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山丹
“別擔心，我過幾天就回來。”
霍格用他的應急基金在當地買了3座老房子。房子都是空的，地方上的地主都很樂意把房子賣出去換點現錢。他們把房子都拆了，拆下來的磚頭、木頭和其他東西都用手推車運到鎮外大約500米遠的廟裏。霍格從蘭州不知道怎麼雇來的卡車已經由司機開了回去，所以學校里的運輸工具只剩下裝着橡膠輪胎的手推車。
霍格到達山丹后寫的第一封家信讓他的家裏人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不再為他的安危擔憂。他在信中這樣描述他現在面臨的問題：
現在我們在這裏，那些手推車整天都被用來運老房子裏拆下來的廢料……寺廟現在就是我們的學校，我們把老房子裏拆下來的材料一點一點地塞進去。最近的能夠買到木材的地方也在60多公里以外，所以能從老房子裏拆些磚頭、木材下來用我們已經很滿足了。
當地的村民對他們這項工程很不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一個洋鬼子竟然帶頭把廟裏的菩薩搬了出去。在山丹的前幾個星期里，就有人在街上衝著霍格叫罵。在他騎車經過的時候，有人衝著他喊“洋鬼子”。於是霍格和村民進行了深入的談判，最終大家同意將三尊最大的金箔佛像留在廟裏；留下的還有另外兩座寶塔和護院的兩座門神石像(兩座門神很應景地放在了學校儲藏室的門口)。這終於平息了當地的輿論，但還是有很多人對學校的那些運輸工具感到很困惑。“當地人還沒有先進到能發明手推車的地步。這兒沒有手推車，有的只是成堆的佛像。”霍格這樣寫道。他和孩子們都對鎮中心一座30多米高的木製佛像驚嘆不已。
1945年的3月、4月和5月，霍格和孩子們都在忙着修整學校。剛開始當地人跟他們相處時還有所保留，當意識到學校能帶來商機和錢時，他們的態度就不一樣了。當地的官員和顯貴經常來學校轉。校長展示給來客們看的第一個地方就是廟裏的大廳。三座9米到12米不等的佛像高高的矗立着，孩子們在佛像下邊組裝哥什機器，把大廳變成了一間紡紗車問。20世紀的中國少年在傳承了佛教幾千年歷史的大廳里利用19世紀的工業技術工作，一定是讓人難以忘懷的場景。
霍格用老房子上拆下來的材料在寺院的一側改建出了幾間車間，用來放木工長椅、蒸汽機、一台發電機、幾台車床、一台刨機、銑床和紡紗機。教室安排在另外一邊。宿舍被建在第三道牆旁邊。寺院裏的鐘被用來掛在了教室外面，但鍾舌不見了。他們就用一柄大鎚子敲鐘來代替，結果大鎚子把鐘敲裂了。於是大鎚子又換成了小鎚子，這樣響亮的鐘聲每天都會傳遍整個小鎮。
這段時期只有兩位中國老師在幫助霍格，路易·艾黎為了讓重慶政府認可新學校而在外奔波。沒有工業合作運動的官方認可的話，當地的地霸(多是地方官員和地主)就會來插上一腳。
霍格在這裏如魚得水。在從蘭州翻山越嶺去往山丹的旅途中，霍格過了他的30歲生日。一直以來他都在問自己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他的家人也問過：他在中國到底在幹什麼?現在他有了答案。幾年的走南闖北、在合作社運動中的工作、寫書、寫新聞稿，一切的一切在山丹變得有意義。他在戰亂之中建起了一個學校。他戰勝了重重困難把學校轉移到了偏遠的戈壁灘邊上。他又重建了學校，讓60多個孩子有了安全的棲身之所。
那些年長的孩子記得重建學校時，校長和他們一起工作。他情緒高昂，還時不時和他們打鬧嬉戲。範文海說：“記得在那個時期，一家之長，一校之長或者公司的領導人代表着一種威嚴。有時候你很尊敬他們是因為你怕他們。但霍格不一樣，他總是和我們在一起。不管他是和我們一起唱歌、一起運動還是一起在教室里工作，他總是在我們身邊。那是很特別的，所以我們那麼愛他。”
這期間，霍格的家信都反映出他的積極心態和做這些事時快樂的心情。他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在這片荒涼的地區建起來的學校是什麼樣的。而且他喜歡待在遠離——他是這麼想的——戰爭和官僚的地方。他毫不誇張地說他一打開後門，面對的就是群山，山的那邊就是蒙古。而他的前門面對的山脈一直綿延到可可諾爾——當時那裏還歸西藏管轄。但當他發現寄往蘭州的信要花一周的時間才能到那時，住在邊遠地區就慢慢變得不那麼吸引人了。“沒有報紙，這裏什麼都沒有!”他哀嘆道。學校的生命線就是鍋爐、蒸汽機和發電機。這些機器正常運轉才能給那台教學用的機器提供動力，同時也能在難熬的冬天供暖供電。夏天的時候還要來20個孩子和更多的教工，所以到秋天的時候學校人數估計會有100個。很多的新學生就來自當地的鎮上：家長們會領着自己的兒子到學校門前，請求讓他們入學。
鎮上沒有電，但當地是露天採礦的中心地區，於是霍格提議用電來跟鎮上換取免費的煤炭，但這項計劃在他有生之年都沒有實現。山丹也給校長提供了一間屋子而不是一個窯洞作為住所。裝貨物的箱子被用來搭了床，做了書架。從他的小房問里俯視下去就是一座荒廢的寶塔，更遠一點就是包括了整個學校、教室、食堂、車間和宿舍的圍場。所有的東西都在一處有一個優點：“以前我在雙石鋪要花一天做的事情在這裏(山丹)一個小時就能做完，而且還不會那麼累。”
那時一個由喬治·伍茲帶領的英國代表團來到了山丹。這位尊敬的神父是位工黨合作派下院議員。雖然他當時已經59歲了，在閱讀了霍格的《我看到了一個新中國》一書後，他還是決定千山萬水從倫敦來到這裏，親眼看一看在中國大西北的荒野里建立起來的這所學校。這樣的訪問很花時間，因為霍格一整天都得帶着他的訪客去山裏參觀；但他們給學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庇護。伍茲給他帶了一本《畫報》雜誌，上面有一則小麥片的廣告。逼真誘人的穀物照片讓霍格想起了家鄉讓他最想念的東西——英式早餐，哪怕只是戰時簡易的早餐。
在山丹，整個學校的人都被迫省吃儉用。沒有蔬菜，沒有水果，沒有魚也沒有乳製品。最開始的日子主食一般都是饅頭、小米湯，偶爾有點馬鈴薯；低質肉——往往是肥牛肉和羊肉——一個星期吃兩次，有時候也會有點心。霍格總是期待着星期天的早餐，那天老師和孩子們會吃牛肉湯、煮水煮蛋。雞蛋實在是太稀少了，所以不奇怪有一次他在家信的開頭就寫他早餐吃了四個煎蛋——不過都是小小的中國雞蛋，他解釋道。
霍格總是和孩子們一起吃飯，他們都難過地感嘆山丹伙食變差了。1945年春天，學校的訪客都發現霍格又瘦又憔悴。計劃學校的轉移事宜，帶着孩子們跋山涉水，再從頭開始重建學校讓一個健康的年僅30歲的年輕人倒下了。嘉芙蓮·霍格後來說，她覺得當時她兒子對感染的抵抗力估計是非常弱的。她幾乎是說對了。為了改善伙食，男孩子們在河邊種了蔬菜，希望秋天能有個好收成。在雙石鋪，河流給他們提供了游泳和早晨洗漱的場所。
此外，通訊非常閉塞，偶爾的訪客會帶來一些消息。霍格知道歐洲的戰爭已經接近尾聲了，“但我們這裏的戰爭還得持續很長一段時間，而且我覺得會有新的轉機出現。”他在1945年5月5日這樣寫道。
到了1月份，學校逐漸成形。最大的寺廟的牆刷上了白色，柱子刷成了紅色，一塊木匾高高地掛在學校門口，匾上金龍盤繞，彷彿在自豪地宣佈山丹培黎學校成立了。一塊籃球場被劃了出來，旁邊留出了一塊地來滿足校長日常體育運動的愛好。煤的供應成了一個問題，因為當地的地霸控制了煤礦，好在他們還算能夠找到足夠的煤來給發電機和機器提供動力。
頭幾個月對木材的需求成了最大的問題。要弄到柴火和建築木材非常困難。山丹曾經是絲綢之路上給駱駝商隊提供補給最重要的站點，這使得它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然而，隨着財富越積越多，小鎮越擴越大，當地的森林資源也慢慢消耗殆盡。木頭都拿來建造成百上千的寺廟，然後小寺廟又擴建成大寺廟，用來炫耀小鎮日益擴大的名望。另外，為了防止野獸接近家畜，鎮上的人還經常在乾燥的夏季放火燒山，好讓樹帶界線後退到山裏。過度放養的山羊和綿羊也席捲了周圍山坡的植被，只留下幾個光禿禿的山頭。
為了弄到木材，學校經常派出小隊去祁連山北部5、6十公里遠的地方。那兒山脈延伸到今天的青海省，山裡到處都是杉樹。霍格跟孩子們要在那花好幾天的時間砍幾棵最高的松樹。然後再用牛車把卡車拖回到大路上，這樣他們就能坐着卡車回山丹。山裏有很多狼和土匪，但他們那段時間經歷過的最痛苦的事情是有一天暴風雨來臨，颳走了他們的帳篷，孩子們被迫在荒郊野外淋了一晚上的雨。
最初的時候，霍格很樂觀地想，到了山丹他們就能遠離腐敗的政府和複雜的政治，不用再像在雙石鋪時那樣擔驚受怕。但是當學校建立起來，窯場開始生產出陶器，紡紗機開始產紗時，當地的地霸就盯上了他們。學校的資金來自工業合作運動。現在，學校成了當地地霸的商業對手。國民黨的勢力還沒有強大到能對這樣一個偏遠地區施加壓力，所以甘肅省實際由國民黨官員和軍閥馬步芳聯合管轄。當地的政府原本應由鎮長管轄，但事實上實權都掌握在由商人、地主和山裏的土匪組成的地霸手裏。
學校受到了粗魯的恐嚇。有一天去鎮上的時候，霍格和艾黎被鎮長請去吃飯。鎮長直截了當地對他們說，前一天在小鎮東門外四、五公里的地方，10個村民被土匪砍死了；另外，他要求培黎學校的老師去當地的學校上英語課，每天一小時。霍格提出了一個交涉建議：為什麼不讓當地的學生到培黎學校來上學?這個建議受到了廣泛的歡迎。很快，當地的許多居民吵着嚷着要讓他們的孩子去上學。
過了沒多久，學校又面臨來自國民黨軍隊的相同壓力：從蘭州來的國民黨官員宣稱所有年長的男孩都應該應徵入伍。同時這些官員也一如既往地不忘指責學校是親共陣線。在長達幾個小時的當地宴會上，霍格疲憊地反駁着這些指控——他在信中痛苦地抱怨這些事情——他不得不一遍一遍地指出，如果學校真的是共產黨的組織，為什麼它還要建在離共產黨的延安指揮所一千多公里遠的地方?它又為什麼要以一位美國傳教士的名字命名?它在重慶的時候又怎麼會接受國民黨政府的資金?路易·艾黎爭取工業合作運動對學校的官方認可的努力終於有了回報。這一努力，再加上1945年5月重慶方面工業合作運動秘書長和高級官員的到訪，終於解除了這一危機。
學校似乎轉危為安了。它得到了一個遠在千里之外的政府的認可，又無須遭受當地地霸的騷擾。由於五位熟練工人的到來，機器又開始正常工作，儘管蒸汽機和鍋爐還是時不時地會運轉不良。霍格在5月的信中寫道：“我們的員工非常優秀；年輕人抱着‘絕不錯失良機’的態度??我們一起解決了問題，一起努力建立必要時別人也能來工作的系統。”
他仍舊沒有時間寫作，儘管他每周都給自己預留了一天的時間來寫他的第二本書——《周日》。但周日總是會時不時地浪費在別的事情上：“上個星期天都浪費在銀行的宴會上了。你必須得去參加，不然就會有人說你高傲、不願見人。那樣的話，一切就都完了。”
現在書差不多完成了。有人給他寄了英文版《我看到了新中國》的書評。這本書是由維克多·戈蘭茨在1月份出版發行的，當時它還是左派讀書俱樂部的1月推薦書籍。其他方面也對它好評如潮：《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和《觀察者》都發表了正麗的評論。評論家們都為一個英國人能在那個年代在中國偏遠地區寫出這樣一本書震撼不已。來自英國的消息實在太少了。歐洲戰爭的最後幾個月以及在亞洲愈演愈烈的戰事引起了公眾極大的關注。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來描述中國的戰爭，這樣的書讓人耳目一新。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匿名評論者以間接的口吻諷刺了霍格：“這是一份非常吸引人的記錄，很幽默，但作者談不上有什麼風格或者口才。整本書讀起來就好像作者只是為了自娛自樂而寫，而不是為了出版發行。”不過他倒確實讚揚了合作社運動以及霍格幫助中國人民的精神。
當這本書試着直面現實——它的坦誠會給那些習慣將中國形象理想化的人帶來震撼——作者對於合作社運動會對中國做出的貢獻抱着堅定的信念。和很多英國人一樣，他和中國人相處一點也不覺得困難。中國人的風趣幽默和謹慎的判斷給他帶來了很多樂趣。書的最後幾行是這樣寫的：感謝上帝我們身上很臟，這個想法讓人寬慰。別人能輕易地看出他想表達什麼。中國合作社運動是建立在信念和衣着骯髒的人的勞動之上的。我們的敵人是衣着光鮮的官僚以及那些將外國同情者募捐的資金中飽私囊、叫囂着中國的獨立主權受到“外國干涉”的虛偽知識分子。
《觀察者》上的評論也差不多：“喬治·霍格沒有任何企圖，也不是為了宣傳。這本書敢於直面現實、不矯揉造作，但絕對是對他旅行的生動記錄。”
隨着5月過去，6月到來，夏天的燥熱開始在整個小鎮——包括鎮中心的新學校——蔓延開來。乾旱影響到了小麥的收成。一天之中，一支敲着鑼的隊伍要經過小鎮的各條街道好幾次。這支隊伍里有學生、地方官員，還有當地的老人。隊伍往往是走到某間廟宇停下來，開始為小鎮祈雨。高級官員總是被要求帶着隊伍跪着菩薩致敬。霍格很高興地發現，因為只參加這個儀式3個小時，鎮長就被很多村民指責。
與此同時，霍格給工業合作運動寫了好幾封信，詳細陳述了學校需要哪些物資。學校里沒有足夠的教工，他特別需要一個數學老師。持續的供電不足，特別是對哥什機的功能不足，意味着學校還需要一台柴油機。6月10日霍格給艾黎寫了信：“必須要有現金。現在只剩下150萬了”而且還有很多重要的事等着去做??如果我們不快點的話，到了冬天我們就什麼也做不了了。”
6月底的時候，霍格遇到了一位由英國劍橋大學調任到蘭州華西大學的地質學家。這位學者名叫布萊恩·哈蘭德，他當時正在山丹地區做調查。在聽說了新學校和那些有趣的英語老師的事迹后，他對學校印象深刻。但他的某些思想霍格似乎很不認同：
他們成功地領會到了英國公立學校系統中最具價值的東西，並屏除了這個系統中學術專業化和階級勢力等次要的東西。這種教育形式十分昂貴，因為這意味着要全副運行紡織機器、製革機以及其他需要被用來讓孩子們實踐的機械設備。
哈蘭德在劍橋大學時就有卓著的學術成就。霍格極力邀請他來教書，但他拒絕了，因為“這意味着要像喬治·霍格當初那樣，放棄其他所有的東西”。7月3日霍格寫信給母親，讓她寬心：“瘦了一點點，但更壯實了。”信的結尾他也一直在安撫她：“很多愛，不要擔心。我會回去的。”
5天以後，喬治·霍格寫了他人生中最後一封家信。那是一封長長的信，信裏面都是他的所見所聞，充滿了快樂。他告訴他們，他正在撰寫書的最後一章，還向他們講述了幾個養子的情況，講述了窯洞裏的學校生活，以及有一個孩子差點死於傷寒的事情。
霍格剛讀完約翰·斯坦貝克的短篇故事集《長谷》。他很希望自己也能寫出那樣的書。他提到了那些英國書評，包括《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所說的他“說不上有什麼風格”：“我努力嘗試去形成一種風格。書評里說整本書讀起來有一種青春風味，他說的很對。我被某種東西所吸引??此刻我還不知道是什麼。”
一天鎮上舉行了隆重的儀式慶祝保佑當地寺廟的菩薩的生日，霍格在儀式上發了言。讓人驚訝的是，他像往常一樣只說了40分鐘。
學校里又來了一個姓常的新生。他家的房子被徵用來建空軍基地了，所以他們一家子被趕了出來。他說得一口口音濃重的方言，學校里只有兩個孩子能聽懂他的話。
學校里的64個孩子組了一個合唱團唱了五首歌。之後他們表演了一出四幕短劇，劇情講的是上海地區的抗日鬥爭。鎮上的居民和從幾公裡外趕來的農民都擠在這個室外舞台的周圍看錶演，直到戈壁灘吹來的沙暴吹滅了舞台周圍的照明燈。於是人群開始騷動，有人報了警。鎮長和鎮上其他顯要人物在第二幕劇開演的時候才到：“不管怎麼樣，這齣戲很有意思。”
每封家信里他都不忘提及食物。他喝了整整一臉盆放了24小時的山羊奶。“濃稠，還有一點點酸。很提神，也非常營養。’他深情地結了尾，說他明早5點還要早起和孩子們去河邊試用瑞典鑽孔機。
7月第二個星期的某天，喬治·霍格正和男孩子們一起打籃球。孩子們非要他跟他們一起玩。賽前還出現了小小的混亂，因為兩隊人都搶着要讓這位身高1米80幾的校長加入他們隊。他穿着平常的短褲和露趾涼鞋。打球的時候，他絆了一下，割破了腳趾。幾天以後他抱怨說腳趾又痛又腫，就用碘酒擦了一下。那天他的下顎開始疼痛，還變得僵硬。當地的醫生來了以後診斷說是流感。第二天霍格本來要帶孩子們到山裏去遠足，但他已經下不了床了。路易·艾黎就代替他帶着孩子們出去了，留下布萊恩·哈蘭德照顧霍格。
幾個小時內霍格的情況迅速惡化。他發著高燒，還時不時痛苦地全身抽搐。焦慮的哈蘭德趕緊出去找孩子們。他替艾黎領着隊伍好讓艾黎趕緊回學校。現在我們已經很明白，當時霍格是得了破傷風。這個病的潛伏期大約有2到50天，但一般在一周內開始發作。多年以後艾黎說，仔細回想一下，在霍格病重之前他就已經明顯表現出破傷風的癥狀了。在割破腳趾的第二天，他說他的脖子和胳膊僵得厲害，而且開始輕微的發燒。醫生下了診斷之後，他們就發電報到蘭州要求派一名醫生帶血清過來。兩個男孩開着摩托車，踏上了長達八百多公里的往返旅程。
那時已經太晚了。3天之內，霍格受盡了疾病痛苦的折磨。得了這樣的疾病的病人如果得不到及時的治療，往往只有一個結果——痛苦不堪地死去。儘管不斷抽搐讓腹部、頸部和背部的肌肉一天一天綳得越來越緊，霍格的意志力卻從未被削弱。他仍然很清醒，只是由於臉部肌肉綳得太緊無法言語或是叫喊——這就是為什麼這種病被叫做破傷風20時至今日，每年全世界約有50萬人死於破傷風，死亡率為50％。在戰爭年代的中國，死於破傷風的人數以及死亡率要比這高得多。
沒有去遠足的孩子——包括範文海——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幫助生病的校長。他們試着往校長已經繃緊的咽喉里灌些水進去。當時已經17歲的文海仍然記得校長最後的幾天：“大部分時問他都躺着，沒有辦法動彈。我在另外一個男孩的幫助下給他翻身。他的下巴和前額都在冒汗。有時候他會用非常虛弱的聲音要水喝。最開始的時候我還能用湯匙喂他，但沒過多久他的嘴就張不開了。我只能扶着他的下巴，然後從他的牙齒縫裏灌點水進去。我們都努力去幫助他。我們試着讓他的嘴巴張開好喂點湯，但是已經不行了。”
儘管疾病讓他的全身越來越緊，儘管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霍格的意識卻很清醒，他很明白自己是怎麼了，也知道自己得的是什麼病。路易．艾黎在他的自傳中寫道：
我真是恨死我自己沒早點發現這樣的老房子和泥地會讓細菌滋長。我恨死我自己沒有找到治療的疫苗。我們發瘋一樣地給所有的人打電話，但我們就是找不到疫苗。喬治和我們一樣憤怒。
終於有人找到了蘭州一位有血清的醫生。但是一次又一次地耽誤，先是要找車，然後要找司機，還要找燃料。最後兩個醫生出發了，同時他們發電報過去說，如果霍格能在他們趕過去的兩天中挺住，他就有救了。但是救治隊伍出發的太晚了，他們也不可能一夜之內翻越兩干多米高的山。當他們終於在7月23目的下午趕到山丹時，霍格的出殯隊伍正緩緩地穿過街道。他在前一天的下午兩點去世了。
那天早上霍格要了筆和紙，用簡單的言語寫下了他的遺囑：“我的一切都留給學校。”兩個男孩見證了這個過程：範文海和范寇強。早先的時候他虛弱地打着手勢，從緊閉的齒縫中擠出幾句話：“我知道我會熬過去的，但總要有人做好準備??我只有幾件衣服和一個相機。你可以把它賣了作為學校的經費。”
當一位醫生到達最近的武威鎮時，他證實霍格的劇痛是由破傷風引起。但當時做什麼都已經晚了。喬治·霍格在他的學生的圍繞中於1945年7月22日逝世。終年30歲。
懂木工的孩子們在當天晚上做了一口木棺。第二天霍格被葬在了山丹鎮南fq#t。鎮長選的那塊地往下一直通到綠樹成蔭的小河邊，往南遠眺可以看到白雪皚皚的山脈。全校人在一面旗幟上籤了名，把它蓋在木棺上。六個孩子抬着木棺走在前面。全校100多名教工和學生戴着黑紗，慢慢地走在木棺後面。鎮上幾百個居民自發地加入了出殯的隊伍。在木棺下葬的時候，所有人都深深地鞠了三躬。孩子們抓着鐵鍬，給木棺上土，堆出了一個高高的墳頭。
隨後，學生和老師們在墳上建了一座小小的涼亭狀的陵墓，立了一塊大石碑，上面刻着霍格名字的縮寫“GAH”。
當天晚上，路易·艾黎在河裏游完泳，回過頭去望着墳墓，發現3個小小的身影正在新墳前鞠躬。霍格的養子們承受不了失去父親的痛苦。那之後的幾周里，老三和老四一直都會帶食物和水果去墳墓那裏。他們在那吃早飯，然後唱着霍格曾經教他們的歌曲。他們會跟霍格說上好幾個小時的話，問着不會有人回答的問題。60年過去了，霍格的孩子們已是滿頭白髮的老人，但在跟他們親愛的校長和父親說話時，他們仍然止不住地淚流滿面。
很明顯，如果霍格的癥狀早點被診斷出來，或者蘭州出發的醫生帶着血清早點趕到的話，霍格還有得救。就像布萊恩·哈蘭德在給霍格的父母的信中說的那樣，不管在給霍格的治療過程中出了什麼樣的錯誤，整個學校盡了最大的努力去救他。學校所有的應急資金都被用來雇卡車、私家車去接武威和蘭州的醫生了。雇車的錢和葬禮的錢總共加起來有8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1300英鎊。霍格知道的話肯定要震驚了。
三天以後，嘉芙蓮和羅伯特·霍格接到了一封從蘭州工業合作運動發來的電報，信中惋惜地講述了他們兒子去世的消息。路易·艾黎於7月25日，霍格去世三天後寫的信在8月的第一個星期到了哈彭登：
我知道你們一直都在等喬治的消息。但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來安慰你們。此時語言已經太蒼白了。當我現在坐在他的床上，給這些用他的打字機打出來的信貼郵票時，我真的深切地感受到了這一點。他前段時間收到了你們的一封信，所以，據孩子們說，他非常的高興……我知道我們必須要準備治療破傷風的血清。我前些日子訂了一些，但不知怎麼的一直沒拿到。為此我很自責……自從來到山丹以後，他從沒那麼快樂過。我覺得在這裏，工作中的挑戰、周圍的環境和各種可能深深地吸引了他。但是，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他一直不願意承認自己病了。我甚至懷疑在讓我們知道他的病情之前，他已經偷偷地承受了不知道多少痛苦……
在布萊恩．哈蘭德的信中，霍格夫婦第一次了解到了他們兒子遭遇的完整過程：
我並不急於再次細數整件事，正如你們並不急於重讀整個過程並思考究竟是怎麼回事。可憐的路易一直在想“當時如果怎麼樣怎麼樣”，但是生活沒有任何的“如果”，所以我想喬治也不會希望我們一直這樣無謂地思索。喬治總是坦然接受事物原本的面貌，他接受每一個人，接受他們的痛苦，他們的憂傷。他看着朋友去世，看着他們的希望破滅。喬治在這個世界生活過。不管是生時還是死去，他都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
正如遺囑所說，霍格的所有私人財產都移交給了學校。那些值錢的東西，包括雷明頓打字機、蔡司相機和手錶都被拍賣了。這給學校帶來了一筆不小的資金。
霍格的父母收到了很多送給他們兒子的感人禮物。8月24日，《曼徹斯特衛報》發佈了一篇訃告，有部分內容是這樣的：
在短短的時間裏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培黎學校建成了像早期丹麥民眾高等學校那樣充滿活力而又現代的學校。他很擅長運用常識，把他從自己所受英式教育中學到的東西拿來解決中國教育中的問題。來自中國各個地區、各個階層聰明而又堅強的年輕人組成了這個學校的學生團體。
1945年上半年，日本人深入中國西北地區時，學校必須要撤退到甘肅走廊上的山丹鎮。那時他們已經計劃在其他地區按霍格的指導創建類似的學校。要組織學校的學生、教工、機械設備(包括一些重型機器)在運輸工具如此稀缺的情況下，轉移本身已經非常不易了。也許到最後這樣的轉移並不必要，因為戰爭比預先想像的結束得更快。在這樣一個缺醫少葯的邊遠地區，霍格在感染破傷風時根本沒有生存的機會。
倫敦的《新聞編年史》在9月發表了一篇呼籲文章。這篇文章的靈感來自於香港英國國教的大主教羅納德·霍爾和尊敬的喬治·伍茲議員：
尋找六名願意冒生命危險的人
我們正在尋找6名願意去中國為工業合作社工作的勇敢的人。他們將代替原先在這個崗位上的喬治〃霍格。這位才華橫溢的牛津大學畢業生曾在這裏獨自肩負了6個人的工作，最近因為得不到及時的醫療救治，在離重慶兩千多公里遠的西北地區，因為感染破傷風去世了。去世時年僅30歲。
如果有這樣的人願意承受這樣疾病的威脅、忍受各種不便的條件、只吃中國菜、學說中國話，如果有人願意接受這份工作，請儘快聯繫以下地址：倫敦SWI郵政區維多利亞街34號中英發展協會秘書(收)。不準備承受這些風險的人員請勿投遞。
有將近六千名年輕人回應了這份呼籲。
第二年的3月，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在紐約州北部的薩拉多加泉回信給嘉芙蓮她之前的一封信——嘉芙蓮曾寫信請求史沫特萊同意將提及她的幾封霍格的家信在一本記錄霍格生平的書籍中公開。史沫特萊的信讀起來讓人感覺似乎她預料到她的信會被聯邦調查局調查，而事實也是這樣的。聯邦調查局的探員一直在調查她的過去，審查她的朋友以及她工作過的單位。他們甚至在她巡迴演講時一步不離地跟蹤她。他們想要證實她不僅僅是一個公開活躍的共產黨支持者，而是一個徹徹底底的蘇聯特務。史沫特萊從不承認她是共產黨員，儘管她經常直率地宣稱她是中國共產黨狂熱的支持者。她對嘉芙蓮的請求非常支持，說：“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人，才華橫溢，心胸寬廣也彬彬有禮。他在中國工作時英勇無畏，同時又無私地奉獻。”
那麼多的禮物中，有一件禮物歷久彌新。這件禮物來自他親手建立的學校——當年他一手創辦了牆報。現在，在他去世后，這份禮物出現在了牆報的第一期，由許多孩子一起寫成：
喬治〃霍格是一個成功的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而當他找到想要的東西后，他又有能力將工作做得非常成功。他知道怎樣獻身於他一手創建的學校，而且他樂在其中。他仍然在我們中間，而我們從他身上學到的一切將會引領我們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