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設防的中央組織部

這場鬥爭如果不是正義的一方獲勝，後果恐怕不只是一些人可能人頭落地。胡耀邦說：

“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在歷史轉折的緊要關頭，以非凡的膽略和豪氣擔當挽狂瀾於既倒的急先鋒，揭開了撥亂反正的序幕。他對身邊的人打招呼：“找我申訴的人，一律不要阻攔。”一向最為神秘莫測的中央組織部，何曾出現過這樣一位“不設防部長”？

這場鬥爭如果不是正義的一方獲勝，後果恐怕不只是一些人可能人頭落地。胡耀邦鼓勵大家：“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定不拔之志。”

然而，要使每一個冤沉海底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盼來這“大天亮”遠非易事。在這篇文章廣為傳播后，許多省市和中央部門對落實幹部政策仍然在“頂牛”，其中尤以一向都是“審干”、“定案”核心的組織人事部門為最。

《人民日報》的一些同志和文章作者又一次在耀邦家裏碰了頭。胡耀邦說：這不奇怪。自我們的黨誕生以來，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些正確與謬誤的重大鬥爭。有時恰恰是謬誤的一方佔了上風，這風還是颳得很猛烈，簡直是颱風十二級。但只要正確的一方沉着應戰，堅持不懈地努力，最後總能取得勝利。現在我們也正處在與一股新的“十二級颱風”相抗衡的關鍵時刻。我們既然已經堅定有力地跨出了一一步就決不後退，並努力擴大已經打開的口。

接着胡耀邦用蘇東坡的一句名言鼓勵在座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定不拔之志。”他希望這些同志“都有當仁不讓、堅韌不拔之志”。

那麼在黨的“十一大一剛剛結束后的這股“十二級颱風”究竟風源起於何處？人們的目光所及，最明顯的風源就是當時由郭玉峰把持的中共中央組織部。

郭玉峰，原為部隊的一位軍政委。“文革”風起后不久，康生把他帶到了中央組織部，並對中組部的全體工作人員說：“我給你們調來一個全國最強的軍級幹部。”康生還說，郭玉峰是全軍最優秀的軍政治委員。開始，郭玉峰只是中組部的業務組負責人，後來先後成了中組部的核心領導小組長和中組部部長。許多人都知道，這是康生對郭玉峰的賞識與思典，因為康生當時就是黨中央組織宣傳小組的主要負責人，康生的妻子——“康辦”主任曹軼歐的辦公室就設在中組部的大樓上。

粉碎了“四人幫”，許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幹部紛紛到中組部上訪，往往都被拒之於中組部大門外，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東北局原第一書記宋任窮的妻子鍾月林、原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廖志高夫婦等人。

一天，先後擔任過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和中共陝西省委書記的舒同，也到西單商場北鄰的中組部大院上訪，想訴說訴說林彪、“四人邦”對他的誣陷迫害，並要求看看陝西省委對他的審查報告和中央的批示。郭玉峰雖然派人與他談了話，但當他想住進中組部萬壽路招待所時，招待所的人卻將他的手提包扔出門外，要他“從哪兒來回到哪兒去”。

就這樣，這位建國前後的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長、華東軍區政治部主任、兩萬五千里長征途中有時騎在馬背上也不忘練字的著名書法家，被冷落在北京街頭，茫然無去處。

此刻在北京，在中央各機關，尚有六千多名幹部被繼續掛着。國內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圖南，原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對外文委副主任陳忠經這樣的老同志，竟被人統稱為“社會糟粕”而沒人敢用，只得在家獃著。

在外地，被“押”在外省市的許多老幹部紛紛給中組部寫信，要求早日“天大亮”，有人憤怒地責問郭玉峰：“人生能有幾個十年？

再這樣拖個沒完沒了，難道把我們拖到下棺材嗎？”

《人民日報》發表那篇文章的大清早，郭玉峰先聽到了中央台廣播的文章摘要，就狠聲狠氣地說：“簡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論！”《人民日報》一到，他看都不看，揉巴揉巴扔進了廢紙簍，連聲說：“大毒草，大毒草！”

中組部靠邊站的老同志們更加明白：這場鬥爭如果不是黨的正義一方取得勝利，那後果恐怕不只是一些人很可能人頭落地（已有人因“惡毒攻擊英明領袖華主席”而慘遭殺害），而是整個國家整個黨仍將被“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陰影籠罩着！為了黨的命運，也為個人的尊嚴，他們又一次紛紛奮起抗爭。一剎時，西單商場北鄰的這個大院就糊滿了大字報。許多大字報認為，這些年中央組織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真正成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閻王殿”；這個閻王殿的特色是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完全背離了黨的優良傳統。

中央組織部大院裏的大字報鬥爭持續了三個月。胡耀邦急得在室內來回疾步走：“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中組部大院裏的大字報鬥爭持續了三個月。極盼結案分配工作的楊士傑——老幹部黨支部書記——把人家撕下來的大字報，一捆一捆地送到了當時還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報》；另外還有人把一些大字報送給了胡耀邦。

胡耀邦翻閱了這些大字報，急得在室內來回疾步走，並連連輕聲自語：“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誰下油鍋！”

他讓人打了幾個電話，請來了《人民日報》和中央黨校的幾位同志，到自己家裏商量：如何衝破落實幹部政策層層阻力的下一步、他說：看來第一篇文章是打響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歡欣鼓舞。但要切實解決他們的問題，仍然關山險阻。這就需要我們下決心，一關一關地闖過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說過：“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們的說法是：“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下一步，我們既要選登各地幹部群眾強烈要求落實政策的來信還要組織文章譴責郭玉峰們的極左行為，同時發表由點到面地落實政策的消息，逐步推動打開平反冤假錯案的局面。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用通欄大標題，發表了這篇署名“本報評論員”的文章。《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認真落實》。在這個總標題下，發表了從眾多來信中精選出來的五封讀者來信。這些來信既讚揚了《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那篇文章，又揭露了寫信者本人所在地區或所在系統的組織部門抗拒或拖延落實於部政策的行為。《人民日報》編者為這些來信所加的標題分別是：《不能無動於衷》。

《這種說法不對》、《肅清“四人幫”的流毒》、《首先要清理組織人事部部》、《應當多發表這樣的文章》。

這時，中組部的同志對郭玉峰的鬥爭，聲勢越來越大。《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和副總編安崗，把中組部老同志們的又一批大字報交給國內政治宣傳部主任王澤民，以報社黨委的名義委託他整理成一篇《情況彙編》，題目叫《從一批老同志的大字報，看郭玉峰在中組部的所作所為》。王澤民寫了一萬多字。胡績偉、安崗過目斟酌后，再請袁任遠、楊士傑、張策等同志傳看，然後送給了葉老帥和當時負責中央宣傳部的耿飈。

看來，郭玉峰的仕途有可能發生重大轉折。

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之內，華國鋒主要依靠兩個東西：一個是輿論工具；一個是人事工具，這麼兩個小班子，神氣十足，盛氣凌人，高深莫測，包辦一切，是典型的粉碎

“四人幫”以前那個做法……

一天夜晚，黨的副主席江東興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中組部的老幹部袁任遠、楊士傑、張策、郭述申等同志。郭玉峰奉命而至時，中組部的很多老同志已在座。汪興東問郭玉峰：你對在座的這些老同志怎麼樣？

郭玉峰面不改色地回答：很好啊！

汪東興掏出了《人民日報》的《情況彙編》，讓郭玉峰細細地看看，然後說：“對老同志的住房、用車等等，你都得要安排好，不能再在生活方面為難老同志。”郭玉峰連聲答應：“好好好。”可是，不論汪東興還是郭玉峰，對審乾結案、安排工作的大事，卻隻字未表。即便對老同志在生活上必須予以照顧的這種小事，郭玉峰迴到中組部后也滴水未漏，更談不上開會傳達。老幹部們又一次掀起了張貼大字報的高潮，憤怒聲討郭玉峰欺上瞞下的兩面派勾當，要求黨中央儘快撤換他。否則，所謂全面落實幹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錯案，只能是又一場白日夢！

這樣，郭玉峰才不得不浮皮潦草地傳達了汪東興的那點兒指示。但傳達歸傳達，行動還是不見影，正像一張大字報引用的《馬太福音》中的那段話所說，他眼中的梁木還沒去掉，怎能看清世道真諦！

1977年12月初，郭玉峰只能打點好他那隻公文包，永遠離開了那個由他把持了十年、令人望而厭畏的大院。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竭力舉薦胡耀邦接任中組部第一把手。由此，中共中央組織部重新煥發出昔日之光彩。

對郭玉峰來說，這種結局也許使他有些想不通；但在大眾心目中，這種結局是理所應當的。1980年11月19日，在研究華國鋒同志粉碎“四人幫”之後的一些問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胡耀邦在幹部工作問題上，講了這樣一些話：

……我贊成這麼一個說法，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之內，或者至少一年，國鋒同志主要是靠汪東興同志、紀登奎同志、吳德同志、蘇振華同志，再加兩個人，一個李鑫同志，一個郭玉峰。掌握了兩個東西：一個是輿論工具，主要是汪東興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開始還有吳德同志；另一個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東興同志，紀登奎同志和郭玉峰。這麼兩個小班子，神氣十足，盛氣凌人。用這麼幾個人做工作，他們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測，包辦一切，明天要發表什麼東西，今天晚上連宣傳口的負責人耿飈同志也不知道。這種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幫”以前那個方法……

“積案如山，步履維艱”

胡耀邦到中組部的第一個月，每天就有幾百人上訪，全月來信達六麻袋。

1977年IZ月15日早上八點整，胡耀邦來到了中央組織部，組織部前院頓時鞭炮齊鳴，煙花朵朵。院內的老老少少，激情滿懷地歡迎胡耀邦的到來。街上行人不知內情，都好奇地駐足凝望，西單商場的一些顧客也紛紛跑來踮足圍觀，不知這個過去老是鐵門緊閉的大院，究竟發生了何等大喜事。胡耀邦帶着他的秘書小梁快步登上了辦公樓，立即召集處級以上於部開會。胡耀邦在大會上說：今天只向大家報個到，見見面；中央黨校那邊還有一些事需要交代一下，過幾天再來正式上班，和大家一道工作。

12月19日，胡耀邦正式到中組部上班，召開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員大會，動情地講了許多話。組織部不少同志向筆者回憶說，胡耀邦這次見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一句話、兩個要求和一個大動作。

那句話是：“積案如山，步履維艱！”

胡耀邦說：“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馬拉雅山、唐古拉山，還是泰山？”他說這一時難以說得清。他說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間的重大案件，諸如這***事件、“六十一人”問題、內蒙古“內入黨”問題、東北的所謂“叛徒集團”問題、新疆馬明方等的所謂

“叛徒集團”問題、河北丘縣的“國民黨”大案、為劉少奇鳴冤叫屈和“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惡毒攻擊林副統帥”而被殺頭的“現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誰也說不清。“文革”前的歷次政治運動，究竟傷害了多少自己人，也沒法說得清。還有建國前囿於歷史條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案，如被捕被俘人員問題、延安“搶救運動”的遺留問題、“紅旗黨”與其他一些地下黨的懸案，一直推到當年蘇區的大殺“AB團”的冤案，等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誰能說得清？所以說，這叫“積案如山”！

胡耀邦說：對於建國后和“文革”中每一項冤假錯案的清理和落實被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黨的組織部門責無旁貸的首要任務；而對於建國前的歷史遺留問題，不管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所限或戰爭環境的影響，還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撓破壞而沒有解決或解決得不徹底的，我們組織部門也要把這些問題的徹底解決，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但是，阻力是很大的。郭玉峰這樣的極左人物，還是很多的。我們每向前邁一步，其難其苦者如登喜馬拉雅山，所以說“步履維艱”！

胡耀邦說：不管如何“維艱”，我們也要有“會當凌絕頂”的決心。為此，他向大家提出了這樣兩個要求：

一、要求大家恢復黨員的優良傳統，把黨的組織部門辦成“黨員之家”和“幹部之家”，一掃這些年來“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官衙惡習；使每一位來訪的黨員、幹部，不論黨齡長短、資歷深淺、職務高低，都能感到一視同仁的親切溫暖。無話不可談、無事不可求，把郭玉峰們過去緊跟“四人幫”們的那股習習陰風一掃而光。

二、“今後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來找我，我都要和他們見面談話，請任何人不要阻攔；凡是信封上寫着‘胡耀邦’三個字的來信，都請及時送給我，如沒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S動代勞處理，更不能扣壓”

散會後，他立即採取了一個大動作：把中組部所有還在“靠邊站”的老同志——楊士傑、張策、章蘊、曾志、蹇先任、陳野蘋、何載、呂楓等幾十位部局級老於部，—一請到自己的辦公室談心，說是“與很多老同志好久不見面了，敘敘舊”。他請這些老同志幫他分挑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重擔。

談完話，他立即給這些老同志分配了工作。

如此放手大膽、雷厲風行，是中組部很多同志始料未及的。從此，“黨員之家”美名重新大振。1978年回月，即胡耀邦到中組部安排就序后的第一個月，每天就有幾百人到中組部上訪，全月來信達六麻袋。

“這簡直是胡鬧！對夏衍、楚圖南、曹瘓、陳忠經等等這樣的老同志。怎麼能誣稱他們為‘社會糟粕’呢？”

在這許多來信中，有一封原又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二百零五位幹部的聯名信。由於對外文委已被撤銷，原屬一千多名幹部中的八百多人已被分插到有關各部，只有這二百零五位幹部一直“沒人要”，特向“黨員之家”、“幹部之家”求助。

他們在信上說：粉碎了萬惡的“四人幫”，我們都歡欣鼓舞，振奮異常。但身染極左路線遺毒的一些人一直剝奪了我們的工作權利，還說我們是“社會糟粕”。我們強烈要求繼續為黨為人民服務。

信末署名的有副部級幹部五人，司局級幹部十四人，處科級幹部八十六人。精通多國語言文字的科級以下幹部一百人，其中包括曾擔任對外文委副主任的國內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國南、原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戰爭年代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陳忠經等同志。

胡耀邦看了信忿忿地說：“這簡直是胡鬧！對夏衍、楚圖南、曹瑛、陳忠經等等這樣的老同志，怎麼能誣稱他們為‘社會糟粕’呢？怎能因為他們的‘家庭出身”和‘海外關係’之類的不由自主的客觀存在，就剝奪他們的繼續為黨工作的權利呢？‘文革’十年強加給他們的種種磨難，難道還不夠重嗎？！”他隨即指派幹部組負責人與國務院政工小組取得聯繫，共同組成了一個工作組，由幹部組的成員成鞘伯帶隊，前往調查研究。

工作組兵分數路，跑東城走西城，—一看望了夏衍、楚圖南、曹瑛、陳忠經等同志，分別召開了七八次座談會，請所有長期受壓抑。遭冤苦的同志暢所欲言。這二百零五位同志都深受感動。他們表示：沒想到給中組部的信發出不久，中組部就派人深入了解下情，“黨員之家”的傳統終於又回來了。

工作組更是快馬加鞭，他們前後忙了十餘日，關於這些同志為何久久不能安排工作的《情況簡報》就送到了胡耀邦面前。胡耀邦閱后批下這幾行字：

①這個材料很值得一看；

②請工作組順從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時間，作完該單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處理；

③立即考慮其他單位也推行“領導上第一線、一抓到底、乾淨利落全部解決問題”的辦法。

依照這個批示，中組部立即從中央有關部委借調來一批幹部，把臨時的幹部分配組充實后改稱為千部分配辦公室，呂楓為主任，下設若干組，不但迅速解決了夏衍、楚圖南、曹瑛、陳忠經等二百零五位同志的工作安排，還統一領導了對中央各部委“靠邊站”的六千多位幹部的工作分配。

平反結論是胡耀邦同志指示，趙蒼璧部長佈置，凌雲副部長負責寫出來的。

消息疾如風，迅速傳遍中央各機關。各學校的每一個角落。中央民族學院（即今天的中央民族大學）講師鄭神兵聽說中央組織部果真又成了“黨員之家”、““幹部之家”，立即用街道公用電話給中組部打電話，明言要找胡耀邦。接話的人回答：“耀邦同志現在已外出辦事，由上訪幹部接談組負責人陳野蘋同志接談行不行？”仲兵說了聲“行”，就與陳野蘋在電話中談了起來。

鄭仲兵說：““文革’之初．謝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條》，濫殺無辜，我私下表示過不滿，並說過謝富治、江青、中央文革與林彪也有摩擦等，就被打成“詆毀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兩次被關進監獄，後來在幹校土牢中又被關了四年，遭到長時間的折磨，差點送了命。現在粉碎了“四人幫”，雖獲得了人身自由，但這段冤情一直無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請耀邦同志在百忙中過問一下。”

“好的！”陳野蘋說：“我一定向耀邦同志彙報，請你放心。”

不久，中央民族學院校園裏的幾隻大喇叭同聲呼喚鄭仲兵，要他聽到廣播立即趕到院黨委辦公室有要事傳達。鄭仲兵聽到廣播怦然心動，不知為何聲勢如此之大。他滿頭大汗地跑到院黨委辦公室才得知，原來是胡耀邦要他火速去談話。等他倒了兩次車趕到中組部，又不巧：胡耀邦正臨時主持一個緊急會議。他指派中組部宣教局長代他接待鄭仲兵。

“我受耀邦同志的委託，向你傳達這幾句話。”這位局長說。“耀邦同志說：一、這些年來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問；二、你的問題很快就會圓滿解決；三、請你寫一份有關謝富治問題的材料。耀邦同志等着要……

後來，鄭仲兵寫的這份材料，也被列為中央發佈全黨的“謝富治指使刑訊逼供製造冤假錯案”的依據之一。

而且在鄭仲兵與中組部的同志接談后不久，公安部就給鄭仲兵作出了平反結論，結論寫道：“兩次對鄭仲兵同志拘留審查，。是由林彪、“四人幫”及謝富治的迫害所致，純屬冤案，應予徹底平反，恢複名譽。”

公安部幾位局長會見鄭仲兵時指出：平反結論是胡耀邦同志指示，趙蒼壁部長佈置，凌雲副部長負責寫出來的。

1979年秋，正值胡耀邦兼任中宣部長時，鄭仲兵被調到中宣部工作，他感到無比欣慰。

“你可以直接去見胡耀邦同志，請他為你申冤。”兩個老報人直接找到胡耀邦。

一天，著名老報人揮逸群，來京申訴他的延綿26年的沉冤。

這是一位1926年7月北伐戰爭剛開始時就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老革命。當年他才21歲。l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后的第二年，他是其家鄉江蘇武進縣的中共縣委書記。1932年奉黨的指派進入上海新聞界，先後擔任過《立報》主筆《譯報》、《導報》總編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他相繼擔任過《新華日報》華中版總編輯和社長、新華社華中總分社社長、華中新聞學校校長、山東《大眾日報》總編輯。上海解放后，出任上海《解放日報》總編輯和社長兼華東新聞學校校長、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等職，並且是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前身青年記者協會創始人之一。

1950年，揮逸群的做縫紉活謀生的同父異母大姐揮清芬，因老家五畝地出租，在土改中被劃為地主，並被挾嫌報復的流氓惡霸打傷。揮逸群給華東土改工作委員會和中共蘇南區黨委寫信反映了這一情況，並請求允許其姐進醫院治療。華東土改會和蘇南區黨委派員調查並徵求了惲逸群的意見。惲逸群表示：此事如何處理悉聽當地領導機關決定。

1951年“三反”運動開始。揮逸群因曾將《解放日報》相當於兩千個“折實單位”（每單位等於大米一斤、麥粉一斤、煤球一斤、龍頭白布一尺的市價）的公款，相當於1954年幣制改革后的一千元，借給一位友人開辦小煤窯，為此作了多次檢查。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饒漱石硬說揮逸群企圖“從中牟利”，責令其停職反省，由張春橋接任《解放日報》社長。

1952年3月，揮逸群就因上述兩項“罪行”被開除黨籍。《解放日報》發佈了頭版頭條新聞並發佈社論，大張旗鼓地公開批判，全國各大報亦廣泛傳播。

1955年4月，曾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冤案發生。揮逸群因1936年後在上海、香港等地曾兩次在潘漢年的領導下從事過地下情報工作，於同年5月10日也被秘密逮捕。公安機關對他偵查審訊了一年半，查明他與潘純系正常的工作關係，但仍把他繼續關押了九年，在這十年半中，他一直被孤囚一室，完全與世隔絕，也不能與家屬通信見面。l965年10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照樣對他起訴；同年11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照樣對他秘密開庭審訊，判其。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不得上，以示把他冤關了十年半完全有理。

同年12月8日，他被“假釋”離京，並被嚴囑“不得對任何人透露被捕經過及判決書的內容”。然後被安排到筆者家鄉江蘇阜寧縣中學圖書館管理圖書，原行政七級每月三百多元的副省級高幹，每月只給生活費三十七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展開，他又被“群眾專政”，關進了“牛棚”，成年累月地挨批、陪斗、掛牌示眾，並從事沖刷廁所等力所不及的重體力勞動，終於積勞成疾得了嚴重哮喘症。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幫”不久，七十一歲的惲逸群支撐着孱弱多病之軀，幾乎是討乞要飯地赴京申冤，但無人聞問。

1978年夏天，他風聞中央組織部又成了“黨員之家”，立刻來京打探消息。他在新華社的老友莊重對他說：“‘你可以直接去見胡耀邦同志，請他為你申冤。”果然，胡耀邦與他親切長談，熱情慰勉，表示一定要為他的冤案。

徹底平反昭雪。胡耀邦還介紹他去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申請撤銷那“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不得上訴”的原判和恢複名譽。當年8月，中組部就根據揮逸群本人“先工作”的迫切要求，把他安排到在南京的中央第二檔案館臨時干點工作，每月生活費暫定一百二十元，其他待遇、職務，等徹底平反后解決。

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與公安部先後撤銷1965年原判，宣告揮逸群無罪。

1982年10月，中共上海市紀委籌備組作出了複查結論，並經中紀委批准，撤銷1952年給揮逸群開除黨籍的處分決定，恢復其黨籍。

1984年4月13日，又經公安部複查，認為1980年對惲逸群宣告無罪的平反不夠徹底，遵照《中共中央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精神，重新作了結論：揮逸群同志1926年加人中國共產黨，1936年他在潘漢年等同志領導下，在上海、香港等地從事黨的情報工作期間，為黨做了不少工作，對革命事業有一定的貢獻。1955年後，揮逸群同志受到了錯誤的審查處理，蒙冤二十餘年，應予平反昭雪，恢複名譽，消除影響。

同年5月12日，在南京石子崗殯儀館舉行了揮逸群骨灰覆蓋黨旗的悼念儀式，宣讀了長篇悼詞，新華社和京津寧滬各大報都發表了消息或悼念文章。

秦川，又一位老報人，手持張稼夫介紹信，踏入胡耀邦家門檻，向胡耀邦訴說了自己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的坎坷遭遇。

“大躍進”時，他已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當了七八年的宣傳處長，聽到各地對“大躍進”頗多非議。他說在全國，現在雖然有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全國範圍的社會主義不會失敗，但在個別地區，這種失敗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眼下已經成了現實。同時，他還正式向上報告要求不再呼喊“毛主席萬歲”，因為這與共產黨人的謙虛謹慎背道而馳，而且也不符合人生的客觀規律，完全是主觀唯心主義的產物。不但如此，在廬山會議之後，他竟把彭老總在廬山招災惹禍的那份“萬言書”，推薦給一個號召大夥講真話的單位負責人，作為向其本單位做形勢報告的核心材料。在起草建國十周年大慶的宣傳提綱時，他又把“自由平等博愛”作為提綱的引語……

所有這些作為與言論，都很快一一擊響了康生耳鼓。康生認為這是“社會主義失敗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一道令下，秦川被定為“右傾分子”，撤去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皖北東部山區來安縣半塔集勞動。

l975年鄧小平開始全面整頓，有人提議讓秦川去負責中共北京市委科教部；即將壽終正寢的康生還是不放過他，叫人傳話對秦川要“控制使用”。直到“四人幫”垮了台，秦川還一直被掛着。

秦川惱怒地向胡耀邦陳述主要冤情，胡耀邦邊聽邊插話說：“康生在黨內的歷史，幾乎儘是要陰謀詭計的歷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

秦川要求給份工作，胡耀邦說“沒問題”，並留他共進晚餐。李昭端上一碗甲魚湯。那時候北京市面上的甲魚，還不是“身價昂貴”的饕餐者們的專享物，只不過塊把兩塊錢一斤。胡耀邦一筷未動，只吃辣子豆腐和芹菜炒豆腐乾，那碗甲魚湯讓秦川一人獨享。

不日，方毅要秦川去中國科學院擔任政治部主任，中央很快就批准；相隔不久，在《人民日報》支左的遲浩田即將歸隊，胡績偉向中央打報告要求秦川去《人民日報》做他的左右臂，這立刻得到了中央主席和四位副主席的一一批准。中組部幹部調配局的同志，把這先後兩種批件都亮在秦川的面前：你看怎麼辦？

當然黨的正副主席們的完全一致的批件更算數——秦）川去《人民日報》擔任副總編輯。未幾，遲浩田一離開，胡績偉成了報社的一把手，秦川就成了二把手。他們緊密配合胡耀邦撥亂反正，相得益彰。

“對找我申訴的上訪人員，一律不要阻攔。”

上訪人員直奔胡耀邦卧室，胡耀邦邊穿襪子邊說：“你來找我可找對了，有什麼冤苦，請說吧。”

那時候，不但中組部大門前有許多上訪者，就在東城富強衚衕六號胡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一群上訪人。胡耀邦早對住宅守門人員打了招呼：“對找我申訴的上訪人員，一律不要阻攔。”

一天大清早，武漢鋼鐵設計院黨委書記朱鴻翔，來到胡耀邦的家門前。他向守門人員說明了來意，就直奔後院，毫無阻礙地進了胡耀邦卧室。胡耀邦夜間與《人民日報》的同志研究修改一篇文章，凌晨兩點才睡覺，這時還沒有起床。聽到急匆匆的腳步聲，他便一骨碌坐起來，忙問有何事。朱鴻翔表明了身份，說是上訪要求申冤的。胡耀邦邊穿襪子邊說：“你來找我可找對了，有什麼冤苦，請說吧。”

原來，朱鴻翔的妻子周蘇是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的幹部處長，“文革’”中遭到“四人幫”死黨的殘酷迫害，被活活打死，一直沒有人為她平反昭雪。胡耀邦動情地說：‘哦一定要為周蘇同志徹底平反！”

這時已早晨七點鐘了。家裏人招呼胡耀邦快吃早飯好上班。胡耀邦匆匆刷牙抹把臉，帶着朱鴻翔來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幾位上訪人。胡耀邦請他們一一在長條餐桌的兩邊坐下，自己坐在一頭邊喝粥邊說：“時間緊，只能這樣和大家說說話了，請同志們原諒！”

他接着向朱鴻翔繼續說：“我們一定會為周蘇同志徹底平反。但現在冤假錯案積累如山，請你給我們一點時間。你看給我們三個月的時間行不行？如果過了三個月，周蘇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來找我，你看怎麼樣？”

又一個上午，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同志扶着一位雙目幾近失明拄着拐杖的老人來到中組部大門傳達室。他們只給胡耀邦留下一封信，沒說幾句話，就轉身離去。

他們就是原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中央檔案局和中央檔案館負責人曾三及其老伴沈義，此刻曾三已七十二歲。

1924年，曾三十八歲，即在家鄉湖南益陽縣加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加人中國共產黨。1927年蔣介石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革命群眾，曾三奉黨的指示到上海黨中央特科培訓班學習無線電通訊。1931年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實現了中央紅軍與上海黨中央的第一次無線電聯繫，並着手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的無線電通訊事業，先後擔任了中共蘇區中央局電台政委兼台長和紅軍通訊學校政委，為二、三、四、五次反“圍剿”和二萬五千里長征中紅軍各部隊的通訊聯繫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6年“西安事變”，曾三被派往西安任紅軍聯絡處電台台長，繼被派往新疆聯絡友軍，1940年回到延安被選為黨的“七大”代表和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副書記。

I946年冬天，胡宗南部隊開始進犯延安。曾三奉命率領中央秘書處部分人員帶着大批核心機密檔案東渡黃河到達晉綏根據地，1948年又轉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勝利地完成了中央重要檔案的安全轉移。

1966年6月13日“文革”一甫始，中央辦公廳“造反有理”的人們突然向中央各部委辦公廳發出了一個“揭發檔案工作中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通知。同年11月15日，又發出撤銷曾三同志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文件，給曾三同志扣了“裏通外國”、“盜竊擴散中央機密檔案”、“推行修正主義檔案工作路線”等等的大帽子，全盤否定了建國十七年全黨全國檔案工作的重大成就。接着國家檔案局和很多地方的檔案機構被砸爛，大量重要檔案被任意焚燒損壞打砸槍，大批從事檔案工作的同志被撤職的撤職，坐牢的坐牢，不少同志被打傷致殘或迫害致死。儘管曾三本人自幼就有一目色盲和白內障，另一目因多年從事通訊報務和秘書檔案而視力很弱，“八大”期間又夜以繼日地整理文件以致眼底出血長期不愈，他和老伴沈義也還是被押往江西進賢縣農村“五七”幹校種地割草。

粉碎了“四人幫”，曾三被恢復了正部級待遇，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房管處給這兩位老同志在復興門外三里河南沙溝部長樓大院分了一套房，但中央直屬機關事務管理局政治部的人卻橫豎不讓搬。曾三找了原來在一起共事多年並相當要好的中直管理局負責人，沒想到這位老熟人竟一推六二五，說他不知道這檔子事，沒法管。曾三老兩口又去找中直管理局政治部負責人。這位負責人說：“雖然下了文件恢復了正部級待遇，但還沒有具體分配正部級職務，咋能住部長樓？”

胡耀邦正在樓上開會。、看罷這封信忙問：

“曾三、沈義同志呢？”送信上樓的同志說：

“走了，放下信說了幾句話就離開了！’”胡耀邦嘆了一口氣，為沒能和幾年不見的兩位老同志當面長談而深感惋惜。他當即停下正在進行的會議，相當激動地向與會的同志宣讀了這封信，然後說：“現在硬是有這麼一些人，不把許多老同志整個死，也要把他們整脫一層皮，處處事事都刁難至極！”

他在信上寫了幾行字，請人即刻送給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

汪東興看了信和胡耀邦寫的幾行字，也批了幾個字，曾三老兩口才搬進了一座部長樓的三層樓。此刻曾三的視力只有零點一，上下三層樓有一回竟兩次踩空，險些摔斷骨頭。隨後，他們調整到沒有上下接危險的一層樓的要求，也順利實現。

“中央專案組的大案要案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胡耀邦和中組部的許多同志決心進行關鍵性的一戰。

從曾三、沈義老兩口放下信就走，胡耀邦想到一定還有很多老同志把好多應該一吐為快的話硬憋在肚子裏，應該主動找他們談談。這時，中組部萬壽路招待所就住着一批尚未“解放”的老同志：周揚、丁玲、林鐵、王從吾、金明，等等。

胡耀邦在自己家裏，請來《人民日報》的同志問可否去萬壽路招待所找這批老同志聊聊。

報社的同志欣然從命。第二天以《人民日報》的名義去看望這些老同志，並開了座談會，傾聽他們的意見和要求。

在交談中，周揚對《人民日報》剛剛發表的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十分讚歎。這篇文章說：“黨的組織部門是‘黨員之家’和‘幹部之家’，而不是整人的機器”。周揚說，許多年來，很少見到黨報上發表這種令人感到很親切，很振奮人心的文章了。他向報社的同志說了許多積鬱已久的心裏話。

但是，有些老同志卻不大願意心扉盡敞。問他們有何意見、要求或困難，他們似都囁囁嚅嚅，誠惶誠恐。

胡耀邦聽了彙報，感嘆不已，他對《人民日報》和中組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說：

“不出所料，許多老同志被整怕了，整個碎了心。應該關懷愛護他們、鼓勵他們重新振作起來”

“平反冤假錯案，幫他們解決生活中的難題，只是‘黨員之家’、‘幹部之家”一個方面的工作；而更重要的工作是鼓勵他們放下包袱，為黨的中興負起歷史性重任！”

接着他與這些同志共同研究，決定寫一篇題為《老幹部的光榮責任》的文章：激勵所有為革命事業作過艱苦鬥爭和奉獻的老同志，都要挺起腰桿放眼未來，在這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歷史新時期，勇於承擔歷史重任並搞好傳幫帶，把黨的實事求是、艱苦奮鬥、群眾路線、民主作風、謙虛謹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優良傳統，傳給品質優良的中青年幹部，快馬加鞭地中興我們的偉大事業。

1978年2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長達萬言的文章，迅疾在全國引起重大反響。很多老幹部紛紛給中組部、胡耀邦和《人民日報》來信發電報，表示堅決放下包袱向前闖，向一切背離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行為作果敢的鬥爭，以振興我們幾千萬黨員的大黨和十億人口的大“家”。

在這又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信件中，也有1975年被中央專案組分別趕往陝西、安徽等地“監護改造？的彭真、安子文等人的來信。他們在信中訴說他們被押解到這些“監護改造”場所后，繼續備受磨難，健康每況愈下。他們要求迅速返回北京治病，並解決自己的“莫須有”問題，重新為黨奉獻一份力量。

胡耀邦看到了這些老同志的信，即刻將其轉呈主管中央專案組的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

遺憾的是，汪東興沒有批准這些老同志的要求，胡耀邦建議由中組部直接複查這些同志的。懸案，汪東興與中央專案組的人亮出了“兩個凡是”：中央專案組的這些大案要案“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

事已至此，胡耀邦和中組部的許多同志只能橫下一條心，進行關鍵性的一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