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偉大的夢和夢的破滅

甘迺迪總統在他的就職演說中集中談外交問題，而約翰遜總統的四千字的就職演說(他在發表這篇演說時講得那樣緩慢和字斟句酌，以致一位觀察家說聽起來好像這位總統是在向一個石匠進行口授)，卻幾乎完全沒有提到國外的事情。他的第二份國情咨文也是如此，越南問題一共只用了131個字。想到即將出現的情勢，他那樣強調經濟問題是很奇怪的(“去年我們消除聯邦政府的浪費，節約了將近35億美元。〔鼓掌〕今年我打算還要節約得更多一些。〔熱烈鼓掌〕”)。約翰遜說他希望將來人們會永遠記得，他是一個“熱心教育的總統和關心健康的總統”。他打算要完成“新政”和“公平施政”的未竟事業。

他也打算忠於甘迺迪的事業。他從“新邊疆”繼承下來了四大法案：民權法案、減稅建議、醫療補貼和聯邦政府對教育事業的補貼。前兩項得到優先的處理，但在他的誘導下，全部法案都在國會獲得通過。醫療補貼之戰是作為議會老手的總統和美國醫師協會在國會的神通廣大的遊說集團之間的一次引人注目的交鋒。1945年，杜魯門總統曾經親自出席了一次國會聯席會議，要求制定一項全面的醫療保險計劃，美醫協狠狠地打敗了他，使他耿耿於懷。此刻，在五屆總統和16屆國會之後，美醫協的醫生們提出了由私營保險業來主辦的所謂“更好醫療”的自願參加的計劃，而這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因為從杜魯門年代以來，65歲以上的美國人的數目已增加了一倍多。

為了與約翰遜戰鬥，美醫協僱用了23名專職在國會進行遊說活動的人員，每天花費五千美元作為活動經費。總統則以親自打電話和邀請到白宮做客的方式來回擊。他威脅利誘，軟硬兼施。就在約翰遜要求制訂醫療補貼計劃后的204天，1965年7月30日，他在杜魯門故鄉獨立城簽署了這個法案，簽署時，81歲高齡的哈里?杜魯門佇立在側，喜形於色。1966年7月1日，美國16萬名在醫院就診的年老病人得到了醫療補貼的資格。一位名叫尤金?施奈德的新澤西州65歲的刺繡工人，在那個星期五的12點零1分到紐約醫院治眼病，費用便是由社會保險署支付的，他和伊利諾伊州內皮爾維爾的羅伯特?艾弗里太太，成為第一批享受醫療補貼計劃的病人。美聯社的一項調查表明，該計劃使到醫院的住院病人增加了3%——一個星期大約有十萬新病人。

在他要求批准醫療補貼計劃五天之後，約翰遜向國會致送了另一有歷史意義的咨文：“實觀充分受教育機會”，要求為公立和教區學校撥款10億美元。為天主教教育事業提供聯邦款項是徹底改變舊傳統的做法，在眾議院必然要引起一場激烈的辯論。但是約翰遜深知，四千萬美國學童，有大約六百萬是在擁擠不堪的教區學校中就讀的；如果教會把它們推開不管，那就非得依靠公共經費來維持不可。再者，排斥它們已經開罪國會中的天主教徒議員，他們為了報復，已投票反對用聯邦經費資助公立學校。因此約翰遜決定一視同仁，而且他讓人們知道，他拒絕任何修正案，連一個逗點也不能改動。在第89屆國會，他要怎麼辦就能夠怎麼辦——戈德華特已開始把它叫做“靜電複印國會”——關於教育的這個議案於87天內在國會兩院均獲通過。總統把它叫做“我所簽署的最重要的法案”，簽字儀式是在他童年就讀過的德克薩斯州一所只有一間教室的校舍中舉行的，他的年已72歲的退休老師站在他身旁。

下一個是選舉權法案，這是對越來越高漲的民權運動的回答。8月6日議案已準備就緒，只等他簽字了。到這時候，“偉大社會”的立法正接二連三地在國會通過——單是教育方面就已通過了四十多件法案，包括以24億美元補助高等學校，這比截至當時美國歷史上制定的全部教育立法還多。約翰遜提出的計劃還有：與心臟病、中風、癌症、水源污染、空氣污染、公路廣告牌、廢棄汽車場作鬥爭。國會建立了住房和城市發展事務部、國家藝術和人文基金組織和老年事務局等機構。高速地面運輸法為研究大規模交通問題打開了道路，移民局做了改革，大額削減貨物稅(達47億元)已經獲得批准。農業立法和市政工程與經濟發展法，使聯邦政府從30年代以來，第一次能夠在改變大地面貌的工作中發揮強有力的作用。

撥出九億多美元用於美國歷史最久的農村貧民窟阿帕拉契亞山區。新的經濟機會局在曾任和平隊首任負責人的薩金特?施賴弗的大力領導下，向貧窮宣戰。經濟機會局的一些計劃包括：“企業部門就業機會”，這個計劃是給長期失業者在謀職方面提供特別幫助的；“善始”計劃，是以貧窮家庭學齡前兒童為對象的，在實施這個計劃的第一年，就使其中的130萬名兒童的前途有了光明；“為美國服務志願隊”，這事實上就是國內和平隊；“街道青年隊”，給十幾歲的青少年提供了50萬個半天工作的職位；“跳班”，招收還未到上大學年齡的青年到大學上課；“地方行動計劃”，協調地方上的保健、住房和就業計劃，並為窮人免費提供法律上的諮詢；“撫育孤兒”計劃，收養無家可歸的兒童；以及設立安置印第安人、農業移民工、季節工等的機構等。

經濟機會局在華盛頓租賃了七層的辦公大樓，不滿的人稱為“貧窮宮”。共和黨明尼蘇達州眾議員艾伯特?奎伊說，經濟機會局乾的事情“可能不僅會成為一種國恥，而且會成為國禍。”理查德?尼克遜說：“向貧窮宣戰可說是許願第一，政治第一，新聞報道第一，但成績最末。”甚至連施賴弗也只得承認經濟機會局計劃中搞得最成功的“善始”計劃，在一個州(密西西比)里已被開後門、公私不分、濫用政府汽車和把補助款給甚至不在本州的人等等弄糟了。

但是時間對經濟機會局將是有利的，就像過去對羅斯福的工程興辦署那樣。在五年之內，向貧窮宣戰計劃就會起關鍵作用，使1300萬人民脫出貧困的境遇。另外，約翰遜任內的經濟繁榮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偉大社會”看來是快要來到了，美國人也似乎都表示領情；約翰遜在職的第二年末，民意調查的報告說，在他們三十年來的民意測驗中，還沒有一個總統在全國各處得到過如此堅強有力的支持。

他壓倒戈德華特的勝利，會誘使別的總統對國會採取粗暴的態度。約翰遜卻不是這樣的。他還清楚地記得，羅斯福在1936年獲得巨大勝利后，由於改組最高法院的計劃遭到失敗，使他的威信大損。約翰遜在1964年選舉之後說：“我里裡外外，從小到大，觀察國會已有四十多年了，還沒有見過一屆國會最後沒有掂了當時與之打交道的總統的斤兩的。”他不要追求轟動一時的“一百天”，他說他寧願在議員們已有思想準備時才把每個法案送到國會去。他解釋說：“那就像一瓶威士忌酒。如果你一次只喝一杯，那很舒服。可是如果你在一個晚上把整瓶一飲而盡，那你就有麻煩了。我計劃一次斟一口，好好享受一番。”

最後結果極其驚人。當第89屆國會第一次會期在10月23日休會時，它已通過了政府提出的89件重要法案，只否決了2案：改哥倫比亞特區為自治區和取消塔夫脫-哈特萊法第14條第2款，此款規定各州有權禁止訂限期入工會制的合同主要指工會限制廠方僱用非工會會員的合同，廠方如僱用非工會會員則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讓他加入工會。——譯者——而這是因為國會方面根本沒有搞清楚總統是否真希望改變塔夫脫-哈特萊法。他滿可以為已有的這些成就沾沾自喜，但是他卻不然，永遠不以為滿足，他不停地想方設法要獨佔新聞界的注意，使非議他的人轉變態度。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是同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在霍利布殊舉行的一次最高級會議，霍利布殊是新澤西州格拉斯博羅州立大學校長的石砌塔樓式住宅。所以選擇格拉斯博羅這個地方，是因為它恰好在華盛頓和紐約聯合國總部(柯西金那時正在這裏)的半道上。兩個領導人誰也不打算登門求教，那小小的校園就代表着一種妥協。兩位領導人沒有會談議程——實在也沒有什麼特別要商談的事情。事後，約翰遜說：“它有助於我們彼此採取說理的辦法。這就是我們去霍利布殊的原因。彼此講道理就是霍利布殊精神。”這種“交換意見只是再一次暴露出美國與蘇聯之間的深刻分歧”，此外也無甚可談。儘管如此，總統的威望仍有增無已。就憑這兩位擁有可由他們支配的核武器庫的領導人曾坐在一起談話這一事實，似乎就可以使人民感到放心。

但是也還有許多人感到不放心，這些人則以奚落的，甚至常常是蔑視的態度看待着約翰遜。在大城市的富有創造性的各界中和大學的教學人員中，憎惡約翰遜的人比比皆是。英國新聞記者亨利?費爾利在1965年訪問美國后寫道：“美國知識分子以辱罵約翰遜總統為樂事，使我感到不勝怪異和厭惡。”費爾利指出那些苛責是“人身方面的”，反映出一種“對這個人的過分挑剔的輕蔑……有一個人對我說，他是一個大飯桶……別的人說的也差不多，至多是沒這麼乾脆。”

他們中的一位最刻薄的批評者德懷特?麥克唐納，用“低級、粗野”來描述林登?約翰遜，而且造出“中庸崇拜”這個詞來嘲笑總統的淺薄趣味。麥克唐納和像他那樣的另外一些人還因為約翰遜夫人喜歡看電視節目《槍煙》而嘲笑她。他們還看不起約翰遜的許多方面：愛看新克里斯蒂演唱團表演一個名叫埃德溫?克里斯蒂的人在1842年成立第一個模仿黑人的演唱團，此後這類表演就沿用克里斯蒂之名。——譯者；要攝影師“照我的左側面”；不喜歡彼得?赫德給他畫的肖像；有一位把自己的名字露西改為露喜的女兒；把嚴肅的藝術家的作品稱之為“藝術化的”等等。他們的不滿蔓延到了為數要多得多的美國人中，後者原來只是模模糊糊地討厭約翰遜的江湖氣。另外有成百萬的人產生這種情緒是由於他們愛戴約翰?甘迺迪，至今還悼念他，毫無道理地認為約翰遜是一個篡位者。最後，除這些人之外，還要加上美國的廣大群眾，他們則是為大城市中黑人貧民區中日益升級的暴力行為和大學校園中日益增長的騷亂感到不安，甚或是感到受威脅。約翰遜堅持要包攬一切，自必使他成為眾矢之的，因此他們才集中火力轟他。

在1965年裏他在國會獲得空前的一連串立法勝利告一結束時，他住進貝塞斯達海軍醫院，做了一次膽囊結石手術。在恢復期中，他琢磨那些一直在折磨他的報紙和奚落他的人，“在那裏的那些人，”在惱怒中他脫口問道，“他們要什麼——他們到底要什麼?我給他們帶來了好光景，我給他們的好立法比誰都多，而他們在幹些什麼呢——攻擊和嘲笑!羅斯福能幹得更好嗎?還有人能幹得更好嗎?他們要什麼?”

參議員尤金?麥卡錫後來在使約翰遜得不到國會一致支持方面將起決定性的作用，他當時認為約翰遜是一位有點弄錯時代的總統，給一個國家開出了“新政”的藥方——社會福利立法，可是這個國家的困難卻不在此，他提出的這種看法，對上述這個謎提出了一半答案。但這種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比如，說什麼60年代國內最大的挑戰不是貧困而是富裕。麥卡錫說約翰遜對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情緒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他老對他們談他已獲通過多少多少法案——一篇流水賬，卻不知道他們對此已不再有多大興趣。”

約翰遜大為冒火，“他們知不知道只能得到我這樣的一個總統?”有時他還加上一句，“他們知不知道現在還在打仗?”

他們知道。這就是那個謎的另一半答案。

在東京灣事件之後，美國在越南的軍事活動暫停了一個時期，直到1964年11月1日西貢以北20英里的邊和機場遭到越共的一次厲害的炮轟為止。在這次攻擊中，美國軍事顧問5人死亡，76人受傷。在聖誕節前夕，游擊隊再度襲擊，在西貢布林克飯店放置了一枚炸彈，在那裏美國人死2人，傷58人。林登?約翰遜的愛國本能一下子被激發起來。他在白宮跨着大步走着說，決不讓他們殺害我們在那裏的小夥子們，他說他們是對着美國國旗開火，他要讓他們知道他不是個“拿着雨傘的張伯倫式的人物”。顯然，北越人犯有侵略罪行。(“侵略就是一國不讓另一國安靜。當此種情況發生時每個人都能識別。”)但是指望聯合國採取行動將是一個錯誤。(“如果儘是些馬後炮的決議，頂個屁用。”)他不想被當做丟失越南的總統載入史冊。美國有力量教訓這些小瘦雞般的、衣着襤褸的共產黨人。關於東京灣事件的決議給了他使用力量的權力，假使越共不退回去，他就要那麼辦了。

困難在於決定究竟應怎麼辦。對這個不同一般的新的敵人，不能採取一般的軍事解決辦法。威力巨大的美國軍事建制，對他們那種打了就跑的戰術是根本用不上的。甘迺迪總統派了一支擁有四百人的特種部隊到越南去，這些人都是反游擊戰專家，但是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於這些精選出來的彪形大漢沒有多大熱情。有一個時期，美國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里有美國將軍百名以上，其中就沒有一個人曾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布雷格堡受過反叛亂訓練。而所有這些將軍，誰也比不上駐越軍援司令部新司令威廉?蔡爾茲?威斯特摩蘭更是一個傳統軍人。

三軍參謀長要求的是猛烈轟炸北越。他們對白宮說，這樣會使敵人屈服，而且還會迫使他們走到談判桌邊來。顯然，約翰遜政府是極其主張轟炸的。為什麼會如此，那可不太清楚。兩個有影響的民主黨人喬治?鮑爾和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參加過美國戰略轟炸效果調查組。這次調查發現盟國的轟炸不僅未能削弱德國的戰爭生產，反而加強了德國人民的同仇敵愾心。德國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如果空軍在那裏沒有達到目的，那麼，用以對付一個落後的亞洲國家的經濟，其成功機會最起碼也是十分可疑的。

約翰遜的顧問們也並不都那麼相信轟炸。鮑爾和加爾布雷思就不相信，也遠不是只有他們幾個人。早在1964年，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關於轟炸問題進行了一次詳盡調查。結論是：轟炸北越不會有效果，甚至起不到給南越打氣的作用。繼約翰?理查森任中央情報局西貢站站長的皮爾?德席爾瓦認為炸彈是無濟於事的，威斯特摩蘭也是這種看法。這兩位西點軍校出身的人都知道，你如果派進飛機，你就需要派軍隊保護機場，因此決定轟炸就會使美國全面介入。早在1965年，西貢的中央情報局分析人員就這一問題又寫了兩份長篇報告。報告的中心思想是，放出轟炸機，結果將會不僅是枉費心機，它極可能引起北越軍隊經胡志明小道大規模滲透從而使我們自食惡果。

這總該促使白宮再斟酌一番吧。至少，總統也應該認真地聽聽勸他謹慎從事的意見。但是在反對戰爭升級的一些人的鴿派稱號開始傳開以後，他們卻發生了神秘的變化。在權力中心的會議廳里，他們的人越來越少了。1964年10月間喬治?鮑爾在國務院提出他的第一份反對美國進一步捲入越南戰爭的備忘錄時，他有很多同夥。後來，他的同盟者一個一個地被從關鍵性職位上調走或解職。到約翰遜就職時，羅傑?希爾斯曼、艾夫里爾?哈里曼、米高?福雷斯特爾、保羅?卡頓伯格、威廉?特魯哈特都已離去。鮑爾孑然一身。曾經同意過鮑爾關於轟炸觀點的馬克斯威爾?泰勒仍在領導核心中，但是他已改變觀點。他現在也希望給空軍開綠燈。他認為在越南的美軍人數可以控制得住，而且不需要超過10萬人。

現在主要的白宮特別助理中只有一位仍然沒有表態。他是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1965年1月27日，邦迪提議讓他作為總統的耳目去訪問一次越南。麥克納馬拉表示同意，約翰遜的安全事務助理在2月份的第一個星期里飛往亞洲。這是一次關係重大的旅行。邦迪才華橫溢，閱歷豐富，但是他從未經歷戎馬生活。他對戰爭的了解是來自文件、報告和電影。污穢不堪、惡臭難忍的沙場生活，他是完全陌生的，而當他一接觸到這些，他就感到噁心。更重要的是，他見不得流血場面，而這是有決定意義的。

2月5日傍晚，當邦迪正在西貢參加洗塵宴會時，特種部隊第五分隊的傑西?派爾(加利福尼亞州馬里納人)正在波來古一個美國據點外的散兵坑中放哨，波來古是越南中部高原上的一個山城。到凌晨2時他還沒下班，那時，他卻看到穿黑衣服的黑影穿過矮樹叢朝着他在移動。派爾開槍射擊，越共游擊隊立即扔出了大批手榴彈，附近兵營中的美國人驚醒過來，也參加了戰鬥。波來古之戰激烈地進行了15分鐘。結果，游擊隊擊毀擊傷直升機16架、飛機6架。包括派爾在內的8名美國兵被打死，另外126人受傷。

關於波來古戰況的第一份報道於華盛頓時間下午2點38分送達總統。在舉行了四小時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后，他命令三艘航空母艦上的海軍噴氣式戰鬥轟炸機攻擊17度線以北40英里的越共補給轉運基地洞海。他宣稱，美國在戰鬥中起的作用是否會升級，應由“北越侵略者來做出”決定。麥克納馬拉說：“我認為十分顯然這是對意志的一次考驗。”但是波來古之戰最出乎意料的結果是它對在那裏的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所發生的影響，他在探視傷員后臨走時感情非常激動。到他飛回國時已是一個鷹派了。總統對他說：“咳，他們使你相信了，是不是這樣?一點點炮火就能做到。”

鮑爾仍然反對轟炸。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也極力反對，而且他力陳自己的觀點，使得約翰遜現在把這種懷疑看做是怯懦，把他排斥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之外。美國已進入要做出決定的關鍵時刻。麥克納馬拉後來承認美國在越南犯的錯誤不少，他指出，這種錯誤都是在1965年春末犯下的；在那時以後，美國便已再無法脫身了。在華盛頓，人們似乎認為越共一心要挑逗美國進行大規模干涉。波來古戰鬥后不到三天，穿黑衣服的游擊隊又炸了安南港口歸仁的一個美國兵營越剛飯店，炸死美國兵23人，炸傷21人。約翰遜因此火冒三丈，命令對北越的軍事補給基地正和與執禮進行三小時的轟炸。

2月11日，越共再度襲擊歸仁。這一次，約翰遜48小時沒有動手。但是，他一動起手來，那就是在戰爭升級道路上跨一大步。自那以後，美國的空中報復就不僅限於一對一、你來我往了。約翰遜命令對北越進行持續的轟炸，不管對方有沒有什麼挑釁行為。這一行動的代號叫做“滾雷行動”。在64頁的白皮書《來自北方的侵略》中，提出採取這一行動的理由。國務院說，這個白皮書已經證實“毫無疑問，是北越在進行一場精心策劃的對南越的侵略”。為了保衛順化東南50英里的峴港空軍基地(“滾雷行動”將從此地發動)，威斯特摩蘭將軍要求海軍陸戰隊派出兩個營。這3500名海軍陸戰隊是美國投入越南戰爭的第一批地面部隊。3月8日，他們在陰暗的天色下，在距峴港三英里的南窩灘涉水登陸。十個手持鮮花面帶笑容的越南姑娘在恭候他們光臨。

這次登陸在世界各地引起了軒然大波。在莫斯科，兩千名示威者向美國大使館扔磚塊和石頭，兩個西方記者在那裏挨了痛打。在美國，各大學到處舉行宣講會，在華盛頓更達到了高xdx潮，因為邦迪同意在向一百多個大學播送的一個廣播節目中同他的批評者們進行辯論(在最後一分鐘他不得不退出辯論，因為總統要他去處理在多米尼加共和國發生的另一場國外危機事件)。政府當局派出一個“事實宣講團”到各大學訪問，並回答鴿派教員的指責。迪安?臘斯克挖苦地對美國國際法學會說：“我有時不免為我們的有文化的人的輕信和一些人的昧於明顯事實的冥頑態度感到驚異，而這些人卻被認為是應該幫助我們的青年人學習——特別是學習如何思考的。”

但是戰爭的批評者聽到的關於南越盟友的事越多，他們就越發強烈地持保留意見。他們聽說，美國援助的一半流入了西貢黑市。有錢人家庭的青年人靠花錢就能逃避兵役。南越軍隊開小差的比率達15%。西貢的政客們似乎有一種專干不合時宜之事的天賦才能。看起來，每到一個戰鬥的關鍵時刻，不管當權的是什麼樣的政府都將被一個新政權所推翻。約翰遜大為震怒，對他手下的人說，他“再也不要這種烏七八糟的政變了”，但是他得到的還是同樣的東西。1965年，2月21日，阮慶中將被攆走，由一位醫生潘輝括繼任(潘輝括的後台人物是這個班子的秘書長阮文紹少將，從此以後，他成了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潘輝括政府存在了整整111天，它被推翻(自吳庭艷被暗殺以來，政府的第九次更迭)后，新總理是一舉一動常常引人注目的南越空軍司令阮高其，阮文紹任副總理。

西貢每次新的動蕩都增加了鴿派陣容，他們很快取代共和黨人，變成為林登?約翰遜最有力的政治上的反對派。前陸軍部長賽勒斯?萬斯說關於戰爭的疑慮不安，“已使美國遭到分崩離析的威脅”，參議員中的最早的鴿派人物之一，愛達荷州參議員弗蘭克?丘奇警告說：“在幫助任何政府制服共產黨暴亂方面，我們所能做的是有限度的。如果人民本身不支持當政的政府，我們是無法挽救它的……西貢政府所以在戰爭中失敗，不是由於缺乏裝備，而是由於缺乏任何內部的黏合力量。”

然而這還不是普遍持有的立場。當約翰遜要求戰爭升級所需的7000億原文如此，疑有誤。——譯者元的補充撥款時，眾議院在24小時內以408票對7票通過；參議院在另外的24小時內以88票對3票批准。在流行的報刊中對不贊成美國參戰是頗有微詞的。多數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對參議院憂心忡忡地說，戰爭可能要“進行四年、五年，或者十年”，美聯社的一位撰稿者稱之為“極端的看法”(結果是打了八年)。通常以公正著稱的美聯社在它的回顧該年重大新聞的年度專稿中，也認為反戰是給美國的敵人以幫助和安慰。富布賴特參議員4月間主持越南問題聽證會，給批評政府政策的著名人物如喬治?凱南和詹姆斯?加文將軍提供講壇，全國廣播公司的24個電視台拒絕在它們的電視聯播中加以報道，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對之進行全部封鎖。

戰爭對在越南的美國人來說是越來越激烈了。3月30日一個越南司機開了一輛黑色雪鐵龍牌汽車停在西貢美國大使館前面，隨即跳到他的同夥開的摩托車上逃走。汽車裏裝的是250磅炸藥，在上午10點55分爆炸，把大使館大樓一側炸了一個洞，炸死17名大使館僱員。次日，美國飛機轟炸了6處北越雷達設施。這是波來古事件以來美國飛機第15次越過兩個越南的分界線進行空襲。越共則以更多的爆炸還擊。一天傍晚．一輛自行車載着硝化甘油爆炸物停在西貢河岸邊一家外國人常去的水上飯店美景旁邊。當它爆炸時，44人被炸死，其中有12名美國人。美國軍隊仍不停地增強力量。那年年初在越南的美國軍人為2.5萬人，至當年春末，人數已三倍於此。

白宮在6月9日聲明已授權威斯特摩蘭將軍“在沒有其他有效手段可資利用，以及根據他的判斷為總的軍事形勢所急需時”，可以派遣美國士兵和海軍陸戰隊參加戰鬥。四天之後，威斯特摩蘭認為，由於在西貢以北60英里的一個縣城同帥出現的情況，美國進行干預是完全有理由的。在一場夜戰之後，美國第173空降旅的1200名傘兵隨着1600名越南人和澳大利亞人一起對游擊隊進行窮追。威斯特摩蘭把這叫做一次“搜索和摧毀”的任務，這個詞兒在這以後，便一直被用來描述在那幾個月中逐漸形成的搜索和殲滅越共的戰略。這種戰略代價頗大而且常常遇到挫折。同帥的混戰頗能說明越南戰爭的特色，戰場上的硝煙消散之後，說不出哪一方是勝利者。173旅旅長所能確定下來的就是他喪失了19個人。死傷名單迅速地加長，因為越共已進入他們的春季攻勢的第二個月的戰鬥了。很久以後威斯特摩蘭方始承認這場攻勢開始時，敵人已贏得這場戰爭了。但這一點在當時是誰也不知道的。同一月，威斯特摩蘭要求華盛頓增派44個營並授權他在他認為適當時使用他們，而且即使得到了這些，他也不能保證就能完成任務。

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林登?約翰遜的狡黠詭譎的作風開始使公眾對他的信任減退。《紐約先驅論壇報》的一位編輯在5月23日點到這一點，他在該報白宮記者戴維?懷斯寫的一篇報道作的標題中用了“信用差距”這句話。後來《華盛頓郵報》的默里?馬德在一篇分析當時華盛頓普遍感到總統有時閉眼不看事實的文章中寫道：“這個問題可以稱之為信用差距。”人們憶及約翰遜在1964年競選中嘩眾取寵，大許和平願，並拿它來同他當前的好戰態度相對照。馬德還著重指出：“在華盛頓政府發表的公告已日益引起人們的懷疑和諷刺。”新聞記者對此更特別敏感。因為總統現在奉行的正是他譴責過的參議員戈德華特建議奉行的那些政策、新聞界對白宮伸出新橄欖枝是抱懷疑態度的。

4月7日，總統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演講中宣稱，美國準備進行“無條件的商談”以求導致和平談判。這篇演講由美國新聞署傳播全世界，而且它的一些細節聽起來是新的和使人鼓舞的。他提議包括北越的東南亞國家參加進一個應急的馬歇爾計劃中，他還說：“就我們這方面來說，一俟這個計劃付諸實施，我就要向國會要求10億美元作為美國參加此項努力的投資。”美國剩餘農產品將送給飢餓的亞洲人。他將在“短期內任命一些傑出的、富有愛國心的美國知名人士組成一個特別班子”來指導美國所有這方面的工作。結束越南戰爭當然是爭取這個計劃的“最後勝利所必需的。但是我們不能，也決不等待和平到來才開始此項工作”。這一切說得都合情合理，它使人覺得亞洲簡直聽起來同德克薩斯州中部一樣親切。

戴維?懷斯表示懷疑的那篇文章是在約翰遜這次演說后寫的，總統提出的計劃中的許多缺陷已變得顯而易見。他的關於商談停戰的提議畢竟還是附有一個條件的，他排除越共參加，而這一點必然會受到河內的反對。至於美國承擔10億美元或是提供美國的剩餘農產品云云，再也沒有聽到下文，美國知名人士的特別小組也從未見選派。在一個月的時間內曾經看起來像是一個解決東南亞問題的富有創見的做法，已變成了一個宣傳噱頭。總統不僅沒有貫徹這個計劃的任何一部分，而且他表明他的真正的亞洲政策是更為積極地加速使越南戰爭成為美國打的戰爭。

“滾雷行動”的頭六個星期遭到徹底失敗。轟炸沒有使敵人屈服，沒有迫使他到談判桌旁來，甚或也沒有如約翰遜政府所設想的那樣使其醒悟過來，越共對美國國旗的不尊敬依然如故。總統決定再次增加賭注。在4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他飛往檀香山同阮高其和阮文紹舉行一次為期兩天的會議。會後麥克納馬拉宣稱美國1965年對西貢的援助，將從2.07億元躍增到3.3億元。另外4萬名美國兵——他們開始自稱為“怨氣兵”——將被派往越南。參議員格里寧問約翰遜要多長時間能打贏這一仗，總統回答說六個月。他說，河內支持不了比六個月更長的轟炸，越共也會在聖誕節前向美國駐越司令部乞和。

喬治?鮑爾深感不安。他知道，根據情報只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約翰?麥科恩報告說，中央情報局斷定轟炸既未使河內癱瘓，也未使它害怕。相反，空襲加強了那裏的強硬路線派的力量。已判明有一個北越團在南越，第二個團已在分界線上進行裝備。麥科恩對國家安全委員會說，增加美國軍隊，會招致北越的規模更大的滲透；運送美國軍隊去西貢的運輸機所起的作用甚至在那些士兵被運到以前就已被抵消了。五角大樓回答說，空軍已經準備拿原設計用以攜帶核武器的八引擎的B-52來對付，沒有人能夠經受得起B-52、鬼怪式和F-111式飛機的打擊。

但是空中戰爭對在越南的美國人來說，不再是惟一的大事，甚至不是主要值得關心的事情了。在那裏美國的軍事作用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現在美國軍隊的目標已不僅限於保護機場。怨氣兵將用來恐嚇游擊隊，讓他們懂得山姆大叔不是鬧着玩的。在國內的美國人沒有察覺這個轉變。後來，詹姆斯?賴斯頓評論說，總統偷偷摸摸地把戰爭升了級。戴維?哈伯斯塔姆好幾年後寫道，在約翰遜的領導下，華盛頓的決策者們“已慢慢地越過了有去無回的界線，還不肯承認”，而他們的發佈新聞的官員們的任務變成了“向公眾謊報而不是實報”。

7月，華盛頓決定使駐越南軍援司令部所承擔的義務再次迅速升格。麥克納馬拉從他的第六次赴越實地調查回來后，報告說局勢“惡化”，建議做出提供更多的人和錢的保證。7月17日，約翰遜召集他的將領們和顧問們到戴維營去度周末，以取得一致意見，雖然他所用的一致意見這個詞已經失卻它的原義，因為對他來說，這個詞的意思是走走形式，讓大家全同意他已經做出的決定——把駐越南的美國軍隊增加到5萬人。參謀長聯席會勉強地予以同意。他們原來希望的要多得多，他們最害怕的是捲入局部性戰爭。在戴維營，有一些人表示礙難從命。克拉克?克利福德預言式地說到共產黨的反應，“不管我們採取什麼措施，他們一定也會跟上。”邁克?曼斯菲爾德也表示反對，他對總統說他認為越南戰爭會使美國分裂，因此他反對再派遣軍隊去。其他的人同意總統的判斷，多米諾骨牌論、共同安全、遏制以及慕尼黑的教訓等等仍然超過他們對戰爭的疑慮不安。

在他的這一決定已被確定下來以後，約翰遜變得詭秘起來。他不願再讓人進行辯論。麥克納馬拉提議徵召預備役23.5萬人。總統提出的代替辦法是用行政命令把徵兵的人數增加一倍，每月從1.7萬人增至3.5萬人，理由是這個辦法比一次徵召更不顯眼。他還決定不再向國會開口要更多的錢，新的費用可以隱藏在國防部龐大的預算中。他說他不願讓任何人擔心受怕，因而有一個時候他曾考慮不全部公佈新增加的駐越美軍人數。《先驅論壇報》的道格拉斯?凱克問他傳說關於增加駐越美軍的消息。約翰遜向他保證，那是謠言，純屬謠言；他只不過是補充少數幾個單位的缺額而已，而且駐越美軍將窮追越共的報道也是不確實的。7月28日，他忽然改變主意，宣佈了全部數字，以及駐越軍援司令部擔任的擁有巨大權力的新使命，這一來就得罪了凱克，擴大了信用差距。總統在中午播放的電視節目中對估計達兩千八百萬的觀眾說：“我們並不想當把守大門的警衛，但是又沒有別的人干這種差事。”

不信任是他在那年夏天播下的一顆不幸的種子，另一顆則是在他迫使一致同意的那些人中終於產生的誤解。參謀長聯席會以為他所以把數字保持得很低，是為了讓他等到有機會說服老百姓，說明他必須增加更多的兵員；他們指望最終將達到100萬人。威斯特摩蘭看到河內以誰都夢想不到的速度向南方增援，把這情況向華盛頓作了彙報，根據他的計劃最終他手下的美國軍隊將達到60～64.8萬人之間，他確信一旦需要，他就會及時得到這些兵力。他的參謀人員有一項應急計劃，使駐越軍援司令部指揮的兵力可以達到75萬人，並認為這個數字是切合實際、無可非議的。但是最不可思議的卻是國防部長的設想。事情過去了好幾年，仍只有了解麥克納馬拉的十分有條理的頭腦、了解他認為能使無條理的客觀事物適應他的有條理的頭腦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想法。麥克納馬拉在1965年毫無根據地斷定，戰爭將在1967年6月30日，那一財政年度終了時結束。這對他來說是個很合適的日期，可以使他的預算獲得平衡，甚至在威斯特摩蘭已對他說不可能之後，他還是堅持這一點。

但是，從一個方面來說，麥克納馬拉和五角大樓比白宮還更為現實一些。參謀長聯席會敦促總統增稅，他們所持的理由和經濟學理論無關。他們希望國家處於總體戰狀態，對於公眾的冷漠態度，按照他們從課本上學來的解決辦法就是增加賦稅。實際上，政府中的經濟學家都衷心地表示同意。約翰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領導人，密執安大學教授加德納?阿克利對總統說，如果不採取增稅辦法，就做不到下面三件事：把戰爭進行下去，繼續執行他的“偉大社會”計劃，以及制止通貨膨脹。

但這正是約翰遜提交國會通過大量社會立法的時期。他擔心，如果戰爭的真正耗費為人所知，立法程序就會令人寒心地停止下來。他對他周圍的人說：“我不懂得經濟學，但是我深知國會。”他們有些入後來認為這個自白應該銘刻在他的墓碑上。“我現在能把‘偉大社會’計劃付諸實行——這是一個最好的時機。我們掌握着一個聽話的國會，我又是個有心的總統，我能做到這一點。如果我談戰爭的花費問題，那‘偉大社會’計劃就搞不下去，增稅法案也通過不了。老威爾伯?米爾斯民主黨國會議員，從1958年起曾任國會籌款委員會主席多年。——譯者將穩坐在那裏，向我熱烈致謝，退還我的‘偉大社會’計劃，然後，他會對我說，他們將樂於開銷我們為戰爭所需的任何費用。”

在這一點上，他終於鑄成大錯。他欺騙了他自己。他盤算如果能廉價買得勝利，就會萬事如意。或許會天從人願，或許河內和越共游擊隊會土崩瓦解。如果真是那樣，五角大樓的估計就將是過高了。這種主觀願望立即變成了他的思想的基礎，因而當阿克利及其同事堅持需要增稅3%～4%時，總統以玩弄一套特別的猜字謎遊戲為答。他把重要的國會議員和企業界領袖請到白宮，徵詢他們對增稅的意見。他們反過來詢問戰爭費用。他告訴他們假的數字。一聽這個數字，他們就反對增稅的主張。約翰遜然後對經濟顧問委員會說，增稅是不可能的，他無法使國會通過。後來，《紐約時報》經濟記者小埃德溫?戴爾說，他在華盛頓採訪15年，還從未見過一個總統採取如此不負責任的行動。

約翰遜1966年初做出的反對增稅的決定，是對財政穩定的一個沉重打擊。那一年的聯邦赤字達98億元。更大的赤字擺在前頭，因為到那時每月的戰費將高達20億～30億元之巨。白宮估計的每月戰費是8億元，當企業委員會的拉爾夫?拉扎勒斯認為政府估計的數字太低時，他接到阿貝?福塔斯打來一個激憤的電話，說他的計算是錯誤的，使得總統心煩意亂。實際上拉扎勒斯是說中了。那年的戰費達270億元，赤字高達230億元。約翰遜耍的花招招致了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的開始。

從這次戰爭的各個方面來看，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也許是缺乏真正的計劃。戴維?哈伯斯塔姆後來發現，“不管是作戰任務還是軍隊人數，主要官員都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回顧起來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但確系事實。戰略究應如何，從來也沒有一個精確的數字和明確的表示。”1965年惟一顯而易見的一件事是軍隊人數越來越多。8月，美軍如潮水般湧進越南；到9月軍隊人數顯然已快突破20萬大關了。

為了核實西貢附近的一次戰鬥的報道，美聯社記者彼得?阿內特驅車出首都看到了三種顏色煙塵，這是南越軍隊在作戰，但是對面並沒有敵人。有人對他說，士兵們是在為美國新聞處拍一部彩色電影，“以便說明此間真相”。那裏的真相究竟如何，各方包括國內，爭論得不可開交。林登?約翰遜有時候說起話來好像他在回答胡志明個人的挑戰，好像他同胡志明是像電影“正午”中場面那樣怒目對峙。西貢接近事實真相的情況，倒似乎是一起起的炸彈恐怖事件，這類暴行事件還正有增無減。12月4日拂曉，發生了另一起卡車裝載的250磅炸藥爆炸事件，這一次是發生在供美軍使用的大都會飯店外面，死7人，傷137人。

威斯特摩蘭的發言人常常只發表每日“屍體計數”，這是用來描述越共傷亡的麻木不仁的用語。在隨軍記者尼爾?希恩看來，越南戰爭的特點是不分青紅皂白狂轟濫炸造成無辜平民大量傷亡。希恩問威斯特摩蘭，這種情況是否使他感到煩惱，這位將軍回答說：“是有點，可是那也減少了敵人的人口，是不是?”

在1965年，美國人的反戰示威在全國大部分地方看來還是比較怪異的事。只有少數人願意被認為是贊成美軍立即無條件地從印度支那撤走的。甚至國內最具有鴿派觀點的集團之一的大學教員，遲至1967年在這個問題上還分裂成了勢均力敵的兩派。儘管如此，和平運動的氣勢已不同一般了。在10月15～16日的周末，估計有1.4萬人的一支群眾隊伍在曼哈頓第五號大道舉行了遊行。同時，另外還有1萬人向奧克蘭陸軍基地進軍——他們在市區的邊界線上被警察攔回來了——在伯克利有2000人遊行示威。在各地舉行的這次被宣佈為“周末抗議”期間，威斯康星大學的50名學生打算把特勞克斯空軍基地的司令官當做“戰爭罪犯”拘捕起來，抗議者們在安阿伯的徵兵局辦事處舉行了一次“靜卧”。

第五號大道爭取越南和平遊行示威委員會宣稱：

我們要求不再把美國青年送到一場對他們、對越南人民都沒有好處的戰爭中去打仗。我們已從納粹德國吸取了教訓，決不同意任何政府的侵略性的好戰政策，即使這個政府是我們自己的政府，我們也是這樣。

這話合情合理，但是許多地方的示威者所使用的語言，像戰爭本身一樣，越來越充滿仇恨。就在華盛頓感恩節后的星期六，2萬名示威者首次喊出：“喂!喂!約翰遜!你今天殺死了多少青年?”以1964年5月2日他們首次上街抗議美國捲入戰爭的日子命名的“五二運動”的成員們，帶着越共旗幟在白宮周圍遊行，為了給北越士兵收集血液而大張旗鼓地搞“輸血”活動，在伯克利，言論自由運動已為越南日委員會所接替，它曾兩度以佔據車輛和坐軌的方式企圖使運送部隊的車輛無法開過。

1965年10月15日，示威運動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方式，這是由22歲的戴維?米勒開始的，他是義務救濟工作者，他在紐約爬上一輛宣傳車，宣佈說：“我原準備講話，現在我打算讓行動本身來說話了”——他划著一根火柴燒掉了徵兵卡。幾周后，米勒被捕，儘管在8月31日國會把燒毀徵兵證定為可罰金1萬元和監禁五年的觸犯聯邦刑律的罪行，但仍風靡一時。自我犧牲的行動繼續是一種最後抗議的形式，一名教友派教徒在五角大樓外面、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救濟工作者在聯合國外面舉火自焚。

進行反示威的美國納粹黨人則帶着汽油罐，舉着“為乞求和平的小爬蟲們免費供應汽油”的標語牌。照例是沒有人贊成他們。大多數針對着抗議運動舉行的反抗議的調門都比較溫和。在紐約有一個大姑娘拿着一個標語牌，上面寫道，“我希望我有一張兵役卡”。一些認真的示威是由“青年美國人爭取自由組織”、“美國退伍軍人團”和“對外戰爭退伍軍人會”等團體組織的。他們的標語反映出的最好戰的情緒是“轟炸河內”。在佛羅里達州舉行的一次有代表性的遊行中有這樣一些標語：“我們愛美國”，“愛我們的國家”，“美國是我的祖國——對也罷，錯也罷”，“我們能讓他們把美國埋葬掉嗎”?以及“沒有比美國國旗更光榮的旗幟”等等。鮑勃?霍普對一批聽眾說：“如果我們讓共產黨獲勝，我們就有需要冒終生進行戰鬥和犧牲一百萬青年的大危險。”這是一個誇張其辭的說法，但是這和譴責總統殺害青年的說法可是完全不屬於一類的。

那些贊成這次戰爭的人對反戰的一方提出的最嚴厲的指控，是說他們不忠。西弗吉尼亞州查爾斯頓的警察局長說：“我們決不像這些叛徒所做的那樣，拿着蠟燭在黑暗中匍匐爬行，我們要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軍，讓自由的人民立即參加進來，在我們的後面齊步前進。”一些報紙在關於1965年和平運動各種活動的報道中，普遍傾向於暗示有共產党參與其事。聯邦調查局，也像鮑勃?霍普那樣，已逐步拋棄了它的超黨派的名聲，實際上認為所有這些反戰抗議都是克里姆林宮指揮的。政府的一份報告說：“反對越戰運動的控制權，顯然已經從可能一度控制着運動的溫和分子手中轉到了共產黨和極端分子手中，他們公開同情越共，公開敵視美國。”

事實上，實際情況恰好相反。儘管個別的反戰戰士使用了煽動性語言和表現出挑釁性的舉止，但是那些示威遊行一次比一次更無可非議。政治上保守的中產階級主婦，甚至穿着軍服的軍人也參加了運動。參加的著名人士也越來越多，他們被吸引到和鮑勃?霍普相反的方向去。11月27日在晴空如洗的華盛頓舉行的要求停止轟炸的遊行隊伍中，除諾曼?托馬斯和詹姆斯?法默之外，還有一些從不參加政治活動的人物，如本傑明?斯波克醫生、漫畫家朱爾斯?菲弗、小說家索爾?貝洛、雕刻家亞歷山大?考爾德和作家米高?哈林頓。

那年秋天，來自越南的消息報道，美國的一些著名的部隊已在越南戰場被打得落花流水。其中有9月份在安溪慘敗的第101空降旅，10月份在波來梅慘敗的綠色貝雷帽特種部隊，11月份在德浪河谷慘敗的第一騎兵師。在華盛頓舉行的要求停炸遊行前一周發生的德浪遭遇戰，有着特別的意義。像越共前次的春季攻勢和1968年初的新年攻勢一樣，德浪之戰是越南戰爭中的一個轉折點。第一騎兵師的空降兵在波來梅交戰後窮追敵人的小股部隊，在德浪河谷遭到頑強抵抗，此處靠近朱邦山，距柬埔寨邊境七英里，位於西貢以北200英里的越南中部高原。這次美國人面對的不是越共游擊隊，而是北越第66團。

北越的精銳部隊66團，面臨著一次嚴峻考驗。從軍事史上說，第一騎兵師可算是一種新部隊，它是一個用美國最優越的火力裝備起來的直升機空降師。共產黨軍隊，對有發明才能的美國人所研製的在戰場上使用的武器都頗為熟悉，他們現在的戰術則要求士兵們在近距離和那些怨氣兵交鋒，如果可能的話就打肉搏戰，但至多不超過34碼的距離，這樣就可以使美國的炮兵和戰術空中支援全部失去作用。

德浪之戰的含義肯定是極大的。在7月舉行戴維營會議之際，在南方還只有兩個北越團。現在駐越軍援司令部已經查明有六個來自北方的團，此外大概還有兩個團，可能甚至三個團。還有一些正在南來途中。胡志明的司令官武元甲將軍一直在把他的營分散成連和排，以比美國運入軍隊快得多的速度經小道源源而來。

雙方都把援兵投入河谷，儘管第一騎兵師投入的一個營遭到伏擊損失慘重，德浪之戰結束后，威斯特摩蘭和他的副手威廉?德普伊將軍卻聲稱獲得一次勝利。數字似乎支持了他們的說法，敵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人那樣採取波浪式的攻擊，用英語大叫：“殺死美國兵!”他們被打死1200人，而美國人僅死200。但是另外一些觀察家，其中包括以文職人員身份回到越南的約翰?保羅?范恩，則做出了迥然不同的結論。共產黨已準備好無限期地接受這樣的損耗。(一個越共士兵在他的日記中寫道：“為祖國犧牲自己的生命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天職。”)而美國在德浪之戰中的傷亡，儘管小得多，仍是威斯特摩蘭部隊的一個新紀錄，它使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傷亡達到了死1335人，傷6131人。美國駐越軍援司令部卻認為威斯特摩蘭已找到獲勝的戰略秘訣，迫不及待地在籌劃更多的德浪戰役，而武元甲卻完全同意范恩的觀點。這位北越將軍確信(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他是對的)，美國人民不會接受這樣重大的傷亡，容許美國承擔沒有盡頭的義務。武元甲認為這場戰爭的新階段是他的人力與威斯特摩蘭的技術裝備之間的抗爭，充當評判員的是美國公眾輿論。

12月間，麥克納馬拉勸請約翰遜暫停轟炸。臘斯克表示反對，現在他已經是最強硬的鷹派人物之一了。但是總統停止了B-52的出動，並向世界一些重要的首都派出外交人員，散佈華盛頓準備謀和的消息。兩位意大利教授抵達河內試探胡志明的態度。一開頭，談判似乎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共產黨準備採取和解態度的話剛傳到臘斯克那裏的時候，河內卻忽然譴責一切都是“徹頭徹尾毫無根據的捏造”。美國人吃了一驚。在德浪之戰以後，美國人認為胡志明應該清楚他面臨著失敗。海軍陸戰隊的士兵們想起了他們的一個老笑話的結尾的一句話：“總有哪個狗娘養的沒有得到信兒。”

林登?約翰遜向國會兩院聯席會議要求制定1965年選舉權法時，他在演說結尾處的一句話，由於新的一代美國黑人為社會正義流出的血和淚，而有了光輝的意義。他說他們的事業“只能也是我們的事業。因為不僅黑人，而實際上是我們所有的人都必須克服祖輩傳下來的偏執和不公正的缺陷。我們也一定會克服掉的”。

這是自由派說得很漂亮的空話，但是在那一年中這句話有時似乎不過是很可懷疑的預言。最高法院關於布朗對教育局一案的裁決，在5月17日剛度過它的11周年，而種族主義現象卻似乎比過去更甚了。耶魯大學的斯蒂林講座歷史學教授范恩?伍德沃德說：“在學校里，現在黑人與白人比他們上一代更少接觸。”從1964年年中到1965年年中，三K黨獲得了空前眾多的黨徒，即使在南北戰爭后的南部重建時期，也沒有這麼多過。1965年10月，據報道，伯明翰的一個黑人由於一個白人救護車司機拒絕送他上醫院而流血致死。一個亞拉巴馬州的商人在談到民權運動時，信口對一個《紐約時報》的記者說：“等這股風過去了，這些黑鬼在這裏不用想過好日子”。在北部城市中，種族方面的氣候也好不了多少。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湖南區的馬克特公園發表演講說：“我在密西西比和亞拉巴馬都沒有看到過像在芝加哥看到的這樣深刻的仇恨。”達拉斯縣警長小詹姆斯?克拉克在塞爾馬事件時佩戴的一個小徽章似乎象徵著千百萬白人的態度，那上面就簡單兩個字：“決不”。意思是，不論在北部或南部，像克拉克這樣的人，決不會承認黑人的平等地位。

面對着這種不公正的境遇，黑人的態度繼續發生變化。他們不斷分裂成許多小派別，相互十分敵視。馬爾科姆?艾克斯正在他快要掌握領導權力之際，於1965年2月21日在上曼哈頓區的奧杜邦舞廳被他的黑人同胞刺殺，這反映了在黑人好鬥分子之間的深刻分歧。黑人絕望心情的一個標誌就是一些團體提倡“返回故里”——“回到非洲故鄉去”。在黑人地帶大約五十個居民區中組織起了“防衛執事團”與三K黨戰鬥。其他的人則相信李?羅伊?瓊斯的話，他告訴他們“美國白人大多數是壞蛋”；或相信詹姆斯?福爾曼的話，他發表一個“黑人宣言”，要求白人教堂和猶太教堂(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恰恰都是極為熱情地支持民權運動的)付給黑人5億元的“賠償費”。

鼓吹分離主義的集團中最著名的是穆斯林，1966年在奧克蘭出現了第一小批黑豹黨人。1965年11月，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提出了莫伊尼漢報告，這是一個說理嚴謹的文件，它論證說，解決黑人社會內部的問題的最現實的做法是首先消滅奴隸制度留下的最壞的遺產：黑人依賴福利救濟過活，離婚率比白人高40%，以及駭人聽聞的私生子數量，每四個黑人嬰兒中就有一個是非婚生的。莫伊尼漢報告談到的事實是無可爭辯的，但是那一年正是黑人痛苦已極的一年，許多事都對黑人的自尊心產生破壞性的影響，以致他們不能正視這些事實。黑人領袖因此給這個報告扣上種族主義宣傳的帽子，並且指責報告的作者是一個“法西斯分子”。

范恩?伍德沃德在1965年寫道，“就聯邦法律有能力處理”種族隔離和不公正現象而言，“國會剛剛能完成它的任務”。這類立法的最主要的一項是該年的選舉法。馬丁?路德?金在1月份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指出南部500萬黑人適齡選民中有300萬人沒有進行選民登記，他宣佈要發動一次全面登記選民的活動。這一活動將在亞拉巴馬州的塞爾馬開始，在這裏，1.5萬名可以登記的黑人選民中，只有325人登記了，而1.4萬名可以登記的白人選民，登記的卻達到9300人。金博士照例帶領第一批黑人要住進塞爾馬過去只供白人使用的艾伯特旅社，當他在旅社辦理登記手續時他照例被一個白人種族主義分子拳打腳踢打了一頓。毆打他的那個人被課以100元罰款和60天監禁，在金看來這是尊重法律的一個良好開端，可是選民登記運動很快就停頓了。一個最簡單不過的道理是，塞爾馬的大多數黑人對選舉權不感興趣。需要某種劇烈的行動才能使他們覺醒起來。這類行動果然——這是富有典型意義的——出現了：在附近的佩里縣，一個準備進行選民登記的黑人被一夥白人殺害了。當地的民權運動領袖們指望利用這件事，利用縣警長吉姆?克拉克的暴躁脾氣，利用華萊士州長炫耀權勢的作風，來使他們的運動得到復興。

他們宣佈要在3月7日舉行一次抗議遊行。黑人和白人同情者將從塞爾馬到54英裡外的蒙哥馬利市，沿傑弗遜-戴維斯公路系統第80號公路中段往南走。華萊士立即以威脅商業和公安為理由禁止此次遊行示威，並派遣100名州警察增援克拉克警長；後者為了表示他忠於過去的傳統，還糾集了一批騎馬的自警團。3月7日(這一天將作為“黑色的星期日”載人亞拉巴馬州的歷史和成為民間傳說)，600名黑人和一些同情他們事業的白人不顧禁令，從非洲人衛理公會主教派布朗教堂出發走到了橫跨亞拉巴馬河的埃德蒙-皮特斯橋。在這裏，他們與克拉克的騎馬的自警團和戴有防毒面具的州警相遇了。由於他們不理睬限兩分鐘內散開的警告，自警團於是揮動警棍和濕皮鞭猛烈攻擊他們。催淚瓦斯的黃煙從州警的隊伍中噴射出來。被轟散的黑人狼狽退回教堂。伴隨着他們的是電視攝影記者，他們拍攝的影片將保證塞爾馬在一夜之間變成鎮壓的象徵。

在“黑色的星期日”這一天，金博士正在亞特蘭大佈道。他放下手頭的一切事務飛赴塞爾馬，宣佈他要在星期二領導第二次進軍，並號召黑人和白人的教士都來參加。三百多白人神甫、牧師和猶太教教士都同意參加。在北部各大城市都舉行了同情示威遊行。黑人運動活動家在司法部和白宮舉行了靜坐抗議，約翰遜總統發表一項聲明譴責亞拉巴馬的官員“對待一些黑人公民的粗暴行徑”。他派遣約翰?多爾和佛羅里達前州長勒魯瓦?柯林斯去塞爾馬，他們成功地安排了一次象徵性的進軍，在那橋上走一個來回。克拉克警長和金博士雖然極不樂意，都勉強同意了。從金這方面來說，他不樂意是有道理的。“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好鬥的黑人青年，指責他是“湯姆大叔”主義者。在離開那座橋時，他們唱着民權運動的歌曲嘲弄他：“我們不能隨便讓人使我們回頭。”

在同一天晚上，塞爾馬危機中發生的三起謀殺事件中的第一起，便使金不得不暫時回頭了，這三起謀殺案的受害者都是同情民權運動的白人。波士頓惟一神教派牧師詹姆斯?裡布，在他離開一家黑人飯館時，遭到一群農村惡棍的猛烈攻擊而被打死。“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詹姆斯?福爾曼和他的500名追隨者威嚇說，如果金博士不採取更大膽的方針，他們就要造反。1500名憤怒的黑人在蒙哥馬利市以色列浸禮會教堂舉行群眾大會。金有令人鼓舞的消息要向他們報告。蒙哥馬利市聯邦法官小弗蘭克?約翰遜同意允許舉行從塞爾馬到蒙哥馬利市的遊行，雖然這樣的遊行“已達到了為憲法所允許的極限”，但是他裁決說，對待示威者的做法顯然也已超越了“憲法所允許的極限”。

華萊士州長在由電視轉播的亞拉巴馬州兩院聯席會議上，譴責即將舉行的進軍，可比之為共產黨的“街頭戰”，就是這種戰爭“把古巴毀掉，把越南的吳庭艷斷送，把中國強佔——它把這個世界的文明和既有的制度撕成了血淋淋的碎片”。他說該州當局不能向所有這些外來的煽動者提供保護，他打電報給白宮，要聯邦政府派人來執行聯邦法官的決定。而這正中林登?約翰遜的下懷。總統現在有了華萊士提出的保護示威者的正式請求，他於是派遣了1863名撥歸聯邦統轄的國民警衛隊，250名聯邦法院法警和聯邦調查局特工人員，兩營正規陸軍軍事警察，一些爆破專家，檢查遊行隊伍前方的道路和橋樑，直升機在頭頂上空盤旋巡視。此外，還為遊行隊伍提供過夜休憩用的巨大帳篷、一輛600加侖的飲水車、一些廁所車、救護車、垃圾車和事先安排宿營地用的先行車。約翰遜其實也做得太過一點了。

進軍本身是一次勝利。民權運動的老手已能很巧妙地為電視攝影記者提供豐富多彩的鏡頭。走在進軍隊伍前列的是金博士、拉爾夫?本奇、一個漂亮的女大學生、一個穿工裝褲的佃農、一個猶太教教士、一個基督教牧師、一個修女和一個架着拐杖的一條腿的人(沿路站着的亞拉巴馬白人，他們完全不知道為自己留點臉面，竟衝著修女做出淫猥的動作；在進軍者唱歌時，鬨笑着給一條腿的那個人叫拍子，“左，左，左”)。儘管亞拉巴馬州的立法當局義憤填膺地——而且一致地——譴責“有證據在進軍者宿營地發生大量私通行為”，但是大家一路上態度和平，秩序良好，考慮到參加的人是如此之多，應該說這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就。3月21日從塞爾馬整隊出發時是3200人，四天後到達蒙哥馬利市時已增加到2.5萬人。金博士在州首府廣場上向群眾發表演說，一百年以前，這個地方是南北戰爭時“南部同盟”的首都所在。他在演說結束時連呼四次“光榮歸於上帝!”隊伍解散后，大批汽車在80號公路上把他們拉回塞爾馬。一夥滿臉不高興的三K黨徒盯着他們離去。汽車的洪流稀薄下來，這伙三K黨徒要動手進行第二件謀殺了。

受害者是一位紅頭髮的底特律人，一個有五個孩子的家庭婦女維奧拉?格雷格?柳佐。她的丈夫是卡車司機工會的代表，柳佐太太曾對他說：“我一定得參加這一次的活動。”在州議會大樓外面草地上舉行的集會勝利結束后，她自願運送亞拉巴馬的進軍者回家。最後一趟，她的乘客只有一個19歲的黑人理髮師，他們倆正一起唱着“我們將一定勝利”時，在公路的一段寂靜的地段，一輛滿載三K黨徒的汽車逼近并行。這群白人暴徒中的一個汽車機工，用三八口徑手槍對準她的頭部開了一槍。她立時歪倒，鮮血從太陽穴噴涌而出，汽車也栽進道旁溝中。嚇壞了的青年理髮師搭乘便車到塞爾馬報警。

第三件凶殺案是一個從新罕布殊爾來的主教派教會神學院學生，在一間雜貨店中被槍殺。兇手是一個兼職的副警長，他申辯開槍是為了自衛，可是在這個神學院學生身上並未發現武器，證人們也說他沒有任何武器，儘管如此，由12名亞拉巴馬州白人組成的陪審團還是宣判兇手無罪。在裡布牧師被毆致死後幾個小時，有三人被控。他們也被宣判無罪，陪審團對他們的審議只用了95分鐘。對謀殺柳佐太太的兇手們的審判，是三個案件中最有意思的。在行兇的汽車上的三K黨徒中，有一人實際上是聯邦調查局的密探，他指認了他的每一個同夥，他們用的武器，以及他們說了些什麼，幹了些什麼。在第一審中，由一個祖傳三代的三K黨徒小馬特?墨菲替他們辯護。墨菲在法庭上的總結髮言是地地道道種族主義的：“白人一經同黑人搞在一起，他們也就變成了白色的黑雜種……上帝是不想要我們同黑種人混在一起的，我不管林登?貝恩斯?約翰遜怎麼說。”墨菲說那個聯邦調查局人員，違背了他加入三K黨的誓詞，“像一條響尾蛇一樣奸詐……他真是枉稱自己是個白人，而實際上比一個白色的黑雜種還壞。”陪審團還未能做出判決(以10票對2票認為被告犯有誤殺罪)，而墨菲卻離開了舞台：在第二審前死於車禍。主持審判的是一個偏心的法官，以宣判無罪了結，但是這時聯邦政府插手進來，以侵犯柳佐太太的民權的罪名審判那些三K黨徒。這條奇特的法律曾經使密西西比州三K黨殺人者在“自由之夏”活動中落入法網，也使在佐治亞殺害一名黑人陸軍軍官的殺人犯受到制裁，這次也居然再度發揮作用，在另一個由12個南部人組成的陪審團的陪審下，法官判處被告以十年最高刑期。

塞爾馬事件激勵了選舉權法的制定——約翰遜在3月15日向國會要求通過此法時就這麼說——全國都把這件事歸功於金博士。事實證明這是他的盛譽的頂峰。前幾年在密西西比州發生的事件，開始引起了對非暴力行動的嚴重懷疑，亞拉巴馬的殺人犯使新一代黑人積極分子的疑慮得到了證實。這些持懷疑論者離開塞爾馬時，確信從金那裏已經得不到什麼教益了。廣大黑人群眾卻並不這樣看。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隨後舉行的一次不記名民意測驗表明，只有4%的人表示他們願意積極支持斯托克利?卡米高，2%支持更好鬥的拉普?布朗，支持三人中最為好鬥的羅恩?卡倫加的則只有1%，而40%的人卻支持金博士的觀點。儘管如此，那些積極活動分子卻也正確地看出了那種情緒的變化。大多數人渴望和平——大多數人總是要和平的，但是整個國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其最顯著的特點之一就是對暴力的嚮往。現在回想起來，甘迺迪總統之死和暗殺他的兇手的被謀殺，看來就是前兆。在宇宙的某個地方又另換了一次排擋。1965年同期在越南出現的追而殲之的方針，是新露頭的那一情緒的一個表現，塞爾馬的謀殺事件等是另一個表現。在今後的歲月里，由於黑人被壓抑了一百年的憤怒和失望現在已迸發出來，類似的表現必將接踵而至。

1965年8月11日(星期三)，那種新的城市情緒在洛杉磯的一個破破爛爛的黑人區冒出頭來了，這個黑人區地處洛杉磯國際機場進口處的南面，房屋矮小，灰泥剝落，使人聯想起波多黎各的一些貧民窟。垃圾似乎從來無人管，到處是一堆堆破爛東西——碎玻璃、銹罐頭盒、腐爛的雞骨頭、空酒瓶等等，而由於這裏還有許多在當地被叫做“那傢伙”的具有代表性的白人警察，他們隨便可以拉住一個黑人公民，對他說：“我要檢查你的身份證，”而使得那裏的生活更加令人難以忍受。

8月的那天傍晚，加利福尼亞公路巡邏隊的一名警官李?米尼庫斯，要檢查一個名叫馬克特?弗賴伊的年輕黑人的身份證，他打算以酒醉開車的嫌疑拘留他。一群人圍住他們，向米尼庫斯和他的嫌疑犯起鬨。這看來似乎關係不大，無關緊要，卻不料在表面的平靜下面醞釀著緊張情緒。洛杉磯正連續第四天處於酷暑熱浪中。人們都在戶外乘涼，很容易聚集起來看熱鬧。弗賴伊被抓起來的地方在阿瓦隆大道和特級公路的拐角處，此處是洛杉磯的一個繁忙的交通要道，白人司機駕駛的豪華的小汽車如流水般不斷通過這裏。最不祥的是這一帶居民的情況。98%是黑人，人口密度每英畝達27.3人(整個洛杉磯縣則是7.4人)。從40年代初開始，黑人移民大批來到此地，那時每月平均有2000人投入戰爭工業中工作。現在這個城市的273.1萬居民中，黑人有42萬。可是這個黑人居住區的205名警察中，卻只有5名黑人。1965年每月仍有1000名黑人湧進這個密集擁擠的地區尋求已不再有的工作。毒品和酒精的誘惑在等待着他們的孩子，只要他們的孩子偶一失足，“那傢伙”就會來把他們抓走。在這個本地人叫做瓦茲的地區，真正的罪犯不是這裏的居民，而是這些引人跌入的陷阱。

在那個星期三的下午7點45分，加利福尼亞公路警官米尼庫斯把弗賴伊這個小夥子抓了起來。他幾乎馬上就遭到了麻煩。他的警車上的一閃一閃的紅燈招來了很多人，其中就有被捕者的母親。開頭她訓斥她的兒子，接着她指責那位警官。由於她的情緒變得很激動，旁觀的人嘰嘰喳喳，也表示出不滿，米尼庫斯一時神經緊張，通過無線電要求增援。接着他又犯了兩個錯誤。他企圖強使弗賴伊進到他的警車中去，並且轉過臉去不理睬弗賴伊的母親。她於是朝他背上撲過去。另外一些警官趕到，才把她拉開，而這時人群越發表現出憤憤不平，這些警官靠手槍使他們不敢動手。米尼庫斯同他抓起來的人終於走了，但是這代價實在太高了。由於使用武力，大家在敘述事情經過時就不免歪曲，添枝加葉的結果，就越來越走樣。有兩個說法傳播很廣。一說是一個警察用警棍猛擊一個孕婦的肚子。另一說是，一個警察把一個婦女朝着巡邏車猛推，而且想掐死她。這一來，群情激憤，於是拿石塊和玻璃瓶向警察砸去。到晚上10點，看熱鬧的人群已變成一夥暴徒，他們攻擊過路的人，推倒汽車，打破商店櫥窗。人們所熟悉的暴亂升級的各個階段現在已一一出現。警察在晚上11點封鎖了附近的八個街區。兩小時以後，約兩千暴亂者衝破封鎖線，在瓦茲橫衝直撞，攻打外來的人，砸爛一切能砸爛的東西，搶劫商店。

凌晨3時，暴亂程度略有下降，那些鬧事的人也該睡覺了；警察的巡邏使這個黑人居民區從外表上看來恢復了秩序。清晨，商店老闆們把保險公司的人叫了來，夥計們動手打掃，那些對暴亂活動毫無經驗的人認為這次事件已經過去了。那個星期四的晚上7點45分，也就是年輕的弗賴伊被捕后24小時，這些人的幻想破滅了。開始還只是重複星期三晚上的一切活動：青年們襲擊過路車輛，扔磚頭打警察，打破窗戶。到清晨4點情況發生了變化。先一天到4點鐘的時候，因為大家太累，這個居民區倒安靜下來了，現在卻是另一批鬧事的人湧上了街頭。這些人年齡比較大，也更兇惡，他們還都有武器。迪克?格雷戈裏帶着話筒到瓦茲來到處叫喊着，要大家遵守秩序，結果在腿上挨了一槍。暴力行為已幾乎接近一場叛亂的程度，但是有關當局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一隊擔任快速突擊行動的警察從瓦茲的黑暗的街道上把人驅散，他們就宣佈已控制住局勢了。

上午10點，發生了第一起白日暴行事件，兩個白人推銷員受到了攻擊，這時他們才明白是怎麼回事了。上午11點，一個警察打傷了一個黑人搶劫者。埃德蒙?布朗州長原在希臘度假，讀到秩序日益混亂的報告后，急忙趕了回來。他的副州長已同意了洛杉磯警察局長調遣國民警衛隊的請求。星期五下午第一批國民警衛隊抵達瓦茲。那個居民區勢態發展很快，當他們集合在一所小學裏聽情況介紹時，聽到的已都是些過時的情況了。在包括150個街區的一個地區內，有五千多暴徒來回衝撞，用自製燃燒瓶放火燒屋，伏擊聞警前來救火的消防隊。晚上9點40分，瓦茲發生了第一起傷亡事件，一名縣副警長腹部受傷致死。很快又死了三人。國民警衛隊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槍進入這個居民區，他們在到處的大火中清清楚楚地看到搶劫者拿着槍支、各種家庭用具、酒、珠寶等一切值錢的東西從商店出來。有一些商店外面塗寫着粗大的字跡：“黑人兄弟”、“親兄弟”、“黑人所有”、“一位兄弟所有”，可是其中有些仍不免遭劫。有一伙人打算焚燒橡樹公園公共醫院，那裏實際擠滿了騷亂中受傷的黑人。《洛杉磯時報》的一個黑人記者羅伯特?理查森寫道：“那些鬧事的人現在是在焚燒他們自己的城市，就像有時瘋人會自己斷肢一樣。”

星期六，在屋頂上的狙擊手開始把目標對準士兵和警察。消防隊員領到了防彈背心。國民警衛隊先增加到1萬人，后又增至1.4萬人。星期六在40平方英里的地區實行戒嚴，星期日則擴大到46平方英里。一直到8月18日，星期三凌晨還斷斷續續有人出擊，那時在一所黑色穆斯林清真寺經過一場槍戰後，抓住了35個黑人，這才算使這一事件告一結束。在一場為時達六天的瘋狂行動中，死34人，傷898人，4000多人被捕，損失達4500萬元。

瓦茲的破壞被認為是1943年底特律事件以來最糟糕的一次種族騷亂，但實際上這次事件應該說是自成一類。死亡人數一樣，可是底特律事件的損失不到100萬元，這一次到處都出了問題。和瓦茲同時，8月12日，芝加哥湖西區因一輛救火車馳往西加菲爾德公園去救火，路上卻撞死了一個黑人婦女。黑人於是同警察和兩千名國民警衛隊員激戰了兩夜，發生搶劫活動，並用瓶子扔打白人。結果100人被捕，67人受傷。在馬薩諸塞州的斯普林菲爾德(這不是在大城市中的黑人居民區)，由於在一家夜總會外面逮捕了18名黑人，於是群起指責7個警察行為殘暴；白人商店遭到黑人自製燃燒瓶的攻擊，引起了大規模的逮捕，因而再次徵召國民警衛隊。四千名斯普林菲爾德的黑人舉行了抗議遊行，最後聚集在市政廳前，在那裏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全國大會副理事長喬治?威利對他們說，“北部的民權鬥爭”將比在南部進行過的鬥爭“更長期，更血腥，更劇烈”。

每次發生暴行事件之後即繼之以指派一個委員會對事件進行調查研究，這是60年代的特點。布朗州長遴選了以約翰?麥科恩為首的由知名人士組成的一個專門小組來調查瓦茲事件。他們發表了題為《城市暴亂活動：是結束還是開始》的調查報告。從這以後人人都知道瓦茲事件只不過是開始，但是尋求解決辦法的方式卻是多種多樣的。麥科恩報告大談建立法律和秩序的必要。黑人好鬥分子則抗議說，反對鎮壓黑人的法律正是瓦茲事件的導因。貝阿德?拉斯廷稱瓦茲事件是“黑人對他們本身逆來順受的習性進行的第一次重大的反叛行為。”白修德認為電視和廣播的報道應負一定責任。白修德指責它已“越出報道的範圍，而且本身成了一個因素”，他問道，“為了國內安寧的最高利益，能不能對這種利用電子傳播的報道加以限制呢?”馬丁?路德?金巡視瀰漫著劫后硝煙的瓦茲時，並沒有受到一律歡迎。這情況他也逐漸習慣了。鬥爭的火炬已傳給了新一代的黑人領袖，而且它已經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火炬了。

1965年夏天種族騷亂熾烈而短暫。在8月份的第二周爆發瓦茲事件之前，那年國內本來還有希望不致發生重大騷亂事件的。可是第二年就不是那麼回事了。洛杉磯又一次響起警鐘，這次是在3月間，一夥黑人學生向一個白人教員的汽車扔石頭，攻擊其他白人，後來發展成搶劫。洛杉磯的警察從去年發生的事件中已得到不少經驗了，一夜之間就把這場新的威脅鎮壓下去，只有兩人死亡。但是，洛杉磯雖以微小的創傷為代價得免遭浩劫，全國其他地方就沒有這樣走運了，似乎美國的每個黑人區都在造社會的反。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黑人在4月份開始行動。到5月，加利福尼亞州的三個城市已進入戰爭狀態。克利夫蘭在6月下旬開始暴亂，兩周後繼之以奧馬哈、得梅因和芝加哥。接下去是克利夫蘭，然後緊跟着布魯克林、巴爾的摩、珀思安博伊、普羅維登斯、明尼阿波利斯、密爾沃基、底特律、戴頓、亞特蘭大、三藩市、聖路易，佛羅里達州的龐帕諾灘、佐治亞州的科迪爾、伊利諾伊州的錫塞羅和密執安州的蘭辛、馬斯克岡、本頓港和傑克遜。截至夏末，七人死亡，四百多人受傷，大約三千人被捕，因破壞、搶劫和縱火而招致的損失達五百萬美元以上。到1966年底，美國在這年蒙受了43次種族騷亂的創傷。

在錫塞羅，一次為要求住房不受歧視而舉行的黑人遊行，與充滿敵意的白人的反遊行相遇，這伙白人一再企圖衝過警察去傷害黑人。12人受傷；6名警官被投擲物擊中，32名白人被捕。錫塞羅事件之所以引起人們的特殊興趣，是因為它表明警察遠不是去惹是生非，而常是努力維持脆弱的和平的。黑人之所以老是以他們為目標，是因為警察代表着政府當局，而且往往是視野中僅有的白人。在工人階級集中區中，白人的憤懣往往同黑人的憤憤不平不相上下，甚或過之。雙方都感到種族間的緊張關係。在1966年，這種衝突情緒充分表現出來了。

最初要求住房開放的示威是由馬丁?路德?金領導，在錫塞羅的馬克特公園舉行的。當他被一塊石頭擊中，打得他屈膝跪下時，他宣佈取消這次集會。爭取種族平等大會芝加哥分會主席羅伯特?盧卡斯挑戰性地發起新的遊行，理由是“爭取種族平等大會需要保持住壓力”。盧卡斯是新的好鬥分子的一員，1966年正是這些人逐漸當令的一年。弗洛伊德?麥基西克取代比較溫和的詹姆斯?法默成為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頭頭，斯托克利?卡米高繼約翰?劉易斯任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運動的發展並不像他們所預想的那樣順利。卡米高上任剛一個月，發生了一件民權運動領導者們不以為意的一件事，而這件事卻顯示出了領導層中的嚴重分歧。

詹姆斯?梅雷迪思在6月5日宣佈，他要離開孟菲斯徒步225英里到密西西比州設在傑克遜市的州議會去。他的動機是要證明，美國的黑人是無所畏懼的。但麥基西克和卡米高一類的人卻認為他這種主意不切實際，純屬空想——一位運動領導人說：“這是我聽到過的最愚蠢的主意。”——他們決定不理睬梅雷迪思。梅雷迪思並不氣餒。他依然受着“神聖責任”的思想支配(這是他在《在密西西比的三年》一書中的說法，這本書敘述了他在密西西比大學校園中經受過的嚴峻考驗)，他相信命運正在他出生的那個州等待着他，而他的想法是正確的，代表着命運的是密西西比州的一個中年的失業白人，名叫奧布里?詹姆斯?諾維爾。在這次旅行的第二天下午4時15分，梅雷迪思在聯邦調查局的一名特工人員的護送下沿着密西西比州埃爾南多正南的美國第51號公路大步行進的時候，諾維爾從路邊的灌木叢中站了出來。“詹姆斯?梅雷迪思!”他高聲地叫喊着。“詹姆斯?梅雷迪思!我只要梅雷迪思!”他連續對他開了三槍。在孟菲斯的一家醫院裏，醫生們發現梅雷迪思滿身都是鳥槍彈砂。

所有的傷都不嚴重。諾維爾所起的真正的作用，是徹底推翻了那種認為無須認真對待梅雷迪思徒步旅行的說法。這一陣槍擊立即形成一場運動，為民權運動奔走的每一個人全都參加進來。迪克?格雷戈里飛赴孟菲斯沿着和梅雷迪思相反的方向前進，麥基西克、卡米高和馬丁?路德?金則從梅雷迪思被擊倒的地方向南方步行前進。金博士借了2000元投入他所說的“爭取自由的梅雷迪思進軍”，並命令他的南方基督教領導人大會為另一個塞爾馬運動動員各種力量。

這在當時是不可能的。塞爾馬的成就是使黑人領導人在非暴力問題上團結起來。現在，批評金的一些人，特別是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中的那些人都已公開站了出來。在諾維爾狙擊事件后的第二天，卡米高對孟菲斯的一個群眾大會說：“現在黑人要從白人手中奪過他們應該佔有的一切。”金對這樣煽動暴亂的行徑表示痛心，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羅伊?惠特尼和城市同盟的小惠特尼?揚卻表示同意。而這些年輕的好鬥分子的言論變得更加激烈好鬥了。在密西西比州的費城，在1964年舉行“自由之夏”時，運動的成員曾有三人死亡——其中兩人為白人——一名密西西比州的白人在黑夜裏被獵槍擊傷，而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拉爾夫?費瑟斯通對於這一事件絲毫不以為憾，他反而高興地認為黑人已不再那麼好欺負了，並說“他們的反應是以槍對槍”。卡米高講的完全是黑豹黨的語言。在亞佐市，年輕的黑人們歡唱着：“哎嗨!哎嗨!你知道!白人必須走開——必須走開!”而且，那天夜裏，在亞佐市的遊樂場，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23歲的成員威利?里克(由於他的福音派的風格被稱為“教士”)登上一輛平板卡車發表了一番使老一代黑人領袖為之發抖的宣講仇恨的說教。他講到白人流血的情況，並且反覆用兩個爆炸性字眼：“黑人權力!”來說明他的目標。

在離亞佐市45英里的格林伍德，卡米高在被拘留七個小時后出獄。在某種程度上，他的困境是由於他的好鬥態度所造成。對這種態度感到灰心的自由派白人，已遠不如塞爾馬事件時期那樣慷慨捐助了。吃和住都是一個問題，卡米高原來是在一所黑人學校的操場搭建帳篷的時候被逮捕的。在他爬上另一輛平板卡車要去對格林伍德的群眾發表演說時，他聽到了關於里克發表演說的情況。卡米高使用民權運動領袖們從黑人佈道者那裏卓有成效地學來的一再重複和問答的方法，提醒他的聽眾們：他那次是在一所黑人學校的校園裏被警察逮捕的。“除了我們自己之外，每一個人都可以在我們的街坊住所為所欲為……現在，我們將要奪取某種東西，我們要奪得某種代表性的東西。不管它是不是屬於白人的——也許是黑人的。不要妄自菲薄。我們——要求——黑人——權力!”

人們喊叫起來：“說得對!”他也就抓住了這個主題：“我們——要求——黑人權力!我們——要求——黑人——權力!我們要求黑人權力!我們要求黑人權力!對——這就是我們的要求……現在，從今以後，當他們問你們要求什麼時，你們就知道該怎樣回答他們了。你們要求什麼?”

“黑人權力!”

“你們要求什麼?”

“黑人權力!”

“你們要求什麼?再說一遍!”

“黑人權力!”

這話是什麼意思呢?羅伊?威爾金斯是毫不懷疑的。“‘黑人權力’意思就是反對白人權力……那必然也就是自己單獨干。必然也就是分離主義。而這和我們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主張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威爾金斯把它叫做：“仇恨之父，暴力之母。”馬丁?路德?金最初對這一件事也講了類似的話，雖然後來他看到各民權團體之間的聯合由於這個問題的爭執而走向分裂，他就採取了模稜兩可的態度，把它解釋成為“對於種族自尊心的呼籲，對於黑人不以身為黑人為恥的呼籲，意在變黑人的無權地位為握有積極的建設性的權力”。麥基西克認為這是呼籲採取聯合行動：“除非我們能夠設法把黑人的力量聯合起來，否則我們就會處在一蹶不振的狀態。”但是已殉身的梅德加?埃弗斯的兄弟查爾斯?埃弗斯這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在密西西比州的領袖人物發出警告說：“如果我們沿着這些道路向黑人至上的目標進發，我們註定是要失敗的。”菲利普?倫道夫哀嘆這種好戰的叫喊乃是“種族和平與繁榮的威脅”。他說：“為民權而戰的每一個黑人，都不可能擁護黑人權力之說，因為它是與民權和取消種族隔離運動相對立的。”

《紐約時報》在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中說，密西西比州民權運動領導人之間的不和使公眾對這一運動的支持減少了。一次民意測驗發現，77%的白人感到黑人權力的信條正在損害黑人的事業。詹姆斯?梅雷迪思也同意這種觀點。當時他正在紐約療養，他說：“在那裏似乎正在搞嘩眾取寵。”他在完全康復之後，重新參加了進軍活動，並且受到金和其他人的擁抱。不過，他的疑慮仍未消除，他說：“我認為有些事情不對頭。”他還講到“某些胡鬧的舉動還在繼續，我是不喜歡這種搞法的。”

在新老兩代領導人之間的公開決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在6月23日，地點是靠近梅雷迪思進軍終點的地方——坎頓。在這裏，警察不同意他們在一所學校的操場上搭建帳篷。2500名黑人拒不散開，堅守着他們的陣地。卡米高喊叫起來：“我們不再逃來逃去了。”但情況並非真正如此，當警察用警棍和催淚瓦斯彈進行襲擊的時候，人們逃散了。但是，當金拒絕了他們無論如何也要搭起帳篷的提議時，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領導人拋棄了他。其中一人說：“從今以後我們自己干自己的。”接着，他們提議，由於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不積極支持這次進軍，應當將其排除在傑克遜市舉行的盛大群眾集會之外。金和在進軍途中提供了醫護服務的一個醫護人員志願組織反對這個決議，但是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爭取種族平等大會和代表年輕黑人的另外兩個組織形成了多數，決議獲得通過。查爾斯?埃弗斯說：“這很好。等他們全都走了，我仍在這裏”。他挖苦地說，進軍完全沒有注意登記黑人選民的工作。當隊伍到達設在傑克遜市的州議會庭院時，樂隊演奏着：“當聖徒們開始進軍的時候”，這時參加其他民權運動示威活動的老戰士們都注意到，以往多年曾與金共同進軍的許多白人，現在都沒有來。

這當然並不表示自由派從此不再關心黑人的正義事業。這也不可能從此終止已在實施中的爭取黑人進步的種種計劃。在那同一個月，在密西西比州費耶特進行了六個月的抵制白人商業的運動，以費耶特的各商店僱用黑人職工而勝利結束，同時還關閉了專供有色人種使用的加油站廁所，並錄用了一批黑人警察和副警長。在12個月裏三次被選入佐治亞州議會的朱利安?邦德，根據美國最高法院的命令，終於就職了。在塞爾馬，吉姆?克拉克縣警長由於他的職務需要經過選舉，悄悄收起了他的刻着“決不”字樣的小圓徽章。但這也無補於事，當根據他反對過的選舉法令登記的黑人選民參加投票時，他落選了。

過去，幾個黑人得志，全體黑人都感到心滿意足。整個種族會因為這少數人的成就而自豪。現在可不是這樣了，卡米高引用的一位黑人婦女那年9月講的—句話，是頗有代表性的：“拉爾夫?本奇吃的飯，飽不了我的肚子。”開電梯的工人和日掙三元的棉花採摘工也要求得到他們應得的一份。這是人之常情，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這些激進分子進行鬥爭的方法，是絕對不現實的。黑人只佔美國總人口的11%。侈談黑人革命——1966年已經談得不少了——是愚蠢的，而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提出要求黑人抵製取消種族隔離，則更屬荒謬。

菲利普?倫道夫，震驚於貧民窟的黑人和警察之間的暴力對抗，在9月竟說：“街頭的進軍和示威活動已成強弩之末，現在應該結束了。”他提出一個新的辦法：“從街頭轉到會議桌上去。”10月，他本人、威金斯、揚、拉斯廷和從事民權鬥爭的三名其他的老一輩領導人簽署了一項聲明，批判了暴力、暴亂和嘩眾取寵，並做出結論說：“我們不僅歡迎，而且我們要求美國白人的充分合作。”馬丁?路德?金一方面在原則上表示贊同，同時又不肯簽字，因為他不想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似乎他認為，那些爭取黑人權力的發言人，是“肯定地和不可挽回地犯了錯誤”。

卡米高一度採取調和的路線，把黑人權力重新解釋為：“黑人團結起來形成一支政治力量，來選出自己的代表，或迫使他們的代表說出他們的要求……對他們說：‘瞧，夥計，除非你向我們提供多少學校、醫院、操場和職業，我們就不會投你的票。’”但他並沒有堅持下去。不久，他就不停地告訴他的聽眾，“如果我們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我們就要把這個國家搞得稀巴爛。”他還號召黑人“用任何必要的武器為解放而戰。”在亞拉巴馬州的普拉特維爾，他說：“我們來到這裏要把這個城鎮搞個稀巴爛，我們一定要把它搞個稀巴爛。”他把約翰遜總統叫做“蠻子”、“小丑”、“說謊的人”。他愈益強烈地表明，他和黑豹黨人是完全一致的，黑豹黨的口號——“權力屬於人民”意味着權力屬於黑人，而不是屬於別的任何人。接着，就像丹東被羅伯斯庇爾接替了職務一樣，卡米高的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的職務被一名更加激烈的種族主義分子拉普?布朗所代替。當辛辛那提的大部分商業區在恐怖的五天五夜裏，被自製燃燒瓶搞得烈焰四起的時候，布朗對記者說，“在這些野蠻的白狗子警察滾開之前”，這裏決不會出現和平的局面。接着他說：“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已經宣了戰。”

在1966年的選舉中，起着強烈的反作用的投票是對於要求黑人權力的一個反應。另一個反應是諸如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之流敏感的政客轉變立場。德克森在1964年和1965年，曾經把民權立法作為“合乎時宜的主張”加以支持，但是，他卻以1966年法案包含有第四條(“住房不受歧視”條款)，而嘲笑它是“一包禍害”，因此使它未能通過。令人奇怪的是，對這些新的好鬥分子採取極力批判態度的，卻是一家英國的期刊——倫敦的《經濟學家》。《經濟學家》說：“這些‘領袖’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可怕的法西斯式的人物。”這家期刊嘲笑“自由派知識分子”，說這些人“令人感到侮辱地互相轉告，美國黑人中間普遍存在的反對白人的情緒，與1943年法國人反對德國人的情緒是相似的。”並說：“搶劫和侮辱白人婦女在過去一直被某些積極分子視為一種‘黑人革命的近乎高尚的行為’。”這雜誌還預言說：“美國人民對於這种放肆的暴行所採取的暫時的很不平常的容忍態度，幾乎必然要變成白人嚴厲的不容忍態度。”

與此同時，黑人種族主義分子越來越耀武揚威。黑豹黨人在富裕的城市自由派人士中，越來越獲得湯姆?沃爾夫尖刻地稱之為“激進時髦”的聲譽，而那些劣跡昭著的罪犯過去只在警方的案卷中出現，現在卻被當做對人類困境具有新見解的觀察家加以認真研討。他們全都是貧民區的產物，而某些人的發跡還可以追溯到近來的暴動事件。羅恩?卡倫加出身於瓦茲地區的下層社會，雖然他否認他的黑人民族主義的組織曾從事暴亂活動，該組織有四個成員已受到此項控告。卡倫加所以名聲大噪也是瓦茲的騷亂造成的。關於那次騷動的損失，現在越來越清楚，是無法計算的。某些重大損失幾年內也不會看到。這次暴亂的遺產之一是獅鼻似的55—SA型八發22口徑艾弗-約翰遜牌的左輪手槍。這支手槍原是一個害怕的洛杉磯人在騷亂髮生之後於1965年8月末用31.95元買來自衛的。後來，他把槍給了他的女兒，她又把它給了帕薩迪納地方的鄰居，這位鄰居又把它賣給納什百貨商店的一個叫穆尼爾?“喬”?錫爾汗的僱員。最後，喬把它轉給他的小弟弟錫爾汗——比沙拉?“索爾”?錫爾汗。在瓦茲騷亂之後的第三年，錫爾汗就是用這支手槍在洛杉磯殺害了羅伯特?甘迺迪。

在12年一輪的越南曆法中，蛇年(1965)讓位給馬年(1966)，隨即又進入羊年(1967年)。馬年被認為是幸福之年，僅次於大吉大利的龍年，但是，美國在越南的死亡人數，幾近一半——2559人——是在1966年的頭十周里喪生的，他們就在那十周之內死於共產黨人的炮火和炸彈之下，而且情況表明，這還只不過是開始。那一年美國兵陣亡總數達4800人。到第二年的5月，美國死亡總數超過了1萬人，而且隨着戰爭的延長，死傷數也越來越大。在羊年中，每周平均傷亡人數，較之馬年增多33%。1967年死亡人數，則比戰爭開始以來的任何一年為多。在這同一時期，有5.3萬名平民死亡，這是使國內的戰爭的批評者日益為之憂慮的事。

重大傷亡並沒有阻止五角大樓提出變本加厲的政策。參謀長聯席會議一直對麥克納馬拉施加壓力，要他敦促總統下令轟炸北越的燃油和潤滑油供應設施(這被稱之為油源襲擊)。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格蘭特?夏普海軍上將預言說，此舉將“使敵人走到談判桌邊來，或使叛亂平息”。麥克納馬拉終於在1966年3月表示同意，雖然中央情報局預先打招呼說，油源襲擊並不會使兵員和物資的滲透停止下來。中央情報局是正確的，儘管在戰鬥中傷亡慘重，沿長達1000英里的胡志明小道南下的北越士兵的人數，從每月1500人增為3500人，接着又增為4000人。到這一年的年底，武元甲平均每月向南方派去8800人。不久，年度兵員補充率已高達10萬人。

國防部的各研究小組向麥克納馬拉彙報說，雖然不斷進行轟炸，游擊隊流入南方的情況“有增無減”，而且各種襲擊對於河內在北緯十七度線以南作戰的能力“沒有顯著的直接影響”。這位國防部長親自飛往前線視察，這是他第八次親臨現場視察。他返國之後，對總統說：“和解的前景，如說有什麼變化，那就是比過去更渺茫了。”他還說：“空襲既沒有顯著影響滲透活動，也沒有粉碎河內的士氣。”他勸告總統重新估計轟炸行動。參謀長聯席會議極力反對任何減少空襲的建議。他們在致總統的一份備忘錄中爭論說，軍事局勢“在過去的一年裏已有了實質性的改善”，並把轟炸稱為“一張王牌”。威斯特摩蘭將軍飛返美國向國會兩院聯席會議講話時說：“在我駐留越南的四年間，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受到鼓舞……我們已經到了即將看到盡頭的重要時刻了。”

麥克納馬拉卻並不感到鼓舞。到那時為止，一閃即逝的樂觀估計他已經看得太多了。在西貢，他曾同駐在那裏的一名部下度過一段使人灰心喪氣的日子，這個人告訴他說，官方的充滿愉快的調子是騙人的，前途是一個無盡頭的黑衚衕，根本無光明可言。提供這一情報的人，是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實際上，威斯特摩蘭來到華盛頓並不是要報告勝利，而是要求派更多的軍隊。1966年終了時他已擁有37.5萬人。到1967年的4月，他已擁有48萬人，超過了韓戰的頂峰時期。他要求到1968年6月增為68萬人，或至少增為56.5萬人。他對約翰遜說，有68萬人，他能夠在兩年內結束戰爭；如只擁有后一個較小的數字，就需要用三年的時間了。這位總統不高興地指出，在南方的共產黨軍隊的力量已達到最高紀錄。他質問這位將軍說：“我們增兵，難道敵人就不能增兵嗎?這樣下去，到哪兒才算盡頭呢?”威斯特摩蘭說，如果武元甲的滲透率再提高，他的供應將發生困難。無論如何，美國在南越的怨氣兵殺死北越人的速度總比他們能補充的速度快。約翰遜問他，如果武元甲要求中國派遣志願軍，情況會怎麼樣。這位將軍回答說：“那倒是一個大問題。”

美國人捲入越南戰爭的時間已經大大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韓戰。這場衝突看來已完全成了一場白人與亞洲人之間的鬥爭。駐越南軍事援助司令部給這裏的大小戰役取了許多有聲有色的名字，它們使人想起叢林中的苦難生活和美國國內日益分裂的人民中的與日俱增的痛苦。其中有阿托巴羅行動、陸戰隊廣場行動，以及馬希爾行動、雙鷹行動和白翼行動。然後還有達多行動、881高地北坡行動、祿寧行動、瘋馬行動、霍索恩行動和從德浪河戰役之後代價最高的一次行動——黑斯廷斯行動。接着是881高地南坡行動、溪山行動、昆天的三個紅色高地行動，以及阿速坡行動。在西貢河和西貢以北20英里的13號公路之間，由已放棄的橡膠種植園和熱帶多雨森林組成的一個三角形地區——鐵三角，作為共產黨人的據點已達20年之久。1967年1月以3萬名怨氣兵對鐵三角發動的攻擊，即所謂的雪松瀑布行動，是美國參加越南戰爭以來發動的最大的一次攻擊。但是，在一個月之後發動的江克欣城行動規模就更大了。參加這一行動的4.5萬名美國軍隊挺進到接近柬埔寨邊境的C區內，掃蕩越共的一處根據地。他們如願以償，但以後又不得不讓敵人重新收復它，因為越南共和國的軍隊甚至連充當守備部隊來守住它的能力都沒有。

在此同時，國會已開始使得不同意約翰遜戰爭政策這種事情成為一樁體面的事了。按後來的標準來看，這種反對態度是低調的。16名反對政府戰爭行動的參議員警告河內說，他們對政府的不滿是有限度的，他們“堅決反對任何單方面的撤退美軍”。但是，美國國會越來越不易控制了。應總統的要求，以邁克?曼斯菲爾德為首的五名參議員，在越南度過了35天。他們發表的報告使約翰遜大為沮喪，他們發現美國在越南一年的軍事行動並沒有改變這場戰爭的進程，他們還發現，美國正在越來越深地陷入一場“無止境”的衝突：“其無止境的程度完全取決於北越及其支持者將以增兵對增兵的意願和能力。”參議員羅伯特?甘迺迪指責說，現政府已“轉變了”他哥哥制定的政策，以致現在“我們正在屠殺無辜的人民……而這只是因為離我們1.2萬英里的［共產黨人］，而現在他們可能離我們只有1.1萬英里了。”

這是最高階層的反對意見。參議院中的鴿派也許反對約翰遜在印度支那的方針，但是他們投票同意撥款以便繼續進行這場戰爭，而且他們的語言也是彬彬有禮的。鴿派中最直言不諱的富布賴特，是從來不失禮的。威斯特摩蘭對紐約的聽眾說，他“為近來在國內的一些非愛國的行為，搞得十分傷心”，並指責了那種犯有助長敵人威風的罪行的人。富布賴特僅僅回答說：威斯特摩蘭之行是政府有意安排，為“逐步升級鋪平道路”，這自然是千真萬確的。下一層的抗議者是馬丁?路德?金，他把美國稱之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暴行承包商”，他還把美國在越南屠殺農民的種種新武器試驗，比之為納粹分子“在歐洲的集中營搞的新葯和新刑”試驗。埃爾莎?基特在約翰遜夫人於白宮舉行的午餐會上抨擊這場戰爭時也使用了差不多的語言。斯波克醫生在對和平示威者說，“林登?約翰遜是敵人”時，也是如此。民歌演唱家皮特?西格也是這樣，他的一支歌《泥深及腰》曾受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抵制，而這支歌把總統的戰爭政策完全說得一錢不值(“那個老糊塗蟲還在說：‘幹下去’”)。還有霍華德?布雷特?利維上尉，他是布魯克林的一個醫生，他拒絕訓練派去為陸軍特種部隊——“綠色貝雷帽”——服務的醫療隊人員，理由是根據紐倫堡審判原則，他將因此而成為戰犯的一名幫凶。1967年6月對利維醫生的進行軍法審判時提出的罪名之一，是他把這場戰爭稱為“凶暴的罪惡”。他被判有罪，判處三年徒刑，當即給帶上了手銬。

各高等院校依然是激烈的反戰中心。為美國中央情報局、道氏化學公司——凝固汽油(一種能燃燒的黏液)的製造商——和武裝部隊招募工作人員的人都受到粗暴的對待，有時被攆出大學校園。代表三百多所大學學生會的全國學生聯合會(全國學聯)每年接受中央情報局20萬元津貼一事，於1967年的聖瓦倫丁節被揭露，使全國學聯工作陷於癱瘓。1967年10月，大學生們發動了“停止徵兵周”，並組織了五萬多名示威者進軍到五角大樓的台階前去示威。他們進行了一些富有創造性的，有時是令人震驚的反徵兵活動——把八張徵兵卡糊在美國駐倫敦大使館的門口，與奧克蘭的警察持續進行了五天戰鬥，力圖阻止從徵兵站運載應徵人員前往軍事基地的大轎車，佔據芝加哥大學的行政大樓達三天之久為了使大家注意反戰行動。

這並不完全是無私的理想主義。大學生們正好是在適齡入伍的年歲。1966年每月徵召人數幾乎提高到1965年平均人數五千人的十倍，大學生緩役的表格發得越來越少了。對於徵兵的抵制以標語、小徽章和巨幅招貼等方式公開地表達出來。1967年流行歌曲是阿爾洛?格思里的《艾麗斯飯店》，這首歌曲是歌唱逃避兵役的。幾乎每一所大學的宿舍里都有一大套傳單，提供如何設法使自己通不過徵兵局體格檢查的竅門。(“去時先吸足毒品，飄飄然。如果你想真正扮演成一個吸毒老手，你可以在幾個星期前用普通針來回刺你的胳膊。”)赫爾希將軍對此進行回擊，他向全國4088個徵兵站發出指令，要他們把抗議者重新列為一等合格。國會議員表示反對，說赫爾希越權；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也指控說，利用徵兵懲罰持不同意見的人是“蠻橫的”。但是赫爾希不肯讓步。後果之一是流入加拿大的逃避兵役的人激增，最後在那裏年輕的美國逃亡者竟達萬人左右，他們在多倫多的大學生和平行動聯盟之類團體的協助之下，安居下來。

隨着國家兩極化的發展，鷹派變得更為好鬥了。為了回答俄勒岡州的莫爾斯和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寧不約而同的反戰演說(前者說，“美國正在把人類引入決無勝利可言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後者把新的戰爭撥款提案叫做“供無限升級使用的空白支票”)，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爾?朗扯起國旗來抨擊“鼓勵共產黨人拖長戰爭”的人。朗說：“每逢我看到美國國旗飄揚在國會大廈上就豪情滿懷……我衷心祈禱投降者的白旗永遠不要在這裏升起來。”埃弗雷特?德克森預言說，如果越南失陷，美國的“整個太平洋沿岸”就將“暴露無遺”。曼哈頓的鷹派在巴特里公園發動了一次為期兩天的感恩節守夜行動，同時要求，對這場戰爭持贊同態度的人開燈行車——霎時間每一條公路都鮮明顯示出全國人民陷於何等嚴重的分裂狀態。

林登?約翰遜一如往日，嘴裏說的全然不是他心中所想的。1966年6月他戴着他那頂白帽子宣稱：“每一個美國人，不論是老年人還是青年人，都必須享有表示不同意見的權利。即便是少數人，也決不應禁止他們說話。提出意見和表示異議都是民主制度維持生命的呼吸，即使氣粗一點也不要緊。”他的內心的感覺卻是，凡是在這戰爭問題上與他爭吵不休的人都是非美的，因而他有責任使用他所能使用的任何武器與他們鬥爭。總統發動的宣傳是卓著成效的，他還在不同的時間，在關島、檀香山、馬尼拉和墨爾本與各盟國交換意見，他把他出國旅行的時間安排在國內發動反戰活動的時候，這樣來使那類反戰活動不致成為頭版新聞。這並不總是成功的。在澳大利亞，他發現並不只是美國的大學生能夠召集反戰示威遊行；在墨爾本跟他為難的人，突然向他的轎車投擲了兩個裝滿顏料的塑料氣球，使他的車染上了紅綠兩種顏色——越共的旗色。

他對於反戰分子的真實感情，於1966年5月17日在芝加哥舉行的一次民主黨籌措基金晚餐會上爆發了出來，他斥責了那些“膽小鬼”，說他們“打算反對他們的領導人，反對他們的國家，反對我們自己的戰士”。到那年的夏末，他一直避免使用“偉大社會”這個詞。他已經轉變，寧可與那伙政治上的保守分子打交道，而不喜歡那伙“抽風似的自由派”，因為他們是一些“製造麻煩的人，迫使政治家們向右轉”。在白宮的私人談話中，他會直截了當地說，參加反戰運動的美國人不忠於國家，“俄國人”是“這整個活動的後台”。他還對他的幕僚人員透露，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一直在向他彙報“事態的真相”。他說，參議院中的鴿派與蘇聯代理人是有接觸的，他們同蘇聯人一起吃午飯，參加蘇聯大使館的宴會，並鼓勵他們的助手的孩子們與駐華盛頓和聯合國的蘇聯外交官員約會。他肯定地說：“俄國人想出許多話來讓那些參議員去講。我常常在他們講話之前就知道他們要說些什麼。”1966年6月，總統獎學金獲得者之一，有一名很有天資的17歲的姑娘，她的父母原來是這場戰爭的批評者。總統為此向有關人員發出一項指示，要收回這位姑娘的獎牌。埃里克?戈德曼表示不同意，這項命令才又撤消了，但是，戈德曼被告知，在將來總統獎學金獲得者確定提名之前，他們和他們的家庭都要經過聯邦調查局的審查。

鷹派以約翰遜為榜樣，到處任意給人貼上不忠於國家的標籤。1966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台放映了“吉波隊”——海軍陸戰隊自己的稱呼——中的海軍陸戰隊員放火燒農民的茅舍的情景，五角大樓幾乎指責廣播員叛國。麥克納馬拉在蒙特利爾發表演說反對轟炸河內，指出每周對北越投擲炸彈的噸數已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德國投擲的全部炸彈，他也因此而遭到懷疑。他在1967年11月辭去職務，約翰遜的親信顧問離開華盛頓的還有麥克?邦迪、喬治?鮑爾、傑克?瓦倫蒂、喬治?里迪、理查德?古德溫，以及霍勒斯?巴斯比。比爾?莫耶斯的離去，特別刺傷總統的心，而使莫耶斯的新聞秘書工作干不下去的正是約翰遜的模稜兩可的態度。賴斯頓寫道，莫耶斯已經受到了信用差距的傷害，而莫耶斯本人更說，這種信用差距已壞到這樣的地步：“以至我們也不相信我們自己透露出去的東西了。”莫耶斯的辭職使這位總統大為光火，他指責莫耶斯要討好甘迺迪家族，利用白宮，用犧牲政府聲譽為代價來謀求私利。約翰遜大發雷霆說，他讀了剪報資料，他並不愚蠢，他看清了在發生的事情，當約翰遜的處境每況愈下的時候，這位新聞秘書卻一直在獲得報界的好評。

他對他的公眾形象的估計是正確的。到1967年，那形象可說是十分糟糕。特工處透露，從達拉斯事件以來，由於威脅總統的生命而被逮捕的人數，已增加了500%。認為林登?約翰遜應對約翰?甘迺迪之死負責的人數一直在增長。據《紳士》雜誌估計，到1967年5月，關於達拉斯悲劇有六十來種不同說法的著作在銷行。那一年的年初，新奧爾良州的地方檢察官吉姆?加里森對報界說：“我的工作人員和我已在數周之前解決了這件刺殺案。”後來發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加里森實際是瘋人院裏的人物，不是法院中人，但是5月份的一次哈里斯民意測驗卻表明，懷疑沃倫報告的美國人，已從44%躍為66%。許多人認為加里森“不無道理”；另外一些人對約翰遜總統的任何事，包括他進入白宮的途徑，反正都表示懷疑。

他的威望日益下降，到1968年3月蓋洛普民意測驗的數字錶明：全國只有36%的人支持他行使總統職權所採取的行動。像五年後的理查德?尼克遜一樣，約翰遜退縮到自我孤立中去。三年前，當他與戈德華特進行競選角逐時，他興高采烈地走到人海中去，使特工人員十分擔心。現在他公開露面只限於對可靠的聽眾——會見企業界的負責人或住在軍事基地的軍人家屬，在這些地方，他可以相信他的聽眾是尊敬他的。白宮已成了壁壘森嚴的地方。要進白宮的大門更加困難了，證明文件要求非常明確，而且隨身公文皮包也要經過嚴格的檢查。總統的幕僚人員敦促他走出去到人民中去。即便人群懷有敵意，全國也會同情和讚賞他的勇氣，任何一種舉動都比這種閉門索居的情況強。特工處不同意這些意見。他們感到，全國情緒敵對，那麼在未經審查過的人群面前露面，將是十分危險的，這一次，約翰遜聽從了他們的意見。

他越來越留神地注意他的幕僚和內閣，警惕着進一步的背叛。那些想要繼續供職的人，或那些現在需要約翰遜的同意而得到提拔和為了今後的仕途需要他的保證的那些人，感到他們必須對他表示狂熱支持和不貳忠貞。休伯特?漢弗萊成了一個超級鷹派。拉里?奧布賴恩抬出一個死人來支持這場戰爭，他在維吉尼亞州列剋星敦對聽眾們說，如果喬治?馬歇爾將軍還活着的話，他“無疑”會支持約翰遜越南政策的每一點。被任命為司法部長的尼克?卡曾巴赫，1967年8月17日對參院外交委員會作證時說，三年前通過東京灣決議時，國會實際已授權總統“以任何必要的方式使用美國的武裝力量”，並說，這一點便足以使總統可以在印度支那承擔任何軍事義務，包括轟炸接近中國邊境的目標。接下去會上出現了這樣一段對話。

參議員富布賴特：你認為宣戰一舉已經過時了嗎?

卡曾巴赫先生：從目前的具體環境來看，我認為，宣戰之說在國際舞台上就是已經過時了。

卡曾巴赫說，參議院已批准美國參加區域性防禦條約(這指的是東南亞條約組織)，那就夠了。他表示，一位總統不必與國會磋商，就可以使用美國的軍事力量做他願意做的任何事情。在他說到這一點時，委員會的一個成員怒不可遏地離席而去，他嘟囔說：“惟一的辦法是——訴諸全國輿論。”這位參議員就是明尼蘇達州的尤金?麥卡錫。

1967年，是黑人暴亂的第三個年頭，也是情況最壞的一年，而正是在這一年的5月，斯托克利?卡米高辭去名不副實的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的職務，飛赴古巴和北越旅行。他把他的繼任人拉普?布朗說成是“一個壞人”，他說：“有一天我再回來，你們會高興的。”布朗的崛起，是反對黑人白人聯合行動和主張排除白人自由派的好鬥分子的勝利。7月26日，他說：“如果你們給我一支槍，我可能就用它打死約翰遜夫人。”他還對底特律的黑人說：“白鬼就是你們的敵人。”

7月20～23日的這一周末，白人被排斥在紐瓦克舉行的關於黑人權力問題的全國會議之外。會議的代表接過了馬爾科姆?艾克斯發出的口號：“非暴力抵抗已一去不復返了”。在他們贊同的一些措施當中，竟有這樣一些決議，如號召建立一支“黑人民兵”，“舉行全國性的對話，討論把美國劃分為一白一黑兩個分立國家是否適宜”，承認“黑人在認為必要和符合他們的利益時造反的權利”等。取消種族隔離的主張已完全過時，幾近一千名與會代表宣稱：絕對的種族隔離是新的目標。

布朗的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刊物《新聞信札》，在8月14日的一期上載文譴責猶太復國主義，猛烈抨擊美籍猶太人，指責以色列“使用恐怖手段、暴力和屠殺”摧殘阿拉伯人。這一舉動迫使像哈里?戈爾登、西奧多?比克爾這些自由派人士離開了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並引起布內?布里茨反誹謗同盟布內?布里茨(BnaiBrith)原意為忠於誓約的子孫。這一同盟是德國猶太人為提高成員“道德水平”於1843年在美國成立的一個團體。——譯者的猛烈批評。這些好鬥分子是無所顧忌的。白人同情分子還真的收到了他們不受歡迎的信息，爭取種族平等大會在它的會章成員資格一條中取消了“多種族”字樣。弗洛伊德?麥基西克代表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發表了一份黑人宣言書，明確申明入坐、抵制和和平示威均屬於過去的做法。他說：“民權鬥爭時代的戰略和哲學已不可能再使我們在爭取全面平等的道路上前進。應當尋找到新的方法，應當開始一個新的時代。”他說，這幾個漫長而酷熱的暴亂的夏天，將來也許要作為“黑人革命的起點”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

有些白鬼似乎患有自我虐待狂，善於克制自己。也許一個最生動的例子是1967年勞動節的那個周末，在芝加哥舉行的全國新政治大會(全新會)。這次大會有三千名代表參加，代表着二百多個具有不同目標的團體，這些目標有結束越南戰爭、改善貧民待遇、爭取美國黑人的平等，等等。每一個代表的表決權的大小決定於其所屬的團體在當地擁有的活動分子的多少。例如，婦女爭取和平罷工組織代表1000票，坎頓市爭取越南和平公民大會31票。黑人各團體共擁有5000票表決權，他們還要求有更多的票數。麥基西克說：“黑人不能作別人的講台的一塊磚石，他們得建立自己的講台。”黑人代表組織了一個黑人領導核心，聯合發表了一個包括13點要求的最後通牒。其中包括，在各委員會中黑人都要求擁有50%的代表權，譴責“猶太復國主義的帝國戰爭”以及贊成紐瓦克會議通過的一切措施等。他們要求大會在那個星期六下午1點之前一字不改地全部加以接受。《壁壘》的一位編輯建議在文字上做一些修改，黑人領導核心的一個成員卻對他吼叫說：“一個白人有什麼權力修改黑人的決議?”他只得趕忙收回了他的建議。

一位上了年歲的白人婦女解釋說，這件事不過是對全國新政治大會的“社會晴雨表”的一次考驗，這個共有13點的綱領終於以三對一的票數獲得通過。代表們於是以長時間歡呼表示慶賀。接着，他們又不禁一驚。黑人領導核心仍不滿意。黑人集團不肯接受已分派到的5000票的表決權，他們要求擁有28498票——以便絕對控制這次大會。黑人的發言人在講台上解釋說，這完全是一個信任的問題，白人應當採納這一提議以表明他們信任黑人。一位白人代表後來說：“出現了一件非常的事情，派爾默大樓的四壁都開始浸透了自覺有罪的意識。”這一提議以二對一的多數獲得通過。此後，提交這次代表大會的每一項決議的命運都是由一名黑人青年所掌握，他坐在黑人領導核心的前排，舉着一塊代表28498票表決權的粉紅色的大牌子。實際上，這次大會的成就十分有限。相當數量的白人曾經希望提出總統候選人名單：由馬丁?路德?金競選總統，斯波克醫生競選副總統。這個希望也告流產。黑人領導核心認為金博士是黑色的白鬼，而斯波克醫生仍按他那過時的方式，使用“尼格羅”這個字眼。

儘管布朗-麥基西克能言善辯，黑人流入中等階級的情況始終有增無減。後來的人口普查數字錶明，在60年代期間，一年收入在1萬美元以上的黑人家庭已從11%增為28%。這條道路對有才能的黑人一直暢通無阻。1965年，小本傑明?戴維斯成為陸軍中將。住宅和城市發展事務部長羅伯特?韋弗、參議員愛德華?布魯克、天主教的羅伯特?佩里主教、聯邦法院的法官康士坦斯?貝克爾?莫特利，都是在1966年擔任顯赫公職的。兩家私人團體作的一項調查表明，有1469名黑人擔任了公職。1967年，瑟古德?馬歇爾擔任最高法院法官。空軍少校羅伯特?勞倫斯於6月30日成為第一個黑人宇宙航行員(在12月進行的一次訓練中，機毀身亡)。伊麗莎白?孔茨被選為全國教育協會主席，迪安?臘斯克的女兒嫁給一位名叫蓋伊?吉布森?史密斯的黑人。克里夫蘭和加里兩個城市都由黑人出任市長。此外，華爾特?華盛頓被任命為哥倫比亞特區的專員。黑人好鬥分子的十分過火的行為，似乎給某些溫和派的黑人帶來一定的方便；詹姆斯?梅雷迪思在1967年又重新開始了他的密西西比進軍，而再去打擾他的卻只有一些請他簽名或給他拍照的白人了。

但是，強烈反應在別的地方卻繼續強烈表現出來。在波士頓，一位44歲的祖母路易絲?戴?希克斯由於堅決反對糾正學校中種族不平等現象變成為一名知名人物，而且後來當上了國會女議員。在底特律的阿爾及爾汽車旅店，一名黑人青年在受警察盤問時被殺害。殺害他的警官發誓說他是為了自衛，於是由一個全是白人組成的陪審團宣告他無罪。這些事表明，此類情況並不僅限於極南部地區。亞當?克萊頓?鮑威爾被剝奪了國會議員的席位。關於他的瀆職行為是絕無疑問的，但是有人指出，托馬斯?多德則只是受到了參議院的批評。詹姆斯?格羅皮神甫在密爾沃基爭取住房“開放”(取消種族隔離)的運動宣告失敗。萊斯特?馬多克斯宣誓就任佐治亞州州長，而密西西比州州長競選獲勝者是另一個種族主義分子約翰?貝爾?威廉斯。

但是，這些發展都由於在大城市黑人居住區發生的夏季騷亂而顯得遜色，這類騷亂使在兩年前於瓦茲地區發生的黑人造反達到一個高峰。從其瘋狂程度及其破壞所造成的廢墟來看，這簡直就像是一場戰爭，確實也有些人認為這就是現在晚飯時刻人們在起居室的電視屏幕上看到的越南暴行的一種反映。在卡米高之前擔任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的約翰?劉易斯說：“政府一方面要受壓迫的黑人不要在街頭使用暴力，可同時它卻在越南進行恐怖的屠殺，而且把本應用於國內使人民受益的錢拿去支持這個戰爭，這本身便是極大的矛盾。”

那一年，最初的火炬是在4月8日點燃的。這一天的傍晚，納什維爾的警察把一名黑人趕出費斯克大學附近的一家餐館。接着發生了兩天的騷亂，到了下一個月，克利夫蘭、華盛頓、路易斯維爾、蒙哥馬利和奧馬哈也都爆發了騷亂。5月已來到，接着是6月，自製燃燒瓶、搶劫者的棍棒、狙擊者的來複槍出現得越來越多了。波及到的大城市有紐約、明尼阿波利斯、坦帕、亞特蘭大、伯明翰、辛辛那提、三藩市、布法羅、代頓和威奇塔。接着進入7月的第一個周末，出現了1967年黑人居住區第一場真正的災難。

這場災難也是由和警察發生糾紛開始的，這現在已成為老規矩了。那個星期五下午較晚的時候，警車奉命向波士頓東南的黑人區羅克斯伯里的格羅夫大樓福利事業辦事處集中。一個靠救濟過活的婦女的組織正在舉行反對福利政策的示威遊行。她們要求更多的錢，她們要求得到更有禮貌的待遇。已經過了下班時間了，但是這些婦女仍不離開，她們手臂挽着手臂攔在門口，不讓工作人員離開。警察從窗戶進入辦公室。一群黑人聚集起來，瓶子石頭一陣亂扔。又來了一批頭帶防護盔手持警棍的警察，他們快速插進當時已變得極為混亂的人群。群眾被衝散了，但這卻是一個極大的錯誤。黑人三五成群，在羅克斯伯里到處亂竄，砸玻璃窗，搶劫東西，放火燒屋，毆打白人。破曉之前，已有一千名警察在與一千名黑人格鬥。到星期天的傍晚，暴動暫時平息下來，有70人受傷，波士頓商業區和郊區之間的一條主要交通幹線蘭山大道的15個街區成了一大片瓦礫場。

羅克斯伯里事件一個星期之後，情況似很平靜，但空氣十分緊張。過去的兩個夏季當中發生的事情，沒有一件能使人可以麻痹大意。城市居民一直格外警惕地注視着新澤西州紐瓦克的動向。甚至在平安無事的時候，人們還認為紐瓦克是充滿爆炸性危險的地區。為求得模範城市的補貼，這個城市的當局過去曾經坦率地說，這個城市是“對窮人進行基本訓練的營地”。該城人口擁擠，貧民窟遍地，空氣受到本地許多工廠的有害氣體的污染。紐瓦克有着全國最高的性病發病率，最高的犯罪率，不堪居住的房屋的百分比也是全國最高的。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這個城市曾先後作為新教徒、愛爾蘭人、意大利人和猶太人的居住區，現在則是僅次於華盛頓的黑人佔多數的大城市。在1960年，紐瓦克的人口62%是白人。現在，黑人佔52%，波多黎各人佔10%。20.8萬名黑人中的絕大多數都住在破舊不堪的中心區。這裏的失業數字是全國失業數字的兩倍，而黑人的失業率又是這個城市失業率的兩倍。在華盛頓，住宅和城市發展事務部里從事研究這類情況的人，長期以來一直為紐瓦克的問題焦慮不安。他們認為，這個城市只要有一次警察事件就能引起爆發性局面。這個局面在7月12日(星期三)來臨了。

這一天下午9時45分，一名因違反交通規則而被拘捕的出租汽車黑人司機，被帶進中心區的第四警察派出所。他與兩名警官激烈地爭辯起來，接着又互相毆打起來。有流言傳出來說，這個出租汽車司機已被打死。喜歡看熱鬧的人聚集起來，但也並沒有發生什麼大事。這些人走開之後，那裏的警官向商業區警察局報告說，那些人只不過是“一夥無事到處遊盪的小孩子”。第二天薄暮時分，另一伙人舉行集會，他們舉着標語牌，不過情緒顯然都很正常。接着有人扔出第一個酒瓶和第一塊磚頭。警察用警棍驅散了人群。黑人們三三兩兩地散開——開始搶劫商店。到夜裏11點，搶劫活動開始大規模進行着，狙擊手在房頂上不停地射擊，多處大火熊熊。紐瓦克的1400名警察無法控制局面。直到破曉，2600名國民警衛隊和300名州警察開到了，此時陽光已普照理查德?休斯州長所說的“一座處於公開叛亂的城市”。紐瓦克的24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幾近一半在暴亂者的手中，一直到7月17日(星期一)，秩序才恢復。到此時為止，已有27人死亡。損失估計達1000萬元。這是從瓦茲事件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騷亂。

底特律在下一個星期天陷於騷動之中，因為一名警察搜查設在第12街的一處黑人夜總會(這家夜總會在法定的停止營業時間，凌晨2時之後還一直在賣酒)。人群到處遊盪，關於警察暴行的流言四處傳播——這一次是說，有一個被帶上手銬的小男孩，被從樓梯上踢了下去——被警察驅散的人群，散開以後開始搶劫。就某些方面來說，這次暴亂的爆發是不尋常的。與紐瓦克不同，底特律在過去並沒有被看做是一個有潛在麻煩的地區。由於黑人的支持而當選的市長，曾經採取了許多措施(再加上十分景氣的汽車業)幫助形成了一個人數不小的黑人中等階級。實際上這正是麻煩產生的部分原因。沒有能夠進入中產階級的暴亂者對黑人中等階級也和對白人一樣仇恨。另一個不同之處是，在底特律搶劫不分種族，黑人和白人一起洗劫商店。縱火的情況幾乎令人無法相信——在11天之內，發生1600起火警。但是，底特律暴亂的最突出的方面，還是它的規模。亨利?福特說它“是南北戰爭以後最大規模的國內暴亂”。死亡總數達43人，7000多人被捕。第12街的18個街區和大河路的三英里之內，是一片焦土。這座城市的空中攝影照片與1945年的柏林相類似。5000人無家可歸。許多人像瘋子一樣興高采烈。一位底特律的暴亂者說：“那些建築物大火衝天，真是好看極了。”他還說：“我就坐在這裏看着它們燒掉。那些白鬼除了拚命救火，別無辦法。”自然，他是在說被燒的黑人的家。

約翰遜總統任命了一個以伊利諾伊州州長奧托?克納為首的委員會研究暴亂問題，並尋求防止發生更多暴亂的途徑。參議院的調查小組委員會和眾議院的非美活動委員會已安排了舉行聽證會的計劃——後者一直認為顛覆分子應對騷動負責。那個夏季黑人居住區的風暴一直未能平息。暴亂者在全國的32個州共襲擊了114個城市。總的死亡人數數字可能是永遠也無法知道了，但至少有88人死亡，4000多人受傷，1.2萬多人被捕。屬於最激烈的騷亂區的，有威爾明頓、托萊多、南本德、大瀑布城、龐蒂亞克、密爾沃基、紐黑文、普羅維登斯、薩吉諾、弗林特、波特蘭(俄勒岡州)和坎布里奇(馬利蘭州)。

坎布里奇的暴亂是特別有趣味的。這次暴亂是可以證明非美活動委員會的懷疑有理的為數不多的事件之一，而且這次暴亂對於全國政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左右馬利蘭州1966年州長競選運動的一個主要因素是這類事件的反作用。在一個種族主義分子候選人贏得民主黨預選時，黑人選民卻已決心支持共和黨提名的候選人，溫和派的斯皮洛?阿格紐。但是，阿格紐對於法律和秩序的感情超過了他對於種族問題的觀點。當拉普?布朗，一位外來的煽動家(如果真有這樣的人的話)，對東岸區黑人的一次集會說，“現在是坎布里奇爆炸的時候了，”阿格紐卻感到十分氣憤。布朗把一所黑人學校叫做“早應一把火燒掉的”廢物。他敦促黑人們“想法為自己弄到些槍支”。他說：“暴動是革命的排演。”他接着又說：“暴亂是美國人的家常便飯。”

於是坎布里奇發生了暴亂，這所學校被焚毀了。阿格紐簽發了一份逮捕令，以煽動暴亂和縱火的罪名逮捕了布朗。這位州長說：“像他這樣的人，絕不能讓他帶着破壞意圖跑進一個州，然後任他溜之大吉，讓那些窮人承受由於他的罪惡活動所造成的後果。”兩天後，布朗在弗吉尼亞州的亞歷大里亞被捕。後來他又受到另一項指控：在被起訴期間，攜帶武器跨越州界。同時，阿格紐州長堅決處理這一事件的態度，引起共和黨全國領導機構的重視，贏得了大家的欽佩，這其中就有理查德?尼克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