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

1945年8月6日，在喬治·霍格去世兩周后，美國空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三天後，第二顆原子彈摧毀了長崎。8月15日，日本公開接受同盟國的投降條款。9月2日，隨着美國軍隊正式佔領日本，日本在東京灣的美軍戰艦“密蘇里”上正式簽署了投降書。

這場主導了霍格在華的八年生活的戰爭終於結束了。自從1927年蔣介石帶領他的流氓組織對共產黨人展開白色恐怖政策以後，中國內部政治生活的主要動力機制——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國內戰爭馬上就要爆發了。

在霍格去世后，路易·艾黎接管了山丹培黎學校，成為了下一任校長。蘭州的姐妹學校因為缺乏資金關閉以後，那兒的60個學生和教工轉到了山丹，使得山丹學校的人數一夜之間翻了一倍。愈演愈烈的國內戰爭給學校帶來了危險，因為國民黨政府認為學校對毛澤東的游擊隊和他們的事業抱有同情。但蔣介石才沒有空來管遠在戈壁灘的一個工業合作學校。他專註於打擊共產黨，而表面上看來，他的部隊擁有顯著的戰略優勢。8年戰爭后，曰本終於無條件投降；原先控制中國各省份的西方各國也宣佈放棄對各地區的控制權，陸續從中國撤軍。

這樣，蔣介石終於成為了中國這個完全意義上的主權國家的合法首腦。此時國民黨總共有4百萬軍隊，由全亞洲最強大的空軍做後盾。各大軍閥被逐一剷除。已經沒有什麼能威脅到他對這個有4億多人口的國家的統治權，除了仍然在西北地區延安附近活動的共產黨。

由於杜魯門總統一直設法維持統一戰線，防止內戰爆發，連續幾個月國共兩黨針對對方進行着積極的戰略部署。1946年1月由美國充當中間人簽訂的國共停火協議很快就瓦解了。最初國民黨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並於1947年佔領延安。毛澤東和他的部隊被迫撤退，但他們只是躲避在山區，並沒走遠。國民黨的勝利是表面的，因為他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是易受攻擊點，當年日本人也正是在這裏被打得漬不成軍。國民黨佔領了各個主要城市、農村戰略要點以及通訊線，但共產黨卻深入農村，重新展開了之前非常成功的游擊戰。他們在農村得到了廣泛而熱烈的支持。

1947年下半年，局勢開始扭轉。西方勢力已經非常明確，內戰將會以共產黨的勝利而告終。國民黨部隊被迫撤退到中國北部一線士氣不振、供給不足的駐軍基地。這時，毛澤東已將他的部隊重新命名為人民解放軍，隨時準備帶領游擊隊奪取北方各個城市。由於有了農民的支持，游擊隊在農村地區轉移、進攻非常靈活，補給充足。國民黨部隊首先在滿洲里和中國北方平原被擊垮。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正式辭去中華民國總統職務。隨着他在大陸地區勝利無望，他退至台灣島，恢復總統頭銜。

1975年他因心臟病在台灣去世，終年87歲。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行至長江流域，並於當年秋天到達南部沿海的廣州。在解放軍全面收復中國各省以前，毛澤東就於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他本人為國家最高領導人。北京在國民黨佔領期問被稱為北平，之後正式恢復為傳統名稱“北京”。

1949年夏，當共產黨部隊清掃甘肅走廊國民黨的殘餘部隊時，喬治·霍格曾經的學生面臨了危險。國民黨部隊準備在山丹頑固抵抗，於是小鎮的周圍到處都是部隊和大炮。在內戰結束前的幾個月裏，垂死掙扎的國民黨部隊對共產黨的同情者進行了殘酷的政治迫害和血腥的報復。由於學校里有美國人——新來了一位美國老師唐．肯普，山丹學校才逃過一劫，老師和學生也免遭迫害。1949年八路軍舊部步步逼近，國民黨部隊都逃到了山上。共產黨部隊沒有費一槍一炮就奪取了山丹。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預告了進一步的變化。

1952年山丹培黎學校移往蘭州，成為了一所專門培養石油工業工人的職業技術學校。霍格的大部分學生都隨着學校搬遷來到了蘭州，成為了石油工業工人。喬治．霍格的四個養子在戰後於滿洲里和家人團聚。1953年的一場地震幾乎完全摧毀了山丹。喬治·霍格的學校連同原先的寺廟毀於一旦。所幸他的陵墓保存了下來，雖然有少許的損壞。今天的山丹仍然是一個極其普通的小集鎮，到處都是亂佔山地建造出來的水泥房子。地震后重建的城鎮裏充滿了灰塵，污染嚴重。上一代的人早已離開山丹，懷着雄心壯志去了省城蘭州，剩下了更年輕的一代。現在山丹約有10萬居民。

這裏的資產階級包括所有接受過教育或有職業技能的人，所以霍格的學生也被包括在內。但因為他們是石油工業工人，所以免去了這些折磨。不過，不管以什麼樣的形式，他們都因這場動亂痛苦不堪。範文海在中國西部的一所地質學院學習，之後成為了一名地質學家。他被迫寫各種報告說路易·艾黎和喬治·霍格是反革命分子的同夥——這是當時非常普遍的一項指控。原先學校的大部分人都被迫公開指控他們的校長和學校。紅衛兵在宣傳冊和報紙上大肆攻擊路易．艾黎和喬治·霍格。和中國大部分學校一樣，蘭州1培黎學校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關閉了。霍格的墳墓和中國其他一些與國外有關的塑像、文物一樣，被毀壞了。

路易·艾黎熬過了毛澤東時代的那一段政策曲折留在了中國，繼續寫書，也為政府做宣傳。作為一名教育學家和社會改革家，他成為了新西蘭家鄉人民崇拜的英雄。甚至到了今天，他依然為人所崇敬。但即使他，這樣一位投身於中國共產黨革命事業的國際友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差點被迫離開。艾黎走遍了中國大江南北，在農村看到了當時人們的生活狀態。在自傳中，艾黎說他在1958到1959年間走遍了中國15個省，行程總計4萬多公里。他將自己的旅程寫成了一系列書，其中一本叫做《在湖南的山水問》。

在毛澤東晚年時期，艾黎差點被捕而遭到驅逐。1977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鄧小平參加了艾黎的80歲生日宴會，於是艾黎得到了平反。當時工業合作社運動重新被歸類為愛國運動，而曾經在培黎學校工作過的人都得到了平反。從那時起，艾黎就一直致力於重新樹立起霍格在中國的聲譽。同時，1984年11月山丹培黎學校重新開辦，他也是這背後重要的推動者。

現在培黎學校在鎮中心建起了現代化的教學樓，樓外樹立着霍格和艾黎的雕像。聰明活潑的學生們都熟知喬治·霍格當年帶領學生翻山越嶺來到他們鎮上的故事。霍格和艾黎的墳墓安置在山丹鎮邊上的一處紀念園內。附近的一個小小的紀念館裏陳列着霍格的照片和一副畫像。畫像上霍格非常年輕，穿着短袖襯衣、短褲和登山靴。室內擺放着霍格的一座真人大小的石膏半身像。為了向他致敬，絲綢之路圖書館旁邊建起了一個房間，裏面放着他的另一座石膏像。圖書館的藏書中有一部分是穆里爾·萊斯特的作品譯本。1958年退休前，她一直投身於人道主義與和平主義的事業。她也是每逢星期日早晨在倫敦海德公園發表演說的傑出街頭演說家之一。直到今天，周日早晨在海德公園發表演說這一傳統仍在繼續。她於1968年逝世。

1984年在北京，路易·艾黎向我詳細講述了喬治·霍格的生平。艾黎於1987年在北京逝世。

在毛澤東的游擊隊中擔任司令官的朱德和聶榮臻隨後成為了中國軍隊中最高級的軍官。1955年兩人都被授予元帥軍銜。朱德在韓戰期間被任命為中國海陸空三軍總司令，而聶榮臻負責中國的核武器發展項目。儘管兩人如此位高權重，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即1966年，他們還是被打倒並受盡了屈辱。幸虧有周恩來的幫助，朱德才沒有被殺或關押。9月9日毛澤東去世，朱德於1976年7月去世，終年88歲。聶榮臻，這位在19世紀末出生的元帥，在他93歲生日即將到來的前幾天去世了。

嘉芙蓮·霍格沒有完成她那本根據兒子的家信寫成的書。但她收集的喬治·霍格的家信以及她寫成的材料成為了家族歷史上珍貴的資料。她丈夫羅伯特於1947年去世，而她本人於20年後去世。

霍格的兄弟姐妹都在有生之年看到霍格在中國得到平反，他的墓地也被重建。斯蒂芬，霍格最親密的兄弟，成為了英國薩里郡福蘭杉高地預備學校的一名教師。當他1970年因心臟病去世時，已經是這個學校的校長了。終年61歲。

霍格最鍾愛的姐姐羅斯瑪麗壽命最長。她於2007年7月月去世，終年95歲。當我在1986年拜訪她時，她滿懷熱情地對我講述她弟弟的事。她說仍然清楚地記得她最後一次在英國南安普敦郡的碼頭見他的情形。那些記憶沒有隨時間而磨滅，50年以後仍然鮮活如新。

小任一直不斷地給她的英國愛人寫信，直到1944年下半年她嫁給了八路軍軍工廠里的一個工人。霍格從不知道她結婚了。她當時是共產黨部隊中少有的幾個前線女游擊隊員之一，負責操作肩扛式擲彈筒。任參加過許多次戰役，與日本人打過仗，也在1945年以後對抗過國民黨。“我們當時在河北、湖南和山東省的各地作戰。那時到處都是戰爭和殺戮。”她說。

她和她的丈夫——一位武器技師——有四個孩子，20世紀50年代他們舉家搬遷到上海。之後她丈夫在北京被提升為高級輪機工程師，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和資本主義清道夫”。他被革職關押了起來，受盡了折磨。其後又被押送至“勞動改造”營，直到1977年平反以後才被釋放。多年的艱苦生活毀了他的健康，而任和孩子們被迫離開上海，下放到邊遠的農村地區去勞動。

2007年在北京一家安靜的餐館講述那些傷痛的往事時，她一點都不憤怒，非常平靜。“很多人遭受了比我們更多的痛苦。”她說。她的丈夫於2002年10月去世了，但她的孩子們活躍在各自的職業領域。我現在寫這本書時，任正享受着愉快的退休生活。她獨自生活，但她的孩子們把她照料得很好。她對生活的熱情，就像她的記憶那樣，沒有隨着年齡增長而消退。

1985年3月我在倫敦的《星期日電訊報》上發表了關於喬治．霍格壯麗的一生的故事時，在中國和別處的記憶被喚起。布萊恩．哈蘭德教授——一位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的研究員——2003年他去世之前在一次採訪中對我說：“當我1945年7月，也就是喬治去世前不久第一次見到他時，我就在想，他就是那種完美的英國年輕人。那是在1945年，別忘了，那一年我們剛剛戰爭勝利，我們是如此的自豪。喬治是個英俊、高大的年輕人。對我這樣一個陌生人，他非常坦率。事實上他對每一個人都這樣。我覺得他的公立學校的背景以一種很有意思的方式，對他後來所做的一切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他接納了那些孩子，有些當時只有7、8歲，而有些已經是17歲的年輕人了。他挑選了他們。他教他們怎樣作為一個團體思考和工作。“同心協力”是他們的座右銘，但這讓那些性格差異極大的男孩們真正懂得了團隊精神。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他們因為這而崇拜他。當然你在那個時代那樣一個腐敗、貧窮，隨時都面臨著危險的中國不可能不受到政治的影響；那是一個政治氣氛濃烈的時代。但我和霍格聊了很長時間的政治，而他對意識形態並不在意。他對於人們應該怎樣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有更遠大的認識。但當你仔細理解他的話，你會發現他的思想更傾向於約翰·穆勒，而不是卡爾·馬克思。他是那種典型的利用自己特殊的教育和背景實現承諾的人。他發揮出了自己每一分才能建起了那個學校，拯救了它，又頂着重重阻力重建了它。當我遇見他時，他堪稱人格完滿。”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於1950年在牛津大學逝世，享年58歲。那時，她正處於國際上關於她是否是蘇聯間諜的論戰中心。她的去世和她動亂的一生充滿了爭議。最近一本由魯思·伯萊絲撰寫的學術型傳記《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一生》(2004)中，作者堅定地宣稱史沫特萊事實上就是蘇聯問諜。她是唯一一個積極公開地宣稱自己是共產黨的支持者的蘇聯間諜。

美國小說家嘉芙蓮·安·波特是史沫特萊畢生的朋友。她深切地愛着這位朋友，1949年她這樣形容史沫特萊：“我們所處的時代和環境造就了大批容易受欺騙的可悲的人，史沫特萊就是其中一個。她的童年充滿了磨難，所以她從一開始就體驗過生活的各種痛苦——但是如果給她一個不一樣的童年，她就能做得更好了。確實，她在這受到了責難。但她要明白，在其他任何一個她熱愛的國家，如果有一個像麥克阿瑟將軍這樣位高權重的人指控她叛國的話，她早就被送到勞動營或者處死了。”

20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盛行。那個年代各國都在像獵女巫那樣到處搜捕那些所謂“被中國迷惑”的人。喬治·霍格在合眾國際社的導師傑克·貝爾登也成了聯邦調查局的懷疑對象。貝爾登帶着憤怒離開了美國，去巴黎度過了他的流放歲月。1989年他因肺癌於巴黎去世。記者哈爾多·漢森因其為美聯社撰寫的關於中國的報道而被懷疑，1992年在墨西哥逝世，終年80歲。

彼得．弗萊明——曾在漢151出版公司工作過的最著名的英國記者——在二戰期間加入擲彈兵近衛團，曾先後在挪威、希臘、緬甸服役，戰功卓著。之後他在東南亞司令部擔任高級情報人員的職務。戰後他退休在英國牛津郡養老，於1971年8月在蘇格蘭阿蓋爾郡參加一個攝影聚會時去世。

嘉芙蓮．霍爾於1970年4月在新西蘭辭世，享年74歲。她曾經在宋家莊開辦了一個傳教士診所，並且在霍格患病期間醫治過他。到今天，那裏的人們仍然懷念她。鎮上最主要的學校以她的名字命名，在學校的操場上樹立着她的一座雕像：一手拿着醫療箱，一邊站着她的狗。而當地醫院是以她最好的朋友諾爾曼·白求恩大夫的名字命名。

1986年，牛津大學瓦德漢學院設立了一項以喬治·霍格命名的獎學金。

霍格在山丹的第一座墳墓前樹立着一塊刻有“GAH”和“1915—1945”的石碑。當墳墓在1984年重建時，石碑頂部又加刻了合作社運動“工合”的徽章，下面刻上了霍格最喜愛的幾句詩句。這幾旬詩歌選自一戰期間最著名的詩人朱利安·格倫費爾所寫的《深入戰場》。格倫費爾於1915年5月在比利時的葉普斯附近被殺。那時剛好是喬治·霍格出生3個月後。

生活是光，是熱，是色彩

讓人為之奮鬥，不曾倦怠

死去的人已不再戰鬥

而會有更多的人為戰鬥獻出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