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改造社會的呼聲
北京社會實進會
參加五四運動，在瞿秋白思想發展的里程中是一個新的起點：他開始衝破個人孤獨的、滿足於心靈探索的壁牢，懷着高度的愛國熱忱，投入了千百萬人民群眾參加的愛國反帝鬥爭。兩次被捕的拘禁生活，使他看到了，並且親身感受到了中國社會的黑暗壓迫與嚮往光明的人們所進行的反抗鬥爭；開始認識到中國迫切需要變革，中國需要步入新時代。他說：
我們處於社會生活之中，還只知道社會中了無名毒症，不知道怎樣醫治，——學生運動的意義是如此，——單由自己的體驗，那不安的感覺再也藏不住了。
有“變”的要求，就突然暴發，暫且先與社會以一震驚的激刺，——克魯撲德金說：一次暴動勝於數千百萬冊書報。同時經八九年中國社會現象的反動，《新青年》
《新潮》所表現的思潮變動，趁着學生運動中社會心理的傾向，起翻天的巨浪，搖蕩全中國。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25—2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走資本主義道路，不過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幻夢；在帝國主義的殘酷掠奪和壓迫下，這個幻夢註定要破滅。中國若要實現民族的獨立，實現政治清明、經濟繁榮和文化勃興，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卵翼下的中國封建軍閥的統治，而為達到這個目的，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必須尋求新的指導思想，即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觀的指導；那麼，這個新的人生觀和新的信仰究竟趨向於什麼呢？瞿秋白說：
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學生運動的引子，山東問題，本來就包括在這裏。工業先進國的現代問題是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於社會主義，就是這個原因。況且家族農業經濟破產，舊社會組織失了他的根據地，於是社會問題更複雜了。從孔教問題，婦女問題一直到勞動問題，社會改造問題；從文字上的文學問題一直到人生觀的哲學問題；都在這一時期興起，縈繞着新時代的中國社會思想。②——
②同上書，第26頁。
偉大的五四運動使中國思想界出現了一個百家競起、異說爭鳴的生動活潑的局面，出現了學術文化領域的群星燦爛、萬木向榮的空前盛況。當時，形形色色的社團、學會、報刊如雨後春筍，蓬勃興起，各種各樣的思潮、流派、學說競相登台，交鋒論戰。在極短暫的時間內，從政治、經濟、思想，到哲學、文學、教育；從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話文到改造中國和世界問題的大辯論，爭鳴範圍之廣泛，討論內容之豐富，鬥爭之尖銳，影響之深遠，都是中外思想史上所罕見的。五四時期百家爭鳴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外國思潮的大量湧入中國思想界。從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民主主義到當時西方帝國主義鼓吹的新康德主義、新實證主義，從蒲魯東的社會無政府主義、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英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到日本的武者小路篤實的新村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幾乎所有的外國思想流派都湧上了中國的政治思想舞台。
五四時代的青年，站在名目繁多的“新思潮”面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百家競起、異說爭鳴的局面，抱着熱烈歡迎的態度，如饑似渴地吸收着，大膽地議論着，但他們還缺乏足夠的果敢把某一派學說當作自己唯一的旗幟，即便已經對某一家學說有所偏愛，總又企望儘可能地對各家兼收並蓄，要從各式各樣的新思潮中提取他們認為最合適最理想的材料，構制出新社會的藍圖。與同時代追求真理的青年一樣，為了使古老垂危的中國回春再造，為了使千百萬象他母親那樣的好人免遭母親那樣的厄運，為了使一切人都幸福康樂，瞿秋白重新開始了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探索。
在各種思潮中，瞿秋白最初是受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特別是受託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影響的，後來又轉向於憧憬社會主義學說，然而也是朦朧的。這一點，我們從瞿秋白參與編輯的《新社會》旬刊（1919年11月1日—1920年5月1日）中可以找到明確的答案。
《新社會》旬刊是由北京基督教青年會附屬的北京社會實進會出面創辦的。基督教青年會會址座落在北京東城米市大街路西。這是一座素凈典雅的兩層樓房。青年會每年夏季總要召集幾百名學生到京郊的西山去舉辦夏令會，“研究宗教，商榷人生問題”。①民國二年（1913年）舉辦夏令會時，有幾名學生感到社會腐敗，學生應當做社會服務工作，為此首先應該組織起一個團體。由西山回到北京，他們便在學生界組織了一個北京社會實進會，當時參加的會員約二百多人。同年11月開成立大會，正式制定會章，籌募經費。民國三年（1914年）夏，經北京當局批准立案，就在米市大街租定了幾間房屋，充作會所，舉辦演說會、兒童遊戲場等。此後，該會會址屢經遷移，會員人數逐漸增多。民國八年（1919年）設董事會，聘請董事十三人，內中有四五個美國人，其餘多數是曾經在歐美留過學並在社會上有些名望的人。會員以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居多，內中也有教職員和畢業生。經會員選舉產生的正副會長、會計、書啟、各部正副部長，組成職員會。1919年夏秋，青年會準備用社會實進會名義出版一本給青年閱讀的雜誌，邀請了鄭振鐸、瞿世英、瞿秋白、耿匡（濟之）等人做編輯。他們商量了幾天，決定辦一個周刊，八開本十六頁，定名《新社會》。這時，職員會長是北京大學的梁棟材，瞿世英任書啟，耿匡、鄭振鐸分任編輯部正副部長，瞿秋白在編輯部工作。學務部有會員三十二人，每周開演講會一次，請附近的勞動群眾聽講，並有露天演講團，四齣演講；調查部有會員八十人，分段調查北京貧民的生活狀況，並辦學務部調查年長失學者的數目；遊藝部有會員九十人，除指導兒童遊戲外，還準備組織新劇團；編輯部有會員四十三人，編輯出版《新社會》旬刊，並準備編輯通俗叢書、通俗周刊；交際部有會員二十六人，主要從事募捐工作②。
社會實進會“以聯合北京學界，從事‘社會服務’，實行改良風俗為宗旨。”③這是因為參加該會的青年學生們“眼看着社會上種種腐敗齷齪的現象，想盡着各人的責任，起來補救一番，完全抱着‘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慕虛名，也不靠着‘他力’。隨時有一分力量，就做一分的事業。”④實進會既是基督教青年會的附屬組織，其宗旨就不免帶有基督教慈善救濟事業的某些色彩。但是《新社會》旬刊在瞿秋白等人主持下，遠遠突破了實進會的“社會服務”、“改良風俗”的宗旨——
①《北京社會實進會的沿革和組織》。《新社會》第1號，1919年11月1日。
②④《社會實進會現在的職員與各部工作的現狀》。《新社會》第6號，1919年12月21日。
③《北京社會實進會的沿革和組織》。《新社會》第1號，1919年11月1日。
《新社會》旬刊
《新社會》編輯部成員，是在五四運動中集結起來的幾個青年。他們是瞿秋白、耿濟之、鄭振鐸、許地山、瞿世英（菊農，瞿秋白的遠房叔叔）。編輯部設在青年會，由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瞿世英負責撰稿和編輯，鄭振鐸負責集稿、校對和跑印刷所。發行所設在南方匠營，由青年會的一位學習幹事孔某擔任經理。①——
①鄭振鐸：《記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觀察》1955年第12期。
1919年11月1日，《新社會》創刊，《發刊詞》說：
中國舊社會的黑暗，是到了極點了！他的應該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但是我們應該向那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麼？我們應該怎樣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態度，是怎麼樣的呢？……我們是向著德莫克拉西一方面的改造中國的舊社會的。我們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創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會——自由平等，沒有一切階級一切戰爭的和平幸福的新社會。
“沒有一切階級”的自由平等，這顯然是對存在着階級對立、階級壓迫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否定；它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了。恩格斯曾經說過：現代社會主義“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十八世紀法國偉大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②。《新社會》的編者們，當時似乎還不了解德莫克拉西（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本質，而把它當作和社會主義互相滲透、互為補充的概念並賦予了新的內容——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卷本第3卷，第56頁。
德莫克拉西和社會主義這兩個概念的混淆和延伸，既說明了當時知識界的思想混亂，也反映了眾多的知識分子追求進步的新面貌。曾經身歷其境的瞿秋白對於當時思想界的這種狀況作了深刻生動的論述：
中國社會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變動的時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寢食不安的樣子，究竟為什麼？無非是社會生活不安的反動。反動初起的時候，群流並進，集中於“舊”思想學術制度，作勇猛的攻擊。等到代表“舊”的勢力宣告無戰爭力的時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潛伏的矛盾點——歷史上學術思想的淵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則——漸漸發現出來，於是思潮的趨向就不象當初那樣簡單了。政治上：雖經過了十年前的一次革命，成立了一個括弧內的“民國”，而德莫克拉西（ladémocratie）一個字到十年後再發現。西歐已成重新估定價值的問題，中國卻還很新鮮，人人樂道，津津有味。這是一方面。別一方面呢，根據於中國歷史上的無政府狀態的統治之意義，與現存的非集權的暴政之反動，又激起一種思想，迎受“社會主義”的學說，其實帶着無政府主義的色彩——如托爾斯泰派之宣傳等。或者更進一步，簡直聲言無政府主義。於是“德莫克拉西”和“社會主義”有時相攻擊，有時相調和。實際上這兩個字的意義，在現在中國學術界裏自有他們特別的解釋，並沒有與現代術語——歐美思想界之所謂德莫克拉西，所謂社會主義——相同之點。由科學的術語上看來，中國社會思想雖確有進步，還沒有免掉模糊影響的弊病。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29—3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這種“模糊影響的弊病”，在《新社會》旬刊中找得到明顯的表現。同一個《發刊詞》，當它按觸到對於舊社會“怎樣改造”、“改造的手段”時，就立刻退到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和改良主義的軌道上去了。《發刊詞》寫道：“我們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數中下級的平民的生活、思想、習俗改造起來；是漸進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運動；是切實的——一邊啟發他們的解放心理，一邊增加他們的知識，提高他們的道德觀念。我們改造的態度，……是誠懇的——以博愛的精神，懇切的言論為感化之具。總括起來說，我們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舊社會的壞處，以和平的、實踐的方法，從事於改造的運動，以期實現德莫克拉西的新社會。”
包括瞿秋白在內的《新社會》同人的這些“社會改造”的主張，明顯地帶有歷史唯心主義和改良主義的色彩，而與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主義背道而馳。他們同當時在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普遍存在的一個錯誤的認識一樣，就是把社會改造歸結為“思想”、“道德”、“習俗”等等方面的改造，似乎只要通過知識界對勞動群眾施以“啟發”、“感化”、“教育”，等到大多數人民的思想都按照少數先進人物的意圖而改造好以後，理想社會的天堂就在中國的土地上出現了。
在《新社會》的同人中，瞿秋白進行寫作、譯著是很勤奮的，數量也很可觀。每一期幾乎都載有他的文章，這些文章所表達的思想，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是頗為引人注目的。從《新社會》創刊到停刊，前後半年時間，他發表在該刊上的文章（包括譯文）共二十二篇。鄭振鐸後來回憶說：“每個星期天早上，我都到秋白那裏去一次，有時，濟之也同去。我們到秋白家裏時，他常常還不曾起床，抽着香煙擁被而坐，不時的咳嗽着，臉色很蒼白。我們很為他的身體擔憂。但一談起話，他便興奮起來。帶着濃厚常州口音的國語清晰而有條理的分析着事理。他的稿子總寫得很乾凈，不大塗改，而且是結實，有內容。我一進屋子，他便指着書桌上放着的幾張紅格稿紙，說道：‘已經寫好了，昨夜寫得很晚。你看看，好用么？’他在那個時候，已經習慣了在深夜寫作了。”①
時代的強音——
①鄭振鐸：《記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觀察》，1955年第12期。
瞿秋白給《新社會》寫的第一篇文章是《歐洲大戰與國民自解》。在這裏，他一掃那種喪失理想因而也喪失今天的努力的悲觀厭世的情緒，滿懷信心地大聲疾呼，力圖激發人們改造社會的熱情，增強人們走向為社會爭新生的偉大目的地的力量。他說：“中國人……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趕快想法子去適應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現勢。要有歷史的眼光，知道思潮的變遷，是歷史上一定的過程，不可避免的”①。但是，究竟怎樣地去適應世界的潮流？瞿秋白只是希望人們“有精確的辨別力，實在的責任心；”“有堅毅的志向，明敏的智能；”“有愛惜光陰的心，慎重辦事的心。”說“中國新社會的基礎就建築在這上面。”②這樣做，充其量不過是舊社會的某種改良，真正的新的中國是不會到來的——
①②《新社會》第1號，1919年11月1日。
瞿秋白在中國社會新舊時代交替之際，敏銳地感到改造舊思想普及新思想的必要。他清醒地看到不平等觀念所造成的危害，而這種觀念的存在是根深蒂固的。他指出：“社會上階級的觀念，也並不是幾個哲學家文學家的言論所造出來的，實在是社會進化的原理上，免不掉的，所以歐洲的封建制度，一直遺留到很晚的時候才去掉，法國革命之後，民國成立了這許多年，法國人的姓名前面還常常看見De，Comt，Baron等字樣，表示他們是貴族後裔”①。中國的情形尤其落後得驚人，“‘君子小人’的觀念，從上古時代一直遺留到如今，從《大禹謨》上說‘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起，直到民國八年十月里的高等文官考試卷子裏，還有人引證‘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來解釋經濟學裏面的分期的。”他認為，社會和學說這兩個方面，是互相影響的。五四運動以後，新思潮驟然膨脹起來，是極可樂觀的，“應當進一步着想，把新思潮普及開去”，以排除舊思想、舊學說，“使全國國民覺悟，方才能夠達到我們最終的目的。”瞿秋白既看到了老子“小國寡民”思想的虛妄，也看到從孔子到程朱陸王一脈相承的以“君子”治“小人”思想的反動。孔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那麼，請問：“君子小人，二三千年來，誰是愛的，誰是易使的？若是君子多愛人，小人多易使，何以翻開歷史來，只見殺人、淫亂的故事？”②這個揭露是鞭辟入裏，一針見血的，它顯然是接受了魯迅的作品《狂人日記》的瞿秋白希求以普遍的平等代替某一階級的平等，某一地域的平等，即摒棄“君子小人”主義。“我們所謂普遍是什麼？是全世界，全社會，各民族，各階級。我們所以求普遍的是什麼？是求實現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國家或世界。這是什麼？這就是‘德謨克拉西’主義。”③這些話同《新社會》發刊詞中所宣揚的“沒有一切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是完全一樣的。如何實現這種“普遍”呢？瞿秋白提出的措施包括到窮鄉僻縣去“實施教育”，實行“工學主義”，研究和傳播科學，等等。這些措施表明，瞿秋白當時思想所受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這種影響集中表現在他的《知識是臟物》這篇文章里——
①《革新的時機到了！》。《新社會》第3號，1919年11月21日。
②③《革新的時機到了！》。《新社會》第3號，1919年11月21日。
在《知識是臟物》中，瞿秋白援引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的觀點，認為財產私有是臟物，知識私有也是臟物。他認為當今的時代已進入“實驗哲學時代了”。廢除知識私有制的方法，“在客觀上，我們可以承認經濟上的關係——財產私有制——有較大的力量”，在主觀上，則應“去實行泛勞動主義”①。泛勞動主義強調人類的體力勞動對於社會人生的重要，反對不勞而食，有其積極意義的一面。但以為人人參加體力勞動，不經過革命，就可以解決人類生活、國計民生、社會政治和知識教育的根本問題，甚至可以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差別，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差別，則是完全錯誤的了——
①《新社會》第6號，1919年12月21日。
瞿秋白深懷憂國之情，卻痛感於救世無方。他懷着極其焦慮和同情的心理，思索着中國勞苦大眾的現實生活和未來前途。從上海煙廠每日做工十六個小時的女工，到北京日夜辛勞的人力車夫、帽子作坊的工友，到江浙湖北賣妻鬻子的農民，他都想到了①。他特別注意到了中國的農民問題，尖銳地指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農業可以不注意么？要注意農業，農業勞動者的生活可以不注意么？”②“可憐！農業的中國，幾千萬農人受着軍閥、財閥、學閥間接直接的強暴侵略，有什麼利器——抵制的方法——呢？”③的確，這時，瞿秋白還沒有找到解除工農勞苦大眾慘痛境遇的方法和道路，他因此更感到“非創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觀，改革舊制度，打破舊習慣不可”④了——
①②《中國的勞動問題？世界的勞動問題？》。《新社會》第4號，1919年12月1日。
③《誰的利器》。《新社會》第17號，1920年4月11日。
④《社會運動的犧牲者》。《新社會》第8號，1920年1月11日。
當時，有一些對社會現實感到極度悲觀失望的青年自殺身死，北京大學學生林德揚就是其中的一個。林德揚曾經是五四愛國運動中的積极參加者，一貫熱心於國事，他的自殺成為轟動知識界的一件大事。瞿秋白為此寫了評論文章《林德揚君為什麼要自殺？》、《自殺》和《社會運動的犧牲者》。他透徹地分析了這類青年自殺的原因，是由於他們對社會現實的認識不足，他說：“五四運動是中國國民性估價的時候，平時看不出的品性一時都暴露出來了。在這時期，許多青年竭力往前奮鬥，就發見了種種惡現象，受了幾次幾番的挫折，真有人要自殺，也真有人徹底覺悟。”①何以要自殺呢？他們把社會改造事業看得太容易，一遇挫折，便喪失信心，以至於悲觀、失望、頹唐，走向自殺之路。這是舊社會的罪惡：“大凡一個舊社會用他的無上威權——宗教，制度，習慣，風俗……造成了精神上身體上的牢獄，把一切都錮閉住了。當時的人絕不覺着不自由的痛苦，倒也忘其所以，悠遊自在。一旦這個牢獄破壞了，牢獄的牆上開了一個洞，在裏面的人可以看得見外面，他心裏就起一種羨慕的心，頓時覺得自己處的地位沒有一處是適意的合理的，可是他又不能出去，心是在外面，身體是在裏面，那真一刻多不能容忍，簡直是手足無措了。沒有辦法，只有撞殺在牢獄裏。”②瞿秋白對自殺者的“急激的嫉俗思想”，“熱烈的感情”表示了同情，他說：“願意犧牲的人必定有他的絕對不肯犧牲的東西……他的積極的懷疑心，他們絕對不能犧牲他們的人格——才能去犧牲。”③但是，自殺者毀滅自己肉體的行為是不可取的，而應該把這種犧牲的決心和勇氣變為隨時解剖自己、揚棄自身弱點和缺點的行動。這種解剖、揚棄是不易辦到的，只有抱定為社會新生而犧牲一切的人，才會做到。可以說，這也是一種“自殺”。對此，瞿秋白寫道：“你不能不自殺，你應該自殺，你應該天天自殺，時時刻刻自殺”④。在文章中，瞿秋白批評了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所謂“青年自殺，足以表現中國人心氣薄弱”和羅家倫所謂“有條件自殺”的錯誤主張。他指出，覺醒了的青年，應該在奮鬥中去鍛煉，經受戰鬥的考驗。激憤憂時，急於改革，這種願望絕不可無。奮鬥是一樁苦事，但奮鬥中蘊含著無窮的樂趣。林德揚的自殺“就是他沒有覺着困難中的樂趣。困難越多，樂趣也越多。我們預備着受痛苦，歷困難。痛苦就是快樂，快樂就在困難中。我們不預備受痛苦，歷困難，痛苦也就越多，困難也就越多。”⑤自信自強，樂觀開朗，這是瞿秋白對於精神境界的一種異於過去的自我新認識，並用來激勵別人，應該說這是他的世界觀、人生觀的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儘管這個進步還是初步的，有時是不穩定的。瞿秋白指出，信念堅定而又充滿着生氣的先進青年，是不會感到“精疲力盡”的。他說：“我們覺悟之後就去奮鬥，先要深信社會的確可以改良，一步一步的做去。如其沒有顯然的成效，只是葯不對症，沒有不治之病。我們要抱着樂觀去奮鬥。我們往前一步，就是進步。不要存在着憤激之心、固執的空想，要細心去觀察社會的病源。我們於熱烈的感情以外，還要有沉靜的研究，於痛苦困難之中，還要領會他的樂趣。自殺的動機，只是覺悟的第一步，並非就是覺悟，以後的樂趣還多得很。林德揚又何必自殺呢？”⑥瞿秋白向青年朋友們呼籲：“青年呵！……不要叫社會殺你，不要叫你殺了社會，不要叫社會自殺。……你要在舊宗教，舊制度，舊思想的舊社會裏殺出一條血路，在這暮氣沉沉的舊世界裏放出萬丈光焰”⑦——
①②《林德揚君為什麼要自殺呢？》。《晨報》1919年12月3日。
③《社會運動的犧牲者》。《新社會》第8號，1920年1月11日。
④《自殺》。《新社會》第5號，1919年12月11日。
⑤⑥《林德揚君為什麼要自殺呢？》。《晨報》1919年12月3日。
⑦《自殺》。《新社會》第5號，1919年12月11日。
在探索社會改造問題的過程中，瞿秋白十分關心婦女解放的問題。這一時期，他先後寫了《小小一個問題——婦女解放的問題》、《告婦女文》及《答論駁“告婦女”書之節錄》（譯文，托爾斯泰作）、《托爾斯泰的婦女觀》、《無產階級運動中之婦女》譯文等，分別發表於《新社會》、《解放與改造》、蘇州《婦女評論》等刊物上。他指出：“許許多多精神上的桎梏——綱常，禮教，家庭制度，社會組織，男女相對的觀念——造成這樣一個精神的牢獄把他們監禁起來”，“這全是舊宗教，舊學說，舊社會造出來的罪惡”①——
①《小小一個問題——婦女解放的問題》。《新社會》第7號，1920年1月1日。
有一天，瞿秋白去看一位朋友。他在朋友的書案上翻閱吳梅村詞，那位朋友指着一首閨情詞《浣溪沙》中的“慣猜閑事為聰明”句，說：“這一首就只這一句好。”一個百無聊賴、無所事事的富家女子，終日揣摸猜度閑事，別人卻把這看作是聰明，這是多麼可悲！瞿秋白問道：“好可是好，你看了不害怕么？不難受么？”問得那位朋友不知怎樣回答，因為他不明白這是可悲的事。瞿秋白告訴他說：“這首詞，這樣的詩詞、文章、戲劇，就是女子牢獄裏的寫照。文學家不為已經從牢獄中逃出來的婦女寫照，卻只是寫這些獄中女子的情形，為什麼？”他憤慨地問道：“文學家既然有這樣細膩的文心，為什麼不想一想，天下有許多‘慣猜閑事為聰明’的女子，就有許多手足胼胝還吃不飽肚子的人。”他沉痛地說：“你瞧！這樣一張手銬腳鐐釘着的女犯的相片！怎麼不害怕，怎麼不難受？可憐不可憐！”瞿秋白指出，詩、詞、小說、戲劇，具有支配社會心理的力量。文學家們讚揚什麼，反對什麼，對於社會，對於讀者具有很大的影響作用，“現在文學家應當大大注意這一點”，“這是現在文學家的責任呵！”①買賣婚姻對青年男女是嚴重的束縛和殘酷的壓迫。瞿秋白深刻地揭示了這種摧殘人性的舊式婚姻，是由舊制度、舊道德、舊習慣造成的。“家庭制度的根本，就是婚姻。中國舊式的買賣婚姻，現在還是盛行，所改換的不過一點形式。社會習慣的壓力，非常之大，然而既謂之壓力，必定是不自然的，於是一遇着罅隙，就要橫決。這時候就很容易發生許多不正當婚姻。”②應該用新式的婚姻代替舊式的婚姻，新式婚姻必須以男女雙方間的精神上的和諧即相愛相知為基礎。瞿秋白十分讚賞托爾斯泰曾經引述的馬志尼的如下的話：“男子和女子——琴上的兩個音符，沒有這兩個音符，人類的心靈，好象琴上的弦，永不會正確，也不會和諧。男女真正的、堅定的結合——只在於精神上的關係。［只有］性別上的關係而沒有精神上的關係——那是夫婦雙方痛苦的起因。”③——
①《小小一個問題——婦女解放的問題》。《新社會》第7號，1920年1月1日。
②《中國知識階級的家庭》。《新社會》第2號，1919年11月11日。
③《托爾斯泰的婦女觀》（1920年2月12日）。蘇州《婦女評論》第2卷第2期，1920年10月1日。
在階級社會裏，在私有制經濟基礎上，人慾橫流，道德敗壞，到處是卑污、無恥、墮落和罪惡。對於這樣的社會現實，是不能無動於衷的。瞿秋白在探索社會人生的道德問題上，這時找到了似乎使自己滿意的答案。這是他以往對於思想文化、倫理道德等問題的探索的繼續。但是，他不再是孤立地追求心靈的了悟，而力求將這些問題作為社會總體的一部分來加以剖析。他認為，社會之“所謂功德，所謂罪惡，都是以時以地而不同的；時代不同，所謂功德罪惡也不同，地域不同，所謂功德罪惡也不同。”①但是，功德罪惡應有其“共同永久的固定標準”，這“就是‘愛’——偉大的絕對的愛”②。基於這種“絕對的愛”的道德標準，瞿秋白尖銳地指出了社會現實的罪惡：“個人的行為，有害於社會，而不愛社會的，象軍人，政客，英雄，聖賢，匪人的行為，能擴大而漸變成一種社會共同習慣的，固然是罪惡。社會的影響（社會的組織，社會的制度）有害於個人，而不愛個人的，象某種社會制度，能造成國際間陰謀的政客，專橫的武士，強暴的資本家，貪污的官吏，淫蕩的嫖客和妓女，怠惰的遊民，虛偽的人，欺詐的人，因而發生國際間的侵略，民族間的嫉妒，階級間的恐怖，友誼間的猜忌，以及一切精神上肉體上的痛苦，種種惡劣的影響，也未始不是罪惡。”③瞿秋白的道德標準，究竟是什麼性質呢？質而言之，它具有唯心和唯物的兩重性。瞿秋白所說的“絕對的愛”的道德標準，具有超歷史的、超階級的、永恆的色彩，因而可以說它不是唯物主義，而是唯心主義的。但是，道德確有客觀標準，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在歷史上人們的行為凡是有利於社會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就是合乎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這是唯物主義的道德觀。在這裏，瞿秋白論證的重點不是抽象的“愛”。當他根據這個標準將“聖賢”和“匪人”並列為社會的蠹蟲時，就揭穿了傳統的“聖賢之道”的虛偽，特別是他將舊世界的種種罪惡——武人的專橫、官吏的貪污、資本家的橫暴——作為整體的現象加以考察，並把他們的罪惡行為形成的原因歸結為社會制度時，就由批判意識形態範疇的道德觀念延伸為對整箇舊世界的宣戰了。這就使他的道德觀具有了某些辯證唯物主義的因素。當然，瞿秋白的這種二元因素的道德觀是可變的：後退，可以墮入唯心主義的泥淖；前進，則將邁入馬克思主義的行列——
①②③《社會與罪惡》。《新社會》第13號，1920年3月1日。
《人道》月刊
時勢的發展，時代的進步，以及自覺地順應時勢發展的潮流，追隨時代進步的步伐的政治態度，是瞿秋白思想發展的決定因素。中國的思想潮流，到了1920年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馬克思主義真正廣泛地傳播起來，馬克思學說的研究團體開始出現。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瞿秋白加入其中，開始研究科學的社會主義。8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在上海出版。受到馬克思主義學說初步洗禮之後的瞿秋白，在對於社會改造的認識上，有了新的進展。這年年初，李大釗在《星期評論》新年號上發表《美利堅之宗教新村運動》一文，介紹了空想社會主義在美國的試驗與破產。瞿秋白讀後，立即寫了《讀〈美利堅之宗教新村運動〉》一文，指出美國許多罷工的發生，說明了“階級間調和不下的現象”。他把馬克思派稱之為“歷史派”，說在美國國內被大肆搜捕的布爾什維克黨，“都是歷史派的運動”。馬克思派的活動是大有前途的，“勝敗雖然一時分不出來；這種趨勢是很明了的——世界的進步着着向著社會主義發展，一步失敗就有一步成功；終竟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不是一美國小部分的改革。”①新村運動的興起，是信奉空想社會主義的某些社會改革者不滿社會的黑暗，幻想逃避現實，企圖在不觸動反動統治的條件下，去另創一個理想的“共產主義”實驗區。這種空想的社會改良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因而它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瞿秋白把它稱之為“新式理想的‘桃園’”，指出“他們失敗的原因本來不是‘社會主義’的缺點，正為著‘非社會主義’所［以］會衰落失敗”②——
①②《新社會》第9號，1920年1月21日。
1920年4月以後，《新社會》第十七、十八、十九號，連續出版了三期《勞動專號》，介紹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罷工鬥爭，研究了中國的勞動問題，提出社會主義就是要消滅資本家的雇傭勞動制度，等等。瞿秋白在這三期上，發表了《誰的利器》、《付過工錢之後》（法國都德作，譯文）、《勞動的福音》、《伯伯爾之泛勞動主義觀》、《世界的新勞動節……中國的新勞動節》等文章，介紹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私有制和國家的產生和消亡的學說；改變資本為公有才能創立社會的新基礎①。他指出要創造新社會，必須實行“激烈的改革運動——革命——根本的改造”②。他讚揚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家倍倍爾“是實際的改革者”③，表現了他對於馬克思主義者的崇敬。
瞿秋白曾經深受託爾斯泰主義的思想影響，這時，他已經認識到托爾斯泰思想的謬誤。他指出：“托爾斯泰的學說，大概是消極的、破壞的、批評的性質居多，而積極的、建設的、討論的性質較少”④。托爾斯泰“想以模範的宣教改革社會”，這是“托爾斯泰的謬誤”⑤。人類的貧困和罪惡，不再是以“絕對的愛”作為“永久的固定的標準”，而是“因為資產階級的掠奪”造成的。只有馬克思主義的激烈的革命，進行根本的改造，才能消滅資產階級的壟斷精神財富。無疑，這是對他自己曾經服膺的所謂文化、教育救國論唯心思想的否定和批判——
①伯伯爾：《社會之社會化》。《改造》第3卷第4期，1920年2月。
②③《伯伯爾之泛勞動主義觀》。《新社會》第18號，1920年4月21日。
④⑤《托爾斯泰的婦女觀》（1920年2月12日）。《婦女評論》第2卷第2期，1920年10月1日。
從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需要有一個過渡；現在，瞿秋白剛剛開始了這個過渡。
五四以後，社團繁興，刊物蜂起，《新社會》是其中有較大影響的進步刊物之一，遠在四川、廣西、廣東、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等邊陲地區，都有它的讀者。正因為這樣，《新社會》是不能見容於舊勢力的，1920年5月1日，它出到第十九期時，終於被查禁停刊了。瞿秋白後來記述當時的情形說：“我們中當時固然沒有真正的‘社會黨’，然而中國政府，舊派的垂死的死神，見着‘外國的貨色’——‘社會’兩個字，就嚇得頭暈眼花，一概認為‘過激派’，‘布爾塞維克’，‘洪水猛獸’，——於是我們的《新社會》就被警察廳封閉了。這也是一種奇異現象，社會思想的變態：一方面走得極前，一方面落得極后”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2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新社會》被封閉，於是有《人道》繼起創刊②。時間是1920年8月5日，距《新社會》被封只有三個月零五天。《人道》仍舊以“北京社會實進會”的名義發行，負責編輯工作的還是《新社會》的編輯班底。這時社會實進會的職員經過改選，瞿世英當選為職員部的會長。董事部則新增入一批名流任董事，其中有蔡元培、金邦正、陳長蘅、馬名海等人。職員部下屬的編輯部部長是鄭振鐸，副部長是許地山，《人道》的編輯負責人當然也是鄭振鐸。《人道》創刊號上登有啟事說：“本刊是由《新社會》旬刊改組的，凡以前訂閱《新社會》沒有滿期的人，都繼續以本刊補足。”可見，《人道》在事實上是《新社會》的延續——
②鄭振鐸《記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說：“《新社會》旬刊被禁止出版后，討論要出版一個‘月刊’時，我就主張定名為《人道》月刊。秋白當時表示不贊成這個名稱。他的見解是正確的，鮮明的。”瞿秋白在《餓鄉紀程》中也說：“《人道》和《新社會》的傾向已經不大相同。——要求社會問題唯心的解決。振鐸的傾向最明了，我的辯論也就不足為重；唯物史觀的意義反正當時大家都不懂得。”
創刊號上主要的文章是：本社同人的《宣言》、鄭振鐸的《人道主義》、陳其田的《零碎社會事業與新文化運動》等篇。這些文章的主要思想傾向是宣揚超階級的、實際是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
《人道》的《宣言》說：人道是與畜道對立的。畜道就是“弱肉強食”。人道就是仁與義，“仁是愛人的，義是克己的；一切的道理都可以包括在這兩個字裏頭。”“人道就是仁義的實踐”。《宣言》的作者看到了社會的黑暗現象，諸如：“政治的權威常常壓迫我們”，“富者用金錢的魔力左右社會”，貧富懸殊，智愚不一，風習落後，等等。說“在現在的世界裏頭，一切事業底進行還有因循富道的傾向。所謂‘人道’！‘人道’！直如空谷底應聲，這裏呼一聲那裏應一下，呼完應完之後，仍然找不到人道的所在。”人道渺渺，畜道盛行，何以把二者顛倒過來，把這個混濁的世界，變成一個清平的世界呢？《人道》同人的宣言是：“我們願敝同人的筆有不可思議的力量，能夠將世間一切的苦樂描寫出來，教人人有所歸向。又願我們的月刊有不可思議的變化，能夠將一冊變為十冊，百冊，千冊，萬冊，乃至無量數冊，教這世間雖是一罅一孔之微，也能受人道的光所充滿。更願讀者諸君對於人道有三張，六張，九張，百千張，萬億張，乃至算數所不能盡的嘴，各個嘴裏都能發出等數的聲音來鼓吹他，教一切人類都受了平等的寵惠和進化的幸福。這就是本刊出版后的願望。”把知識界的筆和文字的作用，抬到不可思議的高度，把標榜“人道”的刊物的力量，宣揚到可以扭轉乾坤的地步，實在是太過分了。鄭振鐸為創刊號寫的重點文章《人道主義》大聲疾呼：“人道主義！人道主義！人類的將來，繫於此一語了！”“人類的一線生機繫於此了！”“救人類於滅亡者，實在只有‘己所欲者施之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語可。此一語即人道主義精神的表現。有這種精神，而後人類始能捐除意見，協力工作，以自拔於滅亡之途。”不論作者的主觀願望多麼美好，但這些話所能起到的作用只能是鈐束、麻痹人民群眾的革命意識，維護舊的社會秩序，絲毫無助於廣大勞苦人民的解放。因為，在階級社會裏不存在統一的或超階級的人道，對一個階級是人道的行為，對另一個階級就可能是不人道的或不盡人道的行為。革命維護了一個階級的人道，往往就要破壞另一個階級的人道。革命的每一次重大深入，可以說維護了更多人的人道，但決非實行了統一徹底的人道。
《人道》創刊號中也有較為激切的言論。如宋介所寫的《言論自由與盲目的言論取締》一文，但它與《人道》的其他文章顯得不十分協調，因此，它不是《人道》的主流。
瞿秋白在《人道》上只有一篇在《新社會》沒有發表完的散文詩，《心的聲音遠！》
遠！遠遠的……
…………
青隱隱的西山，初醒了
紅沉沉的落日，初晴。
疏林后，長街外，
漠漠無垠，晚霧初凝。
更看，依稀如畫，
平鋪春錦，半天雲影。
呻吟……呻吟……
——“咄！滾開去！哼！”
警察的指揮刀鏈條聲，
和着呻吟……——“老爺”
“賞……我冷……”……呻吟……
——“站開，督辦的汽車來了，
哼！”火辣辣五指掌印
印在那汗泥的臉上，也是一幅春錦。
掠地長風，一陣，
汽車來了。——“站開……。”
白煙滾滾，臭氣熏人。
看着！長街盡頭，長街盡……
隱隱沉沉一團黑影。……
晚霞擁着，微笑的月影。
…………
遠！遠遠的……
通過這首詩，可以看出詩人對強暴者的強烈憎恨，對勞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如果把這首詩與作者以前的詩作比較，可以看出，它已經不僅是抒發了個人的悲憤悒鬱，而且也觸及了社會問題的實質。
這時，北京社會實進會的活動還很活躍，從5月15日起，在青年會舉辦講演會，請各大學教授及社會學專家，講演社會問題。先後到這裏講演的有胡適（研究社會問題的方法）、高厚德（Dr·Galt。優生學與社會進步）、陶履恭（工業界的新提議）、周作人（新村的理想與實際）。聽演講的人不限於該會會員，每次到會的人有時百餘人，多至二、三百人。該會計劃9月份以後，再舉行幾次講演會。此外，北京社會實進會還計劃在年內增辦平民學校、刊行通俗叢書、試辦遊動圖書庫、舉行露天講演、試辦貧民救濟處、調查社會情況，等等。他們“將來的大政方針，還在：把本會擴充成一個北京全體市民的社會服務機關”，“以垂模範於全國”①——
①鄭振鐸：《北京社會實進會紀事》。《人道》創刊號，1920年8月5日。
青年人道主義者們的願望良好，並且充滿了理想的信心。《人道》創刊號在《本刊特別啟事》中鄭重宣告：“本刊第二號定為《新村研究號》，很希望對這個題目有興趣的先生們，給我們一些幫助！但來稿須於八月二十五號以前寄下。”然而，壓迫隨之而來，在畜道橫行的中國，人道當然不得張揚呼號。青年會頂不住反動政府的壓迫，於是提出種種借口，主要是說沒有經費，只好停刊。《人道》的創刊號，也就是終刊號。
《人道》雖然終刊，但是探索人生道路的追求，在瞿秋白思想中更加執着，更加堅定，更加明確了。在國內無法尋覓得到的人道，在國外，在相鄰的俄羅斯大地上，已經在由布爾什維克黨這一新興無產者集團所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實現了。中國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能不能在俄國革命運動的經驗中得到解答？這在理論上似乎是可以的，實踐上又如何呢？他懷着求知的渴望，準備離故國，赴異域，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