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城市

漫長的旅程在廣州火車站終止，坐了二十小時，甚至是三十、五十小時的火車后，旅客從車廂奔涌而出。大部分人都很年輕，隻身來到廣州，拖着箱子或者背上馱着曾用來裝米的粗麻布袋子。車站前巨大的廣場上密密麻麻都是人，你聽到的第一個聲響就是尋人廣播，有些人剛來就迷路了。河南來的某某，你的哥哥在找你。嫂子，到出站口來。歡迎來到美麗的花城：一家巴士公司正在招攬乘客。但是這座城市看起來既不美，也沒有什麼花。

爬過一個陡坡穿過天橋就是長途汽車站，那兒有直達巴士，開往三十公裡外的東莞，每十分鐘一班。巴士擠得滿滿，全是汗水和衣服不常換洗的氣味，這是打工族的味兒。

巴士一路沖向高高架起的高速公路，高架下方是一座又一座的工廠：印刷廠，油漆廠和塑料廠，手機廠，螺絲廠，沙發廠。廠房上貼着白色的瓷磚，彷彿是巨型的公共廁所。工人宿舍的陽台上晾着花花綠綠的衣服。中國的工廠取名都講究個吉利，去東莞這一路就像是通往美德與財富的高速之旅：高精空調。永誠制衣。新時代拉鏈公司。

離第一批工廠建起已有二十年，但給人感覺卻彷彿此地才剛開始起步發展。山的一面被炸開，露出光禿禿的紅土內脊。高速公路的下坡出口消失在雜草叢生的沼澤地；從一個全新的企業總部望出去，四周是稻田、魚塘，鴨場。仍有人在這裏種地，真是一個奇迹。17世紀，這裏的居民將珠三角這個沖積平原變成了中國最肥沃的一個地區，為國家供應魚米蔬菜，並出口絲綢到歐洲。今天，在這片加速工業化的土地上，看起來格格不入的反而是這些自然景色。這裏的農民大多數也是移民，是底層中的最底層，因為他們背井離鄉從千里之外來到這裏，依舊擺脫不了種地。

巴士在東莞出口減速，工廠越來越近。廠房正面吊著紅色的標語，彷彿笑咧着下垂的嘴角歡迎你的到來：招聘有經驗女工。一家工廠的大門口，外來務工者聚集在一起，默不作聲地盯着招工廣告看得發獃：每天下午1：30，側門集合。一家名叫“跳槽公司”的——這名字不錯——在招工。巴士穿過另一片巨大的工地——不對，是公交車站——放乘客下車。

了解東莞這個城市最好的辦法就是走走看。高聳的銀行總部外牆貼了反光玻璃，一旁是賣摩托車零件和塑料管的街頭鋪子和牙科診所。馬路有十個車道那麼寬，市內街道像高速公路一樣。農民工走在路肩上，帶着行李箱或者鋪蓋卷，公交車和卡車從身後急速駛去。到處都是打樁的工地，電鑽噝噝作響，摩托車呼嘯而過，塵土飛揚。街邊上的噪音震耳欲聾。道路寬闊平整，卻沒有紅綠燈和斑馬線。這座城市是為機器建造的，而不是為了人。

在中國的其他城市，幾乎每一條街上都有政府的辦公機構，但是在東莞卻根本看不到。到處是黑摩托的士，騎車的男人招呼着行人上車。賣假文憑的在街角出售偽造的大學畢業證。在東莞有一家山寨版的宜家家居和一家名叫“麥肯基”的快餐連鎖，以及一幢自稱為“君悅飯店”的十層大樓，酒店大廳是大理石制的，侵犯版權也是明知故犯（酒店前台的一個姑娘說，“我們飯店的名字裏面有個‘i’，他們沒有”）。東莞一共有三十二個鎮，每個鎮都專攻一項製造業。長安是做電子元件的，大朗以做毛衣而知名，厚街是做鞋的。三星和先鋒在寮步開廠；南城有世界上最大的諾基亞手機生產基地；中國消費的所有雀巢速溶咖啡都是東莞市中心的一家工廠生產的。工廠就是公交車站，就是紀念碑，就是地標，而城市裏所有其他東西的存在都是為了工廠服務。東莞的公路網是國內最密集的，目前還在不斷擴張，只為了把商品更快地送到全球各地。為了讓工廠的客戶們心滿意足，豪華酒店和高爾夫球場如雨後春筍般四處湧現。世界各地的採購商住在東莞喜來登酒店，服務台給客人們列了一張表，上面有他們需要去的所有地方：

廣東國際會展中心

東莞國際會展中心

鴉片戰爭博物館

太平碼頭

沃爾瑪

家樂福

百佳超市

海逸高爾夫球會

峰景高爾夫球會

長島高爾夫球會

沒有人知道東莞確切的人口數量。根據市政府的說法，東莞有一百七十萬本地居民和大約七百萬外來務工人員，但是很少有人相信這個官方數據。關於東莞人口的猜測眾口不一。東莞有八百萬外來民工。東莞每年增加一百萬外地人。東莞有一千萬農民工，但說只有七百萬是為了避稅。市長或許知道得多一點兒，但是他也不說：“東莞的實際人口比公開的數據要多得多，”在2005年的一次論壇上他對記者說。他個人“保守地估計”，按他的話說，超過一千萬。

東莞是個未完成的城市，一切都處於正在成為另一件事物的過程中。一條行人路上堆着高高的石頭地磚，上方有標識寫着歐式宮殿級寫字樓。中央商務區豁開坑坑窪窪的大口子。城市的東邊，一個新的市中心正在崛起，將來的某一天會有政府辦公樓，圖書館，科技館和劇院。而現在這片地區寬敞的大道上沒有車輛，靜悄悄的商場裏雜草叢生，籬笆修剪成整齊的幾何圖形。東莞的口號是“一年一大步，五年見新城”。

塑造新生活的速度甚至更快。幾節電腦課能讓一個人即刻平步青雲進入另一個階層；在人才市場，一個上午足以令人建立起新的職業生涯。在照相館花二十塊能照一套相片，佈景上繪有高檔住宅前的柵欄和庭院，將洗出的照片寄回家，或者送給親友，或者貼在宿舍的牆壁上，宣告着照片中的那一位如今已經面目一新。在城市的牆壁上，在招工和梅毒診所的廣告旁常常貼着尋人啟事：他五年前離家，膚色黑，臉上有麻子，說話語速快，喜歡打電腦遊戲。失蹤者的家人張貼告示，尋找被這座巨大城市吞沒的親人。

周末，年輕人佔領了整個東莞，公園和廣場感覺好像露天的高中校園一樣。女孩子成群結隊地在街上徜徉，穿着花邊上衣和緊身牛仔褲，互相摟着肩膀。男孩子的陣容小一些，穿着工廠制服，袖子挽到腋窩下面。情侶們招搖過市卻心思各異，女孩子驕傲地展示着她們的男友，男孩子則比較懶散而冷淡。一到星期一的上午，東莞的公園和廣場就出奇的安靜。工廠的大道上只有一張張漠然的臉孔面對着世界，女孩和男孩們都被吞沒在這寂靜中。工業生產不需要運動和活力，正相反——一條又一條街上，只有沉默。

晚上公路兩旁一長溜的工廠燈火通明。仔細一點，有時能看到窗口閃過的影子，像螢火蟲一樣轉瞬即逝——只要燈亮着，就有人在工作。每一行夜幕中亮着藍光的窗戶都告訴你這是一家工廠；窗戶一行隔着一行，就像是海上巍峨的巨輪。從遠處看，真美。

兩個姑娘從家裏出來才二十天，城裏的一切都很陌生，她們連工廠老闆是誰都不知道。這天，她們什麼也沒帶：沒有飲料，沒有裝着水果和零食的膠袋。她們就坐在廣場上，大太陽底下，這個區在東莞以小型鞋廠聞名。

她們一個叫田永霞，一個叫張大麗。十六歲，第一次離家。大年初九——這天是出遠門的黃道吉日——她們從河南農村的老家出來。村裏有個姑娘在東莞的一家廠里打工，一個月掙八百塊，她們也想掙。她們每人付給一對夫婦四百塊錢，這對夫婦答應給她們安排進廠工作，並帶她們從村裡出來，坐了三天的汽車。可是到了東莞，沒有工作，這對夫婦也不見了。

兩個女孩在公交車站捱了四個晚上，終於和某個老鄉聯繫上了。老鄉給她們找了一家電器廠的工作，一個月三百。工資很低，但她們也沒法跟老闆談工錢。“那個時候我想進廠，就為了睡個好覺，”永霞說。她的臉寬寬的，小眼睛，愛笑。大部分時間都是她在說話。大麗要苗條些，更好看，五官精緻，牙齒不齊。

兩個女孩子很快就了解了工廠生活的等級，她們身處最底層。先來的工人瞧不起新來的，也不跟她們說話。這是一個較小的分廠，工資低，但是在公司的總廠打工需要有技術，還必須有像樣的身份證。兩個女孩進廠時用的文件是找別人借的，因為她們還沒有申領自己的身份證。一天在流水線上八小時班，周末休息，但這並不是好事，因為加班才意味着更多的工資。做鞋的廠子工資更多，但大家都知道鞋廠的工時極長，兩個女孩經常辯論，為了多賺點錢是否值得累到筋疲力盡。永霞和大麗進廠沒多久，就開始談到辭職。

兩個姑娘離家前有一個約定：如果到東莞的第一份工泡湯了，她們就直接回家。但是當第一份工真的化為泡影時，她們留了下來。她們已經來到了城市，和從前不同了。

遇到永霞和大麗的時候，是我剛來東莞的第二天。那是一個2月的上午，天空暗白，空氣里滿是熱氣和摩托車的尾氣。在珠三角，下個月就將開始入夏。我帶着兩個女孩去了一家麵館，給她們點了可樂。她們小心翼翼地從吸管里啜着可樂，告訴我她們離家的故事。

我對她們解釋說，我是《華爾街日報》的記者。永霞翻來覆去看我的名片，琢磨着上面陌生的北京地址。“我們能給你寫信嗎？”她突然說。“我們很想媽媽。我們很寂寞。”透過麵館的窗戶，一個姑娘發覺外面有情況。兩人起身散開，好像一對受驚的鳥。“不好意思，我們得走了。”

我追上她們的時候，她們已經快到下一個街區，倆人站在行人路上，中間有個姑娘——她們的意外收穫——就是去年來東莞打工，一個月掙八百的那個老鄉。她可是有門路的，這次永霞和大麗不會放過她了。

我問永霞要她宿舍的電話，但她剛來，還不知道號碼。她答應給我寫信。我們說好兩星期後，就在那天上午我們碰頭的那個廣場上再見。然後她們就消失了。她們才十六歲，在中國最雜亂的新興城市裏四處遊盪，沒有大人陪着，自力更生。她們是各種壞人的獵物，缺乏生活經驗和信息，就這樣做着人生的各種決定。她們很想媽媽。但她們也第一次享受着這樣的自由自在。

兩個星期後，我從北京坐飛機南下東莞，按約好的在廣場上等她們。我們說好的，上午十點碰面，但她們可能有各種原因來不了。也許她們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要加班，沒空出來。也許她們覺得不能信任我。也許她們只是忘了，或是有更有意思的事情要做。也可能她們已經加入了失蹤人員的行列。她們為什麼要來呢？我唯一的希望是永霞說過的一句話：“我們很寂寞。”

我一直等快到中午。這時候我知道，她們不會來了，但我也知道，一旦我離開廣場，她們對我來說就永遠消失了。她們十六歲，從河南來，關於她們，我所知的僅此而已，包括名字。她們穿花邊上衣，緊身牛仔褲，扎着馬尾，看上去就像幾百萬從別的什麼地方來東莞打工的年輕女孩一樣。那天我再也沒心情去認識誰。好幾個小時，我在熾熱的陽光下漫無目的地瞎逛，盯着來往的人群，跟自己說不要過去，因為沒有一丁點理由過去說話。如果是一群人，那就很難和她們說上話；如果她們在吃吃喝喝，那就說明她們過得太好，不是我要找的人。看到這麼多我永遠都不會認識的打工者真令人喪氣。彷彿她們任何一個人的故事都完全沒有意義。

之後的幾個月，我每次來到東莞，都會仔細地看街上打工女孩的臉，希望能再找到永霞和大麗。許多女孩子也會看我，眼神有幾分提防，幾分狐疑，又或是好奇。東莞有幾百萬年輕女子，每個人都有值得訴說的故事。我應該從觀察她們的臉開始。

2004年2月，我第一次來到東莞。在中國，外出務工已經有二十個年頭，絕大多數的外國媒體，包括《華爾街日報》，都報道過工廠內部的惡劣環境。我希望能寫點兒別的——寫寫工人自己怎麼看待外出務工。我尤其對女性感興趣，背井離鄉，她們得到最多，也許失去也最多。東莞是中國最大的製造業城市之一，年輕而又沒什麼技能的人奔向這裏的流水線，據估計其中百分之七十都是女性。看起來這是寫作開始的好地方。

在接下來的兩年裏，我每個月都在東莞住一到兩個星期。我認識了一些年輕的姑娘，也碰到過許多跟我說完她們的故事然後消失的打工女孩，就像廣場上我再也沒有見過的那兩個姑娘一樣。她們的冒險精神令人吃驚。如果她們不喜歡一家工廠、某個老闆或者同事，她們會頭也不回地跳槽到另一家。她們向我講述過去的經歷，有時會跳過在某家工廠的某段時光，因為她們不記得了。老家的父母也不太清楚他們的女兒在忙些什麼。生存，對打工女孩來說，是時時刻刻的眼前之事，看起來自由自在，但也煩惱不斷。在城裏討生活，意味着切斷她們所熟知的一切。

跟我最親近的幾個姑娘身上有一些共同點：她們理解她們生活的戲劇性，也知道我為什麼想要了解她們。我想她們對我的理解比我想像的更多。我來自美國，上過大學，論教育程度和社會階層，我和她們相隔十萬八千里。但是作為這座城市裏的一個單身女人，我知道孤獨是種什麼滋味。我也被中國男人欺負過，被警察吼過，被巴士司機騙過。我也有交不交男友的兩難抉擇，也有父母擔心我還是單身。2006年春天當我結婚的時候，一個最了解我的女孩讓我吃了一驚。“你媽媽一定特別高興，”這是她說的第一句話。“我覺得她是個傳統的中國人。”

也許我和這些女孩之間最緊密的關聯，她們永遠都不知道：我和她們一樣，背井離鄉。從美國的大學畢業之後，我去了捷克的布拉格。我在國外住了十五年，每隔一兩年回家看一次父母，就像這些農民工一樣。很長一段時間，我抗拒着中國的吸引力。在大學，我迴避美籍華人組織，只上過一節中文課。我主修美國歷史和文學，畢業論文寫的是美國作家LarryMcMurtry的西部小說。在布拉格，我給一份外僑報紙作有關捷克政治社會的報道。1992年的一個冬日，一對中國夫婦拖着箱子在泥濘的行人路旁用普通話向我問路。憋了很長時間，我才恨恨地、用他們的語言給他們指路——彷彿他們在逼我回到一個已經甩在身後的世界。

一開始，我對中國的興趣很現實——20世紀90年代初，騰飛的中國經濟吸引了全球的關注，能流利地說中文成了我的資本。1993年我去了香港，成為《華爾街日報》的記者，才開始閱讀中國歷史的書籍，終至樂此不疲。對我來說，中國永遠感覺像一場考試，而我卻荒於學習。兩年之後我去了台灣，那裏的人經常問我是哪一年“出去”到美國的——他們的潛台詞彷彿是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是在中國出生的。後來我去了中國大陸，也經常被問到同樣的問題。這就是台灣和大陸的相似之處，雖然嚴格上來說，這兩個地方直到最近關係才變得融洽些，但是兩者比他們想像的更相似。

大多數美籍華人來到中國的第一件事就是回祖輩的老家，但是我在香港、台灣和大陸住了十二年，也沒回去過一趟。我擔心我還沒有準備好，去理解在老家會發現些什麼。我怕去這麼一趟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無論是哪種情況，我都能理解那些打工女孩們對家的複雜感情。

農村來的女孩教我認識這座城市。從她們那裏我得知哪家工廠經營得不錯；足不出東莞，這些工人就明白這個世界上各地區之間的等級。美國和歐洲老闆對工人最好，然後是日本、韓國、中國香港，繼而是台灣老闆。中國大陸的工廠最差勁，因為“他們老是倒閉”，一個農民工跟我說。他們也知道什麼時候會有重大的政策變化——2005年初，一些工人跟我說最低工資要漲了，而這時候官方還沒有正式公佈。

許多我讀過的寫中國農民工的書並不真實。農民工早已不再生活在被警察抓捕的恐懼中，相反，官方忽視了他們的存在。本地居民的歧視也並非什麼問題，因為打工族和本地人幾乎從不碰面。他們高度的就業升遷情形也令我感到驚訝。幾乎所有我在廠里認識的高層人員都是從流水線開始做起的。我認識的姑娘並未註定要回家種地，因為她們出來之前也沒種過什麼地。她們多半不知道家裏有多少地，也不清楚幾時開始農忙。我所有的臆測都來自90年代中期的農民工研究；十年過去了，這個世界天翻地覆，變得太快，快到無暇記錄。

我開始喜歡上東莞，這地方似乎鉚足了勁要把中國最極端的一切表現出來。拜金、環境破壞、腐敗、擁堵、污染、噪音、賣淫、不良駕駛、鼠目寸光、壓力巨大、拼死拼活，雜亂無序：如果你能受得了這兒，那到哪裏你都能受得了。我盡最大的努力去適應這一切。午飯我吃兩塊錢一碗的麵條，去哪兒都坐公交車。我穿牛仔褲和涼鞋，比許多出門時穿繡花襯衫和高跟鞋的打工女孩還樸素。在東莞我就像是隱形人，我也喜歡這樣。在中國別的地方，一個到處盯着陌生人看、在筆記本上寫來寫去的人或許會引來注意；在這裏，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情，根本沒工夫理我。只有一次：我在人才市場抄錄牆上的一個告示說明。一個保安問我在幹什麼。我告訴他我在練習英語，他就讓我走了。

對於外面的世界來說，東莞彷彿是隱形的。我在北京的朋友大多都曾路過東莞，但是他們所記得的——這真令人震驚——就是無窮無盡的工廠和妓女。我在這個隱秘的世界中跌跌撞撞，我和七百萬，八百萬，或是一千萬人分享着這個世界。在東莞生活就像是我第一次來到這裏時，以一百一十公里時速衝下高速公路，四周景物變化紛呈，讓人目不暇接。東莞是一個沒有記憶的地方。

東莞也是一個矛盾體，因為近代中國的歷史從這裏開始。19世紀，英國向中國走私鴉片，蹂躪這個國家並掠奪它的財富。1839年夏天，清朝的官員林則徐在虎門港下令公開銷毀兩萬箱鴉片，而虎門就在東莞。這個舉動讓中英兩國爆發了第一次鴉片戰爭，雙方在廣東交火，英國的戰船摧垮了中國軍隊，戰爭很快結束。《南京條約》簽訂后，香港割讓給英國，中國開埠通商，給予外國史無前例的商業和法律特權。中國的歷史課上說，虎門銷煙照亮了中國的近現代紀元：對外國列強的屈服，隨之而來的是清王朝覆滅，革命，戰爭和共產黨在1949年的勝利。

但這個地方還有另一種歷史。1978年的秋天，香港太平手袋廠在東莞開設了第一家外資工廠，第一年的收入是一百萬港幣。工廠將香港運來的材料加工為成品，再運回香港，銷往世界各地。太平手袋廠開創的這種模式，被數以千計的工廠所追隨。接下來的兩年裏，中國設立了四個“經濟特區”，作為吸引外資和免稅政策等鼓勵自由企業措施的試驗田。最大的一個特區是深圳，位於東莞以南約八十公里，並很快成為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展示台。深圳是規劃出來的樣板城市，由北京的領導意志催生出來，得到國家部委及下屬企業支持。

東莞不一樣。沒有任何人的指令，就這麼發展起來了。深圳胸懷大志要發展高科技和創意產業，而東莞做的是它力所能及的，也就是說，香港和台灣那些低技術含量的工廠，做衣服、玩具和鞋子。這些工廠只需要廉價的土地和勞力，以及當地官員的放任自流。一開始的那些根本就不能叫做現代工業。許多早期的工廠是二三層的房子，一間屋子裏坐五十個工人，在桌前做一些簡單的活兒，比如縫合玩具熊或是給洋娃娃安上假髮。有些廠房甚至設在鐵皮搭成的棚子裏面，因為老闆不想花錢建一幢真正的房子。

早些時候，這裏沒有開通到香港的鐵路。生意人從香港走過邊界，先到深圳，然後打一輛出租車到他們在東莞的工廠，沿路穿越片片農田。“那時候這邊沒有路，沒有車，沒有電視，連窗帘都沒有，”艾倫·李，一家台灣鞋業的主管回想當年的情景時這樣說。他於1989年來到東莞。“你根本買不到那樣的東西。”1989年的6月，他騎了四十分鐘的自行車，去看電視上有關天安門廣場示威者的新聞。

本地的勞動力很快就供不應求，鄰近省份的移民開始來到東莞。林雪，就是我認識的為一家打工族雜誌寫稿的女子，1990年從四川農村來到東莞。“我們兩眼一抹黑就來這裏了，”她告訴我。“我去問賣票的，我應該買張去哪裏的車票？賣票的說去哪，我們就去哪。”林雪找到了一家工廠，七十塊錢一個月，她的妹妹在另一家工廠衝壓膠合板。

90年代，東莞的製造業轉向電器和電腦部件。現在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個人電腦硬盤磁頭和百分之三十的個人電腦磁盤驅動在東莞製造。過去二十年的經濟以年平均百分之十五多的幅度增長。但有些事情依然不變。外來務工人員依然來到東莞。勞動密集型工廠依然佔主導地位，雖然產品變得越來越複雜，但工作依然簡單。依然有相當多的房子裏坐着工人，在桌前干一些簡單的手工活。

因此，東莞是一個充滿歷史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它曾高調地反對外國勢力出現在中國，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地向它敞開懷抱。每個中國學生都學過虎門銷煙。但是從這個任何歷史課本都沒提到過的太平手袋廠，到我在東莞認識的每一個人，我都能找到直接聯繫——從學習Word軟件的打工族，到自學成才的大師，還有奔馳車的銷售員——他告訴我S系和E系的奔馳車在東莞賣得最好，因為“這車很好，能幫老闆提高形象”。對所有這些人而言，現代史開始於一個手袋廠。

我來東莞好多個月，沒見過一個本地人。從高級管理人員到流水線工人，工廠都是外來民工獨佔的世界，儘管大老闆有時候是香港人或台灣人。本地人說粵語，但工廠這個世界裏運轉的官方語言是普通話，因為只有說普通話，來自不同省份的人才能互相交流。打工族對當地人評價不高：都是一群沒怎麼上過學的農民，靠出租土地給工廠過活，工廠這麼艱苦的條件，他們一天也捱不了。“就是誰也瞧不起誰，”我的朋友林雪這樣說本地人和外來民工的關係。

來東莞半年之後，我採訪了副市長。他叫張順光，是東莞人：我採訪的第一個本地人。我們坐在市政府大樓巨大的接待室里喝茶，用的是小小的紙杯。他的幾個助手都在場，互相說著粵語。此前我沒見過一個本地人，原來他們都在這裏，在政府里。

“你說廣東話嗎？”一個助手問我。

“抱歉，不會，”我說。之前在東莞從沒有人問過我這個問題。

“你是第一次來東莞嗎？”

“不是，我來這裏很多次了。”

“啊，都是秘密行程嗎？”

“如果你們不知道，就算是秘密的嗎？”

我們已經互相不爽對方了。採訪當中，我抬眼看這個助手，他也回眼盯着我看。他旁邊那個年輕女人睡著了。“誰也瞧不起誰”，我腦海里忽然蹦出這句話。

這次採訪挺有用的：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永遠都不會相信政府有多麼忽視移民的存在。副市長對移民的人口數量沒個准數——那是全國人口統計的事兒，跟他的部門沒啥關係。他也承認當地政府缺乏條件去檢查工廠內部的環境。“如果我一天查一個廠子，”他說，“那麼查完東莞所有的工廠要花掉我五十年。所以我們得靠那些公司自覺。”

然後，副市長談了一個“提高東莞人口素質”的計劃，但卻把外地人排除在外。就像所有的城裏人一樣，副市長從骨子裏鄙視外地人。“外來民工的素質不高，”他說，“但這是那些公司的問題。他們應該給工人上課。”

我問副市長為什麼工廠里沒有本地人，甚至在高層管理的職位上也沒有，副市長不假思索的回答跟他剛剛講的恰恰自相矛盾。

“因為外地人，”他說，“素質更高，薪水也要得低。”

採訪結束，副市長跟我握手，誇我對東莞了解不少。我沒有告訴他，我所有的信息來源都是十幾歲的打工女孩——那些素質低，薪水更低的外地人。

來東莞一年後，我在市中心租了間一室一廳的公寓，每個月一千三百元。這個高層小區叫“東莞城市假日”，主要目標客戶是單身女性。在城裏到處有粉艷艷的大廣告牌宣傳“一個人的房子，一個人的精彩”。我想在這裏能遇到一些年輕女人，聽她們的故事，但是在大堂和電梯裏沒有一個人跟我說過一句話，我也從沒在公共休息室里見過一個人。大家自己的事情都忙不過來，沒工夫去管別人。我大部分的消息都來自小區裏的通告欄，上面描繪了一個充滿小偷小摸和晝夜施工的社區。

為了居民的安寧，1月1日停止裝修。1月2日裝修恢復。

有人敲門時要先確認敲門者的身份，不要輕易開門。

有了解南城區盜竊團伙線索者請聯繫警方。

我的女房東許多年前從廣東鄉下搬到東莞。她收租的時候經常穿着粉紅色的睡衣和拖鞋出現在我的公寓，有一次，我聽到她跟她老公打電話的時候說“操你媽”，因為他剛跟她講出差回來要晚一點。她在一間賓館上夜班，做銷售。我很想知道哪種銷售必須在半夜到早上六點之間進行，卻從來沒有勇氣問她。她有的是辦法轉移話題。

“你怎麼會有兩個小孩呢？”我有次問她。大部分的城市家庭限生一個。

“那你說，我怎麼有兩個孩子的？”她反問道。

我公寓外面的購物場所不停變換。我剛搬進小區的那天，在我那幢樓的大門旁看到一家磚爐比薩的招牌，好興奮，這是用家鄉的味道來歡迎我嘛。等下次來住，它已經蛻變為大志手機數碼超市。這正是中國需要的：又一家手機賣場。接下來的兩個星期，我樓下的空間從一間天花板上盪着電線的空殼變成了一家徹底的手機店，站着機械人似的銷售員，巨大的音響里迸發出的音樂聲一直飄到空蕩蕩的停車場。再下一次來的時候，營銷已經開始了：一個年輕姑娘站在商場門口對着麥克風念手機型號和價格，一個接着一個。我那幢樓前面又出現了另一個招牌：有肯德基作鄰居！坐收年利8%。對於做肯德基的鄰居，我也沒覺得有什麼好激動的。唯一不變的是對街的雀巢咖啡廠。夏天的時候，只要一走出去，咖啡的味道就將我包圍，像是泡了一個又苦又甜的熱水澡。

生活在北京，很多事都察覺不到，但是在內陸城市，你能近距離觀察到中國發展不堪重負的一面。公交車常常跑着跑着，就不按規定路線而跑去加油了。缺油比較常見，所以只要有一家加油站開着，就值得停下來，哪怕車上滿是乘客。全天停電是常有的事，因為政府限電，工廠必須變戲法一樣地調整進度。我小區的通告欄里有一條從來沒有變過：原有的電力幹線不能滿足發展需求，必須更換。

2005年的夏天，我每次去東莞，至少有一天在停電。有時候停電前會發通知，我能事先準備一下，但有時候完全沒有事先警告，我只能在攝氏三十度以上的室內待上一整天，盡量少動彈。我會打電話給物業辦公室，發脾氣，但這也不是他們的錯。這不是任何人的錯。中國經濟每年增速百分之十，在南方甚至更快，一切能像這樣維持運轉，就已經是個奇迹了。

我去哪裏都坐公交車。這樣能更多地了解打工族的世界，另一方面，也是現實所迫。出租車司機是一群大騙子——不止一次，當我坐上出租車在黑暗的公路上疾馳，司機會威脅我，如果不給更多的錢，他就把我丟到路邊。另一種快速談判花招是還沒到目的地，就提出以更便宜的車費放人中途下車，而不管乘客們願不願意。司機們總是如此短視，他們為了更快到手現錢，寧願少拿一點。即便最老實的出租車司機也有農民的毛病：一旦他們離開熟悉的那一塊地，就跟我一樣找不着北。

巴士上的員工是配好對的：開車的是本地男人，賣票的是外地女人。有時候他們一路都隔着乘客的腦袋扯着嗓門說話，有時候儀錶盤上方裝了個小電視，這樣司機可以邊開車邊看電視。每到一站，車還未停穩，售票員就探出車門外，以嘶吼的嗓音報站。等車的人通常容易為此所迫，如果售票員吼得時間夠長，有些人就上車了。

巴士上的年輕男人散發著濃烈的汗味，那是人在室外走了很長的路卻從來沒有享受過奢侈空調才產生的味道。年輕女子則完美無瑕：她們沒什麼味道，頭髮總是順滑而閃亮。每輛巴士上都會有幾個外地人，拿着膠袋罩在嘴上，靜靜地嘔吐。暈車是鄉下人的通病，他們不習慣坐車。綁在車頂上的褐色膠袋，像是一串串熟透的香蕉，開始腐爛。巴士上的乘客帶的東西五花八門到讓人驚訝；農村的生活方式就是什麼都不會扔掉。我看到過：有人帶着老舊的電視機；裝着電線的柳條筐；一個外面掛着硬泥漿、裏面裝着泥瓦匠工具的筒子；一把一碼長、看起來像兇器的扳手。還有一次我看到有個年輕姑娘拿着兩米長的掃帚柄。

車站是沒有標識的，也沒有站牌寫明路線。你得開口問：信息要靠口口相傳，彷彿我們生活在還未發明文字的古代。有兩次我買了有巴士線路的地圖，但兩張地圖都過時了。事情變化得太快，來不及用文字記下來。其他的乘客和我一樣摸不着頭腦，經常會喊出他們要去的但其實早已開過頭的地名，然後倉皇離去。無論我去哪裏，都有人找我問路。一天下午，我搞不清方向，跟一個外地女人問路，過了一會兒她問我，“你是湖北人？”這算誇我還是罵我？我只是要回家而已。

晚上巴士很早就收工，對於那些坐不起其他交通工具的人來說真是不公平。八點以後，人們就會住在朋友的宿舍里，即使大部分工廠禁止訪客留宿，一旦抓到會罰很多錢。

我在巴士上從沒見過老人。

一天晚上我搭了一輛從深圳到東莞的巴士。大約走了一半，巴士停了下來，司機沖乘客吼着，換一輛車。這雖然並不合法，但很常見：深夜的時候，只載滿一半的巴士樂於把乘客趕上另一輛半空的車，而不是繼續開下去虧錢。趕乘客的巴士司機會給接手的司機一筆錢，按交接的乘客人數算錢。

第二輛巴士上路后，售票員說這車根本就不到東莞。這也很常見：一旦第二輛巴士拿到了錢，剩下來唯一的目標就是趕緊把乘客甩掉。

巴士停了。“去厚街的在這裏下。”售票員是個瘦得皮包骨的廣東男人，無論說什麼都用濃重的鼻音吼出來。他走到通道上，點來點去，命令一些人下車。他點到了我。

我前面的一個乘客下車了，消失在黑夜中。我走到車廂前部，在最低一層的台階上探出身體。我們在漆黑一片的公路上，旁邊是一塊廢棄的工地。

“這裏沒有出租車，”我跟售票員說。“我不下車。”

“這裏有出租車，”他吼着鼻音濃重的粵語。

“我不下車。”

他走到我身後，把手搭在我肩膀上。

“別碰我！”我爬上台階，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沒有一個乘客挪動一下。

然後車子又開動了。巴士沒法卸下乘客，就繼續開。乘客陸續停站下車，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過。“這些車特別黑，”坐我旁邊的一個臉龐又窄又黑的女人說。“你應該只坐那些穿制服的司機開的巴士。”然而她也在這車上，和我一樣。

“這巴士上幹活的人是壞蛋，”她大聲說，“嘴裏都是髒話。”我只是靠着她坐就感到很安全了，可是她也下車了。

巴士靠在路邊，又停了下來。“好了，都下車，”售票員吼道。這次他走到通道中間，給每個人兩塊錢。

我走到通道里他站的地方。“我付了二十五塊錢到東莞，我要把我的錢要回來。”

他轉過來對着我。當然，他比我高，還是個男人。那一刻，我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無力。

“如果你付了一百塊，我就該給你一百塊嗎？”他吼道。“如果我把褲子脫了，你會給我一百塊嗎？”

這話沒有什麼道理，也不好笑，但是他很喜歡，又說了一遍。“如果我把褲子脫了，你會給我一百塊嗎？”

“Fuckyou，”我用英語罵他。“Asshole．Prick．”這麼做打破了我在中國生活的基本原則——永遠不打“美國人”這張牌，但是有時候用英語罵人是有效的。這個男人看着我，肅然起敬。

我推開他走到車廂前部，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東西扔扔。我想搶過他裝錢的腰包然後甩到窗外，但是他把腰包藏得很貼身。儀錶盤上有條臟毛巾，我把它甩在司機臉上，然後下車就跑。我的心怦怦作響；我想他可能會追上來。然後我停了下來，意識到自己看起來有多麼愚蠢。

在一條小路上，我遇到一輛出租車，問司機到東莞多少錢。八十塊。我上車了。我氣得發抖。我想到我認識的、住在這裏的每一個年輕女人，她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曾經被像那個皮包骨的廣東男人那樣或許一早起來就對世界充滿怨氣的人騙過，欺負過，咆哮過。你對自己的無能束手無策，只能哭，只能怒火燒心。一旦對抗，所有的一切立刻變成蠻力的較量，而女人總是會輸。我有錢，有了錢我能買到舒適和安全。她們沒有。

但是也有好人，就像在巴士上替我說話、罵司機的那個女人。你只能往好的一面看，否則活不下去。

東莞彷彿是一個沒有過去的地方，但市裏的官員不這麼想。在新的市中心，他們建起一座博物館——灰色石材壘砌的巨大樓房，好像獨裁者陰魂不散的陵寢。出租車司機不知道這個地方——毫無例外每次他們都會帶我去街上的一個商業會展中心——2005年夏天我去過三次，這座博物館始終空置着。

中國的歷史博物館是個令人困惑的地方。古代的文明是輝煌的——官方描述會這麼說——但卻是封建落後的。現代中國受盡外國勢力的凌辱，但中國人民在屈辱和敗局中是英勇的。1949年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是此後有一些特別的年份——1957，1966，尤其是1989——完全不被提及。所有雜亂難解最好不談的事情必須融入合理的模式，因為從孔子開始，歷史的目的就是為了把倫理道德教給下一代。

在東莞，博物館乏味的大廳就像一座浪費空間和十足冷氣的紀念碑。指示牌寫着：歷史，筆直走；經濟，二樓。我第一次去的時候，探訪了歷史。第一個展廳從史前海洋化石一直講到清朝，玻璃櫃裏展示着一堆看起來像石頭的東西。近近細看，這些石頭帶着無法理解的英文說明：蚝崗貝丘遺址出土的磨石。一整個房間的立體透視織女模型用來展示東莞早期手工業的才華。循環播放的磁帶里傳出紡機的聲音，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揮之不去。

後面還有更多成堆的石頭，接着是歷史踉踉蹌蹌地以令人驚嘆的精確性推進。人口增加，到明朝天順六年（公元1462年）已經達到150378人。市場發達；鹽業繁榮；農業興旺。在一間大的開放展廳里，一棵假樹的倒影被投射在一片假的湖泊上，那兒有一葉假舟，一座假拱橋，三隻假鵝，兩隻假鴨。鴨子的呱呱叫聲被循環播放。

講述過去還有另一個難點。每個地方都必須反映五千年中國歷史的連續性，但大多數時代沒有什麼記錄，也沒有具體的東西保留下來。有價值的藝術品被北京運走了，或是在戰爭和政治運動中丟失了，所以博物館被迫把其餘部分生造出來。他們偽造大炮，鍾鈴，成套的盔甲，將古代文書印在塑膠貼板上，掛上牆。立體透視模型佔領了所有的展廳——這是它最喜歡的展示方式，也許是因為它們很佔地方。東莞博物館裏唯一真實的展品是那一堆堆的石頭。

一旦進入現代歷史，從19世紀鴉片戰爭開始，事情就變得愈發令人困惑。有一個展示標題是“怒對英國人”，內容是英國海軍官員和一個憤怒的中國官員的蠟像。對中國來說，鴉片戰爭的戰敗一直是深刻的恥辱和痛楚。但是也許在這個商業發達的城市裏，不可能喚起對英國人必要的仇恨，因為隔壁的展示已經忘了這一切而向前看了。1878年，香港總督建議成立弱勢保護局以保護中國婦女和兒童。展覽飛快地進階到二戰和共產主義勝利——一張模糊的照片上洋溢着幸福的面孔。百萬人民歡慶解放。

在下一個展廳，一條橫幅跨牆壁：“夢想成為現實：從農村到IT城市。”一個燈箱上展示着共產黨會議的一組照片，鄧小平在會上闡述他改革開放的計劃。那是1978年。從一間展廳到下一間，一下跨越了三十年，略過了新中國的成立，土地改革，打倒反革命，打倒“階級敵人”，成立人民公社，大躍進和奪走無數人生命的大飢荒，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

我走出歷史進入了經濟，現在，展示開始展現出活力。一個巨大的立體透視模型顯示，太平手袋廠里的四個女人彎着腰在桌前縫鞋子。在政府辦公室模型里，一個生意人正在申請證照，典型的東莞男人的樣子：挺着啤酒肚，拎着仿皮公文包。歷史加速進行——一眨眼幾十年——然後是巨大的照片，有公路立交，也有污水處理廠和投資會談。

輸入——輸出——輸入的良性循環

第一個有百萬手機用戶的縣級市

修公路，橋樑和電廠，以便吸引資金建更多的公路，橋樑和電廠

有一個互動的展示裝置顯示着城市的GDP，出口，存款餘額和稅收。最後一個展覽是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的簽字儀式。

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

我離開博物館的時候，來實地參觀的三四年級小學生在大廳擠擠攘攘地排隊。學生們穿着學校發的運動褲，脖子上戴着少先隊的紅領巾。博物館的導遊是個年輕女人，面色嚴厲，雙腿似棍，拿着一個擴音器。我鼓起勇氣準備再聽聽她怎麼講鴉片戰爭和一百五十年的恥辱。

“在三樓，你們會看到一個城市模型，”她開始了。“我要你們在這個模型上找到自己的家。你們都知道松山湖嗎？”

“知道，”學生齊聲回答。

“松山湖是我們的高科技工業區。東莞有一個口號，‘一年一大步，五年見新城’。我們現在是在五年計劃的第三年。”

她頓了一下。“你們都知道‘建城、修路、開山、治河’嗎？”

沉默。沒有人知道這個。

“這是政府的政策。東莞還有一個對外國船隻開放的港口……”

在7世紀，唐朝的皇帝命令朝廷史官撰寫前朝的編年史。從此每個朝代都撰寫前朝的歷史，對事實添油加醋或閉口不談，以鞏固當朝的統治。自1949年起，政府開始同樣將現代歷史展示為抵抗外國勢力的英勇鬥爭。但是在東莞，歷史包含了截然不同的教訓：歷史是開放，市場，外商投資。歷史從手袋廠開始，必須給學生灌輸基礎建設的偉大成就。

博物館導遊敦促孩子們當“文明的遊客”，三四年級的孩子們排着拉拉雜雜的隊伍進入歷史。很快，大廳里只剩下我一個人，尋思着這個中國歷史博物館隻字未提毛澤東是多麼不可思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