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校長
“我胖，我壯，我快樂.”
1942年3月，霍格接到了一一個即將改變他人生的消息。在路易·艾黎的推薦下，重慶的工業合作運動委員會任命他為雙石鋪的培黎合作培訓學校的校長。從蘭州來的公路與往南方的公路在秦嶺的一個山谷匯聚，而雙石鋪就是這個山谷的一個小村鎮。學校建造於此的原因在於，這個地方太小，不足以吸引日軍的轟炸，同時，這裏是山嶺地區，地面攻擊也不是易事。
霍格接手的這個學校一片混亂。18個月裏這裏有過7名校長。第一年裏就有6名校長被解僱或是自動離職；他將會成為第八個。這個學校一共有三間磚造的教室，位於荒涼陡峭的山坡上，教室前方是一片開闊的土地。學校唯?‘件設備就是一一架可以勉強工作的織布機，一個用來向織布機上送紗的歪曲的卷繞機。教室里沒有任何書本或是可以書寫的資料。廚房裏也一無所有。學校外面有一面國旗，因為太陽的照射已經變白。學校沒有床，所註冊的35個學生現在還剩下十幾個，一部分學生只好睡在一間教室的課桌上。他們倦怠冷漠，長着疥瘡，營養不良，全身都是虱子。
難怪當霍格告知寶雞的工業合作運動官員們他的新工作時，他們爆發出一陣嘲笑。他們立即計劃染指於政府給學校的撥款。
大部分老師和學生都隨着第七位校長走了。霍格走進學校時，男孩們的神情混雜着漠不關心與敵視，他們唯一關心的事情就是他們的下一頓食物。第一步是為學生們解決吃住問題。霍格請來當地的一些合作工人，兩天之內他們將附近的一家村舍變成了學生宿舍。霍格的現金很少，但是他在鎮上建立起了信用，設法購買到了粟和蔬菜。
第二步是使這些房子看起來像是一個組織機構。
教室和宿舍周圍建起了泥牆，一個大院就這樣形成了。在這個區域內有蔬菜園和籃球場，其中一間教室被改裝成了車間，霍格用泥磚和木材在大院裏蓋了另外一個車間。他從學校毗鄰的懸崖的軟土中挖掘了兩個窯洞。
一個窯洞是校長的卧室兼辦公室，另外一個是來訪者的客房。數世紀以來，在華北乾燥的黃土高原上，住在窯洞裏是十分常見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窯洞是從山脈的軟土中挖掘而來的，提供了一種便宜、隔熱的住宿條件，並且可以擴大，滿足一個逐漸增大的家庭的需求。喬治．霍格所做的很多事情被雙石鋪的人們視為瘋狂之舉，但是在窯洞中建造住宅不在其列。
這些房子離長江的遙遠支流嘉陵江的上游約600碼。霍格將嘉陵江視為釣魚、喝水的理想場所，這裏有可能還可以提供能源。他為車間懇求、借或換來裝備，很快學校擁有了一架生產紡織品的新織布機、置於椅子之上的卡車發動機、一台小柴油機發動的車床、一台蒸汽機模型、一台印刷機以及其他造紙的機器。
男孩們在6至16歲之間”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接觸到了戰爭。一些是從海濱地區逃到湖南的難民，其他的來自本省，原因是過度擁擠和糧食缺乏迫使一些貧窮的家庭將他們年齡大的孩子送到內陸自己謀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一個男孩在一艘從上海撤出的擁擠渡輪上與母親失散，從此之後再也沒有見過母親或是其他家人。他一直到處飄蕩，最後進入了孤兒院。四五個孩子來自東北，日本佔領了那裏，難民如潮。他們都是難民，他們的故事是每個中國難民的故事：房子遭到轟炸，被迫逃亡，飢荒，窮困，失去朋友和家人。
孩子們說著不同的中國方言。他們的背景與他們的年齡一樣五花八門。有年齡大的、年齡小的，有一些孩子上過中學，其他一些則是文盲。東北海濱城市的男孩與西北農村的孩子之間的差別最為明顯。有一次，霍格被稱為“何克”。
霍格在擔任洋秘書視察當地合作組織時，參觀過雙石鋪，所以他對這個地方已經有所了解。他也視察過他接手的這所學校，對於面臨的問題非常清楚。這些問題還混合著該鎮的窮困問題。當地人口正在與流入難民爭奪微少的食品，很多人接近餓死。山坡上正在上演着破壞性森林採伐這一熟悉的故事，農民們將松樹砍掉，在山頂附近開闢農場，來勉強維生。採伐森林破壞了山上和山谷的農業種植，原因是短時但卻狂暴的夏季降雨湧入低地，將農作物和表層土都一掃而空。
雙石鋪周圍的高地創造了阻止日軍進攻的強大溝塹，但是山上還有一個更為黑暗的世界，使得村民、難民和霍格要接手的整個學校都為之顫慄。一位巡迴者探訪霍格，將這個黑暗世界公佈於眾。美國作家兼畫家格萊姆·佩克已經出版了《穿過中國的大牆》，這是一本半遊記、半中國北部歷史的書。他正在寫作第二本書時，聽說了一位英國人住在西北窯洞的故事。佩克被這個想法所吸引，向霍格詢問他是否可以體驗窯洞生活，霍格允許他暫時搬進來。作為回報，佩克設計了一個陶罐，為合作事業做出了標誌性貢獻。這個陶罐可以先將沸水冷卻，然後保持冷卻。霍格報告說，這極大地改善了與當地中國人的關係，因為這表明高鼻子的洋來客真的可以製造出管用的東西來。
佩克研究了當地歷史和民間傳說，發現了一個具有幽靈和神秘力量的世界，這些幽靈和神秘力量塑造了雙石鋪人們的生活。他在第二本書《兩種時間》中描述了山脈的農民群體。
貧窮使他們衣衫襤褸，使他們只有在出生、婚娶和死亡時才會洗澡。除此之外，他們還遭受着如此多的未知疾病。沒有人有錢去看難民醫生，這裏也從來沒有過公共衛生服務。一些人跛腳，一些走路傾斜，一些人一步一拐，許多人都有奇怪之處，這些怪僻幾近精神病的程度。但是關於使他們殘廢的壞骨頭、外傷或是怪癖，他們一無所知。他們的身體和精神內部是一個黑暗的世界，已經被封死，就像他們希望封住宇宙外部的超自然威脅一樣。
折磨當地人們的精神和身體疾病的原因在於他們的極度貧困，以及隨之而來的甲狀腺腫高發率。甲狀腺腫由碘的缺乏所致，導致脖子下方的甲狀腺腫大，結果是下巴以下的球根狀膨脹物，女性的發病率尤其高。碘的缺乏加上嚴重的營養不良影響了這一地區三分之二的人們，弱智、侏儒以及其他非正常嬰兒的出生率高居不下。
雙石鋪位於從320英里遠的成都北上的唯一一條路的岔道口。道路在城鎮分開，一條支路伸向東北，直到寶雞、西安以及以延安為中心的共產黨根據地；另一條路向西深入山脈，指向甘肅省會蘭州。這個村莊橫跨嘉陵江的兩岸，嘉陵江向西南流入長江，環繞着雙石鋪的河流、六千至八千英尺高的山脈、秦嶺的偏僻位置。對於那些從東北海濱城市穿越西安南下或是西上的無止境的難民流來說是一塊磁鐵。1939年喬治．霍格視察這一地區時，人口尚不足?一千。他成為當地工業合作運動學校校長之時，這一數目已經增長了兩倍，隨着政府在這一地區部署軍隊，這個數字還會繼續增加。
這個城鎮有一條主要街道，街道上有商店、一兩個旅店，甚至還有一家銀行。當地的合作運動成員們裝配了水力發電機來提供街燈，還有一一家傳統澡堂，疲倦的旅行者們在這裏泡澡，去除旅途中的疼痛。
來自河南河北的難民將主要街道變成了一個全天候市場，有香煙攤，食品攤——一般只有蔬菜，還有一排便宜布匹攤。白天聚集在村莊中的難民中有理髮師、車庫技工、建築者和木匠。諷刺的是，難民們比大部分當地農民要富有得多，後者在山上只能勉強維持生計；他們將從貧瘠的土地上刨出的一切東西帶到鎮上，在一周一次的集市上出賣，其中包括原木、引火柴、樹皮、樹根，偶爾會有瘦弱的綿羊或是小雞。
1942年的春天過去，夏天來到，學校漸漸地開始成形了。從混亂中逃走的男孩們開始逐漸回來。很快學生人數達到了35名，霍格草擬了日常事務表和課程表。
學校有兩個目的：第一是吸收年輕男性難民，教育他們成為合格工人，這樣他們可以在村莊的合作組織中勞動；第二個目的是招募合作組織中現有的男孩，教授他們讀寫，提高他們已有的技術水平。一旦對於織布機和發電機之類的基本機械的基本作程序熟悉之後，小夥子們會被作為“突擊手”送回合作組織。
霍格絲毫不為難民到達的混亂狀態感到吃驚。他的兩個領養兒子曾經在學校上學，他通過計算他們襯衣上虱子的數量來衡量難民數目的下降。一個星期他就在一件襯衣上掐死了96隻虱子，最後認為燒掉這件衣服可能是最簡單的選擇。
讓他吃驚的是孩子們對於他們的新校長“洋鬼子”的強烈憎惡。霍格的普通話現在已經非常標準，雖然他的口音很重，但是所有人都可以毫不費力地理解他的話；只是他們不理解他開始建立的這套制度，並且與他反抗。他們中大部分人有着強烈的民族感情，他們將自己的困難生活歸結於外國帝國主義的罪惡，其中不但包括日本，還包括西方。
就像霍格是“洋鬼子”一樣，他的新規則也被視為“洋規則”。霍格直面他的批判者們：“我們上了一些關於鴉片戰爭、不平等條約以及諸如此類的嚴肅課程。當他們意識到雖然我們的鼻子高度不同，但我們在這些問題上見解相同時，所有的憎恨就都平靜了。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過去所處的環境，在於兩年中7名校長都沒有領會學校的真正目的。”
霍格按照所有英國公立學校認可的原則組織學生。他將男孩們分成三組，每組選舉出一個組長，組長負責照顧組員，保證他們吃飽，並且偶爾的醫療需要也會得到滿足。組長晚上在宿舍組織小組討論，為周六上午學校大會上討論的問題提出解決之道。
學校任務被分配給了組長們，組長們將任務派遣給破壞規則或是表現惡劣的組員作為懲罰。衣着整潔或是課堂表現不錯的學生會得到表揚，而做錯事的孩子會意識到不向新的制度看齊只能使學校回到混亂狀態，就這樣，紀律得以貫徹。
孩子們負責六個學校委員會，其中包括食品、運動、圖書館和板報(孩子們貼上關於學校的信息和意見，由霍格和其他老師做出回復)。他們也自己開商店，在那裏他們用自己每個月1英鎊的津貼購買毛巾、肥皂、牙刷、草鞋、鉛筆和畫筆。這些東西都由當地合作組織生產，供給充足。其他如牙膏之類的東西非常昂貴：孩子們一般用食鹽替代。
學校採納孩子們的意見，重組的每一步都得到了他們的同意；一開始還爭論不休。霍格說，民主推行了，但是這要比專政困難許多。
新校長的第二項任務是恢復學校課程表和時間表。這一項沒有經過民主討論就推行了。學生們必須每天花五個小時的時間在教室做功課，花三個半小時在學校車間或是附近的合作組織參加實習。另外，針對年齡小和教育程度低的男孩子們開設了中文課，針對教育程度較好的男孩子們開設了會計學、經濟學以及高級地理課。所有孩子都學習時事新聞，接受衛生和急救教育。作為車間課程的準備，學校開設了機械課，其間特別提到了內燃機和機械設計的運轉。
霍格自己負責灌輸紀律觀念。他同時教授英語、經濟學和地理。他做校長初期，花費了大量的時問激發一些歸來的中國老師。
霍格所做的第一件為他在學校樹立威信的事情就是阻止孩子們穿越一位農民田地，抄小路去河邊。這個農民曾經提出抗議，但是孩子們沒有理會；很快村民們跟着孩子們踐踏他的田地，去往水邊。新校長找出罪魁禍首，他“認為他們喜歡吵架、不守規矩、浪費時間”，命令他們開墾一條小徑——在其穿越農民田地的兩頭各建一面石牆，農民自然很是感激，參與這個工程的孩子們保證他們和村民不再走這條捷徑——否則他們知道他們必須重複這些工作。
數月之後，霍格認為，學校的成功運轉依賴於合適的學生比例。在選擇新學生這個問題上——申請者總是超出學校容量——他從不羞於社會工程學。他認為，學生的主體應該是工人階級，遲鈍的農村孩子和敏捷的城市孩子達成均衡。只有10％的學生屬於“學生階級”，他們因為富有的家庭背景受到過一些高等教育。
霍格認為，有特權背景——雖然這一詞組在中國是相對而言的，決不意味着舒適的生活——的男孩子會把他們的壞習慣、留長指甲工作、對於不事生產的官場作風傳遞下去。但是，有些時候就是這些“長指甲態度”的男孩子能掌握趨勢，成為出色的領導者。霍格舉了一個學生為例，他“幾個月前傲慢，不願合作，是個徹頭徹尾的害群之馬，然後做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成為學校最為優秀的學生”。這一系統成功地運轉着。學校飛速地回到常態，但是一個大問題懸而未決。這是一個霍格在他剩餘的生命中一一直糾纏的問題。民主奏效了，但是兩大地區團體——東北人和西北人之問的激烈爭鬥沒有減少。地區和階級的界限從一開始就使其癱瘓了。老師們和後來的領導們一直無法解決城市男孩與遙遠的西北甘肅受到較少教育的農村孩子之間的激烈衝突。職工和學生們分成不同的宗派，將學校視為一個方便的躲避戰爭的陌生的外國慈善團體。
東北人來自於工業發達的滿洲區，長期以來受到外國影響，滿洲區1931年淪入日本人之手。這些男孩們獨立、自我，也學會了在困難的時候團結起來。
西北人來自中國最貧窮的地區，很多人來自甘肅。他們被認為是經濟落後的鄉巴佬，他們對此也心知肚明。從海濱來的中產階級孩子不得不融入內地農村孩子的行列。
在學校生活中，兩大集團的暗涌逐漸浮出水面，董：不僅僅局限於宿舍混戰。有一次，整個學校正在努力合唱一首老的甘肅民歌，突然一位來自西北地區的男孩子跳起來，大聲喊道：“把我們的口音學得那麼像，他們就以為自己聰明了?’憤出嘎然而止。
霍格意識到，大部分孩子們都在下意識地通過某種方式尋找在戰爭中失散的父母親。他也在戰爭中與父母失散，他的目的就是把學校變成這些孩子的家庭替代品。這同時也是他的家庭替代品。
一開始，學校花費了大量時間聆聽悲哀的傾訴、修補膝蓋的破洞、擦洗骯髒的後背，以及塗抹硫磺藥膏。學生甚至購買磺胺片、魚肝油，將孩子們送到西安檢測眼睛……徹底治療疥瘡、瘧疾、眼痛以及痢疾。大多數人都認為我們瘋了，但是在我看來，最瘋狂的事情莫過於花錢培養他們，然後讓他們生病或是沒有忠誠感就離開學校。
霍格想要成為學生的校長、父親和母親的願望沒有立即被當地人理解。當其中兩個男孩子被發現需要做包皮手術時，一位醫生和兩個護士從寶雞趕來，帶着一個黑色袋子，裏面裝着棉絮和銳利器械。雖然使用了局部麻醉劑，但其中一個男孩在手術的時候開始大聲喊叫。一位當地農民從窗戶中窺探發生了什麼，當即向雙石鋪的人們彙報說外國人要閹割這些孩子，這樣他們可以變胖。知道手術受害者微笑着向居民展示自己時，隨之而來的狂怒才得以停止。
學校發展壯大，新的職工加入了教師團隊，其中包括一名特別的蘇格蘭人，他是一個霍格肯定會在旅途中注意到的怪人。安迪·布萊德作為一名貴格會會員來到中國，在戰爭地區駕駛救護車。他被公誼服務會借到了西北的工業合作社，工業合作社又將他轉給喬治·霍格。
布萊德不會說中文，但是他有自己的語言，很快他的語言就風靡全校。作為一位忠誠的蘇格蘭人，他旅行的時候總是帶着自己的風笛。在用他的樂器的悲鳴征服學校之後，安迪·布萊德繼續講授蘇格蘭高地舞、踢踏舞和蘇格蘭民歌；他還吹口琴，他稱自己吹出的聲音為美國爵士。
這位蘇格蘭人更加官方的貢獻就是每天花上幾個小時解釋成本會計和卡車發動機的秘密，這總是在口譯人員的幫助之下進行的。但是他最大的勝利是在學校需要人將學校的豬都閹割掉的那天。布萊德自告奮勇：“我在蘇格蘭的時候曾經養過豬。我想中國豬跟我們的豬一樣吧!讓我試試。”學生們曾經認為外國人毫無價值，只會坐汽車或是用叉子吃飯，此時他們對於布萊德的敬畏早已如黃河滾滾。
霍格在一封家信中描述了這個奇特的蘇格蘭人，顯然回信中父母對此表示了懷疑，他不得不在下一封信中對布萊德做出更多的描沭。
他高大英俊，無所不知，對其中一些事情還非常精通。他是一個不錯的會計師、農民、風笛演奏師、舞蹈家(舞廳的、高地的)、卡車技工和老師。他是一位有經驗的護士，經營着工業合作社門診部，保證了我們所有學生的身體健康，他們在這一帶已經成為神話……他現在將要和一位夏威夷出生的中國女孩結婚，這位女孩現在在教授社會科學。為了向學生灌輸秩序，新校長引入了一套日常生活體系，這使那些習慣於隨意起床、上課的男孩子們非常震驚。60年以後，老二聶廣涵仍然能回憶起新的嚴酷體系執行的點點滴滴。“我們早上6點被老師——通常是校長拉鈴叫醒；然後帶着毛巾和一小塊香皂去往河邊——毛巾是發的，香皂是從商店裏買的，我們一周發兩塊錢零花錢——我們洗臉，然後做運動。”
對於他的清晨制度，霍格這麼說：“每個人都得早起，去河裏游泳，有疥瘡的人往身上擦硫磺藥膏，摘虱子。我對他們做過調查，百分之六十的男孩子認為長虱子是正常的。健康的談話和游泳能夠很快糾正他們的錯誤觀念。”
在河流中清洗過後，霍格強制執行了一套早操制度，這套制度在所有的英國預科學校都在執行：戶外運動，伸伸胳臂，起立蹲下。7：30吃早餐，總是粥(中國大米粥)加饅頭；有的時候會有蔬菜：白菜、辣椒、西紅柿，這取決於菜園子裏有什麼菜。
聶回憶說，這套制度比一般英國預科學校要嚴格得多：“早餐之後我們都要抬起頭，張開嘴，霍格拿着一個小型注射器走過來，給我們噴射維他命A。早飯過後上午8點開始上課，一直上到12點。我記得期間沒有休息，我們不停地學習直到中午，然後吃午飯。午飯一般和早飯一樣，是米飯和蔬菜。”午飯過後課程開始變得實際，男孩子們在車間的機器上從1點干到4點。然後是90分鐘的運動時間——排球或者籃球。5：30吃晚飯，還是米飯和蔬菜。7點到9點是晚上的學習時間，9點孩子們回到宿舍。沒有電，學生們就在煤氣燈和蠟燭下做功課。煤油短缺，所以孩子們一回到宿舍，蠟燭和燈就熄滅了。
學校秩序一成不變。霍格像他的學生們一樣身板很硬，他早晨5點鐘起床，7點鐘和學生一起做30分鐘的運動，每天無論去哪一律走路或是騎自行車。他覺得騎二三十英里去參加一個會議沒什麼。晚上10點的時候，校長和他的學校就睡著了。
除此之外，學生們還會唱歌。每天課問或是晚上不做功課的時候，學校就開始練習合唱。霍格教學生們合唱，並對有天賦的孩子進行個人輔導。
大約60年以後，當霍格收養的孩子被問到他們對於收養自己的父親兼校長記得最清楚的是什麼，他們一致認為是他對於歌唱的熱愛，以及他如何將唱歌作為學校的共同語言。老大聶廣淳說：“歌曲是我們的共同語言．學榕里右著不同的方言，有的時候相互之間的理解頗有難度，但是當我們唱歌的時候我們就能理解對方。我們幾乎每天都一起唱歌，所有的人都參與。他教我們英國兒歌、革命歌曲、抗日歌曲以及中國傳統歌曲；他還為我們寫歌。他儘可能多的跟我們一起唱。我們學的第一句英文是唱出來的。他教我們英文歌，同時也在自己的旅途中搜集古老民歌。他會把這些歌曲帶回來給我們，教我們唱。，他問孩子的第一個問題總是：“你知道什麼好歌嗎?”
學校唯一的一件樂器是二胡，這是一件手拉而非使用樂弓的二鉉樂器。霍格成為了一名多才多藝的二胡手，並積累了很多民歌保留劇目，曲調他已經爛熟於心，他從來沒有把它們寫下來，因為他不懂作曲。
霍格設法從排得滿滿的時問表中擠出時問來使學生完成另一項任務——每個人都必須幫助改進學校地面環境。他買來了鋤頭和鐵鍬，這樣孩子們可以組成團隊相互競爭，沒有人可以找借口不做。“老男孩們”承認剛開始辛苦的工作時他們頗受震動，一‘些學生對洋鬼子的瘋狂做法頗有微詞，但是這給了他們一種條理性和安全感。
這套制度一周要實行六天。周日會有些許的放鬆，學生們或是上山徒步旅行，或是在河邊上游泳課。上山徒步旅行是為海濱的城市男孩提供的教育，雖然他們也曾經從甘肅省穿越群山來到居住在高原之上的幽靈和超自然力量組成的熟悉世界。在全天的行走中，學生們發現死人突起的墳墓和為安撫當地人們的靈魂而建的神廟要比他們經過的活人的房屋多得多。墳墓和神廟總是位丁山上的某個特別位置，一塊奇異的石頭，或是地面的凹陷處，從這些位置中當地人可以推斷出一一些隱藏的含義或是神靈的訊息。
從甘肅農民家庭出來的男孩子，有着信仰超自然和敬奉祖先世界的家庭傳統。周末旅行的時候，孩子們經常會在山坡的墳墓歇息許久，討論當地人的傳統。在這些談論之中，甘肅農村孩子總是會勝過海邊精明的城市孩子。
霍格參加了他們的活動，取得了男孩子們的信任。他與他們一起歌唱，一起游泳，一起運動，一起在山問行走。他在有意識地為許多孤兒或者幾乎沒有希望再次見到父母的孩子們創造一種家庭感；他意識到他自己也在尋找着他丟棄在英格蘭的東西：家庭，朋友，結婚、生兒育女的機會。他寫道：“通過某種方式，家庭發展過程奏效了??如果孩子們在下意識尋找他們的父母??我們也在下意識地尋找孩子們。”
一個周末，孩子們進行了為期兩天穿越秦嶺45英里的遠足，在返回途中的最後一段旅程，他描述了學校精神：
一起走路，一起露營，一起在新的好玩的池塘里游泳，有的時候一起挨餓，一起前行，直到我們又熱又累，一起到達一個新地方，在陌生人面前歌唱，見證了許多新的合作組織的成立，這些合作組織都是我們的“家人”，所有這些對學校而言，都有很重要的意義。在我們回家的最後一段旅程上，我們轉過彎，看見了屬於我們自己的那片山脈，山脈下面躺着我們的學校，此時大家自發的感到振奮，過後我們都感到非常溫暖，非常自豪。從那天開始，我知道我們的學校大有作為。
學校的傳統懲罰力方式是在國旗前面跪下，紅色的背景下白色的太陽發出十二道光芒。在正午時分，這是一項殘酷的考驗。霍格停止了這項懲罰。
但是紀律一點也不鬆弛。霍格因為上課嚴格而被大家所牢記。在課堂上，他將表現良好定義為注意聽講，對老師和同學都恭敬有禮：如果違反規定男孩們要被命令站起來解釋原因。霍格在教室外也不容忍破壞紀律。關於其中一個事件，他是這麼說的：
一個下午，我們都下河，用真正的海洋和河流製作亞洲沙圖。最後我們都拿大塊石頭轟炸日本，直到石頭沉入河底。有一個學生非常喜歡這個主意，他開始拿石塊轟炸農民的鴨子，理由是那些是日本潛艇。這嚴重違反了命令，不久之後他就穿着衣服在河裏端坐。他大聲哭喊了一天，但是這是一個裏程碑。
校長、教學職工、他收養的兒子們，以及學校的所有孩子經常性地感染瘧疾。這對於當時在中國西部工作的所有人來說都是職業病，常規的治療方案是大劑量的奎寧。如果一個孩子的體重持續24個小時超過華氏106度，他就會被放到手推車上，穿越秦嶺一直到達寶雞的醫院。這一旅途通常會花費6到8個小時。
令霍格出乎意料的是，職工們的問題比孩子們的更大。培黎學校脫離了中國和西方的教育傳統。最大的區別就是，孩子們被授予了經營自己委員會的責任，這也給了他們對於學校管理層的一些控制權。中國人堅持自己的傳統以及他們從西方繼承過來的傳統。這些傳統都號召着自上而下的學校管理方式以及採用懲罰體系來對待學生。他們將霍格的方式視為異端。
霍格紀錄了他與41歲的康老師的對話，這段話總結了這一問題。康老師抱怨說：“孩子們頑劣不馴，他們不知道什麼是禮貌。”
霍格回敬說：“對。我希望康老師可以盡全力幫助他們知道。”
“如果他們連禮貌都不懂，我們試圖教他們也沒有什麼意義。我們不需要如此犧牲自己的精神能量。”說完，他轉頭離開了學校。
在處理自己職工的問題上，有的時候這位新校長殘酷無情。一位中國老師晚上進入學生宿舍，用直尺敲打那些沒有做功課的孩子。這在當時的中國學校是正常舉動，孩子們也預料到並且接受這種約束。喬治·霍格則不然，他在每周會議上討論了這件事，並解僱了這位老師。
霍格還解僱了一位學校會計，他曾經試圖在霍格第一年任校長時借”16000元法幣(大約是800美元)。霍格逼他交待罪過，這位會計開始哭泣。錢回來了，會計乞求霍格能夠原諒他，忘記這件事，但是霍格一樣也做不到。他不停地質問他，最後會計坦白說自己想成為職業音樂家，需要這些錢來購買樂器。霍格解僱了這個不幸的人，之後此人就在戰時的中國漂泊，除了參軍他幾乎無以為生。
霍格將會計偷竊學校資金的高明手段視為根深蒂固的民族劣根性的表現。可能事實確實如此，但是他的毫不寬恕有點自負狹隘的味道，這是他性格中不招人喜歡的一面，遺傳自他的母親，偶爾在他們之間的通信中有所展示。他自己可能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因為在他的家信中，他對於自己對會計的處理自我辯解了一番：
如果一切事情都飄忽不定，人們每天在變，金錢、價格在變——那麼道德呢?應該有一種東西能使每個人保持自己內心的信條，不管他人作何評論。
從那時開始他和孩子們自己計算賬目。學校出售給合作組織毯子、鞋和紙時有一些盈利，這個時候他們就進行很多的慶祝活動。
霍格試圖提高老師們的道德標準，改變他們的教育保守主義的時候，迎面而來的是政府官員對於工業合作整個概念的全盤攻擊。美國新聞記者們為成百上千個中國村莊的工業革命而歡呼，認為這勾畫著未來的藍圖，中國官員卻在使用媒體譴責遷移到農村地區的小型工業，認為這在戰爭時代不合時宜。霍格覺得非常諷刺。他生硬地說：“如果工業真的只是戰爭的權宜之計，那麼為了國家的未來訓練合作運動的先行者就毫無意義。”
從1942年3月到1944年12月的兩年半以來，霍格一直住在山上的窯洞裏，俯視着雙石鋪。他向自己的母親解釋說，一一半是窯洞，一半是房屋。房屋擴建了，用木框做了一個大窗戶，玻璃的部分用紙代替。沒有?-個人可以真的看見外面，但是至少可以進些許光亮。一年之後終於從西安來了一件奢侈的窯洞傢具：一塊真正的玻璃，一扇真正可以看到外界的窗戶形成了。
窗戶使得霍格更容易看到窯洞生活的大問題：跳蚤。跳蚤是整個學校的問題。孩子們已經被教會了去河邊沖洗，然後仔細篩查驅除虱子，但是跳蚤又與之不同。激烈的跳蚤大戰大約持續了一年：窯洞的地板鋪上了石灰，學校的兩隻小狗洗澡並被消毒；小雞們被殺了吃掉；但是跳蚤依然猖獗。幾罐基廷殺蟲粉是從遙遠城市的朋友處搜集來的，卻被跳蚤吃掉了，吃不夠下次再來。學校請來一位大學化學專家來給建議，專家說跳蚤們無法忍受食鹽。於是學校從當地市場買來數百磅食鹽，用腳把食鹽鋪滿了窯洞地面。偶爾到訪學校進行醫務治療的當地農民看到如此浪費的情形感到驚駭。他們中大部分人不得不將辣椒作為鹽的替代品，以至於得了地方性甲狀腺腫。
窯洞的一半是炕，作為老鼠的天堂，炕最終壞掉，碎石塊鋪滿菜園子。同時霍格和他的學生們發明了自己的蒸汽殺菌池，他們洗澡前把衣服丟進去。跳蚤開始漸漸消失。
但是老鼠還在。它們開始喜歡上了用來往窯洞項糊紙的麵粉做的漿糊，晚上的時候它們就會到處亂跑，噬咬紙糊的天花板。霍格一向喜歡新奇的點子，於是決定在天花板的老鼠洞周圍剪出漂亮的形狀，並在它們外圍塗上紅色塗料來增加效果。這種窯洞裏的很具美感的裝飾印證了雙石鋪大眾的看法：他們門口的洋鬼子瘋得不輕。
其他的窯洞裝飾品就是釘在牆上的照片，大部分是著名訪問者，他們逐漸成了霍格的朋友。亨利·盧斯和他打扮入時的妻子克萊爾·布斯·盧斯在寶雞一個合作毛衣製造廠的合照，美麗的尼姆·韋爾斯即海倫·斯諾的半身照，艾達·普魯伊特與一群美籍華人工程師的照片也在其列。
校長書房從不存在，霍格就在窯洞裏睡覺、生活、工作、寫信、接待訪客。石灰牆邊的窗前有一張木桌子，桌上是一尊佛像，沐浴着日光。窯洞的牆壁上鑿出大教堂窗戶形狀的佛龕，在每個佛龕中，霍格都放入“馬可·波羅不知名的同時代人”的有鬍鬚的塑像，這些塑像是在洛陽挖掘出護城河時出土的。無論這些同時代的人姓甚名誰，他們確實吸引了很多傳教士來到這個窯洞，許多傳教士留下來，喃喃自語着進行這種異教崇拜。
1942年春，霍格接手了這個只有35名學生的學校，1942年秋天學生人數增加到60。這個學校再次成功啟動的消息傳到了合作組織的廣闊地帶，他們開始主動將自己年輕聰敏的成員送到雙石鋪學習行業技能。霍格的學生們在磨練他們的機械技術的同時，雙石鋪的培黎學校已經發展為學校和培訓中心的綜合體。
1942年夏天，許多年齡較大的孩子被送往四州省會成都的一個新工廠接受鍛煉。他們秋天的時候歸來，帶回來一台新機器的部件，在霍格的餘生中他為了這些東西茶飯不思。
我們現在正開始在這裏裝配重要的機械，並把我們的孩子們從成都調回……這在學校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時刻。在學校建立的早期，在把我們最好的學生塑造成形時，把他們送到成都，同時開始塑造下一批新人，這對我們來說意義重大。現在我們的新學生得到了良好的培養，同時老學生也回到了學校，學校整體感覺非常強大。
重要的新機械是高什紡花機，用來生產羊毛和棉線。它原產印度，用板條箱經由滇緬公路運到中國。這台龐大的裝置超過兩噸重，學校車間無法容納，霍格只好把它安置在河岸上，他計劃通過水車來發電。他找來一群難民從主流引出一條溝渠，來為車輪提供足夠的水流。這是一個技術難題，但是霍格和其團隊最終使得通過用水力發電使機器正常運轉了，從此這台機器就可以生產出和城市工廠相媲美的紡織品——至少他是這麼宣稱的。但是機器剛剛開始運作沒多久，洪水來襲，將其毀掉。直到1944年末，霍格才最終報告說，機器重新投入使用，為合作組織造福。
除了學生們之間的宗派鬥爭，以及學校對於新員工的不停招募，新校長面對的最初問題是錢和食物。重慶工業合作總部將學校撥款寄到寶雞的地方工業合作總部。從那裏拿錢總是噩夢一場。1942年夏天，霍格有時不得不騎60英里的自行車穿越秦嶺到達寶雞，為了學校的撥款苦苦懇求、苦苦爭取，然後再在當天騎車回去。經過兩個城鎮之間的通道時，他扶在卡車的後面，這樣他就可以在當天回來。返程的時候一般是在晚上。有兩次他都遇到了埋伏在路邊的強盜，但是他最終還是騎着車甩掉了他們。
金錢如此短缺，以至於學校經常要向當地商人借玉米粉，但是，他們只會賒所有學生各吃一頓的量，就這樣數個月學校都處於僅能餬口的狀態。飢荒迫在眼前。離學校不遠的地方，價格控制已經被用在樹根和樹皮之上，人們只有這些可以售賣，只有這些可以為食。
霍格經營的底線是，只有利用了所有可利用資源，學校才能存活。這些資源中包括湧入這個窮鄉僻壤的難民流，日本的“三光”政策一‘殺光、燒光、搶光’一使得大片農村地區無法居住。這一活動從1942年開始在共產黨根據地施行，12個月內將共產黨控制下的人口總數從4000萬減少到2500萬。日本這一戰術是毗鄰的河南省飢荒的主要原因，1942年全年，成千上萬名難民都在學校所居河岸的對面安營紮寨。
霍格從難民中招募了勞工來為他的水車挖掘河槽之後，他又把他們送到山上工作，把一個廢棄的石灰窯重建，砍伐剩下的少量木材，沿着河岸種植菜地。其中一些難民是泥瓦匠，霍格利用他們的技術製造石錘，用來從乾燥的泥漿中將磚塊敲擊出來。
霍格27歲的時候就當上了校長，一所按照當時中國的混亂標準隱含着巨大問題的學校。但是他意識到了問題的所在，並迎頭解決。就好像他此前人生中的所有歷練都是為了他訓練、教育、培育不受規矩的中國戰爭孤兒而作準備的。
他的熱情、與孩子們打成一片的能力不用說，他還具備一種高尚品性，多年之後仍然健在的、當年的孩子們仍然記得：他從自己做的每件事情中都能獲得很大的樂趣。他很開心，很享受，他將那種享受感傳遞給周圍所有的人。1942年的一封信總結了他的心情。
親愛的媽媽：
今天我很開心。天氣晴朗，河水衝擊着即將建成大橋的混凝土樁，玉米越長越高，但是還沒有變成金黃色，我們的桃樹結滿了直徑2厘米的小小綠色果實，除了這些我仍然感到開心——這可能意味着我是從心底里高興吧!這可能跟月亮的狀態有關，抑或沒有……我早餐喝豆奶的時候加入了一些咖啡，心情好可能與此有關吧!消化不好了——這是自從3周之前的瘧疾以來的第一次——一定與好心情相關；消化不良昨天晚上神奇消失。之前我勉強拖着汩汩作響、不斷抽搐的胃向上遊走了兩英里，及時趕到食堂，坐下來吃了一頓戶外晚餐：自己釣的魚、家裏種的馬鈴薯，還有一種瓜。
在這封信中，食物是不斷出現的主題。在英國，食物已經使用配額制，除了富人和兒童(後者吃鱈魚肝油、喝橘子汁，生活得很舒適)之外所有人的飲食已經減少，他的家人讀到學校廚房為孩子們和校長提供了如此多樣的飲食，一定會覺得非常誘人的吧!
這些日子吃得很好。菜園子裏的西紅柿長勢旺盛。使館朋友送來的成牛肉還沒有吃完。剛從一位即將退休的傳教士處購得一台餅乾機。今天餅乾機投入使用了，蛋白被作為發酵物分開壓榨。現在是馬鈴薯的時令。豆漿通常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西藏邊界地區的蜂蜜純粹透明，比當地牌子的好吃多了，後者經常有麥芽味，我的意思是摻有次品，我怎麼能這麼笨。
1942年，在一封家信中，霍格寫到他對於濕腳問題的觀察，這表明他在中國的偏僻角落生活得非常愜意。
我很胖，很壯，很開心。只有那些試圖像外國人一樣生活的人才會覺得生活困難，這是一個值得人們注意和記住的事實。比如說濕腳。公路是濕的，小徑是泥濘的，沒有出租車，沒有公共汽車，沒有體面的鞋子，沒有膠鞋，回到家之後沒有地方可以晾鞋。你怎麼辦?嘗試你所能找到的所有東西，並擔心“英格蘭不會是這樣?”不對……買一雙能抓泥的布鞋，不穿襪子，走出去，去踩你能看見的所有水坑。用可愛的淤泥覆蓋住你的腳，玩個痛快……這是最健康、最美妙的。
這個月的晚些時候，他位於赫特福德郡的家人接到了戰時中國生活的描述，這與英國的戰爭生活相比真像是田園牧歌般的生活。
留聲機交替播放着《萬福瑪麗亞》、《騎士》以及冷流衛隊樂隊的一些歌曲……我們的母雞馬上就是第21天孵蛋了，它絕望地對着擺放在面前的食品咯咯直叫……一群小男孩學習跟着中國民歌的曲調跳蘇格蘭高地舞，兩隻小狗滾來滾去，對着對方身上的跳蚤狂吠，有人在挖蔬菜……這一切都酷似家鄉。這裏比不上威弗林，但是仍然是一個家啊。沒有女人，所以一切都有些零亂。
瘧疾捲土重來，但是霍格發現這一疾病的周期性侵襲很有意思，於是做了如下描述：
首先是手指關節疼痛，食量增多，然後脊骨開始顫抖。這個時間我總是會感到充滿冒險精神，就像在火車站等待一位好友……有一次，我在機械修理店，脊骨開始顫抖。這是一個熾熱的夏日，人們在煉鐵。我儘可能地靠近火爐，這樣火光可以照在我的背上，可我還是冷得發抖!當然，真正開始顫抖的時候就不再好玩了。那個時候人就開始想家。中國實在算不上是個好地方。無論如何我已經在此7年了。生活很有趣味，但是我不指望有所成就。他們從來沒有真正信任過我們。
霍格的瘧疾最嚴重時，他就會在昏迷中幻想着回到英格蘭的舒適和安逸：“周日的晚上，吃着冰巧克力、喝着小麥片，在收音機前讀書，從媽媽的卧室看一輪圓月??渴望回到家鄉。再也不來中國。”
但是一旦他好起來，他就轉變主意：“或許沒有必要馬上就回去”。為了使他的父母安心，他補充說：“你們不要把我當成一個瘧疾病人。我只是一年得一次，並且很快就能康復。瘧疾容易反覆。”
在幕後，路易·艾黎為了支持學校而努力着，並將聯合政府雙方錯綜複雜、敵對的政治關係告訴霍格。雖然他不教書，但是他經常待在雙石鋪的學校窯洞中，與孩子們共度時光。
男孩子們讀着圖書雜誌，不停地朝艾黎發問。男孩子們擺弄留聲機，唱得跑了調。男孩子們用他的肩膀跳馬，或是被他顛倒着抓起來。他給男孩子們灌腸劑，給他們的疥瘡塗抹硫磺藥膏。男孩子們站在銅盆里，把肥皂水弄得四處飛濺。男孩子們連內褲都不穿，靠着火爐相互敬酒(艾黎下部的傷疤表明他自己也沉浸於這種娛樂之中)。男孩子們抓艾黎腿上的毛，或是用手指摩挲他的大鼻子。艾黎說：“男孩子們在哪都一樣。他們要是在新西蘭該有多麼開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