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赤都心史
俄羅斯文化天地漫遊
瞿秋白一行住進了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為他們安排的公寓，三人佔了二間屋。憑窗眺望，公寓四周的樹林，覆蓋著白雪，顯得格外寧靜，然而，瞿秋白的心情卻是興奮而充滿着激情的。
到達莫斯科十天後，正值全俄華工大會召開。從俄國各地來到這裏的華工代表近二百人，代表着在俄國各地的華工數萬人（其中歐俄部分佔四萬多人）；他們有的是在俄國做工經商的，有的是參戰華工，從法國、德國逃出而流落此地的。他們的生活和勞動條件很苦，多數是文盲。他們聽說從中國來了新聞記者，異常的高興，熱情地歡迎瞿秋白三人參加大會。瞿秋白髮表了即興講話。他介紹了國內學生愛國運動的情況，激起了與會華工的愛國之情。中國駐莫斯科總領事陳廣平不來出席會議，引起華工代表們的不滿。會議的重要議題是華工回國問題，這件事與總領事的職權有密切關係，因此，陳廣平就成了會議代表們指責的中心。瞿秋白在會間結識了幾位華工，後來時常同他們來往。
《真理報》主筆美史赤略誇夫會見了瞿秋白一行，熱情地向他們介紹參觀考察的手續；他們的參觀考察也就從這裏開始。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東方司特地派了二位翻譯陪同他們參觀考察。一位是英文翻譯，另一位是俄文翻譯郭質生①。瞿秋白與郭質生一見如故，成為十分要好的朋友。他說：“自己又可以說幾句俄文，本來用不着他，然而後來我同郭質生意成了終生的知己，他還告訴我們許多革命中的奇聞逸事，實際生活中的革命過程。因此我們正式的考察調查從那天見美史赤略誇夫起，‘非正式的’考察調查也從那天見郭質生起。”②——
①郭質生，本名維·斯·格羅戈洛夫，出生在中國新疆，漢學家，曾翻譯《紅樓夢》等中國小說，編著《俄漢辭典》。1979年去世，終年83歲。
②《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103—10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具有悠久歷史的俄羅斯傳統文化和革命以後的嶄新的蘇維埃俄羅斯文化，處於更替交錯的時期。研究俄國的共產主義、共產黨和俄國社會，必須研究俄國文化。瞿秋白對於考察和研究俄國文化，是非常重視，非常有興味的。在赴俄途中，他就與俞頌華商妥：俞頌華負責通訊工作，他自己則勉力作有系統的理論和實際兩方面的研究。
瞿秋白來到了莫斯科特列嘉柯夫美術館參觀，這是他到達莫斯科后選擇的第一個遊覽點。這裏陳列着俄國著名美術大師們的作品。在連年動蕩，戰災浩劫中，這些珍貴的藝術精品，竟絲毫未受損傷；連這美術館的創始人特列嘉柯夫的石雕像，也安安逸逸地陳列在他死時的病榻旁。這說明了蘇維埃制度的優越性。經歷了嚴霜寒雪，荒原廣漠的旅程，來到這“名畫如山積，山水林樹”的美術殿堂，“置身其中，幾疑世外。兵火革命之中，還閃着這一顆俄羅斯文化的明星。”①瞿秋白此刻激動不已。他感到了“‘文化’的真價值。俄羅斯文化的偉大，豐富，國民性的醇厚，孕育破天荒的奇才，誕生裂地軸的奇變，——俄羅斯革命的價值不是偶然的呵！”②——
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10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館中陳列品中，既有現實主義畫家，如列賓的作品，瞿秋白譽之為“舊文化沙礫中的精金，攸游觀覽，可以忘返”①，也有未來主義的作品。未來主義出現於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最先發源於意大利，十月革命前後流傳於俄國。未來主義認為藝術是社會意識的一種特殊形式，它應當完全消失，成為生產、生活或政治的一部分，實質是對藝術的否定。它的整個反藝術傾向，使它沒有留下有價值的東西。在俄國藝術中，未來主義的作品反映了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無政府主義式的反抗和對待文化的虛無主義態度。俄國未來派的畫家，否認古典遺產，反對傳統的繪畫形式。瞿秋白站在未來派畫家的作品前，看到那“粗暴剛勇的畫筆”，似乎覺到它們也有可取之處，“令人的神意由攸樂一變而為奮動，又帶幾分煩惱：粗野而有楞角的色彩，調和中有違戾的印象，劇動忿怒的氣概，急激突現的表顯，然而都與我以鮮，明，動，現的感想。”②——
①②同上書，第118頁。
經友人的介紹，瞿秋白在2月14日會見了著名詩人馬雅可夫斯基。詩人關切地詢問中國文學的情況，並把他的一本詩集《人》送給了瞿秋白。馬雅可夫斯基也參加過未來派。可是在他的早期抒情詩，例如長詩《穿褲子的雲》、《戰爭與和平》中，明顯地表現出使他超出未來派的人道主義傾向。這些作品反映了他對於破壞個性的“無冕帝王”——資本的抗議，並充滿了革命的預感。他的詩歌作品中詩句的特殊排列，從所謂“梯形”一直到衝鋒式的“爆炸”節奏，都表現了這種革命的預感。對於他的詩，瞿秋白感到它的形式和內容都有些費解。他說：“我讀他不懂。只有其中一篇〈歸天返地〉①，視人生觀似乎和佛法的‘迴向’②相彷彿。”③
瞿秋白敏銳地覺察到，未來主義在革命后俄國的盛行，“是資產階級文化的夜之餘，無產階級文化的晨之初”。這雖是黎明來臨的先兆，但黎明畢竟遲早就要來臨的。他懷着極大的興奮，期待着“萬重山谷外‘新曲’之先聲”④，傾聽着暫時“還依稀微忽”的“清明爽健的勞作之歌”⑤。他連續到幾個劇院去看戲劇演出。在家樂劇院，他看了未來派的戲劇，感到“一切舊規律都已去盡，亦是不可了解”⑥。在國家第二劇院，他看了盧那察爾斯基編劇的《國民》，這是一個歷史劇，描寫古代羅馬貧民的革命，所用佈景雖是未來主義的，但內容並不神秘，而且有些英雄主義的色彩。在莫斯科大劇院，瞿秋白欣賞了歌劇，覺得“花露潤融，高吟沉抑”⑦。大劇院的美妙華麗的建築藝術，得以完好的保存，也使他感到由衷的欣慰。事實不正說明：俄羅斯文化深深植根於偉大的俄羅斯人民群眾之中，他們熱愛自己的文化，珍視它的存在和發展，因為它孕育了俄羅斯歷史上的英雄，也將孕育着新的一代更偉大的英雄人民；俄羅斯文化，在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必將更加發揚光大——
①馬雅可夫斯基的長詩《人》中有“誕生”、“受難”、“升天”、“歸來”等標題。
②迴向，佛學術語，指以自身的功德，回絕一切眾生，願同往生安樂國，或使自身及眾生皆成佛果，迴向於佛道。
③④⑤⑥⑦《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118、11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於2月上旬病故於莫斯科。蘇俄黨和政府為克魯泡特金舉行了隆重的葬禮。瞿秋白參加了送殯儀式。當天送殯的除各種無政府主義團體外，還有學生會、工人和海員聯合會、藝術學會，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俄羅斯共產黨、共產國際和紅軍的代表都參加了送殯行列。過了幾天，瞿秋白經外交人民委員會工作人員紀務立的介紹，同克魯泡特金的夫人，一位貴族出身的老人見面。她已經老態龍鍾，但聽說中國的新聞記者來訪，憑弔克魯泡特金，非常感動。無政府主義在俄國的深厚影響，引起了瞿秋白的深思，從而認識到：“無政府主義的俄國性，東方文化性，在俄國社會思想樸實的農民之中比較的發展，俄國式的智識階級尤其喜歡空談的無政府主義。”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12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為了了解蘇俄的教育事業和東方文化問題，瞿秋白前往克里姆林宮，訪問教育人民委員會委員長盧那察爾斯基。進入克里姆林宮，看到巍然高聳的宮牆，古老壯麗的建築，瞿秋白倍感神爽。宮中地方很大，走了一程，經人指點，才找到盧那察爾斯基辦公的綠色房屋。房中扶梯積了一層灰塵，電燈殘破不全，空蕩蕩的大房間裏，疏疏落落地排着幾張華美的錦繡座椅，都是宮中原物。辦公室中，只有盧那察爾斯基一人。他看到瞿秋白一行，熱情地招手請進。瞿秋白向他提出問題請教：蘇俄最近教育上的設施和對於東方文化問題的意見。盧那察爾斯基是蘇俄的政治家、文藝評論家，談吐文雅，簡截了當。他對記者說：革命勝利后，蘇俄政府立即着手進行學校教育上的革新，扶植無產階級文化。由於戰亂頻仍，非共產黨人主要是立憲民主黨人的怠工，使文化教育的改革進展緩慢，但在物理學、化學和醫學方面都有可喜的進展，因此歐美各國對於俄國革命後學術文化上的進步，非常之感興趣，大家都想來研究。政府曾派出留學生到歐美深造，並在德國印製俄文書籍及印刷品，以解決國內紙荒和印機缺乏所造成的印刷出版困難。關於共產黨人對於東方文化的意見，他說，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第一，俄國地跨亞歐，和東方文化素有接觸；第二，革命以前俄國境內各民族也處於被壓迫地位，對於東方各民族極為同情。況且蘇俄與歐美不同，不妄自尊大，蔑視東方。我們對於東方各民族極為平等看待，對於它的文化尤其有興趣。為了促進東西方民族的互相了解，吸取東方文化，蘇俄已經設立了東方學院。盧那察爾斯基熱烈地讚揚了東方文化的古，美，偉大，崇高，並說東方的詩文哲學，興味濃郁；不過東方文化中的宗教性，已成過去的東西，應當自然消滅。他興緻很好，侃侃而談。只是因為還要去參加會議，不得不結束了這次有意義的談話。
過了兩個星期，教育人民委員會派車，送瞿秋白一行到莫斯科的幾處幼兒院、勞動學校去參觀。這幾處設施，規模雖然不大，但人們的精神面貌都很好。其中一所專為體弱兒童設立的學校，在距莫斯科約二三十里的森林中間，空氣清新，房舍清潔，設備非常完美。當中國客人到來時，活潑的小學生們，唱歌跳舞，熱烈歡迎，擁着客人們問話。有一位學生，居然學會用漢字寫了“中國瞿秋白”五個字，這使身在異邦的瞿秋白十分感動。
這時，瞿秋白的心境愉悅。他被蘇俄的種種新興的事物所振奮，所激蕩。他看到了新舊兩種文化的并行和鬥爭，但他堅信，新的文化必然取代舊的文化，而舊文化中一切有生命力的精英，也一定會保留下來，繼續為其自身的發展，和對人類文明事業作出貢獻。閑下來，瞿秋白有興緻的時候，仍然寫詩作畫。在會見克魯泡特金的親戚林德女士時，應林德之請，為她題了一首題畫詩《秋意》。詩中寫道：“雖有些纖雲薄翳，原不礙，原不礙，他那果毅沉潛的活力，待些須，依舊是光華萬丈。”詩中寫出了西風蕭瑟，萬木森疏中，秋月當空，光華四射的優美畫面和沉潛意境。“一任他秋意蕭蕭，秋雲暗暗，我只笑，笑君空擾攘。”詩人充滿了自信，自豪；那一輪不受紛擾，自放靈光的秋月，正抒發了詩人的理想和情懷。
教育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劉白文納女士給瞿秋白等送來許多書刊，其中有盧那察爾斯基的著作。主人以白麵包招待客人，她吃了一個麵包，又拿了一個，很不好意思地說：“我們兩三年沒有吃着這樣的麵包了，我想帶一個回去給我母親，她一定高興得不得了。”主人趕緊答應，並且又送她兩個麵包。女士談到了家庭和社會問題。俞頌華問她：“共產主義的家庭怎樣？”她笑着說：“柯侖泰女士著書說家庭生活社會化，我們還想不到這一層。”她臨走時，聽說李宗武能唱京劇，便同他們約定日子一起到無產階級文化部去參加音樂會。
無產階級文化部，簡稱“無產文化”，是教育人民委員會設立的文藝團體。音樂、美術、文學、戲劇界的新作家都可以加入，凡有新的作品可以拿來討論。經常舉辦音樂會或詩歌文藝晚會，有時自編戲劇為工人演出。瞿秋白、李宗武出席音樂會，受到與會者熱烈歡迎。李宗武唱了一段京劇《馬前潑水》，戲文和唱腔都是著名京劇演員汪笑依創作和設計的。音樂會上，俄國朋友還放了幾張粵劇唱片，並請客人欣賞了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所作歌劇《蝴蝶夫人》的音樂。音樂會會長對中國客人說：“舊文化的音樂人才，革命中未免凋零，新的還很幼稚，然而假使物質生活不這樣困苦，我們的工作還可以強幾倍呢”！
蘇菲亞·托爾斯泰女士，是俄國偉大的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孫女。瞿秋白到莫斯科不久，經紀務立介紹，與她相識。蘇菲亞盛情邀請瞿秋白一行瞻仰托爾斯泰在莫斯科的故居陳列館，併到她家中敘談。蘇菲亞的母親很親切地接待他們，並贈送了書籍。蘇菲亞母親告訴中國客人：各種社會公共設施，雖然不是共產主義的，只要不帶有政治上的危害作用，如托爾斯泰陳列館等，都不受蘇俄政府的任何妨礙，有時還能夠得到資助。這是蘇俄政府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又一個生動的證明。
在這前後，瞿秋白為答謝蘇菲亞的友好接待，為她寫了一首五言舊詩《皓月——題畫贈蘇菲亞·托爾斯泰女士》：“皓月落滄海，碎影搖萬里。生理亦如斯，浩波欲無際。”這是一幅充滿了哲理的月落滄海的畫卷，起伏波動的萬裏海濤，使沉落之際的皓月玉碎銀分，波光放射，構成了一幅變幻無窮，蒼茫闊大的景象，使人自然聯想到人生哲理的無限豐富。
“世間的唯物主義”
革命后的俄國社會經濟問題，是瞿秋白考察的重要課題。1921年春，俄國仍然是不平靜的。蘇維埃國家內部的狀況非常困難。國民經濟只相當於19世紀下半葉沙皇俄國的水平，由於缺乏燃料和原料，大部分企業無法開工。按人口平均計算，生鐵的產量每人不到一公斤，棉織品每人不到一公尺。居民最必需的工業品極度缺乏。工業中心的工人常常挨餓，許多人為了逃避飢荒跑到農村去。而農村經濟也非常困難，1920年農業產值只等於沙皇俄國農業產值的一半多，糧食和其它最必需的食品都不夠。除了經濟上的困難，還發生了政治性的嚴重危機。農民不滿意戰時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因為根據餘糧收集制，農民必須交出全部餘糧。這種制度不能刺激他們發展自己的經濟，他們希望自由支配自己的勞動產品，在市場上自由出賣自己的產品和購買工業品。農民的這種不滿情緒，被國內的敵對勢力利用，煽動他們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活動。在坦博夫省、頓河、烏克蘭和西伯利亞等地，發生了農民暴動。1921年3月初，正當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召開之際，彼得堡附近的喀琅施塔得要塞發生了水兵暴動，口號是“政權歸蘇維埃，不歸黨派！”企圖排除共產黨人對蘇維埃的領導，以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瞿秋白把這次事變稱之為“革命的反動”。叛變被紅軍迅速平息，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瞿秋白初到莫斯科認識的一位共產黨員，在鎮壓叛亂的戰鬥中，英勇犧牲了。
國內政治危機，促使俄共中央和列寧開始研究由適合國內戰爭的政策過渡到能夠實現和平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政策的途徑。3月8日到16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列寧關於用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的報告得到代表們的一致贊同。大會建議政府立即以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糧食稅的稅額應該大大低於糧收集制的徵收額。免征貧苦農民的某些實物稅，在特殊情況下免征各種形式的實物稅，優待勤勞的業主，在地方經濟周轉的範圍內允許買賣剩餘產品。新經濟政策保證了工人階級和農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結成牢固的經濟聯盟和政治聯盟。
瞿秋白以記者身份參加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並以滿腔熱情忠實地報道了大會情況。3、4月間，他寫了長篇通訊《共產主義之人間化——第十次全俄共產黨大會》，全文約三萬字，從6月22日起到9月23日，在北京《晨報》上連載了二十七次。他向中國人民報告了蘇俄政治、經濟、民族、外交等方面的狀況，指出蘇俄已經“由軍事時代過渡於和平時代”。文中介紹了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的論述，指出蘇維埃俄國的民族政策，“確為世界上開一新紀元”。瞿秋白讚賞蘇俄共產黨人和蘇俄的政治制度，他說：“共產黨嚴戒黨員利用自己的地位作威作福”，“共產黨人的辦事熱心努力，其中有能力有覺悟的領袖，那種忠於所事的態度，真可佩服。”他稱讚蘇俄政治“不失為一種賢人政治”。他熱情地宣傳共產主義學說，說共產主義是“無國界”、“自由平等”的社會，“實行共產主義真是偉大，而且艱巨的‘工程’。”共產主義學說在蘇俄的逐步實行，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一樁偉大事業，是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業，“共產主義從此不能仍舊是社會主義叢書里的一個目錄了”。寫到這裏，瞿秋白不由想到了東方的故國和自己的同胞，他希望“中國人亦應當用一用心”，走什麼樣的路才能使國家強盛起來。他意味深長地寫道：“俄國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參考書呵”！因為，共產主義已經不僅是社會主義叢書中的一個目錄，而是在蘇俄開始“人間化”了。
共產主義唯其不是天上的樂園，而是人間的社會，它的發展過程中就不免發生各種困難和某些弊病，而克服這些困難和弊病，需要勇氣、決心，也需要流血犧牲。瞿秋白在旅俄通信中，如實報道了所見所聞。1921年東俄旱災，災區非常大，瞿秋白轉述俄國中央及各省報紙上的災區通信：“一堆一堆飢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轉側”，“嚙草根爛泥”，“竟有飢餓難堪的農家，寧可舉室自焚”，“還有吃死人肉的呢”！①這是一幅慘不忍睹的景象。當時不少外國新聞記者據此百般渲染，把蘇俄社會主義制度描繪成人間地獄。瞿秋白與之相反，他在報道災情的同時，也說明蘇俄政府救災的對策：“勞農政府設着種種方法力圖救濟。各機關實行賑捐，沒有被災的農村，都派人募收志願捐助的食糧。各城市中呢，舉行音樂會，演劇，募捐；學生，赤軍，醫生，看護婦熱心參加。職工聯合會組織募捐隊，又到災區去調查。請外國紅十字會來俄考察賑助”②。瞿秋白譴責了借俄國災荒施展陰謀反對蘇俄的歐洲資本家的行徑。他說：“幾百萬人的性命在文明人眼光里算得什麼！”指出，蘇俄國內資產階級是“歐洲政客的同類”，他們企圖組織“無黨的賑災會”，其中有些貴族老爺“想藉此出境，卻不肯到困苦的災區去”，③因而被蘇俄政府解散，並逮捕了其中的陰謀分子——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17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②③同上書，第171、172頁。
瞿秋白是一個真摯熱情地追求真理的青年新聞工作者，他帶着嚴肅的科學態度，去研究科學的社會主義學說，考察革命后的俄羅斯。他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學說的追求與信仰，同宗教的偶像崇拜和教條迷信不同。他嚮往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但決不先入為主地觀察和描繪蘇俄社會，把那裏寫成是一片光明的極樂世界，或者匆忙得出簡單肯定的結論。他要對社會現象進行周密的調查和深入的思考，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這就是他所說的“世間的唯物主義”。
俄國社會各種問題中，國家機關中的官僚問題仍然相當嚴重。瞿秋白在採訪中得知，一個小學的女教師因為學校停課，配給的口糧不夠吃，便去兼任臨時教席，以求多得一點口糧。農工檢察委員會派員整頓考核時發現了女教師的“違法”行為，這位女教師不得不受審判。可是，參與審判的審判官們每人竟至少超額領取了七份口糧，因為他們是官。另一件事，是一位營官作弊貪污五百萬蘇維埃盧布，營長和委員長起初假裝不知。營官以地毯賄賂營長夫人，並騙過了委員長。不料委員長夫人得知此事，便揭發出來，營官被判處死刑。這種陰暗面，存在於革命后的俄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宗教迷信，也是蘇俄社會中一個突出的問題。1921年4月23日，友人郭質生邀瞿秋白去參觀希臘教的復活節禮拜儀式。這一天，居民幾乎家家都插“瘦柳”，教堂中舉行盛大的禮拜活動。他們來到莫斯科最大的教堂——基督救主廟時，已有眾多的教徒，每人手持“瘦柳”，等待神甫駕臨。救主廟的神甫，是全俄最高的神甫，革命前受國庫供養，統轄全國教務，成為“國中之國”。革命后，教制仍舊存在，不過與國家政府脫離關係，只受教徒供養。大禮拜式，進行了二小時多才散去。它給瞿秋白的感觸很深，他對郭質生說：彷彿不在歐洲。希臘教儀式竟和中國道教相似。
復活節的夜祭恰巧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前一天晚間。入夜，莫斯科人幾乎傾城出動，城中一千五百多個教堂的鐘聲響徹夜空，基督教主廟裏，人山人海，至少也有兩三萬人。瞿秋白擠在廟中，觀看夜祭的儀式，好不容易擠出來，回到寓所已是5月1日的清晨四點多鐘了。紅場上雖有無產階級文化部演出歌舞，並有加里寧演說等，但不如復活節活動的盛大隆重。
農民問題，官僚問題，宗教問題，蘇俄社會中這種種的陰暗現象，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它引起了瞿秋白的沉思。他沒有迷惑，而是試圖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探索和分析它們的社會歷史根源。他指出農民的反抗，民眾的迷信，是舊俄這個經濟落後國家的守舊性，小資產階級心理的反映；而官僚貪污作弊，則是植根於封建遺毒，東方式專制政體。由此，他論到“俄羅斯東方式的國民性”，指出：原來俄羅斯民族本較西歐各民族包含些東方性。譬如沿街小便，戲院裏吸煙室里煙灰火柴滿地，約人常常失信，這還都是小節。下級官吏的作弊受賄，尤其是俄皇時代遺傳下的“成績”中最顯著的一點。“因有社會經濟的根源，只在變化不在消滅，革命的巨潮如此洶猛尚且只掃刷得一些”①。可喜的是，現在無產階級新文學已出現新的果戈里式的作家為官僚主義畫像，而共產黨的報紙也積極努力的攻擊官僚主義。這就證明，這些陰暗現象，都不是蘇維埃新社會自身的痼疾，它們將不斷受到新興力量的衝擊，逐步地被消除。這一歷史性的變革，必將帶來新的建設，新的生活。瞿秋白正確地向人們說明：“共產主義是‘理想’，實行共產主義的是‘人’，是‘人間的’。他們所以不免有流弊，也是自然不可免的現象。如單就‘提攜小民族，使越過資本主義的過程而並達於共產主義’的大政方針，及他們首領的深自警惕，抱定宗旨，不折不撓的去實行，這種態度看起來，雖不能斷定他們最後的成功，然而必是見他們實行自己的理想而並且能深切研究實際生活中之狀況及對付它們的相當辦法。這是中國人所應當注意的。”②——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16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②《共產主義之人間化——第十次全俄代表大會》。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繼公佈課稅法改善農民生活以後，又着手改善工人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公佈了關於工人報酬問題等一系列法令。新經濟政策實施，不久便見功效。瞿秋白在採訪考察中，親身體驗到了新經濟政策對於社會實際生活帶來的變化。在5月復活節時，居民已可從市場上買到鮮肉等食品，舉行節日的家筵。“回憶二三月間，我到俄人家裏，那冷淡枯寂的生活，黑麵包是常飡便飯唯一的食品，中國茶是請客的佳味。現在豐富得多了”。“大概而論，大多數勞動人民也受許多方便利益——工廠工資大增，廢勞動券而令得購買於市場的可能。”①隨着政府開放商業命令的發佈，莫斯科街頭廣場，出現了革命以來所未有的興旺景象。到處是一排排的小商攤，“人山人海，農家婦女，老人，工人，學生……種種色色人，簇擁在一處。這裏一批白麵包，香腸，火腿，牛奶，糖果點心，那裏一批小褂，絨褲，布匹。一堆一堆舊書舊報，鐵罐洋鍋，碗盞茶杯……唔！多得很呢”！②有的學生拿着一褲一鞋；貴婦人手持金錶、寶盒；貴族少年展示貴重掛毯，都在做生意。不久，新的商店、麵包房、咖啡館都以華麗的門面開張了，其中有些店鋪是貴族集資開設的。面對新經濟政策所產生的巨變，瞿秋白試圖從理論上加以分析，他說：“再想不着：嚴冬積雪深厚，——我們初來時，勞動券制之下，——這些豐富雜亂的‘貨物’，都埋在雪坑裏冰池底么？經濟市場的流通原來這樣。”“其實新經濟實行，資本主義在相當範圍內可以發展。”一個猶太商人開的麵包房，每天可以獲利幾千萬蘇維埃盧布，“資本的發展——按經濟學上的原則——真是‘速於置郵而傳命’”。③對於蘇俄政府的新政策，瞿秋白真是佩服了！他欣然寫了一系列的通信，如《蘇維埃俄羅斯之經濟問題》、《俄羅斯之工人及協作社問題》、《俄都紀聞》、《勞農政府內政外交之新局面》等，高度評價了新經濟政策對鞏固工農聯盟，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偉大功績。指出：“勞農政府從實行新經濟政策以來……國內經濟生活都因自由商務的開放而漸漸發展”，“此期是勞農政府最發展的時期”，俄國“復活”了！因而他由衷地稱讚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革命黨的第二篇”，是“社會革命史之第二篇”④——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145—14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②《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15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154、15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④《勞農政府內政外交的新局面》。北京《晨報》，1922年5月25日。
瞿秋白對於蘇俄農村中出現的新事物的萌芽，如“農業協作社”也予以充分注意，用了許多統計數字和調查情況來說明農業協作社的優越性和發展前途。他還饒有興味地研究了蘇俄社會主義建設與外國資本的關係。先後採訪了當時在莫斯科的德國經濟調查員兼外交代表史德勒博士、英國倫敦《每日先驅報》記者亞爾史學葛，並由史德勒介紹會見了來訪的美國資本家房德列浦及《旅俄六周記》作者郎塞，同他們進行廣泛的交談。德國的史德勒博士對他說：德俄兩國的經濟恢復必須互相輔助，他來俄就是為兩國正式締結外交關係作準備。瞿秋白問他來俄的感想，史德勒回答說：資本家是可以推翻的，資本卻不可以毀的，——無產階級勝利后，那資本就是無產階級國家的庫藏，俄國革命中或者有這一類失誤之點。美國的房德列浦則表示，他此行是為兩國間關於開發堪察加訂立租約的事，如果成功，美國可以供給各種原料，及主要的工業品機器等，俄國方面的木材、皮貨、礦產等自然資源可以得到開發。為了深入了解俄國對外關係，瞿秋白等專門訪問了蘇俄政府通商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列若乏。
列若乏說：俄國與國外通商，是政府的專利。現在與外國關係已經很好，英國已正式簽約，德國、意大利、捷克都已經或即將締結通商關係協定。外國商人在俄國的利益，受到政府擔保。現在政府正在努力協理各種租借地，借外國資本來發展俄國工業。戰時俄國工業毀壞太甚，技師死者很多，所以非聘用外國技師，購買外國機器來發展工業不可。列若乏強調指出：沒有工業就沒有社會主義，況且決不能在隔離狀態中實行新村式的共產主義……我們俄國革命史上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盛行的民粹派主張無工業的農村公社社會主義。馬克思派和民粹派的爭執的焦點就在於此。你們想必很明白，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行這種俄國式的社會主義。……當然並且必須和暫時沒有打倒的外國資本家相利用，——發展工業培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基本；……看罷，是資本家勝呢，還是我們？列若乏的這番話，是很精闢的，瞿秋白顯然欣賞並且同意他的論斷：採訪歸來立即寫進他的《赤都心史》一書。也許，從這番話得到啟示，瞿秋白更感到有必要學習和研究俄國革命史和革命理論，於是他着手寫作《俄羅斯革命論》即《新俄革命史》。這部書稿後來交給了上海商務印書館，但遭到國民黨反動當局的禁止，未能出版。瞿秋白準備贖回，又遭書館老闆拒絕。1932年1月28日，書稿和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部同毀於戰火中。
為了使社會主義建設成功，必須獲得和平的環境。蘇俄政府在革命勝利四年之後，按照兩種社會制度和平共處的方針，力求同資本主義國家建立正常關係，實行廣泛的經濟合作。1922年4—5月間，蘇俄代表團出席了在意大利熱那亞舉行的包括俄、德等國在內的所有歐洲國家的經濟財政會議。蘇俄政府雖然沒有同協約國列強達成協議，卻巧妙地利用了帝國主義之間矛盾來維護和平和蘇維埃俄國的安全，與德國在拉巴洛（熱那亞郊區）簽訂了蘇德條約。同時蘇俄政府大力爭取同被壓迫的和附屬國的人民接近，1921年蘇俄政府同伊朗、阿富汗和土耳其簽訂了條約，對這些國家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給予了援助。瞿秋白高度評價了蘇維埃俄國外交政策的成就。在通信《莫思科傳來——日諾亞會議情形》一文中，他尖銳地嘲笑了帝國主義列強之間，“一塊爛骨頭，搶來搶去，自己咬着自己的尾把（巴）了！”他說：“四年以來，協約國對俄，始以軍力，不成；繼之以陰謀及經濟封鎖，不成；現在居然公請到會，國際地位上，俄國實際上已得‘事實上的政府’之承認。”①瞿秋白還高度讚揚了蘇俄政府支援被壓迫和附屬國人民的外交政策和國際主義精神——
①《莫思科傳來——日諾亞會議情形》。北京《晨報》，1922年5月26日。
在蘇俄兩年，瞿秋白的考察採訪所涉及的方面很廣，接觸的人物很多，上至領袖、教授，下至老嫗、幼童，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了解了政治、經濟、文化、外交、民族等各個領域的情況，寫出了五六十篇（其中遺失十多篇）旅俄通信，僅在《晨報》上發表的就有四十篇，約十六萬字。他出色地完成了《晨報》所賦予的使命，稱得上是一位年輕有為、才華出眾的駐外記者。
澎湃赤潮的洗禮
沙俄舊都彼得堡是十月無產階級革命的起義中心地。瞿秋白到俄后，就想前往參觀，但一直到1921年5月初，這個願望才得以實現。經過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安排，瞿秋白、俞頌華、李宗武三人免費到彼得堡作了三天訪問。作為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的都城，彼得格勒在戰前有小巴黎之稱，其繁華可想而知。但是當瞿秋白一行到達后，卻覺得它頗為荒涼，一是幾座名園和幾條街道毀於戰亂，尚未修復；二是城中馬路寬闊而行人寥寥。給他們印象最好的，仍舊是畫院、美術館和劇場。他們在彼得格勒富麗堂皇的劇場中，欣賞了馳譽世界的芭蕾舞，“置身其中，卻又覺得有些繁華了。”①他們來到芬蘭灣頭，這是舊俄的北方出海口，彼得大帝的巍巍銅像仍然聳立，他面目威嚴，把一隻手向海口方向指去，彷彿告訴俄國人那是俄國的出路。然而，曾幾何時，滄桑巨變，在阿芙樂爾巡洋艦攻打沙皇宮闕的炮火硝煙中，那個老朽的帝國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代之而起的是在戰火中興起的蘇維埃俄國。此時，蘇俄已成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中心——
①俞頌華：《十二年前旅遊蘇俄的回想》。1933年5月版《申報月刊叢書·蘇聯研究》。
在十月革命以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各國都出現革命的高潮，共產黨的組織也相繼建立起來。例如，1919年春，匈牙利和巴伐利亞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1918年到1919年初，在阿根廷、芬蘭、奧地利、匈牙利、波蘭和德國等成立了共產黨，許多國家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和左派社會黨人的組織，這樣，就有可能實現列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提出的任務——成立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1919年3月初在莫斯科舉行了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宣告共產國際的成立。這就是瞿秋白所概括的：“十月革命爆發，莫斯科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①。
1921年6月，莫斯科的初夏時節，莫斯科河畔已經綠草如茵，灌木青青，一派生機勃勃。這時有四個國際性的大會即將在這裏召開：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婦女部第二次代表大會，少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赤色職工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瞿秋白感到了革命的力量，他把這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盛大集會，形象地稱之為“莫斯科的赤潮”，並使自己投身於這赤潮的澎湃波濤之中，進行緊張的採訪活動。
6月17日，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差不多都到齊了。蘇俄政府在紅場舉行閱兵典禮，歡迎各代表團。“廣大的曠場，幾千赤軍，步馬炮隊，工人軍事組織，共產黨軍事訓練部，男工，女工，兒童，少年都列隊操演。……各國代表都致祝詞。”②——
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15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6月22日，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開幕式。瞿秋白以記者身份出席了大會。他報道大會的盛況說：“大劇院五千餘座位都佔得滿滿的，在台上四望，真是人海，萬頭攢動，欣喜的氣象，革命的熱度已到百分。祗諾維葉夫致開會詞：‘我以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名義宣佈第三次……共產國際大會開會……’下面鼓掌聲如巨雷，奏《國際歌》”①。各國代表致詞后，著名歌唱家夏里亞賓唱歌助興，最後全場五千多人都捲入《勞工歌》的聲浪中了。瞿秋白的思想的浪潮，也隨着莫斯科的赤潮激蕩着，他把激動的感情融進了新聞報道中——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弟1卷，第15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開幕式后，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在克里姆林宮安德萊廳進行。瞿秋白再次來到這藝術之宮。今天，這古舊樸素的宮殿，似乎在赤潮中更增添了異樣的光彩。他寫道：“現今則安德萊廳赤色光輝四射，全宇宙映耀，各國勞動者代表的演辭，聲音震及環球，——第三次大會的共產國際；今日之克萊摩宮真做得人類文化三階段的駁雜光怪的象徵。”①
7月6日，在瞿秋白的旅俄生活中，是一個永遠難忘的日子。這一天，在安德萊廳瞿秋白榮幸地看到了偉大的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他在當日寫下的一束文字，真實地記錄了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場面，並且最早向億萬中國人民描繪了列寧的形象。
列寧出席發言三四次，德法語非常流利，談吐沉着果斷，演說時絕沒有大學教授的態度，而一種誠摯果毅的政治家態度流露於自然之中。②
安德萊廳每逢列寧演說，台前擁擠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電氣照相燈開時，列寧偉大的頭影投射在共產國際“各地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等標語題詞上，又襯着紅綾奇畫，——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異的象徵。……列寧的演說，篇末數字往往為霹靂的鼓掌聲所吞沒。③
會間休息時，瞿秋白在走廊上遇見了列寧。看到這位舉世景仰的革命偉人，瞿秋白抑制不住自己的興奮。可惜列寧實在太忙，他親切地指給瞿秋白幾篇有關東方問題的材料，簡略地談了幾句話，便道歉分別了。雖然只是簡短而匆匆的會面，卻使瞿秋白心裏異常激動，他說：“政治生活的莫斯科這次才第一次與我以一深切的感想呵。”④會間，瞿秋白也見到了托洛茨基，並談了話——
①②同上書，第161、162頁。
③④《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16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1921年9月，瞿秋白除擔任新聞記者外，開始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全稱為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任教。東方大學成立於1921年5月，是一所政治性的學校，名譽校長是斯大林。學生大部分來自蘇俄遠東各少數民族，也有一部分是從遠東各國來的，其中有中國、日本、朝鮮等國的學生。中國學生單獨編為中國班，劉少奇、羅亦農、彭述之、任弼時、柯慶施、王一飛、卜士奇、肖勁光等都在這裏學習。瞿秋白在班中講授俄文，擔任政治理論課的翻譯，講授唯物辯證法、政治經濟學等課。俄文課的教學很困難，其原因：一方面中國學生初學俄文，比較吃力；一方面教師的中文水平太低，俄國教師中除郭質生外，都不懂中文。沒有教材，而工具書只有哈爾濱出版的很不象樣子的《俄華辭典》。瞿秋白為了讓這些歷盡艱辛、冒着生命危險到蘇俄來尋求真理的青年同志學好俄文，總是設法講好俄文課。課前，他收集適用的教學材料，認真備課，上課時注意講授方法，循循善誘，收到良好的效果。他經常到學生中去，詢問學習情況，對大家十分關懷。據曹靖華回憶：“秋白教給我們俄語應當從那裏學起，要注意什麼問題……真是誨人不倦。秋白是一個興趣廣泛的人，知識很淵博，酷愛讀書，也喜歡聊天。幾乎每個星期日，我和韋素園都去找他聊天。真是書獃子碰到了書獃子，好象《天方夜譚》的人物似的，聊一千零一夜也聊不完。那聊天也是真正的學習，是生動活潑、引人入勝的學習。中國有句俗言：‘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和秋白同志的一夕談，勝讀百年書啊！”①——
①曹靖華：《深沉的感念》。《光明日報》1985年6月16日。
俄國女友蘇菲亞·托爾斯泰曾經數次邀約瞿秋白等，到清田村（即雅斯納亞波梁納）一游。但是因為忙，一直未能成行。清田村離莫斯科四百餘里，列夫·托爾斯泰的邸宅就在這裏。十月革命后邸宅保存完好，由教育人民委員會管理，改為托爾斯泰邸宅陳列館。10月間，恰好逢上莫斯科教育廳第一試驗模範女校有一班學生讀托爾斯泰文學事迹后，要到清田村遊覽實習，於是瞿秋白、李宗武（俞頌華已於5月間赴柏林）便趁便同行。
10月13日晚從莫斯科苦爾斯克車站登上火車，14日抵圖拉，停車至晚又行，夜裏抵達清田站住宿。15日由清田站步行，向托氏邸宅走去。這是一個秋雲微薄，樺林蕭瑟的天氣，沿着村路兩旁矗立的樹林，紅葉斑斕，小橋溪流，水雲映漾，人們輕步在衰草上，如同走在絨毯上，心神散暢，鄉趣油然而生。托爾斯泰邸宅是一座中世紀式堡壘，原是托爾斯泰母親家復爾康斯基公爵的遺產。托爾斯泰的幼女、也是陳列館的負責人亞歷山大出迎參觀者，並講解室內陳列內容。使瞿秋白感到驚訝的是，托爾斯泰書房中竟有芝加哥出版的漢英對照老子所著的《道德經》。午飡時，瞿秋白與托爾斯泰的妻妹以及幼女亞歷山大、媳安德萊夫人等同桌，他們頻頻問及中國的政治情況、老子學說等。飯後，安德萊夫人友好地邀請瞿秋白等遊覽花園，他們在法國式的小徑上漫步，談話。瞿秋白問安德萊夫人鄉居如何？她說：“鄉居也不過因為有事罷了，此間人愚蠢，無可談心，未免焦悶。‘你看，那些人，老軍官現在已反成希臘教徒，我們兩位親戚女太太們，成天的罵革命政府，俄國平民對着她們都有罪似的，——難道這是托爾斯泰的主義？……’所以他說很乏味，在鄉間住着，說還是偶然到農民家去走走，倒可散心。”①他們信步走到一位農民家中，女主人原是托爾斯泰的農奴，還有一位客人是安德萊夫人以前的陪嫁丫環。女主人很熱情，招待他們吃茶——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19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從農民家中出來，他們去參觀托爾斯泰主義者創辦的公社。公社主人歡迎中國客人，並向他們介紹了公社的情形。他說，托爾斯泰主義者主張非戰，他們屢次抗拒徵調，往往被捕，但出獄后大家組織起來，仍然不去當兵，後來得到教育人民委員會允許在這裏組織了公社。田地用托爾斯泰遺產分給農民后所余。有麥田四十七俄畝（一俄畝抵中國十八畝）、菜園二俄畝，另有三十五俄畝果園，其中一半與同村農民共有。馬六匹，牛七匹，羊十頭。社員十八九人，都能下田勞動，女社員還縫工織網，農忙時可以僱人。生產品完全公有，各取所需；每年只向國家交納五十普特的糧食稅，其他一切自由，幾乎與外界隔絕。他們預計，一年的生產足以自給，不過，今年是第一年，還沒有到收穫季節。
歸途，瞿秋白又到農民中訪問。一位農民對他說，由於實行糧食稅，負擔輕些，但生活還不寬裕。談到托爾斯泰主義者的公社，他說：他們都是大學生，雖說什麼集體合作生產，究竟不大會種田。那四五十畝田，據我看來，還不如分給我們小農好些。農民有他們自己的觀點。
清田村一游，瞿秋白感到暢心滿意。他看到了舊俄貴族遺風還喘息於鄉野，依稀度着殘夢。知識分子的唯心派，新村運動，還在作最後的表演，雖然他們不具有生命力。農民的生活，仍然不富裕；他們和富有的知識分子之間，在情感上也是兩樣的。由此他加深了對於俄國社會的認識。
回到莫斯科后，農民問題一直在瞿秋白的頭腦中縈迴。新村運動，雖然在蘇俄還與蘇維埃農場、協作社一起存在着，但它終究不能解決農民問題。他說：“無產階級革命沒有農民的輔助，不能有尺寸功效，同時農民卻是小資產階級，——這是馬克思主義者都知道的。”“農業會議近來屢次宣言土地國有的原則，而使用土地者的私有生產品權仍保存，——因農民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在現實的世界中，不得不有此政策。”①瞿秋白認為，布爾什維克黨實行土地國有是革命第一期的土地政策，現在第二期實行新經濟政策，是為了加強“無產的工人與小資產的農民間之協進”②，即鞏固工農之間的聯盟。對於俄國農民問題的歷史發展和前景，瞿秋白這樣寫道：“資本主義中‘最初積累’的發展，必定令農民為階級的分化；國家工業的發達，必定一面吸收無產階級化的農民，一面擴充財政，技術的影響於鄉間，——相對的雙方發展；在某一時期之後，引到非常劇烈的經濟的階級鬥爭——然後治者的無產階級的勝利及西歐美洲的奮起，方漸創社會主義現實的基礎。固然，俄羅斯革命的意義，不是這幾字可盡，然而很可以明白：俄國不能成隔離的新村制，而是現實經濟改造世界中之一部分。”③這一段文字，從俄國的工農聯盟，聯繫到世界範圍的革命聯合，說明作者的目光是遠大的，他的論點中已經有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理論色彩——
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24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新時代的“活潑稚兒”——
③《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24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瞿秋白懷着極大的求知慾望，來到俄羅斯大地，他把革命后的俄國比之為琳琅滿目的寶山，他要集注全力取回寶物，去獻給苦難的祖國。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頑強刻苦地學習着。生活條件本來已很艱苦，他還要節衣縮食，自己燒飯和料理生活，吃得很不好，甚至吃不飽，連定量供給的一點糖，他都節省下來去買書。因此，到莫斯科不久，瞿秋白就患病了。1921年3月11日他在記事中說：“莫斯科生活開始，我們求學考察還正興緻勃勃，然而因物質生活的困苦，竟奄奄有些小恙。”①這次的病，大約七八天才痊可。到了7月，又突然病倒，整整卧床一個月。7月6日到8月5日之間，沒有寫作。8月初，經醫生診斷，左肺有病，並勸他“回國為是”②——
①同上書，第128頁。
②同上書。第164頁。
8月4日吐血，整個8月份，他扶病只寫了三篇短文。他顯然有些焦躁不安，全心仍想着工作：“奄奄的生氣垂盡，一切一切都漸漸在我心神里磨滅……還我的個性，還我為社會服務的精力來！”①他詛咒自己不能適應俄國的氣候，勾起思鄉的情緒：“萬里……萬里……溫情的撫慰，離故鄉如此之遠，那能享受。……漫天白色，延長五月之久，雪影凄迷，氣壓高度令人呼吸都不如意。冰……雪……風暴……那有江南春光明媚，秋花爭艷的心靈之怡養”②。他在夢中，都夢到了南國故園中燦黃的菜花，清澄的池水，翠柳，碧桃，……。可是，當他想到祖國要成為完全的殖民地，外國資本家‘老爺’來了時，他的心緊縮了，病也更深了。9月開始，身體略好，他的採訪、考察、寫作，重新又恢復起來。9月16日，中國陰曆8月15日，瞿秋白在莫斯科迎來了身在異邦的第一個中秋節。偶然和俄國朋友們談起中秋的意義，他們感到很有趣味，說這團圓的象徵大有詩意，慫恿瞿秋白借用他們的房間聚會一次。女主人專門做了點心招待中國客人。瞿秋白當日寫了一首題為《“東方月”》的詩，寄託自己對祖國和親人的思念上情，並把這種感情升華到更高的境界。“萬古‘中秋’，未入歐人詩思詞說。原萬族共‘嬋娟’，但願‘嬋娟’年千億。……歐亞華俄——情天如一。”他多麼希望象徵著團圓、幸福、美好，安詳的明月，千秋萬代地照耀在環球各族人民的心田。
這是何等高潔的情懷，美好的信念——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164—16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同上書，第165頁。
在中秋聚會上，嘉德琳女士問到瞿秋白的健康狀況，知道他夜夜虛汗，咳嗽吐血，極力勸他回國。夜深散宴歸寓，瞿秋白到郭質生住處，談及病體支離，要做的事，應當做的事，都不能做，不如回國，或有可為。過了幾天，瞿秋白寫信給在柏林的俞頌華，告訴俞他將回國，但是他對於“來做開天闢地研究俄羅斯文化……的事業”①，又非常眷念，依依不捨。10月間，病情漸輕，他又能赴俄國朋友德爾納斯嘉女士的家庭音樂晚會和中國工人朋友林揚清的家庭宴會，心境也似乎變得好些。由於西伯利亞交通仍然困難，需要帶的書籍太多，瞿秋白打消了馬上回國的念頭。他的心思又全部轉向了工作：“我一天不讀，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不能不工作；要工作。”②——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18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同上書，第182頁。
轉眼到了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節四周年。瞿秋白來到莫斯科迪納莫工廠即第三電力勞工工廠，參加工人的紀念集會。集會的人們，都興緻勃發。“無意之中，忽然見到列寧立登演壇。全會場都擁擠簇動。幾分鐘間，好象是奇愕不勝，寂然一晌，後來突然萬歲聲，鼓掌聲，震天動地。”“工人群眾的眼光，萬箭一心，都注射在列寧身上。大家用心儘力聽着演說，一字不肯放過。列寧說時，用極明顯的比喻，證明蘇維埃政府之為勞動者自己的政府，在勞工群眾之心中，這層意義一天比一天增勝，一天比一天明了：‘拿着軍器的人’，向來是勞動群眾心目中一可怕的東西；現在不但不覺他——赤軍——可怕，而且還是自己的保護者。’列寧末後幾句話，埋在熱烈的掌聲中。”①這一束充滿激情的優美的散文，把勞動群眾同自己的領袖之間的信任和崇敬，如實寫出，十分感人；作者顯然把自己的情感，與勞動人民以及革命導師的情感連繫在一起了——
①同上書，第203—204頁。
瞿秋白來俄不到一年，經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地的考察，已經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思想，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並且用來指導考察、寫作以及剖析和改造自己的思想。
瞿秋白的自我改造，主要是否定自己的舊思想、舊習慣，由此進而否定舊階級、舊家庭。這時，他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浪漫派”即唯心主義傾向，“時時想超越範圍”即脫離客觀現實，在書齋里冥求人生意義的傾向。若要克服這種傾向，應當“腳踏實地，好好的去實練明察，必須看着現實的生活”①。他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弱點，諸如懺悔，悲嘆，傷感，以為不是尋常人等等，而這些弱點是勞動人民所沒有的。他欽佩“俄國的勞動人民千辛萬苦支持下來”的戰鬥精神，讚揚他們堅毅頑強的性格和樂觀開朗的襟懷，把自己與他們相比，“暗暗的想，他們——非智力的勞動者，——即使有困難苦痛，大概永沒有我這一種……‘煩悶’呵。”②“自己也曾以為不是尋常人，回頭看一看，又有什麼特異，可笑可笑”③，他得出嚴肅的結論：“應當同於庸眾”④，即自己應當同於普通的勞動群眾。他有了新的無產階級的覺悟，而去掉了小資產階級的蒙昧。對於自己“士的階級”的家，他預見到：“總有那一天，所有的‘士’無產階級化了，那時我們做我們所能做的！總有那一天呵”！⑤——
①②③《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219、22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④同上書，第183頁。
⑤同上書，第211頁。
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知識青年為了擺脫僵死腐朽的封建專制囚籠的束縛，要求解放個性，尊重自我。隨着時代的前進，個性解放問題，不能不同改造客觀和主觀世界更加密切的聯繫起來。瞿秋白主張個性解放，但他反對自我肯定，自我欣賞，自我陶醉。他認識到“在此人類進步的過程中，或能為此過程儘力，同時實現自我的個性，即此增進人類的文化；或盲目固執一民族的文化性，不善融洽適應，自疲其個性，為陳死的舊時代而犧牲；竟或暴露其‘無知’，僅知如蠅之附臭，汩沒民族的個性，戕賊他的個我，去附庸所謂‘新派’。”①既不固步自封，也不為人附庸，而應與時俱進，在改造和創建客觀世界的同時，使個性得到合理的發展。“如此，則我的職任很明了。‘我將成什麼？’盼望‘我’成一人類新文化的胚胎。”②這時，瞿秋白的感情，已經與勞動人民和革命者融匯在一起。一篇題為《心靈之感受》的短文，通篇引錄一個蘇維埃職員自述革命鬥爭的經歷和感受。他的“‘為人服務’，忘了這‘我’，‘我’卻安逸，念念着‘我’，‘我’反受苦”③的結語，顯然也是瞿秋白的心聲。
“我”不是舊時之孝子順孫，而是“新時代”的活潑稚兒。
我自是小卒，我卻編入世界的文化運動先鋒隊裏，他將開全人類文化的新道路。④——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212—21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②④同上書，第213頁。
③同上書，第175頁。
這個莊嚴而自豪的宣言，表明了宣言者不僅在理論觀念上，而且在感情立場上，都開始接受了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他的世界觀開始向共產主義方向轉變。瞿秋白的這個宣言，給自己的思想作了一個小結，標誌着他在人生旅程中舊我的終結，新我的開端。據瞿秋白自己在《記憶中的日期》中回憶，他於1921年5月經張太雷介紹，參加共產黨，為預備黨員；同年9月，轉為正式黨員。當時屬於俄共（布）黨組織，到1922年春，正式參加中國共產黨。
由於物質生活降低，工作量急劇增加，瞿秋白的身體越來越壞了。1921年12月15日，他住進莫斯科高山療養院。1922年1月21日，在共產國際發起和指導下，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這次大會是為了推動和促進遠東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抵制和對抗帝國主義瓜分遠東的華盛頓會議而召開的。中國、日本、朝鮮、蒙古等都派出了代表團。中國代表團由相當廣泛的社會成員組成，中共代表是張國燾、國民黨代表是張秋白；高君宇、王盡美、鄧恩銘、瞿秋白、林育南、任弼時、羅亦農、俞秀松、柯慶施、肖勁光、賀衷寒、卜士奇、王象千等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也分別以各地區、各團體代表的資格出席大會。
瞿秋白是帶着病參加會議的。在高山療養院的一個多月中，他感到恬靜，有時也感到精神的疲乏。“遠東大會召集，用得着我這‘東方稚兒’，於是出高山——陡然呼吸一舒，好一似長夏清早，登高山而望曉霞”①。“一望遠東，紫赤光焰，愈轉愈明，炎炎的雲苗，莽然由天際直射，烘燭烈烈，光輪轟旋，——呀！曉霞，曉霞！此時此際，未見烈日，——也許墨雲驟掩，光明倏轉凄暗，不然也只遙看先兆，離光華尚遠；然而可以確信，神明的太陽，有赤色的曉霞為之先聲，不久不久，光現宇宙，滿於萬壑。”②瞿秋白是以欣欣之情，震烈之感，不期而自視曉霞的。他用濃郁的詩情語言表達出深刻的哲理思辨。他以“黑雲”，比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反動勢力，以“曉霞”、“神明的太陽”，象徵東方民族解放運動的方興未艾和必然走向最後勝利。作者以瑰麗的想像，磅礴的氣勢，抒發了一股昂揚奮進的戰鬥精神和必達目的的堅毅信念。這一篇短文《曉霞》，與瞿秋白在莫斯科兩年中所寫的《餓鄉紀程》、《赤都心史》兩部散文著作中的許多文章一樣，以他嚴肅的、深刻的對於社會、人生問題的思索，表現了他的目光的高瞻，視野的廣闊，抒發了他的奮發、激昂、執着、追求的精神，表達了他的極其富於詩人氣質的個性，尤其以其特有的描繪現實的方式，展示了新的文學天地。這種風格，在瞿秋白的散文中一直保持着，直到後期也是如此。當然，由於自幼的古典文學的薰陶，他的散文語言，帶有比較明顯的文言的痕迹，這是他散文的特點，也是他散文的缺點——
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22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參加遠東會議，實在使瞿秋白過度的興奮。但是，他的病本來就不輕，醫生說他的一葉肺已經潰瘍，只能支持二三年。他除了作為參加會議的代表，還擔任會議的翻譯工作，很是勞累。因此，當大會閉幕式移至彼得格勒舉行時，他便病倒了。他從舊帝國國會的會議大廳勉強走回國際旅館，血痰又出現。他高燒昏睡了四五天。2月7日，在模糊夢寐中，被送回莫斯科，又住進高山療養院。在病榻上，他把吊燈拉下拴在床架上，躺在床上看書，俯在枕上寫作。從2月9日到3月下旬，先後寫成《彼得之城》、《俄雪》、《美人之聲》、《阿彌陀佛》、《新村》、《海》、《堯子河》、《新的現實》、《生活》等文。約在4月中旬，出高山療養院，又連續寫通信《赤俄之第四年》、《第九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一九二二年之亞歐與蘇維埃俄羅斯》、《全俄共產黨第十一次大會》、《日諾亞會議后之中俄外交》、《世界勞工統一戰線與莫斯科》、《知識階級與勞農國家》、《海牙會議與俄羅斯》、《歐俄新訂之勞工保險法》、《歐俄國內商業之新發展》、《海牙會議后歐俄經濟之前途》、《蘇俄一九二二年之豐收》、《新經濟政策之因，舊政治思想之果》、《勞農俄國之經濟前途》等文，從莫斯科寄給北京《晨報》。《晨報》對瞿秋白的來稿，均冠以“莫斯科通信”字樣，專欄發表。自1922年7月到11月共發表通信十七篇（其中有的文章續刊四、五次）。可以這樣說，瞿秋白是俄國十月革命后最早有系統地向中國人民報道蘇俄情況的新聞界先驅。
1922年11月5日到12月5日，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先後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舉行，中國共產黨派出由陳獨秀、劉仁靜等組成的代表團出席了大會。瞿秋白做為中共代表團的譯員，也參加了大會。會議討論了東方問題，通過《東方問題（提綱）》，指出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蓬勃高漲，強調建立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會議還制定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關係問題的決議》（1923年1月12日）即《一月決議》，其中的基本思想是發展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
大會結束后，陳獨秀鑒於國內革命鬥爭的需要，請瞿秋白回國工作。瞿秋白也考慮到在蘇俄“研究社會哲學的理論如此之久，而現實的社會生活只有俄國歷史的及現今的環境，中國社會呢？客中中國書籍沒有，不用說現代的不能研究，就是歷史的都不成。”①於是決定回國——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弟20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1922年12月21日，瞿秋白告別了生活和工作了兩年的莫斯科，登程返國。
離別兩年於茲的俄羅斯大地，瞿秋白感慨不已。“我離俄國，真正有些低徊不舍的感慨，——那一種純樸自然，新生的內力，活潑潑地向上的氣象是有叫人留戀之處，雖然也有不少糊塗顢頇的蠢氣，卻不害其為世界第一新國，——勞農的國家。”①正是在這樣一個國度里，經過兩年的磨鍊，學習，思索，探求，青年的瞿秋白開始走向成熟了，在世界觀上發生了質的變化，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將返回故園——
苦難深重的祖國，獻上自己全部的青春和智慧——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0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