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二進宮”（1981—1982 四十六歲）
我坐牢所在，應該是桃園台北監獄，但卻把我留在土城看守所。原因是台北監獄太擠，不能一人獨居，但“上級”認為李敖跟別人雜居，會知道得太多，實在以獨居為宜，所以就表面優待性地留在看守所代執行了。所以我留在看守所，是一個例外，與眾不同，這種與眾不同，我一到看守所就領教了。在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棟舍房中，忠孝二舍是比較特殊的舍房，忠三舍是禁見房和犯則房，孝三舍是重刑犯房，忠二舍孝二舍是死刑或無期徒刑犯房，忠一舍孝一舍是重刑犯房，但孝一舍又別有天地名曰保護合，人犯中身分極特殊的——像外國人、重要公務員、警察人員等等，也都保護在此免生意外。我到看守所，就被解釋做特殊的，所以我的半年刑期雖然比起個個十年以上刑期的重刑犯來瞠乎其後，但也混跡其中。按說我這種半年刑期的輕刑犯，早該配到工廠去逍遙的，但“上面”說要“保護”我，就被獨自關在第三十二號國房。
因競選“國大代表”，被判違反選罷法等的劉峰松（被判三年半），在移送台北監獄前，獨自住在第四十六房，與外面來往的信，他的和我的都經過孝一舍主管，第一教區課員，以至安全部門特別檢查、登記、抄錄或影印，如此“保護”，顯然已經逾越必要的程度了，當然令人恐怖與痛恨。為了抵制，我就一封信也不透過他們。所以半年期間，他們只見來信，不見回信。唯一一次例外是可愛的“女秘書”武慰先要來看我，我正式回她一信，寥寥數語，除此之外，他們無法從信上羅織出我的思想問題或任何問題。
有一次一封來信，因為手續失誤，他們漏了影印了，結果趁我在籃球場放風時，故意延長放風時間。以便潛入我房裏，找出影印后再放回；劉峰松的幾張稿件，以寫信方式處理，因手續失誤，一開始得以寄出，後來安全單位打官腔，承辦人員只好私下求劉峰松幫忙追回。這些妙事，若再說劉峰松和我不是以政治犯身分坐牢，若再說我們坐牢不是政治原因，就未免太天真了吧？若再說我李敖是“侵佔”罪名坐牢，就未免太不公道了吧？
關在舍房裏的寂寞難挨，是一般人犯最吃不消的，他們要打發日子。打發日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出來做工。做工雖然苦，但是大家搶着干，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候，大部分時間關在軍法處看守所獨居房，有一次換房，因人太多，派進一個桃園大園的流氓同我暫住。此公叫許性德，我在看書，他大唱日本歌，我說你太吵了，你做一點工吧，他說沒工可做，我看到馬桶內外有多年累積的臟斑，我說你就洗馬桶吧，他說好，洗了一陣，臟斑洗不下來，他說只有用刀刮才成，你有刀嗎？我就把私做的一把代用刀——用墊鞋底的鐵片磨成的——交給他，他很高興，就慢慢刮起來了。颳了一下午，只颳了一點點，我笑他做得太慢，他說：“我是故意慢的，有工要留着慢慢做，做完了怎麼辦？”許性德的話，一語道破了只坐牢不做工的苦處。做工除了容易打發時間外，工廠活動範圍大，人也多，可以胡扯，搞香煙等違禁品也方便，所以人人爭先恐後。從人犯的觀點看，李敖只是判半年的輕刑犯，卻關在獨居房中，這是典型的虐待，絕非優待，只是李敖不在乎就是了。這種待遇，正是“侵佔”罪其名政治犯其實的待遇啊！周清玉的《關懷》雜誌第一卷第二期登王拓的獄中抱怨，說：“王拓一直希望能派到工廠去做工，他表示六年以下的司法案件不應被當作重刑犯處置。”王拓真是書呆，他抱怨他判六年就被當成重刑犯，他不知道，李敖被判六個月就被當成了！其實，做工與我無緣，但有緣我也不會去干，因為我要努力看書，哪有閑工夫去浪費？可是工廠那邊不知道，印刷工廠的許多大學生希望我過去，工廠主管們也向“名籍室”要求調我，“名籍室”的答覆是：“李敖這樣關法，是‘部里’面交代下來的，不但你們調不動他，我們也調不動，甚至所長也調不動，少做夢吧！”——對這樣一個輕刑犯如此對待，除了政治性原因，還有什麼呢？1918年，羅素坐了四個半月的牢，“上面”交代要特別關在“第一區”，讓他一個人住，少觀察別人，1981年，歷史在我身上重演。什麼1918，1918沒有過去，1981就是1918啊！
這個所關了三千三百人，但警察編階的管理員只有一百六十一人，分班輪值，每班八十人，連同辦行政的，總額在二百四十人以上。這些人，照中國傳統說法，叫“獄吏”，漢朝周勃下獄后，感慨：“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我曾經做百萬大軍的總司令，但不知道獄吏竟是這樣威風！）獄吏威風是符合中國傳統的。傳統的“獄吏”中，所謂“禁子牢頭”，就是現在這些穿警察衣服的“法警”。法警只在法院內和監獄內行走，一出門就“脫掉這張皮”，因為怕跟真的警察混淆，在外面碰到情況，引起尷尬場面：——有些情況警察要處理，而他們又非警察，自然尷尬。不過也有例外。當年法院為了配合國民黨文化特務徐復觀告我，突然派出一毛四的法警來抓我，我笑着問這一毛四：“你們抓人，不通知管區警察嗎？”此公極有幽默感，他說：“我們‘司法獨立’，不要通知了！”——好個“司法獨立”！這些“法警”多為欺善怕惡之徒，在他們眼中，李敖雖動筆不動刀，但與流氓無異，十足一惡也，因此怕我。
看守所雖然關了三千三百人，但專任醫師只一人，專任護士只一人。平均每天醫生要給四百人看病，固然困難，但一個也不看，也就離奇。專任醫師即衛生課長金亞平，他要辦行政工作，所以看病就推給王護士，王護士也少看，就推給藥劑生和有醫療經驗的人犯。例如逮到一個因墮胎判罪的婦產科醫生黃仁溫，就叫他看所有內科外科，以及所有的疑難雜症；逮到另一個因墮胎判罪的婦產科醫生晁煌，也照樣如法炮製。這種大全科醫生每天看，平均看四百人的病，當然是胡看一通，敷衍了事。至於牙病倒是另有牙醫，只有每星期一來一次，敷衍幾十人後，算是看了，所以理論上，人犯牙疼必須選好時候，牙齒如不識相，亂在星期一以外的時間疼，那可活該（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候，軍醫馮胖子也是不看病，由台獨人犯陳中統做大全科醫師代看，馮胖子在旁邊看武俠。牙醫是警總醫務室的工友，因為見多識廣，也就每周跑來自告奮勇一次。不過此公只會拔牙，不會補牙，我的一些牙齒都為警總所不齒，故都未能保住，所以我對警總無法咬牙切齒了）。
看守所每次看病的場面，是驚人的。大全科醫生進到舍房來，在管理員巢邊一坐，就以平均兩分鐘看一人的高速看了病。人犯在通道上蹲成一行，然後逐一蹲着前進，在大全科醫生膝前通過，就算完事大吉。感冒來的時候極容易傳染，所以打針場面更是驚人，不管多少人，只用一根針管一根針，也不消毒就插入藥瓶吸葯，然後人犯一排排屁股先準備好，就逐一注射下去，我有一篇文章——《只換屁股不換針》，專寫這種今古奇觀。
福利社營利是禁子牢頭正式薪金、獎金以外的另一大財源，所以它的活動是洋洋大觀的。福利社營利的基礎，是跟管理上的“堅壁清野”直接有關，因為管理上“堅壁清野”，所以人犯的物資來源大受限制，自然就不得不接受福利社的專賣和壟斷。例如，福利社要專賣和壟斷罐頭、糖果、糕餅了，於是接見室就拒收人犯親友送進來的罐頭、糖果、糕餅，但按“羈押法施行細則”第八十五條規定，明明依法可送人罐頭、糖果、糕餅，看守所豈不公然違法嗎？誰說不是呢？可是違了又怎麼樣？
按說水果總不能拒收了吧？是不能拒收，但可以刁難得你無法再送。葡萄嗎？不行！葡萄會使人犯遣私酒，請拿回去！橘子嗎？可以，但請你一個個把皮先剝開，我們才給你登記，因為橘子中間有空，可以把酒注射進去！你這位家屬，你看看我們的福利社就在我旁邊，為什麼不買我們的橘子呢？我們的橘子不要剝皮，買我們的好不好？
“羈押法施行細則”第八十五條只規定可以送水果，但沒“細則”到橘子“皮下注射”，台北看守所竟有獄吏大法官可以如此曲解，然後整人犯和人犯親友，想想看：一個人犯親友老遠的跑來土城，等了幾個小時，還送不進去橘子，要蹲在地上一個個代剝橘子皮，這是什麼景象；幾小時后收到橘子的人犯，獨居小房之中，坐在地下，面對十幾個全部沒皮髒兮兮的橘子，又怎麼處理？第一天吃不完，第一天夜裏有蟑螂、螞蟻代吃，第二天也爛得差不多了！
福利社不但供應罐頭、糖果、糕餅、水果外，還可供應大菜。1982年1月下旬的大菜菜單是：香菇燉雞四百元。金針燉雞四百元、四喜拼盤四百元、牛肉拼盤四百元，諸如此類，至於內容，天知道那是什麼香菇、什麼金針、什麼雞！當然，如果再加錢，材料和做法自然又不相同。流氓們惜別聚餐，可以叫到上萬元的大菜，他們報請主管特准，也請我參加過，吃法是在走廊地k攤開報紙，上放諸盤大菜，大家蹲成一圈（我有一個小板凳），然後繞菜而食之。在市西餐廳吃飯，桌上有菜動人不動的大轉盤英文叫LazySusan（懶惰的蘇珊），我們這種菜不動人動的，實在該叫“忙碌的（男）蘇三”，我想，京戲裏《蘇三起解》的蘇三小姐，都不能想像這種地方的高利潤！
人犯在法庭過堂回來，要脫光檢查，管理員要查頭頂。查嘴巴、查胸前、查背後、查腳心、查衣服、查拖鞋，也查肛門，以防肛門中夾帶現金或煙毒，方式是人犯背對管理員，向前彎腰，以兩手掰開屁股，露出肛門給管理員看。平均一個管理員一個星期看過的肛門，比一位直腸科名醫一年看的還要多。有一次，我開中心診所的杜聖楷大夫的玩笑，我說：“杜大夫，你學什麼不好，為什麼要學直腸科，整天看人家屁股？”杜大夫開玩笑說：“人的屁股最好看，你不知道的！尤其是黑人的屁股，最好看。”我想，喜歡看屁股的人，實在可以來做台北看守所的管理員，——可看的屁股可他媽的太多了！杜大夫真沒眼福啊！
在書刊方面，看守所的查扣範圍是很寬的，凡是書名上有“刀”“槍”“劍”“戟”“俠”“欲”“冤”“仇”等等的書，一概查扣。王拓住在這邊的時候，有一次，家裏送來一套“戰爭與和平”，看守所的輔導組竟搞不清這是什麼書，只是覺得書名怪怪的，乃報請“高等法院”檢察處處理，“高檢”處皮球踢到“法務部”，“法務部”說“查禁書刊應以‘查禁圖書目錄’所列者為準”，而要所方“自行核辦”。這一踢皮球的笑話，顯示了這些公務人員的程度。另外在報紙方面經常遭到切割后，才發給人犯（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候，其間有近五年的時間，甚至《中央日報》都不準看，所以根本不發生被切割的問題。雷震同我說，他坐牢可以看報，但是切割得很厲害，他抗議，監獄負責人說：“有問題的新聞你沒權利看。”雷震說：“就算你們說得對，可是你們一切割，背面那一塊沒問題的也給切掉了，那一塊我有權利看啊！”監獄方面沒辦法，就改用墨來塗，不再切割了。但所謂切割，只是掩耳盜鈴而已，重要的新聞，還是不久就可a“補”上。雷震舉例說：“李宗仁投共的新聞給切割了，可是過幾天看到白崇禧責備李宗仁的新聞，就可以推斷出那天被切割的新聞原來是什麼了。”台北看守所最早也用塗墨法，但嫌動筆大麻煩，就動刀了）。
書報以外，看守所個把月會來一名教棍，來傳福音一小時。人犯們因為可趁機在通道地上坐一下，所以也就蜂擁而出，大唱“我主耶穌”一陣而歸。教棍來的時候，他們約我參加，我不去，問我為什麼，我說：“我就是耶穌！”（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候，軍法官審問，我一言不發，法官問我為什麼不說話，我說：“耶穌受審時，他也沒說話。”由此可見，我以做耶穌為常業，精卷三尺，非一日之耶穌也！到台北看守所第二次做政治犯，我更有耶穌感。耶穌跟強盜釘在一起，我則和強盜關在一起，這豈不更“感同身受”嗎？）教棍傳教以外，宗教活動就全憑個人自我修持了。一般說來，死刑犯信佛的比例較多，尤以急來抱佛腳的多。不過，也有毀佛的例子。一個人犯，盼望無罪，大信其佛，不料判決下來，竟是五年，此公大怒，乃將佛像一丟，“干你娘”起來了。另有一種教棍，信得也頗虔誠，滿口上帝，實在討厭，不過他們倒也頗能自得其樂，此宗教鴉片之功也。宗教對人犯的自欺，不無幫助，有時候，它有助於人犯情緒的穩定，雖然這種穩定，不如一根被查禁的香煙。
看守所在舍房通道上掛上四個擴音器，在收封后，也來點音樂，最可怕。我算來算去，好像只有兩張唱片，所以反覆總是那幾首歌，有《高山青》、《綠島小夜曲》、《夜來香》、《月滿西樓》、《玫瑰玫瑰我愛你》和我不記得歌名的幾首，如《掀起你的蓋頭來》、如《太陽下山明朝還是一樣的來》。如《先生買一朵花呀》、如《情人情人我怎能忘記她》、如《東山飄雨西山晴》等。唱片也是老爺的，《綠島小夜曲》每播必在“水面上搖呀搖”個沒完，直到管唱機的過來一推，才有“姑娘飄呀飄”出現。1981年11月22日，有記者團來參觀，看守所為粉飾，亂買了一陣唱片，從早就大播特播，其中有《魂斷藍橋》，真會殺風景也。第二天清早，又特予重播，魂又續斷一陣。我出獄前一周，又改播《何日君再來》，我當然不信看守所所長朱光軍在作弄我，因為他沒有這種幽默感，大概只是巧合吧？
如果平時這種播音算是娛樂的話，台灣假日的就絕對不是。台灣假日最可怕，一早就來了全套“愛國歌曲”，一路戰鬥與“梅花”不絕，要足足鬧一上午才停。除了罵劉家昌王八蛋，已別無他法。獄中人犯對所有假日都討厭，因為假日一來，接見受阻，放封停止，對人犯全無好處。放封就是出來運動。“監獄行刑法”第五十條明定“每日運動半小時至一小時”，但在事實上，卻至多二十分鐘，並且陰雨天氣也給取消。放封時候，一部分人可以打籃球，這種籃球，有二特色：一、沒有鞋，都是赤腳跑來跑去。二、死刑犯掛着腳鐐，照舊跑來跑去無誤，這兩幅畫面，令我難忘。
我到看守所第二天，就參加了放封，走到放封場，有趣的現象出現了：各路角頭流氓向我打招呼，並奔相走告說：“看呀！胡茵夢的丈夫！”——我縱橫文海二十年，在文化界，聲名蓋世，可是要蓋流氓界，卻只能以名女人前夫顯，名女人的確比我這名男人有名多多呢。我改寫宋人的詞對自己說，這叫“散步出黑牢，滿樓黑袖招”！其實，說我在文化界聲名蓋世，也是自己吹牛。在中興大學念中文系的小屯，要查作家名錄，她翻看“中華民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的《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剝，發現在九百頁的目錄中，胡茵夢佔了一面，可是李敖連一行字都沒有。可見在國民黨欽定的名單中，胡茵夢是作家，而李敖連作家都輪不到，李敖之為無名小輩，可想而知矣！事實上，我雖對外吹牛，自己還是滿謙虛的，每次“忘了我是誰”而有自大狂的時候，我就想到兩個故事：有一次我在“金蛋糕”吃東西，突然一名女侍拿了一個紙板走過來，要我簽名，我很高興，心裏想：“想不到這裏還有人認識我。”但女侍說：“我們老闆講過，每個客人都要簽名。”還有一次，我弟弟腸胃出了毛病，就介紹他到“新高原藥房”找一位李大夫。新高原的李大夫有兩位，一位是婦產科的，一位是腸胃科的，我認識的李大夫是腸胃科的李承泌大夫。可是我弟弟找錯了，找到那位婦產科李大夫，告訴他：“我是李敖的弟弟。”那位李大夫忙點頭道：“李敖嗎？我認識她，她下個月就要生了。”
在住的方面，房長三點四公尺，寬一點八公尺，但這種空間又有二分之一以上不在走運範圍以內，因為通風管、洗臉槽、水缸、馬桶、鐵床、落地小櫃等等，已佔去二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不到三十塊塑膠地磚，走對角線每五小步，就得轉身，在裏面運動，項目要隨空間來決定，凡是橫式的運動，又左又右的運動，都不能做，只能做掌上壓、仰卧起坐、頸部運動和“原地馬拉松”。我住的小房窗戶朝北，陽光從沒照進來過，住久了，覺得自己像是一根指北針，在亂流里自我把持方向。晚上只有房頂上的一根六十支光日光燈，房有兩人高，光線下來，已經非常弱了。我在床上架上紙箱，紙箱上鋪塊掉下來的小櫃門板，大部分以右腿盤地左腿垂地的坐床姿勢，看書寫作。報上說中小學生“坐姿不確，照明不足，視力大受影響”，我想我也如此。國民黨宣傳他們在抗戰時候“以空間換取時間”，我則正好相反，我整天在以“時間換取空間”，甚至“以光明換取黑暗”，我又努力工作了半年，半年中，我又創作出不少給人光明的資料，雖然我自己，卻陷身黑暗裏。
我住的孝一舍共四十七間，舍房按八德分類，又各三層，所以我只是八德乘三后的四十七分之一，渺小可知。我因為精力過人，只睡五到六個小時，從不午睡，所以生活方式，與一般人犯大不同，我大約清早三點前就起來了，六點五十分起床號的時候，我已經工作三四個小時了。起床號后全舍開始噪音，有這麼密集的心清苦悶的鄰居，其音安能不噪？這種噪音，直到午飯以後，才能稍好。等午睡過後，又噪音開始，直到九點入睡號為止。
住的方面最有特色的是馬桶。每個馬桶上面，都沒有馬桶蓋，大便要直接坐上去，冬天時候，一坐上去，就像在屁股上套個大冰圈，我名之日“套冰圈”。大便完了，起身時要小心，因為皮膚已與馬桶有粘接現象，要慢慢站起，才不會痛。大便時候，整個屁股十足有“全盤西化”之感；大便以後，發現屁股上多了一個圈，好像桂冠詩人的桂冠一般，我名之曰“桂冠屁股”。
在以人犯為單位上，我雖不過是三千三百分之一，但看守所受命關李敖，卻不敢草率從事。我報到那天上午，“法務部長”李元簇到看守所，看守所為我特別清潔房間，抹掉以前人犯留下的字跡，把鐵床鎖緊等等，不一而足。這在看守所有史以來沒有過的。清潔后，副所長汪本流特別看過，表示滿意。他又嚴格囑咐，安全第一。安全包括不使李敖搞鬼，也不許別人搞到李敖的鬼。副所長嚴格囑咐孝一舍主管，絕對不能有流氓對李敖動拳頭事件，李敖名氣太大，鬧出事來大家都要完蛋。孝一舍主管拍胸脯保證，又叫流氓們拍胸脯。流氓們說我們佩服李敖，絕不會出事。我報到當天晚上，就有香煙偷送進來（他們還以為我抽煙，其實我早戒了）。第二天第三天，已經一派“天時地利人和”氣象，流氓雖被囑咐不要同李敖多說話，可是我還是知道了一些秘密與冤情。孝一舍主管驚訝說：“你這樣吃得開、這樣拉風，我真沒想到。美麗島那批人住在這裏的時候，可沒你吃得開，你真有一套！”
在看守所期間，我最感謝兩位囚犯。一位是於長江，他本是台中一中的學弟，因退票坐牢，被派到伙房做飯。他經常為我燒個菜，老遠自伙房端來，送給我，讓我“吃小灶”。另一位是石柏蒼，他原是台北地方法院書記官，因冤案坐牢，牢裏人手不足，白天調他去辦公，晚上回押房，住我隔壁，我一入獄，他就在窗口自我介紹，說是我讀者。我懷疑此公身分，因而問他如何證明你是。他說他可以背一首我的詩為證，我說你背背看。他就像小學生一樣哇哇背起來，我頓時驗明正身無誤。自從認識了他，就無異認識了一個“賊”。——他白天上辦公廳，晚上就偷運資料給我，我就根據資料，秘密寫成四萬五千字的《監獄學土城？——第二次政治犯坐牢記：〈天下沒有自坐的黑牢〉》長文，再由他冒險分批寄出，交給他太太保管。1982年2月10日我出獄當天下午，就招待讀者，公佈此文。由於我一再發表有關司法黑暗、監獄黑暗文字，並陸續為許多冤獄抱不平，引起“行政院”院會、中外輿論、電視、“立法院”以及被迫害者的重視。在“國民黨立委”溫士源疾呼阻止李敖英雄形象流傳后一周，新竹少年監獄即發生空前大暴動事件，另加上台北監獄越獄等事件，“法務部長”李元簇乃黯然下台。“法務部”監所司副司長王濟中公開說，這都是關了李敖惹出來的禍。
不過，由於李敖惹出禍，有一個人倒跟着得了福，他就是“法務部”次長施啟揚，李元簇下台，他陞官做部長。我坐牢時，有一天放封，禁子牢頭匆忙跑來說：“施次長在辦公廳等你，想見你，請李先生去一趟。”我夷然答道；“可是李先生不想見他啊。”我又補了一句：“告訴他，想見李先生嗎？李先生說請你到押房去見他！”施啟揚和一般大員一樣，都是不敢來押房的，所謂考察獄政，都只是在大走道上走馬看花而已。我拒見施啟揚，弄得牢心大快，大家爭傳李某人真是架子大，大官來看他，他大屬甩都不甩呢。
1981年11月9日，我曾譯《新約·哥林多后書》第六章第八至十節給“汝清”：
似乎是騙子，卻是誠實的；
似乎不為人知，卻大大有名的；
似乎要死了，卻還活着的；
似乎在受刑，卻不致送命的；
似乎憂愁，卻常常快樂的；
似乎很窮，卻叫別人闊的；
似乎一無所有，卻樣樣都不少的。
這段譯文，最能代表我的坐牢哲學。我另有《隔世》一詩，寫“汝清”離去后的情境，最能代表我的坐牢聚散哲學：
隔世的沒有朋友，
別做那隔世的人，
隔世別人就忽略你，
像忽略一片孤雲。
離開你了——柔情媚眼
離開你了——蜜意紅唇
什麼都離開了你，
只留下一絲夢痕。
當子夜夢痕已殘，
當午夜夢痕難尋，
你翻過隔世的黑暗，
又做了一片孤雲。
又有一首《鼓裏與鼓上》的詩，寫住我樓上的死魂靈，最能代表我的坐牢互動哲學。“獄中獨居，樓上關了獨居的死回，戴着腳鐐，彳亍踉蹌，清晰可聞”：
我在鼓裏，
他在鼓上。
他的頭昏，
我的腦漲。
聲由上出，
禍人人天降，
他若是我，
也是一樣。
我在鼓裏，
他在鼓上。
他走一回，
我走十趟。
他向下瞧，
我朝上望。
我若是他，
也是一樣。
這種精細的感受、精鍊的表達，我不相信別的詩人能達得到。我常自喜我是詩人，可是笨蛋們都不相信。
我前後兩次坐牢，所坐皆為“非其罪也”的冤獄，但達觀博識之下，發現坐牢的壞處有五百種，但是也有五種好處：
第一，你沒有時間了。你對時間的感覺，完全變了。表給沒收了，時間單位對自己已經拉長，已經不再那麼精確。過去有表，一分鐘是一分鐘、五分鐘是五分鐘，一坐牢，一切都變成大約了，無須再爭取一分鐘、趕幾分鐘、提前幾分鐘，或再過幾分鐘就遲到了、來不及了。換句話說，永遠不要再趕什麼時間或限定什麼時間了，你永遠來得及做任何事——除了後悔莫及，如果你後悔的話。
第二，你沒有空間了。你對空間的感覺，也完全變了。空間的單位已經縮小，已經不再那麼動不動就多少坪、多少里，或什麼幾千公尺了。你開始真正認識，什麼是牆。牆在你眼前、在你左邊、在你右邊、在你背後。四面牆圍住一塊小地方給你，那簡直不叫空間，而像是一個計算空間的最小單位，你坐在地上，雙手抱住膝，用屁股做中心，腳尖着力，轉個三百六十度，你會感到，你彷彿坐在立體幾何里。立體幾何談遍了空間，但它自己，只是一本小立體。
第三，你沒有敵人了。你的敵人把你關起來，就是把你和他們分割，大家一了百了。所以，一切都一了百了，你不再見到他們那一張張討厭的醜臉，不再聽到他們一聲聲同樣的噪音，你的眼前不再有他們查間，背後不再有他們跟蹤，你開始落得清靜。
第四，你沒有朋友了。朋友膽大的已經同你一起坐牢，膽小的心中慶幸你總算進去了。他們的心情，就好像守在病房外面探望一個得傳染病要死又不死的朋友，病人死了，對雙方都是解脫。你剛坐牢的時候，他們有的會來看你一次，也只是一次，以後，他們不再好奇了，一個人到動物園看過斑馬以後，可以十年無須再看斑馬。所以那次來看你，不是來探望，而是來了清心愿，或來永別。但是，無論怎麼說，他們在膽小的朋友中，是傷人心最少的。
第五，你沒女人了。坐牢時候，你的形而上和形而下是一起坐的，除了犯的是風化罪，十九都是形而上惹禍；形而下遭殃。在午夜夢回，形而下向你抬頭抗議或向你揭竿而起的時候，你當然對它抱歉。不過反過來說，從形而下惹來的種種女人的苦惱，也因坐牢而一筆勾消。為什麼？男女關係本來是鐵鏈關係，難分難解，可是一坐牢，就從鐵鏈關係變為鐵欄關係，就易分易解了，因為女人是你坐牢時離開你最迅速的動物。女人不離開，你只是男性；女人離開了，你才是男人，坐牢可使你變成純男人，從一物兩用變成一物一職，倒滿適合精簡原則、倒也不錯。
在牢中術語，第一次坐牢叫坐牢，第二次坐牢卻叫“二進宮”。我在“二進宮”六個月裏，除了見了“汝清”、武慰先這些漂亮的小女生外，朋友們我都沒見，唐德剛、張坤山、陳曉林、李昂、許以祺等等都枉來土城看守所。許以祺有一篇《〈鐘聲無恙我將歸〉——李敖二度出獄有感》，頗能知我，全文如下，用做我牢獄生涯的總結：
李敖是去年7月第二次被關進台灣牢裏。今年1月，我有些雜事去台北，有些念着他，就決定去土城監獄看看他。那天倒是晴天，暖暖的太陽使人幻覺春天已經來到。我叫了一輛計程車直駛土城。滿以為到了土城鄉下可以呼吸一些清新的鄉野空氣，誰知計程車一路駛去未出台北就到了土城，原來這兩個城鎮已連了起來。土城滿街競選的招貼又污染了視野，換來我一肚子的不高興。到了土城監獄，李敖又不肯出來會客，獄警說“他在黑暗裏尋找光明”。後來想想，何必去看他呢？真要是見了他又能說些什麼？
在回來的路上，憶起1979年在台北金蘭大廈看他的情景。離前一次看他已匆匆十五年。我們談了幾個深夜。他瘦了些，卻精神抖擻。表面上仍然童心未泯，骨子裏卻深沉得很。我看他很怕冷，穿得出奇的多。後來知道他的胃也不好，同他的關節炎一樣，都是在牢裏造成的。我問他牢裏的日子可好？他嘴角帶動一下，沒有笑，就岔開話題談別的。後來我忍不住又問他，他長長地看了我一會兒，指着客廳里的鋼琴說：
“這是我在牢裏賺的錢為我女兒買的！”
“在牢裏能賺錢？”我詫異地間。
“我為其他的牢犯寫狀子。”
“能賺這麼多？”
“其實賺的不止此數，其他的都分給難友了！”
我知道李敖常接濟他所同情或佩眼的人，不過聽他自己提起還是第一次。此後他再沒同我談過牢裏的事情，當然更談不上他的感觸了。他把牢裏的事看成很私己的，不願別人共同負擔。同李敖作泛泛之交很容易，他對世俗的興趣也大。但總要同他深交而且觸及他的靈魂時，才能真正喜愛他。他的一首舊句很能道出箇中滋味：
何必空杯容索寞？
何不仗酒打山門？
醉眼未開開應笑，
又請朝陽斬黃昏。
今天在台灣及海外的知識分子，多數都養尊處優了。大家很忙，只能用閑情來關懷劉青；也只能以“冷靜”、“旁觀”的態度看“美麗島事件”、“陳文成事件”，並以此態度為驕傲。不論正反，知識分子已經失去了參與的熱誠，更不必談“捨生取義”了。知識分子的“漠不關心”已成了近二十年來的世界性氣候，形成了新的醬缸。假如說要找一個為理想、為原則死拼的怕不多。李敖卻是一個，他的獨立特行，使他孤零零地與別人遠遠地分開。近十幾年來，不論在牢裏牢外，他總像個走鋼索的江湖藝人。許多人等着看他的精彩表演，我總是替他擔心捏汗。他倒是藝高膽大，鬥志激昂，偶有失手也不氣餒。三年前他復出后，仍不改江湖藝人本色，走他自己的鋼索。在這種情形之下，實在無法用常人的價值去衡量他。對他自己的價值，他是自負而肯定的。他的另一首舊詩就寫他自己的這種心境：
上帝所造皆鼠子，
抬頭我卻笑天公。
冷眼白盡世間相，
漠然無語傲群生。
李敖常常用自己比耶穌。我同他說這是不能比的，耶穌的愛心泊只有神才有。他說同耶穌比受難總可以吧！我倒相信他同耶穌一樣都能背十字架，不過耶穌是為世人背，李敖只為自己的理想、原則背，這也是神同人的分野。李敖畢竟是讀歷史的人，他對一切人和事都以歷史觀點出發。這是很可取的觀點。他的耐力、韌性或都源於此。他勤奮，重視自己的時間。他精力充沛，警覺性高，融會貫通力強。我總覺得他像一面鏡子，看到他，會使人想到自己，反省許我事情。同他在一起，總使你覺得他負有重大的任務，也亟待完成。他在另一首詩里寫道：
煙塵瀰漫千重霧，
辛苦或失樓前樹。
達者無為無不為
且為後世鋪長路。
1980年再去看他時，他說他正在寫有關譚嗣同的歷史長篇。他滔滔不絕地講譚的滿腔熱血，他悲天憫人憂國憂民的胸懷，以及譚的文學造詣。戊戌政變失敗后，譚不願逃走，寧可以死酬國，在菜市口被清廷斬首時毫不畏懼從容就義。李敖當時講得很激動。這種事本來就是使人感動的，但對李敖，卻不止此。你會覺得他是在身體力行。那天我們談得很晚，第二天一早他就來了，帶來一個扇面送我。他記得我曾要他在我的杭扇上寫幾個字。想不到他抄了一整扇面譚嗣同的詩給我。前首八句頗能表達李敖自己的情懷：
無端過去生中事，
兜上朦朧業眼來。
燈下髑髏誰一劍？
尊前屍冢夢三槐。
金裘噴血和天斗，
雲竹聞歌匝地哀。
徐甲儻客心懺悔，
願身成骨骨成灰。
早在60年代初，我就說李敖最大的特點就是他的鬥志。二十年後，本性未改。許多人說李敖這樣下去遲早是一個悲劇角色。看他的詩，看他對譚嗣同的仰慕，好像他自己也有準備似的。他不止一次對我說，你們這些在外面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的精英，但是你們為中國做了些什麼？這是李敖對我們的期望，而我們對李敖的期望是什麼？李敖第二次入獄，多少人覺得他是自作自受，多少人道聽途說，落井下石，我們連起碼的把人同事分別開來都做不到。我們在乎的還是私人恩怨，不是原則支持。
苦心豈免含冤怨？
求全難燃已死灰。
如今哪復滄海日，
鐘聲無恙我將歸。
李敖二十年前寫這些句子時，可能是為情而寫，正像他寫的其他東西一樣，迸發強烈的歷史感。今天再讀它們，仍可在不同的層次里揣摩它的意義。“鐘聲無恙我將歸”，二月初他出獄歸來，立即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大曝監獄黑暗內幕。他說六個月的牢不是白坐的，他看了一卡車的書，寫了三十萬言，出了六本書，完成了一篇十萬字的小說。
這就是李敖，旺盛的精力，激昂的鬥志。對於他，我們能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