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走出煉獄
在“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到：一九六七年夏天，也就是所說的“形勢大好，越來越好”的時候，正是“文攻武衛”和“全面內戰”最激烈的時候。從南方的天涯海角，到北方黑龍江邊陲的漠河，從東海的明珠上海，到西方的帕米爾高原，在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各省、市、地、縣，為了奪權，全都分為誓不兩立的兩大派。各派都為自己起了正常的（如“延安”“井崗山”、“大聯合總部”）或者奇怪的（“如”屁派“、”好派“、”轟派“等）名字。在”全面內戰“高潮時，也正是”打（內戰）、砸（砸監獄、黨政和政法機關）搶（搶軍隊的武器）“的時候。雙方都說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是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也都攻擊對方是”保皇小丑“等等。所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和”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打得你死我活；”延安造反兵團“和”井崗山造反兵團“拚個不共戴天。他們喊着同樣的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誓死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堅決和保皇派血戰到底！“因為雙方都搶了軍隊的武器庫，連大炮、坦克都用上了。……這種怪現像，無論在中國或世界歷史上，都是”前無古人“──恐怕也不會”後有來者“了。
到了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劉吉有為首的省委造反派，聯合各省直機關，成立了一個名為“革命到底”造反兵團。其對立面是號稱二十萬大軍、由各中專技校組成的“長征紅衛兵”。這幫“紅衛兵小將”，在武鬥中最為兇狠。有一次攻擊省委辦公大樓，死傷了數十人，仍然不肯停止進攻。和解放戰爭中四平的攻堅戰十分相似。
經過十多天的攻擊，劉吉有眼看守不住了，和“兵團”的頭頭們商量，要把“部隊”轉移到某個和自己有同一“觀點”大學校園內死守。那裏築有堅固堡壘，易守難攻。大家取得一致意見后，隨即商量對他們掌握的省委走資派的頭頭們應如何處理？當時因為忙着“內戰”，很長時間沒有批鬥他們了。但是他們認為，手中握有這批“走資派”，是一筆“財富”，現在由他們批鬥，將來建立“革委會”的時候，再由他們“解放”、“結合”。劉吉有提議：暫時把他們送到監獄裏關起來，將來建立“革委會”時再說。
那時，公、檢、法機關，都被“砸爛”了，公安局長、法院院長、檢察院長、法庭庭長，個個被批鬥、關押，他們的“罪狀”都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想揪誰就揪誰，想斗誰就斗誰，真正是無法無天的日子。劉吉有給屬於“一個觀點”的市郊某監獄的造反派頭頭，寫了個條子：（按照當時寫任何文件、信件的“格式”先引了一段語錄）：
最高指示：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就是革命派，什麼人站在
反革命方面，就是反革命派。
宋高潮革命戰友：
現將省委大走資派、彭德懷死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張敬懷暫時寄押你處，
等待以後批判處理。
謹致
文化大革命敬禮！
革命戰友劉吉有年月日
沒有任何法律文件，就這麼一個紙條，張敬懷進了監獄。因為監獄只管關押犯人，不管別的。這樣，張敬懷在監獄裏，一直關着。當時全國農村公社書記以上的，工廠車間主任以上的幹部，百分之八九十，都打成“走資派”，當時的“敵人”也真多，有一句順口溜可以說明：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務）、走（資派），外加一個“臭老九”（知識分子），一共九種敵人。成立的專案組，千千萬萬，張敬懷的案子，只是千千萬萬之一罷了。從一九六七年的“全面內戰”，“你方唱罷他登場”的奪權，後來號召全國造反派大聯合，建立革委會，誰還記得“張敬懷”這個案子呢？
這樣，他在監獄裏一關就是九年。沒有人開他的批鬥會，沒有人要他寫“交待材料”，也沒有人審問過他，他周身是傷，也沒有醫生給他看病。每天“放風”時見見太陽是最幸福的時刻。
為了看到文化大革命到底怎麼收場，張敬懷決心活下去。他每天堅持鍛煉身體。人的生命有時候很脆弱，有時也很頑強。幾個月後，他居然能站起來走動，慢慢恢復健康了。但是，最使他難於忍耐的是時間太難熬煎了。他住的房間，窗戶全用報紙糊死了。他向看管人員要求看書看報，得到的是一頓訓斥。他熬過時間的方法，一是在室內做操，二是面壁默默數數：“一，二，三，四，五……”一直數下去。有時數到一百或二百，忽然發現數亂了，再從頭數，按一秒鐘數一個數，一小時數三千六百下，有一次居然數到一萬二千五百三十四個數，都沒有亂。為創造了這項“新紀錄”，他高興了大半天。他常常追求創造更高的紀錄。
他不知道外面在發生什麼事，文化大革命發展到了什麼地步，也不知道哪天是幾月幾號，更不知道星期幾。他和外界完全隔絕。可是每過一天，他早晨就在牆壁上畫一個道道……時間就這樣流淌過去了。
他也經常問問：“什麼時候審判我？”
看管人員只是狠狠地訓斥他兩句話：
“你老實點！”
“不準亂說亂動！”
因為沒有任何關於他的“罪行”的法律文件，監獄什麼情況也不了解，只負看押他的責任，連一次談話要他交待問題也沒有過。原來住的監獄，他已經記不得住了多少天。據說是因為武鬥，後來他又轉移到了另外一個監獄。他仍然每過一天在牆壁上畫一道。可惜他不記得在以前的監獄中，畫了多少道道了。好像“斷代史”似的，這真是一大遺憾。
令他想不到的是：形勢急轉直下了。
有一天，兩個軍官模樣的人突然向他宣佈：“張敬懷，你可以回家了！”
事情來得太突然，他一時反應不過來，問：“怎麼回事？”
“我們也不知道，叫你回家，你回家就是了。還問什麼？”順手遞給他一個釋放證。
張敬懷遲疑的問：“我到哪裏去呀！”
“你從哪裏來，就回到哪裏去！”
張敬懷不再多問。他來監獄的時候，兩手空空，現在出監獄，仍然兩手空空。
那床破被褥，還是監獄借給他的，從來沒有拆洗過。他沒有可以向誰告別的，他惟一的一件事是要再數一數牆上畫的道道。他數了好幾遍，才清楚：啊！二千九百二十一道杠！是八年，八年抗戰呀！八年，我們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我在這裏數了八年數！這八年，他好像被世界忘記了。他這個“大案”，“要案”，就這樣不了了之？
張敬懷出了牢房，向門外走去，他這才知道這是一個很大的院子。院內有幾十座平房。一圈很高的大牆上，繞了電網。他走出大院時，把釋放證給警衛看，警衛一點頭，表示認可。他通過狹窄的小門，走出院子。他回頭。又看了一眼那院子，忽然想起，憑印像，這是座早年他也帶領部隊參加修建過的監獄，那時哪裏會想到，自己要在這裏住八年呀！
他走了一段路，站定腳步，往上一看，天怎麼這麼藍呀！難道天是藍色的嗎？不，天並不總是藍色的。他有時會陰雲密佈，有時會電閃雷鳴，暴雨瓢潑。但現在天上飄着幾片白雲，分外美麗。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美麗的白雲。空氣怎麼這麼新鮮呢？他深深呼吸了幾口。怎麼也呼吸不夠。
“總會過去的。”這是八年中鼓勵他活下去的默念的口號。
監獄的大門外是一條小街。他見牆上貼着許多標語：“沉痛悼念毛主席！”
“慶祝粉碎四人幫！”
“打倒王、張、江、姚反黨集團！”
“哦！形勢已經大變了！”他想。那些標語，經風吹雨淋，已經斑駁不清，可見這些形勢的大變化已經發生好久了！
他不知道在這八年，外面世界發生的這些天翻地覆的變化，是怎樣一個過程。
中國政壇演出了怎樣的悲劇，喜劇或鬧劇。
他問了過路行人，才知道自己是在順陽市和省會海天市之間的郊區。這裏距省會不到五十公里。過去是有長途汽車的，可是他從來沒有坐過。他又問過路行人，打聽到汽車站，他身上還裝有以前每月發的幾十元生活費，買票上了公共汽車。汽車向省會海天市馳去。
汽車進入海天市區，他在長途車站下了車，看着那縱橫交錯的街道，穿梭般的車流，張敬懷像進入迷宮那樣，連方向都辯認不清了。從他參加解放這個城市起，在這裏已經住了三十多年，他從來沒有坐過公共汽車，甚至不知道怎麼買票，也不知道回家的路怎麼走法。他問了過路行人，才明白回到他家要換兩次車，到一座大商店往右拐，走一段衚衕，然後就是他的家了。
他按照人們的指點，果然看見了他住過的四合院。然而卻面貌全非了。
院牆已經破敗不堪。隔着不高的院牆往裏看，四合院已經一分為二，在正當中，砌了一道牆，門也分成兩個。房子好像已經很久沒有修繕過了，房頂的瓦楞上長滿了草。他敲了敲門，裏面沒有回應。原來過去為了保衛張敬懷的安全，附近五十米內沒有蓋房子，也就沒有鄰居。他回頭走到五十米開外的一座平房門前，敲開一家老百姓的門。他忽然想起來了：他剛搬進小院的時候，有兩三次吧，在春節時，他去向鄰居拜年。有秘書，警衛員陪着。他沒進屋時，人家熱熱鬧鬧的，他一進屋，人們都知道他是一個大官，便十分拘謹，大家都忽地站起來，像一群塑像似的，紋絲不動，他覺得尷尬，以後也就不去拜年了。
隨着輕輕的敲門聲，那個他曾經拜望過的近鄰的門打開了。是一位和善的老太太，一見他就認出來了：“呵，……是你，你回來了？進屋坐，坐！”
這老太太沒有像造反派那樣對他“怒目金剛”，令他十分感動。他沒有進屋，急切地說：“我們家裏的人呢？”
老太太說：“都下鄉了，聽說是走’武器（五七）道路‘。你那房子，在奪權時候，兩派頭頭，還發生過武鬥。嚇得我們不敢出門。你喝水，喝水。”試着很麻利地為他倒了一碗水。
他覺得這位老人家不會知道很多情況，喝了碗水，便告辭出來。他想，既然監獄釋放我時，讓我從哪裏來，還回到哪裏去，我當然是應當先到省委機關報個到。問問確切情況再說。
他走了有三十分鐘的路，到了省委機關，門外掛着“革命委員會”的大牌子。
兩個衛兵分立兩旁。他向衛兵詢問，衛兵示意他到收發室。
收發室老頭認識他，也很熱情：“你回來了，請稍等，我給單主任掛電話。”
不多時，單主任出來迎接了。好像十年中一切都不曾發生過一樣，他熱情地說：“啊，你回來了。張主任知道你今天回來，叫我在這裏等你呢。跟我來。”
“張主任？哪個張主任？”他問。
單主任說：“就是以前的張環友書記，建立革委會時，結合’進革‘的。現在是省革委會的副主任。”
張敬懷明白了。這位張環友同志，是原來一位副書記。因為對一把手有意見，“文革”前，長期不上班，基本上是處於“靠邊站”的狀態。“建革”時，原來主持工作的省委領導人凡是有水平有能力的，都被打倒了。按照“建革”的“三結合”原則（造反派、解放軍、老幹部），總要有一個老幹部參加。對於原來的當權派，到底結合誰，各派難於達成協議。張環友這些年沒有工作，當然也沒有錯誤。有人還說：張環友是受舊黨委迫害的好乾部。他在“文革”中又沒有參加任何派別，有人一提出他作為結合對像，各方很快達成了協議。張環友便撿了個“新生紅色政權”省革委會的副主任。
單主任領着他往大樓里走，有許多認識他的幹部，有人感到驚奇，有人走到對面，卻轉過臉躲着他，也有人問：“你出……回來了。”
單主任把他領到一個大辦公室。原來的張副書記，現在的張副主任，正在批閱文件，一見他就問：“你回來了？好！”很熱情的樣子。又接着問：“身體怎麼樣？”
“還可以，還可以。”他隨便答。
單主任馬上給他倒了一杯茶。
張主任告訴他：“敬懷同志”
這位現任革委會的領導，居然稱他為“同志”（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就沒有人這麼稱呼他了）這使他甚為感動。
張環友誠懇地說：“你的問題不歸咱們省里管。上邊叫放人，我們就放人。
至於以後的事，只好等上邊下了文件再說。你先住在招待所等吧！你到財務處把工資領出來。我這就給你開個條子。還有，最近要開’三種人‘的批鬥會，你可以參加。”張主任回頭，向單主任交待，“給敬懷同志一張門票。”
張敬懷沉吟了一刻：“我的問題，……怎麼個說法？”
張主任說：“現在問題一大堆，你的專案材料也不在省里。耐心等着，看上邊是怎麼個說法吧！”
“我愛人和孩子呢？”
“艾榮同志和孩子走’五七道路‘了，現在都在鄉下。我們已經做了安排，先讓她們回來。我估計，一個星期就到。”
辦公廳單主任說：“走吧！咱們先到財務處把工資領出來。先解決吃飯要緊。”
張敬懷便和單主任一起到了財務處。現在的財務處長，是原來的一個老會計師，姓孫。張敬懷過去從來沒有和財務處的人打過交道。但孫處長認識他，一見面也問：“你回來了？”
張敬懷點了點頭。
他又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無論開什麼會，每次都要讀語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可是十年過去了，到底什麼是“走資派”，也沒有定個政策界限。他糊裏糊塗被“打倒”，糊裏糊塗被關押，又糊裏糊塗被“釋放”，現在對自己是什麼問題，仍然沒有個說法……不要想了，正如張主任說的“回來就好”。
這是最主要的。
孫處長說：“我們補發你的工資。過去每月只發給你三十元的生活費。這麼多年，扣除每月的生活費，你存有三四萬元呢。按政策得給你補發。”
孫處長想了想又說：“你現在連個家也沒有，這麼多錢，怎麼存放呀！我們的意見，你先領一萬元。原來的家也沒有了。總得置買一些生活需要的東西吧！其餘的錢，我們先給你存着，你什麼時候需要，再來領，好不好？”
張敬懷首先感到親切，一聽那個錢數嚇了一跳。張敬懷沒有想到，他被打倒這麼多年，還能補發工資，說：“可以。”
於是他從孫處長那裏領了一萬元，分別裝在內外衣兩個口袋裏。單主任把他送出大門。他拿着住宿證，按照單主任指示的方向，向招待所走去。
張敬懷等來一趟公共汽車，費了好大的力氣，才擠上車。買了票。只聽售票員在報了站名之後說：“革命的同志們，請注意，下車時，不要把東西互相拿錯。”
張敬懷一時不明白，問：“什麼’互相拿錯‘？”
售票員說：“你這個老同志，現在經過文化大革命，廣大群眾提高了覺悟，形勢一片大好，社會道德空前提高，如果說還會有小溜小偷什麼的，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嗎？”
“哦，哦。”張敬懷說。
“擠，擠，往裏擠。別自己一上車就不管後邊的人了！”
人們在車上擁擠着。
坐了三站，張敬懷下車，一摸兜兒，外衣口袋裏的一打票子沒有了。過去張敬懷從來沒有關心過錢的事，一切都由夫人和秘書管理。他又掏裏邊口袋，還有。
原來外面口袋裝了三千元，裏邊裝了七千元。這就是說，大頭還有，也算是萬幸。
到了招待所，被安排住進一個單人房間。一躺下來，他覺得這一天的經歷很有意思，對於他這個“罪該萬死”的反革命，現在居然已經沒有人歧視他，可見世界的變化太大了。他兩眼一閉，就睡著了。
他一直睡到次日早起，第一件事是趕忙找那隻鉛筆，要在牆上畫道道。可是牆壁雪白雪白，原來我畫那兩千多道呢？
揉揉眼睛想了半天，哦，我住的是招待所！
這天下午，他忽然想起明天要去體育館開什麼批鬥大會。一聽“批鬥大會”，他從心底就反感，他掏出張主任給他的那張入場卷，上面印的是“批鬥三種人大會”。這時一個服務員進來倒開水。他問：“什麼是’三種人‘？”
服務員笑着說：“你這位老同志，怎麼還不知道呀！一定是在真空裏生活太久了……我明天還要去呢。據說早晨八點準時開會，要開一天呢，中午也不休息。
你得買點吃的帶着呀！”
“哦，哦。”張敬懷說，隨即出了招待所，到了大街上。
他在大街上轉了好久，他想，買幾根黃瓜，買兩個麵包，也就夠吃一頓的了。
他來到一個菜攤，見有個賣黃瓜的副食店，但人排的長龍有一百多米。他在排尾站下，很快人們又在他後面排了很長。前面有幾個年輕人要“加塞”，後面同時有幾個人高喊：“遵守秩序，遵守秩序！”“不準加塞！”“文化大革命的覺悟提高到哪裏啦？連這位老爺子都站排呢。”
前面的人不聽，繼續加塞。最前面的人一下買了十斤。又有人喊：“每人一斤，你們買那麼多，我們後面的人還吃不吃了？”
他看小攤上那黃瓜，剩下的不多了，即使排到他這裏，也買不到。便主動退出了長龍。
他又到一個副食店買麵包，也排了隊，但不像買黃瓜的人那麼多。他參加排隊，二三十分后，排到他買了。他掏出兩元錢，服務員問：“糧票呢？”
“還要糧票？”
那售貨員蠻橫的說：“你這個人！真是，什麼也不懂。沒有糧票排什麼隊！一邊去，一邊去！”不容分說，後面的人便把他擠在外面了。他懊喪地回到招待所。
粉碎“四人幫”之後，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場清查“三種人”的轟轟烈烈的運動。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和奪權起家，挑動武鬥有血債民憤，衝擊國家黨、政、軍和公、檢、法部門，搶財物，砸檔案等等罪行的，紛紛被清查出來。在每一個省、市、縣，都有成百上千的“三種人”被清查出來。當然，也還有在台上的“三種人”掌着權，這種犬牙交錯的情況，持續了很長時間。
為了進一步推動清查運動，製造聲勢，把這些人批倒批臭，這天在體育館召開了批鬥大會。從全省說，這還是第一次。
那天，張敬懷一早就到了體育館。他與世相隔十年，他想通過這次大會，看看世界發生了怎樣天翻地覆的變化。
還不到八點鐘，各機關、學校、人民團體的隊伍，打着紅旗，敲着鑼鼓，就浩浩蕩蕩地向體育館集聚。人們有秩序地從各個大門，走進中間能容納一萬多人的體育館。張敬懷忽然想起，十年前，第一次批鬥他的大會，也是這樣的陣勢。
他拿着門票，隨着人流進入場。原來門票分東、南、西、北四個入口。他幾乎轉了一圈，才進得會場。到了場內，門票又分為甲、乙、丙、丁等若干區。他又轉了好久，在工作人員的指導下，才找到自己的坐位。他仔細一看，原來是在主席台的邊上。又一看，台上他認識的人還真不少。他把帽子往下拉了拉，故意誰也不看，免得打招呼。他現在的問題還沒有個說法，見了熟人有什麼話講呢？。
會議開始了。主持會議的人大聲喝道：“把四人幫幫派分子，挑動武鬥和打砸搶分子押上會場！”
於是事先準備好的數十名這樣的人，各個都戴着大牌子，被兩個人架着背膀作噴氣式狀，走到台下，站成一排。
“低頭！”主持人喝令。
那些人便低下了頭。
“把劉吉有拉出來！”主持人喝令。
張敬懷沒有想到的是，第一個拉出來被挨斗的居然是劉吉有！
主持人說：“這個劉吉有，是個大大的野心家。靠造反奪取了省委的大權。
挑動’四。二三‘大規模武鬥，造成死九人，傷二十四人的慘劇。他還挑動紅衛兵，衝擊軍事機關，搶奪武器，並對所謂的”走資派“搞逼供信，給十二個老革命造成殘廢……真是罪惡滔天，民憤極大！……劉吉有，我問你，有沒有？”
因為劉吉有面前沒有麥克，只見他點頭，向四周彎腰，聽不清他回答些什麼。
當工作人員把一隻麥克拿到他面前時，才聽他說“……我，有罪，有罪！”
“交待你的罪行！”下面一陣呼喊。接着是口號：“打倒劉吉有！”
“劉吉有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把劉吉有批倒批臭！”
一個人說：“諒你也不會坦白！我揭發！”於是他拿着事先準備好的稿子，跳到主席台上開始揭發。
這會場的這氣氛，這陣勢，這方式，怎麼和自己被批鬥時那麼像似呢？是不是我又在接受批鬥呀！他想。不是，我現在在主席台上啊。座上賓，階下囚，整整調換了一個位置。歷史怎麼這麼無情，這樣富有戲劇性呢？使他覺得不舒服的是：為什麼還要採取這種方式？也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種方式，是中華民族的“偉大發明”，還要繼續下去嗎？……也許是歷史的一種貫性──歷史總要重複以前的一些東西嗎？
聯想到自己，他不想再聽那些揭發了。這時，有一個人碰了碰他的胳膊。他一看身旁坐的是京劇院姓吳的那位導演。因為張敬懷在主持工作時分工管文教。
每當排演什麼重要劇目，這位吳導演常常去他家徵求意見。這位吳導演有着藝術家性格和氣質。別人見了像張敬懷這樣的大官，總是拘拘謹謹，張敬懷講什麼都點頭稱是。吳導演不怕官，見了他總是很隨便。有不同意見，也敢和他爭論。所以，張敬懷很喜歡和他聊天。張敬懷有一種觀念，官越大，越難聽到不同意見，越沒有談心的人，身邊全是唯唯諾諾的人，這使他感到寂寞。以前他曾經多次和吳導演暢談，從中得到不少的樂趣和愉悅。何況吳導演很幽默，一講話，就讓你發笑。張敬懷記得，他上次和吳導演見面，也是在一次批鬥會上。因為吳導演導過《海瑞罷官》，為他開過專場批鬥會。不過那次演“主角”的是吳導演，張敬懷演的是“陪斗角色”。此次見面難得。兩人便小聲攀談起來。
“怎麼樣？張書記！”先是吳導演問。
“還可以。你呢？”
吳導演說：“沒有死。”樂觀地一笑“這種日子，就得自己找樂子，自己安慰自己。得像阿Q那樣，用精神勝利法。”又是一笑。
張敬懷也向他敞開心扉：“我差一點沒有自走絕路。後來想通了，才看見今天。”
吳導演說：“我當時就感到，這哪裏是一場革命！完全違反一切規律的鬧劇。”
“違反規律的東西也能長久。”張敬懷說。
吳導演說：“這是有歷史先例的。你想想，女人裹小腳的事，它不僅違反人身體的生長規律，也違反勞動生產力的規律。可是靠某種力量不是流行了一千多年嗎？”
“這種現像，值得我們哲學家去研究。”張敬懷說。
“這’某種力量‘是什麼我還沒有想清楚。”
台上台下一陣陣口號，一個個“三種人”輪番坦白交待。“打倒”和“批臭”之聲震耳欲聾。他們不去聽，會場上也沒有人注意他們的竊竊私語。這時，吳導演掏出小本，快速寫了點什麼，隨即拿給他，問：“你記得有一齣戲叫《人面桃花》嗎？”
“記得，記得。”張敬懷答。
吳導演說：“其中有四句：’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互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現在面對此情此景。我即興胡謅了幾句。”
張敬懷接過條子，見寫的是：
十年今日此門中，
“文化革命”大鬥爭。
造反英雄何處去，
老吳依舊笑春風。
張敬懷看了甚覺有趣。吳導演要回來字條，馬上撕碎了。
張敬懷說：“你現在可以’笑春風‘，我可笑不出來。我雖然被釋放出來了，但問題還沒有個說法呢。”
吳導演安慰說：“你不用急，等着吧，好飯不怕晚。”
開過批判大會，兩人在回去的路上又談了很多。張敬懷回到招待所，躺在床上想。吳導演是對的，難得聽他說的這一席“沒遮沒攔”的話。自己當初沒有自殺，就是要看到文化大革命怎麼收場！現在看到了你方唱罷他登場。座上賓，階下囚。人際關係是這樣，人民生活呢？昨天他排隊買東西，已經體驗過了。自己雖然又成了“座上賓”。可是總該有個說法呀！張主任要他等着，要等到什麼時候呀！我得找找人，甚至到北京上訪。據說，為了平反冤假錯案，到北京上訪的人，成千上萬。過去，衙門口都有一面鼓，你一敲，大老爺就得升堂。可是到北京找誰呢？反正現在用不着擊鼓。那裏有好多老戰友，找找他們，哪怕問點情況、形勢、動向，也是好的。
在艾榮和女兒從鄉下回來之前，對於他們的夫妻關係，張敬懷曾經認真反思過很長時間。二十多年來，他們夫妻間的矛盾，到底怨誰？他覺得，認為自己太理想化了，太不關心這個在戰場上救過他的生命的妻子了。她一直對於她的提拔、任用和級別待遇問題，他沒有為她說話而不滿。和她有同樣資歷的同志，只要是嫁給首長的，大多已經是副廳、局級幹部了。可是，她還是一個副科級。這很傷她的自尊心。可是，話又說回來：憑他對妻子的了解，她太要強，太注重官、名、利，事事愛拔尖，和誰也搞不好團結，且不管她的能力和水平，把她放到任何一個領導崗位，不鬧得四分五裂才怪呢！況且，自己明知她不勝任，怎麼好違背黨性原則，去為她“說話”呢？不要說“說話”了，自己一想，就覺得臉紅。正因如此，當有些組織部門領導主動提出：“艾榮是個老同志了，在朝鮮戰場又立過功，是不是……安排？”
他一聽這話就說：“得啦，她不行。我聽人反映，她連一個支部副書記都當不好……”
艾榮曾經主動去向組織部門問過，她因為什麼只能當個小小的支部副書記？逼得組織部長只得對她說：“你去問你的老頭子吧！”
想來想去，自己不違心為她“說話”是對的。……不管怎樣吧，經過“文化大革命”這場風暴，批判什麼修正主義啦，天天讀語錄“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啦，要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啦，她總該有點改變吧？經過這九死一生的磨鍊，她怎麼會沒點改變呢？只要她回來，他一定主動和妻子和好。小女兒一向聽媽媽的，從來不和爸爸親近。這一方面都怨自己，因為工作忙，沒有時間抱抱她，親親她，給她一點父愛。現在自己應當給她一點作為父親的關愛。
張敬懷還想到，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一次批鬥會上，造反派為了讓張敬懷交待“罪行”，曾經拿出夫人寫給她的的“最後通牒”，說你如果再不交待問題，我就和你離婚。但這終究沒有成為事實。他相信，那是造反派逼迫的結果，在那種人人自危的形勢下，情有可原。這次她母女回來，改善家庭關係要緊，這些事已經過去，不能再怪她了。
過了一個星期，辦公廳單主任派人把妻子和女兒從“走五七道路”的農村接回來了。據單主任說，他家原來的房子，被兩個造反派佔着，且一分為二（在中間修了一條牆），正攆他們搬家，院內那堵牆要拆掉，房子還要打掃修繕一番。
因此先讓他們一家在招待所住些日子，還給他調了個套間。
夫人和女兒是省革委會用大汽車接回來的。當時是“凈身出戶”，除了日常生活用品，沒有帶走什麼東西，自然也沒有拿回來什麼。
張敬懷見了母女，原來就瘦弱的夫人更瘦了，臉色黑黃，有氣無力的樣子，不免生出憐憫之情。見女兒長那麼高，使他感到驚異，細細一想，她應該有這麼高，因為她已經是個十九歲的大姑娘了。
張敬懷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和顏閱色地問：“還好嗎？”
使張敬懷沒有想到的是，夫人沒有好聲氣地說：“有什麼好的？你看看，我這手，我這臉，能好嗎？差一點沒有死在鄉下！”
張敬懷一時無言以對。
艾榮又說：“人家沒有從部隊轉業的首長，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支左‘了。
在地方各單位當領導。人家是什麼樣子？我們是什麼樣子？不就是因為你愛多嘴多舌，講你的’原則‘嗎？”
張敬懷說：“過去了，該過去的東西，就不要再說了！”
“我就是不能忘，我永遠記得，永遠記得！”
張敬懷不想和她一見面就吵。經過這場九死一生的浩劫，她也應該冷靜下來，現實一些了。但是他實在不能和她說清楚，便轉身對女兒和善地說：“勝美，來，讓爸爸看看，你長高了多少？”說著把女兒拉在身旁。他抓着女兒的手，扣在自己手上：“哦，和爸爸一樣高，是大人了。”
又使他沒有想到的是，女兒像被火燒了一下，麻利地從他手中抽出來。
張敬懷也知道，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當滿街貼着“打倒”和“聲討”他的大字報時，艾榮也被開了幾次批鬥會，要她揭發丈夫。接着是他被關押九年。在九死一生之後，此時此地，此情此景，夫人也應該問問他身體怎樣，受了些什麼苦。這麼多年，他被關押着，彼此不通消息。現在團聚了，總有好多話要問吧！
可是夫人連一句話也沒有問。又過了半天，卻說：“平常沒有借你的光，這次可是借光了。我們是反黨集團分子的家屬，等於半個反革命！我們娘倆被流放到鄉下，你不覺得對我們有愧嗎？”
張敬懷聽了這話，幾乎哭出來，隨即大聲說：“我有什麼愧？我有什麼錯誤？這怎麼怨得着我？”
“沒有錯誤，人們怎麼斗你？”
“現在不是……回來了嗎！”
“回來了怎麼樣？你的問題解決了嗎？還沒有平反啊。說不定在哪一天，你又來個’二進宮‘──我當時怎麼了？怎麼鬼迷心竊，嫁給你！好事攤不着，壞事老是跟你吃瓜落！”
想不到夫妻生死離別這麼久，一見面就把關係搞僵了。張敬懷再想不出來要說什麼。他從身上掏出一羅人民幣，說：“這是補發的工資，我沒有全領。你看需要什麼，和孩子到商店買點東西吧！”
夫人遲慢地接過錢幣，對女兒說：“勝美，咱們上街吧。”女兒一直和媽媽好，事事都信媽媽的。
兩人便上街去了。
夫人說得也對：他雖然從監獄裏釋放出來了，可是他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他到底是不是“彭德懷死黨”？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不是還有其他種種罪名，這可是有關他的政治生命問題，不可不弄清楚。但是，現在正在清查“三種人”，從北京到各地，有不少造反派還掌着權。他所尊敬的彭總已經與世長辭了。
有一天，單主任來看他，並建議：現在揭批“四人幫”，將來會怎麼發展呢？誰也說不清楚。可是按照過去的經驗，有時會風雲突變。你現在的問題，上邊還沒有一個“說法”，也就是說還沒有結論。所以現在還是“戴罪之身”。你的問題由北京管，連檔案也都調到北京了。北京對你沒有個說法，省里也不能給你定什麼性質。可是，通過組織解決，會有一個很長的過程，要解決問題快一些，你在北京有很多老戰友，不如到北京去找找老戰友，請他們說句話，那真是一言九鼎，問題很快就會解決。即使一時解決不了，能了解當前一些情況和政策的走向也好。
這個建議有理。於是，張敬懷在心中扒着手指數着，從總參、總後、總政到地方各機關、團體，有七八個人可以找，即使他們不管自己的問題，了解些情況，決定自己下一步採取什麼措施，總是有易處的吧！
他下了這個決心，想了又想，找了又找。忽然想起來一個叫侯卓夫的老戰友。
在抗美援朝前線，他們肩並肩作戰，結下了深厚友誼。回國之後，有一段時間，他們還是鄰居，彼此經常來往。他的那個小兒子，小名叫“大聖”，還是他給取的。從“文化大革命”的大字報上得知：侯卓夫在什麼“文革領導小組”當過幾天領導，大字報常常見他傳達“最新最高指示”。去找找侯卓夫，不失為一個好主意。
張敬懷就這麼決定了。他還讓單主任找了侯卓夫和另外一些老同志、戰友、領導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怎麼走法，到北京的住處是一個問題。他想十年監獄生活，自己脫離社會太久了，坐坐硬板車，住在小店裏，了解點社情民情也是好事。
便自己到車站買了車票，次日就乘硬板火車到北京去了。
到了北京，他才知道海天市之小。他記得，他最後一次到北京，是在1958年夏天。他和秘書一出車站，汽車就把他接到了京西賓館。現在他孤身一人到了北京，一下車，好像掉到汪洋大海里，在人群的浪花中擁來擁去，不知道怎麼走，往哪裏走。他在車站附近找到一個叫做“太陽升”的小旅店住下，向服務員問了許多事，覺得長了不少知識。
稍事休息，就按照服務員的指點，碰運氣去了。
張敬懷先是打電話問他事先開列的名單上的老戰友、老領導、老部下。使他失望的是，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仙逝”了，有的調動了工作，有的搬家了，有的下鄉還沒有回來。他按照原來的一個舊地址去找抗戰時一個老同志。公共汽車路過新華門前，他知道這是國務院的所在地。汽車被堵了一個多小時，原來是有一百多河南省的“上訪”者，要求平反他們的冤案，交通警察費了一個多小時，才把他們疏散。好容易找到那位老同志的住址，那位同志卻調到雲南去了。但他夫人很熱情地接待了他。這位夫人，為他打了十來個電話，才打聽到侯卓夫的地址和電話。
得到了侯卓夫的新住址，他又重新回到“太陽升”旅社。他打電話到侯卓夫家裏。接電話的是一個女人。他不好意思問是侯卓夫的夫人、女兒還是保姆。張敬懷便自報“家門”，說自己是侯首長的老戰友，那女人才告訴他：首長到大西北公出了。她說，你要是有事，可以找找侯貴卿，他目前在國務院工作，“負很大責任”的。還告訴了侯貴卿辦公室的電話。
張敬懷覺得：這不是“小聖子”嗎？找到他，也許會有些用處的。這個侯貴卿小名叫“大聖”。
侯貴卿，好像有當官的遺傳基因。從小學到高中，每一個年級，都當班長。
文化大革命後期，也響應號召，下鄉插隊，接受了貧下中農一段“再教育”，從鄉下參軍，然後提干，接着是科長、處長、到局長，芝麻開花節節高，如今已經成為副部級的什麼主任了。
這天晚上，張敬懷居然打通了侯貴卿家裏的電話。
“你是誰呀？”張敬懷問。
“我是侯貴卿。”
“你爸爸在嗎？”
“不在。你是誰？”
“我是張敬懷，你爸爸的老戰友。你是’小聖子‘吧？”
“什麼’小聖子‘？我是侯貴卿。你住在哪裏？”
“我住在’太陽升‘旅社。”
“哦，’太陽升‘旅社……”對方稍加停頓，“你有事嗎？”
“我沒有什麼事。”張敬懷略作思索，說“也算有事，我的問題，我想，你可能知道一些情況。你爸爸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到大西北視察……。”
“什麼時候回來？”
“這是我爸的事，我不知道。”
“那麼……我和你談談也可。明天晚上，到你家裏好嗎？”張敬懷對自己的低三下四有些臉紅，我怎麼向一個小孩子求情似的講話呢？但是，找他談一次也許能聽到點什麼有關落實幹部政策方面的情況。
對方又略作停頓：“有事……咱們明天──明天不行，明天我有外事活動。
後天吧，到我的辦公室談。”
張敬懷覺得，按他目前的情況，在家裏像聊天似的談話比較輕鬆，便說：“在家裏談話好。”
“還是在辦公室談吧。我辦公室的地址是……”他講了地址，就把電話放下了。
張敬懷覺得十分不快，在辦公室談話，有“公事公辦”的意思。如果他住在京西賓館，這位“小聖子”一定主動去看他，可是他住在一個小旅社，對方就猜到他目前的處境了……世態炎涼，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既然已經來了，人家又答應見面，那就見見吧。即使解決不了什麼問題，問問當前的情況和形勢也好嘛。
第三天，張敬懷就如約到了侯貴卿所在的單位。
這個單位大門很寬，有四根對稱的柱子。兩面的牆壁上，刷了八個大字：一面是“團結緊張”，一面是“嚴肅活潑”，進門不遠，有一座大影壁，刷了五個大字，是毛體的“為人民服務”。門口站着兩個神色嚴肅塑像一般的衛兵。他走近一個衛兵，說：“我找你們侯主任。”
衛兵看了看他，並往四面瞥了一眼，見沒有汽車停着，是個普通百姓，問：“你找侯主任有什麼事？”
張敬懷一時不知道如何回答，說：“沒有什麼事。”
“沒有事，你來幹什麼？”
張敬懷說：“我是他父親的老戰友……想看看他……”
衛兵說：“你到收發室問問吧。”
收發員又盤問了他一番，張敬懷有些不快，似乎是命令着說：“你把電話接到侯主任辦公室，我和他直接通電話。”
收發員見來者不善，便把電話接到侯主任的辦公室。電話中說：“你讓他進來吧。”
張敬懷這才進了大門，在辦公大樓三層，走進侯貴卿的辦公室。
張敬懷一見侯貴卿，這哪裏是什麼當年的“小聖子”呀！一個標準的將領風度的軍官。侯貴卿見了當年的“張叔叔”，以不熱不冷的態度，輕輕地摸了摸他的手：“請坐吧。”
這時和他年齡相仿的一個軍人，端上一杯茶，可能是他的秘書吧。
張敬懷落座。
“你找我……爸，有事嗎？”侯貴卿主動問。這一下切入“主題”的問話，使張敬懷語塞了。半天才說：“關於我的問題，你可能也知道，我想……”
侯貴卿仍然不冷不熱地說：“你的……問題，我早就知道一些。現在中央撥亂反正的任務都很重，要落實政策的人很多。我們落實幹部政策小組，是按地區分工的。河山省不歸我管，不了解情況，我沒有發言權。但是，解決什麼問題不得有個過程啊。”
“是要有一個過程，可是十多年了……”
侯貴卿又打斷了他：“我們要相信群眾，我們要相信黨。這是兩條基本原理。”
“基本原理……政策界限是什麼……”張敬懷的語氣有些難耐。
侯貴卿又打斷了他：“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你總該相信黨的政策吧？”
張敬懷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心想，講這些絕對正確空話、套話、官話，絕對不會犯什麼錯誤的話，難道我來見你，是要聽你這些空話、套話的教訓嗎？稍作沉默，即說：“那好了。”站起來告辭。
“司秘書，送一送……”
“不用了。”張敬懷以命令的口吻說。
張敬懷揚長而去。面對這種官腔、官氣、冷漠，他感到受了羞辱。比他挨一次批鬥都難受。
“一闊臉就變！純粹是個少年得志的新貴！這是文化大革命培育出來的品種。”張敬懷想。
張敬懷來到大街上，覺得肚子有點餓了。便走進一家叫“南來順”的小飯館。
一個身穿白大衫的服務員，上下打量了他好半天，然後驚叫道：“唉呀！這不是老首長嗎！你怎麼在這裏？”
張敬懷也打量了對方半天：“你是……？”
“我是你的警衛員小周呀……可不是嘛，都十多年了……首長可瘦多了。這麼多年，首長受了不少苦吧？”一派河南鄉音，又是熱情地握手。
“就那麼回事吧。”張敬懷含乎地說。
小周說：“我複員以後，一直想念首長，可是，總也打聽不到你的下落。你還好嗎？”
“也算好吧。”張敬懷說。
“你怎麼在這裏？”小周問。
“為個人私事。”
“是落實政策的事吧？”一想，這裏不是談這類事的地方，隨即問：“首長吃點什麼？涮羊肉，芝麻燒餅，不錯的。”
“隨便吃點什麼都行。”張敬懷說，又問：“你怎麼在這裏？”
小周答：“我有一個叔叔，在北京工作。借他的光，在這裏開個小飯館。又當服務員，又當掌柜的，還得當採買……有一個本家叔叔當廚師。”
“生意不錯吧？”
“過得去。能混碗飯吃就行。你稍等。”說著到廚房去了。不多時，端上來五六個菜，有葷有素，還拿上來一瓶“杜康酒”和兩個杯子。倒滿了，一杯遞給張敬懷，一杯放在自己面前：“喝吧，見了首長，怪高興的，乾杯！”
張敬懷隨即端起酒杯，兩人一起幹了杯。小周說：“這裏也不是說長話的地方。我給你個地址，找個時間，我有好多話要和您說呢。”隨即在飯桌上寫了地址。
“我覺得對不起你……”張敬懷動情的說。
“別說了。這個年月……難說誰對不起誰……有話留着，到我家裏再說吧。”
小周陪張敬懷吃過了飯，告辭時，張敬懷掏出二十塊錢給他。小周推推搡搡地說：“多年不見，你這是為啥？你要是給我錢，就是看不起我。”
張敬懷看小周是真誠的，只好把錢收回來。
張敬懷一面往回走，一面想：天底下壞人不少，歸根到底還是好人多。
張敬懷從北京回來，仍然覺得心中空空空蕩蕩的。可是令他高興的一件事是，他被沒收的幾千冊書籍，原來放在省委的倉庫里，現在全都發還給他了。他想，過去因為工作忙，沒有時間認真讀這些書。何不藉此機會讀些書呢？他想，“文化大革命”把人的一切“惡”的本質，都撓混出來了。是“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性本惡”呢？他想研究一下這個爭論了兩千多年的問題。於是，他把有關這方面問題的書籍都找出來，細細地閱讀品嘗起來。
這一段時間，關於張敬懷的問題，上邊一直沒有來什麼文件。但是，辦公廳單主任對張敬懷作為老領導，仍然十分關心、尊重。經常來看望他，問他有什麼困難，他將儘力幫助。這使他得到了某些安慰。可是，他在家裏好像是二等公民，夫人還是經常埋怨他：說都是因為他，鬧得幾乎家破人亡。張敬懷用什麼道理也給她解釋不清楚，女兒和媽媽一致，也不理他。這又使他經常處於焦躁，煩悶之中。他想出去走走。
這時單主任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建議：原來省委在順陽市郊水庫，建有一所幹部休養的療養院，叫“翠谷山莊”。單主任建議他到那裏療養一段時間。這十年中，他受到那麼多的肉體折磨，也該對身體全面檢查一下，看看落沒落下後遺症。
張敬懷覺得這真一個好主意。在那裏一面療養，一面讀書，比在家裏舒暢。他同意了，選了好多書帶着。單主任便派車把他送到翠谷山莊。
這翠谷山莊建在水庫邊上，除了醫療機構是一座三層大樓，療養室都是一座座獨立的小樓。小樓建在山坳林蔭碧草之中，面對碧綠的萬頃波光，蒼松翠柏遮天蔽日，環境甚是幽靜。此時還不到療養季節，況且各機關團體學校，正忙完成清查任務。剛被“解放”重新上台的幹部沒有時間，那些被清查的“三種人”，自身難保，對翠谷山莊，他們自然也不能像以前一樣，說來就來，把這個“安樂窩”當成自己的來家住。因此，現在來翠谷山莊療養的幹部很少。
張敬懷在翠谷山莊住下后，先是全面檢查了身體。也許他的身體是戰爭的血和火鑄造的，五臟六腑居然沒有落下什麼殘疾，一切正常。這使張敬懷十分高興：人的生命力真是頑強，受了那麼多的酷刑，他居然還是一個全面健康的人，這也不失為一個奇迹！
張敬懷住在這裏，只是護士每天給他吃些營養調理藥物，再就是每天爬爬山，游游水明如鏡的水庫了。他這大半生，從來沒有這麼悠閑自在過。
翠谷山莊的醫護人員們，自然知道張敬懷以前的身份和地位。因此，對他格外照顧。他們建議張敬懷：爬山、游泳是鍛煉身體，釣魚是修鍊心靈，建議他釣釣魚，並且給他準備好了釣桿。
這天，張敬懷由他們陪着，便到一個僻靜的水灣垂釣。
張敬懷正注視着魚漂，從遠處游過來一個人。這人游得很快，身後分開一道八字波浪。奮起的兩隻臂膀和兩腿，發出噗通噗通的響聲。游到張敬懷釣魚的地方，就在周圍噗通起來。
陪同張敬懷釣魚的醫護人員們喊：“喂！同志！你游遠些，別干擾首長釣魚！”
那人童聲童氣，一面踩水，大聲說：“喂！你們走開，別干擾我游泳！”
一個護士說：“是我們先在這裏釣魚的，先來後到，你得走！”
那人答：“是我先在這裏游泳，先來後到，你們得走！”
“你怎麼不講理呀？”
“你們才不講理呢！你們釣鉤，掛住我要負責任的！”
這時一個醫生說：“是小馮，一個調皮的姑娘。”
張敬懷覺得有趣，招呼游泳人：“你上來，你上來。”
一個身段勻稱有着曲線美的姑娘，游向岸邊。姑娘一面摟頭髮上的水，一面格格笑着說：“是你們不講理，還是我不講理？我早晨八點就在這裏游泳了。”
張敬懷說：“咱們談談好不好？”
“隨便，有什麼不好的。”姑娘說話很痛快。
張敬懷又打量她，姑娘身裁勻稱，面容紅中透白，兩眉正中有一顆小米粒大小的黑痣，很像印度電影《流浪者》裏的麗達。
“你叫什麼名字？”張敬懷問。
姑娘答：“我叫馮怡。”
“在這裏療養？”
“是的。”接着自我介紹說“我是個’知青‘，在農村修理了幾年地球，在’大返城‘高潮時，從鄉下回來。沒有分配工作，在新華書店當一名臨時工。事情不多，讀書很方便。”
“你的父母呢？”
馮怡低頭沉默了一刻：“我不希望談讓我傷心的事。”
“你是來遊玩，還是來療養？”
“這是高幹的療養院。按正常情況，我是進不來的。可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學到的本領，各人有各人的辦法。來住幾天，玩玩。”說著詭秘地一笑。
“你猜猜我是幹什麼的？”張敬懷饒有興趣地問。
“我會看手相，”馮怡故作姿態地說：“讓我看看你的手。男左女右……伸出來。”
張敬懷笑着說：“經過文化大革命，你還搞迷信活動。”但還是把左手伸給了她：“我不信，你看不準，可得受處分！”
馮怡拉過他的手，裝模做樣的看了一會掌上的紋路，邊看邊說：“你嘛……是個當官的。哎呀，你的官還不小呢。你看，你這’事業線‘，又粗又長……”她繼續看下去，接著說：“可是，四十歲以後，’事業線‘突然斷了，你就事事不順，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整了，整得還不輕。以後嘛……你的’事業線‘，又延長下去了，興旺發達……對不對？”
張敬懷說：“也算對吧。你不怕當官的？”
馮怡說：“我不怕當官的。當官的，不也是人嗎？”
“對，當官的也是人。你這個觀點很對。你這個小鬼真有意思。”
馮怡哈哈大笑：“你不能叫我’小鬼‘，那是你們紅軍對小孩子的稱呼。我已經二十歲了。”
張敬懷笑了：“我檢討，不叫你’小鬼‘，叫小馮吧。……你說，你不怕當官的，這很好。可是當官的很厲害呀，他掌握着生殺與奪的大權……”張敬懷又笑了笑。
“可是，有時候老百姓也很厲害。像你挨斗的時候，老百姓就很厲害。”馮怡說。
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還沒有人敢反駁過他，張敬懷覺得更有意思，說：“是的，當官的首先是人。他也吃喝拉撒睡，他也有七情六慾。他有權的時候，一說話就是’指示‘，就是命令。一講話，不管講什麼，都很’重要‘，沒有人敢和他開玩笑，沒有人找他談天說地。”
“可是，他不當官的時候呢？”馮怡問“還有人把他當成人？……”馮怡說著打住了。再說下去，就要揭張敬懷的瘡疤了。
張敬懷說：“你既然不怕當官的，我們交個朋友如何？”
“我？”姑娘看了看他，自己搖着頭“我不夠資格。”
張敬懷說：“你可知道，交朋友沒有高低貴賤差別，沒有貧窮富裕的差別，甚至沒有年齡的差別的。只要談得來，就可以成為朋友。如果講這些差別，就是酒肉朋友了！一起打過仗的叫戰友；一起打過牌的，叫牌友；一起養病的叫病友。
病友，即養病中的朋友。咱們在療養院一起養病，豈不是朋友？”張敬懷暢快的大笑了。此時，張敬懷自己也不明白，他和這個女孩子怎麼會有這麼多話。
停了一刻，馮怡說：“我告訴你吧，我認識你。”
“哦？你認識我？”張敬懷好奇地問。
“我起碼見過你兩次。”
“在什麼地方？”
“第一次，是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請你做過’紅軍長征‘的報告。”
“這事很多，我早就忘了。”張敬懷說。“第二次呢？”
“第二次又更稀巧了：是在你挨批鬥的大會上。”
“哦？”
“我這個人，小人書看多了，我崇拜英雄。那天在廣場開批鬥大會。我混進去看熱鬧。一看被批鬥的是你”
“怎麼樣？”
“他們那麼樣的打你，踢你，揪着頭髮折磨你，你居然不低頭，不認罪。我覺得你很了不起。那時我才十來歲，並不懂得什麼’路線‘。當時，我想表示一下對你尊敬的態度，可是一時又找不出好辦法。我摘下來頭上的紅線帽子，衝上台，便把帽子戴在你頭上，就跑出了會場──你還記得那個小姑娘嗎？”
張敬懷也笑了：“記得，記得，沒齒不忘。後來呢？”
“當時我們小學也停課’鬧革命‘。第二年雖然複課了，仍然是斗校長，斗老師。第三年，我們都被趕到鄉下，’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了。”
“你在鄉下呆了幾年，有什麼感受？”
“感受太多了，生活在這個時代，這個社會，很不容易，活得太累。所以，最近走了個後門，來這裏游游泳，輕鬆一下。”又問“你喜歡游泳嗎？我陪你。”
“喜歡的，不過我只會’狗刨‘。”
“首長不會，沒有關係的。我教你。”
“我已經不是什麼首長了。你就叫我張敬懷吧！叫老張，張叔，張伯都行。”
“好的！”馮怡快樂地說。
這樣，他們每天穿樹林，爬青山。肩並肩，手挽手。從背後看，像情侶；從正面看，像父女。
張敬懷說：“咱們倆個，扶老攜幼。你扶老，我攜幼。”
“別那麼說。我也沒有覺得你老，我也不’幼‘了。二十歲，還幼嗎？”
過去張敬懷和人談話時，從來沒有說過這麼多話，也沒有這麼隨便。現在他覺得，能夠和人無所顧忌地談天說地，是人生最大的快樂，是最大的享受。他從來沒有享受過無拘無束的談天的樂趣。
有一次，馮怡問：“咱們的老祖宗在《三字經》中說：人之初，性本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怎麼那樣惡呢？到底人的本性是’善‘呢？是’惡‘呢？”
張敬懷想了想，說：“我最近也想研究研究這個問題。人性善和人性惡，爭論了一兩千年了。我看，人一下生，呱呱墜地，他的本性，應該是善的。惡是後學的。”
馮怡說：“我和你的觀點相反，人一下生，呱呱墜地，人的本性是惡的！”
“哦？”張敬懷看着馮怡“說說你的道理，我洗耳恭聽。”
“這首先要給’惡‘下一個定義：什麼是惡？人是什麼？人是動物，不可否認吧？動物要生存，就要吃食物；要安全，就要保護自己；自己要有更多的佔有，就要排斥別個，甚至撂奪；要傳種接代，把生命延續下去，就要尋求配偶，這和一切動物都沒有差別，對吧？”
張敬懷沒有回答，卻說：“說下去，你說下去。”
馮怡繼續自己的議論：“人是動物，所以人性，首先表現為’動物性‘。所有人性中的’惡‘，小的如自私，佔有欲，偷偷摸摸，大的諸如戰爭、陰謀、宮延政變，就是這種’惡‘的延續和發展。所以，應該是’人之初，性本惡‘。這就是我的觀點。”
張敬懷笑了：“你這小鬼……還真愛想問題呢。”
馮怡馬上說：“你怎麼又叫我’小鬼‘？咱們有君子協定呢。”
“好，我錯了。”張敬懷說“如果說，人的本性是惡的，那麼怎麼解釋革命家的流血犧牲？怎麼理解’殺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怎麼理解為了革命，在敵人的監獄中’要把牢底坐穿‘呢？怎麼理解許多善心善意的行為呢？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人一生下來都是’惡‘的，豈不是要滅亡嗎？所以人的本性，還是善的。”
“我還是不能同意你的’高見‘。”馮怡說。
“說說看。”
“人和動物的最大區別，第一，人是生活在群體中，所以人有’社會性‘。人們為了自己的群體的生存、發展、強大，生活得更好，就慢慢形成許多生活的行為規範。對個人，用道德約束自己；大者，難於自己約束的，就制定了法律等等手段。所以，我以為，’惡‘是先天的，是本性，’善‘是後天的，是教育，是社會道德和法律制約的結果。所以還是’人之初，性本惡‘。”
張敬懷哈哈大笑：“你這個小……馮，真能詭辯！如果，人性都是’惡‘的，就沒有革命，沒有理想，沒有道德了。”
“現在談你的道德，善良，真誠，不講謊話，助人為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做到這些，就是一個有道德的人了？”
“當然！”
馮怡說：“可是這道德是有自己的群體性的。比如，你在監獄中，敵人審問你，要你講出地下工作者的名單，你能講真話嗎？不能，你就違反了自己’真誠‘的道德準則。你之所以不講真話，是為了你所在的群體能夠不被打敗，還要發展，強大，勝利。再比如這’忠‘吧，向來是我國最高的道德標準。這個’忠‘字的群體性最強：當了’張皇帝‘的臣子，對’張皇帝‘必須忠；當了’李皇帝‘的臣子，必須對’李皇帝‘忠；’張皇帝‘的臣子，如果對’李皇帝‘忠，就構成對’張皇帝‘的不忠……你講講，怎麼衡量這’忠‘字的道德標準？”
張敬懷說：“你還真想了些問題哪。這’忠‘是有階級性的……”
“您老人家得了吧！”馮怡笑着打斷了他“在文化大革命講’忠‘，是創了世界紀錄的。’忠‘字舞，’忠‘字歌，’忠‘字操。林彪最講忠’最最最‘……歸根結底，結果，我就不說了。你，作為我們政權中的’臣‘，也是講’忠‘的，你講’忠‘，還是為了你的群體更好，群體更好了，你也才能更好！從你的經歷中，不是可以看出這一點嗎？”
“這，你說我講’忠‘是為了自己，本人就不能苟同了。”
馮怡馬上問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你講沒講過’忠‘？”
“講過。”
“你忠於誰？”
“忠於國家，民族……”
“講沒講過忠於毛主席？”
“也講過。”
“錯沒錯？”
“現在我也沒認為有什麼錯。”
“那麼批你，斗你，把你關進監獄也都對了？”
“那不見得是毛主席……”張敬懷覺得，不能和馮怡討論這個問題了……話鋒一轉，你總是為你的’人之初，性本惡‘辯護。文化大革命是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歷史條件把人那’惡‘的一面’釋放‘出來了。歸根結底，還是’善‘勝利了呀！如果沒有人性善，你怎麼會給我戴頂紅帽子呢？不談了吧。留着下次爭論。
“好的。”馮怡說，攙扶着張敬懷的手臂，下了山坡。
一老一少，都對他們之間能談天說地，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天晚上，他們爬過一條小山樑，來到水庫旁邊，在一片柔軟的草地上坐下。這次他們談的是人生。
馮怡問：“我總覺得，你們這些人活得很累。可是你是為什麼活着呀？”
張敬懷說：“是的，累是累。因為我們這一代人，為了中國革命，為了創造人民的幸福，把什麼都交給革命和黨的事業了。能不累嗎？”
“我知道。”小馮說“你們這一代人，為黨，為國家，為人民，為道德，為黨性，為輿論活着。”
“那麼，如果不為這些活着，為什麼活着？”
“在這方面，我們是兩代人，我們有’代溝‘。經過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我現在只為自己，為自己的快樂活着，怎麼快樂，就怎麼活。”
“你光為快樂，就不為自己的前途想一想？”
馮怡說：“我所說的快樂，並不是醉生夢死。比如我對’社會學‘有興趣，就看很多書，能夠解決了自己思索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我就享受到最大的快樂。”
“你將來可以當博士。”
“也可能。但當不當博士並不重要。人生總得做點事情，否則，活着有什麼意思？做事情就可能有成就，可是當自己有了成就的時候，你不可當真，為了你有了成就，要什麼官呀，名呀，職位呀。那樣你就很累，很不快樂了。幹事情是一種追求，追求的過程中就有快樂，你就把’成就‘當成’活動‘的’副產品‘吧。副產品，是有沒有都可以的。”
“對的，對的。這樣就少些煩惱。”
馮怡忽然問：“我總覺得，在你們那個’圈子‘里生活，一定很累。你不能為自己活幾天？活得輕鬆，自在一些？活得不像個’首長‘，而是像普通老百姓那樣？”
“難道咱在一起談話，我不像個普通老百姓？”
“在我面前，你像！我們是’病友‘嘛。可是一回到你那個生活圈子，你肯定是講話、報告、批指示、下命令。你不能隨便講話，一講話，即使是要人們把大門修高一些，也是’重要講話‘。你得擺着架子，否則人們就不尊敬你。你也不能隨便行動，到哪裏都前呼後擁，怕有人打你的黑槍。天天的日程排得滿滿的，沒有一分鐘是屬於你自己的。這是對下面。對上面呢，你得按照報紙和文件講，不敢越雷池一步。”
“難哪……如果歷史把你放到那個位置，你也沒有辦法。”－－－－－－－－
兩人都不說話了。月亮慢慢從東方升起，沒有風。水庫廣闊的水面，近處灑着月光，隨着輕波的蕩漾，一閃一閃。遠望，水面是油黑色的。山巒和水面之間，有一條柔和的高高低低的曲線，非常優美。有幾顆明亮的星星，映照在水面。也不知道是星星親吻波光，還是波光親吻星星。附近有一個兩三米高的礁石柱子。
水波輕拍打着石柱，發出柔和的“嘩，嘩……”，好像是低聲的情語。
“啪！”有一隻不識趣的蚊子，在張敬懷的背上叮咬。張敬懷沒有打到它。
用手在背後撓，可是總也夠不到那個地方。馮怡說：“我給你撓撓吧。”
張敬懷說：“那就謝謝了。”
於是馮怡在蚊子叮咬的地方輕輕撓起來。
“左邊，往左，右，再往右一點……”他從來沒有過這麼高級的享受。他的女兒、夫人都沒有給他撓過背。
蚊子慢慢多起來，在周圍輕聲地嗡嗡着，好像要參加他們的談話。
“討厭！”馮怡說“怪熱的，咱們下去游游吧。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小沙灘，我以前在那兒游過。”
馮怡和張敬懷各自在附近的樹叢中換了游泳衣褲。馮怡說：“我攙着你，這個地方你不熟悉。”於是她架着張敬懷的臂膀，慢慢向前走。
馮怡穿着一件淡藍色的游泳衣，在月光下顯得幽暗。那勻稱的身材，豐滿的肌膚，優美的線條，令張敬懷生畏。張敬懷只穿着一件醬紫色的褲頭，這麼赤身露體的站在一個姑娘面前，覺得很不好意思。猶豫再三，不敢下水。馮怡玩笑地將他一推，張敬懷便跌入細軟沙灘的水中。隨後，格格笑着，又雙手把他拉起來。
他嗆了一口水。
“你真壞！”
“我教你游泳。”
“學什麼姿勢的？”
“學仰泳吧。仰泳省力氣。”
“好的。怎麼學法。”
“你把身子躺在水面上，放平，仰臉……”
張敬懷聽話地躺下來。
馮怡說：“不要怕沉水，我在下面用兩手托着你呢。不要怕，往後仰，仰，再仰，對了。”然後教他用手和腿划水。剛剛劃了幾下，馮怡稍一鬆手，張敬懷覺得他的身體下沉了，又要嗆水。當人感到要溺水的時候，總是亂抓亂撓亂撲騰，企圖抓住一個救命物。“不行了，不行了。”他喊叫着。馮怡那柔軟的手背立即托住了他的腰。這時，張敬懷要站起來，雙手無意抱住了馮怡的腰。他覺得周身戰慄了一下，當他剛站穩時，他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回事，竟然十分羞愧，半天才說：“對不起，對不起了！”
馮怡一時不明白，後來一想才知道是張敬懷在水中掙扎時，抱了她的腰。
“不遊了。”張敬懷為自己的失態感到生氣，說：“我們回去吧！”
“為什麼？”馮怡問。
“不為什麼。我感到對不起你！是我不好……”
馮怡大笑起來：“你，你這個人呀！真是，這有什麼不好的。”
又過了一些日子，辦公廳單主任來電話告訴他：關於他的問題，中央下了一份文件。在電話中先把文件內容大體上講了一下。文件中說：張敬懷同志是黨的好乾部，是久經考驗的真正革命家。過去無論是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運動或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對他的批判，完全是錯誤的，是冤假錯案。所有加在他身上的罪名，和一切誣衊不實的之詞，一律推翻。恢復張敬懷同志的工作和職務。
單主任還告訴他：原來從部隊來“支左”，在建立革委會時，當了主任的石司令員，已經調回部隊。原省委書記楊同理同志，也從下鄉插隊的農村調回來了，官復原職，仍然作為一把手，主持省委工作。楊書記希望他馬上回來，參加最近要召開的省委會議。他明天就帶一部車子來接他……
張敬懷放下電話，並沒有那麼高興。因為他預計會有這麼一天，一切違反規律的東西都不會長久的。但使他慶幸的是，在他挨批鬥最難熬的時候，在他要切斷動脈血管要自殺那一剎那，居然回心轉意，沒有死成，這才有了今天的呀！十年，十年呀。我們八年抗戰，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三年解放戰爭，推翻了蔣家王朝，可是這十年中，我們搞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這是為什麼呢？想到這裏，他不覺流淚了。
現在要辦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小馮告別。
應該說，張敬懷在翠谷山莊，度過了大半生最難忘的日子，也可以說是最讓他快樂的日子。他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他就沒有體會到友情的快樂了。他總是下指示，發號令，下級總是唯唯諾諾。而在翠谷山莊，他居然結交了一個算是忘年之交的朋友，也許是對他以前這種損失的補償。所以，這裏好像是他重生的地方。總之，怎麼形容翠谷山莊對於他的意義，也不過分。
這天，馮怡又來約他上山。剛剛走到他門前，張敬懷招呼說：“小馮，你進來。我有件事告訴你。”
“什麼事呀？”
“你進屋再說。”
馮怡進了他的房子，在一張藤椅上坐定：“說吧。”
張敬懷又想了想才說：“剛才省委來了電話，說是中央下了文件，平反了我的冤案，恢復我的職務。明天就讓我回去。”
小馮並沒有為他高興，也是沉默了很久，才面無表情地說：“那……我得祝賀你了！”
“這有什麼值得祝賀的？”
“受了那麼多苦難，官復原職，還不值得祝賀？”
“你給我說這些……就……沒有意思了。”
馮怡說：“是沒有意思。回到你那個工作和生活圈子，整天忙，忙，忙！髮指示，下命令，做決議，寫報告……沒有一時一刻是屬於自己的。”
“你的意見都對。可是一個人在社會上，無論處於什麼地位，都是諸多社會因素和歷史條件造成的。歷史把我推到了這個崗位，我也沒有別的選擇。況且，社會也需要有人干這些事情呀！”
馮怡傷感地說：“那麼，咱們就此告別吧，──永別吧。”
張敬懷一驚：“怎麼是永別？這是什麼話？”
馮怡解釋說：“你想一想，我們在這裏是’病友‘。你恢復了工作，我們之間相距就是天上地下了。我一個小小的臨時工，可能連你們的大門都進不去的。”
“不對的！不對的！你絕對是錯誤的。我的地址，你知道。你在海天市的地址給我寫下來吧。”
小馮俯在桌上給張敬懷寫了她的住址，交給張敬懷。張敬懷說：“如果可能的話，你需要幫助，我會儘力的。”
馮怡不以為然地說：“我不希望有權力的人對我施捨。我可以自己奮鬥。況且我們交朋友時，也沒有想到以後讓你幫助我。”
張敬懷說：“你不能否認，人總會有需要幫助的時候吧？無論是朋友的，團體的，個人的，組織的。”
“我不否認。”
“有你這句話，就行了。我還要囑咐你幾句：你讀了很多書，也可以說很有才能，很有前途。你不能老是當那個臨時工，荒廢歲月。”
“我現在不是在猛學習嘛。現在已經恢復高考。我還得圓圓大學夢呢。”
張敬懷又想了想：“這麼談話多沒有意思。我們還是像’病友‘那麼談話好不好。我這一恢復工作，好像我們之間一下拉大距離了。……我這個人，你的總印像如何？”
這時馮怡才有了笑容：“你嘛……你讓我說真話，還是說假話？”
“這還成問題嗎？”
馮怡笑了：“你地位一變，也許就不喜歡聽真話了。”
“胡扯！說真話。”
“你這個人嘛……”馮怡一面想一面斟酌詞句。
“不用想，講直感。”
“你這個人嘛……首先，作為一個男人，滿成熟，滿可愛的。成熟的男人，比那些’奶油小生‘之類可愛。”
“哈哈哈！”張敬懷大笑“我這個人，哎，還有人說我’可愛‘！連我的老婆、孩子都沒有說過。我不僅可愛，還’滿可愛‘！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假話，假話。”
“你看看，人家給你講真話，你又說是假話。不給你說了。”她耍起小孩子脾氣。
“好好好，真話，你說下去……”
“作為一個領導幹部嘛，對我……對別人我不知道，對我還算平易近人，沒有架子。哎，哎！我告訴你，我衡量一個領導幹部的第一標準，是看他是不是平易近人，是真的沒有架子，不是裝模做樣的對下級拍肩膀那種……”
“說得好，說得好！”
“做一個朋友嘛，也還真誠。就這些。你從來還沒有說過對我的印像呢。你也講一講。”
張敬懷也想了想：“你作為一個女孩子……”
馮怡馬上糾正張敬懷：“不許你叫我’女孩子‘，我已經不是孩子了。”
“好好好。不管你叫什麼吧。你性格開朗，渴求知識，善於獨立思考……”
“我不要那些’鑒定‘語言，要講直感。”
“你也是滿滿可愛的咧。”
“感謝你說我’可愛‘，可是在很多地方，讓人討厭……我不說了，你說吧，我有沒有不可愛的地方？”
“我已經猜到了：有人討厭你。可能認為你獨立思考，不隨波逐流，有時太露鋒芒，對領導不會唯唯諾諾，也就是’不聽話‘。如果真的有人為此說你討厭。
這正是你的優點。”
“我沒有缺點了？”
“等我想起來再告訴你吧。”
次日，單主任帶着車來接他。療養院的醫生、護士們都出來站在大門口給張敬懷送行，唯獨不見了馮怡。她出了什麼事呀？張敬懷叫護士去找，過了半天馮怡才從她住的房間出來。眼睛紅紅的，一面強裝笑容，一面笑着說：“我害眼病了。”
張敬懷不覺心中一陣顫抖：“這個女孩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