歐戰，因為英國距離歐洲大陸更近，選擇範圍更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陷在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最終仍然放棄了綏靖政策。希特拉曾認真考慮過入侵英國，最後因為納粹空軍沒有摧垮英國而作罷。
從以上介紹可以得知，均勢觀念從形成之初就已經大致有了兩種不同模式：一是大陸模式，一是島國模式。法國是歐洲第一個民族國家，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包圍之中，因此最早產生了均勢的思想。自路易十一之後，法國時常懷有帝國野心，屢遭挫折而不甘失敗。在拿破崙戰爭和普法戰爭中兩次被打敗之後，法國在歐洲大陸的地位急劇下降，在地緣政治遊戲中處於被動。19世紀有兩種均勢模式分別以英國和德國兩大玩家為代表，雖從歐洲早期歷史中發展而來，卻與法國無關。基辛格總結說：
十九世紀的勢力均衡體系有兩種模式：帕默斯頓、狄斯累里所主張的英國模式，以及俾斯麥模式。英國模式是坐等勢力均衡受到直接威脅后，才挺身介入，而且幾乎永遠站到弱者這一方。俾斯麥則設法防止挑戰發生，它主張儘可能與許多國家建立密切關係，建立交叉重疊的盟國體系，並進而用影響力讓競爭者的主張溫和下來。《大外交》，773頁。
這是一個簡要而準確的總結。基辛格只說“俾斯麥模式”，不說“德國模式”，原因是俾斯麥的政策在德國沒有繼承者。基辛格一向推崇俾斯麥。英國模式與俾斯麥模式的區別是島國和大陸國家地緣環境差別造成的。大陸國家與其他國家沒有地理間隔，因此沒有條件坐等均勢遭到破壞，必須及早做出安排。在俾斯麥退休之後，德國從均勢的維持者變成了破壞者，兩次挑起戰爭，兩次戰敗，失去了德國統一時爭取到的大片土地和眾多德意志人。這是德國決策者們的最大失誤。他們完全忽視了德國不具備打破均勢的地緣政治條件。德國處在大國的包圍之中，本不應輕舉妄動。
島國的均勢也有不同。英國和日本都是狂熱的殖民擴張國家。英國的殖民地在遠離本土的地方，在美洲、非洲和亞洲，不會對歐洲大陸的均勢產生直接影響。日本的殖民企圖是早熟的，在它還不夠強大時產生。日本不能遠行，遠方也沒有空白的土地。日本只能侵略它的鄰國，它的文化母國。日本的侵略戰爭打破了本地區的均勢，美國參戰不可避免。否則，美國不僅將失去在東亞大陸和西太平洋的利益，夏威夷和本土的西海岸都將受到威脅。而且美國也是一個擴張中的國家，不可能不戰而退。
c?均勢的美國模式：輻輳
美國是歐亞大陸之外的一個“島國”。“維持均勢的政策尤其適合於超然於大陸競爭之外的島國”。《權力政治》，116頁。但美國一點都沒有超然於大陸之外。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均勢製造者，也是最大的均勢破壞者——取決於某一均勢範圍是否對美國有利。每一個均勢範圍都必須由美國發揮槓桿或中樞作用，其他國家則互相對立，或彼此孤立。這樣，這個範圍就離不開美國。即使在歐洲，美國也不能容忍建立獨立的歐洲軍隊。朝鮮半島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但韓國仍依賴美國駐軍，而三八線南北的長期敵對顯然有美國的很大功勞。在中東，以色列必須依靠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才能夠對抗阿拉伯國家和巴勒斯坦人，而阿拉伯國家為了對抗以色列，也離不開美國的支持。根據美國和以色列在2007年8月16日簽署的國防援助備忘錄，在此後10年中，美國將向以色列提供30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而在此前的10年中，美對以的軍援是240億美元，新的軍援增加了25%。這是美國對以色列40年軍事援助的繼續。7月30日，美國國務卿賴斯宣佈將向沙特阿拉伯等6個海灣國家出售價值至少200億美元的武器。美國還打算在未來10年內向埃及提供13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這樣，美國製造並維持着中東的均勢，使對立的雙方都依賴美國以和另一方抗衡，同時也孤立和弱化了該地區不服從美國的國家，如伊朗和敘利亞。真是一箭雙鵰。
在另一方面，如果某一範圍內沒有美國的勢力，那麼美國就會製造混亂，打破團結，把自己變成這個均勢的參與者和維持者，使各方都離不開自己。最明顯的是拉美。大國普遍使用“分而治之”的伎倆，大英帝國最為老練。在英國人離開的地方經常會發生血腥衝突：印度與巴基斯坦、印度與中國、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伊拉克與科威特，還有非洲的許多地方。在香港回歸中國大陸之前，英國也在香港製造分裂和紛爭，以民主的名義使香港與大陸出現對立，以便它上下其手。
大英帝國已經日薄西山。美國出色地繼承了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這份遺產。台灣海峽是一例。台灣是一個小島，很難和大陸抗衡。在美國的幫助之下，台灣憑藉一道海峽與大陸對峙。雖然兩岸沒有爆發戰爭，但都付出了巨大代價。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從海峽兩岸同時獲利。美國需要保持台灣在軍事技術上對大陸的優勢，以彌補台灣在軍隊數量和縱深上的不足。而為此，美國只需出售較落後、甚至被淘汰的武器，如基德艦和柴油潛艇等。由於在技術上領先很多，美國的均勢政策可以長期維持下去。但問題是，台灣能夠負擔得起嗎？大陸將始終佔有武器和士兵的數量優勢，技術也在提高。台灣的防禦壓力會越來越大，如不緩和，最後只落得為美國服務。
在台海問題上，美國絕不會輕易放手，哪怕引起一場大戰。坐山觀虎鬥是美國的一貫政策。1941年6月，在德國向蘇聯發起閃擊戰之後，美國的一位參議員提議說：
如果我們眼見德國正在贏得戰爭，我們就應當幫助蘇聯，而如果蘇聯正在贏得戰爭，我們就應當幫助德國，以此讓它們儘可能多地彼此殺戮。《紐約時報》1941年6月24日。轉引自《遏制戰略：戰後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2頁，約翰?加迪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
四年後，這位參議員以副總統職務接任去世的羅斯福總統，入主白宮並獲得連任。他就是哈里?杜魯門總統（1945-1953在位）。美蘇之間的冷戰在他執政期開始。杜魯門的思想在美國並不獨特。喬治?凱南也說過類似的話。凱南的政策更加主動：
我們在世界的敵對或不可靠的勢力中間確立一種均勢：在任何必要的地方使它們彼此爭鬥，確保它們在彼此衝突中消耗。出自1948年12月凱南在國家軍事學院的演講。轉引自《遏制戰略：戰後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29頁。
美國和英國一樣享有島國的優勢。當歐亞大陸上發生戰爭時，美國可以靜觀其變，然後再決定站在哪一邊，以及何時加入戰局。但是，美國又與英國不一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與歐亞大陸及周邊島國建立了多個軍事同盟。這些條約彼此牽連，與美國傳統的孤立主義不同，卻接近俾斯麥的外交政策，並更向前邁進了一步，制定了“先發制人”的戰略。部分原因是美國在歐亞大陸上有大量的軍事存在。它的海空軍分佈在歐亞大陸之上以及四周（日本列島、琉球群島、關島、夏威夷群島、迪戈加西亞島，等等）。現在美國的軍事已經佔有壓倒性的優勢，再加上美國的軍事盟友也是軍事大國，因此，美國在全球都佔有絕對的軍事優勢。美國的國際戰略至少有兩重目標：其一是遏制任何潛在的挑戰者，中國因其龐大的人口和快速發展成為第一選擇；其二是防止盟友擺脫美國的號令——失去盟友就會使美國失去在歐亞大陸的立足點。沒有了立足點，美國對俄國、中國等大陸國家的遏制也就失去了用力的支撐點。在歐亞大陸上製造國家間的猜疑、不滿和對立，則能取到一箭雙鵰的效果：既遏制了潛在的挑戰者，又整肅了隊伍，迫使盟國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周圍。所以，在歐亞大陸各國之間製造危機是美國的根本戰略。
一個團結的歐盟不符合美國利益，也不符合歐洲大陸外島英國的利益。美英的對策是製造外部威脅，一是把俄國包裝成一個威脅，二是把俄國刺激成一個威脅。在21世紀初，英國和俄國之間的間諜案，美國在東歐建立反導系統，就分別起到了這樣的作用。任何一個組織擴張過度，必然會失去內部凝聚力。所以，美國的另一個辦法是向歐盟內部“摻沙子”。美國極力支持土耳其、烏克蘭加入歐盟。土耳其是一個伊斯蘭國家、奧斯曼帝國的孑遺、伊拉克的鄰國。土耳其加入西方文化為主體的歐盟，必將改變歐盟的性質和行動能力。烏克蘭是一個東正教國家，在斯拉夫民族的各國中與俄國的血緣最近。如果烏克蘭加入歐盟，歐盟與俄國的對立將更加直接。
基辛格說：“俾斯麥的操縱均勢，卻和美國處理國際關係的傳統方法可能更如出一轍。”《大外交》，146頁。美國的均勢比俾斯麥的更主動，不僅是疊床架屋的聯盟體系。美國要製造以它為輪轂的放射狀的世界格局，每一根輻條都輳向美國之轂，以使美國利益的車輪滾滾向前。在這種結構中，一兩根輻條的損害不會影響整個車輪的有效運轉，但會增加美國對其他國家的義務。地區內部的不團結是“輻輳均勢”的前提。鄰近的國家會在歷史中積澱下不信任和仇恨。在歐洲，有英國與大陸國家的矛盾，有大陸國家與俄國的矛盾；在中東，有以色列與伊斯蘭國家的矛盾；在東亞，有日本與韓國的矛盾，有日本與中國的矛盾，還有朝鮮的問題；在中亞，前蘇聯國家對俄國都有一定的警惕。美國和俄國同時都在哈薩克斯坦有駐軍，仍在分化和爭奪之中。在2007年的中俄聯合軍事演習中，哈薩克斯坦禁止中國軍隊過境到俄國，可見中國的影響力在這個鄰國還很低。在南美洲，美國挑逗各國間的矛盾，更企圖控制內政。它策劃暗殺、政變，乃至入侵。
一般國家都會利用其他國家之間的矛盾來尋求自身利益。但美國卻有能力先破壞地區均勢，然後再加入到該地區的各個力量中去，使美國成為該地區力量平衡的一個重要砝碼。這一點在中東表現得最為明顯，不僅以色列要依靠美國的支持，與之對立的埃及、沙特阿拉伯也要依靠美國的支持，任何一方離開美國，就會在地區對抗中處於劣勢。伊拉克、伊朗沒有加入美國建立的均勢範圍，就面臨著軍事打擊和入侵。在冷戰期間，包括離日本很近的韓戰，美國都壓制着日本，沒有重新武裝日本。現在，世界上只剩下一個超級大國，它卻要求日本承擔更多的防務責任。其目的不僅是彌補美國力量的不足，更在挑起本地區其他國家的疑慮，進而勸留美國。
懷特說：“替代均勢的選擇不是全球無政府狀態就是全球霸權。稍稍思考便可以看出均勢比前者更可取。”《權力政治》，125頁。美國已經是全球霸主，但還在忙於製造均勢，因為美國是一個遙遠的“島國”，不便於在歐亞大陸及其周邊地區直接使用力量。為了留在大陸就必須有落腳點。為了讓落腳點國家堅定地站在美國一邊，成為美國的盟友，就必須為它們尋找和製造敵人。輻輳均勢是支配型的。2002年9月發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說：“美國在世界上擁有史無前例、無可比擬的力量（strength）和影響……這個國家的偉大力量必須用來促進有利於自由的均勢。”所謂的“自由”就是美國。在維持區域均勢的同時，美國需要保持絕對的全球優勢：“我們的軍事力量(forces)將強大到足以阻止潛在的對手追求軍事建設，希望超過、達到美國的權力（power）。”所以，美國的均勢與英國和德國都不一樣，其手段是使用優勢軍力實施控制和打壓。
但輻輳均勢有一個致命的弱點：軸心國家必定承擔過多的義務，特別是軍事義務，在地區動蕩中難以脫離接觸。國家決策的靈活性必然會大大減弱。在國家強大時還可以承擔責任，獲取好處。當這個國家的實力減弱的時候，這些義務將成為不可承受的負擔。有類似結構的蘇聯就是前車之鑒。我們很快將看到美國不堪重負的例子。
均勢是動態的。在一定限度內，全球和地區均勢能夠自我調節。在挑戰均勢的過程中，如果挑戰國沒有能力平息事態，局勢的反彈將帶來更為不利的後果。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從表面上看，在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中，蘇聯似乎得分了：土地進一步向南推進，佔領了在19世紀與英國爭奪未果的國家。但蘇聯陷入一場耗費巨大的游擊戰。這場戰爭成為蘇聯解體的前奏。同時，蘇聯在世界輿論中陷入不義，為更多的穆斯林所仇視。與蘇聯作戰的不僅有阿富汗人，還有其他伊斯蘭國家的志願者。沙特人本?拉登是其中之一。美國向游擊隊員們（“自由鬥士”）提供武器和資金，冷眼旁觀蘇聯在阿富汗苦苦掙扎。但美國沒有想到多年以後遭到拉登的攻擊，更沒有想到拉登的進攻方式如此震撼。於是，在蘇聯撤離12年後，美國入侵阿富汗，親自向它的自由鬥士作戰。美國的結果很可能不比英國和蘇聯更好。
在另一場尋求“均勢”的較量中，美國也得不償失。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者是反美的。因此，在伊拉克挑起的兩伊戰爭（1980-1988）中，美國支持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長期維持這場消耗戰。在兩伊戰爭結束后，薩達姆卻成為美國在中東更大的麻煩。美國暫時擺平（均衡）了伊朗，卻無法擺平（均衡）伊拉克。在冷戰之後，美國才利用薩達姆的誤算（一說是美國誤導），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打得他丟盔卸甲，又找了個借口發動第二次海灣戰爭，卻與德國、法國以及俄國鬧得很不愉快。盟國也不願意看到美國在這個世界上橫行霸道。美軍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很順利，但佔領卻很麻煩，還引起了鏈式反應，加強了朝鮮發展核武器的決心。伊朗乘伊拉克被削弱之機發展勢力，也提出了核武器計劃。朝鮮和伊朗的核武計劃只是海灣戰爭啟動的鏈式反應的第一鏈，更多的後果可能很多年之後才會顯現出來。
這些事實再次確認了一個事實：世事無常，人算不如天算。一國在地緣政治中採取保守姿態，可能帶來更多的主動權和更多的收益。歷史反覆無常。地緣政治玩家在“機關算盡”之後，有時會收到一個驚喜，有時會遇到一個驚嚇，而且時間不確定。更多的時候，後果很沉悶，很無聊。有時候，無為是好的政策選擇，以靜才能制動。
d?古代中國不識均勢
這裏所說的“不識”，並不是說中國古代完全沒有這方面的想法，而是沒有把均勢放在戰略高度上時時予以調整。組成均勢的要素不完全是軍事力量，還包括外交。在戰國中後期，六國缺少堅定的“均勢”信念，各懷心思，貪圖小利，聽信說客，最終被秦國各個擊破。在完成統一之前，秦國的軍事優勢持續了100多年，六國有足夠的時間調整戰略。當時並非沒有可以被歸結為“均勢”的考慮，“合縱”與“連橫”雙方大體勢均力敵。如果六國採取更加合作的外交策略，秦國也不是不可抵擋，但它們終究不能很好的合作，更彼此攻伐不已。以楚國為例，可見各國之間的鈎心鬥角，矛盾重重。公元前318年，楚、魏、趙、韓、燕合縱攻秦，以楚懷王為縱長。聯軍卻不能過函谷關。公元前306年，楚國滅越國，佔據了南方的半壁江山。在張儀提出的土地誘惑下，楚國首先背叛了聯盟，卻沒有得到秦國許諾的土地，反而在討要時被秦擊敗。公元前301年，秦國與韓、齊、魏聯合攻楚，斬首殺將，取楚之十六城。公元前299年，楚懷王不聽勸阻，執意出訪秦國，被秦人扣留。秦趁機伐楚，大破楚軍。公元前297年，楚懷王從秦國出逃到趙國，但趙國不接受他，終於又被秦人抓了回去，第二年死在秦國。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拔楚之都郢今湖北江陵之紀南城，楚國都城多有稱郢者，此為最重要的一個。，放逐中的屈原“眷顧楚國，心繫懷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司馬遷。，在絕望中投汨羅江而死。張儀等縱橫家的言行記錄在《戰國策》中。《戰國策》是後代策士們所輯。而縱橫策術如同今天的推銷術一樣，往往誇大其詞，甚至憑空編造。
在戰國時期，東方六國不能團結一致，終被秦國各個擊破。三國時，蜀與吳能夠聯合抵抗北方強大的魏。南北朝時，南方的陳朝上了北方北周的當，派兵北上與北周一起，於575年滅掉了北齊，分到了長江和淮河之間的土地。但陳朝很快在北周的進攻下失去了更多。公元10-12世紀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次“三國”時期，先後登場的有遼、宋、西夏、金、蒙（元），期間大多數時候同時存在的權力是三個。宋朝犯了東方六國的錯誤。宋地處南方，是軍事力量較弱的一方，卻總是與最強大的力量結盟。宋初因為燕雲十六州與契丹遼國有過大戰。北宋與金結盟滅遼（1125），然後金趁機南下，攻佔北宋都城開封（1127），掠走徽欽二帝，北宋亡；南宋沒有記取教訓，夥同蒙滅金（1234），最後被蒙元所滅（1279）。1208年，西夏受到成吉思汗進攻，向金求援。金章宗的繼位者衛紹王卻說：“敵人相攻，中國之福，何患焉？”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21。轉引自傅海波、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215頁。請注意，北方民族因南下而自稱“中國”。這表明中國仍是一個地理方位名詞。當時金的都城還在今天的北京，后因蒙古的壓力於1214年南遷至今天的開封——北宋時的都城。如果不是蒙元的征服範圍太大，分散了兵力，西夏、金、南宋的滅亡時間可能更早。
拿破崙或希特拉沒有成為歐洲的秦始皇，不能把歐洲統一於一個帝國，原因是歐洲其他國家沒有犯下六國和兩宋的錯誤。它們能夠拋棄成見和仇恨，聯合起來對付有侵略企圖的最強大國家。當今世界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是在歐洲發展起來的。基本原則雖然相同，不同的遊戲仍有不同的規則。中國現在玩的這個遊戲不是古代東亞的遊戲。在記取古代教訓之餘，還應把主要心思用於研究在西方形成的規則上。
從1840-1945年的105年間，列強紛紛入侵中國。英國首先以毒品和軍艦打開中國大門，和法國人一起燒毀北京的皇家園林，又在南部邊境吞食中國領土。法國雖然國勢不振，也不放鬆努力，佔據了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並北窺中國。俄國從西北和東北割去中國大片領土，在20世紀更向中國輸出意識形態。借用西方的意識形態鬧革命早已有之，在19世紀有洪秀全、楊秀清的太平天國。在19世紀中葉，中、日同屬歐洲帝國主義的受害者。但日本能夠及時跟進學習，於1855年開港通商，40年後已儼然東亞一強國。日本在1895年先敗中國，在1905年再敗俄國，並琉球，佔台灣，據朝鮮，割東北，海外擴張之勢強勁。中國日益呈瓜分豆剖之狀。
清末的局勢非常無奈，中國的迴旋餘地很小。李鴻章“以夷制夷”“以夷制夷”在李鴻章時才形成一種均勢安排。更古時代的“以夷制夷”一般不涉及權力平衡，是鼓勵夷人雙方互相牽制，結構比較簡單。的政策是一種均勢安排，對列強許以“利益均沾”“利益均沾”不是李鴻章提出的。但當時中國無力拒絕任何國家染指，列強實際上早已是利益均沾了。而使它們彼此競爭。那時的中國非常孱弱，李鴻章實在太被動，外有列強虎視，藩屬盡失；內有太后垂簾，權貴掣肘。李鴻章甚至被抨擊為“賣國”。他“賣國”或許有之，但不過是哄抬物價，以使列強彼此競價，或知難而退。他期望能避免強盜們一哄而上，強行把中國搶了去。庚子之亂（或八國聯軍）之後，列強軍隊徹底進入中國。中國倖免被瓜分和被殖民，實在與中國關係不大。英國為保住在華既得利益，鼓動美國提出“門戶開放”，而美國是後來者，需要先到的強國給予它對等機會，於是英美兩國一拍即合。後來強盜們因為分贓不均，在歐洲打了起來，無暇東顧。中國暫緩一口氣。但日本仍步步緊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的最大威脅。在此期間，日本在東亞擴張的最大制約力量是美國。
在國內政治中，不識均勢的後果是大一統專制制度的鞏固。在權力鬥爭的態勢比較明朗之際，人們或者倒戈，影從強者；或者放棄，隱遁山林，沒有堅持國家利益的忠實反對派，而掌握大權的人也不能容忍異見，能接受一點批評已經是明君了。
中國不識均勢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是一個相對獨立的世界，權力趨向集中。這其中有很大的地理原因，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地理單元。在夏之前，中國已經有了一統天下的觀念：堯“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尚書?堯典》。“於”，嘆美詞。“變”，由惡變善。“時”，是也。“雍”，和也。舜使“天下咸服”。《尚書?舜典》。禹有“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尚書?大禹謨》。“奄”，盡也，完全也。禹說：“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尚書?益稷》。“黎獻”，黎民之賢者。“時舉”，是舉。“聲教訖於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尚書?禹貢》。從夏開始，權力越來越集中，從諸侯國（萬邦）的數量不斷減少可以看出來。均勢安排中的權力是比較分散的，與大一統的格局不兼容，所以在中國發展不起來。在大一統的局勢中，各國缺乏獨立意識和長遠目光，很容易貪小利而失大體。在大禹時期就已經有了朝貢制度的雛形，夏、商、周三代綿延不斷。基於《禹貢》思想，漢朝試圖擴大這個制度的範圍。這就是朝貢體系，中國是這個體系的核心。朝貢體系發端於西漢與匈奴的關係，在明、清時達到頂峰。朝貢包括朝貢方的“稱臣納貢”和宗主方的“冊封賞賜”兩部分。李雲泉：《朝貢制度史論》，1頁，新華出版社，2004年。政治內容遠大於進貢的物品，因此朝貢方把自己放在附庸或屬國的位置上。朝貢體系是中國對外關係的主要模式。這種“一頭大”的制度在清末被西方入侵打破。即使能夠維持下去，朝貢體系大概也不能帶領東亞走向統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政治制度在清朝時已經日趨僵硬，文化和經濟也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大幅度倒退。當核心力量不能發揮引力作用時，系統必將走向瓦解，而不會更加聚合。
東亞的朝貢體系與歐洲的均勢安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旦核心力量不能發揮作用，這個系統就將開始紊亂無序。從1840年代到1970年代，東亞（包括東南亞和東北亞）經歷了連綿不斷的戰爭，有歐洲國家的殖民戰爭，日本的侵略戰爭，美國圍堵共產主義的戰爭。除了日本是一個施害者之外，其餘東亞國家都是被欺凌者。所有這些戰爭的重要的誘因是中國的貧弱和分裂。中國的衰弱不僅造成了一個巨大的地區權力真空，而且中國本身就是一塊巨大誘人的“肥肉”，引起列強的垂涎與爭鬥。這段歷史證明，沒有中國的強盛，就不可能有東亞（以及更廣泛地區）的和平與繁榮。中國是東亞的定海針。在地緣政治上，中國是東亞的地理中心。這也是中國總是擔心被包圍的原因，而且這種擔心並非沒有理由，蘇聯和美國都嘗試過這樣做。
以中國現在的規模和資源，在較小的東亞地區，各國無論如何排列組合，都很難形成對中國的均勢，更何況其中還有一些對中國友善的國家。如果不努力製造均勢，東亞地區就不會有戰爭。過去100多年發生在東亞的戰爭都不是本地力量對比失衡造成的。中國的宗主國地位不會被輕易否認。在日本強行實施殖民統治之前，高麗堅稱是中國的附庸。日本的崛起是東亞的災難。現在，沒有外來勢力，東亞就不會有均勢。在一個地區製造對立可以給外來者帶來操縱的機會。這是中國現在在東亞面臨的一個大問題。
清末列強均勢下的中國
中國不識均勢，但均勢沒有放棄中國。1899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提出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列強表示沒有反對，也沒有接受。“門戶開放”是一種均勢政策。這是列強之間的均勢，對於被“開放”者，仍是被宰割和瓜分，不過避免了淪為真正的殖民地。門戶開放與歐洲均勢同出一轍。然而，中國是“魚肉”，不是“刀俎”，本不是均勢中的力量。當年，英國是最大的全球帝國，在中國的利益最大。英國割佔了香港之後，還據有長江流域，又從西南窺邊。它不僅要和法國等老牌帝國爭，還要和新興列強（日本、俄國、德國，此外還有美國）搶。英國既要堅守它在中國的既得利益，還想要染指其他國家的在華勢力範圍，於是想出了“門戶開放”的主意。這個倡議實在不便由在華利益多多的英國提出，英國轉而慫恿新來到遠東殖民的美國出面倡導，門戶開放符合後來者的利益。唐德剛認為：
門戶開放政策雖然失敗了，它在列強之中卻反映出一個列強“均勢”（balanceofpower）的局面。任何強權在諸強相互牽制之下，為非作歹，都要三思而後行。滿清政權就仰仗這點均勢，又多活了十年。唐德剛：《晚清七十年》，29頁，嶽麓書社，2005年。關於美國“門戶開放”政策之由來，參見本書26-29頁。
門戶開放政策失敗的原因是慈禧一念之差。戊戌政變之後，慈禧太后重新聽政。她聽信了列強要她“還政”於光緒帝的謠言。1900年6月21日，她居然下令向11國同時宣戰。義和團被發動起來了，各國駐華使館受到攻擊。然後，清廷又暗中支援被圍困的使館。那時的清朝已經腐朽透頂，搖搖欲墜，一國入侵尚抵擋不住，況11個強國——當時的所有發達國家，它們的利益從來沒有如此一致。這樣不對稱的戰爭堪稱世界史一大奇觀。
清廷的西式外交還不熟練。1895年的《馬關條約》把遼東半島、台灣割讓給了日本。當年，俄、德、法三國迫使日本把遼東半島歸還中國，清廷很是感激。1896年，李鴻章出訪俄、歐、美。他與俄國訂立密約，主要內容是兩國共同對付日本。接着，他又在德國受到隆重接待，而同期到訪的日本特使山縣有朋卻遭到冷遇。但甲午海戰和環球旅行不是清朝第二個“盛世”的開始。1897年，德國侵佔膠州灣。第二年，德國強行租借膠州灣，而俄國緊隨着強租旅順口、大連灣，各自把膠東和遼東兩個半島納入勢力範圍。於是清朝又於1897年倒向日本。到日本留學的熱潮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現的，最初只有張之洞奏請派遣的兩人。後來，日本先後奪走兩個半島。清朝“一邊倒”向俄國，吃了大虧。在1950年代，中國又一次向俄國“一邊倒”，再次吃了大虧。後來這次“倒”多了很大的意識形態成分。在此之前，宗教從來不是中國政治中的決定因素。在1900年代，中國留學生還不比一般日本人窮。到了1990年代，中國留學生在餐館打點零工就可以“發大財”。
中國一直在遠東地區獨大。在19世紀末之前，中國人對均勢沒有了解，也沒有興趣。自秦統一以後，李鴻章大概是中國運用“均勢”的第一人。他的策略是“以夷制夷”，把中國的土地和財富當作贓物，在強國之間製造“分贓不均”的矛盾。在那個弱肉強食的時代，現在仍是弱肉強食的時代。只不過由於中國國力的提升，中國人對弱肉強食的感受不如以前那麼強烈了。清朝的努力往往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另外，李鴻章長期混跡官場，他的思路受到官場上找“靠山”的限制，還不完全是均勢，因而更加被動。而自強之路被限制在工業，沒有制度改革。不過，李鴻章很難做到更多了。他手中的牌太少，背後的掣肘太多，而且他也不幹凈。從1870年接替曾國藩與法國交涉天津教案開始，到1901年9月《辛丑條約》簽署之後兩個月去世為止，李鴻章慘淡經營外交近30年（其中大約有3年被排擠在外）。這是中國對外關係史中最複雜、最艱險的30年。李鴻章設想的均勢很悲涼，很無奈，但挽救中國的還是均勢。馬丁?懷特說：
中國地域遼闊，位置重要，很難被某一個大國吞併而成為其保護國。……但相互妒忌最終使列強的對華政策成為在中國爭奪租借地的競爭。若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干擾，很可能就導致了對中國的瓜分。《權力政治》，110頁。
李鴻章“以夷制夷”的辦法繼承了中國古代的策略。但在清朝末年，每次談判“制夷”之前，夷人都已經打進家門來。列強們肆無忌憚，沒有道德約束，也不擔心中國報復——因為中國根本無此能力。中國外交的選擇餘地很小。從1840年之後100多年的痛苦經歷中，中國人知道“弱國無外交”，卻又指責李鴻章“賣國”。可是，在晚清，又有誰能做得比李鴻章更好呢？中國那時的境遇非常危險。但中國沒有被列強瓜分，沒有成為殖民地，在各種可能中，已經是一個不太壞的結局。李鴻章確實出賣了一些國家利益，但也保住了更多的利益。不然，損失一定更大。那不是商業談判，任何一方都可以堅持自己的條件，否則就拉倒。在強盜的刀槍之下，中國無可奈何。從那時起，中國人就應該明白：外交是建立在內政基礎之上的。國際政治從內政開始。只有清明的國內政治才能保證堅實的國際政策，不然只能犧牲國家利益（賣國）。
慈禧向列強宣戰是一個壞兆頭。在20世紀以後的歲月里，個人對權力的迷戀多次把中國推入戰亂和險境，其危害程度不亞於外國入侵。專制難道不是最極端的個人主義嗎？列強之戰使清廷暫時免於亡國，掌權者似乎可以略微從長計議了。但他們不能推動政治改革。在風雨飄搖之中，南方的一次兵變就推翻了整個王朝。辛亥革命一舉成功，八旗子弟的無知與頑固葬送了他們先輩們用無數鮮血換來的江山。但革命沒有停止。不久，國民黨的革命者又遭遇另一批革命者。在長期的外戰和內戰中，他們先是被日本重創，接着又被新革命者打敗。中國的20世紀是革命的世紀，或者權力之爭的世紀。
邊緣、中心與勢力範圍
在地緣政治中，“中心”又可稱作“極”，即“多極世界”中的“極”。在多極世界，大國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自成一個相對獨立的體系。這個大國是體系的中心，其他國家是邊緣。與權力一樣，文明在地理上也有中心與邊緣。文明從中心向邊緣傳播，而邊緣的人們依據自己的傳統和理解改造傳播而來的文明。古代東亞的中國、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佛羅倫薩和羅馬）是最明顯的文明中心。西方現代文明從意大利文藝復興開始。參見彼得?伯克：《歐洲文藝復興：中心與邊緣》，東方出版社，2007年。在地理大發現之後，西方世界憑藉先進的武器，使自己成為世界文明的中心，而西方世界內部仍有多個中心。其他古老文明因技術落後而顯得無足輕重，它們失去了活力。工業革命之後，世界的權力更加向西方集中，而且只是一個國家，英國或者美國。西方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都成為邊緣，大片淪為殖民地。佛陀、耶穌和穆罕默德的故鄉都不能免，查拉圖斯特拉、孔子和老子的故鄉幾乎不免，美洲的文明則遭到毀滅性打擊。所有邊緣地區都要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禮”。
日本長期以來是東亞的邊緣國家，卻是第一個崛起的非西方國家，一度成為東亞的權力中心。同時，日本企圖變形為西方文明，顯示了它在文明方面的自卑——在當時幾乎不可避免。直到20世紀後半期，文明才又呈現出多中心的趨勢。各地區一直有次級權力中心，但真正的多中心（或多極世界）要等到美國衰落之後才有可能。
歐洲整合的難度在於它在政治上是多中心的。查理曼大帝死（814）后，法蘭克王國很快分裂，之後的教權和王權都曾試圖統一歐洲。在拿破崙和希特拉之前，最接近這個目標的是哈布斯堡王朝。但歐洲的地理環境遠比中國複雜，大小諸侯林立。不僅在內部難以聚集起統一力量，強大的外部（匈奴、蒙古）力量也不容易打入。另外，雖然歐洲語言的差別不比中國東西南北方言的差距大很多，但在文藝復興之後，各民族越來越多地使用本民族書寫文字（高盧文字早至9世紀初就出現），逐漸拋棄了拉丁文。推動者有阿里蓋里?但丁和馬丁?路德這樣的巨擘。根據發音而變化的拼音書寫體系造成歐洲各地“書不同文”，加大了各民族的隔閡。因此，在歐洲形成了多個政治和文化中心，而邊緣地帶隨着民族國家的統一和發展而趨於減少。後起之秀日耳曼發現它已經沒有地方擴張了。原來的那幾隻虎不僅擁擠在歐洲的幾座小山頭上，它們還已經把全球殖民地瓜分殆盡了。德國這條新來的大蟲找不到更大的地盤，因此越發焦躁不安。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不是偶然的。德國人明克勒說：
大多數成功的帝國創建過程都不是在那些上演着激烈的世界政治角逐的廣闊地域的核心地帶，而是在其邊緣地帶完成的。《統治世界的邏輯》，35頁。
擴張當然不可能在中心完成，因為中心周圍還是自己國家的領土。內部無序擴張就如同某些細胞大量惡性分裂產生癌症一樣，必然導致生命體的死亡——這是中國歷代王朝滅亡的固定模式。對國家生長有益的擴張從來都是從邊緣向外部的。明克勒這句話對帝國擴張時期的英國、俄國、美國都是對的，卻不適用德國。德國向海外擴張起步甚晚。德國（以及統一前的普魯士）的“邊緣”之外是波蘭、捷克這些斯拉夫人的國家，即使按照殖民時代的標準，這些國家也不是無主的土地。德國要擴張，只能消滅這些國家。但在歐洲這塊擁擠的土地上，德國不可能吃獨食。因此，德國在瓜分波蘭時需要和奧地利、俄國合作。反過來，俄國向西擴張繞不開波蘭。俄國同樣也不能吃獨食。它必須與德國共分這一杯羹。
龐大的帝國總會有不安定的邊境地區，即turbulentfrontier（動蕩邊疆）。為了保證邊界的安全，滿足對土地的慾望，帝國會產生擴張的衝動。但隨着新一輪擴張的完成，又會出現可能是更加動蕩的邊界。為了穩定新的邊界，擴張難以停止。過度擴張不僅製造更多的外部敵人，也會在邊界內產生許多不安定因素。無論如何擴張，任何一個帝國都不可能獲得穩定的邊疆。過度擴張會損害帝國的力量，導致帝國的衰落和解體。在近代史上，大英帝國、第三帝國、大日本帝國和蘇聯帝國都是例證。在歷史上，中國對擴張的衝動是比較克制的，也許隋朝算是一個例外，此外沒有一個王朝亡於擴張或過度擴張。它們都因內亂而覆沒，隋朝也是亡於戰爭引起的內亂。
傑克?斯奈德總結了解釋過度擴張原因的三種理論。其一，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擴張是獲得安全的最佳途徑，是對世界無政府狀態的理性的反應；其二，因認知偏差而產生錯誤。在複雜和不確定的情況下，決策者簡化評估和選擇，把對手看做是紙老虎，從而選擇了過度擴張的政策；其三是國內因素的驅動，自身狹隘利益的壟斷集團、自我欺騙的宣傳、目光短淺的統治利益集團都可能把國家帶向過度擴張。傑克?斯奈德：《帝國的迷思：國內政治與對外擴張》，第二章，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擴張受限（如德國）或擴張過度（如俄國）都會導致帝國衰落。擴張受限的國家為了打破限制，必定要在軍事上花費大量資源——這也是擴張過度，首先是財政擴張過度。擴張過度的國家為了守住過多、過於分散的利益，為了遏制潛在的競爭對手，必須維持龐大的軍事力量——這正是美國今天所做的。美國的邊界不僅在墨西哥以北、加拿大以南，也在伊拉克和伊朗之間、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間、韓國和朝鮮之間。保羅?甘迺迪認為，財富與軍事力量之間有着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關係。他說：
如果一個國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資源不是用於創造財富，而是用于軍事目的，那麼，從長遠來看，這很可能會導致該國國力的削弱。同樣，如果一個國家在戰略上過分擴張（如侵佔大片領土和進行代價高昂的戰爭），它就要冒一種風險：對外擴張得到的潛在好處，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價抵消了。《大國的興衰》，36頁。
一國戰略的首要目標應該是利益擴張，而不是軍事擴張。前者可以帶來後者，而後者卻會削弱前者。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正是執行這個政策，促進了經濟起飛，使中國的軍費在1990年代後期可以大幅度增長。與領土擴張相比，建立勢力範圍是更好的一個選擇。勢力範圍有點像專屬經濟區，其他大國承認某個國家在這個區域內有特殊利益，但該國不能阻攔別國的無害通過。中國是後起國家，還沒有自己明確的勢力範圍，在東亞地區之外的影響力還很有限，所以非排他性的勢力範圍對中國是有利的。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後起的美國正是這個思路。當美國到中國時，富饒的土地已經被瓜分，而且美國是一個前殖民地國家，對於殖民行為有時會有一點不安。於是美國出面要求其他強國在中國“門戶開放”，以使它能夠“利益均沾”。
在20世紀上半葉，領土擴張失去了限制。霍爾斯蒂說：“帝國向被視為‘未開化的’地區的擴張是19世紀的常例。而現在（1920年代），帝國主義是以主權國家（都是國際聯盟的成員國）的代價來實現它的擴張。”卡列維?霍爾斯蒂：《和平與戰爭——1648－1989年的武裝衝突與國際秩序》，19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當大國向主權國家擴張時，戰爭不可避免。在21世紀，擴張的主要形式將是利益擴張和建立均勢範圍，或區域一體化。
均勢將導致大國之間劃分勢力範圍。俄國在義和團運動之後出兵佔領中國東北全境，排除了日本的利益。日本不能容忍。日本大陸擴張的首要目標就是朝鮮和東北。那時，俄國正與英國在中亞以南的地區“大角逐”。於是日本與英國訂立反俄同盟，可以看做是海權對抗陸權。在日俄戰爭（1904-1905）中，日本在陸海兩條戰線上都取得了勝利。海上勝利得益於英國禁止俄國艦隊通過蘇伊士運河。在陸地上，日本攻下俄軍據守的大連、旅順、遼陽、奉天（今瀋陽）、鐵嶺等重要城市，俄軍退守四平街一線（後來林彪曾兩次在四平一線鏖戰）。同時日軍也傷亡慘重，無力把俄國勢力擠出東北（這時的日本還知節制）。兩個國家因力衰而形成了均勢，在美國的調停下議和。在1905年9月的《樸茨茅夫和約》中，日俄在東北劃定了各自的勢力範圍，這就是後來的“南滿”、“北滿”。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同時也使美國能夠有機會向東北滲透。到1916年，日俄又陸續簽訂了四個密約，逐步把它們的勢力範圍劃分擴張至全中國，並承諾在一國與第三國為爭奪中國而發生戰爭時，另一國將提供支持。最後一個密約的有效期至1921年7月14日。
勢力範圍起源於全球殖民擴張的初期。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最早向美洲擴張的國家。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到達美洲之後，西班牙和葡萄牙對殖民地展開激烈爭奪，都不能佔有優勢。在教皇的調停下，經過多次討價還價，兩國於1494年簽訂條約，劃分殖民地界限。以大西洋的亞速爾群島和佛得角群島以西370里格（約2055公里）經線為界，西班牙占以西，葡萄牙占以東。這就是“教皇子午線”，最早的全球勢力範圍界限。隨着向東半球的擴張，兩國又於1529年立約，以摩鹿加（馬魯古）群島以東17°為界。兩條界線一直延伸到地球兩極。這是全球大國第一次劃分勢力範圍。兩個很小的強國瓜分了全世界。中國在清末幾乎被瓜分，就是這兩個條約立下的先例。那時，兩“牙”已經不再鋒利。“門戶開放”暫緩了瓜分中國的進程。門戶開放以勢力範圍為基礎，是勢力範圍比較溫和的版本，加大了各範圍之間的往來與滲透。
在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擁有各自的勢力範圍，並尊重對方的勢力範圍。它們控制着各自在二戰中贏得的那一部分世界，以各自的勢力範圍為基礎建立起全球均勢。這種均勢是對抗性質的。均勢範圍有全球的，更多的是區域的。可以把區域性的均勢稱為“均勢範圍”（sphereofbalanceofpower），就範圍而言，類似於“勢力範圍”（sphereofinfluence）。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中的各權力較為平衡，而後者有一個主導權力。均勢範圍不像勢力範圍那樣有很強的排他性。一個國家可能同時出現在幾個均勢範圍之中。均勢範圍的概念對於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尤為重要，因為今後很少再有完全屬於某一個國家的勢力範圍，更多的是在某一範圍之內大國力量的重疊和分享——這就是均勢範圍。大國應該學會共處，彼此開放門戶。布熱津斯基說：
中國地區性的勢力範圍正在形成中。但是不應該把實力範圍與排他性的地區政治主宰（如前蘇聯在東歐實施的那樣）混為一談。從社會經濟意義上說，這種勢力範圍更具滲透性，而從政治上說則較少壟斷性。《大棋局》，219頁。
較少壟斷性的勢力範圍是由一個國家主導的均勢範圍。這兩種“範圍”概念之間的過渡是模糊的。因為排他性較低，布熱津斯基可以接受中國建立勢力範圍。這樣的勢力範圍又稱均勢範圍，是相對獨立的地緣政治板塊或區域聯合體。它不僅對外開放，更對內開放。均勢範圍正在全球各地出現，這就是正在成為潮流的區域一體化。
地緣政治板塊和區域一體化
a?區域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板塊”一詞是從地質學那裏借用的。地球的外殼（地殼）不像蛋殼那樣完整，是由許多版塊組成的，像是縫製的足球外殼。地球表面上的人類過着群居生活，他們分割成許多國家，還沒有組成一個全球性的完整社會。現在，國家正在把更多的權力讓渡給國際組織。區域同盟就是其中一大類。這些區域組織是地緣政治的板塊。與“板塊”相對應的是塞繆爾?亨廷頓所說的“斷層線”。斷層線是地質板塊的邊緣線，是一個板塊與另一個板塊摩擦、衝突的地方，可能導致地震。推動板塊運動的是半流質的地幔。地幔在地殼之下，比地殼厚得多，而且自成一體。地緣政治板塊與斯賓格勒的文明分類有相似之處。地緣政治之下的地幔是文明，包括現代政治文明。沒有現代政治文明的國家不能進入發達板塊。
今天的“全球化”程度被誇大了。“全球化”主要是美國的一個概念。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全球大國，鼓吹全球化符合美國的利益。它可以把全球作為它的資本和商品出口市場，並獲得對全球的控制權。作為廉價勞動力市場、發達國家經濟的補充，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中國的利益，至少是利大於弊。但這個地位是付出了極大代價的，不是長久之計。中國不能總給富國打工，作為富國的經濟和金融殖民地。
今天的全球化程度遠不如100年前。比如，國界對人員流動的限制無以復加，富國的簽證不容易得到。而且正如批評者所說的，富人、富國從全球化中攫取了最大利益，全球化其實是美國化。作為美國化的全球化只是一層薄膜，一個障眼法，覆蓋了正在發生的區域一體化。實際上，在真正的全球化到來之前，必定要經歷區域一體化。削弱國家權力的首先將是區域化。美國不願意看到更多的區域化，因為北美對它的吸引力有限。美國只有加拿大和墨西哥兩個陸地鄰國和一些小的、相對貧窮的加勒比島國。由於實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墨西哥已經接近是美國的經濟殖民地。但在人口方面，卻是墨西哥主導着美墨之間的一體化。由於拉美裔人口的增加，可能改變美國的國家、種族和文化特徵。為此，塞繆爾?亨廷頓發出了《我們是誰？》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新華出版社，2005年。的警告。當墨西哥成為美國投資與生產的樂園的時候，美國也在兩國邊界修築鐵絲網，架設各種探測裝置，增派武裝巡邏人員，以防止墨西哥人進入美國。這樣的全球化（或美國化）是單方面的：窮國向富國改革開放，讓出市場；富國對窮國閉關鎖國，保守技術。這個全球化以窮人和窮國為代價，因此不可能走出很遠。
對目前的人類而言，地球是一個封閉系統。雖然有宇宙飛船前往月球、火星和太陽系之外，但人類的政治、文化和經濟活動仍局限在地球之內。全球化就是在這個封閉的系統內進行的。如果真的實現了全球化，對人類的發展並不是好事。那時，人類發展的“熵”將達到最大，世界各地的人種和文化將不再有差別。人類的“熱量”將均勻分佈，不再流動。於是人類歷史將進入“熱寂”——真正的“歷史的終結”。
生物學家們發現，在有限空間中，生物密度的增加將導致它們彼此聯繫的增加，它們發展出新的組織水平來應對由此產生的壓力。生物化學家和控制論專家弗里德里克?菲斯特把這種組織結構的變化稱為“定律”，因為它遍及整個生物界。他認為，在人類歷史的早期，手工業、技術和貿易是孤立的，零星發展的，互相之間沒有聯繫（圖一）；然後，在過去幾個世紀中，形成了一個單一的世界體系（系統），增長和相互聯繫是無序的，因而不能持久（圖二）；於是一個高等級的結構開始自發出現，它有工業和技術的次級結構，分散的經濟單位（圖三）。這樣的結構是穩定的。但是，自20世紀中期以來，因為人口增加等原因，我們又回到了圖二所顯示的那種無序狀態。2008年開始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是這種無序狀態的一個結果，很快波及全球。
圖一圖二圖三
在有關內容的論述中，菲斯特沒有提到全球化或區域化。我們可以從他的定律推斷，圖二代表了全球化，而圖三則代表區域化——更穩定、更持久的結構。菲斯特說：
我們的未來不能再繼續無心的和混亂的增長，一直到我們窒息。相反，如同所有增長的系統一樣，我們必須經歷一次變形，發展出帶有區域和經濟次級結構的、新的、高等級的結構。為了復蘇被踐踏的控制調節機制，使它們再次運作起來，自足與依賴的健康混合、相互反饋和自我調節是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讓一個增長的網絡自行其是，它將在某個時候自動解體。現在在經濟和社會領域中出現頻率日益增加的不穩定性，實際上可能是我們忽視這個定律的第一個負面後果。這個定律顯然滲透於整個生物界（我們和我們的人工系統也屬於生物界）。TheArtofInterconnectedThinking：Ideasandtoolsforanewapproachtotacklingcomplexity，p68FredericVester，MCBVerlag，2007。
全世界正在發生一個巨大的變化：區域化。西歐正在吸收東歐——那個從前被西歐排斥在外的地區參見《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3-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作者佩里?安德森引用了從蘭克、黑格爾到瓊斯、布洛克等人的觀點，以證明西歐和東歐的歷史是分離的，就像歐洲與中國的歷史是分離的一樣——西歐到中國的距離可是比西歐到東歐的距離遙遠得多。——以建立一個歐洲共同體。南美、非洲也都在一體化的過程之中。區域化是通往全球化的必由之路。只有建立在區域化基礎之上，全球化才有堅實的支撐。在全球化的喧囂中，這必要的一步常常被忽視了。與全球化一樣，區域化也不是今天才出現。區域化的歷史比全球化要悠久得多。當全球化真正到來時，區域化仍將繼續存在。沒有次級結構的超級結構不會是穩定的。關於區域體系，蒂利說：
國家形成體系，在一定範圍內它們相互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們的相互作用影響每一方的命運。由於國家總是產生於對領土和人口的控制的競爭，它們總是成群出現，通常形成體系。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着重號為原書所加。
卡爾?多伊奇卡爾?沃爾夫岡?多伊奇（1912-1992），布拉格出生的美國政治學家和國際政治學家。他的主要貢獻之一是把控制論和系統分析的方法引入政治學。對“世界區域”有一個概括：
由許多鄰近國家組成的，按照不同的空間和時間維度，在廣泛領域中都存在顯著依存關係的國家群體。轉引自喬萬尼?阿里吉、濱下武志、馬克?塞爾登主編《東亞的復興》，6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原著首次在2003年出版。
關於區域化的存在，多伊奇和蒂利沒有明顯差異。另一位學者卡贊斯坦對多伊奇這個觀點評論說：它“提供了一種能夠把握動態變遷的方法，既揭示了本體論者所關注的內部結構特點，同時又避免把世界描繪成一個外形不斷變化但內核卻固定如一的流動着的集合體”。《東亞的復興》，6頁。大概是遵循這個思路，卡贊斯坦在2005年出版了《地區的世界：美帝國時代的亞洲和歐洲》AWorldofRegions：AsiaandEuropeintheAmericanImperium，PeterJ?Katzenstein，CornellUniversityPress，2005?。他認為，今天的各區域不是自由的，是“嵌入”美國帝制之中的。在冷戰期間國家利益受到威脅之時，美國製造了德國和日本這兩個區域力量，以為美國的支持力量。此後，美國不會再允許新的區域力量出現。
美國對日本和德國的控制權是二戰的戰利品，美國向這兩個國家提供安全保護。在2009年之前，日、德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也就是說，前三位的經濟體都處在美國的控制之下。日本和德國的離心將大大削弱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像蘇聯帝國一樣，蘇聯的解體是從東歐附庸國開始的，然後才是它的幾個加盟共和國。美帝國也面臨內部的破裂。日本和德國不會永遠一心一意地跟在美國後面。
在全球的所有地區都出現了區域聯盟，走在最前面的是歐盟。歐盟的產生以經濟合作為先導。其他地區正在緊跟歐盟的步伐。2008年5月23日，在坦桑尼亞阿魯沙舉行了非洲聯盟（AfricanUnion）小型首腦會議。參加會議的首腦來自12個非洲國家，包括埃及、南非、尼日利亞等非洲大國。他們提出要逐步建立聯邦制的非洲合眾國。非洲聯盟成立於2001年，共有8?5億人口。巧合的是，在提出建立非洲合眾國的同一天，南美洲的12個國家在巴西利亞簽訂了《南美洲國家聯盟憲章》，使南美的一體化進程又邁進了一步。南美洲國家聯盟（UnionofSouthAmericanNations）成立於2005年，幾乎涵蓋了整個南美洲。北美則有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在過去和現在，東南亞國家彼此都有一些恩怨，現在也更加密切地合作，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已經從一個安全組織變成更加全面合作的區域同盟。
印度成為現代國家是次大陸區域化的結果。這個過程是由英國殖民者使用暴力而完成的。在英國人撤走之後，次大陸的區域化出現倒退，印巴分裂，後來巴基斯坦和東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分裂。印巴之間有很深的疑心，目前沒有統一的跡象。在民眾層面上，因歷史和宗教的原因，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等其他鄰國的關係倒更緊密一些。次大陸的局勢說明，在區域一體化過程中，外界壓力不可能代替內部凝聚力。
這些聯盟都剛剛起步，還是比較鬆散的地區組織。假以時日，它們必將能夠達到區域一體化的目的。因為只有較大的國家或國家聯盟才會在全球化中更有實力和競爭力。區域聯盟的目的是加強各國之間的安全、經濟和金融合作，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實現區域一體化，建立聯邦制區域國家。區域化的浪潮表明，任何一個大國都不能僅靠自己的力量獲得安全和繁榮。在當今世界，即使最強大的國家也仍然不夠大，在進入全球市場之後，還要建立排除貿易障礙的區域市場——這是邁向全球自由貿易的必要一步。區域化浪潮正在壓過全球化浪潮，但不會取代全球化。它是走向真正全球化的必由之路。由於此輪全球化是美國主導的，區域化的一個含義是，美國在各大區域中的作用衰減。區域內各國在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繫，而不是輻輳向美國。
當東亞的區域化完成的時候，歐亞大陸將出現一個放大版的19世紀的歐洲。在“東亞聯盟”和歐洲聯盟之外，歐亞大陸上還有北方的俄國，南方的伊斯蘭世界和印度。屆時，美國不再是世界的霸主，但將在大陸之外發揮重要的平衡作用。美國將成為放大版的19世紀英國，但有一個區別：美國的相對實力可能比不上當年的大英帝國。
b?區域化的必要條件：以東亞為例
各國價值和制度的相容是區域化的必要前提，是最低的必要條件。理想的狀態是各國價值和制度的相近、相同。除非在區域化開始之前各國已經存在相似的價值和制度，否則就需要有一個共同認可的模式。古代中國的制度曾被一些鄰國所模仿，其影響至今仍可以看到。這也是區域化將在全球化之前完成的原因——全球化需要兼容更多的文化、價值和制度，因此需要以區域化為基礎。從國家到全球的距離太大，不可能一步走到。在區域範圍內，國家間的相似程度較大：歷史、文化、宗教、種族等等。比如，中東的大多數國家以阿拉伯人為主要民族，大都信仰伊斯蘭教；非洲各國大多是前殖民地，國界的歷史短暫，國家意識還不強；南美居民多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後裔，並有印第安人的血統，多信仰天主教；西歐居民享有共同的歷史、宗教，語言和文字接近，人種混一；東歐雖然與西歐有許多不同，但受西歐的長期熏染並仰慕西方文化，又面對俄國的壓力，因此能夠與西歐一起發展歐盟。
本書的東亞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兩部分。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東亞各國之間的政治、經濟的差異最大。制度橫跨從專制到民主的政治光譜；經濟從赤貧國到富裕發達國。東亞的文化也更具多樣性：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這些世界性宗教有眾多信徒，道教以及其他一些本土宗教也有許多信仰者，有佛教國家，也有伊斯蘭國家，還有保留了一些儒家傳統的中國。東亞的國家規模也極其不均等。面積從新加坡的600多平方公里到中國的900多萬平方公里；人口從汶萊的不足40萬到中國的13億多。國家的獨立程度也有差別，有日本、韓國這樣的半獨立國家（至少在軍事上），也有朝鮮這樣幾乎完全拒絕外來影響的國家。中國的領土和人口在東亞獨大，經濟將可能在20年內獨大。在博鰲亞洲論壇上，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援引一些機構的研究結果說，到203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是日本的4-5倍。新華社2009年4月18日電。不過，中國有一些在中短期內難以彌補的嚴重不足：國民富裕程度低，科學技術水平低，海外投資能力低，文化創新能力低，制度號召力低，而且在軍事上被現有超級大國視為潛在對手。除了加工產品的出口之外，中國各方面的出口能力還很有限。離開道義、文化的號召力，制度和技術的支持，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成為領導國。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更不具備領導東亞的能力。由此可見，東亞的地區一體化可能是世界上難度最大的，需要更多的意志、智慧和時間。
在過去100多年中，日本最早萌發領導東亞的念頭，期望團結黃種人與白種人抗衡。早在明治末年，日本就出現了關於種族戰爭的想法。在1918年的巴黎和會中，戰勝國日本飽受種族歧視。為了準備種族戰爭，日本需要先行在東亞擴張。入江昭：《20世紀的戰爭與和平》，55頁，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日本侵略戰爭的借口一度是驅逐西方殖民者，建立“東亞新秩序”，以日本的霸權取代西方的霸權。直到1940年8月1日，因戰事不順，首相近衛文麿的外相松岡洋右才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設想。然後，日本又與德國、意大利簽訂了《三國同盟條約》，更進一步圖謀建立“世界新秩序”。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導致了日本與美國的危機。1941年10月，近衛不敢面對他製造的緊張局勢，辭去了首相一職。繼任者東條英機正式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並於該年年底偷襲珍珠港，入侵東南亞。東條首相在1942年時說：“整個亞洲，不管是獨立國家還是剛佔領的領土，都必須歸併日本，各自為日本而貢獻力量。”Beasley，JapaneseImperialism，1894-1945，pp237-238。轉引自羅伯特?帕斯特編《世紀之旅》，29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引文出自第七章“日本：一味追求強權的機會主義”，本章作者是肯尼斯?B?派爾。這就是“大東亞共榮圈”的真實含義，是奴役和殖民的思想。西方殖民統治那時已經奄奄一息。日本不知道這是末班車，還拚命想擠上去，把西方人擠下來。日本確實擠上去了，卻沒有想到列車剛出站就傾覆了。
由於日本使用暴力失敗，東亞一體化需要更多的制度兼容，其動力需要來自道德與文化的力量，以及更密切的經濟合作。區域化的過程中不應有強迫，需要各國、各民族的平等合作。中國在真正走向世界之前，必須認真經營好東亞，和地區各國一起迎接全球化。任何組織的有效運作都需要領導力。平等合作不排除倡導與領導。對於這樣一個重大責任，中國責無旁貸，也無處可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