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在路上
“我有兩個兒子——我跟你說過嗎？”
霍格現在幾乎永遠在路上，在大西北穿梭往來，為重慶國民政府和延安的共產黨撰寫長篇報道。他輕裝上路，隨身攜帶飾有靛青色圖案的棉被和灰色軍毯。棉被和軍毯都已經打滿了補丁，但是他不願意替換任何一樣，他將它們視若珍寶，就像一個孩子溺愛自己最喜歡的“泰迪熊”一樣。長途旅行是經常在超載卡車上度過的，他把棉被包在一張油布里，用來防水。他的衣櫥裏衣物稀少，只有兩條短褲，兩件襯衣，一件淺藍色的工作服，一件羊絨衫，內衣以及一套冬天穿的棉服。
他騎馬、騎騾子、坐驢車，或是任何可以當做汽車的交通工具：“這些所謂的汽車只是無篷卡車，大家都帶着自己的行李蜂擁進來：被褥、箱子、嬰孩、小雞、雞蛋、蕪菁、干柿子和橘子，然後就坐在上面??汽車的燃料是炭，因為汽油非常昂貴。”他將自己的汽車冒險旅行寫成長篇散文，投遞給《曼徹斯特衛報》，後來被《新政治家》登載，題目是“從汽車看中國”。
公共汽車站的大木門外面已經聚集了一群人。他們就像一群寒冷的羊群一樣默不作聲地站着，彷彿等待黎明的過程中有一種低於人類的原始情愫。人們聚集起來拿着黃色的碗去貨攤買花生糊時，貨攤上的紙燈籠微弱的光映照着他們的臉。嬰兒們帶着疲倦的聲音開始哭，媽媽們就將他們餵飽。士兵們不受任何行李的牽絆，挺立在一旁。鄉村的人們焦慮不安地數着他們的行李。
突然鐵鏈發出叮噹的響聲，沉重的門閂落下，大門開了一個小縫。我們就像在足球場上一樣往門裏沖。“2177車在哪?”“2466車在哪?”我們來回奔跑，尋找位臵。這個過程中損失片刻的時間就可能意味着這一天的剩下時間要跟一群四處奔跑的人們擠在一起。而如果能成為最先擠上車的人(始終假設你沒有碰到另一人從與你相反的方向擠)，並被夾在一群混亂之中：有嬰兒和老紳士，還有土產品、行軍床、備用帽、橘子、成菜等等，(如果你足夠幸運)還有漂亮的眼睛大如南瓜籽的女孩，則是多麼開心的事啊!
豪華舒適、配備沙發軟墊、靠背高高的飛機在整個中國大陸繁榮發展，可能涵蓋了一些獨佔性，但是戰爭時代的中國公共汽車對其乘客們一視同仁。當所有人都坐定了，在外面扶着的人讓其他人在轉彎的時候緊緊抓住他們。每個中國人都試圖多結識人，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形成對對方的第一印象，這樣交談就開始了：你的家鄉在哪裏?哪個省的飯菜最好吃?哪個省的方言最難懂?這些是最關鍵的問題。
我們的車是醜小鴨中的美天鵝了。也就是說，我們的車燒的是汽油。而其他車的頂端則是難看的煙囪管和木炭爐。他們每斤木炭(大約7美元)可走1000米，我們十加侖汽油可走10萬米，而在那個年代汽油價格不菲。但是這還不是我們為我們的優越所必須付出的全部代價；我們在可以動身之前，必須將每隻醜小鴨沿着公路向前推，直到它們發動起來。天鵝在這個年代必須做出犧牲……
(車開動以後)天空飄着雪花，狂風呼嘯而過，乘客們的衣角和毯子被捲起，又飛速地被我們塞回去。
不安分地坐在卡車邊上的是一些從陝西前線回家的士兵們。他們已有兩年未歸了，相互之間興奮地指點着古老的路標。面露欽佩之情的百姓們詢問他們在前線的戰績，士兵們用英勇無畏的口氣講述着他們擊退日本鬼子或是敵軍作繭自縛的神奇故事。
小商販及其貨品遍佈整個車廂，鄉村人趕着到下一個城鎮炫耀他們新生的嬰兒；前面邊上有一位歌劇家，之前肯定做過女主角。她緊緊地抱着自己鍾愛的樂譜夾，就像一個農村婦女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樣。她躺在毯子下面，哼着卡門的片斷。她這次是從蘭州到重慶(她這麼對旁邊的婦女說)去訂婚。如果她沒把臉藏在毯子下面該有多好啊!
路上都是車的艦隊：手推車，四輪車，私人車，政府車，將麵粉和棉花運往南方，再從四川帶回茶葉、大米、煙草和鈔票。臨近傍晚，我們沿着崎嶇的修築得很好的山路進入漢水流域，途經一支手推車艦隊，連接其間的短繩飄揚着。之後夜色漸深，一長串駱駝帶着木材、石油和茶葉回到蘭州，這些貨物將會通過甘肅，橫跨沙漠，翻越貧瘠的山口，沿着新疆位於海平面之下的翠綠的山谷而上，進入蘇聯。
就在我們進入漢中之前，我們看到一位老人，很可能已經又聾又瞎。他背着一大捆的木柴，在路中間蹣跚而行。我們開着低檔跟在他的後面大聲呼喊了一會，卻無濟於事。副駕駛員跳下車，暴跳如雷地推搡了那老頭一把，不知是因為驚異，還是力道太大，老人掉入壕溝之內。駱駝和背木柴的人的舊中國一定會讓步給新的中國；但是我們希望新一代可以找到一種更文明的方式!
漢中在新的電燈照明系統下驕傲地閃爍，街道上有很多好吃的食品。坐在四川桔子、干柿子、牛肉三明治，小攤旁邊的年長女人們對這個地方的時尚感到非常愜意，腳下的小木炭爐沿着她們的裙子送上一股熱氣流，膝蓋上的可以用來暖手。看個電影(那種五分鐘后就讓你頭疼的），然後上床睡覺。馬路的規則是早睡早起，如果你想要一個比今天好的位臵。
第二天清晨，在破曉之前很早的時間居民們就已經起來了，要“洗臉水…‘漱口水…‘淘米”。天還是黑的，人們就再次擠進了卡車裏。
然後汽車繼續前行在新舊交替的中國。雞毛到處飛；小豬像黑色的子彈一樣滿車跑，或是在我們身後相互追逐，原因很簡單，它們忘了停止奔跑；大捆紅辣椒在太陽光下閃耀，神聖的樹上繫着的破布將我們拍打醒。狗和鳥都追趕着我們。母牛甩着尾巴，飛快地走掉，小男孩們跑過來迎接我們，小女孩們努力讓自己看起來很有膽量。老年男人們像以往一樣懷疑地搖頭，老年女人們用肘輕推着對方，
用手遮蓋着臉，不懷好意地咯咯直笑，笑那些相互堆積的很不舒適的乘客們，他們看起來就像市場上待售的一群綿羊。
有一次，為了躲避日軍的前進，並挽救機器的一個重要部件，霍格撇開了自己的原則，僱用了一個黃包車夫。一個強壯的英國男人加上一個巨大的機器部件對這個車夫來說太重了：“他臉上佈滿了斑點，身上滿是雜草，膝蓋嚴重向外彎曲，是我見過的最為瘦弱的車夫。我在路上碰到的一位傳教士說他吸食鴉片成癮。”
3天的旅程就這樣開始了，這個奇怪的兩人組盡全力保護他們的寶貴貨物，搶在敵軍前方，並避開敵機的視野。即使這趟旅程如此危險，霍格在書中卻把它寫成了一段少有的喜劇插曲。敵軍緊逼其後，在他們的側面隱約可見，霍格決定與其面如兔子的人力車夫輪流拉車，他稱車夫“小兔子”。
在他看來，這是體力上能做的最佳安排了，但是他害怕沿路同行的冷嘲熱諷。所以當我拉車的時候，他把他的大寬沿帽給我，用它蓋着我的臉，同時也在自己的臉上圍了一條臟毛巾。我們就像一件神秘的手工藝品，對於周圍友好的呼喊或是停下喝茶的邀請臵若罔聞，就這樣一路無事。然後“小兔子”看見了一位舊友坐在一家茶館前，他對於自己偽裝的信念在這一瞬間消失了，他從車上掙扎着起身，朝我喊道：“讓我拉，讓我拉，你肯定累了，歇會兒吧!”。馬上整個村子的人都盯着我們兩個看，用髒話罵得我們面面相覷。
我們繼續前行，神奇地超越了公路上的所有其他車輛。“小兔子”永遠不會主動離崗，但是在拉了一段他認為是公平的距離之後，他就會小心謹慎地離開大路去小便，回來時看見我站在車輪之間等他，便總是裝出很驚訝的樣子。
黃包車在橡膠輪胎上行駛如此之快，真讓人驚異不已。我們把貨物放臵在某個特定方位，這樣車軸就輕輕上抬。車夫一上車車就自動前行，同時承載了他自己的重量，這樣在平路上只要用很小的力就可以行駛得比步行快。
在路上陽光明媚，可是無人關注。趕騾人抽動鞭子，偉大的騾隊——上帝創造的唯一一種真正熱愛工作的動物——喘息着前行。
滿載傢具的手推車隊和滿載城市撤離者的黃包車隊排成一列，一路小跑。驢子們往返於村落之間，鄉村的女孩子們穿着打着補丁的絲質褲子和絲質工作服，坐驢車去看望她們的親戚。
片刻之間一大群轟炸機的陰影籠罩着我們，路上的人們迅速地避入了路邊的壕溝；飛機一走，人們又像野兔一樣從壕溝里跳出來，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5個小時后我們發現南陽依舊濃煙滾滾。所有的旅館都倒塌了，我存放行李的那家旅館像是一個發黑的貝殼。
“小兔子”和我沒有停歇，在黑夜中前行，因為日軍就在我們身後數英里處。只有那些有親戚要埋葬的人們留在後面，他們在燭光中，從廢墟中尋找燒焦的木棍，然後將它們小心地插在棺材之中。
而在他們身旁，整個城市的其他人湧向公路，傾巢北上。
我們不能再走幹線公路，因為日軍的巡邏飛機正在大路上用機槍掃射所有活人。我們不能再輪流拉車，只能一起拉着它翻山越嶺。
在旅行的第三天，兩人終於到了位於伏牛山上的安全地，大約在黃河以南兩百英里處。霍格給了“小兔子”錢，打發了小兔子之後，他就開始打發他的車夫傳遞給他的一大堆虱子。
霍格很少在一個地方停留數天以上，對於這種東奔西跑的生活他似乎非常滿意。旅行令他暫時將他對於女朋友小任、家庭以及朋友的擔心拋之腦後。但是他的腦海、他的夢從來沒有離開過家：“有一天我做了一個夢，聖佐治的橄欖球隊在球場上踢球，每個人都在鼓掌，瘋狂地呼喊着‘學校”而我卻被關在校長的書房接受教訓。”
1940年夏天，霍格第二次去重慶，其後他又去過幾次重慶。重慶自豪地稱自己為地球上被轟炸最
嚴重的城市。倫敦的閃擊戰即將開戰，但是自從蔣介石1938年將中華民國的首都遷至重慶后，這個中華民國的陪都已經經歷了幾乎兩年的持續不斷的空襲。
霍格發現城市的生活給人帶來恐懼和壓抑。轟炸比他在漢口經歷的要激烈得多，覆蓋面也要廣得多。中國媒體廣泛地報道着倫敦閃擊戰的情況：每日的空襲警報、人們奔向避難所、血腥的後果。霍格的直系親屬中，只有他的父親在倫敦工作，但是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對於轟炸可以對擁擠都市的平民帶來什麼後果，他非常清楚。此外，讓他在中國挺過前3年的理想主義漸漸開始消失。1940年9月，他和以前一樣，給“親愛的爸爸媽媽”寫信：今天是星期五，晚上11點左右。親愛的老希特拉可能正在對英國發起死亡攻擊。我的思緒就在這裏結束。當我在一個曾經美麗的城市(重慶)的廢墟里漫步時，我想，倫敦很快會比這個城市以及那個彈丸之地的其他城市(比中國的一個省還要小得多)還要糟糕……這裏的情況也不容樂觀。如果你們還記得我所寫到的戰爭期間的進步，(從軍閥到民主，青年精神的力量等等?)，忘了那回事吧，這在如今一天比一天不真實。
國民政府腐敗墮落，西方力量無法與日本抗衡，共產黨已經識破了國民黨內戰的陰謀，積極的進行着準備，這些已經足以讓人沮喪。每日空襲的生活更使人悲哀。
但是，如果倫敦可以承受得住，重慶同樣也可以。從很多角度上說，中國戰爭時期的首府位置更佳，可以在常年的空襲中倖存下來。重慶建於陡峭的山上，該山位於長江和嘉陵江的匯合處，從一塊形狀似鯨的岩石之上伸出。重慶的歷史可以上溯到約4200年之前，當羅馬還只是一個小山村，倫敦只是沼澤地和林地的時候，重慶就已經是名副其實的重要貿易中心了。作為一個壯麗而非秀麗的城市，重慶在漫長的雨季中總是艨朧不清，被霧籠罩，鐵灰色雲彩在屋頂集聚，有規律地帶來長時間的雨水。關於這個城市，有句古諺語“蜀犬吠日”。
戰爭年代，人口激增到了原來的3倍，幾乎過百萬。人們也確實學會了害怕晴朗的天氣，天氣一晴，轟炸就要開始。人們迅速得知空襲中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政府在山的側面所挖掘的深深的隧道，在那裏形成了大約1000個公共避難所。霍格發現這些隧道黑暗、泥濘，並且非常受數量急劇增長的耗子們歡迎，它們就像所有人們一樣急切避開日軍的轟炸。
政府、銀行以及富有的市民們建造自己的深邃的防空壕，裝修良好，並且裝備着廚房設施。加入這些避難所的邀請是每個人夢寐以求的事。澳大利亞記者羅茲·法默描述了基督教青年會如何將襲擊轉化為商業機會，通過大量投資修建位置較深的避難所，然後在空襲的月份里售賣50美元的季度票給會員們。
1938年12月之後到達重慶的政府官員、外國記者和外交官會發現，這個城市的主要街道泥濘不堪，白天夜晚都有超大號的耗子活蹦亂跳。日軍侵略初期市中心就已經被毀掉，城市外圍的地下就是法默稱之為“骯髒的通道和幾乎垂直的石頭樓梯組成的中世紀沼澤”，對於那些不夠謹慎的人，含水層噴出的水能將這裏變成危險之地。河邊地區與城市街道一樣擁擠。從漢口沿河而上的美英法的炮艦與舢板和小船爭奪地盤。
重慶與太平洋海岸相隔1500英里之遠，離印度比上海更近。數個世紀以來，該城市從濱水地區沿着避難的山區向上擴展，在這裏房屋依附着懸崖峭壁，看起來有幾許失真。河上的房屋在50英尺高的高蹺上建成，用圖示解釋了長江一年一次的漲潮：西藏山脈的融雪讓“生命的河流”奔騰不止。
就像其他新聞記者一樣，霍格到來的時候最好的住宿之地早已被佔據或是毀壞。除了為工業合作社工作之外，他現在還是美聯社的通訊記者，同時為《曼徹斯特衛報》撰稿，他的報道為各大媒體所重視。在名為“媒體旅店”的偷工減料的政府建築樓里，他設法與媒體團隊的其他人同住一個房間。不久之後旅店就在一次轟炸中被毀，很快政府又在原地搭起了一座竹樓，窗戶上糊着油紙，地面是膠合板，這樣的建築成了老鼠的天堂。媒體的人們雖然很憎恨這新樓，但是新樓的建立仍然使他們士氣高漲。一種英雄氣概瀰漫全城，與倫敦的反空襲熱情相呼應。新聞記者、外交官、國民黨和共產黨官員與上班族、船夫、人力車夫和貧民窟居民有着相同的目標，面對着相同的危險。轟炸讓人們對日本同仇敵愾，並堅信日本將會被打敗。
雖然霍格仍舊是個新聞記者，但是他在合作社的工作卻讓他無法行動。美聯社對於農民階級的故事不感興趣。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媒體都和美聯社一樣，還是有一些主流媒體對此感興趣的，例如《時代》雜誌的西奧多·懷特，他們將霍格視為信息來源，來獲取合作運動成功的樂觀跡象。許多舊日的漢口同僚們都在重慶市，霍格與他們密切合作來撰寫工業合作社故事。
美國記者安娜·雅各布是重慶媒體界的一名新成員，她1940年離開荷里活，抵達中國，之前她一直為荷里活撰寫電影劇本。她在《時代》雜誌社與西奧多·懷特合作，她對於重慶的悲慘處境以及那裏的反抗精神的描述恰到好處：
這個城市老鼠成災，生活條件極差，食物糟糕，彈坑隨處可見。所有的東西都是粘糊糊的，又冷又濕，就好像正在發霉一樣。夏天濕度很高，臭蟲瘋長。在人們的房間裏，離人4英寸對面的牆上爬着蜘蛛。所有(媒體旅館)的水都是用木桶從長江邊打來的，我們一天只有一鐵盆水用來洗澡。夜晚，老鼠噬咬我們的靴子，咬穿電話線，吃我們的肥皂。但是，雖然身體上極不舒適，但是精神上卻極受鼓舞，那是非常值得回憶的一年!
雅各布以及其他1940年來到重慶的人是幸運的。去年5月是轟炸最為猛烈的時候，也是日本空軍戰爭期問單次任務出動轟炸機最多的一次。目的是摧毀國民政府首府，迫使政府回到投降的談判桌上。霍格是5月末第一次去的重慶，他為美聯社做了很多有關轟炸破壞的實地報道。
日本轟炸機編隊從他們已經佔領的漢口空軍基地發動空襲，來回要經歷1200英里的旅程。黃昏時分，飛機在1萬英尺的高度5架一排對城市進行進攻，這是傳統的防空炮火的最大射程。一位新聞記者從俯瞰城市的山頂觀看空襲，他預計參加襲擊的飛機有250架。燃燒彈加上5百磅烈性炸彈形成了1英里寬的火海，在這個木柴之城熊熊燃燒。
新武器使用的背後有着殘酷的用心。為了容納在戰爭中急劇流入的人口，重慶近來新建了成百上千座建築物。根據政府指令，這些建築物都配有石牆地下室來作為防空洞，而事實證明這些所謂的防空洞是真正的危險場所。第一輪轟炸給城市帶來了大量的烈性炸藥，脆弱的木結構房屋紛紛被毀。第二輪轟炸帶來了燃燒彈，將在地下室躲避的人們燒成灰燼。這個城市的人口四分之一在大火中被毀，死亡人數成千上萬。
蔣介石政府下結論說，日軍新來的德國顧問參與了襲擊策劃，這一結論幾乎完全正確。這一伎倆與曾在西班牙、尤其是在格爾尼卡使用過的如出一轍，重慶的遭遇似乎預示了倫敦的未來。希特拉政權事實上在中日衝突的雙方同時起着作用：從1939年初開始德國顧問已經開始與國民黨合作。柏林和東京1936年簽署了反共協定，但是一支德國軍事代表團已經與蔣合作多年。中國戰爭激化時，希特拉將代表團撤走，但是其一部分成員繼續留在了中國。在這個階段，中國的權力競爭主要是由日本和蘇聯在推動。直到歐洲戰爭爆發之前，莫斯科在對華援助上都非常慷慨，為中國提供了兩年期限的上千架飛機、兩千名飛行員以及500名軍事顧問。從1939年9月開始這些援助急劇下降。
日軍對重慶大規模襲擊的初衷是打擊人們的士氣，使其與國民政府及其共產黨對手都反目成仇。日本和其德國顧問好像都沒有意識到，空襲殘殺了重慶大量平民，整個戰爭過程中在其他地方也在以較小規模重複着重慶的遭遇，這樣的“遭遇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霍格在他的新聞報道以及家信中都寫道：對平民的轟炸增強了‘抗戰到底’的情緒。”重慶的外交官和新聞記者從人們對於轟炸的反抗來獲取重要問題的答案。從海濱地區逃難至此的難民可以再次容忍槍火中的生活嗎?他們會對國民政府保持忠誠，還是轉而支持南京日本傀儡政權?人們真的會繼續努力重建支離破碎的工業基地?陝西的農民團體會接受國民政府退回古都帶來的死亡及破壞嗎?
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確定無疑的。政府邀請了許多美國名人來到這個被圍困的首府，來將信息擴大。戰爭年代來到重慶的名作家和名記者中，聲威最大的當屬歐內斯特·海明威，他和他的夫人瑪莎·蓋爾霍恩與國民黨指揮官一起進行了為期兩周的前線訪問。他們在1941年4月的時候搭乘DC3飛機到達重慶，在長江沙洲的一個臨時飛機跑道上降落。飛機上沒有其他乘客，但是飛機帶來了價值數千萬的新印發的中國鈔票。為了在不用提高稅率的基礎上滿足戰時支出，政府在香港印刷貨幣。在整個戰爭期間國民政府都如法炮製，結果造成了惡性通貨膨脹，摧毀了國民經濟，也部分導致了蔣介石政府1949年的垮台。
重慶的沙洲機場是城市生活的適當開始。海明威夫婦被政府官員特許了VIP待遇，在碎石和老鼠之中度過了3個星期。對於他們來說這段經歷並不開心。蓋爾霍恩雖然是著名的戰地記者，但是非常挑剔。她無論到哪，都為當地的衛生設施(或者為當地沒有衛生設施)感到驚駭。她為《克利爾》雜誌寫了6篇報道，其中包括為宋美齡寫的一篇光輝四射的個人報道，而她在日後將會為這篇報道悔之莫極。海明威後來告訴作者及評論家馬爾科姆·考利說，他“最終從對於中國人死亡的恐懼之中恢復”，對於他的訪問提及甚少。他最為關心的事情就是喝到像樣的酒。他去過的所有酒吧，其中包括了美國使館，提供的酒他稱之為“蛇酒”。他後來發現，一位駐紮在河中炮艦上的美國海軍上尉在一次拍賣之中贏得了兩箱威士忌。海明威出高價購買這兩箱酒。經過了大量磋商，上尉威廉·李德出售了6瓶酒，以此換來6次寫作課。彼得·莫雷拉在他的書《歐內斯特·海明威在中國前線》中宣稱海明威事實上是美國財政部的間諜，這次旅行的目的是對於政府腐敗和共產黨威脅做出獨立的判斷。
日本人從來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轟炸計劃如此無用。珍珠港事件以及太平洋戰爭之後，日本戰機再三轟炸西部以及西北農村地區的無關緊要的目標。人力和軍需品的消耗與效果完全不成比例，結果經常引人發笑。在襲擊背後是時鐘計劃，這意味着在好的天氣，同樣的飛機將會在每天同一時間在同一目標上空出現。
霍格經常在河南中部城市南陽往西25英里的鎮平縣工作。這個縣城是個交叉口，有公路向北到達洛陽，向西到達西安，向南到達漢水流域，向東是日本的封鎖線。這裏經常遭到空襲，時間也非常規則，以至於霍格為此製作了移動桌子，每天清晨5：30天空晴朗之時他就把這些桌子移出來放到一堆柳樹下。
一天上午霍格及其同事正在樹下辛勤工作，一架飛機照常開過來。他們坐在那裏，觀看了這已近乎慣例的行動：
……它向下俯衝，恐怖的吼叫着，機關槍的聲音斷斷續續。第二次俯衝的時候飛行員在我們面前投擲了一枚小炸彈，我們可以看到他探身出來觀看自己的傑作。在過去，在納粹之前，英國皇家空軍的戰士們常常向住在亨頓飛機場矮灌木叢小屋裏的“土著”示威。我想，我們也是日本人眼中的“土著”吧。他再次俯衝，結束了機槍掃射之時，一個農民的農舍已經着火，大量棉花被燒掉，3頭騾子、4個趕騾入死去。
1939年5月的災難性空襲之後，中國人開發了一套精細的早期預警系統，這一系統成功地降低了人員傷亡。日軍陣地以及空軍基地附近的中國特務使用野戰無線電、無線電中繼站網絡來將襲擊飛機的規模和方位反射給重慶總部。控制室也會識別出相似的目標，並將信息傳遞給轟炸機飛行路線上的城市和村莊。大部分對於中國首都的襲擊從漢口出發，轟炸機要進行3個小時左右的飛行。城市周邊的山脈上樹立了大欄杆，上面掛着許多紙燈籠。這些燈籠發著白光，和城市的警報一起向人們告知飛機一個小時后就會抵達。襲擊迫近的時候燈籠變成紅色。燈籠熄滅的時候，平民們知道該到防空壕中躲避了。擴音器被用來在較大城市傳遞警報，而在一些小村莊，寺廟的鐘鼓被用來傳遞警報。
隨着國民政府的到來，重慶的外國企業和外交團體急劇增加，在空襲中他們大部分安然無恙。從前的通商口岸位於河對面的南岸，其寬闊大街的兩邊是他們曾經高貴典雅的房子。因為美國使館位於南岸，英美法的炮艇都停泊於此。日軍認為此處屬於中立區域，故不對此進行轟炸。位於左岸的英國使館由令人敬畏的阿基鮑爾德·克拉克·科爾爵士領導，仍然處於危險之中。
在總數大約3000多人的外國人中，一半人居住在逐漸失去殖民光芒的南岸，在襲擊期間會有其他外國人加入他們的隊伍。但是他們在大規模襲擊中並非總是袖手旁觀。西方醫護人員、外交人員的行動彰顯了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英國大使及其團隊在救濟工作中表現卓越，克拉克·科爾絲毫不掩飾其對侵略者的痛恨。一次襲擊過後，有人看見他在英國大使館的廢墟中踱步，面容蒼白，頭髮稀少，身穿寬鬆舊法蘭絨衣服，仇恨地朝一個假想的日本空軍戰士揮動棍棒。一位目擊者說：“我從未在別人臉上看到過那種仇恨和恐怖混雜的神情。”
反覆轟炸沒有改變外國人對於租界機構——俱樂部的依戀。長長的柚木吧枱，毀壞的網球場，磨損的桌球桌，俱樂部是重慶外國人社交生活的中心。老服務員供應飲料，圖書室的桌子上躺着同樣古舊的雜誌。一位作家這樣描述道：這裏是“小通商口岸的半殖民地生活的傷感遺產。這裏仍然禁止中國人成為會員，並且拒絕他們入內。”在這裏，空襲之間，霍格與傳教士、外交官、新聞記者這個奇怪的組合打網球，牛津的老朋友也出現了。就像曾經的漢口一樣，重慶現在變成了來到中華民國的一個不能不到的訪問之地。
1940年7月，霍格在其“洋秘書”職權之內，與工業合作運動高級官員進行了40分鐘的談話。他彙報了合作運動的進展、其對於資金的需求，以及提升其在美國公眾心目中地位的計劃。他說的是普通話，帶着濃重的北方口音。他雖然說得也並不流利，但是他對於語言的把握能力給聽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合作運動的共同創辦人路易·艾黎。
艾黎建立了強大的同盟，來發展農村合作運動。在上海的時候，他對於共產黨的同情就已經為國民政府所知，但是1940年要緊的是反抗日本的聯合戰線。國民黨安全組織可能將艾黎視為徹底的共產黨代言人，而非國民黨的“外國友人”，但是當周恩來成為聯合政府的一分子時，這一切變得無關緊要了。
在任何情況下，宋美齡以及英國大使都在支持艾黎“合作運動”的大軍之中。他不僅是這一運動的創立者，還是其驅_力力。他是一個才華橫溢的政治評論作家，他將合作運動作為對任阿一個願意聆聽的美國記者的民主試驗。當艾米麗·韓說：合作運動的宣傳工作比當下的真實情況要超前一步時，她一定想到了路易·艾黎。
艾黎極大地影響了霍格後來在中國的歲月，並將其視為自己要保護的人，雖然他們之間關係的定義霍格從未承認。霍格也沒有意識到，艾黎是一個神話製造大師，他總是將其不尋常的生活故事改編來適應其觀眾的口味。從霍格的通信和書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艾黎講述給他的故事並非全部屬實。
1897年，艾黎出生於新西蘭北坎特伯雷附近的斯普林菲爾德村莊。根據一位毛利首領的名字，艾黎被命名為“路易”，這位毛利首領在19世紀60年代土地戰爭抵抗英軍時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他在當地已經成為神話。艾黎在農場上長大，但是在九歲的時候他的父親成為基督堂市一所學校校長，他也隨之搬遷。他哥哥埃里克加入了新西蘭遠征軍，一直在法國作戰，1916年戰死沙場，這一事件促使艾黎參軍。經過培訓后，他在伊珀爾突出部度過了1918年的1月到4月。二十一歲的時候他經歷了塹壕戰的恐怖，兩次受傷，被授予軍事獎章。因個人的英勇行為，他在1916年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但是他的英勇行為不足以使他獲得服役優異勳章。在殘酷的塹壕戰中，英勇程度很難界定，但是艾黎一定展示了真正的勇氣。
回到新西蘭之後，他度過了6年孤獨的歲月，在北島塔拉納基郊外的與人共同擁有的小農場上苦苦謀生。1926年他離開新西蘭奔赴中國。奧克蘭的報紙上充斥着有關中國軍閥、國民黨以及共產黨運動之間的內戰的消息。艾黎厭倦了務農，對中國充滿了好奇。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許多遊客都被吸引到了上海。
1927年4月艾黎到達上海時，正值國民黨和弱小的共產黨第一次合作以大屠殺告終而破產。蔣介石發動“白色恐怖”來毀滅這個新的政黨，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被當場處決。到達不久，艾黎就親身體驗了恐怖：“我看見5個沒穿衣服的青年男子被綁在柱子上。就在我的眼前，他們被推倒在地，一位軍官下馬，朝每個人的腦袋開了一槍。第二天，我在報紙上讀到消息，稱他們是“企圖組織工會的年輕煽動者。”艾黎就在這一刻決定了要從政，然而奇怪的是他沒有在自己的家信中提到這一事件，而是多年以後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作了記載。
大多數恐怖事件是在歐洲人視野之外的中國區發生的，中國區滿是棚屋，人們在貧窮和疾病中苟延殘喘。與之相比，國際租界區的生活可以算是奢華，即使像艾黎這樣生活水平相對算低的人也是如此。他加入了城市消防隊，開始學習普通話和馬克思。他反對剝削童工，尤其是將農村孩子買入該市的成千上萬個車間裏為奴。
艾黎矮壯結實，淡黃色頭髮，大鼻子，在日本佔領上海前已經為上海人熟知。他曾任上海市理事會的首席工廠檢察官，當任期間為了該市的窮人的利益而戰。他的人道主義工作延伸到了廣闊的處於洪災和飢荒的上海。30年代初新西蘭的出版界開始出版他的圖書，他在上海也開始小有名氣。他的朋友圈有埃德加·斯諾，海倫·斯諾，以及像拉爾夫·拉普伍德先生這樣的著名傳教士。奧登和伊舍伍德在旅途中探訪了他，並且說服他帶着他們參觀醫院與貧民區。
日本在1937年毀掉了上海的工業，這促使艾黎向其下個十年的使命進發。他拋棄了在上海的安逸生活，離開了他的英國愛人亞歷克．坎普林——此人後來回到英國——第一時間搬到漢口追求他的合作目標，然後又來到重慶。
在艾黎從工業合作運動主席技術顧問的職位上被解僱以後，他就一心一意地發展以約瑟夫·培黎的名字命名的技術培訓學校。培黎是一位美國長老會傳教士，1890年來到中國。培黎最初設立了一個項目，要將年輕的中國人送到海外進行技術訓練。考慮到海外旅行的困難，尤其是在日本參加世界大戰以後，艾黎想到在中國發展此類學校，學校招收戰爭孤兒，然後把他們培養為熟練工人，為合作運動服務。培黎已經成為了艾黎的導師和朋友，在1932年長江流域洪災之中與其密切合作進行人道主義救濟工作，3年後培黎死在中國。
作為對培黎的紀念，同時也為了更好地從傳教士籌集經費，艾黎決定建立一所技術培訓學校，以培黎的名字命名。在這一行動背後有看政治動機：如果學校以一位著名的美國傳教士的名字來命名，就更容易阻止國民黨對學校採取行動。1941年，在一個位於陝西省寶雞西南60英里處的名叫雙石鋪的村莊裏，第一所學校成立了。剛開始的效果卻異常糟糕，校長們來了又走。他們都是在當地招募的中國人對於65個桀驁不馴的男孩子，他們缺乏培訓、靈感以及品性。他們對學生進行嚴重的懲罰，資金也不翼而飛。艾黎開始四處招募下一任校長——第八任校長。
艾黎在重慶見到喬治·霍格時，可能將他視為解決這個問題的一把很合適的鑰匙。但是正如他之後的人生展示的那樣，艾黎是一個政治動物，在中國的政治雷區像螃蟹一般謹慎行走。他不希望人們公開的看到他提攜一位年輕、缺乏經驗的英國人，他還怕自己的聲譽會毀掉霍格的未來。因而，他儘力使得英國大使和宋美齡注意到霍格，並且利用他們抬高霍格的聲名。然而他的計劃可能過頭了，一年之後，工業合作運動中要提拔霍格作為校長的人罷免了艾黎的職位。
霍格仍然沒有意識到艾黎的計劃。1940年秋天，霍格離開重慶，孤獨而憂鬱地繼續他的旅程。不管是因為轟炸使他對於聯合戰線的政治欺騙感到幻滅，還是因為女朋友任不在身邊，事實是他非常思鄉，急切地想得知哈彭登的消息。他給自己的父母寫信，懇求他們回寄給他他們的消息，以及關於一切的剪報：“這是我最想得到的。”信中也有對父母的責備。一位美國熟人給他寄了美國傳媒對於中國衝突的剪報；家人為什麼不給他寄相似的東西?他尤其希望得到姐姐羅斯瑪麗的消息。
羅斯怎麼樣?我們家人真奇怪，從不相互寫信。上次，在火車上．一個人看看我的眉毛，說：“你的眉毛長得太散。這表示你跟自己兄弟們的關係太疏遠，在你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會離你而去。”我自尊地回答他說，聲音裏帶着冷冷的英國式的保守。可能對於中國眉毛長得散的人來說是這樣，但是在我的國家，在英國，事實不一定如此，我的3個哥哥都高大可靠。然後他問我，我的父親多大了。幸虧我還記得最近5年的事情，才讓他對於我們家庭的所有誹謗終止了。
消息真的來了，但來的卻並非什麼好消息。霍格的舊日校友羅伯特．納爾遜去世了，霍格非常悲傷，在一次家信中懷念他：“羅伯特是一個真正的領袖，他知道如何鼓勵新手，適當打擊自作聰明者，並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冷靜。”霍格認為他的朋友展現了最棒的公立學校精神；但是當他談到他的“公平比賽、判斷能力、飽含理論和交談的嘲笑??在外表之下藏着理想主義”時，他一定是在說自己。霍格的家人在戰爭中離散。他的3位哥哥從事了保留職業，這意味着他們不用被徵召入伍。加里和斯蒂芬在英國的不同地方教書，丹尼爾利用自己的語言技能在瑞士國際聯盟謀到了一個口譯的職位，他一直在那裏待到戰爭結束。霍格的父親羅伯特待在漢普爾頓，繼續打理漢諾威廣場的生意。霍格的母親嘉芙蓮經常去湖泊地區的班普敦拜訪女兒芭芭拉以及孫女基里安和朱迪斯。嘉芙蓮在戰爭中四處走動，經常離家很久。這位堅強固執的女性不是一個好妻子，但是她賦予孩子們、尤其是她最喜愛的小兒子的愛毋庸置疑。如果霍格想逼迫他的家人繼續通信，他可能成功了，在他下一封信的結尾他寫了這麼一段話：我有兩個兒子——我告訴過你們嗎?……他們剛開始的時候有點瘦弱，床上需要橡膠墊。然而他們逐漸地強壯起來了，毫無疑問有我小時候的影子。
霍格收養了兩個男孩，第二年他還會再收養兩個，組成一個四子之家，四人都是兄弟。
因為父母給霍格的回信無一倖存，他們對於自己26歲的小兒子已經開始建立領養家庭有何反應，我們不得而知。一年之後，在他的下一封信中，他彙報了自己家庭的增長情況，他同時也彙報了女朋友任從日軍封鎖中突圍出來的好消息。
1942年3月8日
親愛的爸爸媽媽：
就我所知的信息來看，你們可能在去年8月就已經去世了。現在有很多人正在死去。有些信有一天總會到的，這是一定的。
我現在收養了4個兒子。我想我告訴過你們，在忽略了照顧他們一段時間之後，我在他們的一件襯衣上找到了74隻虱子，還不僅僅是這些，所以我將它燒了，給每人買了兩件新襯衣，兩條新褲子。上次我檢查的時候，他們一共只有3隻跳蚤。驕傲的父親在微笑。他們現在喜歡洗澡了。跳蚤們在我們的房間已經生根了，生活就是如此……
我跟你說過我的女朋友，她在日本人的佔領區失蹤了。我剛剛收到了她的一封信……一年以來的第一封，她現在很好，我非常高興!
收養的男孩中最大的兩位回憶起戰爭時期撫養他們的英國爸爸，他們記得霍格跟他們講述他的家信，他的父母對於他的家庭的擴大感到吃驚，同時也對他表示了祝賀。霍格用數小時的時間向自己的“孩子”們講述他的家人，以及他在英格蘭的生活。霍格試圖將他們的世界與自己的聯繫在一起，他告訴他們說，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唯一一次轟炸的當晚出生的，轟炸地點就在哈彭登的上空，或是附近，這完全屬實。男孩們仍然記得他讀着父母信中對於倫敦大空襲的描述，以及他如何將倫敦空襲與寶雞轟炸作比較。
2007年春天，聶廣涵、聶廣淳分別是75、79歲高齡，他們描述了自己如何被“洋鬼子”領養的經歷。他們71歲的弟弟聶廣濤、68歲的弟弟聶廣沛沒能參加午宴，他們現在在北京郊外過着幸福的退休生活。
這些男孩們在滿洲出生，他們的父親是那裏的共產黨地下活躍分子。在拒絕為國民黨軍隊效力之後，他們的父親被國民黨囚禁。釋放出來之後他馬上攜帶妻子和4個幼子到寶雞任老師。他的共產活動迫使他躲避警察，然後就突然失蹤了，切斷了與家人所有的聯繫。人們後來猜想他在戰鬥中死去。當霍格收養這些男孩子們的時候認為他們是孤兒，他們當時也這樣認為。事實上，他們的父親在戰爭中倖存下來了，最終和他們的孩子們得以團圓。當孩子們的父親在逃亡之時，他的妻子，男孩們的母親病重被送到寶雞的醫院。她的四個兒子被送到當地的孤兒院，在那裏他們得到了霍格當時的女朋友任黎芝的照料。不久以後，霍格收養了年齡較大的兩個孩子，將他們轉到雙石鋪的培黎學校。年齡較小的兩個孩子一直與母親待在一起，直到她1942年夏天死去。她病重時，霍格扛着這個快死的女人走了12英里到了醫院，每天都去看望她，直到她數周之後死去。
男孩們在被收養的時候分別是14歲、11歲、7歲和3歲，他們都營養不良，全身長滿了虱子和跳蚤，患有不同程度的疥瘡、痢疾、結膜炎、腳氣以及身體疼痛。其中一個孩子還被診斷出患有先天生殖器疾病。霍格將他的新家人帶到寶雞的門診部，給他們治病。他們“白白胖胖、開開心心”地去上學，使他們的新爸爸染上了疥瘡，與他之前的經歷相比這算不上什麼。他想了想，自己已經躲過了結膜炎、痢疾、瘧疾、傷寒、副傷寒、炭疽熱，以及“其他一些好玩的東西”。
以後的3年中，孩子們將和這位英國人一起生活，他是他們的父親、校長和醫生。霍格給他們編號：最大的叫老大(一號)，然後是老二(二號)，老三(三號)，老四(四號)。他們先是在寶雞上學，後來轉到60英里遠的雙石鋪培黎學校。除了老四，其他人都對‘高鼻樑的陌生人”保持着鮮活的記憶，他帶着硫磺和消毒劑進入了他們的生活，讓他們不停的洗澡來去除虱子和疥瘡。他們在孤兒院的食物主要是大米，在學校可以吃到蔬菜，偶爾還會有肉，這顯着地改善了他們的健康狀況，增加了他們的體重。從這時起，霍格的家信中幾乎永遠會提到他收養的孩子們的巨大食量。
老三的兩顆門牙掉了，看起來非常好笑。老四越來越胖，直到我們不再想他是否應該這麼胖。胖會有極限嗎?他們兩個都在花園幫忙呢……給西紅柿搭一個竹柵欄(中文裏西紅柿=洋柿)。老四找到了一顆非常大的豆，拿來給我看，提議我們午飯的時候買點肉炒着吃。他生活的最大目標就是變得更像個球。
霍格的母親一次次提到他需要找個老婆，而且在誰可以勝任這個角色上提出了許多有用的建議，而霍格領養這四個孩子正好突出了他母親這些建議的有用性。他說：“您和芭芭拉(他的姐姐)真好，為我找這些妻子，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才能回去把她們娶回來。我的四個兒子怎麼辦呢?”
顯然，到1942年的時候，嘉芙蓮已經是非常想他的小兒子回家了。當時他27歲，已經離家5年了。嘉芙蓮利用霍格已經75歲的父親身體不是很好的事實，說他的父親非常非常想在有生之年見兒子最後一面。霍格卻不以為意，漫不經心地回到：
1942年7月24日
想到爸爸抱着再見我一次的希望而努力地活在這個世界上，是一件很讓人高興的事。75歲難道還年輕嗎?我認為我只有25年的活頭了呢。
霍格看起來和他父親並不親近。他很少提及他父親，只是認為他是“迷人的英國紳士的典型代表”。
從1941年到1942年5月霍格被任命為雙石鋪的培黎學校校長，他一直是寶雞地區的工業合作運動檢查員。這個小鎮坐落在西安西邊140英里遠的一群山峰腳下，起初人們認為這個地方在日本空軍的轟炸範圍之外。在戰爭的前幾年，每周都會有難民車從東部駛到這裏。火車車廂里都擠滿了人，甚至火車發熱的金屬車頂和車廂下面的主樑上都有人扒着。
火車穿過巍峨近乎不可逾越的秦嶺，駛入遙遠又荒涼的西部地區。難民們紛紛在寶雞下車，在這個位於東部大門之外的迅速膨脹的貧民窟中尋找容身之處。在1939年第一次來到這裏的時候，霍格看到這些難民試着搭建小屋，沿着山坡方向尋找容身之所，寫到“有些實在是筋疲力盡了，就在鐵軌旁滿是塵土的平地上一坐就是幾天。根本就沒有什麼衛生設施，也沒有人來將死者安葬。”
18個月後當再次返回到這個地方的時候，霍格發現這裏完全變了一番景象。原來破舊的難民營已經變成了一個新的比城市本身還要大的郊區，“房子更高了，建的也更好了，主要的街道也變得寬闊，路面也變得更平坦。雖然是清晨6點，刺骨的寒冷，但是街上已經響着鎚子和鋸的聲音。建築工人們一邊築着新的泥牆，一邊歡快地低聲交談。”
這些轉變都歸功於這裏的地方官員王峰傑。一天清晨，霍格看見他站在警察局的台階上，“看起來很粗獷，身材矮胖結實，穿着睡袍，頭髮亂糟糟，鬍鬚也未刮。”他正看着自己的手下拖拽着一個被宣告有罪的人去執行死刑。這個帶着手銬的囚犯跪在地上，哀求寬恕。王沒有做出任何反應，這個人就被拖去執行了死刑。“他殺了一個人”，王看見霍格驚駭的表情如是回應道。
寶雞終不是避難的理想地，而東部郊區的那些新街道和房子也沒能在戰爭中留存下來。到1941年，日本空軍已經轟炸到西部離海岸1000英里處的蘭州。寶雞是一個鐵道交合處，也是西安西部絲綢之路的第一個主要中心，因而受到了頻繁猛烈的攻擊。
按照通訊社的要求，霍格用簡潔未加修飾的語言向美聯社報道消息。當他給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寫信的時候就會轉變風格。但是霍格的一些對空襲后令人毛骨悚然的餘殃的描述卻顯得對人們遭受的苦難無動於衷，可能是因為轟炸和平民傷亡在此時已經變成日常生活：“昨天27架非常漂亮的飛機飛到寶雞。它們看起來很好看，發出的聲音聽起來很好聽，就像是在進行亨頓空中表演，直到這種像板球變舊時發出的哨子般的聲音開始嗖嗖地發射炮彈。”霍格鑽進了城牆裏的一個洞裏，但是其他人就沒這麼幸運了。
在另外一個洞裏躲着100多個妓女，但是洞穴沒有那麼結實，最後她們被埋在了其中。在幾乎每周都能聽到類似的故事的情況下，我真想知道為什麼我還要給你們說這個?只是規模更壯觀。可能是因為空襲過後出去，看到我們小小的城鎮裏的一條街道上處處燃着的火，還有坍塌的土牆或是木屋，以及一堆堆的殘骸，我想到這種情況在倫敦市內發生的可能性僅為1％。
雖然霍格目擊並描述了許多這樣的場景，而且其中有幾次他自己都離死亡只有一步之遙，但是他最終幸免於難。他甚至在非常古怪的情況下患了炭疽熱。他參觀了一個製造刷子的工業合作協會，買了一把豬的鬃毛做的須刷，因而感染了這種疾病。一般情況下如果得不到快速和先進的治療，炭疽熱是致命的，但是霍格和往常一樣活下來了。
卡爾·邁當斯是當時被派到中國的《生活》雜誌的攝影師中的一名，他也成了其中最著名的一位。1941年卡爾來到寶雞拍攝當時正在進行的合作運動，並拍了一系列關於喬治·霍格的照片。在其中一張照片中，霍格頭戴草帽，露出微笑的表情；而霍格在另外一張中卻打扮得非常整齊，頭髮也被精心地向後梳。沒有任何文章對照片做出說明，但是卡爾和他的妻子謝莉都成了霍格的好朋友。
雖然總是在旅行奔波，並為寶雞的工業合作社工作，但是1941年這一年霍格花費了很多時間來完成自己第一本書的最後幾章以及第二本的概要。他在自己小屋子裏的一台打字機上工作，不斷地被空襲預警打斷工作，還要不停的尋找新的打印機墨帶和複寫紙，這兩樣東西在當時都很短缺。這個時候他給家裏的信幾乎很難辨認。
他此時已經把書的前幾章送給在紐約的穆里爾·萊斯特了，並將書取名為《幾乎成為一個黃皮膚舶；後來他將書名改為《黃河觀察》。最後這兩個書名都被他的出版商放棄，取名為《我看到了一個新中國》。這時霍格寫給家裏的信主要是說自己如何努力地尋找出版商，如何得到自己想要作為書中圖解的照片和圖畫。他心裏非常清楚描寫有關中國戰爭的書的市場已經達到飽和狀態。許多目擊了上海、南京和漢口會戰的通訊員都記下了自己對戰爭的描述，奧登和伊舍伍德合寫的於1939年出版的《戰爭之旅》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霍格並沒有打算自己的這本書成為另外一本敘述戰爭的書。他告訴穆里爾阿姨說：
這本書敘述人們在身邊的世界被摧毀的同時如何勇敢地鬥爭以存活下來，我認為它會讓人感覺耳目一新，弓1起人們廣泛的興趣。雖然是在戰爭進行中不斷旅行了18個月寫下來的，但它不是對所發生的戰役和轟炸的新聞性描述——這樣的轟炸從倫敦到廷巴克圖4都在不斷重複——而是敘述了人們對戰爭的不同回應的有關故事，就像從廷巴克圖到倫敦的人各不相同一樣。
霍格記下了他所看到的以及他所深信不疑的，那就是人性的善良以及在這場野蠻的戰爭中拚命掙扎的人們拋下平日的冷漠，顯示出自己的尊嚴，從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
在當時，出版歌頌西北農民的英雄氣概而批判躲在重慶的統治者的書籍是要冒政治風險的。霍格請求他的阿姨不要提到任何關於他在為工業合作運動工作的事實，只說他是美聯社的一位通訊員。
穆里爾．萊斯特已經出版了一本關於她自己旅行見聞的書，並將這些手稿寄給她的出版商——紐約的哈珀兄弟出版社，但是之後就沒有任何音訊了。後來，穆里爾返回到戰時的倫敦，而霍格在此後的6個月裏沒有收到她的任何消息。絕望之中他寫信給艾達·普魯伊特向哈珀出版社追問了這件事。6月份的時候霍格收到一封委婉的拒絕信。
到10月份的時候霍格又收到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他的書又被紐約的其他幾家出版商拒絕了。理由是書的個人觀點太強，而且缺少對細節的描述。艾達·普魯伊特讓海倫·斯諾幫忙找一個出版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以海倫的筆名尼姆·威爾斯出版的書——《紅色中國之內》竟被代理商和出版商們拈來作為拒絕出版霍格的書的理由。美國市場上已經有像哈爾多·漢森這樣的記者們寫的書了，他們將對戰爭的那些引人注目的報道變成長長的敘述。在美國，這些作者們可以進行政治評價並詳細地講述有關的地點和聯繫情況，而此時仍然身處中國的霍格卻不敢。
霍格開始重新編寫這本書，增加新的篇章。他決定挑戰審查員，曝光許多他遇到的腐敗和官僚主義內幕，尤其是在蔣介石政府控制地區內所出現的。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以及日益崩潰的通貨體系導致戰時的中國黑市活動猖獗。真正意義上的腐敗存在於蔣介石政府的核心，自委員長以下人人都從國家稅收以及國外貸款中扣取錢財中飽私囊。像這樣的“榨取”在民政部門以及軍隊中十分常見。
到1942年夏天，霍格為自己的書找到了一個有影響力的新的贊助商。看起來似乎是霍格在帶着魯斯去寶雞周圍的合作社參觀的時候硬把草稿塞給了亨利·魯斯。魯斯看了幾章，並把手稿帶回紐約拿給書的最後出版商——小布朗公司。
海倫·斯諾在1942年12月的時候也寫信給她自己的出版商誇讚這本書。她在漢口遇見了霍格，並且已經聽說了霍格決定放棄新聞業而投身到工業合作運動中。海倫很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而她在霍格的書中找到了答案。
他能堅持多久呢?中國人又能容忍他多久?他會不會像許多其他的外國人那樣變得憤世嫉俗，令人討厭?除了他自己，他別無他物可以奉獻給中國人民，沒有救濟金或是用來傳教的錢來使他自己受歡迎。僅僅這個能夠保證他在他們的運動中的一席之地么?
這本書講述了發生的故事。在差不多四年之後喬治〃霍格在中國成為一個機構的代名詞，他投身到了中國有史以來最令人心碎的嘗試中，幫助在偏遠的農村成立小的工業合作社。一邊是政治戰線綳得如此之緊，一邊是印杜思科組織者們熬夜拚命工作，卻因為異常高漲的工作熱情被控告說革命傾向嚴重，霍格試圖在這之間找到一個折中的辦法。這本書最終由小布朗公司於1944年出版，書名為《我看到了一個新中國》。出版商接受了作者再三考慮后做出的決定，刪去了其中許多對贖職內幕的披露。霍格意識到對重慶國民黨政府的批判會對工業合作運動以及當時他擔任校長的學校造成影響。再加上缺少一些敘述性的結構，這本書存在很多瑕疵。儘管如此，它的出版還是受到了人們廣泛積極的評論。霍格則說考慮到自己不得不刪減的部分，這本書差不多就成了一本記錄旅行見聞和個人經歷的書。而事實上它遠不止這個。《紐約時報》的評論員馬克說：
《我看到了一個新中國》描述的是關於遭受飢餓和壓迫，深受外敵入侵以及自己國家軍隊、徵稅人和典當商的折磨卻依舊堅韌、勤勞且充滿創造力的普通中國人的故事。他是一名深入到被日軍佔領的村莊去拯救自己的合作社設備的技工；是一個騎着騾子偷了一盤日軍電話線的冷漠的人；是一個開墾淤泥充塞的河岸的農民，知道背信棄義的黃河將會把他出賣；是從北平逃離到游擊隊勢力範圍的年輕女子；是終會成為中國傳奇的“小鬼”……霍格對他們所有人都充滿了熱情與敬意。他對這些人的詳細描述會讓讀者嗅到這個中國一角的氣息……
在1941年晚些時候，霍格升職，獲得了一個他自己說的“偉大的”頭銜——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的檢察官和一個由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親自簽名的通行證。這就使得他的旅行變得更容易些，儘管此時他已經深諳如何交談以通過在國民黨的檢查站，以及如何躲避土匪們的封鎖。
霍格在他的旅途中遇見了許許多多性格各異的古怪的外國人和中國人，他和他們交朋友並在自己的書中寫下這些故事，這些名字在書中大多是以真名出現或是僅僅被稍稍掩飾。一些人來到中國是為了自己的追求，另一些人則是在動亂的戰爭中隨波逐流，沒有選擇。
在蘭州霍格碰到了一位德國籍猶太人，他被關在慕尼黑達豪集中營3年，但是得以活下來並在歐洲戰爭爆發前夜逃到意大利。這位不知名的英雄穿過巴爾幹半島，進入俄國，但是被拒絕進入印度和印度支那(越南)；後來他通過中國的邊遠邊境新疆進入到中國境內。他說他喜歡中國因為這是世界上惟一一個能夠接受他的國家。
1940年的聖誕節霍格是和在西安的英國傳教士們度過的，主人以自制的葡萄乾布丁款待他；霍格則對他這些好客的主人們的生活方式感到很驚奇，他們住在有着厚厚的大門的高牆后的一個大房子裏。這個接受過牛津大學教育的丈夫每天早上9點穿着睡袍，拖着拖鞋匆匆吃了早餐，餐桌上鋪着乾淨沒有任何污點的桌布，麵包架上靠着一張已有一個月之久的英國報紙。他對這裏的一切的主要評價就是：“這在英格蘭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
霍格最喜歡的是一位瑞典傳教士。這位瑞典傳教士終日漫遊在中國的西北部，背着一架手風琴，身後跟隨着一隻叫托落茨基的狗。顯然他是因為在自己姐姐的婚禮上做了一個演講譴責酒精尤其是香檳的罪惡后被從自己的家鄉——斯德哥爾摩驅逐了出來。
還有極其重要的美國記者們，尤其是霍格在漢口和北京已經見過的阿特．斯蒂爾和具有傳奇色彩的哈爾多·漢森，這兩位記者時不時地乘坐私人飛機，出現在遙遠的飛機跑道上，給霍格帶來極貴重的禮物——打字機墨帶和複寫紙。
霍格筆下描述的“有着蘋果般紅撲撲的臉頰，枯草般的頭髮以及長滿鬍鬚的下巴”的兩個古怪英國人出現在霍格面前，並試圖說服他加入他們的一段目的地為西安的長途跋涉，做他們的導遊。拉爾夫．拉普伍德先生是一名傳教士；米高·林賽出生於英國倫敦的一個書香門第，是牛津大學的一名畢業生，他1937年來到中國，在北京城外美資的燕京大學任教師。珍珠港事件發生以後，這所大學失去了治外法權的地位，林賽逃到游擊隊勢力控制區。作為一個對無線電通信有着狂熱興趣的業餘技師，他很受歡迎並成為延安地區共產黨的一名高級無線電通信專家。
林賽、霍格和拉普伍德在日本侵略軍與游擊隊作戰的領地上跋涉了幾百英里。他們平均每天要在崎嶇不平的路上走完23英里，而他們腦子中所剩的念頭只有“疥瘡、便秘、虱子、睡眠及到下個停靠點的距離”。在此次旅途中，他們三個表現出典型的英國人在外國的情形。保守的性格使他們在早上收拾床鋪及吃早餐麵條時都沉默不語。跋山涉水時，他們也只是簡單聊聊天氣問題。只有在晚上時他們3個陌生人才會放鬆一下並小小的交流一下他們以前上中學或大學的生活。
在這個小團隊中，霍格警覺地意識到他自己又回復到典型的英國人習性，那就是認為所有的外國人，尤其是非白種人都是坐以待斃的無能者。他們3個一致認為中國的農村人——所有的中國農村人——當被問及簡單的問題時都愛撒謊。他們從不直接告訴行人到下一站的真實距離或是還剩多少路程，而是順H就告知他們自己認為對方想聽到的答案，以免行人苦惱。總之，他們3個對於村民不停地勸說他們休息而氣憤不已。
他們沒有權利休息。他們必須趕去與合作運動的領導人開會，而他們只有越過日軍佔領的公路和鐵路才能抵達。然而當他們終於抵達西安時，霍格和他的同行人卻幾乎感覺不到平靜。“我們對於所住的旅館裏居然有奢華的自來水和彈簧床感到很震驚。我們將臟衣物堆在角落裏，並暗自期望裏面的東西不會跑出來。然後我們爬上白色的床單，夢想着早上一起來能吃到抹了黃油的麵包和熱騰騰的咖啡。然而，我們是被防空警報器給驚醒的。”
一天，一名自稱“波”的年輕人來到寶雞並要求見一個名叫霍格的外國人。他想找個人，一個外國人來傾聽他的故事。霍格同意給這個年輕人一個機會。波的真名叫做S．H．鄭。他的父親是加利福尼亞的一名中國洗衣工人，並娶了一個美國女孩為妻。當波長到15歲並成了班上的佼佼者時，他的父親決定讓他擔任他們中美兩邊家庭的聯結人。因此，他父親將他送往廣東奶奶家，並且要求他以後要娶一位漂亮的廣東姑娘為妻。
從兩方面來講，波並不幸運。首先，他極度討厭他奶奶介紹給他的那位漂亮姑娘。其次，當他剛踏上他父親出生的領土時，日本軍隊就已經開始襲擊上海了。為了爭取他所謂的民主萌芽，也為了躲避婚姻的絕望，波以他能想到的最安全的角色——司機——加入了中國軍隊。當日軍沿着長江進軍時，這位來自加利福尼亞的高中生正開着一輛滿載彈藥的卡車穿梭在敵人的炮火、埋伏及雷區之中。那時他已經17歲了，而加利福尼亞州梅賽德斯的約翰·繆爾高中對他來說已經是很遙遠的事了。
雪上加霜的是，他以身作則，公然抨擊軍隊中的腐敗。他拒絕加入“敲詐”組織，此組織的司機們處處勒索當地的百姓並將物資拿到黑市上去賣；他不抽鴉片，也不跟隨同夥的司機們去妓院。這些使得他在那個團體中並不受歡迎。他被誣告為罪惡的雜種甚至是間諜，因此被抓進監獄。他逃出監獄並偷出他的那輛卡車，然後一路向北，最終到達秦嶺。在那他聽說有外國人在照顧中國的孤兒。
波直截了當、毫不修飾地向霍格訴說了他的問題。他到中國本來是想尋找他的家族根源的，然而在他煩惱鴉片及是否該屈服的日子裏，他看到的中國人卻是“與他預期的完全不一樣。”
霍格自己年輕時的理想主義稜角早已被戰時中國的惡劣環境給磨掉了，因此他對波的不幸遭遇感到無比同情，但是他仍對中國的未來寄予希望：
然而，與波一樣，霍格也認為在政治家的花言巧語及媒體報道的關於為新中國的民主而奮鬥的背後，民族主義者仍沉浸在暴力和腐敗的舊中國不可自拔。當波因收到父母的來信、指責他背叛自己的祖國而憤怒時，霍格也由於收到了家裏來信祝賀他為建造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付出的努力而感到憤怒。霍格將波納入自己的羽翼之下，為他在中國工業合作運動的辦公室找了一份工作，並計劃着通過美國在重慶的領事將他遣送回國。他們倆經常漫步于山上，討論中國為擺脫封建主義歷史的掙扎以及中國文化里的“愛面子”問題。
然而不管霍格提供什麼建議給這位年輕的亡命者都不管用。波在一個清晨寫了一封告別信便開了一輛卡車南下了。霍格此後再也沒有見過或者聽說過他了。幾個月後，霍格收到波在加利福尼阿亞的女校長的來信，信上說她們將計劃從香港將他遣送回國。
一路上，對於霍格來說，不管去哪裏，啟示錄裏面的四個騎馬師中都至少有3個陪在他身邊。到1942年，戰爭已經奪去了幾百萬人的性命，幾百萬人無家可歸。火上澆油的是，瘟疫及飢荒席捲了廣大的受苦群眾，又奪走了幾百萬人的性命。霍格發現，在他經過的城鄉各處，過去的幾個月內半數的百姓都死於斑疹傷寒症、傷寒、回歸熱及流行性感冒。在國內的一所大學裏，幾乎一半的學生染上了肺結核並且營養不良。
1942年8月，黃河在潼關爆發洪水，因此霍格被派遣到那監管一項救濟項目。此次洪水爆發的導火線是幾百里以外、處於上游的甘肅省的暴雨。然而問題的核心卻在於幾個世紀以來的森林採伐。森林採伐一直以來、並且仍然對中國的洪泛平原造成了循環的破壞及不可計數的死亡。
幾千年以來，中國的農民就在中國的兩大水系——黃河和長江旁作業，並將木材作為用之不盡的燃料供應。森林逐漸減少，山頂失去覆蓋，使得夏天的傾盆大雨直接湧入山谷，剝去了山上的表層土並將其堆積成河床。無可抑制的，水位線漲高了；儘管修築了堤壩，然其經常被洪水淹沒，因而河道也不停地改變。
霍格親眼見證了這一惡性循環：
大量洪水湧入整條河流。“中國的傷心河”不會改變路線。兩條河流的水量飽和，所以一旦河床降低，河水就衝上岸。這個地方一般情況下居於水面數英尺以上，現在卻被10一20英尺深的水覆蓋了15個小時，水流如此強大，以至於它足夠把北邊70英里處陝西煤礦里的大塊煤炭衝出，然後將數百萬噸煤沿路撒在淤泥之中……
一切都遭到破壞。這一帶所有房子都由土磚建造，就這樣“變成了黃河淤泥的組成顆粒，他們的椽也隨波流至下游”。洪水退去之後，倖存者們又面臨著新的危險：
然後日本人就開始用大機關槍從河對面瘋狂掃射。他們要往山上撤退，此舉只是為了掩護，他們想我們會藉助河流上的漂流物渡過河去；同時我們也在想他們會利用漂流物過來襲擊我們。事實上，雙方都被洪水傷得不輕，但是當時我們不知道。
從洪災逃亡的人群中，霍格發現了一位老年婦女。她是因為那次破壞堤壩阻止日軍進攻的戰略決定而逃到這個地區來的。她抓住自己的孫子，慢慢爬上屋頂，最終還是被洪水沖走。通過某種方式她漂浮在了喧鬧的水面上，同時設法緊抱着孩子。半個小時以後，她停靠在10英里的下游，懷裏是一個全身濕透、非常生氣、但卻生氣勃勃的小孩子。
霍格說，她對着黃河哈哈大笑，說：“我已經從他手裏逃脫兩次了。他不行的!”他在為《新政治家》寫文章時，引用了她的話。
這是一個罕見的生存故事。在其他地方霍格只找到在洪水中死去的故事。他遇到了劉藤清s，她把自己綁在牛車上活了下來。
她說：“洪水到來之前我們將車繫到一棵樹上。
但是我們村是個新村，樹很小，洪水將樹和車一起沖走了。我懷裏抱着我的小兒子，但是我吞水太多了，神志不清，就鬆開了他。我爹爹、丈夫、兩個孩子都淹死了。”
村民們收拾了他們活下來的牲畜、財產以及撿到的煤，開始重建他們的家園。天性樂觀的霍格從周圍的死亡和破壞之中看到了希望的信息。
雖然數周以來我見過很多飢餓、悲慘和破壞的場景——感覺就像整個德國納粹空軍從蘇聯前線撤退去轟炸平民國家的每一個村落——我仍然興奮的雀躍。現在我了解了。我明白這些人是真正的中國人，無論腦滿腸肥的封建官僚走到哪步田地，他們都會留下來重建家園。我感到精神為之振奮。我等了很長時間……突然間今天發現人們比我或其他人將他們想像得要英勇得多，他們英勇的方式非常普通。
雖然戰爭已經進入僵局，空襲已經成為霍格生活的很大一部分，以至於他的新聞報道或是家信中都只用寥寥幾筆帶過。
我的日記仍然非常有意思。那天有空襲，正好我在這座小城(寶雞)外面，在安全距離看到了全過程。兩架漂亮的銀鳥飛來，教堂風琴的黃銅奏出嗡嗡的音樂……然後房屋之間開始跳出火焰，一束土和煙的噴泉噴上來，發出美妙的低吼聲。
我們回去的時候這個地方已經哭聲慟天。兩枚炮彈正在落在窮人居住的山腰處的兩處窯洞的洞口。
他們蓋不起房子，但是他們想住這裏至少是安全的……他們很高興可以在空襲的時候去鄰居家躲避。
我們往裏望去……地上躺着10具殘骸。兩個小孩子已經被埋在了外面的小彈坑中，一個男人在清洗屍體並為其更衣，女人機械地呻吟着，哀號着。
霍格的足跡兩至甘肅省會蘭州，東至洛陽，南至臨時首府重慶。
到1942年，大部分被戰爭絆住的外國人都離開了。留下的人中很多準備離開，甚至傳教士們也準備走了。霍格卻沒有這樣的計劃。他很清楚自己已經找到了家。“如果我必須選擇一個生活之地，我想我會選擇留在這裏。我有很多朋友，我們在做偉大的工作。你還能要求什麼呢?”
現在家裏的消息變得非常少。到1942年5月為止，霍格已經有11個月沒有收到任何英格蘭的來信。上一封家信中父母說瑪芙·亨特生了一個女嬰，還有她現在已經分居的丈夫安德魯因為在空軍海防總隊的表現獲得了飛行優異十字獎章。
他過去常常收到家人和朋友的來信，他甚至曾經受到過他曾經偷過車的以前法語老師特里小姐的信，現在這些信都停止了。國內戰爭讓人們無暇給遠在中國的朋友寫信，通過香港的郵政業務也在日本佔領香港之後停止了。
剩下的只有東南部重新開通的滇緬公路，以及北部穿越俄國的舊絲綢之路。這兩條路都不可靠，隨時可能關閉。這就是日本切斷中國與外界聯繫的政策。
海外郵政業務的退化是中國政府最微不足道的問題。日本加緊了對中國商隊路線的控制，這給中國的聯合政府帶來了戰略危機。工業合作組織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解決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