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調換指揮宮 我接管第8集團軍 重新鼓起鬥志 再次轉入進攻
每一個軍人到時候都會懂得，打仗是件需要由個人作出決斷的事情。你進行學習，進行各種訓練，都是為了有朝一日會突然肩負這樣的重任，就是由你一個人來決定究竟是原地堅持，後撤，還是發起一場置幾千名士兵於突然死亡威脅之下的進攻。
讓我直接參加韓戰一事來得非常突然。一天，正當我在一位朋友家裏呻着威士忌，聊着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朋友告訴我，柯林斯將軍(當時任陸軍參謀長)有電話找我。柯林斯將軍傳來的消息把我那天晚上的興緻打消無遺。消息的內容是沃克將軍在一次吉普車車禍中遇難身亡。根據麥克阿瑟將軍早就擬定好的名單順序(我事先並不知道)，應該由我來接替沃克擔任第8集團軍司令。
由於往東方去的旅途花了一天的時間，我在近午夜時分在東京羽田機場着陸時已經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我把第二天同麥克阿瑟會見時所需要的筆記匆匆歸攏到一起便上床就寢。這時，我才感到，在國內的整個工作總算告一段落，才感到自已已經準備就緒，就等着對付黑洞洞的對馬海峽那一邊可能等待着我的一切了。
翌日上午九時半，我在“第一大廈”的總司令辦公室會見了麥克阿瑟將軍。在座的只有道爾·希凱，在“突出部戰役”的初期，他曾經英勇地指揮過我那個軍的第3裝甲師“希凱特遣部隊”。希凱熱情地參加會見使我感到高興，但是，我的全部注意力卻集中在戲劇性的人物道格拉斯·麥克阿瑟身上。不用說，我從擔任西點軍校的教官起就認識麥克阿瑟。但是，我仍舊象每一個同他打過交道的人一樣，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他那強烈的個性。能夠同他一起坐下來商量問題，這種事是很少有人能夠碰得上的。麥克阿瑟還是位了不起的演員，具有演員演戲的天資——在語氣上和姿態上都可以這樣說。可是，他的解說和分析是那樣地明確、深刻，所以，抓住聽眾的是他的思想、見解，而不是他的儀錶、風度。
我的記錄證明，那天上午的談話詳細、具體，坦率而明白，涉及的問題也很廣泛。在我到達此地的數星期之前，麥克阿瑟曾通知過陸軍部，他當時的計劃是“依託多道陣地向釜山地區撤退”。但是，同我見面之後，他卻立即指示，“依託你們能夠靠自己的力量堅守住的最前方的陣地”，儘可能靠前地堅持下去。我必須盡量長久地堅守漢城，這主要是出諸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原因；但是，如果該城變成了避難所，則再無堅守之必要。堅守漢城、抗擊敵人一次全面進攻的可能性當時已不復存在，可是我那時並不知道。
麥克阿瑟對我說，美軍的補給工作組織得不好——我不久就親眼看到了這種情況。他還說，部隊對預防嚴寒的氣候不夠重視。值得注意的是，麥克阿瑟在這次會見中竭力貶低戰術空軍的支援作用。他直言不諱地說，戰術空軍不能孤立戰場，無法阻止敵人源源不斷地輸送部隊和補給品。我以為，這大概是某些現役軍官以及他們的文職上司們仍須記住的教訓。
在這次會見中，麥克阿瑟最擔心的好象是這樣的情況，即我們當時在戰場上處於一種他所說的“無所事事”的狀況，而企圖通過外交途徑來尋求出路。他說，“軍事上的勝利可以加強我們在外交上的地位”。
他指出，共產黨中國南部的大門敞開着，在福摩薩的部隊如果發起進攻，會大大減輕我們在朝鮮的部隊的壓力。
他告訴我，他曾經建議發動這樣一場進攻，但是華盛頓未予同意。不過，在談及此事時，他根本沒有說過批評華盛頓的話語，也沒有流露出絲毫批評的味道。在他來說，那不過是上級的決定，而他作為一個軍人服從了這項決定。
他特別告誡我不要小看了中國人。他提醒我說：“他們是很危險的敵人。沃克曾報告，中國軍隊常常避開大路，利用山嶺、丘陵作為接近路。他們總是插入我縱深發起攻擊。其步兵手中的武器運用得比我們充分。敵軍慣於在夜間運動和作戰。中國的整個軍事機器都投入了這場戰爭”。
麥克阿瑟在談到自己的目標時說，他最大的希望是“使敵人遭到越來越嚴重的失敗，從而保住南韓並使其得到鞏固”。
最後，麥克阿瑟對我說，“你可以得出自己的結論，要自己做出判斷。我一定支持你的工作。我對你是完全放心的。
接着，輪到我來提一些問題了。但是，我準備的問題麥克阿瑟大部分都已經談到，只剩下幾個問題還需要問一下。如果發生蘇聯參戰這種不大可能發生的事情，麥克阿瑟會命令第8集團軍採取何種行動？他說，那樣，他將把第8集團軍撤到日本，即使這樣做需要花費好幾個月的時間。
我接着又問，他是否認為，萬一敵人繼續南進，南韓人有背叛的危險。他說，在那樣的情況下，顯然存在着這種危險，不過，現在還談不上這種危險。我建議，如果再採取任何重大的後撤行動，我們應當努力打消南韓人的疑慮，使他們相信，我們這樣做是為了幫助他們。麥克阿瑟表示同意我的建議。最後，我只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發覺戰局於我有利，你是否反對我發起進攻？”他的如下回答使我深受鼓舞，十分滿意：“第8集團軍是屬於你的，馬特。你認為怎麼好就怎麼於吧。”
現在所要做的事情只剩下同有關的人員坐在一起，由他們交待我面臨的任務的細節情況，並且回答我需要了解的、有關整個部隊狀況的主要問題。多伊爾·希凱把總部各參謀部門的主管人員召集在一起，在一張桌子旁邊等着我。
在座的還有駐遠東海軍司令特納·喬伊中將和駐遠東空軍司令喬治·斯特技特邁耶中將。不到中午，我頭腦里就裝滿了我所能提出的各種問題的答覆和他們認為我所需要的全部情報資料。中午十二時，我已經動身前往羽田機場，準備乘飛機到朝鮮去。那天下午四時，我走下了飛機，踏上了大丘的停機坪，在冬季的燦爛陽光下微微有些打顫。
我向前來迎接我的我多年的同事和朋友第8集團軍參謀長利文·艾倫少將打招呼問好。
在離開東京以前，我擬就了兩份電報，那是發給第8集團軍的。第一份在東京就發出了，內容僅限於表達我對沃克將軍的景仰之情，對於他的死我深感痛惜。第二份電報打算一到達朝鮮就發出去，僅限於通知我即刻便要擔負起指揮的責任。
到達朝鮮的當天，有好幾項重要的任務需要完成，有不少瑣碎的事務需要考慮，此外，還有一些電報需要發出。
在此之後，我決定親自視察一下部隊，以弄清究竟需要多久我們才能儘快恢復進攻態勢。但是，在視察部隊之前，我就得設法使我們的南韓陸軍盟友相信，我們是不會突然撤離朝鮮而讓他們去單獨對付共產黨的、。
我必須立即對莫西奧大使和李承晚總統進行禮節性的拜訪，以藉機同他們磋商後撤行動所帶來的問題。莫西奧大使也一直在為我們新近採取的後撤行動對南韓官方產生的影響而感到十分擔憂。因此，在我拜訪李承晚時，我最關心的是設法使這位堅定的鬥士相信，我到朝鮮來不是為了帶領第8集團軍撤回日本。他很冷淡地同我打了招呼，但我立刻伸出手去說：“見到您很高興，總統先生，很高興能到朝鮮這個地方來，我是要長期留下來的。”我說這些話完全發自內心，因為，我沒有時間去考慮那些客套話。
這位老先生似乎一直在期待着的就是我的這麼一句話。他的臉上頓時露出了象“東方的”太陽一樣溫暖的笑容。他的眼睛濕潤了，他用雙手握住了我伸出的手。接着，他領着我去見他可愛的妻子。我一邊同他們親熱地喝着茶，一邊竭力使李承晚相信，我們決不撤離朝鮮半島，而且，一旦集結好部隊，述要轉入反攻。
早些時候，我曾與美國陸軍的兩位軍長弗蘭克·米爾本將軍和約翰·庫爾特將軍以及第8集團軍副參謀長威廉·科利爾上校一起進行過一次討論。在這次會上，我所關心的問題是要想盡一切辦法儘快提高第8集團軍的戰鬥力。
因為，我決心一旦實力允許便立即恢復攻勢。我們討論了反坦克地雷與防步兵地雷的使用問題；充分運用探照燈實施戰場照明的問題；改善軍與軍之間尤其是第9軍與其右翼的南韓第3軍之間的橫向通信聯絡問題；可供使用的架橋器材問題；以及堅守漢江以北由兩個師佔領的橋頭堡的問題。我說，我希望美國這兩個軍之間能盡量做到協調一致地擬制計劃和採取行動。
但是，第8集團軍在恢復進攻態勢之前，首先需要恢復鬥志，恢復自尊心，要信任自己的領導，要樹立完成任務的信心。這些情況靠第二手資料是無法掌握的。因此，我決計立即到前線巡視一下，同前進指揮所里的野戰指揮官見見面，聊一聊，憑着自己的眼睛和感覺估計一下第8集團軍的鬥志。鬥志不象某些事情，很難用語言來向你描述或闡述。不過，一個有經驗的指揮官卻可以憑着自己的各種感官，透過前線士兵的姿勢、舉止、言談乃至一舉一動感覺到它的存在。
在同莫西奧大使(通過接觸，他的勇氣和才幹使我深感欽佩)一起仔細研究作戰形勢時，我發覺，我們的右翼很危險地暴露在敵人突擊的威脅之下，敵人可以穿過原州向南突擊，爾後轉向西南方向，切斷我通往釜山的“主要補給線”和鐵路線。我知道，美第2師在清川江一帶遭到重創之後尚未恢復元氣。但是，形勢十分緊迫，我不得不命令該師立即開往原州，封鎖通向我右後方的接近路(後來的情況證明，我們只是比敵人稍稍搶先了一步，及時阻止了敵人的突進)。然而，除此而外，在後來的好幾天中，我還忙於調查第8集團軍進攻的準備情況。
我藉助一架輕型飛機、一架直升機和一輛吉普車會見了美第l軍、英第29旅、美第25師、美第27步兵團以及南韓第l師的指揮官。不出兩天，我便會見了各軍軍長和除南韓首都師之外的各師師長(首都師當時遠在平靜的東海岸地區)，並且直接了解到他們對發動一次大規模進攻的看法。他們認為，我軍此時無論實施何種進攻都會歸於失敗，而且，可能要付出重大的代價。我也發覺，部隊在思想上、精神上可以說根本沒有做好準備，無法實施我一直計劃採取的那種進攻行動。他們依然具有很大的勇氣，隨時準備接受我交給他們的一切任務。但是，部隊過於瞻前顧後，這裏看不到一支信心十足、決心取勝的軍隊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特有的熱情、活力和朝氣。在乘坐吉普車巡視前方地域時遇到的第一名憲兵的那副樣子，使我深感這支部隊與我以往所了解的在歐洲作戰的部隊大相逕庭。這個憲兵的姿態、舉止都很正常，無論怎麼說都很正常，但是在精神面貌上卻有些反常。那種敬禮時特有的麻利勁，那種機敏、潑辣的言談舉止，那種咧嘴而笑時很自信的表情，這一切都不見了。我始終認為，這種精神面貌一直是經受戰火鍛煉的美國士兵所特有的標誌。
我沿途遇到了一些士兵，與他們進行了交談，聽取了他們的不滿意見。從他們的身上我也深源感到，這是一支張皇失措的軍隊，對自己、對領導都喪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已究竟在那裏幹什麼，老是盼望着能早日乘船回國。要想使這支軍隊恢復鬥志顯然有許多工作要做。有些工作我是可以立即着手進行的。我聽着他們抱怨(他們發牢騷時沒有情緒高昂的得勝之師所慣用的那種忿激的腔調，而是帶有一種不滿的、猶豫不定的語調)：食品供應經常不足，有時不能按時送達而且不熱；往家裏寫信沒有信箋；服裝不適合這裏的氣候條件。這些問題我可以立即採取措施加以解決。我讓直升機送來了信箋；命令將廚房挪到部隊附近，以便大量供應熱餐。而且，還要求提高口糧的標準和質量。
(當地食品嚴禁部隊食用，因為，有許多食品很容易使那些還不適應當地飲食的人罹患腸胃玻)我親眼看到許多部隊沒有手套，他們的雙手在十二月凜例的寒風中凍得通紅、皸裂。我從切身的體會中知道，遺忘一隻手套或者射擊時將手套扔在一旁再也找不到的事情是很容易發生的。在歐洲作戰時，我有一個習慣，到部隊巡視總是在吉普車中額外捎帶一些手套，以便送給路上遇到的、缺少手套的人員。
於是，我立即採取措施，發放了足夠數量的手套，以保護作戰人員的雙手。
我視察過的每一個指揮所都給我以同樣的感覺，即喪失了信心和鬥志（應當指出，編有三個師［第３師、第７師和第１陸戰師］的第10軍當時還示納入第8集團軍的編成）。軍士以上的指揮人員都好象很冷淡，不願回答我的問題，即使想從他們口中聽到一些牢騷意見也不容易。他們悶悶不樂地提供着情況，在他們身上看不到情緒高昂的部隊所具有的那股機敏勁。他們的精神面貌不禁使我聯想到了一個英軍中尉。那個中尉認出我吉普車上的軍階標誌后，從一座小山丘上一溜小跑地下來歡迎我。
他很精神地敬了禮，報告了自己的姓名、軍銜和所屬部隊。
聽說英國旅只有為數甚少的一點人馬防守着前線的一個寬大的地段，而且，幾乎每隔一小時中國軍隊就要發動一次進攻，於是，我便問他對這種形勢是怎麼看的。
“非常好，先生”。他立即回答，接着又令人愉快地笑着補充說，“不過，我們這兒就是有點太通風了。”“通風”一詞便是他對形勢的概括，因為，戰線上有許多寬大的間隙地完全可以讓一支軍隊成連橫隊通過。
然而，我不能責備我們的部隊，他們表現出那樣的精神狀態是有其原因的。他們在兵力極其不足、武器嚴重缺乏、服裝和食品不夠的情況下被派到了這個不幸的國家，分散地配置在一個過於寬大的地域內，無法構成有效的戰線。這些都不是他們的過錯。他們想知道為什麼來到朝鮮，打算讓他們幹些什麼，這也是無可指責的。如果說我們國家進行過的戰爭中有一場可以稱得上不為人所理會的戰爭，那末韓戰便是這樣的戰爭。人們似乎忘記了軍隊的首要目標——隨時準備有效地作戰。由於削減軍費，我們的武裝部隊落到了無法有效作戰的地步。可是，我們卻讓他們用陳舊過時的武器去對材敵人現代化的裝甲部，讓他們穿着在美國只適合秋季作戰的服裝到近似北極氣候條件的天地里去作戰。
我多次發覺部隊缺乏領導的現象很嚴重，並為此而大聲疾呼過。部隊不願放棄某些物質享受，害怕離開為數不多的公路，不願在沒有無線電和電話聯絡的條件下實施運動，此外，在同敵人(我們的部隊不久便在火力上壓倒了敵人，並在空域和周圍海域佔了上風)作戰時頭腦過於簡單。所有這一切都不是士兵們的過錯，而應歸咎於政府當局的最高決策人物。我在指出這些問題時恐怕有許多話講得不很客氣。
我實際上是想告訴野戰指揮官們，他們的步兵老祖宗倘若真能看到這支軍隊目前的狀況是會氣得在墳墓里打滾的。這支軍隊是這樣地依賴公路，不重視奪占沿途的高地，不熟悉地形和難得利用地形，不願意拋開使部隊傷亡慘重的汽車而代之以步行，不願意深入山地、叢林到敵人的駐地去作戰。談到通信聯絡，我要指揮官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恢復祖輩的一些老辦法——在無法進行無線電通信和有線通信時，就利用傳令兵來送信；在別無他法的情況下，也可採用煙幕信號這種聯絡手段。
我十分清楚，我們的部隊兵力過於單薄，無法橫貫整個半島建立一條穩固的戰線。可是，我卻不明白，這些部隊為什麼相互間不進行支援，如師與師之間，軍與軍之間。
我們裝備的榴彈炮射程達數英里之遠，所以，在許多情況下，各部隊都可以向友鄰部隊提供相當大的支援，尤其是翼側部隊之間完全可以連成一氣，以便在必要情況下相互提供一定的炮火支援。
不錯，敵人通常在夜間輕裝行軍，而且比我們熟悉地形情況。他們習慣於這裏的氣候條件和清苦生活，可以自己解決口糧問題。他們利用在這裏所能獲得的一切運輸手段如中車、騾馬甚至駱駝等運送所需要的武器和補給品。
這些運輸手段不少是中國人從國內帶來的。他們也利用當地勞工肩扛背馱地運送武器和補給品，甚至有時部隊自己也背負這些東西。但是，我們變得對公路這樣地依賴完全是由於我們自己不願意放棄舒適的條件，而不是其他什麼原因。我提醒野戰指揮官，我們可以進山搜尋敵人並將其箝制在陣地上。我一再向他們提起陸軍的這樣一句古老的口號：“找到他們！咬住他們！打擊他們！消滅他們！”
在我放棄了立即轉入進攻的打算之後，當務之急便成了做好準備，以對付中國幾乎肯定要在元旦發起的攻勢。
我們原以為這次攻勢會在聖誕節發起，結果至今尚未開始。
中國軍隊在人數上超過了我們。但是，我們的裝甲部隊現在比他們強多了，而且不用說，我們還握有制空權。我們防兵力不足，無法阻止敵人的夜間進攻。但是，我們採取如下辦法曾獲得一次很好的機會，給敵人以嚴厲的懲罰。這個辦法是，在夜間收縮部隊，讓部隊與部隊之間緊緊銜接在一起，到晝間，則以步坦協同的分隊發起強有力的反衝擊。因此，我極力要求我們的指揮官佔領一系列有利的高地，而且，為誘使敵人在夜間實施突破還要適當配置部隊。
這樣，我們便能依靠優勢的炮火支援和空中火力支援在晝間將敵人消滅。
我很清楚，我們將被迫放棄一些陣地。但是，我希望部隊能在周密地勘察並精心構筑後方陣地之後有秩序地按照調整線實施後撤。在這個問題上，李總統派給我的當地勞工大隊幫了大忙，他們構築了供我們後撤時佔領的陣地。
我還知道，為了使部隊恢復鬥志，必須讓部隊明白指揮人員對他們的安全是關心的，不會用他們的生命做無謂的冒險，也不會丟下被敵人切斷的部隊不管。所以，我極力向軍長、師長說明：不允許丟下任何部隊讓敵人壓垮和消滅；要奮力解救被切斷的部隊，除非主要指揮官本人通過分析認為，解救這些部隊會損失同樣多的部隊甚至更多的部隊。
下面不妨舉一個例子說明我們所採取的做法。我聽說，某軍長在給一位師長的指示中命令要“不惜一切代價”扼守某個陣地。於是，我命令馬上把這段話勾銷。只有集團軍司令本人才可以向一支大部隊下達這樣的命令。我對他們說，除非我親自勘察了地形，觀察了現場的情況，並確定有這樣做的必要，否則，我決不下達死守陣地的命令。
軍長和師長們對於我的有關配置強大的兵力以便在晝間實施反衝擊的指示還是遵照執行的，但是，我發覺他們助措施不夠有力。結果，我們失掉了許多重創敵軍的好機會。我知道，我必須竭盡全力，確保不再發生此類事情。
下面的士兵肯定談不上有什麼真正的失敗情緒，但是，總部乃至華盛頓認為我們有可能被迫全部撤離朝鮮半島的這種帶失敗情緒的看法多少會傳到下邊。十二月底，參謀長聯席會議將如下看法通知麥克阿瑟：中共部隊現在十分強大，如果他們全力以赴，完全可以迫使聯合國軍撤出朝鮮。
在中國的新年攻勢取得勝利之後，麥克阿瑟同意：如果參謀長聯席會議不改變其決定(不向我們提供大規模增援；不封鎖中國海岸；不空襲中國大陸；不許轟炸滿洲的基地；不放國民黨軍隊“出籠”)，則在沒有極其重大的政治原因的情況下，“我們的部隊應以作戰情況允許的速度儘快撤離朝鮮”。
我從不認為敵人能把我們趕出朝鮮，也不同意從朝鮮撤退。當然，我是隨時準備遵照上面的命令將這支軍隊帶到任何地方去的——返回日本或者再次越過“三八”線。但是，我認為，不管什麼決定，都應盡量提前作出。這樣，如果下達撤退的命令，我便能做好充分的準備，秩序井然地撤退，將部隊順利地由港口運走。我非常清楚，如果突然決定實施預先毫無計劃的撤退會造成怎樣的後果：沒有時間搜集足夠的船隻儘快將部隊順利轉移出去；無法預先周密地部署防禦圈；無法按照輕重緩急的順序合理安排撤退行動。如果做出了撤退的決定並過早地泄露出去，甚至僅僅出現有關這種決定的謠言，這會對南韓政府產生怎樣的影響，我也是清楚的。因此，我強烈要求，如果做出撤退決定，一定要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嚴防走漏風聲。
此外，還有一個非同小可的問題，即如何來安置南韓的軍隊、地方官員以及戰俘。我們決不可將數量上處於劣勢而且武器裝備又很差的南韓士兵(在以往的艱苦歲月中，他們一直很英勇地與我們並肩戰鬥)、李總統及其政府棄置不顧，丟給虎視耽既的敵人。我們只能堅決履行我們的義務，保障這些人員以及政府和民間機構中曾經幫助過我們的全體人員的安全，除此而外，沒有其他辦法。我當時估計，這一類人員的總數接近一百二十萬，並且就此向上面作了彙報。
戰俘問題是個很棘手的問題。如果我們真要撤退，如何處置這些戰俘，我還沒有現成的辦法。但是，我認為，我現在就得將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來了，而且，還必須強調一下問題的複雜性，因為，為了看管這些戰俘，我們要派出很多的部隊，並且要為戰俘撥出大量的食品和物資。
這個問題以後究竟會棘手到何種程度，我那時當然是沒有預料到的。
關於在何種情況下撤出朝鮮的問題很快就定了下來。
杜魯門總統以其一貫具有的洞察力做出決定：只有迫於軍事上的需要，美軍才撤離朝鮮半島。他授權麥克阿瑟，在他認為迫不得已時，可以自行將部隊撤出朝鮮，以便確保部隊的安全，或者完成其保衛日本的根本使命。
可是，我們仍須做好實施遠距離後退的準備，我們甚至有可能被迫退回釜山。關於敵人的實力情況，我們此時了解得仍然不夠。敵人每天都在廣播上吹噓，決心要把我們趕人大海。這一回，我不想組織臨時性的防禦圈，也不想組織間隙很多的防禦。所以，我指定加里森·戴維森準將(後晉升為中將和西點軍校的負責人，在獲得將軍軍銜之前曾是工兵軍官)在遙遠的南面設置一道防線，以保衛釜山港地區。於是，戴維森動用了成千上萬的朝鮮勞工，開始規劃一個縱深很大的防禦地域，構築大部分塹壕體系，選擇炮兵陣地，甚至還設置鐵絲網。我乘坐飛機由低空沿着選定的防線走向飛過，感到很滿意。因為，萬一我們真的被迫佔領這一防禦地域，我們將可以在這裏牢固地堅守下去。在我第一次檢查該地區工作情況的幾周之後，我再次乘飛機飛越“戴維森防線”，這項工作的進展速度和效率繪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從未佔領過這些位於我們後方大約二百英里處的防禦工事，也沒有檢驗過這些工事的牢固程度。但是，不能說這項工作沒有起到絲毫作用。附近貧困的農夫幾乎把全部的沙袋都偷了去，為自己壘牆、墊堤，並且“解放”了大部分鐵絲網，對於他們，這些鐵絲網就象市場上任何暢銷的商品一樣，是很寶貴的東西。
在中國軍隊的進攻迫使我們撤過漢江之後，前面提到的大部分問題才引起我的重視。在我擔任第8集團軍指揮職務的最初日子裏，我的注意力幾乎全部集中在敵人即將發起的這次攻勢上。不出所料，在進行大規模炮火準備之後，敵人中除夕這天伴隨着刺耳的中國軍號聲、用不堪入耳的蹩腳英語尖聲威脅着發起了進攻。這一通宵送交給我的報告清楚地表明，敵人的這次進攻動用了很大的兵力，我們大概無法抵禦。好在我們的後方陣地已經設置就緒，所以，我此時還抱有這樣的希望，就是通過實施強大的反突擊給敵人以嚴厲的懲罰。
元旦上午，我驅車由北面出了漢城，結果見到了一幅令人沮喪的景象。朝鮮士兵乘着一輛輛卡車，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們沒有秩序，沒有武器，沒有領導，完全是在全面敗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者乘着各種徵用的車輛逃到這裏來的。他們只有一個念頭——逃得離中國軍隊愈遠愈好。他們扔掉了自己的步槍和手槍，丟棄了所有的火炮、追擊炮、機槍以及數人操作武器。
我知道，要想制止這些我連話都聽不懂的嚇破了膽的士兵大規模憒逃，那是枉費心機。但是，我還是得試一下。
於是，我跳下吉普，站到路當中，高舉手臂，示意一輛迎面開來的卡車停下。另一頭的幾輛卡車沒有減速便從我身邊繞了過去。但是，不久，我還是攔住了一支載着南韓軍官的卡車隊。頭一輛卡車上的軍官沒有聽懂我的意思，不服從我的示意。不久，整個車隊又開動了。現在，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在深遠的後方設立許多哨卡，由我們自己的憲兵在軍官帶領下在那裏值勤，以恢復對部隊的控制。這種辦法果然發揮了作用。混亂不堪的隊伍重新編成了許多分隊，裝備了武器，補充了口糧，並且在各自的指揮宮帶領下派往新的防禦地段。此後，這些人大都象訓練有素、指揮得當的大多數勇敢士兵一樣，仗打得很好。（戰爭爆發的最初幾天，南韓部隊被敵人的坦克嚇跑了，但我絲毫也不責怪這些未經考驗的部隊。很少有什麼東西乍看上去能比敵人坦克更嚇人的了。坦克的炮口冒着硝煙，似乎正對着你的腦袋。它轟轟隆隆地越過了一切障礙想要追上你，把你消滅掉。我甚至還見到過美軍部隊在坦克轟鳴着向他們迫近時嚇得丟掉步槍、逃進樹林的情景——這還是在己方領土上舉行演習時發生的事情，而且，坦克使用的只是些空包彈。)美第19步兵團的一個營在其友鄰的南韓部隊崩潰之後，也被捲入了無秩序的退卻。那天上午，我在師的傷員後送站找這個營的一些傷員談了話，發覺他們情緒十分低落，沒有美國士兵在傷勢不太嚴重時通常所表現的那種重返部隊的迫切心情。問題很清楚，要想使部隊鼓起所需要的鬥志，還有許多工作有待我們去完成。
總的說來，第8集團軍是井然有序地撤退的，幾乎帶上了全部的武器裝備。但是，我們現在的處境非常危險。
在我們的背後，是無法徒涉的漢江。江面上充塞着大塊大塊的浮冰，有可能把我們僅有的兩座浮橋衝散，更為嚴重的是，如果漢城以北某處江面仍未消退的洶湧潮水波及這裏的冰塊，更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我們有十多萬聯合國軍隊和南韓軍隊連同他們的全部重裝備(包括英國的“百人隊長”式坦克和美國的8英寸榴彈飽)擁擠在漢江北岸的一個狹小的橋頭堡內。我們感到壓力很大的問題是，有可能很快出現這種情況，即數千名驚慌失措的難民會衝倒我們的守橋警衛，令人絕望地將橋樑阻塞——而敵炮兵如能利用夜暗掩護，果斷地將其陣地向前推移，便能很快將我渡口置於其射程之內。
在與美軍的兩位軍長、南韓陸軍參謀長和美軍駐南韓軍事顧問團團長研究討論之後，我們發覺，如果敵軍一面對我實施正面進攻，一面對我敞開的東部側翼(這裏的南韓軍隊已倉皇逃走)實施深遠包圍，就會使我全軍處中危險的境地。我還找不到充分的根據證明部隊能守住各自的陣地，即使下達死命令他們也未必能堅守得佐。因此，一月三日，我要求我國駐朝鮮大使通知李總統：我們要再次撤離漢城，由前進陣地實施的撤退行動即將開始。
我還通知我國大使和南韓政府仍留在漢城的部分機構：自下中三時起，橋樑和來往要道除軍隊之外一律禁止通行。政府的全部車輛必須於下午三時以前撤離漢城，三點以後，民間車輛和行人禁止通行。
當然，發佈命令是一回事，而要使命令為人所服從則完全是另一回事。貫徹這道命令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因此，我同意加強一般性的憲兵交通管制。我對第l騎兵師師長助理、查爾斯·帕爾默準將(後晉升為將軍)很信任，讓他親自在大橋一帶全權負責交通管制，以我的名義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證第8集團軍源源不斷地通過。如果讓數十萬膽戰心驚的難民離開通往安全地帶的唯一公路和橋樑，他們究竟會作出何種反應，我們是無從預料的。因此，我特別命令帕爾默準將，要他指示手下的憲兵，如果難民拒絕離開公路，就向他們的頭頂上方鳴槍；如果還不能阻止潮湧般的人群，就要訴諸最後手段，直接向不聽招呼的人開槍射擊。
朝鮮人是個溫馴的民族，早就學會了適應艱苦的條件。
他們默默地服從了命令，所以，那怕用部隊去嚇唬他們一下都毫無必要了。
我留在現場，在主橋的北端一直呆到天黑，觀看着由徒步士兵、卡車、坦克、自走炮以及各種運輸工具組成的漫長的隊伍緩緩通過。當龐大的8英寸榴彈炮和“百人隊長”式坦克開過來的時候，我的心都提到了喉嚨上；浮橋深源地陷入湍急的流水中，我的心一直懸在那裏。我知道，擁有戰鬥裝載的“百人隊長”式坦克重量超過了這座橋規定的負載能力。但是，浮橋還是經佐了坦克的重量，最後一輛沉重的坦克總算順利地開到了南岸。天完全黑了下來。我乘坐吉普車過了橋，擠進各色各樣的車輛之中，朝着設在永登浦的只打算過一夜的臨時指揮所進發。此時，在我的背後，耐心等待的成群難民象古老傳說中的一隻蘇醒過來的野獸一樣動彈起來。
武器裝備完好無損的第8集團軍在漢江以南有了實施機動的餘地，他們佔領了堅固的防禦陣地。集團軍所屬美軍三個軍中的兩個軍(美第10軍此時尚在南面集結兵力)和兩個南韓軍，依託有利地形扼守着一道防線。不久，第10軍便可加入戰鬥。美第1陸戰師和第2、第3、第7師也將齊裝滿員地重返前線，隨時準備給一切敢於繼續推進之敵以嚴厲的懲罰。
但是，在轉入進攻之前，我們還有一些工作要做，還要克服薄弱環節，總結教訓，糾正錯誤的做法，以及恢復部隊的自尊心。設在東京的總部、美國國內的整個軍事機構以及設在日本的後勤支援司令部，現在都在十分緊張地工作，以滿足我們的要求。我們的裝甲部隊和炮兵逐步得到了加強，我們的部隊也開始為訓練有素的士兵所充實。
口糧的標準和質量有了提高。戰地內科和外科醫療條件達到了第一流水平，成為所有軍隊中最好的戰地內外科醫療。
經過選拔的優秀軍官接替了營、團指揮職務，不久便克服了我們在訓練上存在的基本弱點。
當我接管第8集團軍的時候，集團軍前進指揮所由於在當時來說很合理的原因而設在最西側的一座大城市中；基本指揮所則位於交戰地區後方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作為直接指揮戰鬥的指揮所是不應當設在大城市的大樓內助，這種地點容易從身體上和思想上把司令部人員與部隊人員隔離開來。上級司令部的軍官和工作人員會因此而很難同他們所服務的部隊打成一片。結果，上級機關與部隊之間也就無法做到相互尊重與信任；而這種尊重與信任則是軍事上取勝的極其重要的條件。
在被迫撤出漢城以後的頭幾個星期，我把隨同我行動的前進指揮組的人數壓縮到最少的程度。這些人中有我的兩位傑出的助手：一位是沃爾特·溫頓，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後來在加勒比司令部任職期間，我們都曾一道共事；一位是喬·戴爾，他已在我之先到達朝鮮，我深感幸運。再就是我的一個勤務兵、一個專車司機以及一個無線電吉普車司機兼報務員。我知道，第l軍的米爾本將軍對集團軍司令始終礙手礙腳地呆在身邊是不會感到高興和舒服的。但是，我認為，作為一種權宜之計，我的小小的指揮組最好還是同他的前進指揮所一起宿營。米爾本將軍對我們還是寬宏大量的。採用了這種辦法，我們便無須再從兵力本來就十分不足的戰鬥部隊抽調任何人員了，我們可以省去警衛人員和炊事人員，還可以隨時使用軍的通信手段和情報網。
在我那天下午看着最後一輛“百人隊長”式坦克冒險緩緩開過漢江約六星期之後，我們已經將電話和其他通信器材全部安裝就緒，而且，我還在驪州一座光禿禿的絕壁之上開設了集團軍的前進指揮所。其位置大約在朝鮮半島西海岸至東海岸之間三分之一的地方，基本上處於美第9軍的後方，介於西部美第l軍的前進指揮所與東部美第10軍的前進指揮所正中央，當時，兩軍處在一條直線上。在我後來指揮第8集團軍的日子裏，從某種意義上講，這裏便是我的家。
我的生活安排得很簡單。我們擁有的物品基本上所有的部隊都有，只有很少一點東西才是那些與敵人實際接觸的部隊才有的。我們有兩頂8×12英尺的帳篷，兩頂帳篷頭尾相連，形成了兩間一套的房子。一頂帳篷里放着我的帆布床和睡袋、一張小桌子、一把摺疊椅、一個洗臉盆以及一隻小的汽油取暖爐，我在吉普車上顛簸一天之後，常常靠這隻小爐子舒服一下凍得半僵的手腳。另一頂帳篷里也放着一張小桌子，小桌邊上緊靠着兩把摺疊椅，桌上放着的膠合板托着一張高質量的作戰地域地形圖，這是美軍工程兵的陸軍製圖局為我準備的一個無價之寶。
在一個被戰爭搞得瘡痍滿目的國家，集團軍前進指揮所設立的地點就其位置來說是再理想不過了。我們的帳篷曾經架設在光禿禿的漢江堤岸上，下面是快要乾涸的河床；在飛機聲和槍炮聲沉寂下來之後，只能聽到活潑的小動物發出的聲響。那裏沒有城市的車水馬龍，附近也沒有村莊向空氣中散發腐爛的捲心菜和人糞的濃重怪味。我可以不受干擾地坐在那裏，專心致志地研究地圖，審閱報告，同助手們一道全神貫注地研究作戰計劃，以及努力設法改善士兵們的處境，提高他們的鬥志。在河灘寬大的沙礫凸出部，我們不久便修築了一個輕型飛機簡易機常後來，工兵又擴建這個機場，以便使我的四引擎B—17型飛機能夠在這裏着陸，載着我作較長距離的飛行，如飛往設在大丘的第8集團軍基本指揮所(在我指揮第8集團軍的整個階段，基本指揮所一直設在那裏)。
也許，新設立的前進指揮所與周圍隔絕的主要好處是，使我有很多時間安安靜靜地認真研究地圖，集中精力制定第8集團軍的作戰計劃。我長期以來就一直堅持這樣的看法，一個頭腦清醒的指揮官應能確切地了解他的部隊會在何種環境下作戰，尤其是那裏的地形會造成何種障礙，或者提供何種有利的條件。因此，我在地圖上消磨了不少時間，對於有疑問的地區還輔之以低空偵察。總之，一直到我感到自己在夜間也能摸清作戰地域的道路才肯罷休。這樣，對於我們正在作戰的和打算控制的地區內的每條公路、每條大車道、每座山頭、每條溪流，以及每條山脈，我都象熟悉自己家的後院一樣了如指掌。所以，在我考慮派部隊進入某一地段時，我便知道步兵是否要背負武器、彈藥和口糧攀登二千英尺高的山嶺，是否能把重裝備運進去，是否能渡過江河—以及能否找到可供輪式車輛行駛的道路。
我這時才發覺，就所擔負的責任而言，在我的一生中哪一次也不能與現在相比。在我參加歐洲戰爭的時候，我的部隊始終都在上級部隊的編成內行動。在諾曼第登陸這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絕無僅有的軍事行動中，我是喬·柯林斯第7軍的一個師長，而第7軍又是布萊德雷第l集團軍編成內的一支部隊。在突出部戰役中，我指揮一個軍。
可是，這個軍也僅僅是考特尼·霍奇斯將軍第1集團軍編成內數個軍中的一個軍。霍奇斯的第1集團軍則先後是蒙哥馬利元帥的第21集團軍群和奧馬爾·布萊德雷將軍的第12集團軍群編成內的一支部隊。在這兩次戰役中，我都擁有在局部範圍內機動處置問題的充分權利；但是，總是有上級指揮官緊緊地靠在我後面支持着我，他擁有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並且有權利用這些資源來推動我的整個部隊的行動。如果我陷入困境，我總是可以求助於上級，要求立即給予支援。
在朝鮮，我當然也有一位上級——麥克阿瑟將軍。他作為聯合國軍總司令，對我的地面部隊以及太平洋戰區的海、空軍部隊握有全權。但是，如果我當真請求增援，他卻拿不出部隊前來支援我。他本人則在七百英里之外的東京。最初，由於要做的事情太多而時間又是這樣地緊迫，我沒有時間靜下心來考慮自己所面臨的形勢。只是在緊張地忙碌了好幾個星期之後，我才徹底明白了麥克阿瑟十二月二十六日對我說的那句話，即“第8集團軍是屬於你的，馬特。你認為怎麼好就怎麼干吧。
我知道，海軍將繼續控制着我們周圍的海上通道。空軍、海軍航空兵和海軍陸戰隊航空兵將繼續掌握着制空權。
但是，不管天氣是好、是壞，是晝間還是夜間，是勝利還是失敗，這些地面部隊(美軍、聯合國軍和南韓軍)的安全還是要靠我自己來負責。在朝鮮，派不出預備隊對我進行支援；上級亦無法由其他戰區抽調兵力。現有的部隊便是我的全部家當，再不會得到更多的部隊了。
麥克阿瑟將軍賦予我充分的作戰指揮權(這個指揮權他一直沒有收回)和一個軍事指揮官可望得到的全部權利。
我想，這樣重大的責任(也是很寶貴的機會)大概是每個具有獻身精神的軍人所夢寐以求的東西。我知道，這種責任給我帶來了很高的榮譽，但是，我決不會因此沾沾自喜，以致看不見這副擔子的全部份量。
我給自己規定的第一項任務是恢復部隊的鬥志。這意昧着，不僅要讓部隊相信，各級指揮官是關心每個士兵的安全的，而且還要使他們相信，最高指揮官的決策是正確、合理的。
我還過問了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其中有些事情乍看起來似乎微不足道。但是，這些事情如果都能處理好，就會有助於部隊團體精神的培養。譬如，我第一次在第8集團軍基本指揮所用膳時，桌上的檯布和餐具使我大吃一驚：檯布用的是一條床單，盛飯的餐具則是存放食物的十美分一個的便宜瓦罐。我倒不是為是否要我吃掉這些檯布或油布而傷腦筋。但是，食堂(世界各地的要人、大員肯定要參觀這個地方)里的這種景象卻反映了部隊在這次作戰中完全喪失了榮譽感，同時也證明，這場戰爭確實是國內所稱呼的那種“被遺忘的戰爭”，這才是我感到吃驚的原因。我立即讓人把那塊令人不快的床單換成了合用的檯布，把那件陶器換成了擺得出來的瓷器。
我還採取了一項措施(不過後來有一些更為重大的原因妨礙了這一做法)，以便讓各個軍種都能較好地了解兄弟軍種為完成各自的任務需要克服哪些困難。
我的計劃(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實行)是：讓陸軍和海軍的高級軍士們相互間進行一次人員交流，讓水手們在地面部隊待上一段時間，體驗一下背負着自己的全部補給品在敵火下攀登崎嶇的山顛是何種滋味，在苦寒的黑夜裏徹夜堅守前沿陣地是何種滋味；讓陸軍的士兵們親自看一下，當每個浪頭都可能把你打翻在地時在寒冷的海域執行巡邏任務的情景，了解一下當波濤洶湧的海面使甲板不停地顛簸傾斜時在拂曉前的黑暗中清除飛行甲板上的積雪是多麼地危險，或者我們的飛行員在各種天候條件下遂行遮斷任務和武裝偵察任務會遇到哪些危險。我們未能完全實行這個計劃，因為戰事極其頻仍，妨礙了計劃的實行。但是，那些確實參加了這些人員交流的軍士，懂得了各軍種要彼此尊重。這種相互尊重對於培養整個部隊的團體精神起到了應有的促進作用。
但是，需要樹立必勝信心、培養進取精神的不僅僅是基層的部隊。一月底的某一天，參謀部門一份應我的要求擬制的研究報告使我大為吃驚。這是一份關於“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至八月三十一日第8集團軍的理想配置位置”的報告。你們應該知道，我當時考慮的是發起進攻，從一開始我就有這種考慮。到三月份，冬季最惡劣的天氣便會過去；而六、七、八三個月通常會出現的暴雨和烏雲，會使大片大片的地區變成爛泥坑，使許多道路無法通行，使山地的涵洞和橋樑被沖跨，而且，還會影響近距離空中支援的效果。我們需要大大改善現有的陣地，以便重新打回“三八線”去。
但是，我收到的經作訓部門核准的文件，卻主張部隊分階段地撤至太白山脈以南的陣地。據稱，這份文件還獲得了情報部門、後勤部門、工兵部門、駐遠東海岸司令的代表以及第5航空隊的氣象部門等方面的認可，其實，這份研究報告(我現在還保存着)是在極力要求我們徹底打消轉入進攻的念頭，要我們在冬季結束之前堅守現有陣地，爾後，在夏日的暴雨到來之前撤至那個立足地區(仁川登陸的成功曾使我們得以脫離這個地區)——原先的釜山防禦圈。如果批准這份報告，我們就要喪失全部主動權，此案根本不能考慮。於是，我斷然否決了這份建議。
我知道我不會得到增援部隊，也清楚此時要在漢江以北地區堅守陣地是極端困難的。但是，我還是立即擬定了由美軍的兩個軍(第1軍和第9軍)協調一致地分階段向前推進的計劃，旨在查明兩軍正面的敵情(美第10軍此時尚未開到前方地域)。這兩個軍必須隨時做好準備，一接到命令便推進至漢江並在那裏堅持下去。
當時估計，在我們的正面有十七萬四千中國軍隊。但是，他們配置在什麼地方，有什麼企圖，甚至在我們的正面是否真的有這些部隊存在，這些情況我們都難以確定。
我們積極地進行巡邏，不斷地實施空中偵察，但是，這一紉都未能使我們發現這支龐大軍隊的蹤跡。由於我們收到的情報太少，因而我認為，必須採取果斷行動，查明敵大規模集結的部隊是否存在，爾後方可命令第8集團軍發起遭受挫折以來的首次攻勢。帕特·帕特里奇為我準備了一架飛得很慢的AH—6型老式高級教練機，他坐在前面駕駛飛機，在後面為我留了座位。於是，我們便開始在己方先頭分隊至敵占區縱深二十英里的範圍內進行搜索。
我們有時在樹梢高度上飛行，並且還常常在山嶺的下方飛行。可是，我們幾乎連個人影都沒有發現，也沒有發現能夠證明有大量部隊集結的營火煙霧、車轍，甚至雪地上睬過的痕迹。顯然，如果真想查明敵情，唯一的辦法就是深人敵境。但是，這次推進同上次毫無計劃、不顧一切地向鴨綠江突進大不一樣。這一回，所有的地面部隊將統一由一個司令部指揮，所有的大部隊都必須相互支援，此外，我對整個第8集團軍的行動也將嚴加控制。一月二十五日，我們開始向前推進。第8集團軍不久便證明自己是一支我國迄今為止最能征善戰的野戰軍，我早就知道它會成為這樣一支軍隊。
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我收到了不少由東京和華盛頓發來的賀電。但是，哪一份賀電都不如我的勇敢的飛機駕駛員尤金·林奇的評價使我感到滿意，這是在我們的一次日常飛行中作的評價。我們正看着下方由徒步步兵、炮兵、坦克、卡車和吉普車組成的許多長長的縱隊源源不斷地再次開往北方，去支援前線的部隊，尤金·林奇說，“您顯然使這支軍隊在為您作戰了，將軍”。他們確實又在作戰了，但不是為我在作戰。他們是在為自己而戰，他們是懷着重新激起的自豪感在作戰，決心避免再次遭受一個月以前的那種沉重的打擊。他們這次重返前線是要採取美軍一貫的做法：為自己所遭受的損失而給敵人以加倍的懲罰。
後來的情況證明，更為艱苦的戰鬥還在後頭。林肯誕辰前後，中共軍隊發起了第四階段的攻勢，企圖象他們電台每天廣播的那樣把我們攆入大海。我們被迫又放棄一些地區，在中共軍隊的進攻面前，美第2師又一次首當其衝，遭受重大損失，尤其是火炮的損失更為嚴重。這些損失主要是由於南韓第8師倉皇撤退所造成的。該師在敵人的一次夜間進攻面前徹底崩潰，致使美第2師的翼側暴露無遺。南韓軍隊在中國軍隊打擊下損失慘重，往往對中共士兵懷有非常畏懼的心理，幾乎把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將。
所以，過了很長的時間才使南韓軍隊樹立起抗擊敵軍夜間進攻的信心。腳踏膠底鞋的中共士兵如果突然出現在南韓軍隊陣地上，總是把許多南韓士兵嚇得頭也不回地飛快逃命。
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十八日這個階段，美第2師在作戰中繼承了它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優良傳統。在這三個星期中，打了許多硬仗，但是，哪一次也不如保爾·弗里曼上校(現晉陞為將軍)指揮的第23團戰鬥隊(配屬有勇敢的蒙克拉爾指揮的法國營)打得巧妙、英勇和頑強。在中共部隊發動第四階段攻勢的整個過程中，第23團戰鬥隊一直在原州西北大約二十英里處的雙洞—砥平里地區作戰。
中共的五個師包圍了這支部隊，連續發起了攻擊，以圖突破防禦圈並消滅這支部隊。第23團戰鬥隊粉碎了敵軍的全部進攻，使敵軍遭到極其重大的損失。據報告，倒在第23團戰鬥隊陣地前的敵人屍體達兩千具之多。在第l騎兵師的一支裝甲特遣部隊奪路進入防禦圈、中共部隊突然中止全部進攻行動之後，我立即乘直升機飛抵第23團戰鬥隊的陣地，看到了數百具尚未掩埋的敵軍屍體。
儘管仗打得非常激烈，而且敵人的決心顯然也很大，但是，我對這一仗必定打勝是毫不懷疑的。無論是在地面上同前沿分隊呆在一起，還是在他們的上方飛行以更全面地觀察情況，都使我深信，他們肯定能夠堅持得祝一旦敵人的這次攻勢受到遏制，我的下一步計劃就是發動一次強大的有限目標進攻，以兩個師的兵力在漢城以東強渡漢江，旨在切斷敵人的補給線，並包圍在西部地區集結的敵部隊。原先，我認為，收復漢城在軍事上沒有什麼價值，因為，我感到，背靠一條無法徒涉的河流我們無法進行有效的戰鬥。但是，麥克阿瑟向我指出了重新使用金埔機場和仁川港的重要價值，認為這樣做可以加強我們的空中支援，並能減輕我們在補給上存在的困難。他也認為，漢城幾乎毫無軍事意義，但他卻告訴我，如果我們能重新奪得漢城，便能在精神上和外交上取勝。我接受了他的意見，並將這些建議考慮到我的計劃之內。但是，我的基本指導思想依然未變，即某一地區本身對於我無足輕重，除非佔領這一地區有助於消滅敵軍，保存自己。
一月底(此時，我們正全力向前推進)至二月二十日這段時間，麥克阿瑟將軍曾三次光臨我的部隊進行視察，每次都對我們的作戰行動和作戰計劃表示十分滿意。在他進行第三次視察期間，我們曾於二月二十日在原州會面。我讓他看了一份標有“僅供參閱，不許抄錄”字樣的備忘錄，這是我那天擬就、打算送給所有軍長和南韓軍隊參謀長參閱的。在備忘錄中，我概略地介紹了制定計劃的事實根據和全部作戰行動的主要目的，特別是當時正在醞釀的、派兩個師再次渡過漢江的主要目的。在敵情方面，據報告位於平壤一帶的中共的四個軍，在實力、武器狀況、士氣，以及作戰企圖等方面的情況依然不明。但是，幾周來，敵增援部隊很可能在源源不斷地由該地區南下，以加強我當面之敵。他們幾乎每天都可能出現在戰線上。除此之外，我們沒有其他情報，我本人也沒有掌握其他指揮官所不知道的情況。至於我們的意圖則仍然是：給敵人以最大限度的殺傷，同時盡量減少我們的傷亡；保持各主要部隊建制的完整性；小心謹慎，避免因敵之詭計或我之貿然行動而陷入敵人包圍，被其各個擊破。我們的追擊要有限度，只能在仍可獲得強大支援的情況下才繼續追擊，或者至少要在部隊能及時與敵脫離接觸、進行局部後撤的情況下才實施追擊。
正是基於這種思想，我制定了即將實施的代號為“屠夫行動”的進攻計劃。我是在二月十八日(星期日)夜晚、總司令視察的前兩天親自動手擬定的這份行動計劃，並且已向美第9、第10軍軍長和第1陸戰師師長作了扼要介紹。
可以說，這次恢復攻勢使我的計劃終於見諸行動。從接任第8集團軍指揮職務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醞釀這個計劃，而且，可以說，計劃的醞釀工作是在包括總司令在內的各級指揮官普遍存在撤退思想的情況下進行的。
所以，你們可以想見，在二月二十日亦即目標日期前夕，當我聽到麥克阿瑟將軍對聚集在他面前的記者發表的聲明時是何等地吃驚，甚至震驚。當時，麥克阿瑟站在聚集在第10軍作戰指揮所的十幾名記者面前，我靠着後面的一張桌子。他很鎮定地宣佈：“我剛剛命令恢復攻勢”。
他在提到“我”宇時並沒有特別加重語氣，不過含意是清楚的，即他剛從東京飛抵這裏，分析了戰場的形勢，並且就這個問題與下屬進行過討論，爾後才命令第8集團軍發起進攻。不用說，設在東京的遠東美軍司令部或曰聯合國軍總部從未發佈過任何有關這次作戰的命令。自然，關於我的作戰意圖，麥克阿瑟曾得到過詳細的通報。但是，無論其本人還是其參謀人員在“屠夫行動”計劃的構想或擬制過程中均未發揮過任何作用。
問題倒不在於這項突如其來的聲明使我的自尊心受到嚴重的傷害，而在於它又使我很不愉快地想起了我以往所了解的、但幾乎已經忘卻的那個麥克阿瑟。事情剛過不久，我就不得不注意起總司令另一次企圖使其在公眾面前的形象永放光輝的做法。這一次，我感到自己有責任進行干預，因為，這種做法肯定會給我們帶來危險的後果。麥克阿瑟有這樣一個老習慣，即每當一次大規模進攻快要發起之時，他總是要視察他的部隊中擔負進攻任務的那些部隊，並且，用一個形象的說法，打響發今槍。一般地說，這是個值得稱道的做法。指揮官親自到各處走一定對部隊是一種鼓舞。
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指揮官對士兵的情緒必然會有一個很深刻的了解。指揮官的這種視察通常很少為敵人所知，一直到事情過去很久才會透露出去。
但是，這裏說的是，每當一次大規模作戰行動即將開始之時，麥克阿瑟就會由東京飛來，在前線拋頭露面，這已成為一種定規。而且，他在空中飛行時的那種講究排場的陣勢本身，就幾乎肯定會把他的每次飛行暴露給敵人。
這種情報是否會很快傳到敵人那裏從而使他們能夠採取對策，這使我十分重視。因為，我們即將開始第二階段的總攻“撕裂者行動”。這次作戰如能成功，我們就能打回“三八線”及其以北地區。我非常清楚，以我這樣的身份向麥克阿瑟提出反對他現在視察的意見可能被當成一種無禮行為、不歡迎上級的行為或者侵犯上級權利的行為。可是，我認為，必須把問題直言不諱地講出來，所以就召集了一次很長的會議來斟酌辭句，爾後，將長長的電文發了出去，表明了我的看法。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總司令表現出他那非凡個性的另一個側面。他收到電報后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沒有誤解電文的精神實質，所以，立即將這次視察的時間推遲到全面發起進攻之後。
這裏，我想插一段有關“屠夫行動”的趣聞。當我選定的“屠夫行動”的代號通知五角大樓之後，喬·柯林斯馬上(但很有禮貌)就提出了反對意見。他指出，“屠夫”一詞肯定會給公眾造成一種不舒服的印象。我不明白承認戰爭就在於殺死敵人這樣一個事實有什麼可反對的。好幾年以後我才聽說，這種反對意見是由於共和黨的指控引起的，他們指控杜魯門政府在朝鮮的目的就是屠殺中國人。據認為，鑒於美軍會付出重大的傷亡，因而以殺敵作為作戰的目標在政治上缺乏“魅力”。我聽到的另一種說法是：殺中國人對於第8集團軍司令來說也許是很有吸引力的目標，但是，從戰略觀點來看，這樣做並不能防止北京在今後發動侵略戰中。麥克阿瑟在參院聽證會上曾經提出，要想防止北京今後發動侵略，唯有“現在就消滅其發動戰爭的力量”。其潛台詞就是“現代戰爭的特點表現在武器裝備上面不是人力上”。
但是，即使是現在，我仍然認為應當告訴國內的人民，戰爭就意昧着殺人。對於任何企圖使人民相信打仗是件流血甚少、只是稍微有些令人不快的做法，我是從內心反對的。
為了打回並渡過漢江，為了再次包圍漢城，第8集團軍付出了很大的犧牲。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堅持如下方針，則損失還會大得多。這些方針是：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敵人的最大傷亡；避兔採取一切不顧後果的無計劃的推進行動，這樣的行動有可能使我們被人數上居優勢的敵人所包圍。推進過程中，有一些推進行動居然傷亡很校有一兩次營規模或稍大一點規模的推進行動，部隊甚至沒有任何傷亡，因為，這一兩次行動有周密的計劃，時機得當，部隊之間能密切配合，尤其是步兵、炮兵和空軍採取了老式的協同方法。
中國軍隊的數量大大超過了聯合國軍，他們能夠大規模地增援己方前線部隊。但是，我們的火力優勢能夠壓倒他們在人數上的優勢。然面，在以前，我們由於缺乏嚴格的訓練，採取的追擊戰術分散了兵力，而且，變得越來越依賴公路，因而一直未能發揮這種火力上的優勢。一九五一年二月，在美國經過集中訓練、早就計劃用於朝鮮戰場的許多野戰炮兵營，開始編入第l軍和第9軍，從而使這兩個軍的部隊得以重新採用標準的老式協同戰術。
我們的火力在集中使用時確實具有令人膽寒的威力，在“屠夫行動”中，第9軍成功地肅清橫城——原州地區之敵便是明證。這兩座城市基本上位於半島東、西海岸之間的正中位置，在漢江以北，地處對溝通南北交通起重要作用的主要公路線與鐵路線。第9軍沿楊平——胡津一線發起了進攻。七天時間內，估計在這一地區打死五千名中國人，我們牢牢地控制了這一地區。
這次重新採取的攻勢有一個特點，就是南韓軍隊的作戰技能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有些南韓分隊在作戰上可以同第8集團軍的任何部隊婉美。南韓軍隊得力的指揮人員仍然非常缺乏，我們後來不得不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但是，那些指揮得當的南韓部隊總能取得顯著的戰果。在“撕裂者行動”(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開始實施)期間，南韓第2團第1營殲滅敵軍一個營，自己則無一傷亡。該營一支巡邏隊發現第l連的前方集結着敵人部隊。
營長李洪順少校遂命令首先發起突然襲擊，爾後實施兩翼包圍。第l連由正面實施攻擊，第2連和第3連分別由左、右兩翼發起攻擊。敵軍發覺上述行動后企圖撤退。於是，李少校命令立即發起攻擊。這次進攻速度之快，就連南韓部隊本身都感到不勝驚訝。他們頑強地向前推進，毫不留情地將敵人掃倒在地，自己無一傷亡。戰鬥結束之後，戰場上躺下了二百三十一具敵軍屍體，此外，第1營還繳獲大批完好的裝備，其中有四門火炮和七門迫擊炮。
儘管後來有不少是小部隊行動，而且，推進時往往是一點一點地向前挪動，但是，部隊還是又打了不少引人注目的勝仗。三月中旬，第8集團軍在漢城以東出敵不意地渡過了寬闊的漢江，並奪取了一座瞰制着漢城地區之敵主要補給線與交通線的、南北走向的山嶺。這次作戰行動的計劃是由我親自擬制並命令付諸實施的，而且，在開始實施這一行動時，我還親臨現場加以監督。最初，我在地面上與美第25師所屬先頭步兵分隊待在一起，後來，則乘坐我的L—19型輕型座機進行監督。象以往一樣，飛機照例由勇敢而不知疲倦的麥克·林奇駕駛。
當我們的步兵艱難地沿北漢江河谷向前推進時，麥克和我在天上忽高忽低地飛行，最後，總算在平坦、乾涸的礫石河灘上發現了一個合適的地點，降下了飛機。於是，我走下飛機，來到這次進攻的先頭部隊士兵中間。這樣做，總是使我從心底感到愉快，而且，我認為，這還會起到鼓舞士氣的作用，因為，當作戰不順利的時候，他們總是願意“老頭子”能前來同他們待在一起。這樣做還可以使我有機會分析作戰的進展情況，直接了解到我能夠幫部隊做些什麼事情。
這次作戰行動很快便取得了徹底勝利，幾乎無一人傷亡。我們達成了預定的目標(前一個夜晚，我曾向聚集在一起的隨軍記者扼要地介紹過這一目標)：在敵人心臟，其實就是在敵司令的頭上，插上一把匕首，迫使其作出兩種選擇，要麼在極為不利的條件下(因為我們控制了制高點)對我發起進攻，要麼放棄南韓首都。三月十四日，南韓第1師的一支巡邏隊奉命由西面越過漢江，查明漢城的防禦情況。這支巡邏隊向北走出好幾英里遠才遭到敵人射擊。
那天夜間，另有一支巡邏隊偵察了漢城的外圍防禦工事，結果發覺，這些工事幾乎完全被放棄。三月十五日上午，第8集團軍開進漢城，重新在這座瘡痍滿目的古城上空升起了大韓民國的國旗。城裏剩下的居民衣着檻褸，飢腸轆轆，疾病纏身而且慌恐不安，他們在那裏歡迎我們。這些人也許有二十萬左右，而漢城的人口原先卻是一百五十萬。商業區因空襲和炮擊而遭到毀壞，所有的電燈都不復存在，電線杆傾倒在地，電線則在搖曳不定，有軌電車早已停止運行。可是，不到兩個星期，一個新的市政府便宣告成立，這座城市又充滿了生機。(艾森豪威爾將軍在其《受命變革》一書中說，漢城是在詹姆斯·范弗里特將軍擔任第8集團軍司令之後收復的。這種說法與事實不符。在我們收復漢城一個多月之後，范弗里特將軍才接替指揮職務，而且，漢城收復后一直掌握在我們手中。)然而，“撕裂者行動”的目的不僅在於收復首都或者佔領新的地區。其主要目的在於俘虜和消滅敵軍有生力量，繳獲和摧毀其武器裝備。從這種意義上講，這次作戰沒有獲得完全成功，因為，敵軍迅速向北撤退時只實施了阻滯戰鬥。天氣和地形給我們造成的困難比敵軍行動造成的困難還要大，特別是在中部地區，那裏的山峰直插雲雷，陡峭的山坡則直落幾乎連大車也無法通過的峽谷。對敵人高踞於荒涼山頭上的堅固工事，我們不得不加以包圍併發起衝鋒攻佔之。
春季消融的冰雪和雨水使公路變得象稻田一樣泥獰不堪，以致補給品只得靠士兵們肩扛手提來運送。前線部隊靠極少的一點必需品勉強在那裏維持，直到向他們空投了補給物資為止。直升機也發揮了作用，用以將傷員空運出去，否則，這些人要用擔架運送兩天的時間才能送到吉普救護車上，爾後，還得由救護車運往醫院。
敵人在我後方地區的活動也影響了我們的推進速度，北韓第10師的殘餘部隊還在位於我戰線後方大約十英里處的、崎嶇的春邦山脈一帶活動。整個三月中旬，不斷有該師的小股部隊從後方進入我軍陣地，奪路逃往北方。
“撕裂者行動”的一個額外收穫是奪取了春川。這是個重要的補給站和交通樞紐，座落在一個良好道路縱橫交錯的盆地中央。我們根據得到的情報曾斷定，敵人在該城貯備了大量補給物資，因為，該城恰好位於對我中部地區發動二月攻勢的敵部隊主力後方。我們預計，奪取該城要經過一番苦戰，實際情況也是這樣。敵人在戰場上的其他地點做法不同，在那些地點，我們往往只遇到位於敵主要防線大前方、兵力又很小的敵屏護部隊的抵抗；而這裏的敵軍則依託深深挖進山坡的、飛機與火炮幾乎無法摧毀的永備工事進行抵抗。美海軍陸戰隊的士兵往往不得不通過白刃格鬥迫使敵人放棄陣地。起初，我們計劃空投187空降團戰鬥隊奪取春川。但是，“撕裂者行動”在其他戰場進展迅速，敵人倉促撤退，所以，我們很快就認識到，採取這次空降行動不會帶來什麼收穫。我巡邏隊於三月十九日開始進入春川。巡邏隊進入該城時，麥克·林奇和我正在這座城市的上空飛行。春川雖遭戰火洗劫，但看上去卻相當完好。街道上沒有彈坑，僅有一些碎磚爛瓦雜亂地堆在路上。麥克和我在上空盤旋，最後，發現一條長而直的街道完全可以用作飛機着陸的跑道。唯一的困難是，在街道的一頭，高高的電線杆上仍然懸挂着一些電話線。來回飛行三次之後，麥克認準，可以順利地由電線下方穿過，讓飛機安全着陸。我們總算降了下來，雖然停止在這座被遺棄的城市當中。我們在上空盤旋時曾發現一支乘坐吉普車的巡邏隊，因此，我立即動身徒步去尋找他們。後來搞清這是第１騎兵師工兵的一支巡邏隊。當我朝他們走過去時，他們正在檢查一座重要的橋樑，以便排除敵人可能安放在那裏的爆破裝葯。他們驚奇地發現，橋樑未遭破壞，周圍也沒有設置鐵絲網。但是，當他們回頭髮覺集團軍司令正在背後默默地看着他們工作時，他們才真的感到不勝驚訝，幾乎是不知所措。麥克和我很有興緻地打量了一會他們那種慌亂不安的表情。我們很失望地發現，敵人什麼也沒有留給我們，而且，最終未遭我軍任何打擊便安全撤退了。
“撕裂者行動”原先的目標是漢城東北面的一個寬大突出部“愛達荷線”，左翼第1軍和最右翼的南韓部隊主要是堅守各自的陣地，第9軍和第10軍則強渡漢江，進入可以對首都漢城形成包圍的位置。由於已經達成了上述目標，而我們卻未能做到大量殲敵，因而我擴大了這次作戰的規模，令第1軍以臨津江為目標，向西運動。臨津江往南流經“三八線”，爾後婉蜒曲折地流向西南，注入黃海。
在這次行動中，我們將第187團戰鬥隊和兩個別動連空投到漢城西北約二十英里處的一座城鎮波山的附近，希望通過阻止敵軍沿漢城——開城公路運動來包圍敵軍的大部隊。第l軍一支裝甲特遣部隊被作為“鐵鎚”派往前方，以便在空降部隊提供的“鐵砧”上將敵人砸垮。然而，敵軍已經撤走，我們幾乎是兵不血刃地進至臨津江。接着，我們的下—步行動便是往東派出空降部隊，奪佔美第3師當面之敵背後的高地，以圖在另一次行動中將敵大部隊夾在“鐵鎚”與“鐵砧”當中。這一回是天氣壞了我們的大事。大雨和融雪使我軍坦克陷入泥潭。我們只得將坦克撤回漢城。
另外，當第187團戰鬥隊抵達制高點時，敵人已經撤往更遠的北方了。
現在，我們抵近了“三八線”，又一次面臨這樣的問題，即是否要再次越過那條莫名其妙的界線(這條線既不能防守，戰略上也不重要)。這一次，華盛頓認為，這是純軍事性的問題。因此，在獲得麥克阿瑟將軍同意后，我決定繼續向前推進。對於給敵人造成的損失，我仍然感到不太滿足，而且，我還想使敵人得不到變更部署、補充兵員的時間。整個跡象表明，敵人正在準備發動一次春節攻勢，忙於在其當前陣地的大後方集結兵力。有鑒於此，最好還是不給敵人以喘息之機，而不能坐等敵人採取行動。
所以，我們採取了代號為“狂暴行動”的新的進攻行動，以進抵一條新的目標線——“堪薩斯線”。該線基本上與“三八線”平行，在“三八線”以北，但是，在左側，它卻沿着婉蜒曲折的臨津江延伸至海邊。
這條新劃定的目標線包括了十英里寬的水障華川水庫。以前，漢城的用水和供電依靠這座水庫。但是，這座水庫對我軍北漢江下游的陣地卻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因此，敵人有可能炸毀水庫大壩，使北漢江江水泛濫。我們朝新的目標線推進時遭到敵激烈程度不同的抵抗。當地形對他們有利時，他們就掘壕固守；當地形便於我快速推進時，他們就很快溜之乎也。右翼的地形條件極差，道路稀少，有許多懸崖絕壁。但是，我方部隊還是得以在各個地段穩步向前推進。四月九日，我左翼部隊全部抵達“堪薩斯線”。
在右翼，美第10軍和南韓第3軍極力克服險惡的地形和補給線不足造成的困難，還在朝着目標線推進。這時，敵人打開了華川水庫基部的好幾個水閘。一開始，敵人的這一招似乎真要給我們造成嚴重的損失。江面一小時之內便上漲了好幾英尺，衝垮了我們一座由工兵架設的浮橋，並迫使我們把另一座浮橋拖回岸邊，以免衝垮。我們立即派出一支特遣部隊去奪取大壩，關閉閘門。但是，由於能見度很差，地形崎嶇，敵人頑抗，以及登陸工具不足，這次嘗試沒有成功。最後，我們一致認為，炸毀水閘可以大大降低水庫的水位，使水庫的威脅減小到最低限度。炸毀大壩工程量很大，看來，敵人獲得炸毀大壩所需時間和炸藥的可能性極校但是，看着第1陸戰師以及第l騎兵師一部搭乘外裝馬達推進的突擊舟穿越寬闊的水庫，我們還是感到鬆了一口氣。突擊舟費了很大的勁才由卡車運抵水庫；從而使陸戰隊的士兵們在遠離水庫的地區戰鬥數周之後重新回到了適合他仍作戰的環境中。但是，一直到四月十六日、范弗里特來接任第8集團軍指揮職務之後，大壩才落入我們手中。
在向“堪薩斯線”推進時，我們發覺，各處的敵人都處於一種防禦態勢。但是，儘管如此，還是有跡象表明，敵人的一次攻勢已迫在眉睫。所以，我十分重視對第8集團軍嚴加控制，十分重視防止部隊採取任何可能使我軍落入圈套的、無計劃的推進行動。我們的部隊信心十足，積極主動。有些地段，部隊的推進速度太快，以致出現了有可能因自己的冒進而自食其果的危險。我一再向野戰指揮官們指出我們的根本目的——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敵人的最大損失。
較早一些時候，在“撕裂者行動”結束前夕召集的指揮官會議上，我曾經向所有的軍長和師長強調指出：遞交集團軍司令的正式報告應具體寫明己方各分隊的位置和運動情況。如果報告的意思含混不清，措辭大而化之，不註明日期和具體時間，不寫明諸如天氣、觀察哨數目等細節情況，那就會把事情弄糟，其嚴重程度有時不亞於敵人行動造成的任何危害。我向與會的指揮宮舉了這樣一個實例。
我曾觀察過幾架己方飛機對緊靠議政府北邊的一座高地發起猛烈攻擊。我在附近空域觀察的整個那段時間，攻擊一直沒有停止，大約持續了十五至二十分鐘左右。可是，我回到指揮所后看到的第l軍的一份報告卻說，整個下午，那座高地一直掌握在第187降空團戰鬥隊的手中。
我還記得第9軍第25師遞交的一份報告，大意是：“第5步兵團戰鬥隊的分隊遭到了反衝擊，爾後撤了下來。”詳細情況則一概闕如。可是在我了解實情之後，卻原來是這樣一回事情，即實際上不是什麼反衝擊，而僅僅是第5步兵團戰鬥隊一支連規模的分隊對一座高地發起了進攻，爾後，師長要對高地上的敵軍實施炮兵和航空兵突擊，便親自下令讓這支分隊在敵火下撤了下來。
我在書中對這種報告是毫不寬宥的，它反映了我們的自滿情緒，反映了我們對部隊督促不夠，參謀人員深入前線部隊調查不夠。我如果想很好地掌握第8集團軍，就得要求送交司令部的報告做到全面、真實並且明確，杜絕報喜不報憂的現象，並且能提供足夠的細節以使我迅速得出正確的結論。
我還極力強調，發起進攻必須果斷，進攻發起后則要立即報告進攻發起的時間。要想充分地做到協同動作，就得十分嚴格地按照正式規定的時間和方向實施進攻。這就象足球教練訓練自己的足球前鋒一樣，強調要同時向對方球門發起攻勢。我堅決要求所屬指揮官嚴格按計劃行事，並始終保持進攻方向。我知道，我們的進攻之所以失敗大多是不重視保持進攻的方向造成的。將兵力用在錯誤的方向上會使整個行動歸於無效。這就象一個摔跤手力量用錯了方向一樣，非但沒有給對方造成多大損失，反倒使自己深受其害。
在我制定各種計劃時，通信聯絡也是我極其重視的一個問題。我不想再收到關於任何部隊長時間“失去聯絡”的報告。我們擁有聯絡飛機，並且配備了受過專門訓練、可以鉤取和空投信件的人員。我再一次催促部隊恢復我們的先輩採用過的一些老辦法，即採用徒步傳令兵或者煙幕信號進行通信聯絡。我命令指揮宮們仔細分析一下各自有關傳遞文電的指示，看看是否妥當。
我們還必須隨時做好準備，提高警惕，以防敵人在我後方地區實施傘降——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威脅，中國軍隊完全能夠做到這一點。對於這種形式的進攻，各級指揮官必須在其受領的地域內做好應付的準備，就如在所屬軍、師防禦地帶內仔細劃分的地段上負責對付各種地面進攻一樣。我命令各個大部隊將責任地域劃分成若干小塊，一直劃分到後方分界線為止，以便使各級指揮官都能明確哪個地區是自己必須防守、抗擊敵人各種進攻的地區。
這些準備工作在即將採取的作戰行動中發揮了難以估量的作用。由於採用了與支援部隊保持密切聯繫、按調整線推進以及在夜間收縮以防止敵人滲透等辦法，我們沒有落入敵人設置的圈套，而且，在敵人進行最後一次大規模突擊時，我們還得以削弱敵軍的進攻力量。我要求各級指揮官注意學會正確處理大膽前進、殲滅敵軍與小心謹慎、保存自己的關係。如事實表明的那樣，在所有的前進運動中，都曾出現過需要迅速擴張意外戰果的機會。要做到既能抓住這些戰機，又能使部隊始終可以對付因敵軍行動或天氣變化而突然出現的嚴重威脅，這就需要指揮官善於隨機應變並具有高度的預見性。
我們最初在朝鮮取得勝利時，對於擴張意外的戰果不夠重視。因此，為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調遣部隊、切斷並消滅逃跑的北韓軍隊，我們失去了很寶貴的時機。從現在起，我要求，實施大的推進行動必須擬制十分周密的計劃，使各級指揮官不僅知道如何處理災難性的意外情況，而且還要知道怎樣最大限度地利用意外的勝利。
在“狂暴行動”中，當我們向“堪薩斯線”推進時，果然打了不少意料之外的勝仗。勝仗如此之多，以致使我不得不對消除部隊中的自滿情緒引起重視。第8集團軍重整旗鼓、回擊敵人的那股勁頭一時又使國內充滿了信心。一些持樂觀情緒的人竟然認為，徹底的勝利已經為期不遠了。
我希望消除部隊中的這種自滿情緒，以免“聖誕節回國攻勢”(或曰“七月四日回國攻勢”)的那種勁頭再度使前線部隊對敵人還可能實施的打擊毫無準備。我們的責任是防止部隊的自滿情緒發展成莽撞、蠻幹。為此，我於四月一日會見了美軍三個軍中的兩位軍長，以爭取他們同意我如下的堅定看法：第8集團軍迄今尚未遇到過的、最艱苦的戰鬥和最嚴重的關頭還在後面。根據敵軍的現有能力和公開的企圖，我認為，幾天之後，將需要我們的每一名士兵拿出最大的勇氣投入一場戰鬥。野戰指揮官首先要具有這種精神面貌，並通過各級指揮系統來影響下面的部隊。對共軍發起的小規模進攻都有可能釀成規模巨大的作戰行動。
因此，我軍必須隨時做好準備，以對付從未遇到過的、更大的威脅。我們當前的任務是，對敵人保持壓力，以便在我抵達一個可據以發起最強大的攻勢的地區之前，使敵人得不到重整部隊的機會。
由於輕而易舉地抵達了臨津江，我起先甚至想進而推進至臨津江與禮成江(禮成江從臨津江西面、開城的附近注入黃海)之間的廣闊沿海平原。然而，新近得到的情報說明，這一地區，敵軍兵力較我預想的要小得多。這裏僅有北韓軍的一個師；而在開城以北卻發現了中國軍隊兩支以前未投入戰鬥的生力部隊第63軍和64軍。如果我軍越過臨津江，則這些新銳部隊會對我之右翼構成極大的威脅。所以，我通知聯合國軍總司令，我打算改變原計劃，準備以第1軍以及第9軍的左翼部隊朝鐵原方向運動。(鐵原是位於“鐵三角”西南角的一座城鎮。“鐵三角”是敵軍兵力集結的中心，它的北部以“三角形”的頂點平康為界，東南以金化為界，西南則以鐵原為界。)這意味着在“堪薩斯線”的北面要劃定一條新的目標線即“猶他線”。其實，“猶他線”不過是“堪薩斯線”向北延伸出來的一個突出部，它可以使我們處於進攻“鐵三角”的有利地位。隨着我軍的推進，敵軍的抵抗也越來越頑強。敵軍沿其整個正面點燃了樹叢和森林，企圖遮蔽自己的行動，並阻礙我軍對已方地面部隊實施近距離空中支援。但是，在奪取了華川水庫大壩以及南韓第1軍拿下東海岸的城鎮大浦里之後，敵人的抵抗行動就逐步停止了。所以，我們事實上未遭任何抵抗便進至“猶他線”。
儘管我們的許多前線部隊未能與敵人建立接觸，但是卻不斷有跡象表明，中國人正準備發起進攻。炮兵與空軍觀察員報告，在第9軍控制的那段防線北面，發現敵軍的一支約四、五千人的隊伍正在向東南方向移動。中國人在北面不再構築防禦陣地，而且，他們正在填掉預先在我前進路線上構築的防坦克陷阱。
我並不相信中國人真能實現他們吹噓的目標，即把我們趕入大海或者在戰場上擊敗我們。我們現在已經擁有一支經受考驗、堅強不屈而且信心十足的軍隊，他們已經掌握了進行這種戰鬥的經驗，適應了各種惡劣的天氣變化，而且，擁有的火力在強度上也大大超過了以往打擊敵人的一切火力。我深信，唯有發生蘇聯大規模干預的事態才可能迫使我們撤離朝鮮半島。在一九五一中春節，這種干預並不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果然，總部在三月底向我提供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似乎證實了我收到的一些從最近在戰鬥中抓獲的俘虜口中得到的情報。總部這份報告的根據據說來自某歐洲國家的前駐土耳其大使。這位大使是個很誠篤的人，一再表明他有可靠的情報，大致內容是：一個以可怕的維·米·莫洛托夫為首的蘇聯遠東委員會打算於四月底在朝鮮發動一次大規模攻勢。根據我總部的這份報告，蘇聯將打着志願軍的旗號，動用大量的飛機和蒙古血統的蘇軍正規部隊入朝作戰；蘇聯遠東軍區則受命，要不惜冒打一場全面戰爭的危險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保證贏得勝利。
這類情報我是無法證實的。於是我向總部提出建議，由戰區和國家的情報部門加緊查明實情。我還極力要求，毫不含糊地向蘇聯提出嚴重警告：對朝鮮的一切干預行動，不管打着何種旗號，都將被看作是戰爭行為。我的建議究竟產生什麼結果，一直無從知曉。不過，在敵人終於發起第五階段的攻勢之後，我們根本沒有發現蘇軍以任何形式加入戰爭的證據。
但是，儘管有蘇軍可能參戰的情報，我還是不希望第8集團軍瞻前顧後、畏縮不前。因此，我在前面提及的指揮官會議上明確表示，只有那些實際負責制定進攻已知之敵的推進計劃的指揮官才有權考慮或研究後退行動。我告訴與會的軍長和師長，僅僅在下述情況下我才親自下令立即撤退：一、蘇聯人以其現有的軍事實力進行干預；二、與此同時，中共軍隊和北韓人民軍全力以赴地投入戰鬥；三、敵人採取所有這些行動所選擇的時機便於其充分利用天候條件；我相信，在此情況下，美國政府會完全贊同撤離朝鮮。
事實上，即使我不這樣做，政府也會命令我這樣做的。通過與海軍和空軍協商，陸軍參謀機構已擬就一份應付這些緊急情況的計劃草案。一旦經我同意，該計劃便會以統一的代號迅速下達部隊，付諸實施。計劃一經初步批准，就要交給各軍軍長進一步加以充實和完善。屆時，各軍軍長經慎重考慮可以吸收各師師長和一些專門指定的師一級軍官一道參加研究，以便使這些人對撤退行動也能有所準備。
但是，除專門指定的軍官外，不再允許擴大討論此項計劃甚至知道此項計劃的人員的範圍。
如果我們竟然已打算撤退的消息當真走漏出去，則南韓軍隊有可能背叛我們。但是，誰也不能因為他們打算在我們一手給他們造成的環境中苟且偷生而責怪他們。我還認為(麥克阿瑟也同意我的這一看法)，萬一我們因蘇聯直接出兵干預而做出了撤離朝鮮的決定，則應等到第8集團軍撤至小白山脈以南之後再下達撤離朝鮮的命令。否則，南韓軍隊的背叛有可能使我兩翼暴露，從而使我軍為敵軍所包圍並遭受嚴重損失。
當然，在此期間，我們並沒有消極地等待敵人發起攻勢。我們繼續朝東北方向推進，首先抵達“猶他線”，爾後抵達“猶他線”向東延伸的部分“懷俄明線”。下一步，我們要奪取瞰制鐵原的高地。但是，還沒有來得及採取這一行動，敵人便蘇醒過來，阻止了我軍的快速推進。敵第五階段攻勢即將開始。然而，政治事態的發展突然壓倒了戰場上的一切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