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奮起決戰的外圍戰

個人迷信不是真理，強權不是真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象一發’重磅炸彈直奔“兩個凡是”派的主陣地。

吳冷西責難胡績偉；汪東興發表嚴厲講話……但胡耀邦說：“真理在手，心裏不愁，決不後退！”

堅決平反冤假錯案，衝破不準開百人以上大會的壁壘，胡耀邦決定分批召開省市區、部委的“疑難案例座談會”，幾個小會加在一起也成了全國的大會了。

要求複查中央專案和召開全國組織部長會議的問題上，一連碰了幾個大“紅燈”，胡耀邦把中組部的幾位局長召來開了一個會。

胡耀邦說：幾個月來，在好幾位老一輩的招呼下和廣大幹部群眾的呼籲與支持下，我們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步子是很堅定的，但是實際進展並不像理想的那麼快。第一，中央專案組審查對象的檔案材料都在中央專案組手裏，他們不肯交出，也不讓我們插手複查；第二，不是中央管的幹部的案件，我們講話也不頂用，連召開一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組織部長和中央各部委有關負責人會議，以推動一般幹部政策的落實，都得由中央批准，實際上就是不讓開；第三，我們主張辦任何事都得實事求是，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更得實事求是，有人就打出“兩個凡是”’，似乎只要是毛主席定的批的案子。即便不那實事求是，也只好隨他去。

“在這種情勢下，我們應該怎麼辦？”

討論熱烈而活躍。最後議決：

第一，不準開百人以上的大會，就分批召開省市區、部委的小會，叫做“疑難案例座談會”；幾個小會加在一起，不是全國也是全國的大會了。過去打仗連死都不怕，還怕多費口舌多勞累？

第二，“兩個凡是”是可以打破也必須打破的。如果不打破“兩個凡是”，讓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顯的錯誤想法和做法繼續照樣執行，一切的一切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還是讓全國人心渙散、相互戰備、相互鬥來鬥去，我們這個國家的任何主義的現代化都談不上。因此，凡是不願意亡黨亡國的同志，都必須挺直腰板與這種錯誤思潮作鬥爭。立即向部分省市自治區黨委組織部長發通知，請他們帶着一些最棘手的疑難案例來開會，一個又一個的小會接連着開，堅決衝破不準開大會的壁壘。

那麼誰來主持這一系列座談會？

胡耀邦與這幾位局長談話后經過一番思考，決定由中組部調查組的高奇，具體操辦省市區黨委組織部長分批參加的座談會。

高奇是一位中年幹部。胡耀邦曾啟發他注意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勇於實踐，有空多讀書。

多讀歷史，特別要熟悉黨的歷史，“那是現實生活中正確做人的知識寶庫啊！”

這一次，胡耀邦又把他請到自己辦公室，對他說：“你來具體操辦“疑難案例座談會”怎麼樣？”高奇說：“我還沒主持過這樣的會，中央又沒有解決疑難案件的政策界限。”

“政策界限一時還沒有，”胡耀邦說，“這得靠我們去討論實踐。我現在只能給你四個字：實事求是。你就按這個精神去掌握。”

高奇仍面有難色。他說：“您已知道我資歷淺，而座談會要研究的案例，許多都是省部級領導幹部的問題，我……我……”

因為會期已臨近，胡耀邦畢竟有些急。他快步走到高奇面前，指着他說：

“你還記得《論語》中的這句話嗎？‘見利思義，見危受命’。還有，李大釗同志有一句名言：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你這也是見危受命，去擔起我們黨的道義。在目前形勢下，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再說，如果以後形勢有了‘重大變化’，首先處分我，然後再處分你，怎麼樣，因為是我叫你乾的！”

高奇被深深地感動了。他覺得，胡耀邦的這一言一行，都透現出一位真正共產黨人的非凡膽略和勇氣，對黨對人民的極端負責精神，他應該學習。他霍地立起身，握着胡耀邦的手：“胡部長！您放心，我一定盡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見辦好這件事！”

哪怕政策落實得只快一天，就等於被盪實政策的同志和他們的親

屬少過“一年”的苦日子；因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

在座談中說到“疑難”案例，大家說得最多最難辦的，差不多都是同一個人既強烈反對林彪、“四人幫”，又稍帶批評了毛主席的一些錯誤和對毛主席有些怨聲怨語。如有個人說：“我看林彪有野心，就像當年赫魯曉夫一樣，早晚會壞事壞在他身上。”“劉少奇、鄧小平都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中央有什麼分歧，可以坐下來開誠佈公地交換意見，為什麼一定要打倒？”“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頂峰’，我就不同意。‘頂峰”，馬克思主義還怎麼發展？”“江青憑什麼當中央文革負責人？“早請示、晚彙報，像念經似的。這是搞迷信，很庸俗！”這個人被判了死刑。

有人響應號召“狠斗‘私’字一閃念”，說了一些心裏話。他對毛主席在“反右’中說的“引蛇出洞”、“陽謀”，等等表示“一度不夠理解”；他認為我們的黨“為什麼不反對個人迷信？”這樣的人，竟也被開除了黨籍，判刑十五年。

有人極其強烈地憎恨林彪、“四人幫”瘋狂地製造現代迷信，喊出了“反對個人迷信、反對個人崇拜”的口號；理由是：“黨的領袖也是黨員，共產黨不要‘黨皇帝’。”他還說：“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是亡黨亡國的路線。”“‘文化大革命’讓黨組織癱瘓，全體黨員靠邊站，整個黨的幹部挨整挨斗，這是嚴重的反黨事件。後遺症已逐步暴露，後果將不可收拾。好人受氣，壞人上台，黨國全變。不正之風愈加嚴重，人民生活愈加下降，供應愈加不足。”“江青！還我八億人口的文藝生活！民族文化，傳統文化，必須恢復！不能全盤否定建國十七年的文化藝術電影戲劇！”“沿黨的‘八大’路線前進！”這樣的人，立即招來慘不忍睹的殺身之禍。

這樣的案件，各地都有，有的多達數千起。

罹難者中有幹部、工人、教師、學生，也有職務較高的老黨員、幹部、老紅軍。他們都被冠以“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或“瘋狂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或“兇惡的階級異己分子”，等等。按照毛主席“圈定”的《公安六條》，多數均被處以極刑立即執行，輕的也被處以死緩、無期徒刑和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粉碎了林彪、“四人幫”兩大反革命集團以後，儘管這些受害者的遺屬或倖存於囹圄的受害者本人不斷地申訴要求複查平反，許多熟知其情的幹部群眾也為這些受害者大喊冤枉；但由於“兩個凡是”論的出現，絕大多數辦案人員都覺得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禁區，誰也不敢貿然向前邁一步，致使這些受難者的親屬至今仍在痛苦的深淵中無力自救。有的父母雙亡的孩子到處乞討，有的老母親懸樑而去，有的母親整日在黨政領導機關大門前發出撕肝裂肺的冤喊，有的全家絕望至極而全都服毒自殺……

每述及這類冤情慘景，敘述者往往飲泣梗語，聽者幾乎無不動容且淚水漣漣。但對這類“疑難”大案，究竟如何了斷才更情理俱合，座談者又往往面面相覷，莫衷一是。

對此，胡耀邦所說卻出人意料的簡單。他說：對待所謂“惡毒攻擊”和發表不同的思想認識與批評意見，應有嚴格而科學的區別。嚴格這種區別，就是探求真理。在探求真理的過程中，在追求認識的發展上，永遠不能設有任何“禁區”；否則，馬克思主義就只能停步不前了。我們的同志絕不能作繭自縛，在真理面前設下一個又一個自認為不可逾越的襟區”……

這樣的座談會一共開了三次，從1978年2月下旬起到4月下旬結束，共研究了一百多個疑難案例。每一次前一個會議剛剛接近尾聲，后一個會議的與會者就已到中組部報到，使三個座談會開得十分緊湊。在這前後會相接的短暫間隙，胡耀邦對中組部參加會議的同志鼓勁說：“我們辛苦些，緊張些，哪怕政策落實得只快一天，就等於被落實政策的同志和他們的親屬少過‘一年’的苦日子；因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話說人人都應該將心比心。我們當年在幹校是啥滋味？”

幾乎與此同步，胡耀邦請另一個人主持

的、也分三批召開的中央與國家機關二十多個部委落實政策的座談會也順利結束。這三個座談會，共研究了八十多個疑難案例＿

每一次座談會結束，胡耀邦都向即將分手的同志說上幾句話。他再次強調：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必須全黨來抓，從中央到省、地、縣，四級黨委一齊抓。這種座談會的方法，可以層層推廣。務必要搞清事實，實事求是，作出結論。

胡耀邦在座談會上的這些講話，使每一個參加座談會的同志都感到思想大解放，原則很明確，對平反冤假錯案是個大促進。他們回去之後都作了認真詳細的傳達。

1978年8月上旬，中組部的《組工通訊》，又對所謂“惡攻”和一般認識問題作出了有文字可鑒的明確劃分，使這類被視為“禁區”的疑難案件的平反，紛紛化險為夷。

個人迷信不是真理，強權不是真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象一發重磅炸彈直奔“兩個凡是”派的主陣地。

如果說到此為止，胡耀邦與中央黨校和中組部許多同志的一切努力只是推倒“兩個凡是”論的外圍戰，那麼對“兩個凡是”論的直接交鋒，則是隨之而來的“真理標準”的全黨全國大討論。

上面提到，在疑難案例座談會的一年前，即1977年4月，尚未復出的鄧小平就率先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列主義。4月10日。他在給中央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及黨中央的信中說，應當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

當時在中央黨校主持校務的胡耀邦，積極指導黨校講授哲學與黨史的同志，深人研究這一課題。

胡耀邦明確提出研究“文化大革命”並非自此刻始。早在這之前數月，即1977年5月7日，在中央黨校的整風會議上，他就針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烏煙瘴氣明確提出，應把被“四人幫”顛倒了的是非重新顛倒過來；後來又具體地說，“把被‘四人幫’顛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線是非再顛倒過來。”這

就是說，要用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去總結“文化大革命”，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8月25日，中央黨校在胡耀邦倡導創辦並直接指導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9期，就刊發了一篇經胡耀邦審定的批評“風派人物”的文章。文章說這種人“對待是非，不是以客觀實際為準，而是以‘小道消息’為準，以某些‘權威’的意見為準，以報紙刊物上的提法為準”。這等於又一次提出用實踐檢查真理的問題。

這樣，在當年11月，中央黨校的哲學課堂上，就開始批評過去多少年以個人迷信取代了實踐檢驗、用強權標準代替實踐標準的錯誤做法。

當年12月2日，在中央黨校教育長馮文彬主持的學校黨委會討論黨史教學計劃時，胡耀邦又針對一些人的不同議論，多次插話或講話。他說：“因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確的，這是什麼‘論’啊？”“我看這十幾年的歷史如何，不要根據哪個文件、哪個領導人的講話，而應該看實踐嘛！”

馮文彬當即表示完全同意胡耀邦的講話。

他說：“要研究黨史，就應該恢復黨的傳統，敢於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如果腦子裏還有舊的框框、精神枷鎖，就研究不好。”

就在這個會議上，胡耀邦佈置哲學教研室主任吳江等同志搞一個新的黨史教學方案，起草成一個文件。

1978年1月18日，吳江將起草好的文件初稿，送請已去中組部但仍兼任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審定。胡耀邦提出：應當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完整體系和精神實質為指導；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路線的正確與否，不單純是個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要由實踐的結果來證明。

在胡耀邦提出這種真理標準“，並指導《理論動態》初步發表一些有關文章的過程中，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等人，從“十年內亂”給全國教育戰線的嚴重摧殘和***“四·五”運動之被殘酷鎮壓等事實出發，也認為必須在理論上和認識路線上，找出一個明確區分路線正誤是非的標準。同時，胡福明應（光明日報）所約，於1977年秋天寫成了《實踐是檢查真理的標準》一文。

1978年3月，中央黨校開始組織全校八百多名學員，討論研究黨史的那個指導文件。

在討論中，發生了一些爭論。少數學員仍主張以黨的“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為依據來評價“文化大革命”，明顯地傾向於“兩個凡是”。

一、據此，吳江佈置理論研究室的同仁孫長江，為（理論動態》寫一篇針對性的文章。孫長江以耀邦的多次講話為依據，寫成了這篇文章，題目叫《實踐是檢查真理的唯一標準》，與南京的胡福明可謂不謀而合。

正當吳江等人研究孫長江的這篇文稿時，中央黨校高級班學員楊西光——原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復旦大學黨委書記，被中央任命為《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在黨校學習半年，曾兩次與胡耀邦深人交談，‘支持用實踐標準來總結黨的路線鬥爭的是與非。他到《光明日報》履任后，才知道《光明日報》已約來南京胡福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並經報社編輯部作了五次修改，他感到文章的份量還不夠，沒有着力突出這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僅僅是個哲學命題。同時他知道黨校的孫長江在寫同一主題的長文，遂通過吳江邀請孫長江到《光明日報》，幫助修改胡福明文。吳江囑咐孫長江：盡量把兩文捏合成一文。

孫長江勤奮思考把兩文融合成一文後，仍以他自己原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題，兩次送胡耀邦審改。

與此同步，為紀念“五四”運動五十九周年，胡耀邦又組織中央黨校的同志撰寫了《科學與民主》一文。

這篇也強調了“實踐”的文章，於1978年5月4日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在《人民日報》上如期發表。5月11日，《光明日報》也以“特約評論員”名義，隆重推出《實踐是

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篇文章。當天新華社全文播發，次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全文轉載。這立刻在國內外引起強烈震動。

但在國內，也有人認為這是“砍旗”、“丟了刀把兒”、“反對毛主席”。

吳冷西責難胡績偉；汪東興發表嚴厲講話……

但胡耀邦說：“真理在手，心裏不愁，決不後退！”

在《人民日報》轉載這篇文章的當天夜晚，“文革”前的新華社社長和《人民日報》前總編輯吳冷西，就在電話中給當時的《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提出了嚴厲指責。他認為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文章提倡懷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對真理不存在。真理在開初提出時難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對嗎？

5月18日上午，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召見中宣部部長張平化、副部長熊復、《紅旗》雜誌總編輯王殊，宣佈熊復接管《紅旗》，並說：理論問題要慎重。《人民日報》就很不慎重。特別是講實踐標準和按勞分配兩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黨內外引起議論紛紛。

（對這兩篇文章，事先）我們都沒有看過。這是哪個中央定的？按勞分配這樣大的問題。牽涉到黨的政策，怎麼能不送審呢？實踐標準一文很不好，矛頭是對着毛主席的。（我們）要捍衛毛澤東思想，平化同志你要把關。

很顯然，這是一次發動並佈置圍攻“真理標準”一文的談話。這對爾後的一些地方阻撓和壓制“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實起了“打氣”作用。

當天下午，張平化就把參加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各地代表團團長——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或宣傳部長，召集到當時中宣部所在地釣魚台東門內的一座樓里開會，傳達了汪東興的談話。張平化說：關於實踐標準那篇文章，我聽到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一種是很好，一種是很壞。我看了一遍，還沒有摸透；至少證明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來看一看。不要以為《人民日報》發表了，就成了定論了。

今後不管《人民日報》或新華社發出的稿於，只要有不同意見，都可以議論，並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說過，不論從哪裏來，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態不要隨風倒。應該按真理辦事：是真理就堅持，不是就不要堅持；態度要鮮明，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有什麼事情向中宣部打電話、捎口信，都可以。

與此同時，胡喬木去了富強衚衕6號胡耀邦家，對胡耀邦說：“爭論是你挑起來的。我不同意再爭論下去，再這樣爭論下去、勢必要造成黨的新的分裂！

6月9日，汪東興以黨的副主席身份，直接找胡耀邦和陳野蘋談話，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和吳德也在座。這次談話當然不是對胡耀邦進行表揚。

6月15日，汪東興又召開中宣部和中央新聞單位負責人會議，發表了嚴厲講話，幾次點了胡耀邦的名和胡耀邦組織的幾篇文章，並對《人民日報》作了一系列批評：

一、《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關於落實幹部政策的幾篇文章講得不對，只講了一面而沒講另一面，沒有分析，好像有一股氣，在出氣。打着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報紙上那麼樣寫，要注意。我給耀邦說，要他在報上寫文章要注意。報紙好像什麼都要翻案……這樣翻，將來老百姓要算賬的。對紀念總理的文章，有的講過頭了，有的還是假造的。

二、《人民日報》記者余煥春（全國政協委員）在政協的發言，竟認為***的案子（1976年“四五”運動）還沒有徹底翻過來。

這明明毛主席說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誰呀？

三、《人民日報》在《剛剛召開過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期間，對鄧副主席的講話，在標題上用了“精闢闡明”，而葉副主席講的話，

華主席講的話，為什麼就不標出“精闢闡明”呢？

四、（《以民日報》轉載的）徐遲寫陳景潤的那篇文章，對“文化大革命”那樣寫，對嗎？徐遲還寫了一篇周培源，對北大怎麼能那樣寫？北大是毛主席抓的點嘛！

這一系列批評，雖然沒有明確提及“真理標準”問題上的重大分歧，但通篇依然突出地強調了“兩個凡是”的不可動搖性，其要害是：

“好像什麼都要翻案……這樣翻，將來老百姓要算賬的”“明明毛主席說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誰呀？”

可是，千百萬的冤假錯案弄得天怒人怨，不翻過來能行嗎？莫說在這撥亂反正的關鍵時刻，就是在“摔死林彪”，到“活捉‘四人幫’那個變幻莫測的年代，胡耀邦就為如何才能替天下冤苦人助一臂之力而朝思夕慮着。那時他的態度就是“多讀書，不出門；有人來，不關門”……無論親疏遠近，來者一律不拒，為許多遭受迫害的老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平反昭雪或恢復工作而操心勞碌，或出主意，或轉材料，雖然從幹校回京後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自個兒一直在家裏被掛着沒工作。以後在1975年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江青等人曾發出這種威脅性的信號：“在北京，有幾個專門搞右傾翻案的地下聯絡站，胡耀邦家就是一個！”

然而胡耀邦當時泰然置之。這一次，汪東興又向胡耀邦他們發出了警告：接受教訓，下不為例！把矛頭對準毛主席，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但是，爭論的實質並非如此！

現在江青之流都已去了該去的地方，整個神州大地要求實事求是、真正遵照真理辦事的強烈呼聲猶如山呼海嘯的時候，汪東興等人還片面地認為這是對着偉大領袖毛主席的。

在這之前兩個月，汪東興就似乎按照這個邏輯，堅決不讓胡耀邦對新華社《內部參考》一篇報道的震撼人心的批示公開見報。

那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正處於緊張修改完善階段的4月2日，《內部參考》刊登了新華社吉林分社副社長康國志的一篇報道——“長春光機所前主要負責人單奎章殘酷迫害科技人員製造的冤案得到昭雪平反”。

4月8日，胡耀邦看到了這個報道，立刻從歷史的高度作了一個相當長的批示。他批道：

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材料。對我們黨的幹部人事部門、政治部門都有深刻的教育意義。我們黨從有政權以來，已經有五十一年的歷史了。五十一年以來，經常出現這樣或那樣的極其錯誤的審干政策和肅反政策；在錯誤路線的統治或干擾下，這種政策可以發展到極端荒唐、極其野蠻的地步。這個材料就充分說明了

這種情況。這是什麼原因？我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同壞人當權有關，同我們平時教育不嚴有關，同人們的法律觀念不強有關，一句話，同我們的整個經濟、文化落後有關。因此，我們的幹部部門、政治部門應該經常注意用這種反面材料教育我們的同志，以提高我們這一方面的政治和文化水平。

新華社編輯部得到了這一批示，當即給吉林分社康國志掛了長途電話，要他火速來京把這篇《內參》稿改為公開廣播稿，並將這個批示作為《新華社編者按》，冠於廣播稿前。

《人民日報》聞訊，也按照這個批示的內涵寫了一個短評，將配合這篇廣播稿一齊見報。兩大新聞單位的這一默契，得到了全面支持中國科學院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和密切關懷知識分子與民主黨派人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烏蘭夫等人的支持；但是到了分管宣傳的黨的副主席汪東興面前，這《編者按》和短評被全部砍掉。新華社在當月28日只光溜溜地向全國播發了這篇報道，第二天的《人民日報》在第二版左下角予以見報——《吉林省委徹底昭雪長春光機所“特務”冤案，“‘四人幫”的爪牙、冤案直接製造者單奎章將依法嚴懲》。

當時一些知情人就說，誰想全面地恢復實事求是、徹底地撥亂反正。“兩個凡是”論者必然起而阻撓與遏制……

在下面，也有一些人在“頂牛”。山東煙台地委宣傳部的一位同志問山東《大眾日報》理論部副主任：“為什麼《大眾日報》不宣傳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位副主任說：不是我們不宣傳，而是省委負責同志不準報道，理由是要“看一看”。

在上海，上海市委對“真理標準”問題，從5月中旬到9月中旬長達4個月，在全市的理論宣傳系統沒有組織過一次討論。報紙上除轉載新華社發出的文章外，沒有登過一篇有關“真理標準”的文章。市委宣傳部長在一次會議上說：“對這個問題的重視，總不能超過（清查‘四人幫’餘黨的）第三戰役吧！”這位部長竟把這沒有任何矛盾的兩件事對立起來。

七、八月間，群眾再次廣泛要求組織討論，這位部長又說：“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沒有收到中央文件，所以不組織討論。我們只能按中央文件辦事嘛！”9月初，這位部長又借中央四十八號文件借題發揮說：“現在最主要的任務是‘高舉’。在國內有一股風，企圖**毛主席。中央報刊上兩篇文章，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是不妥的……”

真是上上下下，阻力重重。但是胡耀邦對甘願跟他“下油鍋”的同志說：“真理在手，心裏不愁，決不後退！”

“真理標準討論”捷報頻傳，各路“諸候”紛紛表態，“兩個凡是”派陣營在理論大軍筆鋒之下土崩瓦解，拿不出一篇反攻的文章。

1978年5月13日，即吳冷西打電話批評責難胡績偉的第二天，胡耀邦在自己的家裏，請來《理論動態》和《人民日報》的一些同志開了個小會。《人民日報》的同志介紹了吳冷西的電話內容，胡耀邦與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起來。一些同志提出，對“砍旗”與“反對毛主席”之類的謬論，必須公開批駁。胡耀邦想了想，支持這個意見，並出了個題目，叫做《歷史潮流滾滾向前》。

胡耀邦說：這篇文章要從真理越辯越明談起，闡明歷史潮流是無法抵擋的。“我們的民族經歷了‘文革”如此深重的大災難，反面教育如此之深痛，在今後幾十年，若再重複這種災難與倒退，人民是定難饒恕的。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最後胡耀邦強調：這篇文章要把歷史潮流是怎樣地不可阻擋這個道理，說深說透。

6月2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尖銳地批評了“兩個凡是”思潮，十分明確地支持“真理標準”的討論。

6月16日，就在汪東興召集中宣部和中

央新聞單位負責人開會，提出一接受教訓，下不為例”警告的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刑賁思的文章——

《關於真理標準問題》，新華社立即轉發，《光明日報》、《解放軍報》等全文轉載。

專門反駁“兩個凡是”論者對“真理標準”一文責難的首篇重頭文章，是由吳江撰寫、孫長江參與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由於汪東興已對各報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了禁令，為減輕胡耀邦和《理論動態》、《人民日報》、恍明日報》已受到的壓力，這篇文章得到了已恢復中央軍委秘書長職務的羅瑞卿的大力支持。他赴德國動手術之前，還專門為這篇文章的發表給胡耀邦打電話說：“如果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不幸他這一去，在手術台上與世長辭，這個電話成了他給胡耀邦的最後一句遺言。

6月24日，《解放軍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這篇一萬六千字的文章，《人民日報》同日全文轉登。

這篇文章首先揭露了林彪、“四人幫”對理論與實踐關係的根本顛倒；闡述了理論指導實踐的過程，就是實踐檢驗真理、使理論得到補充、糾正、豐富和發展的科學依據；然後針對“真理標準”討論后出現的種種指責與非難，發表了鮮明有力的不同意見。

文章也不客氣地指出：改變一些舊口號往往很不容易。其原因，除了人們的思想往往落後於實際這一點以外，還因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這些舊口號聯繫在一起的緣故。這些人，他們口頭上說的是擔心某些舊口號、舊提法的修改，會導致整個革命和整個理論的否定（顯而易見，這不過是一種天方夜譚式的飾辭），實際上是害怕自己某種個人的東西會因此受到損害。

6月30日，《理論動態》與《人民日報》同時發表了經胡耀邦審定、署名“岳平”（特約評論員的諧音）的《歷史潮流滾滾向前》，從歷史發展規律的高度批評了“兩個凡是”，同時也對一切反對“真理標準”的種種議論作了總回答。

7月15日，第七十三期的《理論動態》，發表了韓樹英的《“一分為二”是普遍現象》一文，文中也有“真理也是一分為二”的小標題。

7月21日，鄧小平找張平化談了話，要他對“真理標準”的討論不要設禁區、下禁令。

7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邢賁思的又一力作《哲學的啟蒙和啟蒙的哲學》，把“真理標準”的討論推向更深的層次。

這天下午，鄧小平找胡耀邦談了一個多小時。鄧小平說，“真理標準”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來爭論，其根源就是“兩個凡是”。《理論動態》的班底很不錯，這些同志很讀了一些書，不要搞散了。這是個好班子。

也在這一天，新華社的《內部參考》，刊登了該社黑龍江分社記者孫銘惠的報道，介紹了中共黑龍江省委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一“真理標準”的情況。

胡耀邦當天看到了這份《內參》，立即提出給中央黨校每個學員小組發一份。胡耀邦這樣做，對學員們的思想大解放起了重要作用。

後來新華社又將這篇《內參）稿改為公開電訊播發全國。《人民日報》於第二天在頭版頭條刊載時用了這樣的大字標題。《中共黑龍江省委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真理標準和民主集中制問題》，在全國引起廣泛反響。

7月23日下午，胡耀邦在家裏向《理論動態》的同志傳達了頭天下午鄧小平對他的談話。胡耀邦說：有些人一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大吃一驚，一聽說《“一分為二”是普遍現象》又大吃一驚。對這樣一些基本道理，一些老同志淡忘了，一些新同志根本就不知道。因此，要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就很需要哲學的啟蒙和啟蒙的哲學了！

過了幾天，胡耀邦又召集《理論動態》的同志開會，佈置撰寫關於“真理標準”討論的又一篇重頭文章，即《一切主觀世界的東西都

要經受實踐的檢驗》，由王聚武執筆。此文經幾次討論，胡耀邦幾次修改定稿，發表於9月10日《人民日報》和第八十四期《理論動態》，新華社立即轉發全國。

這些文章，不但為全國大多數省市自治區報紙和中央一級的大報所轉載，還引發更多為“真理標準”而吶喊的文章。在《人民日報》上，先後發表了《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

《民主和法制》、《一定要把林彪、“四人幫”連在一起批》、《打開理論工作的廣闊天地》、《把理論研究的空氣進一步活躍起來》、《堅持社會主義的民主原則》、《奪取揭批“四人幫”鬥爭的全勝》、《天才論與實踐論的鬥爭》、《理論工作唯一正確的方針》，等等；《解放軍報》、《光明日報》和《哲學研究》等報刊的文章分別有：《斥林彪所謂“句句是真理”》、《林彪、“四人幫”的流毒非肅清不可》、《評所謂“專家路線”》、《在理論工作中要發揚科學精神和民主作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黨史陳列部的同志，也在報上發表了題為《實事求是地宣傳黨的歷史》的文章。

到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前夕，全國已有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公開發表文章支持“真理標準”大討論。這正如（歷史潮流滾滾向前）一文中所說的那樣：人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歷史潮流不可抗拒。“真理標準”問題在全國範圍的討論十分廣泛而熱烈。

對這樣一個大好局面的出現，有人評述其原由說：除民心所向，最重要的因素之＿，是在胡耀邦的組織指揮下，迅速形成了一支健康的理論大軍，湧現出一批優秀人才。這支大軍簡直所向無敵，筆鋒銳不可擋。統治中國多年的“左”傾理論，以及妄圖在新時期繼續堅持這種錯誤理論的“兩個凡是”，在這支大軍的橫掃下，頃刻間土崩瓦解，連一篇反攻的文章都拿不出。

如是，直到9月中旬還在“等等‘中央指示”’而拒不宣傳討論“真理標準”的中共上海市委。也不得不趕忙登出幾篇表示認同“真理標準”的文章。以應付一下“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