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筆伐（1982—1992 四十七到五十七歲）
我生平寫作雖多，卻始終沒辦過自己的雜誌，過去主持《文星》雜誌，是鵲巢鳩佔，不算是自己的雜誌。《文星》被封后，我申請不到雜誌執照，後來坐牢，一連十四年大霉運，高辦雜誌愈來愈遠。十四年後復出，在1981年申請雜誌執照，“行政院新聞局”在該年4月18日按出版法第九條給了我《千秋評論雜誌》執照，但在一個多月後，卻又快速按出版法第十一條“技術擊倒”了它，使我因冤案入獄而不得為雜誌發行人。這一內幕，值得細說。
我二十四歲拿到台大畢業文憑后，一連二十二年都長捐箱底，一直沒有用它，因為我沒有正式職業，文憑對我毫無用處。不過，到了1981年我四十六歲時候，它派上了用場，因為我想辦一本雜誌，申請雜誌執照要用大學畢業證書，我就申請了一張《千秋評論雜誌》執照（局版台志字第二七七五號）。可是，這個執照很微妙地害到了我，執照發下來（1981年4月23日）才五十五天（1981年6月17日），我在地方法院已判無罪的官司（蕭孟能自訴李敖所謂侵佔案），突然受政治影響，一夕之間，竟被台灣“高等法院”的法官林晃、黃劍青、顧錦才三人枉法裁判為有罪（1980年度上訴字第二四九八號）！這一判決，微妙反映了外界“選舉快到，快判李敖”的公論為什麼口耳相傳，也反映了爭取自由的長路上我所付出的苦心、代價與犧牲。妙的還不止這種巧於配合的枉法裁判，還有更妙的。在枉法判決后二十三天（1981年7月10日），我突然收到台北“1981府新一字第三一○三一號”市長李登輝的來函，說：“一、准‘台灣高等法院’1981年6月29日劍刑勇字第二六號函略以：李敖因侵佔罪經判處有期徒刑六月確定。二、依出版法第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被處二月以上之刑在執行中不得為雜誌之發行人。另同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規定：新聞紙、雜誌……之發行人有出版法第十一條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未依同法第十條之規定申請變更發行人登記，註銷其登記。”收到這封來函后，我又大惑不解、又恍然大悟。大惑不解的是：李登輝如果希旨承風，想封殺李敖的《千秋評論》雜誌，儘管依例通知可也，何必抬出‘冶灣高等法院”來呢？恍然大悟的是：不抬出“台灣高等法院”，封殺的依據，只能根據報上李敖判罪的新聞，這樣證據力就弱了一點，因此抬出“台灣高等法院”來，一切就都站得穩了。更妙的還不止台北當局這封來函，還有更更妙的。這來函中“說明”之“一”中，就完全露出了馬腳。“說明”之“一”指出，台北當局是“准台灣高等法院1981年6月29日劍刑勇字第二六號函”，而要李敖“前來辦理變更發行人登記手續”的，但是，怪事來了，因為按照台灣“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七條，只是裁判書正本“送達於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其他受裁判之人”而已，又何必去“劍刑勇字第二六號函”給台北當局呢？“台灣高等法院”在本身忙得案犢勞形之時，居然好整以暇，寫信給台北當局，告以“李敖因侵佔罪經判處有期徒刑六月確定”，這不是天下怪事嗎？難道法院承辦審理業務之不足，還要兼辦箝制言論的通風報信嗎？這種行文，豈不是太明顯的聯合作業封殺李敖嗎？更微妙的是：這一雜誌執照是“新聞局”局長宋楚瑜核發的，而李登輝給我的信中，卻明列“副本收受者：行政院新聞局”字樣，這又明顯有違行政作業的常規，因為在我尚未拒絕申請變更登記前，毫無知會“新聞局”之理，可見市長李登輝知會局長宋楚瑜，全是兩條蔣家走狗的串通法院的聯腳作業。當然，我是不會做變更登記的，但我略施巧計，就打垮了他們的作業：按照箝制言論自由的“出版法”第二條，出版品分為三類：一。“新聞紙類”。二、“書籍類”。三、“其他出版品類”。再按箝制言論自由的“出版法”第三十六條，出版品如違反本法規定，主管官署得為行政處分：一、“警告”。二、“罰援”。三、“禁止出售散佈進口或扣押沒入”。四、“定期停止發行”。五、“撤銷登記”。這一條中“定期停止發行”、“撤銷登記”，是箝制“新聞紙類”的致命法寶，但對非“新聞紙類”的“書籍類”，卻沒有什麼作用，因為“書籍類”既非“按期發行”，自然所謂“行政處分”，也就至多不過即時查禁了事。而“新聞紙類”卻可來個查禁一年，或撤銷登記。換句話說：對“書籍類”，處分只能及身而絕，不能延伸；對“新聞紙類”，處分卻能斷子絕孫，可以延伸。因此，理論上，一個作者，如果能定期（“按期發行”）出書，則在某種形式上，幾與雜誌無異；雖然在事實上，全世界幾乎沒有這樣多產的作者，能夠維持——經年累月的維持——每月十萬字這種寫作量。就這樣的，雖然《干秋評論》雜誌執照被封殺了，但我的《千秋評論》（全名《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就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出國民黨不意的情況下，“創世記”一般地出現了它的“創‘書’記”。這種突破與成績，足登世界紀錄全書而有餘矣！
《千秋評論》的開始，是典型的憂患之書，因為它第一期出版的時候，我正在第二次政治犯牢中。在我入獄前夜，“汝清”陪我預先編好了前六冊，在1981年8月10日入獄當天的清早，全部交給了林秉欽，轉給葉聖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這種作法，活像諸葛亮“預伏錦囊計”似的，只要林秉欽每月“拆開錦囊視之”，即可付印成書。在編六冊書的時候，原是以獄中新作無法外傳的準備下編成的。我入獄后，林秉欽為了配合時文，曾在第三期《奇情·上吊·血》裏編入王小痴的《〈哀〉我的朋友李敖》和林清玄的《我所認識的李敖》。後來在獄中結識石柏蒼，他一手幫我建立了秘密運出稿件的管道，於是，從第四期起，每期都代換進我的獄中新作。像第四期的《題泰國漫畫》、《中國式好人》、《我最難忘的一個流氓》、《黨外是誰喊出來的？》、《給黨外人士上一課》、《文化美容、財政美容、司法美容》《只許我中央，不許你中央》；第五期的《夢做駱馬的自由》、《李詩四首》、《論褫奪狂——兼論政治犯是終身職》、《我的殷海光》；第六期的《“顯性偽君子”和“隱性偽君子”》、《“三毛式偽善”和“金庸式偽善”》、《從大軌跡評論人》、《這樣的法官配做院長嗎？》、《方神父的驚人秘密》、《喜歡的與該做的》，總計一下，一共十七篇，這十七篇從秘密管道流出來的文字，是《千秋評論》前六期中后三期的最大特色。到了第七期以後，其中雖有許多也是獄中偷運出來的，但那時我已出獄了，發表時候，“傳奇”上和“趣味”上，是不能同我在牢裏相比的。
我出獄后，每月用《千秋評論》打擊以國民黨為主軸的魔鬼，從戒嚴打擊到解嚴，一路打擊不休、難分難解。國民黨自然負蝸頑抗，從第一期就予以搶劫查禁起，第十一期、第十六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六期、第二十七期、第二十八期、第三十二期、第三十四期、第三十六期、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第四十期、第四十三期（下冊）、第四十四期、第四十五期、第四十六期、第四十七期、第四十八期、第四十九期、第五十期、第五十一期、第五十二期、第五十三期、第五十四期、第五十五期、第五十六期、第五十七期、第五十八期、第五十九期、第六十期、第六十一期。第六十二期、第六十三期、第六十四期、第六十五期、第六十六期、第六十七期、第六十八期、第六十九期、第七十一期、第七十四期、均予以搶劫查禁。直到國民黨主子蔣氏父子死光，李登輝郝柏村等走狗接班，不管怎麼對我“五堵”“七堵”“八堵”式地堵塞，但《千秋評論》仍在排除萬難下“按期發行”，大體都在每月一冊的進度下飛躍前進、迂迴前進、匍匐前進。……在前進過程中，有時情況近乎拉鋸式的慘烈。以第五十八期出版為例，1986年7月23日國民黨派出大隊人馬直撲裝訂廠，搶走四千本；我不屈服，再印，7月30日再大隊人馬直撲裝訂廠，搶走四千本；我還不屈服，再印，8月4日又大隊人馬直撲裝訂廠，搶走一千五百本。我還不屈服，又再印。……這種一次又一次你搶你的、我出我的的相持，足登世界紀錄全書而有餘，而我那種心之所善、九死無悔、就是要前進的剛毅性格，於此可見一斑。最後，走狗們力不從心，才告罷。最後勝利屬於李敖，李敖成了名副其實的“魔鬼終結者”。到了1991年9月30日，《千秋評論》在創造歷史十年以後，停刊進入歷史，前後追憶，不無滄桑之感，但是老了十年、贏得千載，卻也值得。《紅樓夢》開宗明義就點出：“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千秋評論》十年辛苦，字字看來皆喊打，自非吟風弄月的《紅樓夢》可比，但究其背後，亦血書也。
《千秋評論》以外，我在1984年1月起，又加出《萬歲評論》（“萬歲評論叢書”），每月一冊，與《千秋評論》錯開出版，等於每半個月出書一冊。三年兩個月期間，其共出四十期。除第一期、第二期、第六期、第七期外，其餘三十六期統統被查禁，查禁率是百分之九十。
《千秋評論》《萬歲評論》以外，我還賈其餘勇出了四冊《千秋評論》號外。事實上，我以《千秋評論》為主軸，展開了黨外雜誌的大串連。我幾乎來者不拒地免費為所有黨外雜誌拔刀跨刀，最主要的是鄧維禎、鄧維賢的《政治家》系、許榮淑的《深耕》系、周清玉的《關懷》系、林正傑的《前進》系列等等，但是關係最深、持續最久的是鄭南榕《自由時代》系。鄭南榕活了四十二歲，但他“追隨”我的時間長達二十一年。他本是一個力爭上遊的好學生，從輔仁大學哲學系轉入台灣大學哲學系后，深受自由思想的啟迪。他佩服殷海光，也佩服李敖，但他與殷海光並無較深的淵源。他對殷、李的感情，不是一己之私的。殷海光死時，他曾倭然下淚；李敖入獄時，他曾愴然若狂，這種感情，都是“我與蒼生哭”、“我為蒼生狂”式的，全無私慟成分。殷海光沒教過他，他只是殷海光的再傳弟子，但他對他老師——殷海光一傳弟子劉福增、陳鼓應都看不起，而只直接佩服殷海光。但殷海光與鄭南榕之間，並無私交的發展，原因很簡單，這兩個人都是陰陽怪氣的，他們的表面性格都不討人喜歡，只有和他們深交后，有識之士才會肯定他們。他們兩人並無深交的機會，自然總是“蕭條異代不同時”。至於南榕和我，情況就不同了。他二十多歲時，跑來看我，但我並無特別印象，原因是我雖不陰陽怪氣，但有“洗腳戲門生”那種孤傲，以測驗人，南榕似乎沒有通過我那種奇怪的測驗方式。但他並不灰心，十多年後，在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獄后，他又來了，在“紫藤廬”里，他走過來向我打招呼，我重新回憶了這個穿短褲的怪朋友。
那時南榕在《政治家》發表《李敖，不要走！》一文，說他如果是“出入境管理的掌權人”，他就要“禁止李敖出境”，因為，台灣需要李敖。“李敖受了六年九個月的枯囚，同一時間許多人的心靈因而枯萎。”他對我的期許，情見乎詞。此後來往漸多，到1984年3月，遂有合作辦雜誌的事。
在雜誌創刊之初，他請我到雜誌社，拿出封底的設計給我看，上有赫然黃色大字：“爭取100％自由”。當時我表示：我是《自由中國》的作者、是《文星》的主編，在國民黨壓迫言論自由的漫長黑夜裏，我多年躬逢其盛，並且苦戰不衰，但是也只能做到百分之幾十，始終做不到百分之百。如今你老弟有此雄心，大家就努力努力看。我當時做這種表示，心裏實在並不怎麼樂觀，也許是當年躬逢其盛的積壓影響了我，使我估算國民黨的餘威，有所出入。但鄭南榕顯然比我樂觀，他大刀闊斧地幹起來了。我因忙於《千秋評論》、《萬歲評論》，對他的幫助有限，但在每月感慨“萬”“干”之時，與《自由時代系列》雜誌連線作戰，努力做到百分之百，卻也不甘後人。回想創刊之初，我和南榕攜手爭取言論自由，南榕親筆在創刊號第一篇“言論自由第一優先”文中，宣示得十分明白。南榕雖然指出“在這個蔑視自由的小島上，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從來沒有過。李敖先生個人力爭自由的成績是第一名”，但在我看來，他在這方面的努力，卻後來居上。我認為，南榕一生最大的功績，是他在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上。至於後來從事爭取組黨的自由（他是台灣第一個以行動突破黨禁的人，遠在投機的民進黨不敢組黨前，他就加入了許信良的台灣民主黨）、從事爭取集會的自由。……只不過都是在爭取言論自由的大前提下衍生出來的。別有懷抱的人把南榕的功績，定位在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之外，這是對南榕的一種政治性、宗教性的窄化與小化，是與史實不合的。基於我和南榕二十多年的從相識到共事，我想我最有資格說這種話。
《自由時代系列》在鄭南榕的實際主持下，最後打着李敖的旗號，真正做到了百無禁忌的言論自由。其中最大的突破，是對蔣家三代的總清算，這種成績與勇氣，可謂歷來所無！當時突破行動中，最有名的是連載江南寫的《蔣經國傳》，南榕這一舉動，連我事先都不知情，最後卻在封面印着“李敖總監”的聲勢下，冒險推出，由此一事，可見我對他如何縱容與信任，他對我如何置之死地而後生，想來不勝驚嘆。
江南命案后，兇手之一“小董”（董桂林）逃亡，留了一封密件給我。在1985年3月23日，由一位“許先生”出面，找到南榕。“許先生”方臉，戴眼鏡，身高約一米七○，微胖，年紀三十齣頭，外省口音，會說台語。他開門見山，坦白說他不姓許，有關他本人的一切，都不便相告，務請原諒。他登門拜訪，只是受朋友之託，前來交付一包東西給李敖先生，托他的人不是別人，就是江南命案的在逃神秘人物——“小董”。“許先生”告訴南榕說，這包東西是小董在偷渡去菲律賓前親筆寫的，小董本想留下錄音帶，但怕錄音有誤差，所以決定用手寫。小董在偷渡前夜，把這文件托許先生轉給李敖，並說由李敖自行處理。小董走後，“許先生”想直接見到李敖，但是苦無門路，所以耽誤一陣。最近他看到《千秋評論》第四十二期，裏頭有李敖二月份的日記，在日記中發現：鄭南榕在二月里見到李敖十一次，他相信鄭南榕一定可靠，所以親自來找鄭南榕，請把文件轉給李敖。送走“許先生”后，南榕立刻到我家，轉來密封的一包東西。我立刻決定由我寫篇文章發表。兩人商量好注意保密。後來聽說，南榕在發排我這篇文章時，在雜誌社“清場”，提前讓人員下班，由他自己完稿付印，他的警覺性，由此可見。在我寫稿前，南榕甚至不肯帶走小董密件的影本，同時告訴我，為防這一密件的真實性出問題，那位送信的“許先生”雖然一切不便相告，但他喝了一杯水，水杯上會留下手印，可以追蹤。我說我相信東西是小董寫的，沒問題，水杯可以洗掉，免得給送信人惹來麻煩，南榕同意我的看法，就回去把水杯洗了。這個故事，顯示了鄭南榕雖然剛毅木訥，學哲學的，但是極有才幹，做事舉重若輕，“於無聲處聽驚雷”，真是罕見的大將。
這種罕見的大將，在發起反國民黨的“五一九綠色行動”一事上，也可看出他的才幹。“五一九綠色行動”倡議之初，大家都意存觀望，但鄭南榕認為可行，他向我募捐，我捐了十萬無，心裏還想：“這回給鄭南榕買爆竹玩。”後來行動開始，把國民黨鬧得七葷八素，我十分佩服他。像鄭南榕這種大將，國民黨當然要去之而後快，所以在他加入並推動“台灣民主黨”，策劃“百萬人簽名運動”等相繼而來的時候，國民黨只好以康寧祥系大將張德銘控南榕訟案為借口，捕之以去。南榕被捕的第二天（1986年6月3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以“鄭南榕落網”的大標題，廣事宣傳，儼然把他當做江洋大盜。清朝末年，江亢虎起而抗暴，清朝政府罵他洪水猛獸，江亢虎說，我姓江，江者，洪水也；我名亢虎，亢虎者，猛獸也。說我洪水猛獸，我真高興呢！如今鄭南榕以江洋大盜落網，乍看不倫，實乃神似。鄭南榕辦《自由時代系列》雜誌、發起“五一九綠色行動”、加入並推動“台灣民主黨”，最後又策劃“百萬人簽名運動”，在思想界與政治圈中不斷興風作浪，說他是此道中的江洋大盜，不亦宜乎？南榕下獄后，我親自送十萬元到他家裏，給他母親；另約南榕太太葉菊蘭和邱謙城（雜誌社業務負責人）到我家，面致五十萬元，告訴他們：雜誌賠了錢，本來與南榕講好各賠一半的，現在由我全賠，不要南榕賠了。葉菊蘭謙辭，我強她收下。南榕出獄以後，1987年2月5比他由曾心儀訪問，刊出訪問記。曾心儀問他：“李敖與你的私交，大家都很了解。在你的這個案子裏，很特別的，我們看到李敖對你的關心是對別人從來沒有的。從你被收押起，他就為你做了很多事：你的感受怎麼樣？”南榕答道：“李敖跟我私交非常深，我們的交往已經不是普通朋友的交往。人家說：‘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李敖的君子之交是厚如蜜、濃如蜜。他會對我這樣超乎他平常對朋友的行為規範，平常朋友被抓了，他不會出庭、打點等等，他用寫文章來支援；從這點可以看出他和我的交情不太一樣。他會對我這樣，是因為看得起我辦雜誌有格。他對其他的朋友只會做到某一個程度。”從這些話里，可以看到南榕同我的交情。在訪問中，南榕又提到我批評台灣人的文章。他說：“李敖常常發表政治方面的意見，他刺傷了他現有的聽眾。他現有的聽眾大部分都只見過台灣島。行文用字是一回事，但是你要看李敖在政治上的行動，他也沒有放棄台灣，也沒有和國民黨妥協要國民黨讓他去美國那麼大的國家。他在這裏批評、批評、批評，就是他喜歡這個地方的人，就是希望這邊的人他媽的比較有格調一點。”從這些話里，可以看到南榕清楚知道我對台灣的感情。
本來辦雜誌是爭取言論自由、鼓吹人權民主的，但是南榕愈辦愈把重點轉移了，我是不贊成台獨的，於是兩人便逐漸疏遠了。1989年3月6日早上，他電邀我為雜誌五周年寫幾句話，我寫了《言論自由還是第一優先》一文，以“逆耳之言，以博老友們的一臉苦笑”。那次電話通了四十分鐘，是我們最後一次通話，電話中我反覆舉證，告訴他台獨是一種夢幻，“我們要犧牲，但是不要為夢幻的理想犧牲”。從此以後，南榕的聲音，對我已是絕響了。一個月後，南榕以自焚殉道。
那年南榕坐牢之日，我由葉菊蘭、邱謙城陪同，和小屯一起去看他，南榕的小女兒竹梅也一起去了，眉宇之間，似有無限深沉與哀怨。竹梅十歲時寫詩說：“爸爸像太陽一樣，如果太陽不見了，我會哭，我會叫，但還是叫不回太陽。”——對小女兒而言，南榕是太陽；但對好朋友說來，南榕是孤星。正因為是孤星，所以他不屑加入民進黨。南榕自焚殉道后，民進黨趁機擁死人為籌碼，奉他為“靈魂黨員”。殊不知南榕不屑入這種黨，正因為這種黨的政客沒有“靈魂”，他們唐突死者，無恥至此，南榕、南榕，真死不瞑目了。
南榕死後，一個說法是包圍雜誌社的警察們謀殺了他，這種鄭南榕非自焚論，在“立法院”，由尤清、朱高正帶頭，就非自焚論展開政治秀，以是否有他殺的可能性，大作文章：陳水扁太太吳淑珍也依據陳永興、黃華的話，同此炒作。而台南地區，也有四十名民進黨員借口“國民黨活活燒死鄭南榕”，大舉遊行。——台北方面是打死後焚屍滅跡的，台南方面卻是進一步活活燒死了，可見這一被殺焚屍“羅生門”，還有南派北派的不同說詞呢！
事實上，鄭南榕決心自焚殉道，早見於該年2月18日《自由時代》總號第二六四期里，他用書面表達出“他們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的宣示。4月7日的從容一死，只不過是實踐這一宣示而已。他的犧牲精神，是不容歪曲的。在生死線上，他溫柔地叫醒十歲小女兒，叫“你們大家先走”，然後反鎖自己於辦公室內，自行了結他四十二歲的生命。檢察官驗屍時發現，起火后鄭南榕安坐在桌旁，沒有逃走的跡象，雙手扶在辦公椅的把手上，上身筆直，如此端正的死法，尚屬首見。嗚呼南榕，在生死大節上，圖難於易，從容如此，平生所學，真實不虛矣！
我捐給南榕搞“五一九綠色行動”的十萬元，來源頗為有趣。那是我告國民黨議員郁慕明誹謗的戰利品。郁慕明最後以道歉、賠款同我和解，並成為朋友。我借花獻佛、“因糧於敵”，把十萬元捐給黨外。我交給南榕的時候，南榕說：“李先生你捐了這麼多錢，整個的宣傳費用，都解決啦！”後來得知參加者每人身上佩貼的圓形五一九綠色標誌，都是“郁同志”出的錢！
鄭南榕並沒有錢，他辦雜誌的一些資金，是向我借的。他採納鄧維禎的建議，把我名字以“李敖總監”形式，單獨印在每期封面上，以廣招徠，為時年余之久。後來我笑謂：你曉得俞大維挂名做“國防部長”的奧妙嗎？他挂名，目的就在把蔣經國帶進場，最後還政蔣氏，由蔣經國出任“國防部長”。如今我幹了一年多了，還是由你來挂名吧。從此以後，《自由時代系列》雜誌就在封面上改由鄭南榕挂名了。
我自己挂名的“雜誌”，除了《千秋評論》、《萬歲評論》等月刊外，我還辦過《烏鴉評論》周刊，自1988年10月1日辦到1989年3月17日，共出二十四期。我不但辦月刊。辦周刊，還辦報紙，在國民黨報禁解除后，新創刊的《世界論壇報》邀我寫專欄——《世論新語》。《世界論壇報》是一家低格調的爛報，只因全台灣只有這一家報的發行人願意邀我寫專欄，並保障我一字不改地言論自由，所以我也就以“爾為爾，我為我”地劃清界限，撒起野來了。最後發行人吃不消，大家鬧翻也、絕交也，自是意料中事。如今回想，了無遺憾，但恨沒有第二家爛報爛眼識人耳！不過，報禁開放后，我自己倒陰錯陽差，有了一次辦報的機會。有周孟祿者，學新聞出身，是高斯機的總代理，報禁解除后，他機會大好，大賣這種印報機，但卻回收了一些舊的印報機，堆在倉庫。他想到如能把這種舊機器廢物利用，以小額投資辦張報紙，可能是一個好計劃。因此通過海王印刷廠的張坤山介紹，以伍振環做人頭，邀我合作。伍振環本是警備總部的高幹，當年負責查禁過我的書，如今找上門來，我心中一邊發毛、一邊好笑，於是合作起來，由我包辦一切言責，辦了只有一大張四個版的《求是報》。這報極有特色，從不奉“中華民國”正朔到天天彩色“三點要露”臭“新聞局”，熱鬧萬分。這報沒有一個記者，只有兼任的胡基峻幫我，就每天出刊起來了。從1991年2月27日到8月20日，辦了近半年，最後以曲高和寡、資金不足，以致中道崩姐。雖然周孟祿、伍振環雙雙被我告到法院，但我仍要公平地說，他們兩人實在眼光不錯。——他們能找到李敖做這場空前絕後的大買賣，雖然買賣垮了官司在，但他們絕對可附李敖驥尾而青史留名，橋也橋、路歸路，我雖然告他們背信罪，但仍不埋沒兩人的功勞。
辦報期間，彭明敏來信問我是不是太辛苦了，我有回信寫這一生涯：
《求是報》一辦轉眼兩個月了，忙得沒有好好回信給你。前一陣子看電視張學良說他是“很膽大妄為的”，我想我辦《求是報》，也屬“膽大妄為”的一種。因為按情按理按實力，我實在沒有辦報的財力，正因為如此，報卻辦了出來，除“膽大妄為”外，殊乏其他解釋。
《求是報》開辦以後，我個人倒還好，因為即使不辦報，我也是“工作狂”，每天由早到晚忙個不停，所以辦報只是忙上加忙而已。倒是跟我辦報的同人，忙得人仰馬翻，以致屢生“逃兵”事件，其中孟祥柯是第一叛徒，他是過慣閑雲野鶴生活的，這一忙，嚇壞了他，乃留書出走，略謂Georgesantayana與陽春有約，他老孟與鄉村有約雲，一走了之，瀟洒無比。
雖然屢生叛逃事件，但李敖是何等人，豈怕別人叛我的變，仍舊“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何況老孟並非夏桀也乎？
老孟寫文章，考究環境，他說最理想的地方是獅頭山廟裏，青山綠水、清風徐來，才有靈感。他問我為何隨意下筆就千言，不要靠靈感，我說妓女接客，要不要靠性慾？靠有性慾才能接客，還能幹這行嗎？
不管怎麼責人而不責己，《求是報》辦出來，可謂“惡有惡‘報’”。當年我曾說“如果你想害一個人，你就勸他辦雜誌”（這一名言，大家都忘了是我說的），如今當修正為“勸他辦報紙”了。
不過，不論怎麼“悔不當初”，《求是報》總算做到了一點，就是全部都是可讀的東西。就光憑這一點，《求是報》就是鶴立雞群啦！
雖然理由頭頭是道，可是夜裏三點泡在浴盆里，未免自笑。周作人打油詩說“老去無端玩古董”，我倒有點“老去無端辦報紙”之感。蓋辦報之事，在去年10月12日以前，我一起認為對我是天方夜譚。報辦成后，可好了，每天不要“跑三點半”了，——每天跑夜裏“十二點半”了。《求是報》每天夜裏四點鐘由DHL快傳到美國出美洲版，“十二點半”，正是“‘夜’正當中”呢！
你說“每日出報，太辛苦了，但是很值得的”，多謝打氣。
1991年11月三日，我創辦了《李敖求是評論》月刊，在發刊詞中寫道：
我的《千秋評論》《“李敖千秋評論叢書”》辦了十年。《求是報》辦了半年，如今雙雙達成它們歷史的、階段性的使命，我決定創辦《李敖求是評論》雜誌，以開新酞。
《李敖求是評論》雜誌是我五十六歲時創辦的，由於我餘生生命貫注的主力是《北京法源寺》以外的幾部重要小說，以及非小說的《中國思想史》等書，花在“東打一拳。西踢一腳”式的雜誌上面，時間已有限制。因此我用兩百頁以下的月刊形式，予以掌握和掌舵。
《李敖求是評論》雜誌雖是雜誌，但它的使命，在“成一家之言”，一家之言並不是我一個人發言，而是把特立獨行之言、振聾醒聵之言、“雖干萬人，吾往矣”之言，不論古今、不論中外、不論新舊，都有以召集，形成光束與彈花，為“中國”開道、為“中國人”導向。“中國人”混蛋混蛋滿天下，上自高等知識分子、袞袞諸公；下至匹夫匹婦、販夫走卒，滔滔皆是混蛋、到處都是混蛋。在這種世風下，第一流的思想家站出來，以實事求是的論證，說點明白話、主持一些公道，這是起碼該有的獨來獨往。《李敖求是評論》雜誌就是在這一抱負下創辦的。這是全台灣唯—‘一個崇尚真理、全說真話、專講是非、沒有黨派的雜誌。我敢說，看了它，台灣任何刊物都“不夠看”、都“何足數”了。——淺人看來，這種開場白有點吹牛；但真正有眼識泰山的人看來，李敖幾十年孤軍奮鬥、呼嘯叢林的紀錄，豈不都印證了這一事實嗎？
《李敖求是評論》共辦了六期，為時半年。到了1992年4月1日，我急着寫我要寫《北京法源寺》以外的那些書，決心結束每月不得安寧的寫作方式，於是在《李敖求是評論》第六期出版后，告別了這一每月折騰的生涯。自《千秋評論》起算，這一生涯長達十年之久。
這十年中，我帶頭正人心、布公道、求真相、抱不平，以“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的聲勢，整天四面樹敵、八面威風，這一情景，我有一首浴盆中作的打油詩，約可談笑得之：
一
二次出獄后，聲名翻兩番。
先當孫行者，后變彼得潘。
只做單幹戶，不搞李家班。
獨來又獨往，管他關不關。
二
二次出獄后，聲名翻兩翻。
早戒奪命酒。不抽長壽煙。
忙時撼天下，閑來逛地攤。
周公不吐哺，獨自吃三餐。
三
二次出獄后，聲名翻兩番。
東流渾似水，北望氣如山。
春去人稍胖，老來心更寬。
蜀中需大將，留我做神仙。
四
二次出獄后，聲名翻兩番。
筆寫甲乙丙，口喊一二三。
狂釀工蜂蜜，不搬陶侃磚。
知音究竟少，何必相見歡？
五
二次出獄后，聲名翻兩番。
少食花生米，多吃豆腐乾。
她將裙兒解，我把褲子穿。
夕陽無限好，只是要變天。
六
二次出獄后，聲名翻兩番。
口誅群黨棍，筆伐大漢奸。
無心做牛飲，順手把羊牽。
一片傷心事，不獨為台灣。
我這十年的“筆伐”大業，內容涵蓋極廣，回憶錄中無法細表，大體上可說天文地理，無一不批；三教九流，無所不搗，這在我辦的《烏鴉評論》發刊詞中，早有概括的描述：
四百年來，台灣在外國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盪下，已經變成了一個畸形的、膚淺的、荒謬的、走火入魔的島。這雖然沒有威爾斯筆下“莫洛博士島”那樣光怪，但它的陸離，卻超乎英國先知者的先知之外。我身處這樣子的島上四十年，雖然不見容於朝、不見知於野，但是獨來獨往的氣概、“我手寫我口”的氣魄，卻老而彌堅。這次出來辦《烏鴉評論》，就是要在眾口一聲的時代里，呱呱大叫一番。我要痛斥政局的黑暗、政黨的腐敗、群眾的無知。群體的愚昧、思想的迷糊、行為的迷信、社會的瘋狂、知識分子的失職與怯懦。……我絕不怕得罪人，也絕不媚世，台灣所有雜誌都是媚世的，可是我就不信邪，我就是要辦個《譴責》雜誌給大家看！英國古歌《兩隻烏鴉》裏，烏鴉對話，去吃死屍，最後吃得“白骨剝露，凄風永拂”。烏鴉的功勞，不正是如此嗎？
以上的概括描述若以具體表徵，看我一次“吃死屍”表演便可落實。以批蔣介石為例：蔣介石是武人，但綜其一生，有武無功，可為定論。但蔣介石本人和他的走狗們，卻厚顏丑表其功，從在大陸時舉國上下，到逃到台灣后全島上下，都眾口一聲。這種現象，別人能受，我絕不受，因此奮筆為文，以千秋之筆，斥一時之謊，雖在蔣家天下統治下，卻一無所懼，我這種人格與文格，可謂古今中外文人的第一名，自己想來，不禁頻頻佩服自己也。
我從在台灣出書以來，在我名下被禁的書，高達九十六種之多，國民黨箝制言論自由，有如此破世界紀錄的成績，真令中外側目。或說這種對異己的不容忍，是國民黨師承中國文化使然。其實中國文化也不盡如此。駱賓王生前是罵武則天的，但在《新唐書》說他“亡命”后、《舊唐書》說他“伏誅”后，武則天卻找人尋訪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傳於世”。駱賓王《在獄詠蟬》詩說：“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他死後，絕沒想到“表”他“心”的，竟是他的頭號政敵！武則天的度量，國民黨沒有也！所以局面是“無人信高潔，他來禁我書！”——國民黨唐突中國文化，武則天不着也！
國民黨一查禁了李敖的書，便即時出之以搶書行動，我卻盡量用計謀減低損失，就是同他們捉迷藏。不過，有時來不及捉迷藏，他們先馳得點，查到裝訂廠，先來搶書，那種情況，就最慘重。那種情況都由上級人員帶隊，手下的人也放不了水。《千秋評論》第二十七期出版前，我囑咐我弟弟，所有的書不要全部在裝訂廠集中，這樣的話，他們到現場搶書，頂多只能搶走一千本。那天正好是禮拜六下午，天氣很好，我弟弟看第一批書已經安全出籠沒有被搶，他就跟工人說，我們下午趕快一起裝訂完了，大夥好出去玩。於是就運進了一萬本，該死的我弟弟出完了餿主意，竟然還跑回去大便，結果當天下午一萬本被搶得乾乾淨淨。我當然大發脾氣了，我罵說：“強盜搶你東西，至少你要跟他打個照面吧！強盜要見你，得從萬華跑到大安區你家廁所來才成，這叫什麼話！哪裏不能大便？還非得跑回來大便？人家‘肥水不落外人田’，你卻‘水肥不落外人田’！”不過，我弟弟的辯解卻是：“敖哥，你不知道，每印幾期，安全過關后，印刷廠裝訂廠就要向官方告一次密，大瀉一次，給官方做點成績，也給他們自己留下一些合作的紀錄。——他們跟我們、跟官方，是交替合作、兩頭合作的。他們是你的朋友，有時候也客串你的敵人，不得不告密。何時書被搶，其實跟我的水肥並無關係。我的水肥肥到哪裏，都是一樣啊！”
蔡漢勛（陳中雄）是我這十年筆代成績的最好統計者，他在《文化頑童李敖——李敖被忽視的另一面》書里，有《李敖復出文壇的總成績單》之作，他指出：
“文化頑童”李敖在1979年6月復出后，除了辦過每日準時發行達一百七十二天的《求是報》外，他更以令人難能置信的毅力先後創辦了《李敖千秋評論》叢書一百二十期、《李敖千秋評論》號外四期、《萬歲評論》四十期、《李敖求是評論》六期、《烏鴉評論》二十四期；以及出版過八大冊《李敖全集》、七本《李敖新刊》和三十餘本叢書，堪稱是著作等身的文壇異數。
蔡漢勛又有“官方查禁李敖著作的‘理由’”一節，我抽舉二十六冊，以見數斑：
《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刊載“新夷說”一文，內容將“國父”遺教斷章取義，故為曲解足以淆亂視聽，影響民心士氣。
《傳統下的獨白》：攻汗台灣當局現行法制，惡加渲染，足以淆亂視聽，挑撥當局與人民情感。
《歷史與人像》：誣指孔子為反動，並歪曲歷史事實，足以淆亂視聽，影響民心士氣。……
《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誣衊儒家思想，淆亂視聽，影響民心士氣。
《文化論戰丹人剝：誣指傳統文化是繁殖共產主義的溫床並為其鋪路，足以淆亂視聽，影響民心士氣。
《教育與臉譜》：鼓動學生背叛師長，並煽惑學界“造反”、“革命”，足以淆亂視聽，危害社會治安。
《上下古今談》：公然反對台灣當局法令，誣指警察公報私仇，逼良為娼，足以淆亂視聽，挑撥當局與人民情感。……
《烏鴉又叫了》：作者借彭明敏事件之發生，倡言發起“學習李敖運動”，鼓勵青年走李敖路線，自認代表“反盲動”“反以暴易暴”“反槍桿對付異己”，並妄言“主張和平改革、社會改革、思想改革”。顯有淆亂視聽、影響民心士氣之害，並有危害社會治安之虞。
《孫悟空和我》：指“蔣廷黻對經濟自由的認識是錯誤的”，並誣指有“這種論調的人，他們專門表演集體、統制、官辦、黨營、公賣、國有等把戲”，顯有淆亂視聽，影響民心士氣及挑撥“當局”與人民情感之害。……
“李敖寫的信”：誣指“內政部”依據出版法“侵害”人民自由系“違憲”，並主張知識分子提倡“不合作主義”，顯有挑撥當局與人民情感及淆亂視聽，影響民心士氣之害。……
“也有情書”：攻擊台灣煙酒公賣制度為“專賣的統治經濟制度”，並誣指煙酒專賣為“壟斷的苛稅”，另妄稱“老百姓麻木得沒有‘心’了”，顯有淆亂視聽、影響民心士氣及挑撥當局與人民情感之害。……
《不要叫吧》：誣指“出版法”完全“違憲”。煽動人民“多還他們幾手”，並指“社會上‘暴戾之風’系法律不能為其辯冤白詩，自然最後要被逼到絕路上去，‘官逼民反’”等，顯有淆亂視聽、影響民心士氣及挑撥當局與人民情感之害。
《千秋·冤獄·黨》（千秋評論①）：內容淆亂視聽。挑撥當局與人民情感。……
《放火·放水·光》（千秋評論[11]）：其中之《放火的》及《論中門村事件》兩文蓄意挑撥當局與人民情感，鼓煽暴力、誇張事實、淆亂視聽、危害社會治安秩序。…
《政治·女人·蛇》（千秋評論[16]）：《不平等條約是國民黨廢除的嗎？》及《政治與生殖器》等文，內容淆亂視聽，挑撥當局與人民情感。…
《老兒·小兒·病》（千秋評論[22]）：刊登《王國維自殺寫真》、《天涯哭此時》等文，內容歪曲事實，淆亂視聽，挑撥當局與人民情感。……
《鈔票·肚皮·尿》（千秋評論[26]）：其中《國民黨與鈔票》等文，內容挑撥當局與人民情感，破壞“國軍”團結，更以猥褻文字，破壞社會公序良俗，淆亂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
《大使·老鼠·怕》（千秋評論[27]）：其中《國民黨的三通前科》、《大使垮台秘聞》、《上縣太爺書》等文字，曲解事實，蓄意挑撥當局與人民情感，淆亂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
《活爸·死爸·黑》（千秋評論[28]）：其中之《亂世父子淚》、《活人不要要死屍》、《向國民黨討十大債》等等文字，為共黨宣傳，曲解事實，誣衊“當局”，蓄意挑撥分化‘當局”與人民情感，淆亂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
《放屁·放屁·真放屁》：（萬歲評論③）：其中之《人間不是你們的》，《馬璧奉化現形記》、《從〈我是嫖客〉到〈我是雞巴〉》等文，違背“反共國策”，曲解事實，誣衊“當局”，蓄意挑撥，分化‘當局”與人民情感，淆亂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
《打炮·打炮·別打炮》（萬歲評論）：其中之《鄉愁》、《馬可仕》、《文化》等文，違背“反共國策”，捏造謠言，蓄意淆亂視聽，挑撥當局與人民情感，足以影響民心土氣。……
《漲價·漲價·買》（千秋評論[40]）：部分文字內容扭曲事實，並捏造讕言，侮辱壯烈“殉國先烈”，淆亂視聽，挑撥當局與人民情感，足以影響民心士氣。……
《蔣介石研究》：其中部分文字，前於千秋、萬歲評論叢書各期刊載時，已予查禁，今再予刊出。……
《蔣介石研究續集》：部分內容不妥。……
《蔣介石研究三集》：部分內容嚴重不妥。……
《孫中山研究》：封面違反“出版法”規定，應予行政處分。
上面這些洋洋大觀的罪狀，如果逆向思考，豈不正好反證了李敖的功勞所在嗎？這種由敵人揭發的罪狀，只消一念反轉，就是我的功勞簿了。我再舉胡秋原在“1991年度訴更（一）字第十五號”的“民事答辯狀”為例：
原告（李敖）雖非知名作家，但確實寫了許多文字，其所寫之文字，主要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賣國漢奸性的，原告曾寫文字污辱台灣當局為“偽政府”，原告要“鞭蔣介石之屍”，又說李、郝體制是“謬種流傳”，要加速打倒蔣家餘孽，罵李登輝是“偽總統”，郝柏村是“奴才”，又罵“最高法院”“荒唐”、“笑話”，原告還控告李登輝偽造文書。第二類是猥褻下流性的，以原告最近之作品為例，如“從小就舔在女人屄”（按此指“新聞局長”邵玉銘說的，而被胡秋原斷章取義）、“雞巴學”、“雞巴中正”、“屁股功夫”，寫“性文詩”，滿紙生殖器、排泄器。又原告自《烏鴉評論》以至《求是報》，每期必刊一春宮照片，且要李登輝“總統”、前“新聞局”局長邵玉銘看他的“三點不露”，如此下流不堪入目之作品，不勝枚舉，古今中外有如此以猥褻文字，妨害風化之知名作家乎？
上一宣佈，可與當年徐復觀所列李敖罪狀比美。此李敖赫赫之功也，見譽於敵人之手，看似罵我，其實不知乃肯定我也。
筆伐時期，在編印發行上重要的“共犯”有：“汝清”。林秉欽、葉聖康、“老大哥”張坤山、賴阿勝、石柏蒼、黃菊文、蘇榮泉、何玉芳、蘇久洲、蘇世芳、曾駿龍、黃慧隆、郭寶秀、洪富仁、詹賜珠、姚文玲、張月華、陳淑美。陳兆基、胡基峻、孟絕子、李放、郭文宏。特別一提的是呂佳真，她畢業東吳歷史系，自參與李敖出版社后，所有階段的出版品，無役不與；編校、印務、倉儲、發行……十項全能。辦《求是報》時，甚至在辦公室打地鋪而眠。工作精神與成績，允稱第一。我李敖生平不沒人之功，特此腫列“共犯”，聊示崇德報功之至意也。
我1982年2月10日出獄后，展開筆伐時期，大量為黨外雜誌寫文章，公論所在，蔚為重鎮。4月25日，我四十七歲生日，黨外人士為我在紫藤廬祝壽，雖然許榮淑等堅邀，我不肯露面，喜歡獨行。四十七天後（6月11日）的下班時間，我在忠孝東路獨行，認識了“安”，那時她在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不久。當晚我請她在法國餐廳羅曼蒂吃飯，自此就有了“安妮一千日”式的交往，“安”和我之間沒有任何書信、遊蹤、也沒看過電影，兩人見面就進浴缸，在一起的時間，似乎床上多於地上。大約每周兩次，都使我盡歡而射。“安”身高一米七一，身材修長，皮膚白皙，我做愛時喜歡從三面大鏡子中看多角度的變化，而“安”卻是鏡中的極品。她帶給我一生中最快樂、最長久、最單一的床上日子。“安”喜歡看小說，一整套一整套地看，又寫了一手好字，偶爾說笑話，但不多話。她最喜歡貓，而性格也最像貓，來時美麗，去時無聲。我送了她一隻波斯貓，取名“波波”，有一次過年，她回花蓮看她父母，“波波”暫寄我家，我酷愛之，為寫《波波頌》一文並定為書名。胡茵夢說她以前養過一隻波斯貓，但懶得給它洗澡，結果渾身沾了泥土糞便，積重難返，乃把毛剪短，結果不成樣子，不要了。我說：“你這不是愛貓，你是害貓。你對貓的愛，我看是假的。”我笑胡茵夢是“假愛貓家”，而我卻是“愛假貓家”，因我不養貓，只看貓照片。但“安”卻是真正的愛貓家。
所謂我不養貓，主要是沒時間。十七年前，我弟弟撿到一隻退羅貓，送了過來，該暹羅貓作息有定，只在中午十二點、下午六點，跳上我書桌，表示：“老爺開飯了，停工吧！”其它時間，一切自理，絕對尊重我的私生活，給我印象不惡。後來此翹家貓去，香港邵氏公司馬芳蹤送另一逞羅貓給胡茵夢。於是胡茵夢和我，就養起馬家貓。不料胡星媽大叫一個人寂寞，堅持要馬家貓給她。胡茵夢說另找一馬家貓給胡星媽，胡星媽不肯，非此馬家貓不要，大鬧不已。我意不能平。我說：“當初說把這貓給她，她不要，現在我們養了，她又搶，這是什麼意思？”但胡茵夢，孝女也，仍忍痛予之。於是我家缺貓，正好我弟弟養了一隻暹羅貓，說還不錯，願暫借養。於是李家貓到。但該李家貓絕非李家貓，因為太沒骨頭與志氣：在沒骨頭方面，不論你怎麼擺它，它就怎麼成姿，你把它橫披在脖子上，它就像巴黎貴婦人脖子上的狐狸披肩一樣，完全成注音字母“n”字符號，動也不動，“n”在你的脖子上，渾身若無骨焉。在沒志氣方面，該貓極貪食，你吃飯時，它跳到你腿上吵着要吃，屢罵無效、屢打不退，愈關愈鬼哭狼嚎，太不成體統。如此沒骨頭沒志氣的傢伙，雖極美麗，然為我所不喜，我把它叫做“全世界最不要臉的貓”。最後，李家貓出局，我跑到信義路新生南路口，在貓店籠子裏，物色到一新暹羅貓，此貓下巴很胖，是暹羅貓中的上品，我抱它回家，正值胡茵夢出浴，她欣然裸迎此貓，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美的人貓畫面。我離婚時，鑒於胡茵夢“守玉如身”、“愛貓如己”，把古玉和貓都讓她留在身邊，當然這不是“陪嫁”，這是“陪離婚”。從此我長時期不再養貓，也不再收購古玉，一個人做工快活。一天在雜誌上看到，說胡星媽胡茵夢為了怕貓生小貓，乃予閹割，貓從高樓跳下，自殺身死，我見此消息，心中慘沮，不樂終日。這頭貓店籠中貓，極為通靈，我常對它開玩笑說：“要不是我把你救出來，你恐怕還在監獄裏！”它若有所悟。它的離去，使我想起金露華電影中那隻貓的離去，使我頗為感傷。胡茵夢那麼迷信，我想她如看過愛倫坡寫神秘人貓恩仇的《黑貓》短篇，一定若有所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