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走向光明的使者

《晨報》特派記者

1920年秋，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為直接採訪和報道世界各國大勢，決定派出一批駐外記者，分赴英、美、法、德、俄諸國。兩家報社發表了“共同啟事”，內稱：“吾國報紙向無特派專員在外探取各國真情者，是以關於歐美新聞殊多簡略之處，國人對於世界大勢，亦每因研究困難愈趨隔閡淡漠，此誠我報一大缺點也。吾兩報有鑒於此，用特合籌經費遴派專員，分赴歐美各國擔任調查通訊事宜，冀稍盡吾儕之天職，以開新聞界之一新紀元焉。”①——

①北京《晨報》1920年11月28日首次刊載，以後一直到12月16日，每日照登這則啟事。

瞿秋白應北京《晨報》的聘請，準備以該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動身到莫斯科去。

當時的中國，是個“陰沉沉，黑魆魆，寒風刺骨，腥穢污濕的”“黑甜鄉”①。沒有陽光，沒有光明，沒有路徑。在這裏生活着的人們，昏昏酣睡，失去了感覺視聽，無從辨認道路；有些開始覺悟的人們，在複雜紛亂的環境和各種思潮的影響下，思想混亂得怕人。這時，中國的近鄰俄國，發生了驚天動地的無產階級大革命。在覺醒了的中國青年心目中，革命后的俄國，是“燦爛莊嚴，光明鮮艷，向來沒有看見的陽光”的所在，是“紅艷艷光明鮮麗的所在”②。那裏有使人們覺醒的真理，有使中國從黑暗通向光明的火種。有志於救國救民的覺悟青年，應當到那裏學到真理，把它播散給中國的勞苦大眾；取得火種，把它點燃在中國的黑暗的大地。等待是不行的，“須得自己動手”，“撥開重障”，“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擔一分中國再生思想發展的責任”。這種強烈的“內的要求”驅策着瞿秋白到俄國去——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同上書，第4—5頁。

這時，從中國遠行到俄國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革命后的蘇俄，在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的浩劫之下，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據當時赴俄留學的肖勁光回憶說：

蘇俄戰爭的創傷歷歷在目。工廠、礦山遭到嚴重破壞停產了，農村遭受兵禍，被洗劫一空，天災人禍，糧食欠收，人民貧窮不堪，各種物資極其缺乏。到處都是彈痕累累，道路橋樑被破壞得不象樣子，全俄處於普遍飢荒之中，每天都有人餓死在路旁。①——

①肖勁光：《赴蘇學習前後》，《革命史資料》第3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版。

國際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統治者，肆意攻擊蘇俄是“洪水猛獸”，是“赤色帝國主義”。即使對俄國革命並無惡意的人，也把蘇俄看作是“餓鄉”，把布爾什維克黨看成是“窮黨”。因此，當瞿秋白決定到蘇俄去，立刻遭到親友們的反對。

堂兄瞿純白堅決反對瞿秋白到蘇俄去，說這是“自趨絕地”。瞿秋白卻守定宗旨，認為自己“不是為生乃是為死而走，論點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從”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1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決定赴俄后，瞿秋白忙看做一些準備工作，並向親友們辭行。

1920年10月初，瞿秋白僕僕風塵趕到山東濟南去看望父親瞿稚彬①。瞿稚彬這時住在濟南城內娘娘廟街（今岱宗街）十五號路北王璞生家。王是江蘇人，做過山東樂陵縣知事。王宅西鄰大明湖南岸的百花洲，距鵲華橋碼頭不足百步——

①瞿稚彬1922年受聘於私立山東美術學校，任山水畫教師。1929年改為私立愛美中學，在藝術師範科任教。晚年住濟南道教人士集中的“悟善社”，該社解散后遷居“正宗壇”。1932年6月19日病逝於濟南南門外東燕窩街“正宗救濟會”。遺體安葬於濟南千佛山西麓與馬鞍山東麓間的“江蘇第二公墓”。墓碑碑文：“民國壬申仲夏五月十六日申時壽終先考稚彬公之墓武進不孝男瞿垚敬立”。

一天晚上，在大明湖濱的小酒館裏，父子兩人，還有父親的一位道友，圍坐在一張小圓桌旁。桌上擺了幾個冷盤熱炒，爐上溫着酒。在父親說來，這是為即將去國遠行的兒子餞行，而對兒子來說，則是為了在離開祖國之前孝敬一番長期寄人籬下，孤寂無依的父親。父子雖強顏歡笑，心底里卻都是苦楚難言。父親年近花甲，長期窮困潦倒，憂病煎逼的生活，使他顯得格外蒼老。他不象北京的親友那樣，固執地反對瞿秋白遠行。他知道兒子的決心，即使攔阻也攔不住。他惜別地深情地對兒子叮囑說：“你這一去……隨處自去小心，現在世界交通便利，幾萬里的遠路，也不算什麼生離死別……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記自身的職務。你仔肩很重呵！”①說得瞿秋白心頭一熱，眼淚已含在了眼眶裏——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三個人都站起來，沿着大明湖畔，隨意散步。秋涼夜深，未免有些寒意。對着這凄涼的境界，又是遠別在即，父子兩人的心更加親近不忍離舍了。回到屋中，父子倆又整整談了半夜。

第二天一早，瞿秋白依依告別了父親，離開了濟南。

父親的勉勵，增加了瞿秋白遠行的決心。回到北京，他開始整理行裝，準備啟程。

要離開北京了，離開這寄住了三年多的純白哥哥的家了。愈是這時，瞿秋白的心情意緒就愈加留戀這融融泄泄，安閑恬靜的家，連這小院裏的秋花秋草，他都覺得辜負了它們的好意。這幾天，他晚上回到家裏，就同哥嫂閑談。原來執意反對他到俄國去的純白，現在看到秋白一切都已決定，也就不再留難，反而勉勵秋白到俄國后專心研究學問，不要半途而廢。這種殷切的關懷，反倒使原來理智強烈的秋白情感激動，低徊感慨不止。對於這位用“家族的舊道德”培育他的堂兄，瞿秋白有時因為志向不同，不肯屈從，但此刻遠別在即，覺得兄弟情分卻有些難以割捨了。

瞿秋白這次去國，差不多等於“出世”一樣，一切瑣事，都需要作一個收束。母親死時遺留下來的債務，需要暫時有個交託；舊時作的詩詞古文，需要整理出來，父親要它留作紀念；幼時的夥伴，雖然遠在江南，不能握別，也要寫信告辭。寫信時，他不禁想起了兩位表姊。

一位是少寡的表姊，現在獨自一人帶着一個遺腹子孤苦伶仃地住在行將破產的母家，精神痛苦不可言喻。

還有一位表姊，從小喪母，是與瞿秋白一同長大的。她家也是破產的紳士之家，丈夫是小學教員，兒女一大群，仰事俯蓄，艱難得很。她深感中國婦女的痛苦，每每對於人生發生疑問，但她又何嘗能夠解決呢？

夜深人靜，瞿秋白在昏暗的燈光下，提筆寫信，又下不得筆。他想：“舊話重提有什麼意味？生活困難，心緒惡劣，要想得親近人的慰藉，這也是人情，可是從何說起！親人的空言雖比仇人的禮物好，究竟無益於事。況且我的親友各有自己階級的人生觀，照實說來，又恐話不投機，徒然枉費。中國的社會生活，好象朦朧曉夢，模糊得很。人人只知道‘時乖命蹇’，那知生活的帳子裏有巨大的毒蟲以至於蚊蚋，爭相吸取他們的精血呢？大千世界生命的疑問不必提起。各人吃飯問題的背後，都有世界經濟現象映着，——好象一巨大的魔鬼盡着在他們所加上去的正數旁邊畫負號呢。他們怎能明白！我又怎能一一的與以慰藉！”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1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幾封告別信，總算寫完了。

住在京津的幾家親戚，瞿秋白一一登門拜別。

住在天津的，是他的一位表姊。表姊夫是位鴉片癮者，在鐵路局做事。這位表姊，本來是家鄉的著名美人，現已飽經世變，家庭生活的痛苦，猶如狂風驟雨掃凈了春意，她已沒有當年的意趣風韻了。她見到瞿秋白，只是訴苦。飲過白蘭地，酒酣耳熱，大家吃着茶，對着鴉片煙燈說話。表姊夫指着煙燈說：“我一個月賺五六十塊錢，這東西倒要去掉我六十元。你看怎麼過？”表姊說：“他先前行醫也還能賺幾個額外的錢。他卻懶得什麼似的，愛去不去，生意怎麼能好？鐵路局裏面的事情，還是好容易靠着我們常州‘大好佬’（這是常州話，指京里的大官說的）的面子弄着的，他也是一天去，兩天不去。事情弄掉了，看怎麼樣！”他們的女兒豐兒忽然插話，她天真地對瞿秋白說：“雙舅舅，雙舅舅。你同我上北京去罷？去看三姨，三姨上次來我家裏，和娘娘談天，後來不知道怎麼還淌眼淚來呢。……”茶涼酒醒，瞿秋白在走回客棧的路上，感到天津繁華的街市也似乎格外凄涼了。

豐兒的三姨，就是名叫珊珊的表妹。她剛由江南嫁到住在北京的同鄉惲家，丈夫是位家道中落而又無所事事的青年人。瞿秋白少年時每到環溪姑母家，總是和表姐妹們在一起玩耍。她們如今都已長大，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條千百年來實行的老辦法，各自找到歸宿了。瞿秋白稱珊珊為三妹，幼時關係親近，隔別了數載，卻不曾忘懷。見面之後，她向他訴說著自己的境況。她說：“我剛剛從南邊來，你又要到北邊去了！……我一個人離母家這樣遠，此地好象另一世界似的。”中國婦女做新婦，是她們一生一世最要緊的事，丈夫之外，同公婆、妯娌、叔姑的關係，都是她們面臨的難以應付的大問題。瞿秋白深深地理解新嫁娘內心的惶惑與不安，他忙接着對她說：“你的小叔、小姑還算是好的。”她苦笑了一下，愁苦而低沉地說：“也就這樣罷了。”她眼裏流露齣兒時的天真，但又深懷惋惜地說：“想起我們那時在環溪，鄉下地方，成天的一塊兒玩，什麼亦不管……”①這一切，都成為溫馨的舊夢了——

①以上引文，均見《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19—2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這一天，瞿秋白本來想看看三妹就早些回家，但是不知不覺卻同她談到黃昏時候。惲家住在北京和平門外相當荒涼的南下窪。從這裏走回崇文門附近的草廠衚衕，要個把小時。秋夜，龍泉寺邊的深林叢樹送出陣陣秋聲，滿天黑雲如墨，地上是半枯的秋草。路上，人差不多已經全回家了，只有一星兩星人力車上的燈光，遠遠近近的晃着。

瞿秋白見過表姊表妹，看到她們凄涼的境況，心情格外沉重和痛楚。往事如煙，一幅一幅的又都呈顯在眼前，但它們已經不是瞿秋白所留戀的東西，而是他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的一部分。他為表姊妹們的悲蹙的現實感到傷心，因為他急切地盼望着她們和所有的人們都能夠生活在幸福歡愉的新天地里。

1920年10月15日，晚間，瞿秋白到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飯店面見蘇俄遠東共和國代表優林，辦理出國護照。然後，他匆匆趕到好友耿濟之家中。在那裏，幾位朋友等待他的到來，參加他們送別的聚會。他們中除耿濟之外，還有鄭振鐸、瞿菊農、郭紹虞、郭夢良、郭叔奇。瞿秋白帶着一身北京深秋夜風捲起的街塵，進入耿家的客廳，摘下眼鏡邊擦邊充滿歉意地向已經等待他多時的朋友們說明他遲到的原因。

“明兒早上幾點？”有人直截地問。“六點半，天還不亮哩。”瞿秋白說。“誰也不必送，哈！送么？也就是東車站，這離赤塔還遠得很呢，哈哈！”雖然明兒早上瞿秋白就要開始走上遙遠的旅途，但他還是那樣滿不在乎地洒脫神氣。

大家談到俄國的嚴冬，擔心瘦弱的瞿秋白連皮大衣也沒有，恐怕一到哈爾濱就冷得受不了。

有些朋友，還是想勸瞿秋白放棄赴俄的打算。瞿秋白冷靜而又熱烈地對朋友們講了他這些天反覆考慮的結論。他說了一大篇：

思想不能儘是這樣紊亂下去的。我們對社會雖無責任可負，對我們自己心靈的要求，是負絕對的責任的。唯實的理論在人類生活的各方面安排了幾千萬年的基礎。——用不着我和你們辯論。我們各自照着自己能力的限度，適應自己心靈的要求，破棄一切去着手進行。

……清管異之稱伯夷叔齊的首陽山為餓鄉，——他們實際心理上的要求之實力，勝過他愛吃“周粟”的經濟慾望。——我現在有了我的餓鄉了，——蘇維埃俄國。俄國怎樣沒有吃，沒有穿，……飢，寒……暫且不管，……

他始終是世界第一個社會革命的國家，世界革命的中心點，東西文化的接觸地。我暫且不問手段如何，——不能當《晨報》新聞記者而用新聞記者的名義去，雖沒有能力，還要勉強；不可當《晨報》新聞記者，而竟承受新聞記者的責任，雖在不能確定的思潮中（《晨報》），而想挽定思潮，也算冒昧極了，——而認定“思想之無私有”，我已經決定走的了。……現在一切都已預備妥帖，明天就動身，……諸位同志各自勉勵努力前進呵！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3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朋友們帶着佩服與羨望的心理，望着瞿秋白。今晚，瞿秋白臉上的神采，勝過他那瘦弱的身體，說話又快又響亮，象一切困難一切顧慮都不曾掛在心上的、老有經驗的戰士。縱然有些疲倦，他還是把精神提起來。

第二天，10月16日一大早，瞿秋白、李宗武、俞頌華三人登上停靠在北京車站的列車，和到站送行的瞿純白、瞿菊農、鄭振鐸、耿濟之及親友們一一握手言別。當天到達天津，瞿秋白又到二表姊家告別。晚上，他就睡在北洋大學張太雷、張昭德、吳炳文那裏，抵足長談。天津電車的喧鬧聲，旅館中闊佬的搓麻將聲，酒館裏新官僚的划拳聲，都引入這幾位青年朋友的談資。

鄭振鐸、瞿菊農、耿濟之送別秋白后，又分別寫信寫詩從北京寄到了天津。18日早晨，瞿秋白收到詩信，立即複信，並附以答詩。信里寫道：“我們今天晚車赴奉，從此越走越遠了。越走越遠，面前黑魆魆地里透出一線光明來歡迎我們，我們配受歡迎嗎？諸位想想看！我們卻只是決心要隨‘自然’前進。——不創造自創造！不和一自和一！你們送我們的詩已經接到了，謝謝！……菊農叔呀！‘採得百花成蜜后，為誰辛苦為誰甜’？？？我們此行的意義，就在這幾個問題號里。流血的慘劇，歌舞的盛會，我們都將含笑雍容的去參預。你們以為如何？”並附詩——

去國答《人道》

來去無牽挂，

來去無牽挂！……

說什麼創造，變易？

只不過做郵差。

辛辛苦苦，苦苦辛辛，

幾回頻轉軸轤車。

驅策我，有“宇宙的意志”。

歡迎我，有“自然的和諧”。

若說是——

採花釀蜜：

蜂蜜成時百花謝，

再回頭，燦爛雲華。

天津倚裝作

詩人以郵差自喻，表達了他毫無牽挂地前往蘇俄考察和報道俄國革命實況的願望。前途的道路雖然崎嶇坎坷，但是驅策詩人遠離祖國走上這艱苦旅程的卻是“宇宙的意志”，人民的願望，而歡迎詩人的，是經過偉大變革的“自然的和諧”的新俄國，是流光溢彩、令人神往的新世界；這個新世界將要逐漸地伸延擴大，包括未來的新中國。詩人確信，自己雖然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蜜蜂，可是當著蜂蜜釀成時，一定會有益於人民大眾，有益於再造中華。

當火車離開天津時，瞿秋白對同伴俞頌華、李宗武說：“我們從今須暫別中國社會，暫離中國思想界了。今天我復菊農的詩，你們看見沒有？卻可留着為今年今月今日中國思想界一部分的陳跡……”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3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火車隆隆聲中，瞿秋白堅毅地而又充滿了溫情地告別了朋友們，向著北方出發了。這個真理和光明的熱烈追求者，以少有的痴情和勇氣，以苦為樂，開始了艱苦的跋涉。

哈爾濱五十天

1920年，從北京到俄國去，陸路交通有兩條：一條是西北向，經恰克圖——伊爾庫茨克；一條是東北向，經滿洲里——赤塔——伊爾庫茨克。走恰克圖須乘張家口到庫倫的汽車，穿越外蒙古的腹地。直皖戰爭后，徐樹錚辦的汽車已經分贓分掉了。其餘商辦的也沒有開。至於滿洲里方面，白匪謝苗諾夫與蘇俄遠東紅軍大戰方酣，可瞿秋白等卻不知道。優林的秘書告訴他們，如果能與即將“啟節”赴任的中華民國北京政府駐莫斯科總領事同行，專車可以由哈爾濱直達赤塔。

瞿秋白等聽信了優林秘書的話，與總領事結伴同行。

總領事叫陳廣平，偕副領事劉雯、隨習領事鄭炎，一行三人。瞿秋白、李宗武、俞頌華，同他們一道於10月18日午夜登上京奉列車離開天津，開始了漫長的旅程。

19日清晨，火車駛近山海關。遠望一角海峰，白沙青浪映着朝日，雲煙繚繞，景色奇異。當晚列車抵達奉天（今瀋陽市），換乘南滿列車，車上的職員全是日本人，車站上甚至連一個中國的搬運工人也看不到。瞿秋白感到這裏“已經另一個世界似的，好象自己已經到了日本國境以內呢？……帝國主義的況味，原來是這樣！”俞頌華懂得一點日本話，由他來辦理交涉，免去了很多麻煩。

20日早上火車到長春車站，換乘中東鐵路客車。瞿秋白步出車站，一看，天地已經蕭然變色，車站前一片大曠場，四面寒林蕭瑟，西北風吹着落葉掃地作響，似乎在告訴人們：“已經到了北國寒鄉了。”長春以北是中東鐵路，形式上已收歸中國管理，但車上一切職員還大多由俄國人擔任。車站外停着的是俄國馬車，駕車的也是俄國人，而擔任中東路護路的又是日本警察，他們同駐在路旁的中國警察不時起些小衝突。

火車到哈爾濱站，已是晚上八九點鐘，天黑了。瞿秋白一行乘上馬車，在塊石磷磷的路上走了一陣，來到福順客棧。住下之後，又返回車站取行李。哈爾濱車站純為俄國式，但管理之糟使人駭怪：頭等、二等候車室里供着希臘教的神像，三等候車室滿地泥水，到處是橫七豎八的行李。福順客棧的單間客房，只有一張桌子、兩張凳子、四張板鋪，三人同住，每天要付房資二元。

從天津到哈爾濱，一路上的種種景象對瞿秋白的刺激是深刻的：雖然這是同關內地域相連、山水相接的“中華民國”的版圖，但卻是“走過三國的鐵路，似乎經過了三國的邊界：奉天是中日相混，長春、哈爾濱又是中、俄、日三國的復版彩畫。”①“從天津到奉天，北京天津的中交票不能用了，要換日本朝鮮銀行鈔票，從長春到哈爾濱，中東路未收歸中國管理之前，還不得不換俄國盧布買車票，現在雖可用中國銀元，然而天津鈔票已不大行，非得哈爾濱鈔票或日本鈔票不可。”②他透過親身的經歷和觀察所得，清醒地覺察並體驗了帝國主義奴役下的殖民地經濟生活的痛苦——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4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同上書，第51頁。

到哈爾濱后，瞿秋白才聽說謝苗諾夫的白匪部隊橫梗在滿洲里和赤塔之間，戰事激烈進行，無法前進。總領事陳廣平一行也沒有馬上離哈北進的打算。起初，他們曾經想退回北京去等待時機。商量之後，決定百折不回，靜候時局穩定，繼續前進。這樣，瞿秋白一行在哈爾濱竟停留了五十多天。

哈爾濱這個號稱“東方莫斯科”的國際城市，真好象是中國社會走向殖民地化的一個縮影。這裏，原來是俄國人的勢力範圍，道里和南崗儼然是俄國人的禁臠，建築是俄式的，商店是俄國人開的，即使是在俄國店鋪里任職的華人，也說得一口流利的俄語。俄國十月革命后，蘇俄政府放棄不平等條約，把中東鐵路交還給中國，舊俄勢力在哈爾濱逐漸減弱，而對哈爾濱垂涎已久的日本人的勢力乘機發展起來。道里的市面有一半歸了日本人，以前哈爾濱商場向以俄國盧布為單位，現在盧布價值跌落，日本金票幾有取而代之之勢。日本人野心勃勃，企圖再進一步取得中東鐵路的特權。日本人銳意經營哈爾濱，擴大他在滿蒙的權利，是與他出兵西伯利亞，侵略東亞，進而侵略全世界的戰略計劃密切相聯的。

哈爾濱市面上居然也有日本警察。瞿秋白有時走在街上，常常聽人說中國人與俄國士兵、警察起衝突時，日本警察就來干涉。日本人對於哈爾濱的市政，調查得比中國人、俄國人都清楚。日本的商品，充斥市場，中國貨難以與之競爭。正如瞿秋白所說：“俄國勢力倒了——舊俄帝國已死——日本卻又來了。”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4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俄國人聚集在哈爾濱為數很多。瞿秋白同各個階層的俄國人進行接觸后所得到的印象是：俄國人是以階級劃分的。俄國革命后亡命的白俄資本家、將軍，雖然是亡命之徒，卻還是高樓大廈的住着，肚皮吃得飽飽的，和日本人鬼鬼祟祟串些新鮮把戲。各派俄國社會黨在哈爾濱組織了一個中東路工黨聯合會，以它和哈爾濱城市工人聯合會為實力後盾。哈爾濱的俄國和中國的工人運動者，以這一聯合會為中心，舉辦一些教育衛生活動，團結俄國工人、青年和中國工人。經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員的介紹，瞿秋白和友人廖連柯同去中東路工會聯合會拜晤了該會會長，併到隸屬於這個聯合會的哈爾濱勞工大學聽鄔芝栗洛夫先生講授《俄國社會發展史》。通過這些活動，瞿秋白看到了“中俄兩國民族的接近，確比日本人及其他歐洲人鞭辟入裏得多。中國苦力心目中的俄國人決不是上海黃包車夫心目中的‘洋鬼子’。下級人民互相間的融洽……大家本不懂得‘文化’這樣抽象的名詞，然而卻有中俄文化融會的實效。”①瞿秋白的這個論斷，只是一時的觀察所得，並非歷史地考察了中俄關係之後所作出的，因而不免失之片面——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4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哈爾濱的冬天越來越冷，枯樹，疏林，積雪，冷月，一派荒寒蕭瑟。下層居民的經濟生活寒儉得很，文化生活也就更加可憐。瞿秋白所得到的印象是“滿洲三省的文化程度幾等於零”①。馬路上到處是糞尿垃圾。中國住宅區的窮苦人家，“幾間土屋，圍着洋鐵皮木板亂七八糟釘成的短牆，養着幾隻泥豬。”②這樣低下的生活水平，哪裏還談得到文化呢？！文化不是天賦的，中國民族應當如何努力？東方文化古國的文化何時才能重新振興？這一系列的問號在瞿秋白的腦中縈迴不已。沒有文化便不能直接接受新的學說，就不能有階級的覺悟，就無法再造文明。這裏急需“往民間去”的先鋒隊，可惜這裏的知識界又不中用。怎麼辦？回答是：到俄國去！“寧死亦當一行”③！他的決心更堅定了——

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56—57頁。

③《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5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1920年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三周年。瞿秋白應邀參加了在哈俄國人的紀念會。會場設在哈爾濱工黨聯合會預備開辦勞工大學的新屋。場中人滿，擠不進去。於是他坐到演說壇上。宣佈開會時，全場高呼“萬歲”，起立齊聲唱《國際歌》。這是瞿秋白第一次聽到《國際歌》，“聲調雄壯得很”。會後，他應邀到一位布爾什維克黨員的家中去參加晚宴。屋裏擺着盛筵，紅綠色電燈，滿屋紅光燦燦，牆上掛着馬克思和列寧的肖像。席間，大家痛飲歡呼。一些熱情的俄國女郎香氣濃郁，湊近來問中國、北京、上海的風俗人情，絮絮不已。一位來自莫斯科的俄共黨員，立起演說：“我們在此地固然還有今夕一樂，莫斯科人民都吃黑麵包，還不夠呢。……共產黨擔負國家的重任，竭力設法……大家須想一想俄國的勞動人民呵。”①瞿秋白同他攀談，他問瞿秋白是不是共產黨，中國政黨有多少？瞿秋白答道：“中國社會黨（按指共產黨——引者）還沒有正式成立的，只有象你們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時的許多研究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會。”②這是瞿秋白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執政黨黨員的一次頗有興味的談話，他更加急切地嚮往蘇俄了——

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61—62頁。

從滿洲到赤塔

12月初，得到確實消息，謝苗諾夫匪幫已經潰退，滿洲里方面總算肅清了。瞿秋白等去看了陳廣平，知道他的專車已經辦妥，定於12月7日離哈北行。可是，這位領事大人又橫生枝節，以收取車費為名，從瞿秋白三人那裏要去一千元，又答應與三人在行車中共同起伙，後來算帳，卻索取了三人三百斤麵粉做為車中一個半月的伙食費。12月8日，他們搬上專車住宿，然後交旅費、買糧食。透過這些瑣屑的事，瞿秋白“這才嘗着現實社會生活的滋味。……原來是不懂得世故人情，沒有經驗，就該受騙。懂世故人情，有經驗的人都受過‘騙的教育’。……後悔不曾多受幾年東方古文化國的社會教育，再到‘泰西’去。”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6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12月10日，專車離開哈爾濱往西北方向，穿行黑龍江全省向中俄邊境的滿洲里進發。車窗外邊一片雲色，往往幾十里內絕無人煙。13日，抵達滿洲里。這裏算是中俄交界第一商埠，幾經戰爭，凋敝不堪。旅途中，三個記者與三個外交官無事閑聊。瞿秋白深感這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兩個社會的人聚在一塊，雙方各自隱匿了真面目，委蛇周旋也奪去他不少精力。但另一方面，閑聊中，也多少了解中俄外交的鱗爪。十月革命一起，各國駐俄公使團退出彼得堡，別國公使多少總料理自己僑民歸國，或是自己帶着走。中國公使劉鏡人自己得了一輛專車，趕緊偷着就跑，唯恐僑民和他糾纏。有些留學生擠上專車同走，公使竟要索取車費。貧困的僑工十多萬人，至今流落該地，饑寒凍餒，無人照料。總領事陳廣平的赴任，第一件事就是照料僑商，遣送華僑返國①。陳廣平先後在劉鏡人公使館任職七年，但瞿秋白同他交談中，發現他對俄國文化一無所知，外交政治上的大勢也茫然，連幾句普通的俄國話都說不完全。中國北京政府邊防處派駐俄國軍事代表張斯麐中將，這時恰從莫斯科回國途中抵達滿洲里。瞿秋白見到張斯麐，聽張說：中俄外交本來是很有希望恢復和發展的，可惜北京政府沒有誠意，畏葸猶豫，沒有確定的計劃和方針。張斯麐赴俄本由北京政府同意，但後來出爾反爾，人為地製造困難，使張無法任事。他惋惜地說：“俄莫斯科政府，很願意放棄一切帝國時代所侵略的權利，和中國開始友誼的談判，恢復通商。……政府不給我全權，我的事情也是辦得有頭無尾。俄政府招待外國代表向來是非常之優待的，——我亦在優待之列。不意‘段督辦’一倒，中央政府特電倫敦，說我不是正式代表。勞農政府幾乎當我是間諜，……一切開始的交涉都成泡影……”②隨張斯麐一道回國的，還有一位劉紹周，即劉澤榮，旅俄華工聯合總會會員，是留俄學生中最出色的人材。瞿秋白與劉紹周交談，知道了俄國經過四年內戰後的社會經濟狀況——

①北京政府外交部1920年10月12日電駐英公使施肇基，內稱：“陳廣平系由部派，以辦理總領事事務名義馳往照料僑商。”

②《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65—6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張斯麐的專車南下，陳廣平的專車卻欲進不能。張斯麐在莫斯科奉北京政府撤回命令時就報告蘇維埃政府，另有總領事赴莫。但中國政府的電文卻由駐倫敦使館轉致，蘇維埃政府得不到正式通告，遠東共和國更不知道陳廣平赴莫任總領事。因此，陳廣平的專車只好等候遠東共和國首都赤塔方面的通知，才能前進。適逢遠東共和國交通總長沙都夫到滿洲里辦事，因病回赤塔，陳廣平的專車就掛在沙都夫的專車後面，於16日啟行穿越中俄境線，進入俄國。18日抵達赤塔。專車又須等待手續齊備才能前進。瞿秋白一行在這裏一直等待到1921年1月4日，共十七天。

赤塔經過戰亂，經濟蕭條，民生困窘。瞿秋白受哈爾濱一俄人之託，帶着信和禮物，到一家俄國居民家中拜訪。女主人略懂法文，見瞿秋白的俄國話說得不太熟練，就夾着法文問長問短。吃飯間，主人的一位親戚從伊爾庫茨克來，這是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談話間不斷地咒罵布爾什維克。瞿秋白斥之為“智識階級式的武斷的頭腦”。中國駐赤塔副領事葆毅，是瞿秋白在俄文專修館的同學。他談起俄國革命后的情形頗不滿意，勸瞿不要到莫斯科去。葆毅的女友是一位俄國資產階級小姐，帶着恐懼的神色連說：“可怕得很！可怕得很！莫斯科去么？”她說家裏的一幢房子大半已被充公，赤塔如此，莫斯科更不必說了。瞿秋白一笑置之，他心裏沉思：“資產階級的心理，生來如此。”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7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瞿秋白一行抵達赤塔，正值遠東共和國國民議憲大會召開之際，暫時還是臨時政府。新政府由布爾什維克掌握，而宣言實行民主主義。這一方面是為了緩和外交衝突，成為蘇維埃俄羅斯共產主義政權與外國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緩衝地，另一方面也適合於以個體農業生產為主的西伯利亞地區實際的社會經濟生活。瞿秋白充分利用在赤塔停留的時間，進行社會調查和新聞採訪，這樣既可以練習俄文，又可以研究遠東共和國的政權及共產主義。他和俞頌華先後訪問了遠東共和國交通總長沙都夫（談中東路問題），糧食總長葛洛史孟（談新政府的糧食政策及中俄通商問題）。1921年1月2日晚，遠東共和國臨時政府總理兼外交總長克臘斯諾史赤誇夫，在外交部官邸會見瞿秋白、俞頌華，一一回答了他們的問題，主要如瞿秋白所記：“遠東政府，雖有共產黨在內，然依本國經濟組織，決采共和民主政體，不日召集國會——‘國民立法大會’——着手於新國家之建設事業。遠東對蘇維埃俄國的關係，是一協約的同盟國，一切自主，唯外交得與莫斯科政府協商。對於中國，竭誠希望締結密切的友誼的條約……”①克氏體形魁梧，面貌剛直，但正在病中，不得不躺在卧榻上同客人談話。克氏的夫人是一位晚裝輕盈的少婦，一口純熟的英語，她對瞿、俞關照說：克氏多病，請勿過於多談，恐怕他勞神。克氏雖言語喘急，仍然以英俄文儘力解答問題，直到夜九、十點鐘才結束談話——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7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赤塔共產黨委員會送給瞿秋白許多書刊，其中有《俄羅斯共產主義黨綱》、《共產國際》雜誌、《社會主義史》。瞿秋白把這些書刊讀過一遍，了解了俄國共產黨的理論。“再往前去，感受其實際生活。”面對着社會變革過程中所出現的種種現象，好的，壞的，美的，丑的，意料之中，意想之外的，等等，引起了這個青年記者的沉思。用剛剛學到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去分析社會生活中千姿萬態的變象，有時會覺得無味枯燥，然而一旦達於極處，便會豁然開朗，頓然醒悟。

社會革命，俄國的社會革命，不是社會思想的狂瀾，而是社會心理，——實際生活“心”的一方面，——及經濟生活，——實際生活物的一方面，——和合而映成的蜃樓。來俄之前，往往想：俄羅斯現在是“共產主義的實驗室”，彷彿是他們“布爾塞維克的化學家”依着“社會主義理論的公式”，用“俄羅斯民族的原素”，在“蘇維埃的玻璃管里”，顛之倒之試驗兩下，就即刻可以顯出“社會主義的化合物”。西伯利亞旅行的教訓，才使人知道大謬不然。

“只有實際生活中可以學習，只有實際生活能教訓人，只有實際生活能產出社會思想，——社會思想不過是副產物，是極粗的現象。”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9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從枯寂的冥思苦想，步入活生生的現實社會，認識到生活之樹是長青的，而理論是灰色的；只有從實際出發，才可能獲得真知，摒棄教條式的理論束縛。這對於剛剛踏入社會主義俄國大門的瞿秋白來說，無疑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一個可喜的開端，也許可以說，這是他後來成為共產主義者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階梯。這時，他更加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感到此次赴俄的意義。“我的責任是在於：研究共產主義——此社會組織在人類文化上的價值，研究俄羅斯文化——人類文化之一部分，自舊文化進於新文化的出發點。寒風獵獵，萬里積雪，臭肉乾糠，豬狗飼料，饑寒苦痛是我努力的代價。現在已到門庭，請舉步入室登覺吧。”①——

①同上書，第84頁。

從哈爾濱到滿洲里，從滿洲里到赤塔，一路上僕僕風塵的採訪、調查，積累了許多見聞資料。在總領事的專車上，外交官們酒食爭逐、賭博嬉戲的腐敗生活，使瞿秋白感到厭倦，然而又不得不違心地應酬一番，浪費許多寶貴時光。有時，他索性避開喧鬧的牌局，躲在一邊閱讀，翻譯，思考，寫作。振筆疾書，文如泉涌。1920年10月到1921年1月，他寄給《晨報》、《時事新報》的二十餘篇通訊，多半是在這種條件下寫成的。

同外交官們應酬，雖然浪費光陰，就中卻知道了幾件官場軼事。其中的一件事是：陳廣平在哈爾濱時，預先付印一批留俄華僑護照。陳廣平收到印好的護照后，如獲至寶，藏入箱內，鎖好，又打開，打開又鎖上，惟恐丟失一份。當天晚間，陳又把箱子打開，翻看護照，忽然拿到一張，一掀一掀的給隨員看，說道：“到了莫斯科，這就是鈔票呵！”護照的意義原來如此！無怪乎，駐赤塔的領事管某，以前在伊爾庫茨克領事館裏，因為和館員分護照費不均勻，互相打起來，因而被撤差。

寄希望於新俄

從死寂的半殖民地的故國，來到新興的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異邦，瞿秋白頓覺耳目一新，感慨萬千，思想與認識大進一步。儘管新興俄國困窘得猶如西伯利亞荒原的酷寒，瞿秋白卻透過了死沉沉的嚴冬的暮簾，窺見了遙遠未來的春意和繁花似錦。他由衷地體察到新俄是世界的希望和榜樣，也是中國的希望和榜樣。這位青年學子已經把眼光從東方的出世主義，西方的人道主義，轉向了一個時代的鬥爭中心——新興的俄國正在實踐中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學說。他在一篇文章中寫出了這種殷切的期望。

中國無產階級只寄希望於你們，勇敢的俄國工人，你們為全人類的幸福而英勇奮鬥，你們建立了蘇俄社會主義共和國，你們正在實現着社會主義原則，與黑暗勢力進行鬥爭，克服着無數困難，你們忍受着百般困苦而始終不喪失信心。中國無產階級極為欽佩你們，衷心地祝願你們獲得成功和勝利。

我們尤為讚賞的是，你們的運動不僅具有民族性質，而且具有國際性質。……我們希望，由於你們的努力，世界上將會出現人道和正義；由於你們的努力，全世界人民將會覺醒起來。

這篇文章的題目叫作《中國工人的狀況和他們對俄國的期望》。原稿是未經修訂的俄文打印稿，保存在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的黨中央檔案庫。1921年2月27日出版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公報》第一期《遠東來信》欄內發表了這篇文章。與原稿相比較，內容相同，僅僅在文法和署名上有差別。公開發表的文章署名是“秋白（廣州）”，而原稿則只署名瞿秋白，並未註明地點。瞿秋白寫這篇文章的時間，當是在赤塔停留的十七天內。

瞿秋白根據手頭上有限的資料，頗有膽識地分析了中國無產階級的現狀和前景。他指出，由於中國工業生產薄弱，“中國無產階級的大多數是由農民組成的，至於工人的數目則很少。……大多數中國工人是手工業者。”中國工人遭受着與歐美工人同樣的壓迫，或者甚至更厲害，因為他們所受的壓迫不僅來自中國資本家，而且來自外國資本家。“中國各大城市中的工人比居住在鄉鎮中的工人農民更加成熟。可以預期，在中國未來的社會改革中，他們將是中國無產階級的首領。”他認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工人和農民）至今還沒有組織起來進行鬥爭。儘管中國無產階級所處的條件非常可怕，但他還沒有覺醒，為什麼？因為，中國的無產階級沒有認識，沒有組織。”顯然，由於把農民划入無產階級，因而他對中國無產階級的覺悟程度估計得偏低。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誰能幫助中國的無產階級呢？只有已經覺醒的中國青年，或者是熱心的中國社會主義者。”沒有文化的人，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沒有文化的人，同樣無法接觸馬克思主義學說。只有經過先進的知識分子傳播和灌輸馬克思主義學說，工人階級才能找到批判的武器，使自己成為有覺悟有組織的戰鬥隊伍。而先進的知識分子也將在這個偉大鬥爭中得到改造，進而無產階級化。瞿秋白把他與俞頌華、李宗武的赴俄，看作是實現這一神聖使命的重要一環。他滿腔熱誠，信心堅定，告訴俄國朋友說：

我們充分理解，中國的知識分子必須幫助中國無產階級與國際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共同為人類服務。為此目的，我們來到了俄國。……我和俞頌華、李宗武同志分別代表上海的《時事新報》和北京的《晨報》，我們來到俄國是為了向中國正確報導俄國的情況。我們切盼能認認真真地完成我們肩負的任務。我們希望，我們的到來將會帶來良好的結果，而我們的這次旅行將給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以第一次推動。

這些真誠的話，說明瞿秋白帶着很高的自覺性深入異邦，探取火種，為掙扎在黑暗途程上的中國人照亮前進的方向，探索新路。做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中國革命的先驅人物，瞿秋白確是當之無愧的。

1921年1月25日晚十一時，瞿秋白一行抵達赤色的都城莫斯科雅洛斯拉夫車站。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東方司司長楊松會見了他們，安排了他們的食宿和工作。隨後，他們會見了《真理報》的主筆美史赤略誇夫，工作就此開始。他們住進了一幢由舊時旅館改成的公寓。寓所周圍是小樹林，大教堂的銅頂金光燦燦，耀人眼目。這種居住條件，雖然飲食營養很壞，也可以安心工作了。

此刻，瞿秋白心境極不平靜，他說：“我尋求自己的‘陰影’，只因暗谷中光影相滅，二十年來盲求摸索不知所措，憑空舞亂我的長袖，愈增眩暈。如今幸而見着心海中的燈塔，雖然只赤光一線，依微隱約，總算能勉強辨得出茫無涯際的前程。”①他自稱為“東方稚兒”，懷抱追求真理、嚮往光明的宏願，翻開了他生活經歷的嶄新的一頁。

進赤俄的東方稚兒預備着領受新舊俄羅斯民族文化的甘露了。理智的研究側重於科學的社會主義，性靈的營養，敢說陶融於神秘的“俄羅斯”。燈塔已見，海道雖不平靜，撥准船舵，前進！前進！②——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10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同上書，104頁。

一切都在表明，這個“東方稚兒”，已經登上了新時代的航船，認清目標，撥正方向，破浪揚帆，奮然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