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總統與將軍 麥克阿瑟的罷免 原因與後果 中國人被趕了回去
麥克阿瑟將軍被罷免了。事情是這樣地突然，這樣地不可抗拒，而且，還這樣毫無必要地以粗魯的罷免方式來公然傷害將軍的自尊心，這在全國上下激起了一陣抗議的怒潮。一位把一生都獻給祖國的偉大軍人政治家被匆匆解除了職務，這引起了一種深刻的意見分歧(誠然，這種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使公眾難以認清問題的實質。
曾經有些極端分子，無疑今天還有這種人，他們硬說參加這場爭論的雙方懷有極其邪惡的動機。譬如，他們說，在政府的高級領導層中有一個簡直是賣國的“無須取勝”集切(不知怎麼與不久前叛逃到蘇聯的兩名英國外交機構的成員有聯繫)。另一方面，他們又指責麥克阿瑟成心要把我們捲入亞洲大陸的一場全面戰爭之中。我想，正如我們的大多數公民後來歷弄清的那樣，這兩種非難和中傷都是毫無根據的。
我們最高級的政府官員仍，不論文職的還是軍職的，他們的愛國和忠誠是不應受到絲毫懷疑的。杜魯門政府並不是要迎合我們的敵人，只不過是想避免一場世界性的浩劫。麥克阿瑟也一直是反對在亞洲大陸動用美國地面部隊的。真正的、根本的問題既不是杜魯門先生和麥克阿瑟將軍之間在擴大韓戰的看法上存在鴻溝，也不是這兩個人的強烈個性格格不入。問題正如馬歇爾將軍在參議院某委員會的證詞中所指出的，無非是一位局部地區的戰區司令公開表示不贊同上級曾以最明確的語言一再向他傳達的方針罷了。
我本人對麥克阿瑟一直是深表敬佩的。這是通過密切交往麗逐步產生的感情，這種感情可以追溯到麥克阿瑟在西點軍校擔任校長的那些日子。當時，我負責體育課，直接向他彙報工作。由於他對體育運動興趣甚濃，因而，那幾年我有幸常常見到他。後來，直到我到朝鮮赴任之前，與他會面的次數就相當少了。但是，我對他的情況一直很關心。正因為如此，我才得以了解他那複雜性格中為一般人所認識不到的某些如下的毛玻他追求對自己的頌揚，這導致他在某些場合公然要求或者接受那些本不屬於他的榮譽，或者推卸那些明明是他自己所犯錯誤的責任。他愛出風頭，這常常使他在所屬地面部隊參加每次登陸作戰時和參加的重大進攻行動發起時伊然以現地實際指揮官的身份出現在公眾面前。他熱衷於培養自己那種似乎天才人物所必須具備的孤獨精神，結果，他幾乎發展到與世隔絕的地步(在東京，他的辦公室連電話也沒有)。這種與世隔絕使他得不到一個指揮官所必需的從自己主要部屬那裏得到的批評意見和客觀評價。他個性倔強(這種個性的形成是由於他在遭到人們堅決反對的情況下曾成功地強行通過了許多出色的計劃)，這使他有時不顧一切所謂常理而堅持按自己的辦法行事。對自己的判斷能力過於自信，這使他養成一種一貫正確的毛病，並且最後導致他發展到幾乎不服從領導的地步。
我認為，其中一些毛病的產生應當歸咎於他那非凡的才能。早在少年時代在德克薩斯軍校時，他的這些才能就已經使他在所參加的幾乎所有活動中顯露頭角。他在西點學校時的學術造詣、體育運動水平和領導成就，他透過現象抓住問題本質的能力，他的膽略和魄力，他那樂於迅速、勇敢地追求明確目標的精神，所有這一切最後使得人們不願意否決他的看法，甚至不願意在他面前提出有力的反駁。他那雄辯的口才以及闡述自己論據時那種生動的樣子，也往往能使反對意見煙消雲散，使本來懷疑他的那些人轉而懷疑他們自己。他堪稱是一位了不起的名將。
所謂他成心想把我們卷進亞洲的一場全面戰爭的說法，與他的目的是背道而馳的。其實，他倒是一直認為，“沒有哪個神智正常的人”會主張把地面部隊派往大陸中國。他一次又一次地大聲疾呼，反對在朝鮮以外的地方使用我們的地面部隊。他一再鄭重其事地主張，用我們強大的海、空力量來封鎖共產黨中國，並且摧毀她“在一代人物時間內”進行武裝侵略的潛力。
政府領導人，無論文職的還是軍職的，他們所進發出來的愛國熱忱並不亞於麥克阿瑟將軍。然而，直到一九五一年參議院聽證會(此時，麥克阿瑟在離開祖國十餘年之後重返故土，在為期七周的對證中面對着自己的批評者和支持者)引起的大辯論中某些激烈爭論的情況透露出來之後，真正的分歧點才普遍為世人所了解。由於將軍與總統之間的分歧最後得到了解釋，因而大多數公眾對總統的批評便偃旗息鼓了。但是，對於匆匆解除麥克阿瑟職務的做法普遍不滿的情緒卻依然存在着，而且很可能要一直存在下去(將軍本人直到報社記者告訴他才獲悉自己被解職一事)。
誠然，杜魯門和麥克阿瑟都不想在亞洲進行一場地面戰爭，但是，杜魯門及其顧問們卻根本不同意麥克網瑟封鎖和壓垮中國的方案。坦率地說，麥克網瑟所尋求的是一場預防性的戰爭，即不借冒使蘇聯卷人這場衝突並最終導致蘇聯入侵歐洲的風險來摧毀中國發動戰爭的潛力。麥克阿瑟聲稱，鑒於我們已經與紅色中國處於戰爭狀態，因而採取這一行動是完全正當的。按照他的看法，歐洲已經丟失，現在只不過是蘇聯人的一個工業後院罷了。麥克阿瑟相信，世界未來的命運將在亞洲決定。
然而，麥克阿瑟在提出自己的理由時，卻把國家所面臨的抉擇描繪成是“勝利”與“僵持”之間的抉擇。由於把這種抉擇說得那樣簡單，因而對一個愛國者來說應該作出那種抉擇似乎就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這個由高手絞盡腦汁、極其巧妙地提出的“勝利”方針證明是難以反對的。
這一直是麥克阿瑟的口號。
“勝利，迅速而徹底地贏得勝利！”任何正在進行戰爭的國家都會理所當然地把麥克阿瑟一九三一年提出的這個口號作為自己的目標。二十年後，他老調未改，在對美國國會所作的演講中，他宣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勝利！”後來，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他在對西點軍校的畢業班發表演說時又重申：“你們的使命依然是固定不變的，明確的，神聖的。那就是要打贏我們的戰爭……要有取勝的決心，要切實認識到在戰爭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勝利！”
這些話當然是每個在地面、海上和空中作戰的美國士兵的信念，也許找不到更好的戰鬥口號來激發美國人的滿腔熱血了。它表達了“決死一戰”的精神。這種精神曾經鼓舞着我們的軍隊經歷了八年的獨立戰爭，征服西部地區的長期戰爭，痛苦的國內戰爭，以及他們所參加過的每一場其他的衝突和戰爭。按美國人的性格是不願打有限戰爭的。就象在拳擊場上一樣，他們所想的就是將對手狠狠地擊倒在地。象取勝這樣閃閃發光的思想，哪個朝氣蓬勃的美國人會反對呢？反對這種思想就象支持邪惡、反對美德一樣荒唐。
可是，正如在朝鮮的步兵所了解的那樣，獲得一次“勝利”有時還需要另一次勝利來保障。奪取一個高地之後，為了鞏固戰線或者防止敵人觀察，似乎總需要再拿下一個高地才行。而當時在我們大多數公民心目中的所謂“勝利”，可能只不過是打贏麥克阿瑟宏偉計劃中的初戰而已。
可是，麥克阿瑟所說的勝利不僅僅是指在朝鮮的勝利，即不僅僅要在朝鮮半島消滅全部敵軍並建立一個在民主政府領導之下的統一的國家。他所想的就是要在全世界擊敗共產主義，給共產主義以“狠狠一擊，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這種打擊將標誌着紅色浪潮歷史性的退落。他的“方案”不僅包括向鴨綠江實施大規模進攻，而且還包括摧毀滿洲的空軍基地和工業體系，封鎖共產黨中國的海岸，破壞其工業中心。為蔣入侵大陸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及把國民黨中國的部隊運往朝鮮以加強我們在那裏的地面力量。他真的以為這些行動會打破共產黨對大陸的控制。他深信中國的老百姓隨時都歡迎蔣打回去，而且還自以為蘇聯不會介入他所設想的這種衝突。但是，在向紅色中國發動這場預防性戰爭的過程中，倘若蘇聯的干涉威脅到這場戰爭的勝利，則我認為，麥克阿瑟理所當然就會極力要求進而向蘇聯發動進攻(他認為，蘇聯實力日益增長，使時間對蘇聯有利)。這隻不過是他的最終目的即以武力在全世界消滅共產主義必然會導致的結果。
因此，如果實行他的計劃，就要承擔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巨大風險，西歐就會遭受蹂躪，緊接着，我們肯定會失去一些久經考驗的、最忠實的盟友。還應當記住，在冒這些風險時，我們自己的國家將會處於毫無準備的可悲狀態，我們的總預備隊削減得只剩下一個處於戰備狀態的陸軍師。
這就是麥克阿瑟高喊戰爭時在其心目中的所謂“勝利”。這是個需要全國做出巨大努力的、雄心勃勃、充滿風險的方案。可是，這個方案並沒有立即為麥克阿瑟的上級所否決。美國政府的最高領導層(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國家安全委員會、三軍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以及國會的領袖)仔細研究討論了麥克阿瑟提出的每一個問題。
他們首先結合遠東戰區司令部組建的背景、職責以及亞洲的局部形勢對麥克阿瑟提出的每個問題進行了審查。爾後，又根據全世界的形勢、美國當時的能力和局限性、西歐的防務狀況以及部分或全部採納麥克阿瑟的建議而突然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等情況進一步考慮了每個問題。
這些官員對麥克阿瑟的全部建議進行了嚴肅認真、深思熟慮和周密細緻的研究。
他們認為，我們的空軍不可能通過轟炸迫使紅色中國屈服。我已提到過霍伊特·范登堡將軍的想法。他認為，如果我們真要想摧毀滿洲的基地，我們“本錢很少的空軍”就會在戰爭中受到極大的消耗和損失，以至於我們需要花費兩年的時間來重建這支空軍才能使其在地球上其他地點出現挑戰時能有效地應付之。除此之外，范登堡將軍對於轟炸滿洲這種“一點一點地啄擊皮毛”的辦法毫無興趣。因為，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換回來的只不過是敵人軍事力量極輕微的損失。五角大樓也根本不相信中國的工業基礎會象麥克阿瑟所想像的那樣能夠那麼快就被摧毀。如果進行轟炸，無疑會使成千上萬的無辜遭到屠殺；如果使用原子彈，那麼犧牲者將會是數以百萬計。除非我們炸毀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線，否則，共產黨中國還能照樣通過這條鐵路接受軍事補給，而蘇聯則絲毫不受觸動。可是，炸毀西伯利亞鐵路需要採取持久作戰行動，這可能超出了我們的能力，而且，這樣做肯定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此外，杜魯門政府與參謀長聯席會議都清楚，任何攻擊滿洲基地甚至鴨綠江上的橋樑的行動，都將結束那個保證我們在南韓和日本的基地不受侵犯並把戰爭限制在朝鮮半島的心照不宣的協議。
至於封鎖中國沿海，這將構成一種戰爭行動。封鎖，只有在確實奏效的情況下才能為各個中立國家所承認。然而，除非將英國的直轄殖民地香港，以及大連港、旅順港都包括在封鎖之列，否則這一行動無法奏效。如果我們果真封鎖這幾個港口，英國和蘇聯所作出的反應是不會讓我們輕鬆的。
在五角大樓看來，利用蔣軍入侵中國沒有成功的希望，除非他們能得到大規模的美國海、空軍支援以及後勤方面的支援。這些支援，麥克阿瑟當然認為蔣軍是應該得到的。
可是，我們在這方面能夠抽出的力量已所剩無幾，而且，我們所擁有的這點力量如果用於朝鮮，可以發揮更有效的作用。即使入侵大陸能迫使中國軍隊撤離朝鮮，從而減輕那裏的壓力，但蔣的地面部隊卻很可能遭受幾次挫折便大批倒戈，這種情況在他們最後與共產黨正面交鋒時就曾出現過。
五角大樓對蔣軍的作戰能力不抱什麼希望，麥克阿瑟本人不久前也說道對這些人的戰備程度缺乏信心。他們的訓練水平很低。我們必須首先向他們提供諸如火炮、裝甲車輛等全部重型武器，並且對他們進行使用這些武器的訓練，然後才敢將這些部隊投人戰鬥。但是，從已經在戰場上作戰的部隊那裏抽調這類緊缺助武器裝備是不妥當的。
此外，我們還必須考慮到李承娩堅決反對在他的國家使用中國軍隊。因為，在他看來，—朝鮮還有人力沒有充分利用起來。
政府也不贊同麥克阿瑟的西歐不太重要的觀點。西歐的工業技能、人力、技術、各類工廠、可迅速加以利用的原料、必不可少的空軍基地，尤其是西歐在血緣和文化方面與美國的密切聯繫，所有這一切都使華盛頓感到必須是歐洲第一，亞洲第二。一旦失去歐洲，形勢就會立即朝着有利於蘇聯的方向發生決定性的變化，北約組織就會解體，美國就會遭到孤立。如果真的發生一場兩線作戰的戰爭，我們是來不及進行準備的。
五角大樓對於在南面開闢第二戰場牽制中國力量的建議進行過長期而深入的考慮，但還是否決了這個方案。對於英國和英聯邦其他諸國來說，使用蔣軍一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把敵對行動擴大到福摩薩地區將大大加重我們在太平洋地區擔負的任務。同時，我們為進行韓戰而一手撮合的、本來就勉強維繫着的聯盟就會遭到一定程度的損害。
麥克阿瑟將軍與政府之間的另一個分歧是：是堅持我們在聯合國中的集體安全政策呢，還是單獨干？很顯然，麥克阿瑟決心已定：如果我們的盟友不與我們站在一起共同對付共產黨中國和蘇聯，那麼，我們就應該自己挑起全付重擔。然而，美國早就承諾了集體安全的義務。儘管聯合國其他成員國實際提供的人力並不很多，可是在聯合國的旗幟下作戰能使我們在朝鮮的行動帶有道義上得到支持的色彩，而這在我們與自由世界其他國家打交道時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
在那些今天看來具有歷史意義的參議院聽證會進行期間，這些結論再次為在此之前就已得出這些結論的絕大多數(即便不是全部)主要領導人所說明和肯定。這些人是：艾奇遜、馬歇爾、布萊德雷、謝爾曼、范登堡、柯林斯和解多其他的人。這些人都進行了宣誓。他們的證詞還被記錄在案。他們受到了各種詢問。最後，為了保密起見，證詞作了刪節，爾後公佈於眾。這樣，否決麥克阿瑟方案的原因也就成了一件有案可稽的公開事實。所以，無論是誰，如果再認定這些官員以及總統、副總統求“勝”的願望不如批評他們的人強烈，對國際形勢的看法比這些人狹隘，為國家最高利益服務的決心不如這些人堅定，那就十分荒謬了。可是，這些說法卻曾經被人以尖銳的公開批評方式或隱晦的方式作為攻擊政府的炮彈，當時，拒絕批准麥克網瑟的建議被扣上了姑息養奸的罪名。
所以，不是由於匿名的顛覆分子們巧妙地塞進我高級委員會的什麼“無須取勝”政策才導致了政府拒絕麥克阿瑟提出的方案。問題的實質在於，政府要堅持一項根本不同的政策，即對“勝利”一詞作出不同的解釋，根據對世界形勢比較全面的了解對事實情況採取不同的觀點。
很清楚，國家最高層的文職領導和軍事領導，由於眼界較寬，關於蘇聯原子武器的發展狀況有比較高級的情報來源，對於歐洲爆發全面戰爭可能產生的後果有更全面的估計，因而，他們對於當時的現實情況和責任也就有一個清醒得多的認識。在他們看來，即使能在朝鮮取得戰區司令所追求的那種“勝利”，我們也會因此面在其他地方背上過於沉重的負擔。他們認為自己的看法是正確的，麥克阿瑟的觀點是錯誤的。這些看法正確與否，在當時都無法得到證明，今天亦無法證明。向總統提出建議和忠告是他們的職責，因而他們這樣做了；作出決定是總統的職責，因此總統定下了決心。
政府的決定以及作出這些決定的理由很快就向聯合國軍司令作了傳達。此外，為使重點突出，含意明確，總統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親自致函麥克阿瑟，對政府的決定做了說明，所有這些爭論最終發展成為觀點上的深刻分歧。然而，不管麥克阿瑟的洞察力多麼敏銳，他的信念卻是一部分建立在對於世界形勢缺乏了解的基礎上(無疑，對於完全在他視野之外的國內政治因素，他更是缺乏了解)，一部分建立在他這個戰區司令本人對情報顯然作出了錯誤判斷的基礎上。
在參議院聽證會上，當就麥克阿瑟的整個方案進行辯論時，參議員林頓·約翰遜向麥克阿瑟將軍問道：“……設想我們採納了你的方案，中國人被趕回到鴨綠江對岸，但他們仍然拒絕簽訂一項條約和達成一項有關他們未來命運的協議，那麼，屆時你將採取何種對策？”
麥克阿瑟根本提不出任何方案。他只是說，他認為那不過是一種荒誕不經的假設。
“他們退了回去，”約翰遜參議員追問道，“我們將採取何種行動？”
“我認為他們不可能繼續處於交戰狀態”，麥克阿瑟答道。
麥克阿瑟對於事物的判斷有時不僅僅憑主觀的想像，他還以對情報的錯誤分析為依據。我認為，一九五０年十月初，在威克島會議期間發生的事情可以證明這一點。當時，杜魯門總統接見了他，同他私下討論了朝鮮的形勢問題。從那次會見的談話記錄來看，麥克阿瑟估計，即使中國人真的參戰，他們可望在朝鮮保持的最大兵力至多不過五、六萬人。這意昧着聯合國軍可以享有二比一的優勢。可是，事實上，中國人在十一月底發動攻勢時，估計兵力達到了三十萬人。麥克阿瑟的這一錯誤判斷是導致他發動“聖誕節回國”攻勢的一個原因，這次攻勢幾乎把我們引向災難的深淵。
麥克阿瑟並不總是堅信我們能夠把中國人趕出朝鮮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敵人迫使我撤回三八線以南的大規模進攻已結束很久，我部隊還在醫治中國人新中攻勢所造成的刨傷，麥克阿瑟電告參謀長聯席會議，如果美國的決心中變(即：不派增援部隊，不對紅色中國實施海上封鎖，不許轟炸滿洲，以及不利用蔣軍反攻大陸)，那麼，按照他的意見，“如無極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則我軍應以作戰情況允許的速度儘快撤離朝鮮半島。”只是在聯合國軍恢復了元氣、信心和鬥志並再次接近三八線之後，特別是一九五一年四、五月間粉碎了中國人第五次鉗形攻勢之後，人們才重又聽到了要求取得徹底的決定性勝利的呼聲。
至於我本人，從來就不相信，如果俄國人不派兵介入戰爭中國人能夠把我們趕出朝鮮。而且，我和第8集團軍全體官兵一樣都深信，如果我們得到命令，我們完全可以在一九五一年春季一直推進到鴨綠江邊。然而，發動這樣一次進攻所付出的代價將遠遠超過我們所能獲得的好處。
我們可能要遭受慘重的傷亡(我當時估計，傷亡人數可能會達到十萬之多)，因為我們要在朝鮮北部的所有崎嶇地形上與頑強抵抗的敵人進行激烈的戰鬥。可是，我們所能得到的只不過是若干平方英里的不毛之地，而且，在這片不毛之地的大部分地區，今後若干年內還會有大量游擊隊活動。隨着我們自己的補給線拉長，敵人的補給線就會縮短。
他們最終就會以巨大的兵力，憑藉寬闊的鴨綠江和圖們江與我們相抗衡。我認為，只是把敵人壓回去而不能殲滅其相當的兵力，實在是很不合算的做法。
戰役結束時，我們的戰線就會由一百一十英里拉長到四百二十英里，控制這條戰線的主要責任就會落在我們頭上，因為，這遠遠超出了南韓軍隊的能力。接着，就會出現這樣的問題：美國人民會贊成保持一支扼守這條戰線所必需的龐大軍隊嗎？他們能同意為進行滿洲之戰所付出的血的代價嗎？他們會全力以赴地投入在亞洲大陸這個無底深淵所進行的一場無休止的戰爭嗎？我當時和現在都認為，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就是一個“不”宇。
將軍與總統之間爭執的另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打全面戰爭還是打有限戰爭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隻不過是把“勝利還是相持”的問題用更為明確的語言表達出來罷了，也就是我們是應該全力以赴、一勞永逸地擊退“紅色浪潮”呢，還是盡量適當克制我們的行動，把戰爭限制在朝鮮境內？不過應當指出，對杜魯門政府進行派性攻擊的人，特別是以已故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為首進行攻擊的那些人，並不贊同在亞洲或者歐洲進行一場全面的地面戰爭。
相反，他們似乎只是提供了一種早期的“美洲堡壘”理論的最新翻版：不要增加我們在德國的駐軍；停止進一步向歐洲提供援助；重新制定一項建立在退出歐亞大陸基礎之上的全球政策(這是前總統赫伯特·胡佛的建議)；利用海、空力量保持美國的利益(在麥克阿瑟的方案中，甚至將這一戰略運用到了遠東地區)。總之，應該建立一種美國強制下的和平，以便在海、空力量的庇護下使西方文明得到保護，就象在英國強制下的兩個世紀的和平時期所做的那樣。
在麥克阿瑟被免除職務很久之後，這個方案才得以強行貫徹。艾森豪威爾政府上台以後，其基本宗旨就是利用海軍力量來控制海洋，利用以原子彈進行“大規模報復”相威脅，來維持現存的疆界。此時，人們認為，我們再也不能向海外輸送大批地面部隊了，所以，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地位也就可以降低了。財政部長說，我們的財力只能支持我們打一種戰爭，即中場大戰。國防部長則很肯定地對我們說，如果爆發戰爭，那一定是一場大戰。
最後，杜魯門—麥克阿瑟之爭使當時人們尚未普遍認識的一個問題變得突出了，那就是在決定國家政策的問題上，文職政府是否擁有對於軍事當局的統帥權。
就我記憶所及，在韓戰之前，美國總統的權威受到現役軍官無論何種形式的挑戰的先例只有那麼一次。那就是在林肯執政期間，喬治·麥克萊倫將軍公然無視總司令的命令。杜魯門先生本人在其《回憶錄》中專門提到了這件事情。他寫道：“林肯常常直接向麥克萊倫(當時任整個聯邦軍的司令)下達命令，可是，這位將軍卻不予理睬。
全國有半數的人都知道麥克萊倫懷有政治野心，並且知道反對林肯的那些人企圖利用這種野心。林肯是個寬宏大量的人。但是，在施了很久之後，他終於被迫解除了聯邦軍最高司令的職務。”（關於對麥克萊倫和麥克阿瑟的詳細評論見附錄1)將近一個世紀之後，歷史再次重演。據杜魯門先生說，甚至在一九五O年以前，麥克阿瑟就不尊重總統的權威。
起初，他還有所收斂，後來便越來越放肆了。最後，他即使沒有故意蔑視上級的合法命令，至少也是對這些命令明顯表現出漫不經心的態度。杜魯門先生把麥克阿瑟的行動歸納為“違抗命令”。其他的人則使用了一些比較文雅的字眼，從“蔑視”到“公開反抗”等等無所不有。
就象國際舞台上古往今來的一些其他偉大人物一樣，麥克阿瑟似乎常常以為，他那天生的、常常為其軍事成就所證明的才華，使他的判斷能力遠在他所有的同級乃至上級之上。可是，事情的關鍵並不在於是軍事領導人還是政治領導人的判斷能力更高一籌，而在於以總統為代表的文職政府和以戰區司令為代表的軍事當局哪一個有權決定美國應當採取何種行動。在作出決定之前，麥克阿瑟當然有權也有責任就某個預案是否正確發表自己的看法，並提出他個人的建議。但是，在總統的決定向他宣佈之後再與總統爭辯，那就既不是他的特權，也不是他的職責所能允許的了。在政治派別自私狹隘的偏見表現最烈的時刻，在為一九五O年秋末冬初令人痛心的失敗感到羞恥和灰心的時刻，相當一部分美國公眾似乎忘卻了這些基本常識。
這些就是韓戰期間美國舞台上的兩位重要人物爭論的主要問題，而政府當局與軍事當局究竟誰領導誰的問題是這次戰爭引起的最為敏感的問題。按一般的推理，根本不應該出現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涉及的原則就象我們政府工作中的所有原則一樣，是早巳存在、牢固確立了的。
如果只是這麼一條原則而沒有那些有意無意地纏繞着它的虛構的問題和瑣事，那麼，我相信，大多數美國人本來會毫不猶豫地支持總統的。可是，這場爭論與其他令人傷腦筋的問題糾纏得太深了，那些問題又沒有一個能完全為人們所理解。其中一個存在很久的問題是我們的中國政策問題。其他的問題則是：原子武器的正確使用問題；有限戰爭的最新思想問題；以及在符合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義務助前提下對主權的含義作必要修改的問題等等。
可是，根本的問題仍然是：杜魯門總統或麥克阿瑟將軍究竟誰有權來決定我們對外政策中的重大問題？正如馬歇爾將軍在參議院對此事作證時所表明的那樣：“這個問題是由於司令的地位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國防部長和總統等人的地位存在着固有的差別所造成的。作為司令官，其使命僅限於在一個特定的地區內對材一個特定的敵人；而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國防部長和總統，則要對美國的整個安全負……並且必須處理好在世界某一地區的利益和目標與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所有利益和目標這兩者之間的利害關係。”
“在我們的軍事史上，這種分歧並不新奇，”馬歇爾將軍接著說，“要說有什麼新奇的並使我們必須罷免麥克阿瑟將軍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區的戰區司令公開地對美國的對外政策表示不滿和反對，這種情況確實是前所未有的。(他)……發展到與美國的既定政策如此格格不入的地步，以至於是否還應當允許他繼續行使一個戰區指揮官通常所擁有的那種作出決定的權力都成了很大的問題”。
可是，我認為，下述情況對國家來說還是值得慶幸的，那就是問題畢竟暴露出來，而且，選舉產生的政府首腦完全由於他個人內在的恢弘氣魄和高度勇氣而不是由於來自政界或軍界的任何壓力，對問題進行了斷然處置。總統的決定可以說是一項有力的預防措施，能夠防止再度出現這樣的情況，即在今後某個重大的危急關頭，其他人也會躍躍欲試，企圖向憲法賦予總統及其顧問們的制定對外政策的權力挑戰。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參謀長聯席會議通知麥克阿瑟：國務院正在擬制一份總統聲明，大意是，聯合國準備討論解決朝鮮問題的條件。三月二十四日，這項聲明即將最後定稿。聲明將表明，我們願意在撤回到戰前分界線的基礎上解決問題。
可是，三月二十四日這一天，麥克阿瑟將軍擅自發表的一項聲明拆了總統的台，激怒了我們的盟友，而且使中國人處於如果真要接受邀請進行談判就會大丟其丑的難堪境地。了解實情的人都不會天真到認為：麥克阿瑟不知道自己的聲明可能會造成何種後果，也沒有任何公開反對總統的企圖。三個多月以前，亦即一九五O年十二月六日，杜魯門總統向全體官員，包括麥克阿瑟將軍在內下達了一項專門指示，禁止發表有關國家對外政策的任何公開聲明。
但是，專門下達這項指示實際上是多此一舉。根據我國憲法，制定對外政策向來就不是軍人份內的事情。那是由選舉產生的官員所特有的、專門的和正當的職責，這個規定不會因為有誰評論現行政策“正確”與“否”而受到影響。只有在專制制度下，一個軍事領導人才能獨斷專行，由他一個人決定在與其他主權國家交往時本國應採取何種方針。
麥克阿瑟的一句話就打亂了國務院發表聲明的計劃。
因為，麥克阿瑟說：“因此，敵人現在一定已痛切地認識到：聯合國如果決定改變其把戰爭限制在朝鮮地區的容忍態度，而把軍事行動擴大到中國沿海地區和內陸基地，肯定會使赤色中國在軍事上面臨迅速崩潰的危險。”這句話如此明顯地主張徹底改變聯合國的方針，以至於無論是誰，如果借口說這僅僅是如某些人所說的那樣，表達了一種想接受別人投降的願望，那都是很難令人信服的。即便是要求對方投降(麥克阿瑟的話中包含了這個內容)，也會給人以聯合國的立場突然變得強硬起來的感覺，而且還會使我們丟醜，那就是我們當時根本沒有力量對中國施加壓力。
這就是軍界與政界之間攤牌的背景。攤牌的時刻立即就到來了。結局是不言而喻的，就象在每個民主國家總會出現的那樣。行政當局享有最高權力面且必須享有這種權力。此外，這也是關於朝鮮問題的兩種思潮之間醞釀已久的一次攤牌。一派堅決主張爭勸徹底的勝利”；具有同樣真摯感情和愛國熱忱的另一派則堅決主張停戰，以便贏得時間來擴充我們的實力並加強盟國的力量。
這次攤牌並沒有終止那場主張停火的人們與擁護“軍事勝利”的人們之間進行的、人所共知的所謂“大辯論”。
問題本身隨着麥克阿瑟的職務被撤銷而得到解決。但是，辯論仍在繼續，這主要是因為南韓總統李承晚堅決反對進行任何談判，並常常大肆宣傳這一立場。他的以武力實現朝鮮統一的強烈主張，大大增加了雙方在進行曠日持久的停火談判時我國政府遇到的困難，而且，也使我感到大傷腦筋。可是，我在內心對這位勇敢的老者還是敬佩和同情的。他對自己所憎恨的共產主義從不妥協，他對自己的人民極其偏愛，他在追求無法實現的目標時總是楔而不舍，但是，真正能夠使他為之所動的卻只有他那對自己國家的深沉的愛。正是為了自己國家的事業，他多年流亡在外，並且一踏上自己的國土就貢獻出自己的全部精力。
考慮到他的自我犧牲精神以及內心燃燒着的熾熱感情，我認為他採取現在這種堅決反對談判的做法是必然的。
可是，我們這些必須處理軍事上實際事務的人往往感到他礙手礙腳。他一再堅持說，朝鮮有巨大的人力資源，只要我們向他們提供武器，他們就能為我們作戰。可是，我們十分清楚在中國人發動的每次攻勢中某些南韓軍隊逃跑時究竟丟棄了多少萬美元的武器裝備。李還堅持說，他之所以將自己的部隊投入了戰鬥，是因為考慮到聯合國全力承擔了“統一朝鮮並嚴懲共產黨侵略者”的義務。他說，他永遠也不會同意葬送統一大業的停戰協定條款，因為，這些條款意味着“朝鮮民族的滅亡”。由於聯合國為防止韓戰發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戰已決心停戰，李最終作出了讓步。
但是，我相信，這位不屈不撓的愛國老人決沒有真的放棄他所夢寐以求的目標。然而，在談判過程中以及在談判開始之前，他的不妥協的態度，他那些美國的支持者們起勁發出的叫嚷，有時甚至是出於自私的目的而發出的叫嚷，卻給我們的談判增添了許多障礙，使我們許多人私下都希望他能遠遠地走開。聯合國從未承擔以武力統一朝鮮的義務。只是在仁川登陸之後第一次出現樂觀情緒的高潮時，人們才對為全殲敵軍而越過三八線作戰的問題多少作了點認真的考慮。中國人一加入戰爭，聯合國軍實際上幾乎再沒有認真研究過向鴨綠江發動新攻勢助問題。當第8集團軍再次開始向北推進時，我們的目的不過是完成指定的任務，“擊退敵人的侵略行動，在朝鮮恢復國際和平”，這基本上就是恢復戰前的態勢，維持一種必然要出現的對峙局面。
就在麥克阿瑟被撤職的前幾天，情況似乎已經表明，戰場不久將出現相持局面。我們的攻勢還在向前發展。但是，我閃所計劃的全部進攻行動都是目標有限的行動，進攻的目標經過精心的選擇，通過的地形預先進行過充分的研究，而且，每次進攻都十分小心謹慎，注意防止因積極性過高而不顧後果地實施追擊，以致造成不應有的甚至是慘重的損失。我們已經運用了全部現在兵力，除非我們能得到強大的增援，或者受命向鴨綠江——圖們江—線推進(這兩種情況都不可能出現)，否則，我們打算繼續按目前的方式打下去。我把自己的打算向麥克阿瑟作了，彙報，他亦表示贊同。
敵人似乎仍處於防禦態勢，但我還是提醒各軍軍長，敵軍在部署上既適於防禦，又適於進攻，他們能夠隨時發起全面攻勢。這時，我已接到在東京任職的新任命，詹姆士·范弗里特中將則正在去第8集團軍赴任的途中。
出奇的新聞往往是以最平淡的方式傳播出來的，我突然晉陞為聯合國軍總司令的新聞也是這樣傳到我耳中的。
事實上，在這條新聞傳到我這裏時，我並沒有意識到它的含意，因為，這個消息是一位戰地記者以提問的方式傳出來的。我已無法想起這位記者的姓名，可是，我記得他提出的問題是：我是否應該接受他的祝賀。這個問題，我並不明白其中的含意，除非我當時已經知道麥克阿瑟將軍被兔去了職務，並且知道我已被選定接替他的職務。我只是回過頭去盯着那位記者，開誠佈公地告訴他我不懂他談的是什麼意思。當時，我正陪同陸軍部長費蘭克·佩斯視察前線，領他參觀第936野戰炮兵營(原為國民警衛隊的一支部隊，來自他的家鄉阿肯色州)和其他一些單位。我當時所關心的主要是這次參觀，而不是什麼神秘問題的隱晦含意。
第936野炮營是一個155毫米榴炮營，剛剛通過了最後的訓練考核，被批准投入戰爭。當時，他們受領了一項射擊任務。營長和各連連長邀請佩斯部長牽動技火繩，發射首發炮彈。一些士兵在這發炮彈上用粉筆畫上猥褻的東西表示對彈着地區中國人的“問候”。部長立即欣然接受了邀請，發射了首發炮彈，然後很得意地退到一邊等候射擊結果。這時，陪同部長的兩位軍官(都是我的老朋友)埃德。赫爾中將和特德·布魯克斯中將決定嘲弄他一下。
“您難到沒有想到，”他們一本正經地對他說，“作為一名文職的非戰鬥人員您是不應該開炮的嗎？這下子，您如果落到中國人手中，那就完了！”
一絲驚楞的表情在部長那張平時相當平和的臉上大約只停留了半秒鐘的時間便一掠而過。我們都忍不住縱聲大笑起來，他也跟着笑了起來。接着我們繼續去參觀其他單位。幾小時之後，當我了解到那位記者向我提出的那個我曾覺得很荒謬的問題的真實含意時，又輪到我感到驚訝了。
我接到命令，讓我去東京赴任，接替那個一直是我上級的人的職務。
我最後一次會見麥克阿瑟是四月十二日，在東京的美國大使館圖書館裏。這是一次我不願提起的會見。在我以前撰寫的一本書中，我曾對這次會見作過詳細說明(見附錄2)。這裏，我只想強調一件事，這件事當時繪我的印象特別深刻。
那就是麥克阿瑟顯然不存在怨恨或不滿的情緒。他象往常一樣鎮靜和彬彬有禮，而且，我認為，他在接受這項決定時似乎表現出較高的涵養，大多數人處在同樣情況下也許做不到這一點。不用說，正如我當時記錄的那樣，他的不屈不撓的精神看來絲毫沒有減退。
我之所以說“最後一次會見”麥克阿瑟，是因為這是我與他的最後一次正式談話。其實，我在機場還見過他一面，為他舉行了一次簡樸的告別儀式。他握着我的手，誠心誠意地說：“我希望你在離別東京時能當上陸軍參謀長。如果允許我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我本來也是會選上你的。”這句充滿真情實意的簡短的話語，體現了這位偉大軍人政治家極其寬闊的胸懷。這句話對我來說是意味深長的，它證明了早在四個月之前當我就要離開麥克阿瑟的辦公室去接管第8集團軍時他對我表示的信任。就在不久以前，當聯合國軍再度向三八線挺進時，他曾再次表示過這種信任。當時，他對我說：“你已經做到了人們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
［十三年之後，由於公佈了一則麥克阿瑟將軍於一九五四年一月會見普立茲獎金獲得者吉姆·盧卡斯的報道，出現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問題。據盧卡斯先生說，在這次會見中(會見記錄一直到麥克阿瑟將軍去世之後才得以公開)，麥克阿瑟將軍把我列在其待選的野戰指揮官名單末尾。考慮到麥克阿瑟將軍在朝鮮對我談過的全部情況，以及他後來在華盛頓對參議員哈里·凱恩的談話(內容如下)，這則報道使我迷惑不解，我無法對此作出滿意的解答。
參議員凱恩：“在我看來，應該提一提陸軍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對李奇微將軍極其敬重的態度。在答覆我最近的一次詢問時，麥克阿瑟將軍說：‘在那位非凡的軍人沃克將軍死後，是我提議並挑選李奇微將軍擔任第8集團軍司令的。我認識李奇微將軍已有三十年之久。我認為，在遠東地區大概找不出比李奇微將軍更為合適的人選取了。我對他極其敬佩不僅因為他是一個優秀的軍人，而且還因為他是位很有修養的人和我所認識的最傑出的人物之一。我不知道還有什麼人他們間相互的合作、虔敬和忠誠能超過李奇微將軍與我之間的這種關係。’”(摘自《國會記錄》——美利堅合眾國——第82屆國會第一次會議的程序與辯論。第97卷，華盛頓，1951年5月10日，星期四——第85號)對於麥克阿瑟回答參議員凱恩時所說的上面的最後一句話，我深表贊同。——作者］我是與弗蘭克，佩斯一道乘其“星座號”飛機到的東京。當晚，他又將飛機借給我返回朝鮮，因為他的飛機比我那架老式的B—17飛機快得多。這次飛行幾乎葬送了我的性命。駕駛員是一個不熟悉朝鮮機場的人。凌晨一時，他把我們降落在一個供輕型飛機起降的簡易機場上，錯把這個機場當成了指示他降落的K—2機常不知道是由於罕見的好運道還是上天有眼，駕駛員躲過了一座他根本沒有發現的山頭，這座山頭矗立在機場的一側，只差幾碼就碰上了我們的翼尖。接着，駕駛員突然發覺自己正傾側着在一條至多可供C—4F運輸機作臨時着陸之用的跑道上降落。
於是，他不得不猛然採取緊急制動措施，以防止飛機一頭扎在稻田裏。飛機向左歪斜着停了下來。可是，飛機地勤組組長那些最好的瓷器卻全部摔得粉碎，飛機的四隻輪胎也爆裂了。這意昧着，在從數百英里之外弄到新輪胎並運到朝鮮之前，弗蘭克·佩斯只好不乘自己的專機辦事了。
在我臨起飛之前，弗蘭克·佩斯曾很親切地對我說了些讚譽的話，這次事故則加深了我對這些話的記憶。他說：“馬特，你使這支軍隊不僅在軍事上創造了奇迹，而且在土氣上也創造了奇迹。”而現在，在僥倖繞過機場邊上的山峰、在這條小得可憐的跑道上令人膽戰心驚地着陸幾分鐘之後，我想，我們的駕駛員又創造了一個機械上的奇迹，使我們大家都得以安然無恙地在這裏着陸。
我們在戰場上的下一步行動是“無畏作戰”行動，即穿過“猶他線”繼續向“懷俄明線”實施進攻。我們十分清楚敵軍在其後方地域尤其在鐵三角地區的集結情況。因此，在供大家研究討論的幾個可供選擇的方案中，我們加進了一個向“堪薩斯線”撤退的方案。幾天的壞天氣就會使許多道路變得無法通行，並使我空中支援受到影響，這樣，就有可能使我們被迫停止進攻，而且，如果敵軍實施抵抗的兵力十分強大，我們甚至還需要將部隊撤回到適當的位置上。
我通知諸位軍長，只有接到我的命令才能撤退，而且，應當按照事先規定的多道調整線進行撤退。不應採取消極防禦，而應採取旨在給敵人以最大限度殺傷的機動的、積極的防禦。
然而，在這些行動開始之前，我已經將第8集團軍的指揮權移交給范弗里特將軍，我則飛往東京去接受新的職務了。但是，出於對老上級的禮貌我堅持不住在麥克阿瑟所在的總部。直到他最後離開了東京，我才住進帝國飯店。
我在那裏安頓下來八天之後，中共軍隊發起了他們第五階段的鉗形攻勢，企圖最後一次竭盡全力將我們趕人大海。
這是一次以強大的兵力發動的進攻。其實，如果中國人早先能誘使我們任何一支為數可觀的部隊實施無計劃的追擊，他們本來也許會使我們遭到重大損失。然而，實際情況是，除某些南韓軍隊迅速潰散並丟棄大批裝備和大片土地外，我們的部隊很出色地進行了防禦———我早就相信他們能夠做到這一點。由於一個南韓師的潰敗，其他聯合國軍部隊的翼側便很危險地暴露在敵人面前，從而使這些部隊也被迫放棄了陣地。這件事還迫使我於四月二十六月從我的參謀班子中派出一名我所信賴的軍官保羅·史密斯中校(現為少將)向范弗里特將軍轉達了一項建議，即請范弗里特派一位將軍去見莫西奧大使，催促他在除摩爾特將軍之外無其他人在場的情況下向李總統呈交一封信，大意是：李的首要問題是保證其軍隊能有得力的領導。這一點李根本就沒有做到。所以，我想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從他的國防部長起，各級指揮官都存在着領導不力的嚴重問題，南韓大部隊在戰鬥中一再失利便證明了這一點。我覺得應該讓他知道，在他在自己的軍隊中建立起有力的領導之前，我不打算再同他討論裝備更多的南韓部隊的問題。他們已經毫無道理地丟棄了許許多多十分緊缺的重要裝備。
我相信此信送到了李的手中，不過卻沒有收到迴音。
相反，他繼續向我們施加壓力(其中有些壓力是由李的代理人和支持者通過美國報刊施加的)，要求武裝“朝鮮大批赤手空拳但富有經驗的人員”。他堅持說，他們始終都擁有這種巨大的人力資源，可是一直未能加以利用。
然而，這隻不過是我當時遇到的一個很小的問題。而且，如前所述，我實在不忍心抱怨這位老鬥士為建立一支由自由戰士組成的士氣高昂、勇於獻身的典型軍隊而作出的種種努力。他希望，這支軍隊會一心期待着他發出將入侵者趕出朝鮮最後一寸土地的號令。
接任聯合國軍最高司令職務之後，縈繞在我腦際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處理好我本人與范弗里特將軍以及戰場上其他軍長們的關係。我無意象麥克阿瑟在我指揮第8集團軍之前所做的那樣大權獨攬。而且，對於一位遠離戰場的指揮官來說，在有他自己所信賴的能幹的下屬指揮官在現地指揮的情況下還企圖抓住作戰指揮權不放，我從不認為是正確的。相反，我決計要採取在歐洲戰場司空見慣的辦法實施指揮，即我將根據集團軍司令范弗里特將軍的聲望和出色才幹給他以適當的行動自由，與此同時，對他的主要作戰方案我仍然保留批准權與否決權。在分析這些作戰方案時，我打算每次不僅要親自與集團軍司令本人商討，而且還要親自分別與第8集團軍的各個軍長、師長進行商討，這些人我都很熟悉。我希望自己每次都能象具體負責實行這些計劃的軍官一樣，切實了解和熟悉有關情況。親自了解到這些人的看法，同時再掌握全部其他的有關情況，我便可以定下正確的決心——對於這種決心，我作為戰區司令是要由個人承擔全部責任的。
在定下決心的過程中，我總是牢記杜魯門總統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向我傳達的帶政策性的明確決定，其中最緊要的一項決定是，避免採取任何可能擴大戰爭規模並進而導致一場世界大戰的行動。范弗里特將軍、駐遠東海軍司令喬伊海軍中將和駐遠東空軍司令斯特拉特邁耶將軍都接到了關於這一基本指導原則的通知，各位司令都表示充分理解並完全贊同這一原則。
在接到華盛頓的有關最新任務和方針的扼要說明之前，為與上述帶政策性的明確指示保持一致，我對第8集團軍和南韓軍隊的進攻行動採取了適當的限制。我專門指示範弗里特將軍，事先未經總部批准不得在“懷俄明線”以外地區採取大規模作戰行動。同時，我希望，第8集團軍司令在“猶他線”以外地區採取任何進攻行動時都要提前向我報告。
我之所以採取所有這些措施，是要刻意避免重犯我前任的那些錯誤。在任何情況下，我在作戰指揮上(或者說，在任何戰場的指揮上)的一個基本原則都是：指揮官要沉着鎮定，要努力運用軍事學術的基本原則，要力爭用自已的方式、方法完成受領的任務。我不想採取麥克阿瑟將軍那套辦法。麥克阿瑟誠然有其獨斷專行的一面，但其軍事上的經驗比他手下的任何一名軍官都要豐富得多。他曾經否決過來自下級指揮官和主要參謀軍官幾乎是一致的強烈反對意見，結果取得了一次輝煌的勝利。所以，他後來相信自己的判斷遠遠超過對其手下任何一名指揮官的信任，這也就毫不足怪了。但是，除上述原因外，在韓戰最初六個月內，他對自己所屬的兩名地面部隊指揮員中的一名實際上本來就缺乏信心。因此，他自然會認為，應該對所屬指揮宮嚴加約束，並由他定下重大作戰行動的決心，而僅僅給下級以執行具體任務的處置權。
可是，我對有勇有謀的野戰指揮官范弗里特將軍是完全信賴的。此外，我始終認為，對於下級野戰指揮官提出的看法必須十分認真地加以考慮。即便如此，我還是不得不處理那個任何部門的最高長官，無論文職的還是軍職的，都會常常遇到的很難掌握分寸的問題，即正確處理以下兩者的關係—一方面，要給下級指揮官以足夠的行動自由，以便其執行比較原則的上級指示；另一方面，又要象對整個工作的成敗負有最終責任的領導人那樣，對下級的行動進行適當的監督。我在東京任職的整個期間，一直力求處理好這種關係。
當時有兩項亟待完成的任務。一項是全面掌握和領會我在華盛頓的上級賦予我的首要使命亦即保衛日本。這意味着我必須立即重新審查目前的計劃，並使之適合於對付蘇聯可能發動的(雖則可能性不大)進攻。另一項是在我的職權範圍之內採取一切切實可行的措施，貫徹杜魯門總統堅定而明確地指出的方針，即防止將韓戰擴大成為一場全面戰爭。
為完成這兩項任務，我認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求對前幾個月由參謀長聯席會議下達的或者說由總統和國務卿發表的政策派生出來的許多指示作一扼要說明。除了在遭受進攻的情況下保衛日本這一任務之外(這是由我國政府一方賦予我的任務)，我作為在朝鮮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還負有其他一些任務。這些任務是：維護聯合國軍的完整；繼續在朝鮮打下去(我認為，只要勝利的可能性較大，我們就會打下去)；繼續封鎖朝鮮的整個海岸線；穩定朝鮮局勢，如被迫放棄朝鮮，則撤往日本。還有其他一些任務仍然列在我們的計劃之中，但由於聯合國軍地面部隊在一九五O年中底被迫採取了後退行動，這些任務已毫無意義。
此外，還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必須就範弗里特將軍今後作戰時行動自由的限度問題毫不含糊地向他表明我的想法。要做好這兩件事情，又得同時採取兩個行觀。
第一個行動是，在起草出措詞嚴謹的指示信之前，要對第8集團軍和南韓軍隊的進攻加以適當限制(這些指示信不僅要送給范弗里特將軍，而且還要送給喬伊將軍和斯特拉特邁耶將軍。這些信件將扼要而明確地規定我們的各項目標和方針)。我立刻採取了這一行動，重申了范弗里特到達的當天我曾下達過的口頭指示，並補充了這樣一條規定：“我希望，未經本司令部批准，不得在‘懷俄明線’(臨津江與漢江匯合處——鐵原——華川水庫——大浦里)以外地區採取大規模作戰行動。如你認為局勢有利，則你在猶他線’(離‘懷俄明線’有相當一段距離)以外地區發動進攻之前，務請預先向我報告。”
針對兩件事情須採取的第二個行動是草擬指示信。儘管在接到來自華盛頓的有關當前任務和方針的扼要指示之前這些信件也許無法最後定稿，但我還是指示立即着手指示信的起草工作。在此期間，我還與三位司令進行了坦率的交談。當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正式下達這些信件時，各位司令對信件內容都早已表示了自已完全贊同的態度。
隨指示信還附有一份備忘錄。這樣做的目的，我解釋說，是為了提供某些與指示信密切相關的指導原則，這些原則本身就是同指示信一樣極為重要的指示。下面是備忘錄和給范弗里特將軍的指示信的摘錄。在附錄3和附錄4中，刊載了給喬伊將軍和斯特技特邁耶將軍的內容不同的指示情摘錄。
備忘錄摘錄
“進行目前的作戰行動有可能使敵對行動規模擴大，進而導致一場世界範圍的戰爭。這種危險性是嚴重的，始終存在的。它使本戰區的所有部隊，尤其是那些具有進攻能力的部隊，承擔了重大的責任。
“在執行賦予我們的任務的過程中，這種責任是始終存在的。它不僅要求我們對自己的上級負責，而且要求我們責無旁貸地對美國人民負責。要履行這一職責，每個指揮官就得充分注意自己助行動可能招致的後果；就必須使所屬部隊對自己的行動同樣充滿責任感；就必須建立起經過反覆檢驗、自己感到滿意的有效機構來保證對所屬部隊的進攻行動及所屬部隊對敵人的行動作出的反應實施控制。歸根結蒂，指揮官本人必須下決心杜絕所屬部隊可能使目前衝突擴大的任何行動。除非完全符合指示信的精神，否則不得採取此類行動。
“因此，我期望每個擔負主要責任的指揮宮，不論職位高低，每日，實際上每時每刻，在執行自己的任務時都必須牢記：履行自己在這方面的責任是一項神聖的使命。”
以上內容對地面部隊不象對我所統轄的海空軍部隊那樣適用，海軍一艘艦艇或空軍一架飛機的行動都可以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儘管如此，正如我後來視察范弗里特將軍的司令部時向他口頭指出的那樣，這些內容卻能促使他們對這一關鍵問題引起高度的重視。
給第8集團軍司令的指示信摘錄
(一)
1．除非情報部門證明需要採取新的方針，否則，你必須根據如下分析作戰：１與你對抗之敵決心將你趕出朝鮮半島或者將你就地消滅。
２蘇聯隨時都可能以其陸、海、空軍之現有實力進行直接武裝干涉，在本戰區與聯合國軍作戰。如蘇聯進行此類武裝干涉，則中共和北韓人民軍之軍事力量將發動攻勢與之相配合。敵軍的所有這些行動都將選擇在適當的時機實施，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天候條件及其對地形所產生的影響。
2．此外，你還應當根據以下前提作戰：１你的部隊將補充到並維持在接近編製裝備表規定的實力水平上。但是，你不會得到大量戰鬥部隊或勤務支援部隊的加強。
２目前尚無法預料你們的作戰行動會持續多久。
３你隨時有可能奉上級之命撤至某個便於防守的地區，並在那裏不定期地堅守下去。
４你隨時有可能奉上級之命主動撤退，以便及早撤離朝鮮半島。
(二)
1．你的任務是擊退敵軍對你目前所佔據的大韓民國領土(及那裏的人民)進行的侵略，並且應與南韓政府合作，在韓國土地上共同建立並維護秩序。執行此任務時，你有權在朝鮮三八線以北地區進行地面作戰，以及採取登陸和空降作戰等各類軍事行動，但不得違反2.1之規定，而且，在任何情況下，你所屬任何部隊，無論規模大小，均不得越過韓滿邊界或韓蘇邊界。你所屬非南韓部隊，甚至不得在靠近上述邊界的地區作戰。
2．執行該任務時，你應按下列規定行事：１隻有接到我的命令，你的大部隊才可在發起進攻時越過臨律江與漢江匯合處——鐵原——華川水庫——大浦里一線(即“懷俄明線”)。
２你應該指揮部隊集中力量使在朝鮮的敵軍人員與裝備遭到最大損失，同時，應始終保持你所屬各大部隊建制的完整，保障部隊的安全。採取零敲碎打、不斷削弱中共和北韓軍隊進攻能力的辦法對於實現這一目標能起到很大作用，而且，此舉還可破壞中國的軍事威望。
３你應在後勤保障和地形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在儘可能減少人員和裝備損失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實施火力機動，以使你的集團軍保持進攻精神，掌握主動權。
４你應利用敵人的每一弱點，並抓住一切有利的機會向世界表明與你對抗的敵人戰鬥力的真實水平。
５(略)
６僅以佔領地域為目的之行動本身意義不大或者毫無意義。
７駐遠東海、空軍司令執行受領之任務時，你應向他們提供支援。
(三)
1．這些指示(你制定作戰計劃的依據)的副本，只能提供給你手下“應該了解情況”的美國軍官。但是，指示中旨在防止擴大韓戰的限制性規定，應在必要的範圍內進行傳達，以保證你所屬部隊人人皆知，都能照辦。
2．(略)
3，如你要求澄清指示中之任何一項內容或建議，對指示的某些條文進行修改，歡迎你隨時與我商討。
美國陸軍中將馬修·李奇微
可是，我的新職務所負的責任遠遠超出了在朝鮮行動的範圍。所以，我有時都懷疑自己是否因重視一項任務而忽視了另一項任務。國務卿約翰·福期待·杜勒斯在東京訪問我時曾就我新近增大的責任表示了他的感受。“我希望，”他說，“你不要認為你在簽訂條約的問題上所擔負的責任是你所擔負的責任中較次要的責任。”(日美條約當時正處於高級談判階段，杜勒斯是該條約的主要發起人)我向他保證不會這樣做，並補充說，我將儘快全力以赴地投入這項工作。我指出，在這第一周內，我已有意識地將保衛日本的有關問題放到了優先的地位，因為，蘇聯具有這樣的能力，即可以在我們得不到任何預警的情況下將其遠東的軍隊投入這一戰區與我軍作戰(國防部曾這樣通知過我)，而且，他們走這步棋的可能性也是不容忽視的。
因此，蘇軍的這種能力給我造成的問題較之我面臨的任何其他問題都要緊迫。
我知道，要想成功地保衛日本，我必須熟悉這裏的地形情況以及我們在日本的部隊和設施的現狀。因此，我很快便開始對關鍵的地區進行一系列的偵察飛行和地面現地勘察。這種活動在後來的一個階段，幾乎把我每天的時間都佔得滿滿當當。與此同時，我決心竭盡全力來防止在日本的某些軍營中仍然盛行的那種只作守備打算的思想再度抬頭。我還希望知道我們的部隊駐在何處，他們的實力如何，他們的指揮官水平怎樣，以及如果蘇聯果真發動突襲我們如何採取最佳作戰方案對付之。到達東京后不幾天，我便圍繞北海道的整個邊緣進行了一次偵察飛行。我覺得，北海道很可能是俄國人進犯的第一個目標。在這次飛行中，我儘可能飛抵接近蘇聯領土的地方——隔着拉彼魯茲海峽，距蘇聯只有幾英里。我還乘坐自己的B—17型飛機對其他地區進行了偵察。有時，我讓駕駛員貼着樹梢飛行，這樣，我便可以對有朝一日我們的部隊可能作戰的地區的地形情況仔細地作一番調查。(一次，我帶上夫人，請她進入轟炸員座艙盡情觀賞就在我們腳下飛旋的山丘和森林。
她立刻得出結論說，在飛機有機玻璃罩里掠樹梢飛行還不如在樓上有趣。在樓上，地面看上去距我們還要遠一些。)儘管我知道蘇聯未必會發動進攻，而且，我也決心貫徹杜魯門總統的指示，避免發生可能把我國捲入一場世界戰爭的任何行動，但我還是全力以赴地設法使我的部隊保持戰備狀態，準備對付敵人能夠採取的行動，而不是我們認為他們會採取的行動。
保衛日本是由我自己的國家賦予我的責任。作為駐朝鮮的聯合國軍總司令，我還有其他的新任務：只要我認為戰爭還有希望給我們帶來勝利，就繼續在朝鮮打下去；繼續封鎖朝鮮的整個海岸線；穩定朝鮮的局勢，或者如果被迫放棄朝鮮，就把聯合國軍撤往日本。我接替新職務之後，隨之而來的還有各種各樣的行政事務。其中一件我以為非常滿意的事，就是我糾正了我認為對一位傑出的軍官多伊爾·希基少將雖屬無意但卻是不重用的做法。一九五O年九月，阿爾蒙德少將離開東京去指揮第10軍參加仁川作戰之後，希基少將被指定為“總部代理參謀長”。此後，顯然出於個人的某種癖好，麥克阿瑟將軍在公文中仍然稱阿爾蒙德為“總部參謀長”和“第10軍軍長”。他對阿爾蒙德才幹的這種賞識(我知道，對於這種賞識，阿爾蒙德是當之無愧的，我表示完全贊同)，實際上使希基(一個主要司令部參謀長的全部重擔都落在了他一個人的肩上)好象成了一個臨時補缺的人物。我相信，這種安排無論阿爾蒙德還是希基都不怎麼中意。但是，要對此類事情提出異議，作為部屬則需要有很大的勇氣。在麥克阿瑟將軍離開東京之後不久，我毫不猶豫地發佈了命令，任命希基接替阿爾蒙德為總部參謀長。阿爾蒙德被免去這一職務，繼續擔任第10軍軍長。
當然，儘管這類雜七雜八的事情可能牽涉我一小部分精力，但我們大家注意力主要還是集中在聯合國軍在朝鮮的作戰行動問題和命運問題上。我知道，艱苦的日子還在後頭，特別是由於一天天惡化的氣象條件削弱了我們的火力優勢。然而，對我軍對付中國軍隊任何威脅的能力，我仍舊抱有充分的信心，這一點，甚至在中國發起第五階段的攻勢之後我都從未發生過絲毫的懷疑。
只是南韓軍隊的所作所為使我感到苦惱。實施進攻的中國軍隊再次將一支又一支的南韓部隊追趕得抱頭逃竄。潰逃之中，這些部隊又丟棄了大量貴重且難以補充的武器裝備。中國人又採用了他們慣用的辦法，藉助月光，在各種輕重火炮和迫擊炮的掩護下發起了進攻。這次攻勢開始於朝鮮中部的山區，拂曉時在整個朝鮮半島全線展開。我們曾估計，敵人這次可能會廣泛使用坦克作戰，但我現在回想起來，他們沒有使用過任何坦克。相反，敵人採取了我們所熟悉的而南韓軍隊卻非常不適應的戰術：以大量步兵實施夜間進攻，不顧傷亡，一邊幾乎是在距炮兵彈幕近在咫尺的地方跟進，一邊猛投手榴彈。戰線上又四處響起狂亂的軍號聲和粗野的吼叫聲，敵人的步兵則穿着膠鞋悄悄地爬上黑暗的山坡，滲入我方陣地。
我們的防線各處都守得很牢固，除中央地段，各處均頂住了敵人的首次衝擊。在中央地段，位於中間的陣地由南韓第6師扼守，美軍第24師控制着左翼陣地，第l陸戰師控制着右翼陣地。中國人狠狠打擊了南韓軍隊，迫使其倉皇逃回“猶他線”以南。以後，敵人進入了這一缺口，力圖包圍兩翼的美軍部隊。第24師和第1陸戰師守住了陣地，但是，范弗里特將軍立即命令第1軍和第9軍在這一威脅面前逐步撤往“堪薩斯線”，放棄新近奪取的全部陣地，換取寶貴的時間並嚴懲敵軍。其他部隊則迅速封閉了由退卻的南韓第6師留下的缺口，防止了敵人進一步利用其突然取得的有利地位。
戰鬥在全線都十分激烈，中國人損失重大。我們針對這次進攻所進行的周密準備工作開始發揮作用。如果沒有這種準備，我們前幾周輕而易舉的推進行動也許現在已經使我們陷入了敵人的陷阱。因為，大量中國軍隊突入、穿過或者包圍了我中央地段的陣地。第一天下午十時，在第9軍陣地後方一千碼處出現了中國軍隊。這些部隊向當天下午剛剛前出到此處的我炮兵分隊開了火。但是，組織嚴密的環形防禦使敵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有這樣一個例子。第92裝甲野戰炮兵營陣地周圍的戰鬥打得特別艱苦，破曉以前，陣地上到處是中國軍隊。可是，萊昂·拉瓦中校預先已考慮到防禦問題，所以他們沒有為之驚慌失措。
中國人被擊退之前被打死了一百七十九人，而第92炮兵營僅損失十五人。在三天的戰鬥中，僅第9軍就發射了一萬五千發炮彈。
四月二十六日，敵人切斷了連接漢城與朝鮮中部的春川及東海岸桿城的寬闊公路。范弗里特立即將第9軍撤至洪川江。中國軍隊已經在一個午夜涉過了水深很淺的臨律江，企圖在南岸建立一些不大的橋頭堡。與此同時，其他中國部隊則沿鐵原與漢城之間的公路向南運動。第1軍有條不素地一直撤到“堪薩斯線”，打算在那裏堅持下去。
撤退中，他們給敵人以嚴厲的懲罰。可是，敵人以一次突然的打擊把南韓第1師趕到了“堪薩斯線”以南，從而暴露了英軍第29旅的左翼。儘管第1軍一再設法援救格洛斯特郡團的第1營，但該營仍為敵軍所切斷和打垮。卡恩思中校(他在該團服役已達二十年之久)和他的部隊在自己的陣地上英勇頑強地堅守了好幾天，直至彈藥全部告罄。
該營僅有少數士兵設法回到了聯合國軍一邊。
中國人一切斷漢城以東東西走向的主要公路，就集結兵力，準備向首都發起大規模突擊。他們事先就吹噓該城不久就要回到他們手中。當位於漢城正北的議政府受到中國人威脅時，我們被迫將其放棄。接着，范弗里特着手建立一道新的防線，以固守漢城，並將敵人阻止在漢江以北。美軍第3師在距該城四英里的地方中牢地堅守着陣地。
中國人對漢城最危險的一次突擊是在四月二十九日。
六千名中國士兵企圖乘小舟在漢城西面渡過漢江，爾後由此沿金浦半島南下，對漢城實施迂迴包圍。正是在此處，我們的制空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當敵人還在江面上強渡時，我們的飛行員突然向他們猛襲過去，將進攻之敵大部殲滅。到達南岸的零星殘敵根本不是南韓第5陸戰營的對手，該營當時正負責防守這個半島。敵人的另一次行動是企圖在漢江與北漢江匯合處打開一條通路，越過漢江，迂迴漢城。這次行動被美軍第24師和25師所粉碎。
隨着敵人強渡漢江的行動以失敗告終，我軍建立起一道新的防線(稱作“無名防線”，因為我們一直沒有給該線命名)。該線橫穿整個朝鮮半島，由緊靠漢城以北的地區，經朝鮮中部的薩班古，一直延伸到日本海海邊、三八線以北的一座海濱小鎮大浦里。在敵軍距目標很遠時，其瘋狂進攻就被我軍所阻止。在阻止這一進攻的過程中，炮兵和空軍的轟炸給地面部隊以巨大的支援。從四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九日，聯合國軍的飛行員們執行了七千四百二十次飛行任務；我軍大炮持續不斷的轟擊則使整個地面佈滿了彈坑。
范弗里特的目的就是要儘可能利用火與鐵而不是血和肉同敵人作戰，因此，他的部隊充分利用了我們在空中力量和多種口徑的火炮上所擁有的絕對優勢。敵人剛剛明顯喪失進攻的勢頭，第8集團軍就立即恢復了攻勢，不給敵人以變更部置、補充裝備的時機。我們知道，敵人的補給品還在源源不斷地由滿洲運往鐵三角地區。鐵三角這一坦蕩的平原完全被嶙峋的花崗岩山嶺所包圍，其頂端是平康，底線則從鐵原伸向金化。我們的計劃是：如果可能，我們就推回到“堪薩斯線”，威逼鐵三角地區，甚至奪占該地區，而月，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充分利用較為有利的防禦地形。五月初，我們的坦克巡邏隊曾插入“無名防線”以北十二英里的敵縱深地區，在那裏襲擾了正在撤退的中國軍隊。突入金浦半島的許多小股敵部隊很快被我肅清，於是，南韓第1師奮力朝臨津江推進。第1騎兵師重新奪回了議政府，封閉了通向漢城的接近路。其他部隊則由北部和東部將敵人趕出了漢城。在通往春川的道路上發生了激烈的戰鬥，敵人在那裏構築了堅固的工事，進行了頑強抵抗。
在重新奪占春川之前，美海軍陸戰隊的士兵們不得不採取近戰來肅清該地區的敵人。遠處的右翼部隊也同時向前推進。所以，有一度情況似乎表明，我們也許可以發動一次攻勢，重返“堪薩斯線”。可是，五月的第二周，敵人原先那種零星的抵抗在各處變得頑強起來。據觀察員報告：敵人正在修建新的機場，估計其空軍的實力大約為一千架飛機。儘管我們進行了空襲，但是正運送補給的隊伍仍在一步步南下。同時，每天都能發現敵人大部隊運動的情況。因此，范弗里特將軍決定推遲進攻，加強自己的防禦，以抗擊敵人這一新的進攻。沿着“無名防線”設置了五百多英里長的鐵絲網，埋設了地雷，並在雷場安放了裝有汽油和凝固汽油、能夠電發火的圓桶。射界進行了周密的測定，我們準備讓敵人好好嘗一下在韓戰中還未實施過的密集火力射擊的苦頭。
中國於五月十五日黃昏之後恢復了進攻。他們動用了大約二十一個師的兵力，在翼側還有北韓的九個師。進攻的矛頭指向防線中央，尤其是美第10軍和南韓第3軍的防禦地段。在進攻發起后的第二天較晚的時候，防守春川右側高地的南韓第5師和第7師在中國人的沉重打擊下土崩瓦解，在一片混亂中倉卒撤退。所以，需要進行一番激烈的爭奪來封閉防線上的這一缺口。范弗里特遂將美第2師和第1陸戰師調至右翼，以抗擊實施突破之敵的西半部分部隊，同時令第9軍向右延伸防線，以便把第2師和陸戰師留下的防禦任務也擔負起來。他命令兩個步兵團進入陣地，阻擊敵大規模進攻中位於最前端的敵軍，與此同時，命令一個團戰鬥隊和美第2師迅速北上，抗擊敵進攻形成的突出部西半部之敵。這是一次歷時二十四小時的極其緊張的戰鬥，因為中國人大批湧入了突出部，並且企圖包圍我方陣地。第2師的士兵們曾一度在主要補給線被切斷的情況下，在自己的前後方和翼側與中國人和北韓人頑強戰鬥。然而，美軍第9步兵團仍然向北進擊；美第2師的法國營和荷蘭營加上美第23和第38步兵團，為恢復對主要補給線的控制則向南進擊。此後，第2師便牢牢地守住了陣地。韓戰中最強大的炮擊行動之一，是第38野炮營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發射了一萬多發105毫米炮彈。這次炮擊支援步兵阻止了敵人的進攻，並且使敵人遭受了重大傷亡。五月十八日，中國發動新攻勢的第三天，阿爾蒙德將軍命令第2師撤至南面約五英里處的一道新的陣地。該師師長克拉克·拉夫納將軍成功地實施了後撤。在三天的戰鬥中，第2師傷亡和失蹤者共計九百人，而中國和北韓軍隊的損失估計為三萬五千人。
敵軍對防守中央防區東段和沿海地區的其他南韓部隊形成的強大壓力，迫使這些部隊遠遠地撤到“無名防線”以南地區，防守在日中海海岸的南韓第1軍後撤了大約三十五英里，被趕到了江陵村。在西部防區，敵人企圖沿北漢江向南突擊，迂迴漢城。但是，美第25師和南韓第6師經過三天的苦戰，將中國人阻止在南韓首都以東約二十英里處的一個村莊磨石隅里的南面。敵人還直接向漢城發動了若干次小規模進攻，但很快即被擊退。於是，中國人不得不在距自己所吹噓的目標很遠的情況下再一次停下來喘息。在東部防區和中央防區，他們得以向南推進，佔領了大片地區，為此，他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但是，中國人誘殲我軍任何部隊的企圖均末得逞。除了從南韓軍隊手中奪取大量武器裝備外，他們能夠炫耀的用鮮血換來的東西僅有大片崎嶇不平的但抖地獄篇》中所描述的那種土地，以及一些遭受猛烈轟炸、幾乎是片瓦不留的村莊。然而，對退卻的南韓軍隊所丟棄的這些武器裝備不可等閑視之。這些武器足可裝備好幾個完整的師。可是，在華盛頓的報刊上和美國國內其他地方還是出現了許多無稽之談，對我的司令部與南韓政府之間存在的摩擦表示不滿。但是，這些摩擦是由喋喋不休的無稽之談造成的，而這些無稽之談又產生於李的辦公室。他們說什麼南韓現有大量受過訓練的兵源，只要美國對他們進行必要的武裝，就能減少在朝鮮的聯合國軍的數量。這種前景對美國國內的讀者來說自然具有很大的誘惑力。可是，這純粹是建立在幻覺的基礎之上的。除非李能使已經武裝起來的南韓軍隊在戰場上打得好一些，或者激烈的戰事能夠緩和下來，否則，既不會有多餘的人員，也不會有多餘的資源能用於為實現那種預想的擴充計劃而進行的監督和訓練。
五月九日，承莫西奧大使和范弗里特將軍的陪同，在除李本人之外無他人在場的情況下，我拜會了南韓總統，並直截了當地向他說明需要改善南韓軍隊的領導狀況。我們對南韓陸軍參謀長鍾將軍一直是十分信任的。
然而，由於作戰要求很高，加之文職當局在政治上對他進行干預，沒有全力加以支持，因而，他幾乎無法培養出南韓軍隊所需要的和理應擁有的那種高水平的野戰指揮官。
我認為，那天下午我們與那位老鬥士所進行的開誠佈公的談話毫無模稜兩可之處。我甚至可能過多地向他透露了軍事形勢方面的問題。可是，他的司令部還是在頑固地製造這類所謂我們拒絕利用取之不盡的兵源的謊言。這件事已成為政治問題而不是軍事問題了。因此，我要求范弗里特注意，他和他的高級軍官們(他的參謀長和三位美軍軍長)，除純軍事問題之外，不要公開發表任何有關其他問題的言論。以後一定會有機會把南韓所有的師從戰線上撤下來進行訓練、使之成為第一流的作戰部隊。但是，在此之前，我們必須盡一切可能防止在我們政治戰線這一令人苦惱的問題上火上澆油。
現在，中國人的進攻又一次停止了，是我們再次發動攻勢的時候了。聯合國軍兩個新到達的營即將完成最後的戰前訓練，編入第8集團軍。因范弗里特的炮兵飽和轟擊戰術而暫時造成的彈藥“短缺”（炮連從未短缺過彈藥。實際情況是，由於彈藥消耗突然大幅度增加，在朝鮮的彈藥貯備曾一度低於規定標準。——作者）已不再是個問題。但是此時，關於後勤方面的情況，無論敵人的還是我們的，我們一定得時刻留意。進攻作戰推進得太遠就會使我們的補給線拉得過長，敵人的補給線就會相應地縮短，同的，還會使我們遭到重大傷亡。南韓仍然只有一個第一流的港口可供裝卸軍用物資，這就是釜山港。可是現在，這一港口已遠在南面，而這是唯一可供吃水深的艦船停泊的港口。
漢城的港口仁川受到黃海潮水大落差的限制，物品需要從遠離海灘的大船上卸到登陸艇上才能運上岸。
但是，威逼鐵三角地區甚至可能時奪取該地區，仍不失為一個很好的方案。這裏過去曾是一條良好鐵路線的終點，現在也是敵人能夠不斷向前線運輸糧秣彈藥和其他補給品的許多良好公路的樞紐。人們也許還記得，“懷俄明線”亦即“堪薩斯線”的突出部是針對鐵三角的底線而劃定的。對我們來說，控制華川水庫也極其重要，漢城的水電供應以前依靠華川水庫，而且，這裏還是敵人補給線上的重要地點。因此，發動這次新攻勢的目的是，不再顧及三八線的限制，重新打過三八線去，並儘可能最大限度地消滅敵之潛在力量。
五月十九日，我飛往朝鮮，在靠近薩馬的第10軍指揮所會見了范弗里特、阿爾蒙德和第9軍軍長霍格。這幾位指揮官作了簡要彙報之後，我將自己對這次談話的理解歸納為如下幾點。
一、第8集團軍應於五月二十日發起進攻，各軍任務如下：1．第10軍應制止敵人在其右翼達成突破，並協同第9軍右翼部隊發起進攻，第9軍右翼也由第10軍負責保障。
2.第9軍應進攻並奪占春川盆地以西的高地。
3．第1軍應沿漢城——鐵原軸線發起進攻，並負責保障第9軍的左(西)翼。第8集團軍司令應密切注意這次進攻的進展情況。
當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我視察了所有其他的美軍軍、師指揮所和部分南韓軍的軍、師指揮所。我在前線巡視的最後一項活動是拜會了鍾將軍。我再次強調，他必須保證所屬各級指揮官都能認清形勢的嚴重性，並做出特殊的努力使南韓部隊能象支真正的部隊那樣在戰場上作戰。
那天晚上，我在第5航空隊指揮所會見帕特·帕特里奇時，獲悉駐遠東空軍司令喬治·斯特拉特邁耶當天下午心臟病發作的壞消息。他這次病得很厲害，被迫離職住了幾個星期的醫院。此後，只好將他送回國內，後來他退出了現役。他是一位極其勇敢、經驗豐富和足智多謀的軍人。然而，突然的變化是戰爭中常有的現象。我對他的這次重大轉折深感痛惜。但是，能得到奧托(奧佩)韋蘭空軍中將我還是相當滿意的，空軍果斷地指定由他來接替斯特拉特邁耶的職務。我早就認識韋蘭，曾與他在泛美防務委員會共過事，並一同參加過里約熱內盧公約的談判工作。
我在遠東任職的后一段時間，大概再沒有比他更樂於合作、更得力能幹的戰友了。
發動攻勢前決定變更部署，因而使華川水庫的很大一部分地區劃給了第9軍，而在此之前，第9軍的作戰地帶分界線是劃在水庫邊緣上的。第10軍已實現其最初目標，所以，現在便可以插向東北方向，阻擊沿海岸北撤的敵人。
南韓第1軍將沿海岸北進，爾後向偏西北方向進攻，粉碎它與第10軍之間的敵人。在中國人進攻時遭受沉重打擊的南韓第3軍被撤銷了建制，其所屬部隊分別編入第10軍和南韓第1軍。
聯合國軍於五月二十日開始進攻，在不斷得到美國空軍近距離空中支援的情況下，克服敵人越來越弱的抵抗向前推進。這次進攻並不打算推進到鴨綠江，誠然按我們當時的兵力大概能夠打到那裏。但是，范弗里特仍指揮其部隊向前挺進，穿過了第一道調整線，即“托皮卡線”(該線從西部黃海潮汐平原上的墳山，經鱗蹄，延伸到瀕臨日本海的桿城以南約十英里的黃浦里)。爾後，他們繼續向“堪薩斯線”和對着鐵三角底邊的、北面的“懷俄明線”前進。同往常一樣，敵人在如下一類地區的抵抗是很頑強的，那就是地形對他們有利的地區，道路狹窄或者無路可行的地區，以及我們的補給品不得不依靠肩扛手提運上山嶺的地區。
五月份的最後一周，天氣也來給敵人幫忙，降低了我裝甲部隊的前進速度，使許多道路幾乎完全被毀，而且還使我們的飛機無法起飛。結果，敵人再次以空間換取了時間，並且在其大批部隊和補給完整無損的情況下得以安然逃脫。然而，到該月底，南韓全境畢竟差不多再次肅清了敵人的部隊。估計被我打死的敵軍為一萬七千人，另外，還俘獲相同數目的敵軍俘虜。在這次進攻中，南韓軍隊傷亡異常慘重，死傷、失蹤或病倒者達一萬一千人左右。
隨着我軍打回甚至越過“堪薩斯線”，又輪到我們採取肪御了。范弗里特再次着手採取措施，以儘可能使防線變得堅不可摧。整個防線設置了一層層鐵絲網，陣地前佈滿了地雷和燃燒桶。只要可能各處都挖掘了帶頂蓋的掩蔽部。此外，還設置了路障，並測定了炮兵集火射擊的諸元。
儘管大雨不斷，並且敵人頑強地進行抵抗，向鐵三角底邊實施的進攻作戰仍然一直持續到六月份。美軍第3師和第25師向前猛打、猛攻，他們用火焰噴射器把中國人從圓木構築的掩體中趕了出來。鐵三角西端的鐵原於六月十一日為我奪占，東端之金化，敵人未繼續抵抗便放棄了。此後，兩支步坦協同的特遣部隊迅速穿過鐵三角地區進至平康，平康守敵亦全部撤光。可是，我軍發覺敵人佔據着城北的制高點。於是，這兩支特遣部隊又撤了回來。從此以後，雙方都不再採取大規模行動去奪佔三角地區的平原了。
敵人很重視的另一個地區是一個我們稱作“大缽”的古老火山口。火山口在麟蹄以北大約二十五英里處，距東岸也有二十五英里，靠近美第10軍與南韓第1軍的分界線。火山口的周邊猶如刀刃一般鋒利，陡然拔地面起，高出火山口底部數百英尺，上面覆蓋著密密的樹林。敵人在周邊山坡上構築了堅固的工事，並且配置了大量的火炮和追擊炮。為了奪占這一地區，我們在以後幾個月中付出了很大傷亡。第8集團軍佔領這一地區，便可以縮短我們的防線，使我們更好地觀察敵人，而且還可以減少敵人對這一方向發動強大的突然進攻的可能性。我們一旦奪佔了這一地區，便決不會再把它放棄掉。
現在，第一年的戰鬥已經結束，聯合國軍實現了早先的目標——將南韓從敵人手中解放出來，重新確立並扼守分界線。橫貫整個半島，最西部除外(因為，這裏南流的臨津江是最有利的防線)，我軍在三八線以北建立了鞏固的陣地，足以抗擊敵人的任何進攻，除非敵人能得到大規模增援。
但是，為奪占和扼守關鍵地區附近的制高點，部隊遭到了敵人不顧傷亡的頑強抵抗。敵人和我們一樣，建立了堅固的防線，井在前沿前構築了屏護陣地。這道防線，敵人是打算堅守下去的。因此，我在六月二十五日收到的參謀長聯席會議關於可能即將與共產党進行停火談判的消息，是很受歡迎的。我立即派我的參謀軍官小瑟萊斯中校前去與范弗里特商議。他隨身帶了一張我的幕僚們準備的地圖。圖上顯示了我軍當前的前沿陣地的位置、“堪薩斯線”的位置、預想的“堪薩斯線”警戒線的位置，以及可以保障“堪薩斯線”陣地的預想的停火線的位置。我要求范弗里特告訴我，讓第8集團軍奪占其當前的前沿陣地與預想的停火線之間的制高點是否可行，有無必要。
根據范弗里特後來的言論(大意是我阻止了他奪取徹底勝利)，我認為回顧一下他對這個問題的答覆還是很有意思的。他當時的看法是：此時此刻他不贊成讓第8集團軍發動進攻去奪占制高點。他認為，在東部前線發動進攻會使美軍付出很大傷亡，而所得到的卻只是一些土地。在西線發動進攻雖則比較容易，可是，范弗里特認為，這會使他過於暴露給敵人，易遭對方進攻。他認為：發動進攻要付出很大傷亡，並會使第8集團軍變得較易遭受敵人攻擊，這樣做代價太大，不應為實現停火而冒這樣的風險。他還竭力要求，如果當真進行停火談判，那麼應考慮到禮成江以西、三八線以南的那部分朝鮮領土。我們無意佔領這一地區，但該地區有可能成為我們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的籌碼，可以換取我們想獲得的東部那塊地方。他還說，第1陸戰師的當面之敵(北韓兩個軍)佔據着堅固的防禦陣地，他們作戰頑強，齊裝滿員，似較中共軍隊更能作戰。
他的這些看法我都贊同，於是，我們決定原地堅守，等待談判的結果。
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雅科夫·馬立克於六月二十三日，星期日，首次提出了停戰的要求。這使政治和宣傳方面的活動大大增加，並給我帶來了一批重要的人物。中共很快表示贊同馬立克的建議。同時，在我國也有許多人發出了要求和平的呼聲。六月二十九日，我在東京非常高興地將福雷斯特·謝爾曼海軍上將迎到了總部。在他之後到達的是阿奇·亞歷山大，我在五角大樓工作期間，他是陸軍部副部長，我與他有過多次令人愉快的交往。不久之後，紐約州州長托馬斯·杜威也飛來向我們宣傳他在外交事務上的一些強烈看法。
六月三十日，遵照我在華盛頓的上級的指示，我向中國最高統帥部廣播了一則聲明：如果象報道的那樣，他們準備停火，聯合國軍將樂意派出代表討論停戰問題。雙方建立接觸和協商會談地點僅花了幾天的工夫。會談地點設在緊靠三八線南面的西部沿海城鎮開城。我指定由特納·喬伊海軍中將率領聯合國軍代表團。敵軍的主要談判人是北韓人民軍參謀長南日中將。但是，共黨方面的實權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謀長解方將軍手中。
我還是熟悉共產黨的手法的，那就是企圖通過無休止的、毫無內容的爭論把對手拖得精疲力竭。我在聯合國任職的兩年半中，對此已經有了豐富的經驗。但是，我卻根本沒有料到這種毫無成果、令人疲憊的談判後來會拖那樣長的時間。雙方很快都不約而同地認為，在談判期間，敵對行動還得繼續下去。然而我覺得，在停火的希望依稀可見的情況下，還是應該盡量減少我方的損失。因此，我通知所屆指揮官：不要實施大規模進攻行動，而要力求通過強有力的巡邏和局部進攻來保持主動。局部進攻旨在奪占可以擴大我方觀察範圍、縮小敵方觀察範圍的關鍵地形。
在開戰一周年之際，我以為和平可能即將來臨。可是，又過了兩年的時間並且付出了很大傷亡，每個士兵的這一夙願才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