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翻山越嶺
“哦，男孩！哦，男孩！哦，男孩！”
1942年3月開始，霍格就全心投入到重建學校、招募教工以及招收新生的工作中去廠。他還會去旅行，但不像以前那樣走得那麼遠，而且往往是為了供給或資金才出去。但他仍然渴望獲得學校生活以外的消息，在這消息閉塞的山村，連中國國內的新聞都沒有辦法獲得。
在寶雞時他還能聽聽BBC，但他發現這些新聞就跟中國國內的其他新聞一樣，都只是螳無聊的宣傳而已。現在通過一個合作社的收音機能夠收聽英國電台新聞，不過這些新聞內容不是講炸彈就是講英式戰鬥機。出於某種原因菲律賓的廣播站居然也開始“報道”英國路透社的新聞，所以從那兒也聽不到什麼實質性的消息。“當然聽聽宣傳也不壞，但我更願意偶爾聽聽說明性的宣傳換換口味。”
他了解中國國內形勢的信息渠道僅限於當地的報紙。當然這些報紙也只是一字不漏地重複重慶發佈的那些虛偽的政府聲明。從路過的旅行者那得來的消息證實都不可靠。家裏寄來的信講的都是關於家庭瑣事和戰時英國的生活，但這些信有時候要過一年才能收到。霍格在信里表達了他對學校狂熱的興趣。他提交給《曼徹斯特衛報》的文章不是關於工業合作運動的動向，就是關於中國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故事。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導致了亞洲和歐洲戰略重心的重大轉移。戰略重心的轉移、美國參戰這樣的大事件，霍格注意到了，但他在書里沒有做任何評論。他的書從不提及中國國內正在上演的政治鬥爭，或者跨國的戰略衝突。他所描述的世界是遭受着戰爭苦難的普通中國人民的世界。然而珍珠港事件註定要成為影響抗日戰爭結果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它同時也對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鬥爭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從1937年夏天抗日戰爭開始到珍珠港事件發生前，中國一直在孤軍奮戰。日本軍隊襲擊上海之後，蔣介石成立的統一戰線政府得到了西方勢力的輿論支持和限額貸款。西方媒體對日本的新聞報道始終充滿敵意。但是，唯一的實際支援來自蘇聯。
斯大林希望中國能夠拖住日本，讓日本深陷入與中國的長期苦戰，使得它對蘇聯邊境的威脅得以轉移。
珍珠港事件改變了一切。在英美政府眼中，中國的抗日戰爭突然就變成了全世界人民與軸心國勢力抗爭的一部分。同盟國建立了一個包括中國、緬甸和印度在內的新戰區，並把蔣介石放在了這個新戰區最高指揮官的位置上。
蔣介石從同盟國賦予遠東地區的戰略重要性中學習到了兩點。首先，他可以倚靠急速增加的美方援助。其次，他可以讓同盟國肩負起對抗日本人的擔子。這樣，國民黨高層就可以專註於它的死敵——共產黨。蔣介石從不掩飾他將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視為頭號敵人：“日本人只是皮膚病，共產黨卻是心臟病”，他曾這樣說道。
國民黨曾經幾次派出15萬到50萬不等的精銳部隊包圍共產黨中央機關所在地延安的北方根據地，這導致了蔣介石與約瑟夫·史迪威之間的矛盾和摩擦。史迪威將軍是華盛頓政府派給蔣介石所領導的新戰區的參謀長，他因為態度粗魯，個性刻薄而被人稱為“醋瓶子喬”。由於曾經在漢口地區擔任過美國陸軍武官，他很為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和她那“一幫人”熟知和喜愛。他肯定曾聽他們講述他們對腐敗的國民黨政府有多麼反感，而他也很可能抱有同樣的態度。
蔣介石和他的這位美方高級顧問之間，從互有問隙最終發展為互相憎恨。蔣介石拒絕美方軍官訓練他的軍官，或參與他對抗日本人的行動。他害怕如果他的政府充斥着美國人新訓練出來的軍官，說不定哪天就會發生政變。所以他寧願死守着那幫因為封建愚忠或者利益關係而效忠於他的腐敗部隊，也不願全力以赴投入抗日戰爭，因為他堅信真正的威脅不在於日本人。讓美國人去對付日本人，讓他們去斗個你死我活，這就是蔣介石在珍珠港事件之後的主要策略。他就等着最後跟共產黨來個了結。
1942年，隨着國民黨政府再次清除其內部的親共分子，統一戰線政府的偽裝進一步剝落。蔣介石的策略就是不斷尋求美國增援，同時又避免與日方一決勝負，從而避免重大傷亡和損失。
在等待不可避免的決戰之時，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在不斷鞏固自己的軍事實力。表面上看，蔣介石占絕對的上風，他是國際公認的中國中央政府領導人。他幾百萬的軍隊都配備了美式裝備，並接受美軍訓練。他的對手共產黨卻被圍困在中國北方的貧困地區，而且，儘管戰爭的過程及結果基本由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主導，但是做為中國的領導人，他在談判桌上也算有一席之地，哪怕這只是無足輕重的一席。
統一戰線政府內部關係的逐漸惡化，蔣介石政府的高層軍官們對於日漸壯大的共產黨力量越來越恐慌——這種恐慌最終證明是有理由的——終於在偏遠的青嶺山區的學校里產生了實際後果。霍格在工業合作運動的身份，他跟路易·艾黎的關係，以及他在他的新聞稿中對中國民眾毫不掩飾的同情，讓他也成為了政府懷疑的對象。
1944年春，日本人又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地面軍事行動。約有50萬的日本軍從中國北方跨越黃河向南行進，裝甲步兵師團從南方渡過長江向長沙這個已經付之一炬的湖南省會行進。從那裏，日本人和駐紮在當地的美國空軍部隊磨戰衡陽。至7月，衡陽淪陷。日本人在中國從南北兩面插入中國腹地。蔣介石和史迪威的關係在相互譏諷中最終破裂。在寫給蔣介石的信中，羅斯福憤怒地要求讓史迪威接管所有中國軍隊；蔣介石也同樣憤怒地進行了回擊，1o月史迪威被召回華盛頓。
日本人成功的軍事行動迫使政府軍隊向西撤退。他們在幾場勝利之後估計很快就會向西北地區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發起進攻。西安、寶雞，甚至喬治·霍格所在的這個邊遠小鎮雙石鋪也受到了威脅。
1943年底的時候，當地國民黨指揮官給霍格不斷施壓。洛陽的培黎學校在各位負責人被捕入獄之後關閉了。學校里一半的學生跑去參加了八路軍，留下來的一半轉移到了雙石鋪，安置在了霍格的學校。工業合作運動在寶雞辦的學校也遭遇了相似的命運。不過這所學校因為被轟炸事實上已經停辦了。
回過頭來看，霍格能把他的學校維持那麼久已經很驚人了：這所學校在日本人的攻擊範圍內；國民黨要求所有16歲以上的男孩應徵入伍；而霍格本人的政治傾向也一直為政府所懷疑。
對國民黨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徵兵。新兵接受的不人道待遇使得他們中問很多人沒有戰死沙場卻死於營養不良和疾病。儘管如此，在所有前線附近還是能看到大批國民黨部隊離開戰場，走上了返回家鄉的道路。
國民黨部隊已經對洛陽和寶雞的學校進行了搜捕。很明顯雙石鋪就是他們的下一個目標。在過去的18個月裏，國民黨軍官曾幾次視察培黎學校，試圖說服年紀大一些的男孩加入國民黨的青年團。他們只對16歲以上的男孩感興趣。而在那個時候那樣的孩子大約只有60來個。
每次軍官來視察時，霍格都試圖說服他們改變主意。他爭辯說訓練這些孩子做一些協助性的工作會對抗日戰爭更有幫助。那個時候各個合作社都在為部隊製造槍支彈藥，所以他的辯解多少有些分量。但隨着軍官的每一次到訪，一個事實越來越明確：這些年長點的孩子總有一天要被拉去上戰場。
1944年的夏天剛剛到來，這個不幸的時刻也終於到來了：10個年長點的男孩被要求離開學校去加入當地的部隊。霍格拒絕讓他們去。他被捕了，先是被帶到了國民黨在雙石鋪的駐地，然後轉到寶雞的一個軍營。
路易·艾黎為了讓國民黨釋放霍格而東奔西走。他充分利用了霍格的學校是由國際資金投入而建立，而且以一個美國著名傳教士的名字命名這一點。同時他也指出霍格擁有英國護照，而中國政府是美國、英國的戰時同盟。
一周后霍格獲釋，但從那時起他就開始秘密籌劃將學校轉移至安全地區，他這樣做並不僅僅因為來自國民黨的壓力。1944年夏，諾曼第登陸以後同盟國針對德國納粹開闢了第二條戰線，而日本軍隊更加深入中國西北地區。洛陽地區已經淪陷，這直接威脅到了當地的大量合作社。艾達·普魯伊特在美國籌集了資金用以幫助遣散合作社的人員和設備，但不出所料，這些資金到了重慶的工業合作運動總部就再沒了下文。這時日軍很有可能準備進攻西安。如果這座古城淪陷，雙石鋪也就撐不了多久了。霍格下定決心轉移，除了考慮到學校員工和學生的安危之外，還是因為國民黨已經宣佈到時鎮內外所有建築都要被徵用來做兵營。
問題是，能去哪兒呢?一個選擇是把學校人員和設備都轉移到八路軍控制的地區，但這就意味着他們要穿越國民黨的各條防線。考慮到學生和相關設備的數量，這將會非常困難。其實早在1942年時他就考慮過趁着日本人突破防線時將學校轉移到延安。路易·艾黎曾建議他們跟着周恩來轉移——周恩來當時在重慶。霍格當時對此不是很熱心。把學校轉移到共產黨的中央機關所在地就是明擺着證實了國民黨政府對他的懷疑，這會使整個合作社運動失去國際方面的資金支持。
1944年中，英國生物化學家李約瑟博士恰好要去甘肅西北部的玉門油田，途經雙石鋪。李約瑟博士是重慶一所中英科學合作機構的負責人，當時他正在為研究中國科學的初期工作而進行調查。他和霍格、艾黎一起在窯洞裏吃了晚飯；為了款待這位貴客，霍格特地拿出了玉米棒子、麵包和蜂蜜，然後他們一起研究了地圖。對他們來說，甘肅西北部似乎足夠遠離戰場，而且國民黨在那個地區的力量薄弱，這個地區基本上由一個叫馬步芳的穆斯林軍閥控制。
1944年夏末，艾黎離開了雙石鋪去偵察當地局勢，而霍格留下來繼續秘密計劃轉移事宜。他從來沒懷疑過孩子們願不願意追隨他，儘管這樣他們將要面臨在冬天跋涉1000多公里的艱辛。他寫的家信里一直都表示他會讓孩子們自己決定跟他走或是留下，而事實上他也那樣做了。
在英國哈彭登老家的嘉芙蓮·霍格總是無法剋制地擔心這個最小的兒子。儘管家裏的其他人分散在英國各地教書，但至少他們都很安全。歐洲的戰爭已經接近尾聲，但遠東的戰爭似乎愈演愈烈。在1944年夏天的信中，她又提到了那些老問題：他在中國山區一個都是孤兒的學校里工作開心嗎?他為什麼要生活在窯洞裏?他吃得好嗎?霍格試着安撫她：
對，我很喜歡這些孩子。他們讓我不那麼憤世嫉俗!告訴桃樂茜(他以前的嫂子)，人要在這裏生存就必須學得憤世嫉俗或者對一切熟視無睹，但我很明白人變成那樣是多麼危險。我對孩子們抱着堅定的信念。你問我為什麼住在窯洞裏?你可以來試試。建個窯洞很便宜，而且窯洞更結實，冬暖夏涼，洞裏沒有老鼠。你還可以任意改變洞的內部(如果你想要的話，你可以自己挖一個擱板、一個文件架、一個碗櫥或者別的什麼)。別擔心，我很健康……你的兒子、孫子們都在這，都很好。他們都是好孩子，而且進步很快。在學校的那兩個真的很了不起，他們將來肯定都會很有成就。老三常常撒謊，需要管教，但他將來肯定也會是個很好的人。他非常健康，天天去學校，晚上跟我一起在窯洞睡。我們倆都在早上5點起床。老四跟別的一群人住在山下的村子裏……今天這裏很熱，我去游泳了。儘管孩子們已經是第三次去了，我卻是第一次去。游完泳以後孩子們都跑開玩去了。他們抓了很多蝦還有3隻蟹，然後吵着要我出錢買了一斤多的麵粉。然後他們就把蝦和蟹剁碎了和着麵粉做了晚飯。一切都很好。每天只能吃米飯很難受，但是麵粉在這裏很貴。孩子們都是北方人，所以他們跟我一樣習慣吃麵食——他們也不喜歡整天吃米飯。但是沒有辦法。你知道的，現在是戰爭時期。但我一點也不為自己擔心，我吃得很多。李約瑟在這，所以我能跟他一起每天吃西式早餐，還有麥片粥什麼的。這個季節桔子上市了，所以我能大吃特吃。我覺得我們過得比你們在家好多了。
他也許是對的。學校里的員工和學生能吃到蔬菜、米飯和水果，這已經比英國的大部分人都過得好了。學校食堂甚至還會時不時地做些點心：有一天霍格去食堂吃午飯，發現所有的孩子都在廚房裏做一種中國人都很喜歡的家常菜——某種類似於羔羊油布丁的東西，每一個差不多夠咬個三四口，把肉、蔬菜和調料包進去然後蒸熟。“我的二兒子做得最快，能一口氣比別人多做很多。”
現在的用餐時間他都用來給孩子們灌輸思想：他們那樣悠閑的生活就要結束了。“都吃光，我們在這兒不會待很久了”，校長以這樣的方式開始這個話題。他寫信回家，通知他的父母說艾黎也在努力爭取轉移：“他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但他堅定地認為日本佬很快就要打過來了”。
開始有人問各種各樣的問題，例如學校里新栽的蘋果樹要不要運走，怎麼運走；那些山羊能不能忍受長途跋涉；不管怎麼說，他們到底要到哪去?沒有人知道。
艾黎沒完沒了地警告他趕快轉移學校讓他很煩躁：
問題是除了其他東西以外我們還有大約15噸的重要設備，而我們沒有卡車——我們只有兩輛板車以及為數不多的幾頭騾子。所以有時候我真恨不得揍艾黎一頓。當然這也無濟於事，他就是這麼個人。他碰到“沒有卡車”這樣的難題時很會變通，他的思維會慢慢地圍着這個難題繞一圈，然後就飄到別的地方去，去關注蘋果樹啊山羊啊這些個事情了……然後他會出其不意地說：“我們根本不需要卡車，我已經搞到了六架軍用運輸飛機，它們明天就到。”
8月底某天的早餐后，霍格把所有的學生和員工都召集在一起。他告訴他們當地的國民黨軍官將會徵召所有16歲以上的男生入伍。因為這件事，再加上日本人馬上就要進攻，他們必須要離開。孩子們靜靜地聽着。當他依着一張粗糙的地圖大致解釋完他們要轉移到哪兒時，有人開始騷動了。有些學生說那太遠了——這簡直就是要跑到天邊去了，一個孩子這樣說。範文海2，一個當時正值16歲的男孩想起霍格曾經在黑板上用英文寫的3個單詞：“哪兒”，“為什麼”，“怎麼辦”。他說：“霍格已經替我們想好了這些問題，我們也明白我們為什麼要走——但是大一點的孩子們有點兒不高興”。
霍格也跟大家一樣地擔憂。艾黎回來的時候描述着他在河西走廊發現的一個小鎮有多好。那個小鎮叫山丹，地處戈壁灘的邊緣，人口稀少，那兒到處都是空的廟宇。在霍格看來，要一切從頭來過似乎是很遙遠的事。
在他的《年近90：我在中國的歲月》(1987年)中，艾黎聲稱霍格當年對要轉移這個消息很興奮。但事實上他並不那麼高興，跟很多人一樣，艾黎晚年寫的書總是會挑選一些對自己有利的內容。當時學校狀況良好，在他們兩年的努力以及不太順利的開始之後，哥什機器終於開始投入生產。霍格還是堅持他的立場。9月，他抱怨道：“現在，我們剛剛鋪成了一條通往學校的公路，我也好不容易讓水車轉起來了，我們卻要走了；我們要到一個更艱苦的環境從頭開始!太讓人失望了??”
10月他的態度還是差不多：“我們非得要放下這裏的一切，然後跑到山丹那個什麼都沒有的地方去從頭開始嗎?看起來我們非走不可，但我們能在這裏待多久就待多久。這個學校對我們來說就像我們的一部分，要在日本佬打過來之前就這麼放棄它真的很難。”
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國民黨的侵擾已經讓人忍無可忍。艾黎一直在鼓勵霍格面對現實。當地的駐軍已經在村子周圍設立了路障，並強迫當地的農民將木炭這類珍貴的貨物以低價出售給他們。學校後面山頭上的植物和僅有的幾棵樹也已經被國民黨的糧草徵收部隊席捲掉了。初冬的雨導致了大規模的泥石流。當地的農民還被迫上繳木材和柴火以供給不斷增多的駐軍。國民黨軍官還公開尋找更多的房屋用作兵營。學生越來越少，因為一些年長點的孩子為了逃避徵兵已經悄悄逃走了。
10月底的時候，為了徵募新兵，部隊搜遍了各個教室。一位老師被抓起來帶走了。村子裏的情形也一樣，國民黨兵到處抓壯丁，恐嚇商店店主，還時不時地搶劫小旅館。某個寒冷的下午，有一個孩子看見霍格爬上了學校後面的小山，他就跟了過去。到山頂的時候他看見他們的校長坐在一塊石頭上，望着山下的村子淚流滿面。真的是時候該走了。
到了11月份他們終於下定了決心，對於一直焦慮擔心的霍格來說，也算鬆了一口氣。山丹在西北方700多公里的地方，他們到那的路程被大致分成兩段。,那兒一座古老的寺廟和其他一些建築都很安全，蘭州當地的官員也已經許可了。
為了準備行程，男孩們開始織毛毯、打包機械設備。那個吹風笛的蘇格蘭人安迪．布萊德又被派到了寶雞，而大部分的員工在上次遭襲擊之後都躲了起來。路易·艾黎當時不在，所以霍格只能靠他自己了。他不光要肩負起整個學校的責任，還要在和當地官員談判學校關閉事宜的同時盡量保密，不讓那些人知道他們什麼時候走，走了以後又去哪。這時的我，既是工業合作社的經理、技師和出納，也是學校的校長、出納和商業經理；是醫務室的主任醫師，也是這個大家庭的一家之主、難民委員會的領導。我要一邊寫書，一邊防範當地政府的密探。昨天那樣糟糕的日子過一天就足以讓你從一個和平主義者變成一個崇尚暴力的暴躁分子。
霍格放心不下的是那台哥什機器。水車肯定帶不走了，它要為村裡提供電力。但他堅持說不管那台哥什機多大多重，他們都要把它帶走。於是一個笑話在學校里傳開了：校長估計寧可留下幾個孩子，也捨不得他的軋棉花機。當時在中國西北地區只有3台這樣的機器。日本人攻打西安和寶雞時已經轉移了兩台。
現在最需要的就是交通工具。學校有一輛大板車，它的4個輪子裝備的是4個相當好的卡車輪胎。但光哥什機拆開了就裝了滿滿15箱，至少也要3輛板車才能裝下。除了這個還有其他的機器：學校的車床、紡紗機、4台織布機、2台小型柴油機和1台印刷機。霍格只有兩個選擇：要不就把機器拆開來，一部分讓牲口馱，一部分讓人背；要不就找更多的交通工具來。機械工廠里的郭工程師開始用幾根鋼管、舊的汽車輪圈加襯造些簡易的運輸工具。從學校北部地區來的孩子們被派出去向當地的農民或買或借馬匹和騾子。
當初就是郭師傅策劃組裝了哥什機器。他和其他員工一樣，不願意冒着危險長途跋涉搬到戈壁灘邊上去。相比起遠方的日本軍隊來說，隆冬時節山裡橫行的強盜更讓他們害怕。這樣問題就來了：學校到了山丹以後，這些機器——特別是又大又複雜的哥什機——怎麼重新組裝起來。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5個男孩在學校製圖員——秦的帶領下開始拆卸機器，同時按照每一個零件的樣子仔細地畫下來。只有哥什機一直到最後一刻還在工作。這台機器跟水車一樣是個大問題，但最終在離開的前夜，大家開始全力以赴拆卸。
他們打算不驚動當地的國民黨駐軍，悄悄地離開。11月份第一批33個孩子帶着被褥和學校里其他重量較輕的設備出發了。他們翻山越嶺向著甘肅省會蘭州行進。他們對鎮裏的人宣稱是出去進行一項長途地質考察。路易·艾黎安排了兩輛卡車載他們走。他保證說肯定把車還回來，但那兩輛車再也沒有回來。
這隊人經歷了一次事故以後終於到達了蘭州。當時其中一輛卡車在市郊撞上了一輛軍火車，兩輛車都着火爆炸了，所幸的是孩子們及時逃了出來。12月21日他們轉上了一輛艾黎雇來的俄國卡車，最終於1944年聖誕節當日抵達山丹。
同時，霍格繼續假裝學校仍然正常運做，儘管老師已經少了一大半。剩下的孩子繼續上課，操作哥什機。這台機器一直工作到離開的前幾天。當地駐軍和村民都知道有這麼一台棉紡機。它已經變成了當地的某種標誌。只要機器還在工作，學校就還在。
機器真正地在工作這件事和學校要轉移這件事一樣讓霍格興奮不已。11月26日他在家信中以一種感慨的口氣這樣寫道：
哦，男孩!哦，男孩!哦，男孩!後天我們就要離開這裏向著蘭州——那個通向樂土的城市出發(也許也能遠離那群狂亂的官僚)。今天我們那些操控哥什機的孩子第一次實實在在地生產出了優良的細棉線。這是一個裏程碑，一個偉大的開始，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這是對這個學校最好的告別，這項成就讓我們即使身處食物匱乏，到處是黃沙的戈壁地區也仍然擁有希望和熱忱。我們成功了!我們靠自己成功了!……馴服了河流，讓機器運轉起來了。
學校里一半的人走了以後，霍格專註於寫他的第二本書。這本書是一本自傳類型的書籍，主要講述他擔任校長、重建學校的事迹。他已經寫了4章，並準備將他們翻山越嶺向西北地區轉移的事寫成第五章。現在已經是12月，冬天的天很早就黑了。影響到行程的壞天氣同時也影響了他寫作。12月20日，在他離開前的最後一封信中，他這樣寫道：
我忘了告訴你們現在這兒有多冷。有一天我突發靈感，想把我的打字機靠近火烤一會，好讓它在用之前熱一點。不幸的是我把它放得離火太近了，五個字母烤掉了。我已經把它拿到成都去修了。幸好這裏還有一台打字機，不然我就慘了。
霍格將前4章取名為《穿越中國城牆》。在出發去山丹之前，他將手稿郵寄給美國的利特爾·布朗，同時告訴父母會給他們也寄一份副本。但手稿沒有到達美國，也沒有人知道它們去了哪。最大的可能就是寶雞郵局——這個當地最大的信件分類中心裏的國民黨把它們扣了下來並銷毀了。
霍格一直拖到新年才起程。他在等機動車和好天氣。那些年紀大的孩子記得他曾經拚命地到處找卡車，什麼樣的車都行，因為山裡下雪以後就會更需要機動車。儘管霍格說在大冬天帶着一群孩子長途跋涉已經非常困難了，帶太多的機器設備更是極大的負擔，但是清單上要帶的設備的數目仍然在一天天增加。另外，除了天氣，還有強盜的問題。值錢的機器很有可能會引來強盜搶劫。
棉紡機可能要被轉移的傳聞引起周邊的合作社爭奪機器的競爭，但霍格拒絕了所有提出要購買機器的請求。不管怎麼樣，他必須保證這台機器一直工作到學校完全轉移之前，以防止引起當地駐軍的警覺。他派郭師傅去西安買原棉和機器配件，以保證機器轉移到山丹后能很快重新投入生產。馬匹短缺意味着他們要找更多的騾子，而且為了準備在山區長途跋涉，他們給騾子多餵了一些飼料。
隨着旅途準備工作的進行以及雙石鋪地區形勢的惡化，使得原先反對轉移的那些學校員工的想法慢慢轉變。1945年1月17日，霍格寫信告訴艾黎說現在所有的人都想來了：“每個人都在稱讚(轉移的計劃)。教音樂的周老師也想一起走，大家都想一起走，甚至工程師楊胖子對此也很熱心。”
在他給艾黎的最後一條消息中，他說：“我們馬上就準備出發了。我們會依次帶過去銑床、龍門刨床??學校里的車床、一些軸承和滑輪、一台柴油機、鮑勃·紐厄爾從成都帶回來的針布和一台縫紉機。我想我們可以帶上這些，但不敢肯定。”男孩子們做了最後一次檢查。30個人裏面有兩個人查出身上有虱子——每個人身上一隻，霍格記了下來。這是衛生標準上的一次勝利，於是每個人都發了兩件新襯衣。出發的前一天，他們通知了那些先前為了逃避徵兵躲起來的孩子，給他們最後一次加入此次旅程的機會。有幾個人做了響應。
大約是在1月20日，5輛由騾子、馬拉着的板車、一輛卡車、30個男孩、校長和3個教工趁着黎明之前離開了培黎工業合作學校，向著山裡進發。他們沿着一條山路越爬越高。那條路到了最高點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時，已經只剩一條泥石小道了。周圍都是海拔5000多米的山。越到山上，雪下得越大。他們預計1o周以後，也就是3月底到達目的地。儘管霍格僱用了手推車，但在學校人員和設備轉移中起了最大作用的還是那幾輛裝了充氣輪胎的大板車。這些車每輛大約能承載兩噸的設備。最小的孩子坐在卡車上，躲在蓋貨物的防水油布下面。另外的孩子步行，輪換着在板車上坐一會。
除了惡劣的天氣，以及他們必須要去向窮困的農民買些少得可憐的食物外，最大的困擾就是強盜。這個季節強盜橫行，行進比較慢的隊伍最有可能在惡劣的天氣遇上埋伏的強盜。對於這個危險，霍格一直都有心理準備。
部隊和鎮上的人很快就會發現學校里的人逃走了。第一天他們這隊人進山只走了大約19公里。幸好當時天氣惡劣，山裏的地形又複雜，免去了他們被追捕的危險。隨着山路綿延起伏，周圍不再是小山丘，而慢慢變成了大山脈，但不管到哪裏，雪都下得特別大。第二天晚上他們到達了一個小村子，霍格給大家分發羊毛裹腿。好多學生當場就表示不要，因為他們覺得腿上裹着這個讓他們看起來又丑又奇怪。這時候一兩個孩子折了回去，離開了霍格和另外27個學生，還有霍格那一堆寶貴的機械設備。
在給家裏的一封信中，霍格這樣描述行進過程中的艱辛：“整整5天時間我們在山裏只走了57公里，而且兩輛板車還翻了車!在冬天這樣的時候爬山真是糟糕透了，特別是今年冬天還是20年來最冷的冬天!(從你的信里看得出你們也一樣難熬。)現在路上積滿了冰雪。”
一輛板車從路邊翻到了山溝里，連帶着馬匹和上面裝載的設備也掉了下去。所幸走在車旁邊的孩子們及時躲開了；另一輛車也翻了，但他們及時把它扶正，保住了貨物。那是在前半段路程中遇到的唯一一次意外。路上也沒有見到強盜的蹤影。
霍格的其中一個孩子在多年後又回憶起那段經歷。1942年到雙石鋪學校的時候，範文海才14歲。他還記得當時剛到學校第一次見到校長，領了毯子和棉被的情景。他就是當年參與轉移的幾個年長的孩子之一。現在他已經80高齡了，退休后在河南孟縣養老。
範文海說：“我們當時走得非常艱難，馬匹也是，經常打滑。我們就坐着卡車，但有時沒辦法我們也只好下來徒步走。沒走幾天我們就已經筋疲力盡了，但我們從不在野外睡覺。沿途的農民經常給我們吃的，也讓我們借宿。於是我們就常常在農民的外屋裏過夜。”
12天以後，他們到達了一個叫天水鎮的山鎮。一年前霍格曾經來過這裏，他當時是為了視察當地的一些小型合作社工場。他在新聞稿里報道說這個小鎮和當地的居民與外界生活完全不是同一個時代。一走進這裏，旅行者就好像回到了1000年前。
一條長長的泥路歪歪扭扭地穿過10道窄窄的山門；一隊駱駝浩浩蕩蕩地沿着山路下來，駱駝背上馱着從庫庫諾爾(西北地區對青海省的傳統稱呼)來的鹽、從蒙古來的羊毛或者從西寧來的乾果。街的兩邊是小小的集市。一個穿着山羊皮長袍的黑鬍子伊斯蘭教徒正把他的腳放到炭火上取暖。他的牆上掛滿了老虎、豹子、狼和狐狸的皮毛。這些皮毛都塗上了從森林裏來的古老的藥水。皮毛商的隔壁是一家傢具店，陽光照得那些精心拋光過的黑漆傢具閃閃發光。更遠點的地方一位賣草藥的巫師坐在他那堆奇奇怪怪的貨物旁邊，那些貨物里有山裡挖來的樹根、螃蟹、野獸的獠牙、烏龜以及一些說不出口的稀有動物的器官。
霍格和孩子們沒在那待很久。即使在這裏，遠離了戰場，戰爭還是留下了痕迹。當地有一座古老的寺廟，它原本是用來紀念早先一位皇帝的出生的，現在已經變成了收留傷殘士兵的收容所。
隊伍加緊趕路，繼續往北向著下一個村落進發。那是個因紡織品而出名的小鎮，叫興安。他們沿途都是光禿禿的山頭，上面蓋了一層厚厚的雪。卡車負責開路，然後在每個山頭停下來等着板車和步行的人趕上來。他們在荒無人煙的地區，沿着積滿冰雪的小路艱難地跋涉，走了一里又一里。
偶爾他們會經過一座農舍。這些農舍往往是由泥磚和木頭建造的，屋前有小孩邊掃雪邊尋找枯草和樹根用來做柴火。甚至在仲冬他們也只穿着短上衣和破褲子。對中國西部山裏的每一個人來說，飢餓和疾病才是最大的敵人。
霍格見過疾病和飢餓帶來的後果：“在這些分散的小村子裏，甚至連年輕男女的臉上都看不到一點活力，彷彿他們早已被大山裡惡劣的生存環境征服。老年人和中年人胸上多餘的肉從因甲狀腺而腫大的脖子那垂下來，這和他們瘦得可憐的身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旅途的中點是甘肅省會蘭州。霍格去過那好幾次。他以前提及蘭州總是會用代稱，說那爪“山上覆蓋著雪，街道上有駱駝”的地方。政府的調查員可不是那麼容易騙的，特別當霍格提到說駱駝常常會在結冰的黃河上拉開隊伍，然後等到冰裂開了，就趴開四肢，低下頭來喝水。
人們習慣稱蘭州為黃金城，它曾是絲綢之路上的補給重鎮。它位於黃河南岸的一個狹窄的山谷里，這裏受到了嚴重的工業污染。偶爾從戈壁灘吹過來的沙塵暴加重了霧氣。早在1945年的時候，這座城市就因空氣污染嚴重而聲名狼藉。
霍格和他的隊伍在蘭州逗留了幾天。那兒有一樣東西很吸引人，有一位美國傳教士有一台冰箱，可以製冰和雪糕。這種奢侈的享受很受男孩子們的歡迎。
根據某些資料記載，就是在這裏，一個男孩因一種疑似心臟病的病死去了。儘管過了60年，他們這些人對當年發生的事還是沒有一個一致的說法，只記得當時不知道怎麼的霍格就失去了一個孩子。霍格的信里從來沒有提及這件事，但是路易·艾黎和那些年紀大點的孩子想法一樣，他在他的自傳里提到當時在去山丹的路上一個孩子死了。其他的孩子也病了，但只有範文海必須留下來直到康復。
到蘭州幾乎花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到山丹還要再跨越200多公里的崎嶇的山路。他們用的唯一一輛卡車已經返回了。騾子和馬匹也不能再用了。霍格又得開始尋找交通工具。張信義，當地一位很好心的官員，給他提供了六輛老式的奔馳柴油卡車和一輛道奇油槽車。只有那輛油槽車能發動起來：卡車都是壞的。所以每天早上道奇車都得拖着一輛卡車直到它發動起來，然後第一輛卡車拖第二輛，這樣類推。早晨到來了，過了一夜溫度一下子降到了零下20攝氏度。發動車子是個漫長而又累人的過程，但能找到卡車本身就已經要謝天謝地了。燃料很少，所以大部分的車只好用碳來給燃料加熱。但是，霍格的運氣又一次幫了忙，他說服了當地的官員給油槽車加了柴油。
2月的某一天，這位校長帶着他的孩子們，還有由舊卡車載着的設備從蘭州出發，開進了白雪皚皚的祁連山區。他們選擇的路崎嶇不平，一直穿越整個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往東北延伸經過戈壁灘，往西部延伸至到處都是土黃色山頭的地區。一路上都很驚險，卡車在冰上行進經常打滑。車上的擋風玻璃碎了，車胎爆了，車子開出了大路需要重新拖回來。
在離他們的目的地幾公里遠的地方，他們經過了長城的西端。這裏的長城不是那種在中國北部連綿逶迤四千多公里的宏偉的石牆。長城在這裏，在戈壁灘的邊緣，從那時起直到現在，也只不過是9米多高簡陋的土牆。沙暴、侵蝕以及人為破壞已經毀了這明朝(1368—1644年)時建造的城牆。
儘管第一眼看到城牆時很失望，霍格明白他們離目的地不遠了。一天以後，大約是1945年3月10日，這位校長和他那隊筋疲力盡的孩子終於抵達了山丹。他們沿着一條大街往下走。那條街上都是冰塊和積雪，街的兩邊立着一排排兩層樓的木房子。大部分房子已經空了。這裏的人口減少了超過三分之一，只剩大約兩萬人。前幾年，為了躲避共產黨游擊隊和當地軍閥馬步芳之問的戰爭，很多人往南逃到了蘭州。馬步芳很有些來頭，他曾是青海省的地方官，他的家族控制了當地的政治好幾十年。他和當地的地主勾結，用殘酷的方式向農民徵稅。
直到找到一個廢棄的廟宇棲身之前，第一撥30個孩子一直在野外露營，並找了幾間空房子上課。這座寺廟叫做發塔寺，傳聞這座寺廟因為曾經供奉過一個裝有印度阿育王(次大陸最早的提倡佛教的領導人)的一根頭髮的盒子而得名。現在它已經廢棄了，它和其他幾座小廟一起被圍牆圍了起來。這裏曾經住過軍閥的騎兵隊，門窗都被扒下來當了柴火，其他的木製材料也都被餓得發慌的馬啃得坑坑窪窪。在佈滿灰塵的壁櫥里有不計其數的佛像。鴿子在廟裏飛進飛出。
終於，60幾個6歲到18歲不等的孩子重新聚集在了這座破廟裏，準備重建他們的學校，開始新的生活。最小的孩子聶廣培是霍格的第四個養子，他當時只有6歲，所以對整個旅途記得不多，但他一直記得這個他現在叫“家”的廟：“我們到那兒的時候很累，也很失望——廟裏什麼也沒有，甚至連個房項都沒有。那兒特別臟。我們只好自己打掃，自己做傢具，但當時沒有木頭。當地所有的東西都被部隊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