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出去

當你碰到另一家工廠的打工女孩，你會馬上探探她的底細。你哪一年的？你們相互打聽，好像談論的不是人，而是汽車。一個月多少？包吃包住？加班費多少？你可能會問她是哪個省的。你根本不問她叫什麼名字。

在工廠里交個真心朋友不容易。十二個打工女孩睡一間房，在狹小的宿舍里你得守住自己的秘密。一些姑娘進廠的時候，用的是借來的身份證，從不會告訴別人她們的真名叫什麼。一些姑娘只跟老鄉談，但是這也有風險：很快八卦從廠里傳到村裡，你一回家，七大姑八大姨都知道你掙了多少，存了多少，有沒有跟男孩子出去約會。

當你真的交到一個朋友，你什麼都會為她做。如果朋友辭職了，沒地方住，你會讓她跟你擠一個鋪，即使一旦發現就會被罰十塊錢。如果她上班的地方離你很遠，你會起個大早坐幾小時的公車去見她，雖然你好不容易才能休息一天，她也會為了陪你而請假一天——這次罰款就一百塊。你可能會留在你不喜歡的工廠幹活，或者離開一個自己喜歡的廠子，都只是因為朋友要你這樣做。朋友之間每個星期都會互相寫信，雖然那些出來時間比較長的姑娘會覺得這太幼稚了。她們會發短訊溝通。

朋友間經常會失散，因為生活改變得太快。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別人失去聯繫。

發工資那天是一個月裏最棒的一天。但某種意義上也是最糟的一天。辛苦工作那麼長時間，卻惱火地發現就為了一些蠢事被扣了那麼多錢：某個早上遲到了幾分鐘，某次請了半天病假，制服從冬裝換成夏裝而不得不額外付錢。一到發工資那天，大家都擠到郵局寄錢回家。剛出來的打工女孩更熱衷於寄錢回家，但是那些出來時間比較長的姑娘會笑她們。一些打工女孩給自己開了存錢的戶頭，尤其是交了男朋友的那些姑娘。大家都知道哪些姑娘特別會存錢，存了多少錢；當然也知道哪些是最會花錢的主兒，那些抹着亮閃閃的唇膏，拿着銀色的手機，戴着桃心墜子項鏈，有很多雙高跟鞋的準是。

打工族總是說要走。老闆要工人做滿六個月，就算半年到期了也不一定保證同意離職。工人頭兩個月的工資扣在工廠手裏；未經許可就走人意味着失去兩個月的工錢，得到別的地方從頭來過。這是局外人難以理解的打工生活。進廠容易，出來難。

要找好工作的唯一辦法是辭掉手頭的活。面試必須佔用工作時間，一旦錄用估計要馬上開始幹活。辭職也最能確保找到新工作：要有地方吃飯睡覺，這種急切的需求逼得人立刻就得找到工作。打工女孩們經常一窩蜂地辭職，人多膽子大，大家發誓一起跳槽到同一家工廠，雖然結果往往不太可能。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別人失去聯繫。

呂清敏很長時間都是一個人。她姐姐在深圳的工廠打工，去那兒坐公車要一個小時。她的朋友散佈在中國沿海南北各處的工廠，但是敏——她的朋友都這麼叫她——並沒有和她們聯繫。這跟自尊有關——因為她不喜歡打工的地方，就不告訴別人她在哪裏。於是她在她們眼前消失。

她打工的廠子叫佳榮電子製品廠，這家香港公司生產鬧鐘、計算器，以及顯示世界各個城市時間的電子日曆表。2003年3月，敏去面試的時候覺得廠子看起來挺體面的，大樓貼着瓷磚，庭院裏鋪着水泥，金屬的伸縮式大門緊緊關閉。這種好印象直到她被錄用並進到廠裏面才有所改變。十二個工人擠一間睡房，上下鋪緊挨着廁所；屋裏又臟又臭。食堂的伙食也不好：一頓只有一葷或一素，米飯和一碗寡淡得跟水似的湯。

流水線上的工人從早上八點連續工作到半夜——工作十三個小時，另加兩頓飯的休息時間——而工人們連續很多星期每天連軸轉。有時候周六下午不用加班，那就是他們唯一的休息時間了。工人一個月掙四百塊，算上加班費接近八百，但工錢總是拖欠。工廠雇了一千人，大部分是女的，要麼是十幾歲剛出來幹活的，要麼是三十歲以上的已婚婦女。二十幾歲的年輕姑娘才是打工世界的精英，工廠雇不到這些人，從這點你能看出這家廠的檔次。敏一想到未來十年每天都要坐在流水線上就充滿恐懼。她才十六歲。

一進廠她就想走，但是她發誓要撐半年。吃點苦對她而言是好的，眼下的選擇餘地也很有限。合法的打工年齡是十八歲，雖然十六七歲也能幹點兒工時不那麼長的活兒。通常那些毫無顧忌違反勞動法的工廠，就是敏說的“最黑的工廠”，才會用她這樣年紀的孩子。

敏上班的第一個星期里過了十七歲生日。她請了半天假，一個人逛街，買了些糖果，然後自己一個人吃了。她不知道別人都玩些什麼。進城前，她對到底什麼是工廠沒什麼概念。她模糊地將工廠想像為一個社交場所。“我還以為在流水線上班會好玩，”她後來說。“我以為會是很多人一起做事，大家一邊忙，一邊聊天，一起玩。我以為會很自由，但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

上班不許說話，說話罰款五元。上一趟廁所限制在十分鐘以內，還得填表簽字。敏在質檢車間，電子產品在流水線上傳遞到她面前，敏要確定按鈕正常工作，塑料零件咬合緊密，電池扣牢。她不是模範工人。她不停地聊天，和流水線上的其他女工一起唱歌。坐着不動讓她覺得像鳥入牢籠，所以她經常跑去廁所，就為了看一眼窗外的青山。青翠的山讓她想到家。東莞這座城市置身於亞熱帶的青山翠谷里。有時候，彷彿只有敏一個人注意到了這一點。因為她，工廠加了一條規定，工人每四小時才能去一趟廁所，違者罰款五元。

六個月後，敏去見老闆，他是一個二十幾歲的男人。她說她要走，老闆不同意。

“你在流水線上表現不好，”敏的老闆說，“你瞎了么？看不明白？”

“就算瞎了，”敏反駁道，“我也不給你這種沒心沒肺的人打工。”

第二天她翹班以示抗議，結果被罰了一百塊。第三天她又去見老闆，再次要求辭職。他的反應讓敏有些意外：老闆要求她留下來幹活直到春節放假，也就是再干半年，她可以拿回工廠欠她的頭兩個月工錢。敏的老闆認準了她會留下來。春節之後打工者像潮水一樣湧進東莞這樣的地方，那時候找工作競爭最激烈。

一番抗爭之後，敏的老闆對她態度好一點了。他幾次慫恿她考慮留下來，甚至談到讓她升職做車間文員，雖然就算升職也不會加工資。敏還是堅持要走。“你的廠不值得我在這裏浪費青春，”她跟老闆說。她在附近的一個商業學校報名上電腦課。晚上不用加班的時候，她就省出晚飯時間，去上幾個小時的課，學打字，學電腦製表。大部分打工族覺得自己反正沒受過多少教育，上這種培訓班根本就是白搭，但是敏不這麼想。她覺得，“學總比不學要好”。

她打電話跟家裏說想辭職。她的父母在農村種着一小塊地，還有三個更小的孩子在讀書。父母反對她跳槽。“你總是想東跳西跳，”她爸爸說。女孩子不應該心思這麼活絡。他要敏安生待在一個地方，存點錢。

敏覺得這個建議不太高明。“別擔心，”她說，“我會自己管自己。”

現在她在工廠里交到了兩個真心朋友，梁容和黃嬌娥，她們都比敏大一歲。敏去上課的那些晚上，她們會幫敏洗衣服。這是個沒完沒了的活兒，因為工人只有幾套衣服。下班后那些悶熱的夜晚，女工們總是排成長龍從宿舍的洗手間來回地提水。

一旦你有了朋友，打工的日子就能開心一些。好不容易晚上不用上班，三個姑娘不吃晚飯直接去玩滾軸溜冰，然後回工廠看一部夜場電影。入冬之後，沒有暖氣的宿舍里姑娘們凍得睡不着。敏會拉着朋友們去院子裏打羽毛球，直到身體熱起來再回去睡。

2004年的春節在1月下旬。工人只放四天假，時間不夠他們返鄉再出來。敏幾天都待在宿舍里，兩天內給家裏打了四次電話。假期結束之後她又去見老闆，這次老闆放她走了。敏跟梁容和黃嬌娥說她要走的時候，她們倆都哭了。在這座陌生的城市裏，這是兩個唯一知道敏要離開的人。她們求她留下來。她們認為別的廠子條件不會更好，走不走最後都一樣。敏不這麼想。

她答應兩個姑娘找到新工作拿到薪水之後就回來看她們。敏那天走的時候，背包里塞了衣服，還有廠里還她的頭兩個月工資。她沒帶走毛巾和鋪蓋；那些東西雖然是花錢買的，但是哪怕再多看一眼，她都覺得無法忍受。

流水線上的十個月裏，敏寄回家三千塊錢，交了兩個真心朋友。

她本應該感到害怕。但她只知道她自由了。

在呂清敏的老家，幾乎所有人都姓呂。村子裏住了九十戶人家，每戶有一小塊地，種水稻，油菜和棉花。清敏家種了三畝地，大部分的收成供自家吃。

她還是孩子的時候，似乎未來就已定型，這是農村生活的核心信條所決定的——每家必須有個兒子。敏的媽媽先生了四個女兒，第五胎終於才得了個兒子。政府推行獨生子女政策的最初幾年，大多數農村都執行得很潦草。但五個孩子終究是不小的經濟負擔，隨着80年代改革開放，生活的花銷上去了。作為老二，敏得承擔很大一部分經濟負擔。

她不喜歡上學，成績也不好。她記得自己惹的麻煩不斷。她爬到鄰居家的樹上偷李子，被抓到就是一頓打。有一次她媽媽喊她干雜活，她不肯。“家裏那麼多人，為什麼非讓我干？”媽媽拿棍子追打她，趕了幾百米。

敏很會玩。她學游泳，學開卡車，特別喜歡滾軸溜冰，受傷也不讓媽媽知道。“有多少種摔法，我全都摔過，”她說。“但是你不能老想着要摔跤。”敏是爸爸最喜歡的孩子。有一年夏天，爸爸租了一輛卡車，敏和他開着車在鄉下賣自家種的西瓜。他們白天開車，晚上就睡在車裏。這是她最美好的記憶。大多數農民工會把自己的老家和貧困、落後聯繫起來。有些人甚至不願意告訴別人老家的村名。但是敏進城這麼久了，還是會談到她的老家，似乎老家是個美好的地方。

90年代末期，敏的父母都出去打工給孩子掙學費。她爸爸在沿海一家鞋廠打工，但因為身體太差不得不打道回府。她媽媽也出去過一年。敏在附近縣城的中學住讀，周末回家給爸爸和弟弟妹妹們洗衣服做飯。

村裏的年輕人差不多都出去了。敏還在上中學的時候，她的姐姐桂敏到東莞的工廠打工。不久，敏中考落榜，父母也想把她送出去打工。桂敏給家裏打電話，竭力說服他們讓敏繼續上學。桂敏說，自己打工掙的錢能幫着付學費。爸媽同意了，敏上了兩年中專，也由此成為村裡學歷最高的人——比姐姐還高，多虧了桂敏犧牲自己的學業，幫襯家裏的結果。

2003年的春節桂敏回了老家，走的時候帶着敏一起出去。敏還有一個學期才能畢業，但是她想省了學費，直接去找工作。離開家鄉讓她很興奮，敏從來沒有坐過火車，也沒見過工廠。“我想早點出來，學點東西，見見世面，”她說。

在東莞，桂敏給敏租了一個便宜的旅館房間，幫她在一個做液晶顯示器的日本工廠找了一份工作。敏在那兒做了一個月就離開了。她從來沒有在一個誰都不認識的地方待過，寂寞得受不了。她回到旅館，在另一個工廠找到了工作，但是沒去上班。姐姐願意繼續幫她付房錢，但敏覺得自己變成了姐姐的負擔。在公交車站，她看到一張招工傳單，有一家電子產品工廠要招流水線工人。她打了廣告上面的電話——有不少騙民工錢的假廣告——接電話的人告訴敏怎麼到工廠。她坐了三個小時的巴士，來到了東莞的東南角，就是佳榮電子廠。敏在這裏一個人艱難地度過了一年。

敏踏進工廠的那一刻，就意識到這地方還不如她甩掉的那個日本工廠。但是現在想回去已經來不及了，而且她也不想再要姐姐幫忙。她已經習慣了自己處理事情——這樣更好。

出去，農民工用這個簡單的詞給他們的流動生活下定義。家裏沒事做，所以我出去了，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這樣開始的。

這個城市並不讓農民工輕鬆過日子。出力氣的活工資很低，往往低於官方規定的最低收入標準，每月四百五十到六百元。工作時間常常超過每周四十九小時的法定上限。受傷，生病，或者懷孕，都沒人管你。地方政府對於保護工人興趣不大；他們的工作就是讓工廠老闆開心，帶來更多的投資和稅收。但是農民工並不認為自己在忍氣吞聲。從家裏出來進廠打工是他們做過最難的事情，也是嘗試一種探險。是自尊，而非恐懼，讓他們留在城市裏：早早打道回府就是承認失敗。走出家鄉並留在外面——出去，就是改變命運。

農民工是農村裏的精英。他們年輕，受過較好的教育，比留在村裏的那些人更上進。城裏人叫他們“流動人口”，彷彿在說一群漫無目的的烏合之眾，但是大多數農民工離家的時候心裏都有一個工作目標，也有已經摸着門道的親戚或者老鄉陪伴。而且，如今大多數年輕的農民工不再是種地出身，而是從學校出來。種地其實只是他們看見自己父母做的事。

人口流動是經濟改革的一個意外產物。1958年，中國政府建立了戶籍登記系統，給每個居民分配了城市戶口或農村戶口。城市居民能享受安排工作、住房，獲得糧票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配給票券；農村居民無法享受這些特權，只能困在土地上。

70年代晚期，政策改革允許農戶在市場上出售一部分收成，而不必全部上交國家。農業產量突飛猛進。忽然間，全國各地的市場上出現了各種食品供應，農村居民也第一次能夠獨立地在城市裏生存。1984年政府下令允許農民在小城鎮定居；流動不再以違法犯罪論處。人口加速遷移，1990年，全國已有六千萬流動人口，其中大多數奔向飛速發展的工廠和沿海城市。

如今中國已經有一億五千萬農民工。他們在工廠打工，餐館裏服務，工地上幹活，開電梯、送快遞、當保姆、帶孩子、收垃圾，美容理髮，站街接客，幾乎所有活都是農民工在干。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農民工人數佔到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南部工廠林立的城市，農民工在拉動國家出口經濟的流水線上全力以赴。他們代表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相當於一百年間歐洲向美國移民總數的三倍。

但是政府對人口流動的現實反應得太慢。多年來，農民工必須躲着城裏的警察，一旦被抓到沒有居住證就得罰款或者遣送回原籍。終於在2003年，國務院發佈了一個綜合文件，宣佈人口流動是國家發展的關鍵。文件禁止歧視農民工，呼籲給予他們更好的工作條件，給他們的子女提供教育機會。農村的磚牆上出現了為農民工說話的口號：出門去打工，回家謀發展。勞力流出去，財富帶回來。

外出打工正在抽空農村的年輕勞力。在農村，耕地收糧食的都是年邁的男女，他們一邊種地，一邊還要照顧年紀尚小還在讀書的小孩。在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寄回家的匯款已經成為財富積累的最大來源。但是掙錢不是出去打工的唯一目的。調查顯示，農民工將“見世面”，“自我發展”，“學習新技能”與增加收入置於同樣重要的地位。在許多案例里，驅使農民出去打工的動因並非是極端貧困，而是無所事事。責任田很小一片，父母很容易就能打理好；附近的縣市則鮮有工作機會。家裏沒事做，所以我出去了。

許久以後，敏還記得她第一次去人才市場的情形，有些細節像夢一樣讓她難以解釋。2004年2月的一個周日上午，敏已經從佳榮電子廠辭職了，她去了人才市場，在那兒待了四個小時。敏很緊張。她什麼都沒帶。她找工作的全部策略可以濃縮為四個字：放低目標。她參加了五六個招聘文員的公司面試。文員要會打字，接聽電話，填寫表格，發送文件，接待來客，倒茶；文員是辦公室階級體系裏等級最低的人。“你不能想找規格太高的公司，”敏後來說，“那樣會被拒絕，很快就失去信心。”

在奕東電子公司的攤位上，一個招聘員要看敏的簡歷。她從沒想過要準備一份簡歷。招聘的人讓她在一張申請表上填寫工作經歷。她連筆都沒帶，於是那女人借給她一支筆。那個女人對着敏微笑。“我也不知道。她就對我笑。大概就是吧。”就這樣，敏後來會翻來覆去地回想這一天，試圖揭開這改變命運瞬間背後的謎。

那個女人讓敏去工廠再參加一輪面試，但是敏沒有去。那地方太遠了。但是在奕東電子總部，一個叫李朋傑的經理在翻看報名表，他的目光停在敏的那份表格上。李朋傑注意到敏的字寫得很好。

按中國傳統看法，書法是一個人教養的標誌。好的字跡體現出一個人良好的修養和文學造詣。書法也能暴露出一個人性格中的弱點。但是李朋傑心裏想的比較實際：他需要一個文員管理廠里設備的文件，而文件都是手寫的。在這個製造手機接口和背光燈的工廠里，書法這門古老的手藝最頂事。

李朋傑用手機給敏的表哥打電話——敏自己沒有手機。他讓敏來參加一個三小時的面試。

首先，電腦考試就弄砸了。“別的姑娘電腦懂的比你多，”李朋傑跟敏說。

他問敏都有哪些工作經驗。

“我沒幹過這個，”她說。“我沒有經驗。”

然後他給她一份筆試卷子，她寫得不錯。李朋傑告訴敏，她被錄取了，他是敏的新上司。李朋傑讓敏把東西收拾一下，當天搬到廠里來。

這份工作來得太突然，敏根本不知道要說什麼。但是當她離開李朋傑辦公室的時候，她忽然衝口而出：“那麼多人都想要這份工，”她對新上司說。“為什麼你選了我？我什麼都不懂。”

“你很直，”他說，“而且你比其他人都誠實。”

第二天敏成了設備部門的一名文員。她的部門負責追蹤管理沖床、磨床、軋床這些做手機零件的機器。一本厚厚的文件夾記錄著每一台機器的狀況和歷史，就像一個啞巴病人龐大的病歷。敏的工作就是把這些文件按順序整理好。八個工人一間房；一餐伙食包括米飯，三菜一湯，有葷有素。辦公時間一天十個小時，有時候周六或周日休息。敏一個月賺八百塊，是她過去那個工廠基本工資的兩倍。

三個星期後，我第一次遇到敏。她矮小結實，一頭捲髮，眼睛烏黑，目光敏銳。像許多中國農村的年輕人一樣，她比實際年齡看起來還小。她可能十五歲，或十四歲，甚至十二歲，像一個穿着工裝褲和運動鞋的假小子，不耐煩地盼着長大。她有一張娃娃臉，圓圓的，對世界無所保留，神情里充滿着孩子的怡然自得。

我是在一個叫林雪的朋友家裏見到敏的。林雪為一家雜誌撰稿，雜誌的目標讀者是打工族。我之前跟林雪說起我在給《華爾街日報》寫一些有關年輕打工女孩的文章；林雪的妹妹在工廠打工，還邀了一位同事一起來，她就是敏。那個時候我見過許多打工族，對敏這樣的故事已經很熟悉了。

“我從湖北的農村出來，家裏五個孩子，我老二，”她對我說。“父母是種地的，家裏條件不好。”

“我跟我姐姐一起出來，她去深圳了。我們想在同一個地方打工，但是我們又不能在同一個地方打工，”她說。

她戲劇性地停頓了一下。

“為什麼不能？”我問。

“因為我們總是吵架，”然後她笑了起來。

敏什麼事情都願意說。她不像我認識的大部分中國人，很顯然她挺喜歡講自己的故事。我對她好奇，她對我也同樣好奇：敏後來告訴我，她那天來林雪家是因為想“看看美國人長什麼樣”。我唯一擔心的是她可能太安穩了——手上有一份穩定的辦公室工作，或許她生活里最戲劇性的一段已經過去。其實我完全不需要擔這個心。

我們認識的那天，敏跟我說她的人生規劃。她要在東莞工作七年，寄錢回家以報答父母養育她成人，這也反映了中國傳統的觀念：孩子要報答父母，感謝父母的生養之恩。等她二十三歲的時候，欠父母的恩情已經還清，她就會回到老家，找個人結婚。

她那天心情很好。她已經“從車間裏出來了”，就像打工族說的，跨過了干腦力活和干體力活之間的階級界線。“上帝還是公平的，”她說。“他讓我辛苦了一年，但是給了我一個新的開始。”她剛滿十八歲，卻已經是開創新生活的專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