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手伸得很長

1964年8月的一天下午。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向本書作者描述了甘迺迪被刺的第二天那個愁雲凄雨的星期六，他在行政大樓見到林登?約翰遜的情景：

“我早就認識他了。那天他和平時一樣，顯得有點神經質——走來走去，到處給人打電話……我在談話中提到某人，他就會一把抓起聽筒，打電話找他。他向我徵詢關於許多問題的意見，包括減稅問題。我對他說，他得先說清楚他自己的預算打算怎麼定。我們也討論了外交事務。就我當時理解，林登?約翰遜惟一的意圖只是要弄清楚當前情況和如何貫徹政策。他沒有提出任何新的或與過去不同的想法。他希望談談老撾、古巴等問題。關於對外政策他所知道的似乎的確不如他對國內政策知道的多。”

“林登嘛，”新總統夫人說，“干起工作來好像不會再有明天了似的。”約翰遜自己卻用他最喜歡的《聖經》中的一段話來概括他的領導哲學，那段話出自《以賽亞書》第一章第18節：“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相互切磋。”但他自己承認，他這樣做時往往喜歡“摩拳擦掌”，事實上，他勸別人同意他所謂的“一致意見”時，並不是和人切磋，而是央求、威嚇或懇請；就是赤裸裸地歪曲別人的意見，他也不是干不出來的。作為參議院多數黨領袖，他的手腕、權術，是國會有史以來最厲害的一個；他耍手腕的能力令人側目。身為總統，有一個問題是他始終不知他這種擅權專斷的名聲是不利於他的白宮生涯的。埃里克?戈德曼說他是“戴牛仔帽的馬基雅維里馬基雅維里(N.Machiavelli1469～1527年)，意大利以玩弄權術著稱的政治家，后被用作權術家的代稱。——譯者”。公眾可以擁護他提出的法案的最終目的，但對他達到這種目的的方式卻無法贊同。民意調查者塞繆爾?盧貝爾發現，1964年打算投票選舉約翰遜的許多美國人也都不免對他有所懷疑。他們感覺到，他是個擅權專斷的人，得隨時提防他；他是個熟練的政客，無疑有時候很有用處，但卻不完全可靠。崇拜他的人也為數不少，他們抗辯說，這樣說是不公道的。雖然這一點的確也有道理，但這種懷疑卻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直到1966年初，在美國陷入越南的深度這個問題上，他蓄意不讓美國人民了解真相；又如，當他執政期間，他三位最親密的同事——博比?貝克、沃爾特?詹金斯和阿貝?福塔斯——都捲入某種醜聞中去，對這一類事情，人們是不能視而不見的。

但約翰遜本人卻沒有干過什麼不名譽的事，或卑鄙的勾當。在第一年總統任期內，有時候你彷彿在哪裏都能見到他。趕走白宮的頭面人物，削減甘迺迪的預算以顯示節約精神，向貧窮宣戰，為通過老年人免費醫療制度親自向議員遊說，同美洲六個盟國的首腦(他對一個記者所說的“我的總理們”)會談，解決美國同柬埔寨的糾紛(即使只是暫時解決)，提出可以銷毀480架B-47轟炸機，如果俄國人同意銷毀同樣數目的圖-16，安排美蘇同時削減對外提供原子材料，巡視阿巴拉契亞山區，勸說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1964年競選時和他一起聲明暫時不提種族問題，武裝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國，以及在1964年10月31日的一次講演中，描繪了未來的“偉大的社會”等等。總之，關於他的一切，都有點聲勢浩大的勁頭。有一次他剛在國會兩院聯席會上致辭過後，一位參議員向他祝賀。約翰遜說：“對，大家鼓了80次掌。”這位參議員去核對記錄，證實總統完全沒有說錯；顯然他一面講演，一面記着會場上鼓掌的次數。

在他的橢圓辦公室和卧室里，各並排放着三台電視機，以便同時收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全國廣播公司和美國廣播公司的時事評論節目。他的電話控制盤共有42顆按鈕；他可以讓42個打來電話的人拿着話筒，等他逐個同他們談話，或他同時跟大家交談。有一次他簽署三件議案，共用了169枝筆，這是創紀錄的。他喜歡開快車。他曾在德克薩斯帶着四名女記者以每小時90英里叫人毛骨悚然的速度開着車，一面還有聲有色地描述公牛的性生活。其中一位看看速度計，嚇得喘不出氣，總統卻一把摘下頭上的牛仔帽來把儀錶盤蓋上。他對愛國主義的號召到了厚顏無恥的程度。他有一次參加會談，企圖用壓服的辦法解決鐵路罷工問題，有人問一個工會領袖當時的經過情況，他說：“林登辦公室的一個角落裏放着一面旗子，他拿起那面旗子在屋子裏來回奔跑。”他總是說：“我的軍隊”，“我的政府”，“我的稅收”。為了不讓人忘了他是誰，他在襯衫袖口的鏈扣上、皮靴上、牧人打扮的斜紋短上衣上，甚至在他的塑料茶杯上，都刻印上了總統的徽記。他在1964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下令製作了一幅高44英尺的他本人的畫像，而且把會議的日期安排在8月27日他過生日的那一周，好讓忠於他的黨徒們可以送給他一塊空前大的祝壽蛋糕。他為了想在那年11月獲得美國選舉史上最大的勝利，真是無所禁忌。他深夜進入一個城市，開着車子四處巡行，用喇叭筒叫喊：“喂，老鄉們!你們好!快來開會!快來聽我講話!”《紐約時報》的傑克?古爾德稱他是“Y?A?蒂特爾式的握手專家”。有一次在洛杉磯，一個扒手把手朝着一個人的口袋伸去，結果發現自己竟和美國總統握上了手。

那一年，白宮記者團為了解悶開列一個書單，看所有出版過的書哪些最短。列在最前面的三本是《意大利戰時英雄》、《波蘭名人錄》和林登?貝恩斯?約翰遜的《我犯的錯誤》。許多深知這位總統的人都認為，他從來也沒有對自己的內心深處進行過探索，因為他總覺得那樣做難免要擔風險。他的問題當然不在於才智不足。約翰遜的一名助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埃里克?戈德曼曾寫道：“經過多年來同大學內外的第一流有才識之士的接觸，我敢斷定，我從未遇到一個人比林登?約翰遜更為聰明——我說的是純粹以智商為衡量標準的聰明，一個清醒明快、富於洞察能力的頭腦，同時也有其獨特的豐富的幻想和精細之處。”他的麻煩似乎來自於他自己深感年輕時沒有受到良好教育。他就讀的那個中學，按當地並不嚴格的標準來看也是不入流的。

他有一次對《時代》周刊的休?賽迪發牢騷，泄露了他的這種心情，他說：“在對外事務方面，不管我做出什麼成績，我相信也不會得到任何讚賞，因為我沒有進過哈佛大學。”這種說法是荒謬的，但他對知識界人物的猜疑卻不無理由。他們對他的蔑視——實在只能說是蔑視——是60年代中頗為令人吃驚的現象。他們因為他扯扯獵狗的耳朵也對他加以嘲弄，彷彿這也是什麼大事。大學校園裏學生們戴着各種徽章標識，寫着：“林登王一世”，“讓林登?約翰遜絕育，別再生出醜八怪來”，“希特拉還活着——在白宮”，以及——最叫人無法原諒的——“李?哈維?奧斯瓦德，你在哪裏?我們需要你。”他們讚賞《麥克伯德》“MacBird”，因約翰遜之妻有伯德（Bird)夫人之稱，此一書名顯系套用蘇格蘭歷史上麥克伯思（也是莎士比亞悲劇《麥克伯思》的主角）的故事，稱約翰遜為“麥克伯德”，暗示其弒王奪位之意。——譯者

《麥克伯思》，中文多譯為《麥克白》。——編者(這本書把他描繪成一個刺客，其趣味之低，比他失言時的表現更甚)，而他們還為自己辯護說，他們所以這樣做是出於對甘迺迪的悼念。他們不願意，或者說不能夠理解，甘迺迪選擇約翰遜做副總統，正因為約翰遜很有能力。白修德曾經提到：“早在赫伯特-胡佛時代就出現過的政治笑話現在也搬出來加在約翰遜身上；有關總統和伯德夫人卧室的笑談，也具有色情文字的味道，不亞於對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埃莉諾之間的私生活的描繪。”特工人員報告，攻擊總統的荒唐信件從每月一百封一躍而增至一千多封。

約翰遜講話的神態也不能對他有什麼幫助。他有意抑制自己本來的熱情和樸實勁頭，力圖表現出嚴肅、謙恭的神情。結果在電視上卻顯得虛偽、假裝正經。人們本能地認為，不管真正的林登?約翰遜是什麼樣子，他們在電視中見到的肯定是個騙子。由於他不能拋棄南方政客的那种放肆作風，更使人覺得他像個賣假藥的。大家已習慣於甘迺迪那種說話留有餘地的作風，對他那一套實在感到格格不入。約翰遜被人戲稱為“玉米餅大叔”，在某種程度上說，倒真有點像。鐵路罷工問題解決后他在電視上向全國講話時，宣讀了一封伊利諾伊州帕克福雷斯特一個叫卡西?梅?貝克的七歲孩子的來信。卡西在信里說：“我姥姥住在紐約，她要來看我給我做第一次聖餐。請你讓鐵路暢通，好讓她能來看我。”總統說：“現在卡西的姥姥可以去看望卡西了。”做參議員時，這類事是不會有人追究的，可是現在不行了，僅在24小時內全國就都已知道，這封信是十天以前寄來的。卡西的外祖母早已去看過卡西，參加了聖餐禮，而且又回到紐約去了。約翰遜怎麼也不肯拋棄這類策略。後來，在越南問題上，他這種牽強附會的習慣就帶來了更大的危害。

他在德克薩斯的一個崇拜者，莉茲?卡彭特曾經寫道：“我一想到林登?約翰遜，就似乎馬上看到了一隻伸得長長的手——伸出去要拿起電話聽筒，要抓住一紮文件，要握手，要擁抱，要給人安慰，對人進行勸導，有時甚至是推搡一下——但對人總是容納包含的——是的，總是容納包含的。”但不是對一切人都像這樣。約翰遜就排斥了羅伯特?甘迺迪。這兩個人都使對方丟盡了臉。這是兩個驕傲、敏感的人之間不可理喻的互相厭惡，這種情況在達拉斯悲劇之前便早已明顯存在了。羅伯特?甘迺迪在洛杉磯反對過他哥哥選擇約翰遜做副總統，而約翰遜有時似乎根本反對甘迺迪這位弟弟的存在。約翰遜派的人可能對他們的前任都極為怨恨。莉茲?卡彭特曾希望她的總統“在甘迺迪被刺后從他居喪的家族那裏聽到幾句公開的表示支持的話……他自己從未提過這一點，而我作為一個女人和他的一個信徒，卻深為這種沉默不安……甘迺迪一家眼睛盯着活人，心裏懷念着死者，並不採取任何行動去安慰全國人民”。

無疑，人們對被刺總統的哀悼更增加了約翰遜的困難，而這並不僅限於甘迺迪一家。甘迺迪被刺后不久，密蘇里州眾議員克拉倫斯?坎農曾預言：“暫時是一切都離不開甘迺迪的。然後人們就會忘掉他了。”但人們並沒有忘掉他。雜誌發行甘迺迪紀念專刊，很快銷售一空。有關甘迺迪的作品的需要量有增無減。美國史料收藏家發現，甘迺迪的親筆信同林肯的一樣寶貴。一本經甘迺迪簽過名的《英勇的人們》可以賣到375元。為了強調從甘迺迪到約翰遜的過渡，總統的侍從人員在約翰遜旅行期間到處分送兩位總統的相片，但很快就終止了，因為有一個願意要約翰遜照片的人，就有十個要甘迺迪照片的。新總統斥責一個特工人員佩戴甘迺迪魚雷快艇式領帶別針，惹怒了整個特工處。約翰遜的憤懣是可以理解的，一個陰魂竟奪去了他的光彩。

約翰遜有時一定會覺得，不論他走到哪裏，總會碰上甘迺迪家族的人。他派遣鮑勃和艾塞爾?甘迺迪到遠東訪問，各報的頭版上都爭着報道訪問情況。特德?甘迺迪在飛機事故中受傷，關於這事的新聞報道竟壓過了約翰遜宣稱美國軍事力量超出了全世界有史以來陸軍和海軍力量的總和的聲明。尤其還有一個傑奎琳?甘迺迪，她的一句極不相干的話或舉動都能比總統聲明顯得更為重要。蓋洛普報道，與過去的傳統相反，現在的第一夫人只是美國第二位最受敬慕的女人，她的前任仍保持第一位。1964年7月，甘迺迪夫人遷居紐約，白宮因此希望全國對她的崇拜可能會有所減弱。實際並沒有，光是因為她仍願意露着蓬鬆的頭髮而不願戴帽子，就仍能大大影響女帽工業的買賣，一如她丈夫對男帽工業的影響一樣。

主教派華盛頓大教堂教長、甘迺迪的朋友弗朗西斯?塞爾從佈道壇上站起來說，約翰遜“這個人，他的公館的外表從各方面看都很華貴，但由於他私心中缺乏道德觀念，這就不可避免地吸引白蟻去侵蝕房基”。《華盛頓明星報》評論說，塞爾的“嚴厲批評，我們覺得，概括了大部分選民的真正心情”。而使新總統更難以忍受的，是有惡毒的謠言，說他同他前任被刺有所牽連。以首席法官厄爾?沃倫為首的委員會查明，甘迺迪是被李?哈維?奧斯瓦德獨自殺害的，甘迺迪一家也儘可能促使大家接受委員會的調查結果，但對沃倫報告的不負責任的攻擊，在約翰遜主持白宮期間一直沒有停止過，有時甚至也在上層社會中流傳。《紐約世界新聞論壇報》評論說：“出於對殉難的總統的尊敬，我們認為，目前應該是請那些玩弄死人、藉機牟利、嘩眾取寵、惡意中傷的傢伙們洗手不幹的時候了——他們至少應該暫時閉上嘴，到能拿出點真東西來時再說，直到現在，大家分明知道他們什麼也拿不出。”但這只是浪費筆墨，對報告的攻擊始終未停，而當英國廣播公司花4萬元創紀錄的高價租用一個名譽掃地的評論家的一部什麼也沒有證明的長達兩小時的影片時，這種攻擊更達到了高xdx潮。

在白宮內所說的“鮑勃問題”成了使約翰遜最頭痛的事。新總統就任不到半年，華盛頓就已知道，前任總統的弟弟正在組織一個流亡政府。這些甘迺迪派的人物，包括離開政府的新邊疆派人士，那年春天在傑奎琳?甘迺迪的喬治敦寓所聚會，傑奎琳離開華盛頓后，他們就改在胡桃山司法部長的家裏會商。對約翰遜的共同的敵意，團結着這一批人。當然，他們誰也不相信約翰遜應對達拉斯發生的悲劇負責，但他們深深感到甘迺迪的弟弟有權成為約翰遜的副總統。他們完全脫離了現實，這樣兩個人來聯合競選是絕無可能的事。約翰遜有一次在比較溫和的批評鮑勃?甘迺迪時曾說：“那個新貴一下子爬得太高太快了，他跳過了人們學習生活規律的層層階梯。他從來都不喜歡我，但我對他還要更甚。”約翰遜派的人稱鮑勃是前麥卡錫分子，是“自由派法西斯分子”；他們說他是“未進行節育的廣告社的年輕經理”，又說他的忠誠“先是對上帝，其次是對國家——但最先還是對甘迺迪家族”。

1964年7月29日，星期三下午1點，總統把司法部長甘迺迪叫到他的橢圓辦公室里，告訴他，他不是他的競選夥伴。約翰遜說，他很欣賞這位年輕的甘迺迪的雄心壯志，並且很希望有一天由鮑勃來治理這個國家，但目前還不是時候。他讓他挑選政府中的任何其他職務，並問他是否願意像對待他哥哥那樣，主持約翰遜下一屆總統競選的事務。鮑勃拒絕了。至於甘迺迪今年已沒有希望競選副總統的事應如何宣佈，卻並未決定下來。甘迺迪在離開時，以為這次會見是保密的。但顯然，約翰遜並不那麼想，第二天他邀請三個華盛頓記者吃午飯，把這事告訴了他們。這已經夠糟糕了，更糟的是他竟情不自禁地利用他善於模仿的天才，對他們表演了甘迺迪聽后的神情。總統說，鮑勃聽後半天一句話沒說，他只是完全愣住了。約翰遜向他們表演了甘迺迪愣住的樣子。這事傳到甘迺迪耳里，他不禁大怒，便去見總統，責怪他不守信用。約翰遜說他並未將會見的事告訴任何人，但當鮑勃毫不客氣地罵他撒謊時，他又說，啊，也許有一次什麼談話他已經忘記了，他得去查一下他的記錄和日程表。

總統想要甘迺迪自己宣佈不參加競選，鮑勃不肯，這使得約翰遜進退兩難。他不想得罪遍佈全國的甘迺迪支持者。但另一方面，他又覺得他不能冒着風險讓這個問題長時期懸而不決；到大西洋城參加即將召開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都是甘迺迪的人，很可能他們自己會提名鮑勃。他解決的辦法真是極其可笑而又是典型的約翰遜式的。他在7月30日宣佈：“關於選擇民主黨候選人名單中的副總統候選人問題，我已判定，內閣中任何成員或經常參與內閣會議的任何人是不適宜推薦給代表大會的。”他沒有說明任何理由，這使人完全莫名其妙。他這一下，不僅使羅伯特?甘迺迪，而且使麥克納馬拉、史蒂文森、施賴弗、臘斯克、奧維爾?弗里曼等人全無競選副總統希望了。約翰遜說：“現在我總算趕走了落在我脖子上的那隻該死的信天翁。”鮑勃說：“真抱歉，我把這樣多優秀人物全帶到我這邊來了。”

白修德在《1964年總統的產生》一書中曾寫到那年夏天出現的歷史性衝突：“美國飛機對北越魚雷艇在東京灣進攻的敏捷反應達到了勇敢與精確之間的最理想的平衡。”在當時看來好像如此。但後來，對越南戰爭的失望情緒在全國蔓延開以後，東京灣事件卻變成了一件曖昧的、不精確的、極為令人不安的事，成了美國蓄意挑釁的結果。

要了解1964年8月第一個星期在北越附近水域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最關鍵的是先要知道一個代號為34A的美國針對越南共產黨部隊的秘密行動計劃。那時白修德從沒聽說過34A，美國人民也沒聽說過，國會也沒聽說過。國會，由於它必須對已經發生的一些事情負責，被提請同意，也竟然同意，使國家在這場亞洲戰爭中去實行一次災難性的升級。東京灣事件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出於一時的誤會或無意的曲解，可是，如果華盛頓的當政者當時沒有進行一種更隱蔽的陰謀，那些錯誤也不會引起什麼大的問題。這項陰謀的主謀者就是約翰遜總統。固然，他自己也可能是受了五角大樓高級官員的欺騙和擺佈，但可以肯定的是，國會確實是在受人操縱下才轉而支持敵對行動的。

34A計劃是在1963年12月，即甘迺迪總統被刺后的下一個月提出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在他多次去西貢的視察中，有一次聽到一個對北越人採取秘密行動的計劃，頗為中意。他於是讓克魯拉克將軍負責這件事。回到華盛頓，他便對約翰遜總統敘述了一番，總統對此事也同樣熱衷。可是，在執行的時候，34A計劃卻令人頗為失望。南越的游擊隊、傘兵和蛙人發動的進攻者組織得很好。但北越的人民喜歡河內的政權，這些破壞分子都一一被搞掉。對34A主要負責的哈金斯將軍和麥喬治?邦迪於是轉而使用南越魚雷艇去突襲共黨的沿岸設施。河內認為這不過只是一種騷擾，算不得什麼威脅，但截聽到的無線電報卻表明那些遭到襲擊的北越基地的共軍海軍指揮官們要求進行報復的呼聲越來越高了。

1964年7月30日，星期四，即約翰遜剝奪司法部長甘迺迪和其他內閣成員競選副總統權利的那天，一小隊南越魚雷艇為執行34A計劃從峴港出航。美國驅逐艦“馬多克斯”號也向同一水域進發，任務是挑起沿岸設施使用雷達，然後測定它們的位置——這和陸軍誘使敵人炮兵開火以便測定其陣地並加以摧毀是一樣的做法。8月1日，這艘驅逐艦駛過了迎面開來的南越魚雷艇，它們剛完成一次魚雷攻擊，正在返航。驅逐艦駛入作戰區，開始執行挑動沿岸雷達員開動雷達的任務。那裏的北越軍官們以為，“馬多克斯”號是和魚雷艇執行同一任務的。北越派出了三艘魚雷艇來偵查“馬多克斯”號驅逐艦，監聽着它們的無線電聯繫的美國人對於對方的錯誤的假定是完全清楚的，他們還把這情況如實報告了五角大樓。但五角大樓對這報告未作任何評論便往檔案櫃深處一塞了事。五角大樓在給白宮的報告中卻只是說：三艘共軍魚雷艇襲擊了“馬多克斯”號，“馬多克斯”號當即回擊，打沉其中一艘。

向公眾發表的經過炮製的聲明說，“馬多克斯”號驅逐艦在離海岸30英里的公海上和平地航行。沒有提它的任務，更沒有提南越的魚雷艇。約翰遜總統命令“馬多克斯”號繼續活動，並命令另一艘驅逐艦“特納?喬伊”號前往會合。這樣就給第二次東京灣事件準備了條件。8月4日夜裏，一個水兵後來說：“黑得比地獄中心還黑。”指揮這次驅逐艦斥候的約翰?赫里克上校發回無線電報說，根據截聽到的北越人的無線電訊，很顯然，他們仍然認為這些美國船參加了34A的襲擊活動。這一報告，也和前次的報告一樣，被五角大樓壓下了。而向公眾的報道，則說美國船未有任何挑釁行為，卻受到第二次攻擊，這一次是在遠離海岸65英里處。

從後來採取行動的嚴重性來說，這第二次事件的證據是十分無力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直至三年半后才得悉全部真相。使這些參議員吃驚的是，他們這時才知道，當時可能根本沒有發生任何衝突。“特納?喬伊”號驅逐艦的雷達熒光屏上出現了光點，它就開了火。“馬多克斯”號也開了火，雖然在它的雷達熒光屏上什麼也看不見。兩艘驅逐艦都立即採取曲折航線前進。“馬多克斯”號艦長注意到，每當他的驅逐艦急轉彎時，他的信號員都報告說有魚雷打來。三小時之後，赫里克又用無線電報報告說：“檢查后發現，所記錄的接觸及發射魚雷事均甚可疑。天氣反常的影響和聲納兵缺乏冷靜可能是許多誤報的原因。‘馬多克斯’號並未確見任何目標。建議全面考慮后再採取進一步行動。”那附近卻肯定有北越的魚雷艇——驅逐艦的炮火和艦載飛機曾擊沉其中兩艘——但美國艦隻卻未受到損傷，究竟是誰先開的第一炮倒確實可疑。在接到第一次戰報后的14個小時，五角大樓還在向兩艘驅逐艦詢問目擊者的姓名，他們的可靠性，以及北越進攻艦隊的規模、類型和數量。

林登?約翰遜卻不等待這些材料，便下令美國軍用飛機從航空母艦“提康德羅加”號和“星座”號上起飛，目標是四個北越魚雷艇基地和一個油庫。第二天早晨，全國得知35艘北越船和那油庫的90%已被炸壞或炸毀。約翰遜在電視上宣告“原來對南越和平村莊的恐怖性侵犯現在竟然已發展成在公海上對美利堅合眾國的公開侵略了”。他說，我們的反應是“有限制的，恰如其分的。儘管別人似乎已經忘記，我們美國人卻知道擴大衝突的危險性。我們不想擴大戰爭”。

如果他在這個選舉年遇到的是另一個對手，他對這些小型艦艇之間的短暫衝突也可能就不會這樣對待。三星期前，共和黨人在三藩市的牛宮提名巴里?戈德華特為總統候選人，戈德華特正指責政府在“共產主義面前膽小害怕”。他的責難使得崇拜者起立歡呼，大喊大叫，他說：“仁慈的上帝使這個強大的共和國成長壯大，是要它成為勇敢無畏的人的家園……不是要它在強橫的共產黨人面前縮成一團……是我們的無所作為築起了柏林的恥辱之牆。無所作為染污了豬灣的羞辱的沙灘。無所作為使得老撾的自由在逐漸死亡。無所作為在危害着越南的叢林。”

利用東京灣事件，約翰遜可以把戈德華特的這一論點徹底粉碎。他需要做的只是拉着國家的大旗，要求國會讓他放手對付北越的那些海盜。為了這一目標，他將國會的領袖們召到白宮，要他們通過決議，授權他果斷地對付這類挑釁行為。他說他所要求的只是一項兩院聯合決議，類似1955年在中國台灣問題上、1957年在中東問題上國會授予艾森豪威爾的抗擊共產黨威脅的權力。比爾?邦迪已經替他起草了決議草案，總統要求他的老友，外交委員會主席富布賴特負責為這一議案奔走。富布賴特當時竟然同意，這事他後來很感悔恨。

1964年冷戰還很嚴峻，國會山上沒有什麼人會主張對共產黨的“狂亂”給予溫和對待。俄勒岡州的韋恩?莫爾斯則是例外。第二次東京灣事件發生后的那個夜晚，莫爾斯接到從五角大樓來的一個電話。打電話的人聽說這位參議員將反對總統提出的議案。他建議他提出兩個問題。第一，他應堅持要求查看“馬多克斯”號的航海日誌，這樣就可以發現這艘驅逐艦離北越海岸比一般人所了解到的要近得多。第二，他應該要求知道這船是派出去執行什麼任務的：這可決不是光明正大的事。

第二天清晨，莫爾斯研究了決議案的措辭，認為它是違憲的。他向富布賴特指出，只有國會才能宣戰。而這一決定將是同意總統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不宣而戰。富布賴特提醒他有關中國台灣和中東的決議。莫爾斯說，那兩個決議也是違憲的，但比起這個來，多少還有點理由。當時危機嚴重，必須立即做出決定，這一次並不是那樣。越南的鬥爭看來不知何日才能了結，這樣給予總統一種沒有時間限制的權力就將是允許總統在任何他認為合適的時候進行干涉。莫爾斯說，決議案的措辭太籠統。他要求富布賴特舉行意見聽取會。富布賴特說，不可能，這是非常時期。莫爾斯不同意這一點，他是完全對的。但富布賴特已決定要求立即通過，把它說成是關係到參議員是否愛國的問題。這就孤立了莫爾斯和支持他的惟一同僚、阿拉斯加州的參議員歐內斯特?格里寧。議案在眾議院只討論了40分鐘，就以414票對0票通過。參議院討論的時間長一些，辯論了八個小時——但正如一位觀察員後來所批評的，這“比參議院平常修訂漁業法案花的時間還少。”

當時表示不滿的評論寥寥無幾。這一行動被看做是慕尼黑后決不再姑息侵略者而要依賴集體安全的思想路線的必然延伸。按照這種推理，如果我們和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其他簽字國現在去援救南越，那將來加利福尼亞如受到胡志明或胡加上毛的威脅時，別人就會來幫助我們。迪安?臘斯克乾脆說：不如此行動就會使美國陷於“致命的危險”。後來這種說法會遭到鬨笑，但在當時卻沒有人覺得可笑。臘斯克這一立場實際上是當時兩黨中一切政界人物所共有的。投票贊成這一決議的參議員中就有：尤金?麥卡錫、喬治?麥戈文、伯奇?貝赫、艾伯特?戈爾、雅各布?賈維茨、約翰?謝爾曼?庫珀、弗蘭克?卡爾森、喬治?艾肯和弗蘭克?丘奇。《紐約時報》評論說：“全國對總統的一致信任是至關重要的。”《華盛頓郵報》說：“約翰遜總統贏得了自由世界的感激。”盧?哈里斯民意測驗報道：約翰遜7月對戰事的處理，全國有58%的人表示不滿，但這時卻有72%都表示贊同了。哈里斯寫道：“僅此一舉，約翰遜先生就把他在對外政策中最大的政治弱點變成了最雄厚的資本。”連沃爾特?李普曼也表示支持，相信總統已向全國表明，美國捲入越南的最大限度也就是轟炸，他決不會派遣軍隊。支持政府的人興高采烈，而政府在1964年是得到國內大多數人支持的。要在很久以後，他們才會回想到莫爾斯的預言：

我相信，歷史將載明，由於這一決議，我們犯下了破壞和無視美國的憲法的嚴重錯誤……正如我今天竭力詳加闡述的，我們事實上是要賦予總統在沒有宣戰的情況下便能發動戰爭的權力。我相信，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

約翰遜於8月7日該決議通過的當天便簽署了。八個月後，他對一群訪問者齜牙一笑說：“就我所知，我們的海軍只是在那兒炮打鯨魚。”

1963年夏，報業辛迪加經濟專欄作者埃利奧特?詹韋曾思量過，如果黑種工人和白種工人發現他們正在爭奪同一工作，不知將發生什麼情況。他認為，白種工人可能會因此對民權運動不滿，他並把這種反應叫做“強烈反應”。在達拉斯事件后的那個冬天，“強烈反應”產生了政治上的含義，特別指的是：種族主義者支持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參加總統預選一事。華萊士在印第安納州和馬利蘭州顯示力量后(他5月5日在印第安納州贏得30%，5月19日在馬利蘭州贏得43%的選票)，全國擁護他的人日漸減少。他的聲望似乎由於大多數黑人對不公正現象仍然逆來順受的高尚姿態而受到損害。7月，華萊士退出競選。可是，就在他決定放棄競選時，紐約的黑人卻在創造着歷史，不願再容忍下去。因此報刊的頭版頭條便開始出現了一些消息，而這又必然會刺激強烈反應。

7月26日，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三藩市接受本黨提名的那一天，曼哈頓一個看門人在靠近哈萊姆邊沿地方的東76號街215號一座豪華的公寓外用水管子沖洗行人路。他看見三個年輕黑人踱過馬路，他一時衝動，把水管子對着他們衝去。他這樣做可是太蠢了，水龍頭使那些年輕人記起了“公牛”康納爾和伯明翰的情景。他們勃然大怒，一面拿垃圾箱蓋子擋住水，一面用東西向那人砸去。一個瓶子打中了他，他開始逃跑。他們中一個叫詹姆斯?鮑威爾的15歲的孩子，拿着一把刀追他。就在這時，一個叫托馬斯?吉利根的下班路過的警官剛好來到那裏。吉利根拔出手槍，命令鮑威爾放下刀。那孩子不但沒有放下刀，反而舉刀向那警官扎去，划傷了他的右臂。吉利根朝天放了一槍，隨即連開幾槍，當場打死了鮑威爾。

年輕的鮑威爾之死使全哈萊姆都激動起來。黑人的憤怒鬱積了三天。在第三天，一個星期六的晚上，爭取種族平等大會在西123號街舉行抗議集會。在一個激動的演講人的鼓動下，一群黑人列隊湧向附近的第29警察分局，要求立即將吉利根停職。看到他們的要求無法實現，他們就開始暴動，拿瓶子和碎磚向警察扔去。暴動在全市蔓延，持續了五個夜晚。等這邊逐漸平息的時候，暴動又在布魯克林的貝德福-斯泰弗森特區爆發開來，而布魯克林的暴力行動和緩下來時，300英里之外紐約州的羅徹斯特卻又發作。8月2日，星期天，澤西城的黑人開始鬧事。接下去是帕特孫和伊麗莎白，再下去是芝加哥一個郊區迪克穆爾，最後是費城。成百的人受傷，近千人被捕；上千家商店被搗毀，損失據估計高達數百萬元。

聯邦調查局聲言，這次暴亂活動並無一定的模式，純系“對一切合法的權力機構發動的一無目的、二無目標的盲目攻擊”。該報告說：“儘管城市裏種族關係緊張起了作用……但發生的事件……按一般所謂‘種族暴動’來衡量，都還說不上。”騷亂活動基本上是混亂的，但也決不能說一無形式，二無內容。美國不同種族之間的重大動亂，本世紀初以來已出現過33次，而直至1964年以前，白人總是挑釁的一方。現在，情況反轉過來了，主動已落到黑人手中。60年代的種族暴亂還有另外一些共同的特性。它們一般發生在夏天，發生在黑人聚居區，特別是那裏的貧民和為貧民區制定決策的人之間從無接觸的地區，而一般又都是由黑人和白種警察之間的互相仇視引起的。

“你們等着瞧吧”黑人眾議員亞當?克萊頓?鮑威爾說，他的聰敏機智常常超出他的批評者——白人或黑人——的估計。他說，他所謂的“黑色革命”將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發生在南部，中心是一些“中產階級的要求”：在公共汽車上和小吃店裏入坐，使用公共廁所，進白人進的學校——總之，涉及社會地位的問題。第二階段發生在北部。它才剛剛開始，它和第一階段將迥然不同。鮑威爾稱這一階段是“無產階級的”，而且，他預言，將是“真刀真槍的”。北部黑人一直是享有南部黑人所追求的權利的。他們所關心的，鮑威爾稱之為“錢應該歸誰這個根本問題”。他們充滿了叛亂情緒，是不會理睬馬丁?路德?金的那一套非暴力呼籲的。他們的戰鬥口號是：“用火燒，孩子們，用火燒!”

1964年是在三年內全面破壞北部城市的新時代的開始，當時是沒有人料得到的。除紐約州的暴亂之外，那年夏天在新澤西州、費城、芝加哥和佛羅里達州的聖奧古斯丁都有零星的騷亂。種族正在成為壓倒一切的國內問題。在北部學校的問題上，那是個抵制之年；紐約和克里夫蘭的黑人父母不滿於自己孩子所受的待遇，都不讓孩子上學。馬爾科姆?愛克斯在1964年成立了黑人民族黨。北部人的良心終於被南部的非正義行為所激發。那年春天，馬薩諸塞州州長的72歲的老母親馬爾科姆?皮博迪夫人由於參加聖奧古斯丁的抗議活動而被捕。而有關梅德加?埃弗斯刺殺案的審判被宣佈無效一事，僅在幾年前，黑人將只會馴順地接受，而這時卻激勵着大批的人參加了那一年最重要的民權行動計劃——1964年密西西比州的“自由之夏”。

密西西比州事件的直接作用在於對北部黑人區居民發生的影響。直到1940年，美國大約75%的黑人定居在南部。由於長時期南部黑人向北部移居的活動以及由於在新住處出生的孩子已經成年，這就產生了一代新的好鬥的黑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和紐瓦克現在是黑人佔多數，而克利夫蘭、巴爾的摩、聖路易和底特律，黑人也佔1/3以上。美國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一向是外來移民，而現在卻由黑人的出生率——幾比白人高40%——所替代了。北部城市裏的貧民區擠滿了黑人青年。全國黑人有一半以上不到22歲，他們絕大多數又都沒有父母管教。在大城市中，有30%的黑人家庭戶主是沒有丈夫的婦女。僅在紐約市，到1964年黑人私生子已不下10萬人。通訊方面的革命使得這批活潑易變的觀眾通過電視新聞節目看到了南部民權運動發展情況的生動報道。倫敦的《經濟學家》提醒歐洲讀者說：“在一切有關黑人聚居區的可悲的統計資料中，我們最好別忘了……美國的黑人家庭約88%都有電視機。”

“自由之夏”是由全國組織聯合委員會主辦的，而主要是依靠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和爭取種族平等大會。參加的人誰也不準備受到密西西比州白人的禮遇。對詹姆斯?梅雷迪思和梅德加?埃弗斯事件，他們記憶猶新，而且誰都知道南部的農業工人和小農場主是不滿意1964年民權法的。這一法案，由約翰?甘迺迪提出，經林登?約翰遜爭取在國會通過，把反對種族歧視的禁令擴展到了許多新的地區。全國組織聯合委員會把吸收新成員的網撒到北部的大專院校里，主要是想吸收那些由於看到黑人遭受歧視而感到良心不安的白人大學生。他們中有一千人自願參加在密西西比州九十萬黑人中儘可能爭取最多的選民登記的運動。他們先集中在俄亥俄州的奧克斯福德受訓。6月19日，第一批兩百人出發往南部去，6月21日，到達傑克遜。

有三個人幾乎立即——在到達傑克遜的第二天——失蹤了。他們是布魯克林人24歲的米高?施韋納、紐約州人20歲的安德魯?古德曼和密西西比州梅里迪安人21歲的詹姆斯?錢尼。施韋納和古德曼是白人，錢尼是黑人。三人乘坐着一輛1964年出廠的福特旅行汽車，他們在密西西比州中部偏東的內肖巴縣曾因開車超速被捕。縣警長勞倫斯?雷尼和副警長塞西爾?普賴斯說，三名青年在縣政府所在地費城付了罰金后就失蹤了。旅行汽車第二天在費城東北15英里處發現，已被焚毀。

聯邦調查局、當地的檢察長和駐在密西西比州的海軍人員出動大批人馬尋找三名失蹤青年。江河小溪都用拖網打撈過，直升機和用照相偵察的噴氣機在頭頂上盤旋。在總統的要求下，艾倫?杜勒斯飛往密西西比與州長小保羅?約翰遜進行會談。密西西比州不少白人相信那三個人已去了古巴，要不然，就是像某一報道所說，他們正在芝加哥某個酒吧間裏喝着啤酒，嘲笑那些到處搜尋他們給弄得狼狽不堪的警察。該州白人的普遍看法是，搜尋的人並不真的希望找到那三名青年。按這種說法，他們不過是在為約翰遜總統爭取北部的黑人選票。

這期間，全國組織聯合委員會其餘志願人員也遇到了其他困難。他們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召集當地黑人開會，遭到空中三K黨的轟炸：私人飛機在頭上飛過，扔下一個個炸藥包。密西西比州西南麥科姆的幾處黑人住宅被炸毀，幾個白人因此被捕；前往逮捕的警官還發現，他們有四支高功率步槍，幾支卡賓槍和手槍，15枚烈性炸彈，一個五加侖桶的炸藥，一箱手榴彈，幾千發子彈。

聯合委員會的志願人員在密西西比州貝爾佐尼散發傳單時被捕了，說是犯了“工聯主義罪”，被拘留在市監獄。納齊茲市市長答應黑人受到同等的法律保護，他的住宅的一面牆被一枚炸彈炸倒。一位巡迴法官斥責了焚毀教堂的人，馬上就有人去他家的草坪上焚燒了一個十字架焚燒十字架是三K黨暴徒們常採取的一種威脅信號。——譯者。“自由之夏”的領導人在夏末的時候開出了一份傷亡名單。有80個志願人員挨了打，3人受槍傷(前後共有人開槍35次)，1000多人被捕，37座黑人教堂和31所住宅被焚或被炸。此外，還有幾起未查清的黑人被殺案件，這些案件據信也和仇視民權運動有關。

羅伯特?甘迺迪對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說，聯邦政府不可能在該州採取預防性警察行動；這在現實上有困難，大概還是違憲的。埃德加?胡佛則更進了一步。他跑到傑克遜去，公然對他所謂的“過分強調”民權運動一事表示遺憾，並說，他的人“絕對肯定”不會對志願人員提供保護。但不管怎樣，在艾倫?杜勒斯的建議下，總統派遣了更多的聯邦調查局人員前往密西西比。傑克遜一座新建的辦公大樓——聯邦調查局在密西西比州的總部所在地——頂上兩層燈火徹夜通明。約翰遜州長呼籲公眾協助尋覓三名失蹤的民權運動工作人員。可以想到，這項呼籲是沒有人理睬的，但聯邦調查局提出的近3萬元的賞金卻使兩人前來告密。這樣，根據他們的說法，特工人員租來一台挖土機，到費城西南六英里左右一所農場去挖開新築的土壩。這紅黏土的土壩有25英尺高，250英尺長，最後在中間近底層的地方找到了那三名失蹤人員的屍體。他們是被槍打死的，黑人錢尼在被害前還曾遭到毒打。

12月4日，聯邦調查局逮捕了21名內肖巴縣人，其中有縣警長雷尼和副警長普賴斯。普賴斯的罪名是逮捕那三名青年並把他們交給了一夥私刑暴徒，而且他本人也參加了私刑活動。他們大多數是三K黨，當地三K黨的頭目也在內。民權運動的領導人不信他們中有誰會被判罪，從最初一段時間看也顯然如此。州長約翰遜和密西西比州檢察長喬?帕特森宣告，州當局不會提出控告，他們認為證據不足。在密西西比州梅里迪安的聯邦法院一個大陪審團卻對其中18人提出起訴，控告他們因共謀侵犯被害人的憲法權利而違反了一條1870年通過的不引人注目的法令，但聯邦地方法院法官是哈羅德?考克斯，此人在詹姆斯?梅雷迪思一案中就曾參與推遲正常的起訴手續。不久前，他還把申請選民登記的黑人叫做黑猩猩。自然不能指望他會跟被告過不去。

一開頭他果然沒那樣做。1965年2月，他批駁了對被告的犯重罪行為的起訴書，改為行為不檢。有一個時候，當地的一個陪審團似乎甚至將判由政府付給縣警長、副警長和費城的一個治安推事一筆誣告損失賠償。在一些記者看來，被告好像被廣泛地看做是英雄。南部同盟的旗子在聯邦政府的大樓外面飄揚，一面巨大的同盟旗每天早晨都在大街正對面的理髮店門前升起。電視和通訊社攝影記者遭到憤怒的圍觀者的毆打。儘管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否決了考克斯法官的判決，重申被告必須按司法部提出的共謀罪受審，但大多數觀察家相信，這個案件其實已經了結。至少被告們是這樣想的。在受審期間被保釋出來，他們顯然感到在當地出了名而自鳴得意。12名被告律師找來了114個證人，他們大多數前來為被告當時不在場作證，或證明他們品行良好。一個律師竟稱告發人是“叛徒”。組成陪審團的7名婦女、5名男子全是白人；原名單上的18個黑人由於被告方面的反對全部被排除在外。

代表司法部起訴的約翰?多爾召來41名證人。他們揭露，這種謀殺決非出於一時感情衝動。在全國組織聯合委員會的大隊志願人員出發前先行的施韋納，由於在黑人家裏食宿，在他被害前九天，三K黨便已決定把他殺害。他和他的兩個夥伴在被瘋狂的追逐后終被抓住，弄到一條荒僻的小路上去。一個三K黨人把施韋納一把拉過來，問他：“你就是那個愛黑鬼的傢伙嗎?”施韋納還回答說：“先生，我知道你是怎麼想的。”但這就是他最後說出的話了。古德曼也很快被殺害。一個三K黨人甚至因為那兩名白人志願人員沒等到他開槍便已被人殺害而感到遺憾。他開槍打死了錢尼，自己還說：“至少我親手殺了一個黑鬼。”

一天，陪審團退席考慮證據后報告說，兩派意見相持不下。法官考克斯拒絕接受這種僵局。他發佈一些新的指令，其中包括1898年為聯邦最高法院所承認，可以用來迫使僵持的陪審團做出判決的所謂“爆破命令”。根據這一指令，居於少數的陪審團員必須“仔細研究和重新考慮”自己的意見，思量一下多數人的感情。法官還對他們說，他可以接受混合不同意見的裁決。接着在一次停審休息時間，副警長普賴斯和另一名被告韋恩?羅伯茨(一個汽車拖車推銷員)卻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他們在聯邦大樓的走廊上對聽審的人說，他們將要收拾這個法官。人們聽見羅伯茨說：“考克斯法官給陪審團下了爆破命令。哼，我們也給他準備下了一些炸藥呢。”這話傳到了考克斯的耳朵里。他命令他們回到被告席上，說：“如果你們以為能對本法院進行恐嚇，你們可是犯下了一個可悲的錯誤，我不打算把任何野人放到文明社會中去任其胡作非為。”說完，就下令把他們關入監獄，不準保釋。10月20日，陪審團裁決其中七人，包括普賴斯和羅伯茨有罪。警長雷尼和其他七人宣告無罪。這時離犯案已有三年多，但司法部仍無比高興。這次判決具有歷史意義，密西西比州聯邦白人陪審團在民權的案件中有史以來第一次裁決白人被告有罪。12月29日，法官考克斯分別判處七人三年到最高十年徒刑。

這一年是戈德華特年。自1936年提名蘭登為總統候選人以來，在過去接連七次的共和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該黨保守派一直壓抑着從自己的隊伍中提名候選人的熱望。這一次他們沒有再壓抑。他們矚望於Au+H2O=1964這是文字遊戲：Au是元素金(Gold)的符號，H2O是水(Water)的符號。Au+H2O即為Goldwater(戈德華特)。——譯者。如他們的標語牌上寫的那樣，他們要“選自己的人，不要人云亦云”。於是在7月15日，他們提名亞利桑那州老資格參議員、極右派的歸化外僑巴里?戈德華特為總統候選人。

事實是，共和黨覺得必須孤注一擲了。喬治?蓋洛普民意測驗發現，在過去25年中，共和黨黨員已減少了1/3；自認是共和黨的美國人的數目減少了13%，而民主黨人的數目卻增加了11%。戈德華特和他那一派人對此有個解釋。他們爭辯說，共和黨一直挑選的是一些“我也這樣想”的候選人——只知道重複民主黨選舉諾言的那些溫和的共和黨人。他們的結論是，因為民主黨人是原件，而共和黨溫和派只是複寫的副本，所以共和黨就一再失敗；投票人總是喜歡真貨色的。

這可要碰運氣冒險。民意測驗表明，大多數投票人喜歡中間道路。共和黨右翼卻不承認。他們堅信，在廣大農村，隱藏着一個持保守觀點的多數尚未露面。他們強調，那才是美國政治的關鍵所在。這些滿腹怨氣的保守派，由於自己沒個地盤，對兩黨一樣地認為不屑一顧。在選舉的日子，他們出去釣魚，或是待在家裏。對他們說來，結果如何無關緊要。不論哪一黨得勝，他們都得忍受一幫子自由派、左派、社會主義者、“集體主義者”、“憂國憂民派”。戈德華特的理論家們說，只要提出一位真正的保守派候選人，這一隱藏着的多數派就會全部擁上街頭，選舉出一位真正的美國人。

雖然甘迺迪總統早已相信巴里?戈德華特將是1964年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但戈德華特自己卻並無把握，而共和黨的其他領導人也遲遲沒有認真考慮到他。關於誰來做旗手的鬥爭變得很是離奇。這位亞利桑那人於1月3日從亞利桑那的斯科茨代爾他那充滿陽光的庭院裏宣佈競選。第二個宣佈參加角逐的共和黨人是一位婦女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在新罕布殊爾州的初選中獲勝的是被補寫在選票上的亨利?卡伯特?洛奇，他從來也沒宣佈過要參加競選。隨後納爾遜?洛克菲勒聲稱他也要參加競選，接着賓夕法尼亞州的威廉?斯克蘭頓說他也參加。

直到6月2日在加利福尼亞舉行的最後一次初選以前，幾乎所有的人似乎都相信，戈德華特一定會被什麼人擊敗的，最有可能的是洛克菲勒。接着，5月30日，星期六，第二位洛克菲勒夫人生下了小納爾遜?洛克菲勒——使得加利福尼亞的共和黨人想起來紐約州州長不久前離過婚。一夜之間，在哈里斯的民意測驗中，他失去7%的支持者。星期二初選時，戈德華特得票51%，洛克菲勒49%。在代表大會上，亞利桑那的有組織的選舉隊伍使所有反對派全倒過來，在第一輪投票中便獲得833張代表選票的優勢而取勝。於是這位候選人，由於他對溫和派出言不遜，更加深了共和黨的分裂；他有兩句令人難忘的話：“為了維護自由，極端主義並非罪惡!在追求正義時採取溫和態度也決非美德!”

巴里?戈德華特當時55歲，為人非常正直，也是歷來競選總統職位的最有魅力的政界人物之一。面目英俊、身材魁偉，一頭銀髮，戴着一副作為他的特殊標誌的黑色角質架的眼鏡，他早已成為全國最受稱頌的政界人士之一，而且肯定是最為出名的保守派。戈德華特代表着一種熱愛過去美好事物和仇視當今一切壞事的感情。他用他那西南方乾脆而低沉的口音經常對全國人民引述一些已經失去時效但仍頗為感人的美國格言和倫理信念。只是靠了他的特殊口才，才使那些東西顯得既大有道理，而又切合實際。

在參議院之外，他卻被看成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大雜燴。儘管他動輒引述過去的傳說，他本人卻是空軍後備役少將，傑出的噴氣機駕駛員，並是尖端技術的熱烈愛好者(在三藩市，在他被提名之時，他卻穩坐在他私人的噴氣式飛機的座艙里，駕着直上高空，在牛宮上空轟然飛來飛去)。他還是一位業餘無線電收發報員，在他菲尼克斯郊區的家裏和華盛頓的公寓裏都裝有昂貴的收發報設備，他還專門帶了一套設備去參加三藩市全國代表大會。他還是一個出色的攝影師，出版過一冊沙漠習作。他的最有意義的一件傑作也許是他在亞利桑那的家裏安裝的那根25英尺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套光電裝置，一接受到曙光便自動升旗，到暮色蒼茫時，則自動降旗，因而即使家裏沒人，也能表現出他的愛國情緒。

“呱呱叫!萬歲!呱呱叫!萬歲!”他的忠實的追隨者一再歡呼。他們非常激動，高興萬分，有時甚至令人生畏。當納爾遜?洛克菲勒登上講壇，主張採納綱領委員會起草的少數派決議案時，牛宮出現了令人難忘的時刻。這時，擠滿樓座的戈德華特分子向他發出噓聲，並大聲叫喊：“我們要巴里!”換個別人，也許會被嚇住，但洛克菲勒反覺有趣。他嘲弄地說：“女士們，先生們，這裏現在還是一個自由的國家。”而當他們火氣上來，氣得大叫不已的時候，他卻對他們講述在加利福尼亞州初選時有人用來對付他的一些手法：“這種事在美國是不應該有的，但我能親自證明的確存在，還有許多其他的人也都能證明，他們也經歷過在半夜或清晨接到電話，收到過匿名恐嚇信、誹謗和充滿仇恨的材料，暴徒打手的威脅，炸彈恫嚇和實際爆炸，見到過使用共產黨和納粹手段滲入或接管已成立的政治組織等等。”

樓座里有的人幾乎躺在地上，用鞋後跟狠敲地板。主席思拉斯頓?莫頓敲着小槌要大家遵守秩序也全然無用，這時正式出席會議的戈德華特派的代表——感到這種蠻橫的表演在電視觀眾的眼裏只會給戈德華特抹黑——也讓他們安靜下來。狂亂的風暴仍不平息，於是洛克菲勒微笑着，進一步譏諷說：“女士們，先生們，你們有些人不願意聽這話，但這些卻是事實。”

這只是部分的事實。戈德華特和他的幹事從不讓一些穿網球鞋的小老太太加入他們的組織。說實在的，他們的競選運動的弱點之一就是太守紀律，太缺乏主動性。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戈德華特派遣兩名很正派的年輕人，迪安?伯奇和約翰?格里尼爾去接管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伯奇任主席，格里尼爾任執行理事。兩人費了整整五個星期來進行整頓——這五個星期，他們是本該用來搞競選的。11月選舉后第二天，戈德華特的司庫得意揚揚地宣佈，他的賬簿上沒有赤字。

更機靈一些的政客本來會利用自己接受提名的演說來爭取失敗的一方。甚至還可以去拜訪被他擊敗的人，像艾森豪威爾1952年拜訪塔夫脫那樣。但戈德華特也被一些卑鄙的手法激怒了，而且，儘管他為人慷慨大度，卻不是一個願意主動和人講和的人。直到8月，已經太晚的時候，他才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赫爾希和黨內的元老們——洛克菲勒、艾森豪威爾、尼克遜、威廉?斯克蘭頓以及喬治?羅姆尼——坐在一起，試圖釋嫌修好，共同制定最好的競選策略。但結果只是白白浪費了一天時間。他們都缺乏和解精神，而且誰也提不出任何有效的競選計劃，最多是彼此埋怨一通。正是在這次會議后，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由於這次會議，競選其他公職的共和黨人才全都避開這位競選總統的旗手，甚至不願宣傳和他相同的政綱。

為戈德華特宣傳的標語牌上、飾針上和無數的張貼廣告上全寫着：“你心裏明白他是對的。”這句話有幾分對。在他的三本書和報上的八百篇專欄文章中，他觸犯了許多完全應該觸犯的“神牛”。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聯邦政府中的官僚機構已比原來擴大了五六十倍。官員一般都專橫跋扈，而政府自己仍在採取或鼓勵別人採取的某些做法顯然已再不適用了——其中如僱用多餘工人、資源耗竭津貼、維持農產品價格補貼和對種植花生補助等等都是。在這類問題上，戈德華特參議員態度非常強硬，千百萬美國人心裏明白——或至少相信——他是對的。

麻煩的是，他還說過、做過、寫過許多其他的東西，其中有些就非常可笑。他曾提出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可以以一塊錢的價格賣掉。他還說過他真希望能鋸掉東部海濱，讓它漂出海去。他把美國的大城市都說成是罪孽深重的巴比倫。他還在不同的場合鼓吹過廢除農村電氣化，取消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設立新的美國最高法院。而這些，美國人心裏明白，他是不對的。

他的對手是美國有史以來最精明的政客之一。因此，戈德華特披掛的盔甲上的裂紋很快就被巧妙地揭露出來，弄得他只得退居守勢，從此一蹶不振。主張原子戰爭是個特別具有毀滅性的問題。1963年10月24日，戈德華特在哈特福德演講時曾說，他相信，如果北約組織的“司令員們”被授權在發生危機時使用戰術核武器，那美國在那邊的軍事力量可以減少1/3。這樣他就使核彈成了個競選中爭論的問題，一直到競選結束也爭論不清。

在競選中提出這一問題原無不可，洛克菲勒1月份在新罕布殊爾州的競選運動中就曾加以利用。民主黨人在後來聞名的他們的所謂“雛菊姑娘”電視節目中，可能是宣揚得太過分了點兒。這一節目於9月7日第一次放映。全國廣播公司“星期一之夜的電影”節目中，格雷戈里?皮克和蘇珊?海沃德主演的《戴維和巴思謝巴》在播映中忽然中斷，電視屏幕上出現了一個富有詩意的畫面，一個小女孩，一面扯下一朵雛菊的花瓣，一面數着它們；而在她這麼做着的時候，她的形象漸隱，隨後被一團蘑菇雲所代替了。共和黨人看了很生氣是可以理解的，但戈德華特過去未能，現在也仍然不能澄清他在哈特福德的發言到底是什麼意思。至少他提到核武器時的那種態度是頗為使人不安的。一位競選美國總統的人不應該說什麼“往克里姆林宮的男廁所里拋進一個”這類的話。有一次戈德華特看來是想要消除核彈的威脅，而《紐約時報》的查爾斯?莫爾在他的發言中卻發現他使用“按電鈕’、“原子大屠殺”、“核毀滅”這樣的字句竟不下三十次。這樣是不能使人民放心的。民主黨人惡意地譏諷說：“你心裏明白，他是會那麼乾的……”

為共和黨人得勝希望掘墓的另一個問題是社會保險問題。這一宗麻煩在1月6日在新罕布殊爾州便開始了。戈德華特在回答問題時說，他贊成用自動捐獻辦法來改進社會保險工作。第二天，新罕布殊爾州康克德的《箴言報》的標題是：“戈德華特定下的目標：結束社會保險事業”。這位參議員提出了抗議，但自願參加捐獻的結果顯然就會是那樣；付給退休工人的錢只能取自年輕工人，可是，如果他們可以不付這種稅，他們對於付稅也決不會比任何別的人更為熱心。針對這一問題，民主黨的電視節目中出現了兩隻手撕掉一張社會保險卡的鏡頭。社會保險問題影響到1億美國人，要找到一個比它更使人關心的問題怕是很難的了。

戈德華特還有別的問題；他曾投票反對禁止核試驗條約並在頭年6月反對過甘迺迪-約翰遜的民權法案。在保守派的報紙一家接一家轉而支持約翰遜的時候，他過去的投票經歷所產生的結果也越來越清楚，最後連這位共和黨候選人自己也能看清了。民意測驗的數字還很少這樣一面倒的；按蓋洛普的統計，約翰遜的支持者佔65%，而支持戈德華特的僅佔29%。在選舉之後這位亞利桑那人說，他早就應該看到，甚至在競選開始前，在三藩市時一切就已經無望了。而實際情況，他說，是在8月他才看到毫無希望。這未免有點事後聰明的味道。遲至10月，他至少在口頭上還表示相信他能取勝。但不管他對前景的料想怎樣，他卻從未企圖用卑劣手段增加獲勝的機會。他勸告那些噓約翰遜的觀眾(“不要對當今總統不敬”)。當他的一個顧問克利夫頓?懷特利用黑人區暴動時黑人到處搶劫的驚人場面攝製出一部名曰《選擇》的紀錄片時，戈德華特說這部片子是種族主義的，不讓上演。關於約翰遜競選運動中出現的一件醜聞的報道——總統的主要助手因在公共廁所中犯雞姦罪而被捕——他也拒絕加以利用，甚至拒絕討論。

這位助理是沃爾特?詹金斯。由於工作過度疲勞不堪，他才那樣經不起誘惑，要不然還是不會的。10月7日，詹金斯離開白宮數小時，前去參加《新聞周刊》華盛頓分社因遷入新樓舉行的雞尾酒會。他喝下幾杯酒後，就離席前往相隔兩個街區的華盛頓基督教青年會去。他知道那裏地下室的男廁所是搞同性關係的人的幽會場所。不幸的是，華盛頓的警察也知道這情況。大約在下午7點半的時候，詹金斯和一個年紀已不小的退伍軍人被一個一直在外面偷看他們的警官當場逮捕了。他們被帶到警察局，到那裏后發現，詹金斯五年前曾因同樣的案情被捕過。新聞記者們不願報道這事，可是，等到迪安?伯奇要大家注意“一件轟動華盛頓的新聞：白宮正拚命扣壓一條有關國家安全的重大消息”(這是共和黨右翼輕率使用這種說法的一個較早的例子)，這時，新聞記者們也只好報道了。消息一傳出，詹金斯就被診斷為“極度疲勞”住進了醫院。伯奇和戈德華特的許多別的顧問都請求戈德華特利用這一機會，大事渲染這一所謂政府上層人物傷風敗俗的驚人事例。他拒絕了。

約翰遜焦急地任命奧利弗?奎爾組織一個調查組進行調查，看看這件倒霉的事會使他損失多少選票。奎爾得出的出人意外結論是：根本不值一提；而這個不幸事件很快也就從人們的記憶里消失了。戈德華特的寬恕、憐憫只是部分原因。另外的部分原因是，正當人們開始談論詹金斯事件的時候，國外事務方面出現了三件使人震驚的大事。在10月15～16日的48小時之內，赫魯曉夫被奪去一切權力，趕下了台；共產黨中國宣佈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的保守黨政府垮了台。白宮記者團談論到約翰遜的好運，他運氣確實不壞。當伯德?約翰遜夫人帶着一群南部政府官員的夫人們乘着一列共有16節車廂被稱為“伯德夫人專列”的火車往南部開去的時候，她們受到敵意的詰難——這種待遇肯定會在其他地方獲得同情和更多的選票。

約翰遜在新奧爾良迎接伯德夫人專列，並在那裏做了競選的第一次演講。這是一次冒險——他不聽參議員拉塞爾?朗的勸告，強烈地為民權呼籲——單單這一點就使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發言的最後幾句，則更使人永遠難忘。他在呼籲停止偏執的行為後，接著說，他要實施並遵守1964年的民權法(“我不能讓他們製造仇恨，利用我的人民的偏見來收買他們”)，然後他講到，在薩姆?雷伯恩第一次進入國會的時候，他曾和一位多病的南部參議員做過一次長談，這位參議員說，他希望他身體好起來讓他能再回家鄉去看看。約翰遜引述這位參議員的話說：“我真希望回到故鄉，再向他們發表一次民主黨演說。我感覺到我還有一篇演說要發表。我的可憐的州人，他們三十年來就沒有聽到過一次真正的民主黨演說。他們在選舉時所聽到的永遠就是黑鬼，黑鬼，黑鬼。”聽眾起先愣住了，接着清醒過來，站起來向他熱烈歡呼達五分鐘之久。

約翰遜競選時另一些精彩場面的記錄看起來並非都那麼有利，在有關越南問題上尤其如此。譴責戈德華特對核武器隨便亂說和不負責任的瞎想是一劑強有力的政治藥方，民主黨人對這一藥方禁不住不時地增加藥味。繼“雛菊姑娘”電視節目之後，9月17日又播放了另一個節目，但因為太不近情理，只播放了一次；這一節目的畫面是一個天真可愛的孩子正在吃雪糕，畫外卻有一個聲音講說，鍶90已使空氣毒化，並提醒觀眾，戈德華特反對禁止核試驗條約。戈德華特參議員提出的可以用原子彈使胡志明小道“樹木落葉”的建議，被說成是他不負責任和搞軍國主義的例證。可是，對約翰遜說來，這可是一個危險的話題。它會使投票人想到，美國人正在越南進行熱戰，而把美國人送去打仗的並不是戈德華特。於是，為了保持和平問題的勢頭，總統向全國作了一些人們後來未曾忘卻的保證。

9月25日，他在俄克拉何馬州的尤福拉說：“我們並不想讓我們的美國孩子去替亞洲的孩子打仗。我們並不想捲入……給拴在亞洲地面戰爭中脫不了身。”

隨後他又於9月28日在新罕布殊爾州的曼徹斯特說：“我從不認為我們準備讓美國人去替亞洲人打仗。按照我當時所面臨的情況，我一直儘力想讓越南人按照我們的意見和用我們提供的裝備自己去打……目前已有190個美國人犧牲了……我常常深夜醒來，捫心自問，如果我走錯一步，將會造成多少美國人的生命損失……這不是發動戰爭的問題……我知道有些人認為，我要發動一場戰爭是很容易的。但要制止一場戰爭對我們來說可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這正是我們目前力求做到的。”10月21日他在俄亥俄州的阿克倫說：“……我們不準備派遣美國人到九千或萬里之遙的亞洲去替亞洲人打一場應該由他們自己去打的仗。”

10月27日在匹茲堡他又說：“只要我是總統，美國人就能有和平，就會有和平。”

一年之後有個尖刻的笑話：一位姑娘說：“有人對我說，如果我投了戈德華特的票，我們在六個月內就會發生戰爭。我投了他的票——我們果真在打仗了。”的確，一個選舉人，如果他惟一動機就是保持和平，而他又仔細閱讀過報上發表的演講，在1964年11月，他一定會投票選舉約翰遜，反對戈德華特，到後來他就會感到自己是受騙了，許多人都如此。競選期間總統在埃爾帕索說：“今天我在這兒向你們保證，為了促進自由和和平，我願意在任何時候到世界任何遙遠的角落去同任何人會談。”可是事實呢，只要他相信美國還能用武力對共產黨人強加軍事解決的時候，他對越共和北越的一切表示，包括某些大有和解希望的表示，根本不予理會。在競選運動中，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似乎是黑白分明的。戈德華特主張派遣美國兵和飛機去支援南越，而約翰遜則斥責他是不負責任的戰爭販子。總統當時看來是真誠的。然而，到了第二年夏天，很難想出有哪一件戈德華特提出的軍事計劃，約翰遜沒有付諸實行的，儘管他曾經向全國人民發誓加以反對。

11月3日，林登?約翰遜贏得選舉，得以在白宮再留一個完整的任期。他和休伯特?漢弗萊在44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獲勝，總計獲得486張選舉人票。戈德華特和眾議員威廉?米勒贏得亞利桑那、密西西比、亞拉巴馬、南卡羅來納、路易斯安那和佐治亞六個州，僅獲選舉人票52張。民主黨人在國會選舉中也大獲全勝。改選的35個參議員席位中他們贏得28個，使他們共有68席，而共和黨僅有32席。在眾議院又獲得了41席，現在他們在眾議院已佔有2/3以上的多數(295∶140)，居支配地位。共和黨人總算贏得一個州長職務，但他們仍然僅只有17名州長，而民主黨人卻有33名。

“選戈德華特參加萬靈節前夕”見本書第6章第174頁注⑤。——譯者，一條在華盛頓流傳很廣的貼在汽車上的競選招貼嘲弄說。張貼這條招貼的汽車也並非都屬於民主黨人所有。在選舉那天，本書作者正在厄爾?沃倫的住所和他同進午餐。那天給我留下的最清晰的記憶是，首席法官希望戈德華特會遭到慘敗的強烈情緒。沃倫像共和黨的許多其他的溫和派一樣，極希望看到戈德華特保守派被徹底擊敗。當災難落到他們頭上的時候，共和黨人進一步肯定了一種早就存在的理論：他們之間的爭執不和可比民主黨人之間的爭執不和要厲害得多。保守派不僅在選舉中失敗了，他們還發現，在許多場合，本黨的黨員竟也把他們視若路人。

在正宗的共和黨人中，也許理查德?尼克遜最充分表現了這種挫折和混亂情況。選舉后兩天，他就嚴厲責備納爾遜?洛克菲勒，說洛克菲勒不肯幫戈德華特競選，使他們失去了許多選票。他把紐約州州長稱為“分裂分子”。但到了下一星期的星期二，尼克遜已另有一種想法。他一面敦促共和黨同人抵制“右翼極端主義”，一面又支持一切從自由主義到保守主義的“認真負責的觀點”。可是，這時尼克遜的話，即使在共和黨同人之中，也已不再有很大影響。同洛克菲勒不一樣，他曾孜孜不倦地為競選出力，但顯然全是白費。他收到一大堆領情的話，卻很難證明有什麼實際價值。

對尼克遜說來，那幾年是很平靜的，而且在很多方面，也可以說是好年月。他掙到很多錢，他有時間閱讀和思索，除了出去演講以外，在私生活中，他像普通老百姓一樣經常有時間和自己的老婆孩子見面。競選開始的那一周的星期日，他在1952年曾用來作為政治資本的那隻黑白花色西班牙長耳小狗切克爾斯死了，活了12年。他當時也在場，安慰了自己的女兒。(10月他在艾奧瓦州競選時，有人又送給他一隻西班牙長耳小狗，並讓他叫它切克爾斯第二，但他把它轉送了別人；只能有一個切克爾斯啊!)選舉后八星期，他的女兒特里西婭在紐約州新進社交界的少女國際舞會的遊行隊伍中走在最前面。他陪伴着她。第二天，1964年除夕前一天，他在切克爾斯墳上安了一塊墓石。許多人認為，這是有象徵意義的。

直到1964年11月，林登?約翰遜是在甘迺迪總統的餘蔭下治理國家，而現在他卻是全靠自己當選為總統了。關於甘迺迪的傳說在美國人的思想中仍然有極大的影響——國會山兩個最有吸引力的人是現任紐約州新選出的參議員羅伯特?甘迺迪和馬薩諸塞州以九十多萬張選票的極大優勢重新當選的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可是現在約翰遜成了第一號人物，華盛頓也開始對這情況有所反映了。酒吧間最經常聽到的歌曲是《德克薩斯的眼睛》和《德克薩斯的黃玫瑰》。中年男子穿着牛仔靴，配上牛仔帽，穿上便裝成群地在15號街財政大樓旁邊華盛頓飯店的門廳里轉來轉去。華盛頓開始讓外來的客人感覺到像是一座邊疆城市，其實全國也出現了這種情景；一切開放、怎麼都行的60年代已經來臨。

1964年，加利福尼亞設計師魯迪?根賴希推廣一種裸胸游泳衣，於是引出來許多新的花招。在某些高級夜總會餘興節目裏，僱用“裸胸”婦女表演成了招引顧客的手段，但很快也就成為家常便飯；國家檔案局附近的那些華盛頓庸俗遊樂餐館，像在美國其他大都市一樣，女招待露着胸擺動着Rx房走來走去。接着瑪麗?匡特在倫敦製作了超短裙。於是年輕姑娘和許多婦女穿的裙子，到了60年代後期，一英寸又一英寸逗弄人地越縮越短，直到超短裙出現，人們早也就見慣；至此，除了最漂亮的大腿，全都失去了誘惑性。

在舞台上裸體已經成風，在60年代中期慢慢度過的時候，半裸體已成了時髦社會的風尚。透明的或稱為“全透亮”的衣服最為時新，艾夫斯?聖勞倫特生產了一種僅有幾個金屬小圓片半遮着乳頭和大腿跟處的薄紗襯裙。在意大利，時式女服商福克特創造了一種鬆鬆地吊在胯骨上的南海裙；他還用一串珠子代替了上衣。羞怯的婦女則或在下身穿一種名為緊身襪褲的肉色內褲，或穿一種“滑稽內衣”——一種透過外面的紗罩可以清楚看見的色彩鮮艷的內衣——但更大膽的(以及天生較為美觀的)女人則不惜讓人一覽無遺。上腹部的裸露也是上下擴展越來越寬。當史密森學會也吸取一些較為古怪的新式禮服時，艾奧瓦州共和黨眾議員格羅斯在眾議院裏提出了抗議。

新生的一代男女青年都堅持認為他們有權講他們認為“切合”的一切，“切合”一詞，像“承諾”一樣，成了一個時髦詞彙。伯克利是“言論自由運動”發源地——加利福尼亞稱之為“言運”，這一運動轉而造成60年代大學生與政府的第一次大對抗。言論自由運動是由大學本科生、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師於1964年夏末組織的聯合團體，從思想體系方面來講，從戈德華特主義者到毛主義者應有盡有。他們一致反對大學當局不準校內要求政治權利或公民權利的示威運動擴大到校外去的禁令。在哲學系學生、22歲的紐約人馬里奧?薩維奧的領導下，言論自由運動加強活動，最後竟引人注目地提出：大學董事會正在把校園變成集中營。他們認為，這一陰謀的目的是把整個伯克利變成一個為現體制(即企業、銀行、出版社、軍隊和保守的工會等)培養白領技術人員的職業學校。薩維奧大聲疾呼：“現在是我們躺在機器上使它停止轉動的時候了!”

1964年9月14日，秋季開學的前一星期，動亂開始了，從此無論是伯克利還是美國任何其他大學都再也恢復不了原樣。把言論自由運動叫做共產主義運動是毫無根據的。它是無政府主義的，並蔑視一切辯證法。一位支持這一運動的研究人員說：“一切舊的名目都過時了；如果這裏有正統共產黨人，那倒是一種溫和的影響。”運動對理性主義的輕視有時到了荒謬的地步。當警察把薩維奧和他的八百名追隨者從他們的造反中心斯普勞爾廳拉出去的時候，薩維奧大叫着說：“太好了!我們可以讓校方接受我們的條件了!”

次年3月的一天，天氣懶洋洋的，一個赤腳長發的青年在伯克利校園的正門前示威，手裏舉着一塊標語牌，上面是藍色襯底，就寫着一個四個字母的下流字。他並非學生，他的名字叫約翰?湯姆森，是一個沒有出版過作品的詩人，是伯克利的所謂“隱蔽社會”的一員；這個社會是由一些無名的作家和政治上的激進派組成的，60年代後期發生的騷亂據說不少都是他們挑起的。第二天，又有十來個青年也舉着寫有同樣字樣的牌子出現；有一個人還對着校園裏的擴音器大聲念着他標榜的那個字，另一個人則向要逮捕他們的警官朗誦了《查特利夫人的情人》英國作家D.H.勞倫斯(1885～1930年)的名作，一度被視為色情文學。——譯者中的一段。言論自由運動中的成員誰也不去保釋湯姆森和他的朋友。校刊反對這一“骯髒言論運動”。用當時新出現的話來說，他們懷疑，那些古怪的鬧事是在耍弄他們。

然而，他們的示威以及他們重新使用一些禁忌的字眼，看來卻是60年代所特有的反對一切束縛的總反抗運動的組成部分。湯姆森和他的朋友可能有點像是拿言論自由運動尋開心，但不少嚴肅的作家卻認真堅持自己有權使用那些一直遭到禁止的語言。他們相信，最高法院也同意他們的觀點(他們並沒有看錯)，往長遠看，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可能會比薩維奧的文明的反抗更為持久。那些更衣室里的語言，先見於出版物，隨後舞台上也使用了——例如在《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一劇中，該劇在百老匯共上演664場，後於1966年又拍成了電影——再后在兩性雜處的社交活動中也聽得到了(先是在一些年歲較大的人群中，很快在青年人中也流行開了)。在一度稱之為上流的社會中，人們常常從一些最可愛的美人嘴裏聽到過去只是在無異性參加的場合中才會有人使用的盎格魯-撒克遜短字盎格魯-撒克遜語中許多不雅的字都較短，上文所謂“四個字母”的字，亦屬此類。——譯者。較有克制的老一代的人在聽到這些話時常感到萬分驚愕。

和避孕藥丸和新的裸體裝扮一樣，這也反映了一種演化中的生活方式和一種新的道德觀。在老一代的許多人看來，這似乎根本談不上道德，他們認為這不過是和留長發、建立嬉皮士聚居點一樣的玩意兒。但是，禁果對於“爭取自由青年美國人”組織中的戈德華特的崇拜者也同樣具有極大的吸引力。“爭取自由青年美國人”組織的成員從不參加反戰遊行，也不讀《堡壘》雜誌，但在熄燈的時間，他們也和大多數最色情的嬉皮士一樣活躍。對偶爾和人通姦的男人的一次調查發現，他們大多數都是蓄短髮和政治上保守的人。專門同一個保守的享樂主義團體打交道的洛杉磯某一企業家對記者說：“那是你從未聽說過的美國的一部分。那些人不穿拖鞋，不留鬍子，一切規規矩矩——是一群過着極其正常生活的小夥子和姑娘們。那裏的美國味道之濃厚，簡直難以想像。”

大學早就提供適合於男女成雙捉對交往的場所，但直到60年代中期，要在校外找一個動人、可喜而又風流的異性可是既費時間，又頗為費錢的。現在，這種情況也在改變。在約翰遜-戈德華特競選前兩年，卡茨基爾斯的格羅辛格飯店第—次在周末只接納單身男女。雖然當時沒有人想到，這卻是另一個運動的開始。1964年，駐紮在弗吉尼亞州阿靈頓的海軍少尉米高?奧哈羅感到孤身寂寞，於是為其他未婚男女青年——軍官、專業人員、飛機上的女招待、教員、模特兒、秘書和職業婦女——舉行舞會，開創了一種新的生財之道和新的生活方式。三年後，奧哈羅退役，成為一個名為“下級軍官和專業人員聯誼會”的主席，該會擁有會員3萬名，12個地方分會，並有由50人組成的一個管理人員的班子。到這時，它已能為單身男女安排到名勝處度假，能組織只限於未婚男女參加的巴哈馬遊艇游弋或歐洲旅行，並能讓閱讀只供單身人閱讀的奧哈羅的聯誼會《夜信》。而且，奧哈羅也有人同他競爭了。在三藩市，孤單的人可以在“保利之家”會面；在芝加哥，有所謂的“商店”，在達拉斯，有“感謝上帝，今天是星期五”會所，在曼哈頓，則有“拉夫先生之家”和“星期五聚會”。

所有這一切的必然結果便是建造綜合公寓，未婚男女可以租用單元，以便於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彼此來往；這類公寓也就出現了。從某方面來看，這可以說是不同輩的人發生分化的一種反映——年齡相近的男女離群自行其是，這樣也就引起了彼此間的誤會和不久后就會出現的所謂的“鴻溝”。最先這樣做的是年老的人，並不是青年。第一座“退休城”是1960年德爾?韋布在亞利桑那州興建起來的。和奧哈羅搞的那一套一樣，他也獲得很大的成功，引得別人跟着模仿，到1965年，便有了第一個單身男女居民點，洛杉磯托朗斯郊區的南灣俱樂部。南灣俱樂部還在建築的時候，它所有的248套單元便已全都租出。最後該公司共蓋了13座這樣的綜合公寓(其中一座在菲尼克斯)，共有8000戶房客，他們可以在一起玩橋牌、參加圓桌討論、舉行烤肉宴、組織化裝舞會和評酒會，誰願和誰同居也用不着怕誰的丈夫或妻子來干擾。

可以理解，單身男女圓桌討論會上常談的一個話題就是如何避孕。另一個題目是婚姻，而且常常是這樣提出問題的：“婚姻本身有什麼道理嗎?”婚姻不過是60年代中期遭到攻擊的許多社會制度之一而已。再沒有任何東西被看做是神聖的了。1966年復活節前一周，《時代》雜誌在它的封面上提出一個問題：“上帝死了嗎?”於是引起一場神學上的激烈辯論。另外有一條引人注目的張貼在汽車上的標語：“上帝活着，躲藏在阿根廷。”閱讀《時代》雜誌——或任何其他報刊——的人，在馬歇爾?麥克盧漢的《谷登堡谷登堡(1397～1468年)，德印刷工作者，1454年發明活版印刷，是與其他技工合作的結果。——譯者群星：印刷工作者的成長》(1962年出版)和《了解新聞媒介：人的擴展》(1964年出版)中，被貶為老古董和“正統”。

60年代中期的打倒一切傳統觀念的活動並不總是有利可圖的。拉爾夫?金茲伯格在1962年出版了他的《性愛》；郵局認為該書淫穢，結果他被判處五年徒刑。1964年他出版了《事實》，其中有關於巴里?戈德華特的並非屬實的材料，戈德華特提出控訴，最後被判得到7.5萬元賠償費。1967年，金茲伯格發行《先鋒》，結果根本無人購買。另一個在一開頭誰也沒想到，而最後也因此吃虧的是卡修斯?克萊。他在重量級比賽史上以最快的速度，僅僅一分鐘便擊倒桑尼?利斯頓，取得世界冠軍之後，卻加入黑色穆斯林，改名為穆罕默德?阿里，以良心不容為理由拒不接受徵調入伍，而使一切拳斗迷們都感到莫名其妙，最後，他也和金茲伯格一樣，進了監牢。

但在這個變幻莫測的時代，什麼人都是會栽跟頭的。監護美國核打擊力量的戰略空軍司令部本該是十分謹慎的，而它的一架B-52轟炸機卻同一架噴氣式運油機相撞，在西班牙水域拋下四枚氫彈，嚇壞了美國，更不用提歐洲了。諾曼?梅勒一般人都認為是很懂得怎麼寫小說的，但1965年，他在十年沉默后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美國夢》一出版，卻遭到了無情的批評。林登?約翰遜據說是為了維護總統的尊嚴，決意剋制一切庸俗的傾向，但他在動過一次手術后，卻撩開襯衣讓攝影記者拍攝他的傷疤。加利福尼亞主教派教會主教詹姆斯?派克因被控宣揚異端，辭去了主教職務，轉而搞招魂術，還寫了一本有關的書《陰間世界》，後來在朱迪亞沙漠失蹤，被人找到時他已跪着死去。蓓蒂?格拉布爾和哈里?詹姆斯被認為是貝弗利山區最幸福的一對，結婚22年後卻在拉斯韋加斯離了婚。

看來，一切事物的外表都全不可信。亞拉巴馬人在選舉州長時竟投票“選舉勒利恩”，以便“讓喬治乾乾”。好鬥的黑人把黑人的非法行動歸咎於種族間緊張關係，而1964年，在布魯克林的克朗高地地區的最堅強的法律維護者卻是馬卡比秘密社團，一個中產階級黑人保安組織。許多美國人相信進大學是為了多掙錢，這種信念也受了打擊。《華爾街日報》就抱怨說，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很少人從事工商業，大都跑到教堂、工會、和平隊和一些爭取民權的組織中去任職了。甚至連冷戰都不是從前的樣子。1966年，美國和蘇聯在莫斯科和紐約之間開闢了直達航線，泛美航空公司和蘇聯航空公司的飛機，每周往返一次。

1964年，《斯特蘭奇洛夫博士》逐漸從舞台上消失，1965年，由《日瓦戈醫生》代替了它，日瓦戈醫生的形象使得大型皮帽、高到大腿根兒的長統靴和長得拖地的大衣變成了風行一時的裝束。1965年，呼拉圈已為滑板所代替，它的製造商馬上也獲利達1億元；在加利福尼亞州阿納海姆舉行的一次滑板大會，三家廣播公司的電視網都進行了實況轉播；《滑板季刊》的發行量達到了5萬份。接着，另一種轟動一時的玩具超大皮球跳上了舞台，於是那瘋狂一時的滑板又消失不見了。這一年自行車又開始行時，而且持續時間頗長；該年銷售達六百萬輛，長島鐵路的火車還特地為遠程上班的乘客預備下了自行車架。

一個美聯社記者注意到，1965年，“許多越是過時的東西，越是又變成了時髦的東西。”在許多意想不到的貨品中，有人要買有流蘇的吊燈和水手裝。喇叭褲很快到處流行。一個25歲的商品美術設計師彼得?馬克斯預見到會出現“一股重大的青年人的巨浪——要出現一次青年革命”，因此為了歡迎它的來臨，他創作了一種幻覺藝術。五年之內，他的裝飾畫、招貼畫和頭巾圖案等的設計，使他每年收入達二百萬元。流行藝術的傑作中，有一種是女人用的腰帶，後背部分畫著一隻極大的眼睛。“丑得出奇”一詞開始在語言中出現，人們常用它來形容，如羽毛圍巾、沙發墊巾、泡泡糖畫片、雪莉?鄧波兒的照片以及大西洋城的紀念品等商品。漢弗萊?博加德和琪恩?哈羅主演的電影重新上映，於是姑娘們有一陣又都打扮成哈羅的樣子。最叫座的影片有《吉姆爺爺》、《痛苦和狂歡》和兩部含義很深的笑劇：《貓咪巴盧》、《有什麼新聞，小貓咪?》

哈里斯民意測驗報道說：“富裕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成年人對電視越來越不感興趣了。”三個電視廣播網似乎全都在極力尋找觀眾最低級的共同趣味，它們實際上脫不出尼爾森的評價。(“這是不可避免的，”《紐約人》評論說，“它和數學定律一樣清楚明白。”)聯播節目質量越趨越下的情況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來說特別令人痛心，這家公司在愛德華?默羅主持其事的時候曾是頗受知識界觀眾歡迎的。而現在，在小詹姆斯?奧布里的主持下，卻盡播放一些神秘戲劇、鄉野喜劇和春宮畫片似的場面。

艾德萊?史蒂文森和溫斯頓?丘吉爾於1965年相繼去世。埃德加?胡佛還活着，還掌管着聯邦調查局，但已開始衰老。聯邦調查局的統計數字錶明，全國犯罪率一年增加11%，而總統的推行法令伸張正義委員會斷定，實際犯罪案件的數目可能是報案的三倍。社會上抗議行動成了犯法行為中日益增多的一類。1965年3月24日在密執安大學開始的通宵12小時的反對越南戰爭宣講會，是完全合法的，但接着出現的什麼裸體會、睡覺會、相愛會就不一定合法了。紐約世界博覽會決定在1964年4月22日開幕，爭取種族平等大會布魯克林分會的領導人威脅着要來一次拋錨會——使成千輛汽車因油盡而中途停車——造成交通堵塞，來加以破壞。結果他們竟使參加開幕日的群眾從25萬左右減少到92646人。最後將近300人被捕，其中有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全國負責人詹姆斯?法默。

全國暴力活動的嚴重性仍然駭人聽聞。1966年夏，一個叫理查德?斯佩克的打零工的工人在芝加哥謀殺了八名護士學校的學生。兩星期以後，德克薩斯大學優等生查爾斯?惠特曼，爬上該校在奧斯汀的27層高的水塔頂上，向下面過路的行人開槍，打死14人，打傷30人；又過了三個月後，一個18歲的大學生跑進亞利桑那州梅薩市的羅斯-馬爾美容學院用手槍打死4個婦女和1個孩子。他對警察說，他是受了芝加哥和奧斯汀的殺人事件的啟發。同斯佩克和惠特曼一樣，他說他想“出名”。

在思想意識領域內處於兩極端的兩名議員都出了麻煩。亞當?克萊頓?鮑威爾罵哈萊姆一個寡婦“是警察局的狗腿子”；法院判給她一筆損害賠償金，但鮑威爾不予理睬，躲離了紐約。康涅狄格州參議員湯姆?多德的同事指責他濫用競選基金，並在和西德某商行的代理人打交道時受賄。紐約一名警察秘密打入一個企圖炸毀自由女神像、自由鍾和華盛頓紀念碑的陰謀集團；這些參加陰謀活動的人動機各不相同，從魁北克獨立分子、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崇拜者、黑人權利擁護者直到北越的支持者應有盡有。在紐約，有一家假期換房社，專為願在假期中交換住房的人辦理聯繫工作；從馬薩諸塞州東部一個小城市裏第一次傳出了年輕夫婦彼此交換配偶的事。一家旅行社登廣告組織日本柔道參觀團：兩周中汗流浹背，只收費1396元。瓦薩大學的薩拉?吉布森?布蘭丁校長對她的1450名女生說，她希望她們別再跟人胡搞，否則就離開學校。傑克?瓦倫蒂對一群廣告設計師說：“我一天比一天睡得好一些，更有信心一些，因為林登?約翰遜是我的總統。”

達拉斯對傑克?魯比的審訊於1964年2月17日開庭，3月14日結束，判決有罪。他的律師梅爾文?貝利大聲吵嚷說：“這是一個非法的法庭，一個迫害法庭，這一點大家都知道。”魯比後來於1967年1月3日因癌症死在獄中。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發表了一個有關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說，警告說，除非美國“立即拋棄各種老一套的神話”，他將同政府決裂。教皇保羅六世10月間在紐約待了一天，並在聯合國大會上致辭。新任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看來決心對約翰遜表示絕對忠誠，他模仿阿維斯汽車出租廣告的腔調說：“我是第二號人物，我必須更加倍努力。”某些觀察家懷疑，獲勝的民主黨兩總統之間是否正在發展着一種以彼此虐待為樂的關係。總統似乎以能羞辱副總統為最開心的事。他對記者說：“小夥子們，我剛才還對休伯特說，他有短處捏在我手裏。”

1966年，《音樂之聲》成為電影史上最受歡迎的影片之一。人們奔走相告：“你最好相信這全是真的。”電視這時在觀眾多的鐘點，幾乎百分之百是彩色節目。兩個職業足球聯隊合併了。《玩偶的山谷》和《逃避審查之道》兩書最為暢銷。《娛樂酒店》和《媽姆》成了百老匯的熱門。戴維?梅里克為“在蒂法尼家早餐”投資50萬元，最後完全失敗。一家服裝公司出售一種可以隨手丟掉的紙衣服，一盒只要一兩元，穿髒了便可以丟掉。新的男用化妝品中有假睫毛，叫做“經理睫毛”，和一種刮臉后的粉撲——“銅拳”。1966年的夏天，由於航空公司出現有史以來為期最長、代價最高的罷工，使許多旅遊者未能成行；五條重要航線停飛了43天。那年秋天，在世界棒球聯賽中，躲閃隊接連四次輸給了巴爾的摩隊。加利福尼亞的汽車上出現了一條古怪的標語：瑪麗?波平斯販賣毒品。

60年代中期，勞資糾紛使紐約人有279天看不到報紙。《世界電訊報》、《美國人報》和《紐約先驅論壇報》合併成一家，稱為《世界論壇報》(簡稱Wijit)，出了九個月就停刊了。經過了190年，一種迷信終於完全取消掉兩元的紙幣；財政部於1966年8月10日停印這種紙幣，說是：“公眾不願用它。”

1966年秋季選舉是政治上的一個轉折點。對黑人區暴亂活動和民權運動示威活動的反感終於結合起來，使白人的強烈反應第一次成為一種強有力的政治力量。加上通貨膨脹、利率高漲、抵押貸款短缺、生活費用上漲，這種強烈反應成為共和黨候選人的強有力的跳板。喬治?羅姆尼和納爾遜?洛克菲勒以很大優勢重新當選。進入參議院的共和黨新人中有田納西州的霍華德?貝克、馬薩諸塞州的愛德華?布魯克、俄勒岡州的馬克?哈特菲爾德和伊利諾伊州的查爾斯?珀西；新的共和黨州長中則有加利福尼亞州的羅納德?里根和馬利蘭州的斯皮羅?阿格紐。共和黨總共在參議院新增了3席，新州長8名，眾議院47席，比他們1964年失去的還要多一些。

但到這時，約翰遜對立法問題已經不感興趣。他越來越一心只顧越南戰爭，相信它的結局將決定他在歷史上的地位。據他的弟弟薩姆?埃利?約翰遜說，他幾乎每天夜裏3點鐘就“從床上爬起來，睏乏地穿上晨衣和拖鞋，到白宮地下室的情況彙報室去聽取西貢來的最新報告”。

他日益孤立。從甘迺迪到本屆政府一直任國防部長的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已越來越不相信憑轟炸就能使敵人屈膝。麥克納馬拉現在整天想入非非，計劃要在越南的中部築上一道電子屏障以阻止北越的滲透。等到他感到這一計劃不行時，他對軍事技術的信心也就徹底消失了。白宮在越南問題上的主要顧問不久就成了沃爾特?羅斯托，他同這位躲在白宮的寂寞的戰時總統之間的關係，據約翰遜的另一位助手說，“完全和拉斯普金拉斯普金(1871～1916年)，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宮廷中的有勢力的僧侶，曾影響尼古拉二世許多政策的制定。——譯者和受包圍的沙皇一樣”。保守的90屆國會將同羅斯托一起扇動約翰遜幹下去，通過巨額的軍事撥款法案，使他在越南的泥潭裏越陷越深。

到了這時，這一切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約翰遜擊敗戈德華特后，人們對他的讚許是真誠的。全國都支持他，他的目標正是全國人民的目標。那時，對他和對美國人民都顯得大有希望，很少人正確地估計到那個“露着屁股的四等小國”(約翰遜有一次曾這樣稱呼越南)的威脅。可是，總統家裏卻有人焦慮不安。“我只希望，”約翰遜夫人在1965年年中說過，“外交問題別不斷增加。這不是林登式的總統的特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