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史轉折的前夜
在史無前例的“十年動亂”中，成千上萬的紅衛兵把胡耀邦一次又一次地硬拽到批鬥台上坐“噴氣式”。“小將”們厲聲責問：“你和劉、鄧是怎樣往來的？”胡耀邦答道：“這說不得。說不得啊！”
胡耀邦當眾嘲笑林彪：“突出政治真的那麼靈？！
我看游泳時就得突出鼻子！”不過林彪怕水。
1975年鄧小平第二次復出，胡耀邦也重新“出山”，不料不到一年又“反擊右傾翻案風”，胡耀邦又被“揪”了出來。
“四人幫”倒台，胡耀邦要時選寧告訴他父親葉劍英：“中興偉業，人心為上”。
數百名紅衛兵衝進團中央，象抓小雞似地把胡耀邦等人反剪雙臂戴上“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黑牌，遊街批鬥，並對胡耀邦說：“你已成了人民的敵人了！”
1966年夏季“文革”初發，中央直屬機關頭一個受到衝擊的是共青團中央，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紅衛兵衝進團中央機關大院，由身強力壯的“小將”把胡耀邦硬拽到批鬥台上去接受“大批判”，讓他“坐噴氣式”；彎着腰，低着頭，雙手反叉到背後往上舉，熾熱的太陽在上空烤晒着。他面色發晦，汗水浸濕了衣衫，強忍着難言的痛苦，耐心地接受“小將”們的厲聲責問：
“你和劉、鄧是怎麼往來的？”
“這說不得、說不得啊！”
“那麼你有沒有錯誤？”
“我有錯誤，歡迎小將們批判。”
“是什麼錯誤？”
“我有錯誤，歡迎大家批判。”……
再多，他就不說了。
這樣的批鬥一次又一次，有時一天連續十幾次。
1966年11。月，當紅衛兵和一些機關的造反派日夜批鬥胡耀邦最激烈的時候，“中央文革小組”’的要員王力等人接見了北京各中學的紅衛兵代表，王力在會上大聲說：“你們應該狠狠地批鬥胡耀邦。他是鎮壓北京各中學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他應對挑動學生斗學生、鎮壓學生運動的‘中學工作組’所犯的罪行負責！”
當即有紅衛兵問王力：“可不可以給胡耀邦黑幫們掛大牌、戴高帽遊街示眾？”王力很輕鬆地說：“群眾運動嘛！即使有些過火的行動也是情有可原的，不算啥。至於胡耀邦，我可以負責地告訴大家，他絕不僅僅是什麼“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相旗幟，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的問題，也不是什麼‘沒有站穩無產階級立場’的問題，而是正像許多小將所說，他是一個窮凶極惡的三反分子，是從根本上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的問題。因此，不把他們鬥倒斗臭，你們中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很難搞好的！”
於是，對胡耀邦的批鬥便更加猛烈。
同年12月上旬，北京大中學校紅衛兵在北京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悼念據說由於團中央書記處的一位候補書記帶領的工作組，進駐位於丰台區的北京市第十二中學時發生武鬥而被打死的一位老教師。王力、關鋒和吳德等人出席了這個大會，一口咬定這個悲慘事件是胡耀邦一手策劃和教唆的。王力在會上還高呼口號：“打倒胡家店，解放紅小鬼！”
大會還沒結束。數百名紅衛兵衝進團中央機關，像抓小雞似地把胡耀邦等人反剪雙臂，戴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黑牌，押上大卡車遊街批鬥。一路上、漿糊、碎紙、木棍、瓜子皮兒劈頭蓋臉地向他們飛來，直弄得他們渾身上下都是碎垃圾。一些紅衛兵對胡耀邦說：
“你嘗到群眾運動的滋味了嗎？‘’
“嘗到了！”胡耀邦說。
“晚了！你已成了人民的敵人了！”
被“林副統帥”“一號命令”充軍到河南的胡耀邦，被軍代表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分子”。
1969年10月，按照“林副統帥”的“一號命令”，團中央機關和各個直屬單位兩千多人，都被一鍋端到河南省潢川縣的黃湖農場，辦起了“五七”幹校。不久，胡耀邦也來了幹校，被編在第一連第一排第一班。他先與幾十人合住一座倉庫，后又與好多人合住一間大草房。他本是行政五級每月四百多元工資的高於，現在每月實際只得三十多元的生活費，與大夥一道在大食堂排隊打飯，抽一角六分錢一盒的“工”字牌香煙。不論和泥、脫坯，當小工、上屋頂、拉石頭，還是挖河、打草、插秧、收割、燒茶爐、掏廁所、守場院，他都幹得歡。搶場時，裝有一百多斤糧食的大麻袋，他那麼小的個頭也一包一包地往倉庫里扛。1971年夏天暴雨成災，河水倒灌，黃湖大堤隨時有被淹沒的危險，他也和大家一道上堤搶險。一次暮色迷朦，雨聲漸瀝，搶險的突擊隊都下堤吃晚飯了，胡耀邦戴着斗笠，扛着鐵鍬，獨自一人在他們一連的防護堤上來回巡邏，堤外迴響着激蕩堤岸的濤聲。
就在他領受着這種特殊的、遠過於戰爭的血與火的艱苦磨歷時，中共中央西南局派來專案人員，向他了解西南“‘三家村’首犯”張黎群在團中央時的“反黨劣跡”。
張黎群在陝北米脂縣當了一年多的縣委書記處書記，於1960年初被調回北京，分配到中共中央工業工作部擔任兼辦公廳副主任。廬山會議結束大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風暴平息后，毛澤東又決定恢復1954年“高饒事件’”後撤銷的各大區中央局，於是取消了中央工業工作部、交通工作部。財貿工作部，讓工業部的人分為華北局和西南局兩個班底，張黎群遂回自己的四川老家，擔任西南局辦公廳副主任兼辦公室主任。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全黨全國大談實事求是，鄧拓、吳晗、廖沫沙在北京《前線》雜誌頻頻發表議論，鄧拓在《北京晚報》開闢了《燕山夜話》專欄；張黎群在《重慶晚報》和《成都晚報》，分別開闢了《巴山漫話》和《夜談》兩個專欄。“文革”伊始，北京的“三家村”被徹底一砸爛”；西南的兩個“三家村”被點名的成員——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馬識途、四川省委宣傳部長李亞群、四川文聯主席沙河、《成都晚報》總編輯陳伯林等人也立即被關進了監獄。首先被關進監獄的張黎群，自然成了西南“三家村”的“首犯”。西南局專案組的人來到河南潢川，就是很想從胡耀邦口中弄出一些能夠加重張黎群“罪行”的材料。但是他們看錯人了！
專案人員對胡耀邦說：“張黎群竊踞《中國青年報》總編輯位置達八年之久，在報社形成了一條修正主義辦報路線，你應該向我們揭發他的這些反黨罪行！”
胡耀邦不加思考地立即回答：“他還沒資格犯修正主義路線的錯誤。因為他只是團中央眼皮底下一個直屬部門的負責人。如果說《中國青年報》那時候有過這樣的錯誤，那麼這個責任應該由我來承擔，因為我是團中央的第一書記。”
幾句話，就把專案組的人打發回去了。
當然，他們是悻悻而返的。他們回到大西南，“提審”張黎群時就指着張黎群的鼻子說：“那個胡黑邦真是頑固透頂！他自己都泥菩薩過河了，還大包大攬地死保你哩！不過他不說，你自己得老實交代……”
1972年4月，駐團中央的軍代表，把胡耀邦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胡耀邦看了這個“審查報告”很生氣，逐條予以反駁，拒不簽字，並對這位中央特派軍代表說：你們不要用大帽子壓人！
然後他在自己寫的《對審查報告的幾點意見》中說：“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如果難以取得一致意見，我建議軍代表的審查報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經我簽。”其後直到“文革”結束，他也沒簽字。
就在這拒不簽字的時候，他給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一位年輕人寫了一封很長的覆信，信的最後一段說——
我很幸運地能夠活下來，並且同你們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時的專門為個人權勢作惡的傢伙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去，變成了一堆堆臭狗屎；而那些為祖國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地奮鬥的同志，卻在人民群眾心靈處生根開花，這是最值得記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決定着我們一生應該忘卻什麼，追求什麼……
1972年秋，他才離開了潢川幹校，回北京檢查身體和休息。不久，幹校的其他人也陸陸續續地回到了北京。
“九大”時，康生主動伸出手來想和胡耀邦握手，胡耀邦扭頭便走。結果他沒能擔任“九大”中央委員。
胡耀邦敢於當眾嘲笑林彪：
“突出政治真的那麼靈？！我看游泳時就得突出鼻子！”
胡耀邦襟懷坦白，大義凜然堅持與林彪。
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堅決鬥爭。早在延安時期擔任總政組織部長時，他就不與康生交往。1966年8月3l日，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派王力到團中央宣佈罷免一大批團幹部的官。儘管康生當時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可那天晚上，胡耀邦還是公開講：“康生是老左”。並談了對江青、王力等人的看法。
黨的“九大”前夕，胡耀邦作為“走資派”正接受批鬥，周總理請示毛主席，要找幾個年青的“八大”中央委員擔任“九大”中央委員，目標是胡耀邦和譚啟龍兩個“紅小鬼”。
“九大”時，康生主動伸出手來想和胡耀邦握手，胡耀邦扭頭便走。結果，他沒能擔任“九大”中央委員。
後來，團中央幹部集體上書請願，要求胡耀邦擔任人大代表。汪東興找他談話並指出，只要你承認反對中央領導同志，你就可以擔任人大常委。胡耀邦絕不“摧眉折腰事權貴”，兩次拒絕。他說：“我沒有攻擊中央領導同志。當時我是八大中央委員，江青什麼也不是，怎麼說我攻擊中央領導同志！”他曾對人說：“我感到最苦悶的時候，不是在團中央住‘牛棚’的時候，而是在l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到lop年4月‘九大’那一段時間，因為我對林彪的問題有所察覺。當然，那時候不可能想到林彪會反黨叛國，但是已經感覺到了兩點：一是林彪對幹部不公正，把他的人都拉上來，同時對別的人狠整，打下去。我在‘九大’小組會上用別的方式，提了一條意見，說：‘洪湖蘇共沒有中央委員’。二是林彪關於幹部政策，關於改造世界觀，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我總覺得有點荒唐……因此，開完‘九大’到黃湖（五七幹校）以後，我就不再提‘林副主席’了。”
胡耀邦早在林彪發跡之時，就對此有所覺察。他曾對林彪鼓吹的許多唯心主義、實用主義謬論表示過輕蔑與反感。早在“文革”前夕，林彪神吹“突出政治”之說時，胡耀邦就敢於當眾嘲笑：“突出政治真的那麼靈？！我看游泳時就得突出鼻子！”
對過去盛行的對領袖人物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的方式，胡耀邦也表示過異議與反感。他認為，這是一種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禮儀形式。早在50年代，他就說過“人能活一萬歲嗎？這種說法不科學嘛！”他提倡青年學會獨立思考，即使是對領導人物說過的話，“也可以懷疑”可以“一分為二”地進行分析。
胡耀邦在受審期間。接受過無數次“外調”與“審問”，先後寫過100多萬字的材料。他自己認為，除對一位領導同志一度上綱過高外，一般都是比較實事求是的。林彪曾指使人批鬥他十幾次，逼他寫材料證明一個老幹部曾“叛黨通敵”，他說：“叛黨通敵不能隨便說喲，我反覆想，不是這麼回事，始終堅持不寫（假材料）……林彪垮台後，我立即寫幾千字的材料，揭發這件事，說林彪的罪惡之一就是陷害好人。”
l974年春天，報刊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批林批孔批木儒”的文章，對所謂“法家”的評價越來越高、鬧了不少笑話。有些文章含沙射影攻擊周恩來總理，使許多有政治頭腦的人感到擔憂。一位同志對胡耀邦講了上述疑問與憂慮，胡耀邦心照不宣地笑了，說：“咱們只談觀點，不談人事。”他翻開正在閱讀的一本列寧著作，指着一段划紅杠的地方——
“我們的黨由於黨內。出現‘左傾’反對派而遇到的嚴重危機。是我國革命所遇到的嚴重的危機之一。”
“文革”期間，胡耀邦不僅在政治上立場堅定，不摧眉折腰事權貴。在思想理論上，他也敢於實事求是，堅持真理，他經常對身邊的同志說一個人不可能沒有缺點，犯錯多不要緊，但不能沒有誠實。誠實的品格最重要，他還鼓勵知識分子要實事求是、敢講真話。胡耀邦曾經嘲笑這樣一種“筆杆子”，他們好象是古代的“御用文人”：你想用什麼。他能寫什麼；還能寫得振振有詞，吹得神乎其神。1958年能吹畝產幾萬斤，1968年能吹林彪’最。
最、最”，現在又把“法家”說成“愛護人”的革命家，陳勝、吳廣與秦始皇幾乎成了“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共同反對奴隸主復辟勢力。胡耀邦對這種“筆杆子”極為輕蔑，說這種人“既沒有知識又沒有骨頭！”
隨鄧小平復出，胡耀邦重新回到領導崗位，隨着鄧小平再次下台，胡耀邦也再次受到衝擊。
l974年鄧小平復出，胡耀邦才算結束了幹校式生活。第二年8月，他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擔任黨的核心領導小組（即黨組）第一副組長，負責整個中科院黨的組織領導工作。他立即投入“全面整頓”。他深知建國后這許多年來，知識分子被整苦了！而建設一個好端端的國家，沒有大批揚眉吐氣的知識分子是不行的。
1952年秋天，正是由於鄧小平提議，黨中央決定把胡耀邦從川北區黨委書記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調任青年團中央第一書記。那時，他就對團中央宣傳口各單位負責人說過：過去幾十年的革命只兩個字，叫做“解放”；今後的一切也是兩個字，叫做“建國”。要建好國，必須渡過兩條大河；這兩條河不是黃河、長江，也不是金沙江和大渡河，而是“貧困、之河”和“愚昧之河”。要渡過這樣的兩條大河，沒有人才輩出的知識分子是不行的。老實說，知識分子也是建國的主力軍。
l957年3月，有人說“許多青年只埋頭鑽研業務，不問政治”，意欲對這些青年批判批判。胡耀邦聞言，立即向《中國青年報》的同志打招呼：可不能一刀切地對這些青年進行批判。因為國內的階級矛盾已基本解決，今後長時期的中心任務是同自然界作鬥爭，這就需要鑽研自然科學、鑽研業務。胡耀邦說，可以把這歸納成十二個字，叫做“抬頭瞭望政治，埋頭鑽研業務”，這就合人心、順趨勢了！
胡耀邦的這一席話，直說得青年報的同志笑了起來。
可是，而後這許多年，胡耀邦認為知識分
子們被整得最苦。他一到了中國科學院，就與中科院核心領導小組的另一位副組長李昌一道，頂着炎炎熱浪，走遍各個研究所，與科學家們促膝交談。l975年10月24日，在中科院“紀念紅軍長征四十周年大會”上，胡耀邦對濟濟一堂的科技人員說：“建國二十五年後的今天，請我們科學院立下新的豐功偉績的同志上台來，講講四個現代化的長征故事——新的長征、新的長征故事。”他還認為，知識分子們的“五子”問題——房子（缺房住）、妻子（兩地分居）、孩子（人學人托難）、票子（工資大少）、籃子（忙於刻苦鑽研，常常吃不上菜），一定要解決！於是在“全面整頓”中，他首先領導科學院起草了一份上報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的彙報提綱，反映了當時科技戰線的真實情況，恢復了1956年周恩來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啥》的正確論斷。
然而十分可惜：不久湧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黑潮，胡耀邦跟着鄧小平再次受到了衝擊……
胡耀邦要時選寧告訴葉劍英：
“中興偉業，人心為上。什麼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
l976年10月6日，那四個不可一世的人物去了該去的所在，在家深居簡出的胡耀邦又一次心潮澎湃，頓感大解放。他覺得我們這個黨又有救了。他想到：為什麼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折騰，使全黨全國付出了無比慘重的代價，摧垮不了所謂的“劉鄧司令部”？而不可一世、大有靠山的“四人幫”卻可以被一舉粉碎呢？
歸根結底，他說，還是個“人心向背”的大問題。
那麼，在這歷史大轉折的關鍵時刻，他認為第一要做的大事，就是中興偉業；而這中興偉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狠抓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調動全中華民族所有成員奔向“四化”的熱情與激情。這種熱情與激情，被壓製得太久太久了！粉碎了“四人幫”，陳雲、葉劍英、鄧小平就不約而同地率先提出必須首先解決這個大問題。因為這是全國各民族的人心所向。
胡耀邦更掰着指頭對人——估摸過：“反右派”和“反右傾”反掉過多少萬人；“大躍進”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會之後的“四清”運動又傷害了多少萬人；舉國上下大動亂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聲遍野。每一次運動都說“壞人只佔5％左有”，但不斷地整來整去，多少個5％加在一起，天下還剩下多少好人？
十年“文革”，國家幹部被立案審查的就占當時國家幹部總數的17．5％；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以上和地方副省長以上被審查的更達75％。其他雖沒正式立案審查，但也或長或短地被批一批、斗一斗、“微火燒一燒”，幾乎無一倖免。因此可以說，黨內精英幾乎被凋零殆盡！
如果說，無產階級只有解放了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那麼這種沒完沒了地“與人斗”而到處樹敵，弄得全社會的傳統美德幾乎蕩然無存，那“解放全人類”只能是空前絕後的大夢想，徹底葬送我們的偉大事業。”‘胡耀邦認為：如要最迅速、最徹底地解決這個人人自危的危機，只有迅速全而徹底地平反一切冤假錯案，重新贏得人心。因之他把這歸結為四個字：
人心為上！
粉碎“四人幫”后第六天，即l976年10月12曰，葉劍英派他的兒子葉選寧去東城富強衚衕6號胡耀邦的家裏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十分高興地說；“祝賀你爸爸同華主席他們一道，為我們的黨和國家立下了不巧功勛！”
他接著說：
現在我們黨的事業面臨著中興。中興偉業，人心為上。什麼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務必請你把我這個話帶給你爸爸。
談完正事，胡耀邦問葉選寧：“你能見到華主席嗎？”
葉選寧反問：“你和華主席熟不熟？”
“很熟。我和他共事過一年半。”
“我可以想辦法見到華主席。”
“如果你能夠見到他，請你把‘中興偉業，人心為上’這話也轉告給他。”
華國鋒推出“兩個凡是”，鄧小平說“兩個凡是”不科學，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胡耀邦說：這哪是“人心為上”，而是亂箭穿心嘛！
胡耀邦這裏說。他與華國鋒曾共事一年半。是指1962年夏天，他作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國共青團戶央第一書記帶職下放，擔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直到1964年年底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和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期間，華國鋒也是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常低頭不見抬頭見。但是自從請葉選寧捎去那幾句話之後，胡耀邦不但久久未得華國鋒的迴音，而與“中興偉業。人心為上”，停止批鄧、清理冤案、生產狠狠抓的識大局、講實際的要求正相對立的“兩個凡是”，卻輪番出台：
第一次，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在1976年11月30日的一次公開講話中，率先提出了“兩個凡是”。
第二次，l977年2月7日，《人民曰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肯定了“兩個凡是”。
那時，不僅在“文革”中形成的，幾乎等同於黨中央號令的“兩報一刊”的餘威猶存；而且在實際上，這篇社論就是由當時分管宣傳口的黨中央副主席授命撰寫並定稿，經黨中央主席批准發表的。
第三次，l977年3月10日，華國鋒本人在公開講話中，也強調了“兩個凡是”。
如是，錯誤發動和領導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是萬歲、萬萬歲，還要“每隔七、八年來一次”；
如是，***廣場的“四·五”運動仍是“反革命事件”；
如是，“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被人誣罵為“鄧納吉”，以及他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留黨察看、以觀後效”的決定照舊有效；
如是，建國以後幾十年所有全國性的，涉及億萬人命運的重大冤假錯案，統統都不能平反昭雪！
所有這一切，都被歸結為赫然的四個大字：“抓綱治國”！這個“綱”，就是“階級鬥爭為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句話，還得“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抓着這個“綱”去治國，就是在繼續狠抓“階級鬥爭”的大前提下，去治理我們這個幾度被推向崩潰邊緣的國家……
這等於給實事求是、高瞻遠矚的“中興偉業，人心為上”的戰略主張，猛潑了一瓢冰水！
對此，陳雲說：從粉碎“四人幫“到第二年3月，仍然“大有殺氣”。仍被悶在家裏“以觀後效”的鄧小平更直截了當地對人說：
“兩個凡是”不科學，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胡耀邦說：這哪是“人心為上？，而是亂箭穿心嘛！
1977年2月18日，春節。在中央蘇區時代就與胡耀邦親如手足的馮文彬去看望胡耀邦。馮文彬看胡耀邦愁眉深鎖，面呈重優，對胡耀邦說：“出門看看老同志老朋友吧，寬寬心！”胡耀邦說：“我哪兒也不去！”
時過八天，黨中央主席華國鋒和副主席之一汪東興，”還有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長郭玉峰，找胡耀邦談了話，胡耀邦還是哪兒都不去。直到3月10日華國鋒也在公開講話中強調了
“兩個凡是”之後，3月12日，黨中央副主席之一的葉劍英找胡耀邦談了話，胡耀邦在3月14日就去見了鄧小平。
胡耀邦對小平說：“粉碎‘四人邦’之後，究竟人心在哪裏？對全黨命運攸關的這種大問題，凡是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擺在第一位的人都是看得清楚的，可是有些人就是模糊得很！”
3月底，黨中央下了一道命令：任命胡耀邦為中共中央黨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長。當他踏進頤和園北剛剛解凍的黨校校園的時候，仍思慮重重，為針對“兩個凡是”尋覓一個精確的突破口而苦苦思索着。
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
《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一文發表，石破天驚，人們認為終於可以盼到大天亮了。
一天下午，他把黨校文史教研室從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識分子楊逢春，請到自己辦公兼宿舍的那座兩層的灰磚小樓，對他說：
“我想讓你寫個東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過究竟寫啥？”楊逢春說。
“是有關幹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對於部工作情況不甚了了。”
“這不成問題，我可以給你介紹情況；如有困難。還可以找兩位同志幫助你。”
“那好，我儘力而為。”
此後胡耀邦抽空與楊逢春、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的葉楊、陳中，以及《人民日報》的幾位同志，聊了整整兩個半天，講了全國政治形勢和落實於部政策的重要和緊迫。
胡耀邦說：這二十年來，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有時簡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長制；二是沒有正常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使得一些壞人從中撥弄是非、誣陷好人。這是我們黨執政后遇到的一次長時期的深刻危機。粉碎了“四人幫”，本來有了徹底改變這種不正常狀態的極有利的條件，以全面恢復黨的“八大”確立的正確政治路線。很可惜，役有迅速利用這個大好轉機。現在，黨內很多同志都急於要求利用這個好轉機；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轉，還需要一個過程。對這樣一個過程，雖不能操之過急，必須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鬆鬆垮垮，得抓緊。
胡耀邦突然問：毛主席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
他說從十年浩劫一開始，他就在思考這個問題。他建議在座的也好好地想想這個問題。
他說今後在黨校，要真正地廣開言路，真正地實行“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還要加上一條：不裝袋子！切切不可動不動就把一些道聽途說或誣衊陷害人的材料，裝進一個同志的檔案袋！”
他回憶起在延安擔任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長時的生活景象說：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的黨集中了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國民黨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黨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轉危為安，最終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建國后，又湧進了更多的優秀人才，“所以在三年過渡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從1957年開始的二十多年來，一個又一個莫名其妙的政治運動，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人才。沒被坑害的只能裝啞巴，甘當“白痴”；因為“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開不如睡”，談不上還有什麼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和激情來充分發揮他們的真才實學。那麼剩下來的，則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鷹犬了！
所以，胡耀邦說：現在要真正地撥亂反正，首當其衝的就是全面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把林彪、“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只有這樣，才能把數以千百萬計的被迫害的幹部解決出來，才能把壓在各階層人民心頭的大大小小的石頭都搬掉，才能使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生氣勃勃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才能把我們白白失掉的時間補回來。要真正中興我們的黨和國家，非此莫屬！
可是，胡耀邦一轉語氣說，時至今日，還有一些同志並不這樣看。他們以種種口實輕視甚至阻撓這項工作。因此我們應當從理論上闡明這項工作的正義性與必要性。你們可以組成一個班子，搞出一個寫作方案來；文章的題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
得到胡耀邦如此明確的指點，文章經前後十七次修改，定了格，胡耀邦卻讓先放着。
l977年8月18日閉幕的“十一大”，雖然取得了恢復鄧小平一切領導職務的重大進展，但在全面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問題上，卻使人們很失望。
這時，胡耀邦感到，發表那篇文章的時機已經成熟。l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幫”的一周年，《人民日報》以整整一個版面的篇幅全文刊發。
此文一出，石破天驚！一月之內，《人民日報》就收到一萬多封信件和電報，這些來信來電者對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和擁護，人們邊聽廣播邊流淚，認為終於可盼到大天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