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停戰談判與僵持 山嶺上的苦 敵人的特點

戰爭的第二個夏天，在開城一座與十九世紀新英格蘭高級中學的建築非常相似的洛可可式“茶館”中，談判代表們正在無休止地進行着單調乏味的談判。與此同時，我們的步兵則在許多無路可行的山頭上作戰，而且，為了奪取或收復敵人固守的陣地，他們正艱難地在花崗岩的山嶺上攀登。這些在廣大地區內進行的戰鬥，大都集中在“大缽”地區亦即鐵三角地區。為奪占並扼守瞰制着“大缽”谷地的那些高地面進行的戰鬥，也許打得最為殘酷。

在這個寬闊、肥沃的谷地西部，山巒重疊，草深林密。

最高峰是我們稱作1179高地的一個山峰，朝鮮人稱之為斷山。山頂揮圓，猶如小孩畫的圖畫，坡面陡峭，山脊幾乎象刀刃一般鋒利。當時，這個海拔三千九百英尺的1179高地由北韓人的大約一個團扼守着。范弗里特將軍認識到，為防止敵人對“堪薩斯線”進行觀察，同時迫使中國炮兵退至不能威脅我方陣地的地方，他必須把敵人從這一高地趕走。當南韓陸戰隊把敵人趕出這個竟相爭奪的地點的行動歸於失敗之後，范弗里特遂命令第2師所屬部隊在近距離空中支援和炮兵支援下拿下這一高地。這是一場浴血的苦戰。士兵們不得不順着長滿樹林的山坡迂迴而上。最後，為了接近敵人，他們只得用雙手攀援陡峭的石壁。汗流挾背的朝鮮勞工是運送彈藥、裝備和食品的唯一運輸手段。

他們用古老的A字形背框運送重量足以壓垮一匹小馬的物品。步兵們自己攜帶了全副裝備器材，以便在山坡上架設無後座力炮，敷設通信線路和建立救護所。經過四天寸士必爭的激戰，敵人終於動搖，1179高地落入我們手中。

“大缽”西部還有一個稱作“血嶺”的山嶺。從敵人手中奪取並扼守這個山嶺付出了很高的代價，這便是“血嶺”一名的由來。第一次拿下“血嶺”是在八月份，以後由南韓第5師所屬的一支部隊扼守着。一天夜間，中國人發動了一次大規模反擊，把南韓人趕出了“血嶺”。接着，美軍第2師第9步兵團向該地發起了猛攻，與依託工事並得到炮兵有力支援的敵人展開了艱苦的戰鬥。美軍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動，又一點一點地被壓了回來。敵人在這個陣地上整整堅持了五天，直到美軍第1陸戰師和第2師沿着“大缽”的邊緣同時向北發起進攻時，敵人才被迫放棄了“血嶺”。

這年夏季，敵人的防禦力量明顯增強。儘管我們總是不斷地炸毀敵人的鐵路和橋樑，破壞其鐵路編組車場和公路交通，但是，他們的補給物資仍然源源不斷地從滿洲運來。中國炮兵的活動大大增加，這也迫使我們的全部地面作戰行動放慢了速度。敵人的高炮火力愈來愈猛，我們的轟炸機開始遭到某些損失。無論把空中力量的作用說得多麼大，它都根本無法阻止敵人運進必要的武器裝備(毫無疑問，如果沒有空中力量的支援，我們的許多進攻行動本來肯定是無法實施的)。空中力量可以降低敵人的運輸速度，迫使敵人只能在夜間行動，但並不能孤立戰場。“血嶺”戰鬥和毗鄰的“傷心嶺”上的戰鬥也許是迄今為止最為殘酷、最為緊張的戰鬥。這些戰鬥需要我們消耗極大的體力，需要我們具有無限的耐力和勇氣。步兵象印第安人那樣作戰，他們在山坡上匍匐前進，吃力地拖帶着自己的步槍、彈藥以及追擊炮彈。有時，他們還被迫抵近敵人進行爆破，迫使敵人鑽出地下工事。

敵人以東方人所特有的頑強精神奮力加固他們在山上的工事。有時，他們甚至依靠人力來挖掘從山的反斜面一直通到正斜面的坑道，以便在遭到空襲和炮擊時能撤離正斜面陣地，躲進空襲火力或重型榴彈炮火力難以打擊的反斜面工事內。敵人構築的坑道有時長達三千英尺。這樣，他們既能迅速躲避轟炸，又能很快向前運動抗擊地面進攻。

通常，前斜面的坑道出口都經過精心巧妙的偽裝，必須很仔細地觀察才能發現這些出口。不過，這些出口一旦被發現就會為我榴彈炮的直瞄火力所摧毀。我們的炮兵在使用8英寸榴彈炮(是由推土機推進發射陣地的)摧毀這些堅固目標時，達到了較高的命中精度。直瞄射擊可以說是這些寶貴武器的一種既新穎又有效的使用方法。

截至七月一日，敵人集結的總兵力估計已達到四十六萬人，其進攻能力也得到了相應的提高。這時，我要求范弗里特擬制一份向朝鮮半島蜂腰部即平壤——元山一線進攻的作戰計劃。在我們首次越過三八線后的那幾周，我們曾考慮過此案。這就是所謂“勢不可擋行動”。然而，我遲遲沒有批准這一計劃，因為我認為，最好還是等着看一看停戰談判的結果再說。七、八兩個月，地面部隊的戰鬥傷亡大大下降。這是因為，地面部隊各級指揮官不願奮力去奪取新的陣地，倘若早日達成停戰協定，這些陣地可能又得放棄。

與此同時，范弗里特決定採取更為積極的防禦行動，尤其在“大缽”周圍地區，那裏還有很多高地仍然掌握在敵人手中。在朝鮮作戰如同在以往的許多次地面作戰中一樣，為了可靠地保障當前的陣地，總是還得拿下一個陣地。在“大缽”周圍，連綿的山嶺象是為了俯視一下古老火山口內部的情況而在那裏爭先恐後地向前擁擠。“大缽”正西方的那些山丘亦即後來的所謂“血嶺”，組織了嚴密的防禦，由北韓的好幾個師頑強地扼守着。美第10軍第2師歷屬步兵分隊在這裏遭到了整個戰役中最為激烈的抵抗。他們常常是剛剛奪取一個山頭就又被趕了下來，接着幾小時之後，又被迫重新再打回去。第2師在連續二十四小時之內曾先後向一個山頭髮起過整整十一次衝擊，但是仍不能肅清那裏的敵人。不過，到九月底，“血嶺”和整個“大缽”地區都已牢牢地掌握在我們手中。

在爭奪山嶺期間，我曾收到范弗里特的一份作戰計劃，提出在一統一的地段發動一次更為大膽的進攻，以進一步縮短我們的戰線。這就是“魔爪行動”。我立即批准了這個方案。但是，新近的傷亡(小規模作戰引起的)情況顯然使范弗里特認識到這一行動得不償失。於是，他改變計劃，將第8集團軍的進攻重點轉向屬於美第1軍的西部地帶。

如果一切順利而停戰談判又毫無進展，則他將要求在大約介於其右翼與元山之間正中央的那一片東海岸地區實施一次兩棲登陸作戰。我雖然沒有批准兩棲登陸計劃(范弗里特手下的諸位軍長都不贊同這一計劃)，但還是准許他發動奪占重要地形、地物的有限目標進攻。結果，范弗里特制定了一份計劃，旨在奪取並扼守“大缽”以西約四英里的那一帶山嶺亦即後來的所謂“傷心嶺”。

美軍第2師奉命趕走固守在這裏的北韓軍隊。北韓軍隊在這裏構築了堅固的永備工事，各種掩蔽部和兵器掩體都進行了周密的偽裝。要在夏末的濃密樹葉中發現這些堅固的工事真是難之又難。而且，北韓軍隊作戰還極其頑強。對“傷心嶺”的進攻一開始採取的是小部隊零敲陳打的戰術。所以，儘管第2師所屬部隊作戰非常英勇，他們的進攻不久還是受到了阻礙，在遭受重大傷亡之後，他們仍然無法接近目標。

第2師蒙受的損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是我特別關心的問題。我曾找機會與當時指揮該師的拉夫納將軍研究過這個問題，也與范弗里特談過。九月中旬，我又對接任第2師師長的羅伯特·楊格少將說，希望他親自過問此事。

此後不久，詹姆斯·亞當斯上校直截了當地向楊格將軍報告說，繼續按目前的規模進行戰鬥就意味着自殺。對於一位野戰指揮官來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並向自己的上級表明這種看法，這在精神上是需要有高度的勇氣的。我一向認為，在一個指揮官的身上，這種精神上的勇氣甚至比單純的作戰勇敢更為重要。

因此，楊格將軍重新分析了面臨的情況，並且看到，採用零敲碎打的小部隊進攻戰術是行不通的。於是，他改為以整個師實施協調一致的進攻。這次進攻實施了充分的炮火準備，並獲得了強大的近距離空中支援。結果，第2師終於在十月十五日奪佔了“傷心嶺”，此後，該師再也沒有丟失過這塊陣地。

在整個這次進攻作戰中，採取近距離空中支援以及空投食品、彈藥和醫療用品的做法均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我知道，步兵時常對空軍弟兄那種勇猛無畏的支援行動坦率而熱情地表示感謝，空軍弟兄似乎只要有起碼的氣象條件就會積極配合步兵作戰。

在朝鮮，夏日的天氣就象戰場上的敵人一樣變幻莫測。突如其來的暴雨常常會沖毀沿峭壁盤旋的狹窄道路的整個路肩，從而使汽車輛重隊處於進退不得的境地。驟發的山洪往往會沖走浮橋，迫使士兵光着身子氣喘吁吁地抓着救生索在奔騰咆哮的洪水中奮力搶救某些寶貴的裝備器材。

正當實施這些作戰行動時，范弗里特向總部呈送過一些作戰方案，主張以美第1軍和第9軍發動大規模攻勢，緊接着在東海岸實施一次兩棲突擊。如果這樣的行動得到批准並且能夠成功，那第8集團軍的先遣分隊本來是有可能前出至平壤——庫底一線的。庫底是座落在東海岸的一個小鎮，位於元山以南大約二十五英里的地方。范弗里特要我對定名為“棍棒行動”和“牧馬者行動”的兩個方案迅速定下決心。可是，幾天之後，他決定放棄這兩個方案，轉面贊同另一個在美第9軍作戰地域內實施的、胃口和風險小得多的進攻方案。這次進攻定名為“突擊隊行動”，是於十月十三日批准併發起的。進攻所遇到的頑強抵抗和頻繁的反衝擊同第2師在東部地區曾面臨過的情況一模一樣。

不過，我們還是於十月十九日進抵並奪取了此次進攻的目標，建立了“詹姆斯敦線”，亦即“堪薩斯線”的一塊新添的突出部，並且解除了敵人對鐵原——漢城鐵路線的威脅。

由美軍第2師和第9軍實施的這些進攻行動增加了美軍的傷亡，結果，在國內，尤其在國會中引起了強烈的不滿。在國會，人們認為，總的態勢並無明顯改善，不值得付出如此重大的傷亡。陸軍部長弗蘭克·佩斯不得不寫信將“國內戰線”的這種情緒和看法告訴我。可是，事實上，這些行動大大改善了我們的防禦態勢，同時也使當時中止了停戰談判的共產黨人深深感到，還是回到談判桌上為好。

此後，戰役重又變得比較平靜。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份的陣亡人數較十月份下降一半左右，十二月份較十一月份又下降三分之二左右。

停戰談判恢復之後，我指示範弗里特採取積極的防禦行動，允許他沿着戰線的總走向奪取有利地形，但同時規定，進攻作戰行動僅限於奪取對方的警戒陣地，而且投入的兵力至多不得超過一個師。由於謠傳(總是靠不住)說共產黨現在希望早日停火，因而作戰行動就變成了一系列小規模戰鬥和巡邏行動。雙方現在都佔領了成縱深配置的堅固防禦陣地。哪一方都不願發動全面進攻。所以，看起來，這是一個良好時機，可以着手解決一個長期令人煩惱的問題，那就是在南韓，尤其在晉州西北的山區，有大量游擊隊在活動。共產黨退卻之後，游擊隊一直把晉州西北的山區作為自己的藏身之地。范弗里特把代號為“滅鼠者行動”的任務交給了指揮兩個南韓師的朴順玉中將，旨在消除這一危險的隱患。截至一九五二年一月底，近兩萬名流寇(土匪和有組織的游擊隊)被擊斃或俘虜，令人惱火的問題總算徹底獲得解決。

范弗里特在此期間提交的若干份有限目標進攻計劃，我都命令暫時擱置起來。停戰談判取得進展的種種跡象，促使我沒有批准這些會使傷亡急劇增大而又不能贏得相應戰果的作戰計劃(我曾向范弗里特的部屬們徵求過意見，他們對其中的大部分計劃都不贊同)。

不過，在此期間，我們一直在進行一次稱作“絞殺戰”的大規模空中作戰。這次作戰的目的顯然是阻止敵人沿通向北方的鐵路和公路進行補給。但是，事情變得很明白，我們的空軍根本不能持續不斷地進行那種為了炸毀敵人鐵路並使之始終無法重新使用而必須實施的轟炸。儘管空軍、海軍以及海軍陸戰隊航空兵幹得極為出色，敵人還是在繼續增強着自己的力量。韋蘭將軍和我終於很清楚地意識到，如果我們不能使戰局發生重大變化，從而迫使敵人急劇增加其補給與彈藥的消耗，則春季到來時，敵人就會處於發動一次大規模攻勢的有利地位。

我方空軍的作戰行動，加上沿海地區海軍戰列艦和驅逐艦的艦炮火力，倒是至少使敵人未能取得火力上的優勢。所以，這些行動即使談不上削弱敵人的能力，起碼也是抑制了敵人的能力。敵炮兵的實力一直在危險地增長着。

從以下情況可以看出對這種增長趨勢加以抑制的重要性：一九五二年四月至六月，落在我方的火炮和追擊炮炮彈數量由二千三百發增加到大約六千八百餘發。

但是，在我任職的最後這個冬季，當停戰談判還在拖拖拉拉地進行時，整個朝鮮半島基本上處於一種相持狀態。

所以，我這才有時間處理一些形勢危急時沒有顧得上處理的事情。

不過，還有一件十分緊急的工作我前面尚未提到。當我還在指揮第8集團軍時，我曾收到過當時的美軍第25師師長威廉·基恩少將慎重提出的一項富有真知灼見的建議：混合編組白人和黑人部隊。和平時期在本寧堡工作期間，以及在朝鮮期間，基恩都曾有充分的機會觀察了解黑人部隊的情況。在朝鮮，全部由黑人編成的第24步兵團是他所指揮的一部分部隊。這一建議與本人見解完全一致。

於是，我在一九五一年的三月中旬擬制了計劃，以便取得麥克阿瑟將軍的同意，立即着手混合編組的工作。當然，麥克阿瑟將軍也得試探一下華盛頓的意思。由我指揮的美軍第9步兵團和第15步兵團都編有一個黑人營。此外，我們還有許多其他的戰鬥部隊和保障部隊除軍官之外全都由黑人編成。由於當時我們正忙於進行一次大規模進攻作戰，因而，在我到總部任職之前一直沒有採取任何改編行動。那時，我曾有機會與當時主管作訓的陸軍助理參謀長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討論過此事。他是以陸軍部長和陸軍參謀長的雙重代表身份來東京作正式訪問的。我對他說，如果我能得到上級批准，就準備將黑人部隊徹底混編，首先從全部由黑人組成的最大的戰鬥部隊第24步兵團以及分別隸屬於第9和第15步兵團的兩個步兵營開始。此後，我們可以把規模較小的全部由黑人組成的炮兵和裝甲兵戰鬥部隊拆散混編。最後，我們再如法炮製部署在朝鮮和日本的無數編製很小的補給勤務分隊。與基恩將軍一樣，我深信，唯有如此，我們才能保證我們的部隊具有一支能征善戰的軍隊所需具有的那種精神面貌：每個士兵都能不依賴他人而自立並為此感到自豪；每個士兵都相信，較之周圍的夥伴自己並不遜色，較之敵人則更勝一籌。

泰勒將軍對此舉深表同意，並談了自己的看法，認為：現在是實行這種辦法的絕好時刻，從此以後，它必將對整個正規陸軍產生深遠的影響。六月上旬，在國防部長馬歇爾訪問朝鮮和東京期間，我與他討論了自己的計劃。他將這份計劃帶回了華盛頓。計劃終於獲得批准。於是，我立即在自己的戰區將其付諸實施。此後，美國陸軍全部實行了這項早該實行的改革，並在提高士氣上和國民的反應上達到了全部預期的效果。

由於戰線趨於相對穩定，我和范弗里特還得以將精力轉向一些其他的問題。這些問題一直困擾了我們好幾個月，但由於在軍事上多次出現危急的局面，我們被迫將這些問題擱置起來。頭號的問題也許是南韓軍隊缺乏領導的情況十分嚴重；由於語言的障礙和條約的規定，我們無法對這種領導徹底加以充實。現在，由於壓力已經減輕，我們便可以着手實施一項全面的訓練計劃了。通過這個計劃，可以造就出朝鮮人自己的指揮官；這些指揮官又能把朝鮮士兵力訓練得同任何其他國家的士兵一樣優秀。政治上的任人唯親和為了鞏固個人在政治上的地位而進行的錯綜複雜的爭鬥，使朝鮮軍人的許多突出的優點蕩然無存，以至於為了提高這些軍人的素質，我們在人力和物力上付出了無法估量的代價。朝鮮軍隊一直是根據各種政界人物一時的念頭面隨意調來調去，一直是被用作剿滅“土匪”，或者維護某些土皇帝利益的。年輕的軍官們發覺，對那些沒有文化的上級進行批評，表示反對，甚至提點不同的看法都不可能。在敵人的壓力下，那些受到的“訓練”百分之百是政治訓練的指揮宮往往最先垮掉。他們自己的恐慌情緒又總是立即傳染給下面的部隊。部隊中許多士兵自己也未受過必要的訓練，無法在危急情況下本能地、積極地作出反應。

特別缺乏的是使用火炮的訓練。火炮的廣泛使用是韓戰中的一個重要特點。在這場戰爭中，我們不得不以火力來彌補人力的不足。長期以來，遠東司令部一直不贊同增加南韓軍隊的炮兵部隊。他們認為：朝鮮地形複雜，通過崎嶇的道路和陡峭的山嶺進行彈藥補充極其困難，加之南韓軍隊缺少受過訓練的炮兵，火炮數量也不足，這些情況充分證明應該反對擴充南韓炮兵。可是，隨着戰鬥進程的放慢和武器裝備補充的增加，我們便有了時間也有了裝備來加強南韓軍隊炮兵的實力。而且，我深深感到，南韓部隊必須擁有遠程火炮，以便在我兵力薄弱的防線上使師與師之間做到相互支援。

一九五一年九月，我命令在年底以前正式組建四個南韓155毫米榴彈炮營。各炮營一旦組建完畢，將分別隸屬美軍的一個軍，進行八周的緊張訓練。此後不久，我又批准組建三個105毫米榴彈炮指揮連以及六個105毫米榴彈炮營。組建工作也要在一九五一年年底以前完成。我的目的在於：最終能組建足夠數量的105毫米和155毫米榴彈炮連，以便使十個南韓師每個師都能配齊四個炮兵營(三個105毫米榴彈炮營和一個155毫米榴彈炮營)。一九五二年初，我收到華盛頓同意我繼續實施該計劃的答覆。

此時，在美國炮兵學校學習的南韓軍官即將回國，這更堅定了我擴充南韓炮兵的決心。

重新對南韓軍官進行認真訓練所收到的效果在戰場上愈來愈明顯。現在，我們在東部地段和中東部地段的許多進攻行動幾乎完全是由南韓部隊實施的。當我在西部的部隊派出戰鬥巡邏隊牽制敵預備隊、海軍以重炮提供火力支援時，在“大缽”的兩側，美第10軍和南韓第l軍進至更為有利的防禦地區。這些作戰行動幾乎都是由南韓部隊獨立實施的。這一年稍晚一些時候，在西部地段，在第9軍把戰線向前推進三至四英里的過程中，南韓第1師打得十分英勇。

南韓勞工服務隊也做出了非常寶貴的貢獻。我曾授權范弗里特將這支勞工隊伍增至六萬人。這些勞工勇於身背滿載補給品的A字形背框攀登陡峭的山坡，勇於承擔構築地堡、裝填沙袋和加固塹壕與坑道的工作。總之，他們勇於從事運送食品、補給以及在槍林彈雨中為作戰部隊修築防禦工事這類艱苦的工作。所以，我們能重新奪取並固守“堪薩斯線”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這些勞工的艱苦工作。

人們提起進行談判的那段漫長的日子，一股總把它作為一個相持的階段，但我們決不能因此就認為那一階段的仗，打得不那麼激烈。每天都有新的傷亡。感謝上帝，與發動幾次大規模攻勢時相比，現在的傷亡還是小得多了。

但是，這些傷亡在當時仍然可以提醒我們，不管我們在談判桌上贏得什麼東西，我們都是付出了昂貴的代價。現在，我們展開在一條橫貫朝鮮半島的較短的戰線上。但是，我們的兵力仍然太少，只能分散地部署在這條戰線上。這時，我們的兵力不足六十萬，其中美國人佔二十三萬。敵人的兵力自然大大超過了我們。要不是我們擁有強大的火力，經常得到近距離空中支援，並且牢牢地控制着海域，則中國人可能已經把我們壓垮了。是大炮給我們以優勢，我們能夠集中無數炮彈打擊整個戰線上的任何一點。在利用地形上和擺脫狹窄曲折的道路、伸入荒山峻岭的行動上，我們新近也摸索出一套巧妙的辦法。這當然也是我們取得對敵優勢的一個原因。但是，范弗里特此刻的目的卻在於，一旦控制了制高點，他便將敵人驅趕到開闊地帶去，以便用大炮將其殲滅。

當然，中國人是喜歡在夜間發起進攻的，因為，到了夜間，我空軍只能停留在地面上，觀察員亦無法進行觀察。

我們實際上沒有做到“成縱深”部署我們的防禦，因為，防禦陣地分散而且配備的兵力也很單保不過，我們倒是有屏護部隊警戒着距主要抵抗線約有步槍射程那麼遠的一道防線。正是這些士兵擔負著這樣的任務：將大批敵人吸引至我們能以強大的炮兵將其消滅的地點上來。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守衛在孤零零的碉堡(碉堡四周堆放着沙袋，設置着鐵絲網，可以在各個方向上對付敵人的攻擊)中的士兵往往吃驚地發現，敵人在夜暗中已悄然無聲地出現在我方陣地上，還常常發現，四、五個穿着膠底鞋的中國人已不聲不響地潛入他們與前哨警戒線之間的地帶。這時，信號彈就會從敵人戰線那邊升起，瘋狂的軍號聲就會把我方哨兵嚇進碉堡，幾乎來不及發出口令，戰鬥就打響了。

我還記得，為了獲得更多的戰場照明器材以便在夜間也能瞄準敵人射擊，我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照明彈使用得越來越多，因此，我們試用了各種可用以照明的器材，其中包括大功率探照燈。這種大功率探照燈可以藉助低垂的雲層將光線反射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在歐洲戰場就曾採用過這種辦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總之，這些措施減輕了防守在孤零零的前哨警戒線上的士兵們的負擔。因為，他們常常要一連熬上好幾個小時凝視着夜暗中影影綽綽、不可名狀的東西，而且，他們有時在花崗石山嶺上所得到的防護較之幾個松垮無用的碎石堆好不了多少。中國人的夜間進攻特別神秘莫測，不可思議。首先聽到的是中國軍號獨特的哭喪調，要麼就是由五十來個中國人用英語發出的粗野叫喊聲，再就是用以嚇唬西方人的以死相威脅的喊話聲或其他吵吵嚷嚷的聲音。但是，我們久經沙場的部隊此時已習慣於這種“音樂的伴奏”了。有時，他們還出去繳獲中國軍號，爾後，用繳獲的軍號把敵人的指揮信號攪亂。

與此同時，談判還在繼續進行，不過，曾中斷過很長一段時間，因為，敵人堅持要我們對一些捏造的“事件”負責，而我們則反駁說這些所謂的“事件”從未發生過。談判令人厭倦地一個月接着一個月地往後拖延着，在戰爭的第一年中底眼看就要實現的停火象磷火一樣變得越來越渺茫了。我知道，國內許多公民已開始認為：我們的鮮血和生命正白白地犧牲在戰場上，而我們死硬的談判人員卻非要想在談判桌上撈到什麼便宜。但是，談判桌上的鬥爭正是戰場上作戰的繼續。無論最終達成何種協議，這種協議都必然會是軍事上實際情況的反映。再者，盡我們之所能抗擊敵人的一切進攻行動，以阻止其進一步將戰線向南報移，這本來就是士兵們的艱苦任務。

談判確實是件耗費精力的事情。在談判桌上，人們不斷重複已經說過的觀點，象演說家似地玩弄華麗的詞藻，令人討厭地謾罵與攻擊，有時簡直讓人寧願回到戰場上去作戰。但是，我還是決心除證明我們的堅定立場之外，還證明我們的談判誠意。我打定主意，在談判中決不失掉耐心或自製，同時，也決不屈服於敵人停止談判的恐嚇或威脅。關於談判本身的情況人們已多次作過說明，並且談得也很詳細。不過，還有一些與談判有關的問題有必要再提一下。

聯合國軍在談判中犯了不少嚴重錯誤，這是不容否認的。我認為，所有這些錯誤都產生於兩種主要的錯誤看法；而這兩種錯誤看法的根源又都一方面在於我們天真無知，一方面在於我們未能充分懂得我方代表團團長海軍上—將喬伊直至停火一、兩年之後才指出的如下事實：“共產黨人既不貿然出席會議，也不倉促地進行談判。他們往往首先進行一番精心的佈置。他們關心如何保全‘面子’，並且重視通過有利的談判地位取得實惠，這就使共產黨人總是預先對進行談判的客觀條件進行周密的考慮。”

他們抓住我們的各種失誤所進行的宣傳，對他們是大有好處的，尤其在亞洲人之中進行這種宣傳，他們所獲得的好處就更大。我想，時至今日，我們的文武官員們總該有了前車之鑒，總該在思想上有所準備了。當然，我指的是這樣的官員，即那些今後有可能不得不在談判桌上聽任敵人散佈簡直使人不堪忍受的長篇謊言與誹謗的官員。

談判之初，我曾在給海軍上將喬伊的信中指出：“對共產黨人來說，你的客氣就等於是讓步，而讓步則又是虛弱的明證。我建議你掌握好發言的分寸，使用奸詐助共產黨人不會產生誤解的語言和方式，建議你不要輕易表示諒解和尊重。”

對於從未領教過共產黨談判手法的西方人，可以說，要想事先想像出事實真象被歪曲到何種程度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同共產黨談判要有極大的耐心，而這一點就連約伯（聖經里的希伯來族長，吃苦耐勞的典型人物。——譯者）也會感到無法忍受的。

談判伊始，我們就作了一次讓步。不久，我們又為此感到懊侮。在我第一次提出開始會談時，我們曾建議將會談地點設在一艘預定在元山港停泊、懸挂着丹麥國旗的“日德蘭迪亞”號醫院船上。當時看來，這種“中立區”雖則處在雙方大炮射程之內，還是能夠為雙方欣然接受的。可是，共產黨根本沒有理睬這項建議。他們針鋒相對地提出把開城(從理論上講，開城是一座位於三八線以南“無人區”日城市)作為會談地點。華盛頓指示我立即接受這項建議，以便為早目結束戰爭並證明我們的誠意而做出進一步的努力。

可是，談判開始后，根本就沒有中立的氣氛。開城掌握在共產黨的手中。他們的武裝警衛人員佈滿了談判區。

肩挎湯姆式衝鋒槍的赤色士兵粗暴地對我方使節指手劃腳。我方代表坐在插有白旗的吉普車中的樣子被對方拍攝下來，作為投降的鏡頭供亞洲的新聞界發表。可是，我方新聞記者和攝影記者卻被排斥在現場之外。我立即糾正了這種不平等的現象，採取的辦法是；通知中國人，除非談判區真的成為中立地區，並且我方記者也能到現場來訪，否則，我方代表不再回來談判。敵方談判代表以很地道的共產黨的方式同我們磨時間，要我們等着他們上級的決定。但是，當他們得知，在我方新聞記者獲准採訪之前我根本不打算讓代表團返回談判桌的消息后，他們立即作出了讓步。

即使如此，這個談判地點的氣氛還是從未令人滿意過。

有一次，我們被迫對突然出現一支中國武裝部隊一事提出嚴重抗議。這支部隊攜帶的又是槍又是60毫米追擊炮，他們徑直從我們的吉普車前穿過。在這以前，我曾中止過談判，直到赤色分子答應使談判地點周圍實現非軍事化我才恢復談判。所以，這次事件是對協議的公然破壞。海軍上將喬伊立即提出了抗議，但得到的答覆是，違反協議的那支部隊只不過是個憲兵連。要我們相信憲兵連必須配備機槍和60毫米追擊炮進行巡邏，這未免也太荒唐了。因此，我立即廣播了一份聲明，指出：我已下令中止談判，直到我們能達成一項有關非軍事化的、令人滿意的協議為止。

共產黨人堅持了五天，最後，還是答應採取適當警衛措施，要我們恢復談判。可是，我很快又獲知，他們的英語廣播報道的是“請求”我們恢復談判，而其日語廣播用的卻是“要求”我們恢復談判。於是，我宣佈，我發覺他們的答覆含糊其辭，因此拒絕授權恢復談判。這樣一來，反而使共產黨的請求變得越加客氣，並使雙方達成了一項專門協議。

然而，此後不久，事情又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八月十七日，中國的一支警戒巡邏隊在中立區遭到伏擊，隊長被打死。赤色分子堅決要求我們懲治肇事者並賠禮道歉。

我方調查的結果表明：這次伏擊確有其事，但開槍的部隊着裝雜亂，未戴鋼盔，顯然是不受聯合國軍控制的非正規游擊部隊。我們拒絕了赤色分子的要求，於是，談判又接着進行。剛過五天，在一個大雨瓢潑的深夜，中國人又要求我方聯絡官立即前去核實一架聯合國軍飛機轟炸中立區的事件。我方的首席聯絡官美空軍上校安德魯，金尼及其助手陪同敵聯絡官前往遭受所謂轟炸的現場，並藉助手電檢查了證據。金尼發現地上有一些象是由埋沒的手榴彈大小的爆炸物炸成的小窟窿，還發現一些看上去象是飛機機體的金屬碎片以及一個可能是飛機副油箱的扭曲變形的金屬物體。然而，地上並沒有彈坑，也沒有燒焦的痕迹。如果使用過凝固汽油彈是會留下這種痕迹的。在赤色代表住所西北面的地上還發現一枚火箭的尾翼。總之，沒有傷亡，沒有損失，也沒有僥焦的痕迹，有的只是曾經有一架飛機用着陸燈對準下方照射、“襲擊”了該地區的謊言。聯合國軍的飛機沒有到過這個地區，而且，對方所用的證據也實在不值一駁，根本不能作為抗議的憑據。可是，共產黨代表卻拒絕等天亮再作較深入的調查。他要我們馬上“認罪”和道歉，企圖向全世界表明聯合國軍的“罪行”。這一要求被我方拒絕，談判遂突然中斷。當最終又恢復談判時，我拒絕讓代表返回開城，而堅持今後的會談在板門店舉行。

板門店確實是個位於中立區的小村莊，距我方戰線較近。

談判過程中曾出現過不少的障礙。但是，我方談判人員依靠集體的智慧，以很幽默的方式順利地克服了這些障礙。一開始，我們就碰到了一個不足掛齒但卻有可能使整個會談還未開始就得告吹的障礙：共產黨的首席聯絡官就是不願商量談判開始的日期。他說，這個問題已由上級軍官定了下來，他這一級無權討論，已經定了的日期無法再行更改。正在主持雙方聯絡官最初談判的金尼知道根本就沒有商定過什麼日期。但是，他無法使對方承認這一點。

共產黨方面的首席聯絡官、北韓軍的張上校說，日期問題不在討論之列。可是，沒有日期便沒有會談的可能，金尼被搞得進退兩難。於是，金尼的一位助手悄悄地告訴他，只需隨便說出個日子就行，就說是雙方已經商定了的。金尼真的這樣做了，張果然接受了這個日期。於是，聯絡官之間的談判又繼續進行下去。

實際上，級別較低的這一級人員在談判中似乎要現實得多。顯然，共產黨的校級軍官們認為，他們沒有必要處處都為了“記錄在案”而發言，也沒有必要為了本國新聞部門的需要而在發言中恣意辱罵對方。因此，他們這一級的會談總是更為實際、更為現實一些。可惜，這種作風一點也沒有傳到上面。

共產黨談判代表們的個性、特點立即就引起了我方代表的極大興趣，我方代表在此之前大都從未與共產黨領導人面對面地打過交道。共產黨代表突出的一點是幾乎毫無幽默感。他們的臉上不露一絲笑容，只是當他們在爭論中佔了便宜時有時才會發出幾聲輕蔑的冷笑。很明顯，沒有哪個共產黨談判代表敢於放聲大笑。即使有一次一位美國軍官坐的椅子被壓垮了，人摔倒在地板上，這些共產黨的代表們也末敢大聲笑出來。這就是說，在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中，尤其在北韓人之中，沒有歡聲笑語。他們顯然決心要比克里姆林宮的共產黨更加共產黨化。但是，中國的聯絡官柴上校卻常常難以抑制自己的笑聲。當美國軍官突然一屁股坐空時，他倒是不禁哈哈大笑起來。表現得最有自制力的人無疑是北韓的李相朝將軍，他那鐵石般的相貌使我方下級軍官看得入神。一天，幾隻蒼蠅落到了李的臉上，其中有一隻爬過了他的眉間，爾後繼續順着鼻樑往下爬。

可是，李臉上的肌肉紋絲不動，他的眼睛和嘴巴仍然毫無反應。“他到底想顯示什麼呀？”我們的軍官相互問道。李也許象與我們的祖輩打過仗的印第安人一樣，是想向白種人顯示他的鐵石心腸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決心。不過，現今這個時代的西方人已經變得非常老練，再也不會為之所動了。

十月十日，敵人終於對我恢復談判的提議作出了響應。其時，我們在全線所有戰略地區取得了奪占和扼守全部高地的勝利。我相信，我們的勝利促使敵人認識到，他們一時無法將我們推回原地，最好還是準備坐下來解決問題。可是，敵人在談判桌上卻一如既往，還是那樣地毫不讓步，他們顯然指望通過談判得到在戰場上未能得到的東西。

談判幾乎剛一恢復就被聯合國軍飛機對扳門店的一次空襲破壞了。這一次不是編造的空襲，而確實是一次誤炸事件。為此，我們承擔了責任並表示了歉意。然而，這事件還是使談判中斷了兩周之久，從而進一步增添了我們的困難。我們謀求的協定是個相當簡單的協定：停火；粗略地沿當前戰線建立一條橫跨整個朝鮮半島的緩衝地帶；簽署一項協議，規定各方只能停留在緩衝地帶已方一側，並且不得進入距對方海岸三英里以內的地區；停止向朝鮮境內調入軍隊與軍用物資，不得增加現有部隊數量；成立一個國際委員會負責監督停火，該委員會不一定非要歸聯合國領導。

可是，赤色代表對和解或談判不感興趣。他們是想在宣傳上撈到好處。而我們也許並未估計到，那些在我們看來明顯是捏造的、欺騙性的東西，在亞洲人眼裏卻可能完全成為另一回事情。我認為：赤色分子還相信，通過使我們失去耐心，通過煽動，尤其是在戰俘中進行煽動，他們可以為談判桌上的宣傳提供炮彈，從而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他們的目的。

如前所述，早在談判之初，我就提醒過在耐性上已經受到過嚴峻考驗的海軍上將喬伊，赤色分子把使用客氣禮貌的語言看作是讓步的表現，看作是對其恐嚇手法屈服的表現。我要求喬伊在與赤色分子打交道時也要象他們一樣採取強硬的措辭。從那以後，他在談判桌上壓倒了說話態度強硬的共產黨人，並且未讓對方抓住一點可供宣傳的把柄。

談判之初，如同當時人們可能預料到的那樣，令人棘手的主要問題是如何來劃分停火線。共產黨代表堅持以三八線為界，而我們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則堅持停火線更應符合當前的實際軍事控制線。我們準備放棄臨津江以北、禮成江以西地區。該地區無法防守，位於三八線以南。但是在其他地區，我們希望基本上就按照目前戰線的位置建立緩衝區。如果把我們的部隊撤至三八線，並且沿着這條根本無法防守的線來部署兵力，那將無異於投降。看來，唯有根據當前的戰線劃分停火線才比較現實。我們還認為，應在一定程度上加強我海、空軍方面的優勢，這種優勢，只有在實現停火和撤軍的情況下才可予以放棄。

當談判還在沒完沒了地拖延時，赤色軍隊採取了一些行動，企圖把我們推向三八線，從而使他們提出的停火線較實際軍事控制線稍微接近一些。可是，到了這個時候，我們的防禦體系已經十分堅固，敵人已無法突破。後來，在談判雙方仍在舉行會晤期間雖發生過幾次這場戰爭中極其慘酷的戰鬥，但我在東京任職的最後這段時間，戰線位置並未發生重大改變。

當然，當時仍然有人強烈要求我們再次向鴨綠江挺進，將侵略者全部從朝鮮趕出去，不過，范弗里特不在此列。對當時軍事上的實際情況有着清醒認識的人，沒有誰會相信憑我們手中的這點有限的兵力能夠贏得什麼全面勝利。後來接替我擔任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的馬克·克拉克將軍，在停戰協定簽字一年多之後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我們從未得到過足夠的兵力；而敵人卻擁有足夠的兵力，不僅能阻止我們的進攻，而且能成功地實施小規模出擊，並保持由此所贏得的勝利。要徹底戰勝敵人，就要有更多受過訓練的作戰師和能夠提供支援的海、空軍力量，就要承受重大的傷亡，就要打破我們自己規定的不得進攻鴨綠江以北敵人庇護所的禁令”。也許還可以這樣說：一旦打破這道禁令，就會置日本於敵人攻擊的威脅之下；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就會立即使戰爭的規模明顯擴大。沒有哪個肩負重任的美國領導人在當時能夠使美國公眾贊同這種做法。

我在遠東司令部任職的最後一個時期，大部分時間所關心的主要是與共產黨方面的談判。這些談判單調乏味，羅嗦重複，氣氛沉悶，令人生厭和惱火。所以，我很快便對早日結束這場互相殘殺的戰爭喪失了信心。設在漢山(臨津江畔距板門店僅十四英里的一個小村莊)郊外一個蘋果園內的基地兵營改建成了一座永久性的設施。那裏有一個—排球場，一個棒球場，幾個擲蹄鐵遊戲場，甚至還有一個飛靶射擊常有一頂演電影的帳篷，一所社交俱樂部，還有幾所分別供士兵、初級軍官和高級軍官用膳的食堂。新添了一個直升機簡易機場和一頂供會議使用的帳篷。新聞記者安置在一列停在一英里之外鐵路側線上的“新聞列車”上。有時，人們覺得，這些設施大概會長年累月地使用下去。

戰俘騷亂(後來成為整個戰爭中除作戰問題外最使人頭痛的問題之一)與停戰談判有着緊密的聯繫。這個問題有一度險些毀掉了整個談判。現在有確鑿的證據證明，這是共產黨蓄意策劃的一個長遠陰謀的組成部分，旨在向亞洲人民表明美國是殘暴的壓迫者，而只有中國的力量能與之抗衡。因為發生這些騷亂時正值我在東京的任職行將期滿，所以，我深感需要儘快解決這些問題，以免將問題全部推給我的繼任者克拉克將軍。但是，這些問題難以很快得到解決。戰俘騷亂事件既不是自發產生的，也不是偶然出現的，而是中國與北韓的最高統帥部制定的一項陰險毒辣的計劃中可憎的組成部分。這項計劃旨在利用戰俘問題對我方談判代表施加壓力並達到重要的宣傳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