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官復原職
張敬懷回到省城的第二天，就參加了省委常委會議。原來的省革委會，凡是解放軍在“支左”中任職的領導人，現在一律調回了部隊。參加會議的省委委員，基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成員。楊同理仍然擔任省委書記，其他人為副書記和常委。張敬懷和他們從紅衛兵衝散那次省委會議之後，十多年來沒有見過面。楊同理可是老多了，滿臉皺紋，像蛛網似的，面色油黑，但看來還算健康。其他委員們，十年浩劫中，也都沒有見過面。這第一次省委會議，也算是個“見面會”，彼此握過手之後，從感情上講，都想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啊，你還活着呀！”但是誰也沒有說話，劫難之後的沉痛，壓倒了要說話的願望。
“現在開會！”楊同理宣佈。他向長方形的大會議桌掃了一眼，好久沒有說第二句話，好像要哭的樣子。他壓抑住自己的感情，說：“不是都回來了嗎？什麼也別說了。回來了就好，回來了就好了。……”
楊同理又看了看會議桌周圍的同志，發現只缺少一個人，那就是原紀律檢查委員會方一宙書記。辦公廳那個靠造反起家的“劉司令”，因為他的違紀行為，方一宙處分過他，方一宙在長期的批鬥中，沒有挺過酷刑這一關，去世了。楊同理說：“原來的常委，就缺方一宙同志了。為了他的不幸，我們默哀三分鐘！請大家起立。”
大家站起來，低頭默哀。
……
這次會議主要是研究常委的分工問題。關於誰抓政策的“拔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和清查“三種人”的問題，沒有定下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喊得最多的口號是“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實際上造反就是一切，鄧小平在一九五七年，整頓了一段，大見成效。可是卻來了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又亂了套。
現在清理“三種人”的任務還很重，一部分造反派還在台上，“兩個凡是”，還很流行。平反冤案的阻力也很大。
最後，楊同理說：“我看由張敬懷同志抓這項工作吧。誰受過的磨難最多，感同身受，抓得會最緊。大家同意吧？”
同志們都同意。楊同理問張敬懷：“敬懷同志，怎麼樣？”
張敬懷說：“我接受任務。”
張敬懷在翠谷山莊的那些日子裏，兩個造反派搶佔的房子被退了出來，小院中間砌的那堵不三不四的牆壁，拆掉了。經過簡單的修繕、整理、粉刷、打掃，樓院又恢復到原來的樣子。被沒收的幾千冊書籍，也搬回來了。這是張敬懷最高興的一件事。辦公廳單主任，又給拉來幾件傢具，已經像個家了。
“家”是恢復了。可是張敬懷和夫人艾榮、女兒勝美的感情，還是難於“修復”。矛盾還是發生在艾榮工作的安排上。
第一件事，還是艾榮的工作安排和級別待遇問題，夫婦還是沒有解開疙瘩。
第二件事，是關於女兒的入學問題。勝美已經上初中二年級了。在縣裏那個中學，教育水平很低，這次回城，艾榮想讓女兒進“育才中學”。一般高幹子弟，都進這個學校。艾榮讓他打電話給教育局，把孩子送進去。張敬懷就是不肯。
艾榮幾乎是吼叫着向他說：“跟你這個首長，好事沒有份兒，你被打倒，我們可都佔光了！你對老婆孩子虧不虧呀！”
張敬懷堅持說：“在我這個崗位，就得講黨性，就得按原則辦！”
艾榮說：“去你的原則黨性吧。你為什麼脫軍裝？你為什麼坐十年監獄？不都是什麼黨性原則的結果嗎？”
此話捅到了張敬懷的痛處。張敬懷也吼起來：“不許你胡說！”
……
張敬懷暗自傷懷：“家”是有了，可是它還是破碎的呀！
張敬懷只休息兩天，就上班了。按照分工，他除了管原來文教那一攤，又兼管了政法這條戰線。為清查“三種人”和落實幹部政策，成立了一個專案組，就在他的直接領導之下。原來專案組已經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但現在還有許多案件等待處理。辦公廳送來的文件，有一兩尺高，來找他請示、報告工作，或者有急件等待他批示的人，絡繹不絕。白天時間不夠用，人們便在晚上找到他家裏。有的人談完了工作還不走，總是對他問寒問暖的。這些人大多也走了“五七道路”，最近先後從鄉下調回來的，他都認識。在同這些人的接觸中，他感到有點奇怪：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斗他斗得最狠的，甚至對他拳打腳踢過的，因為上不了“三種人”這條線，不在清查之列，現在對他卻格外親熱。而那些沒有帶頭造他反的“逍遙派”，或者在大批判中比較實事求是的，他恢復工作后，反而對他沒有那麼多“熱情”。仔細一想，這也不奇怪。於是他在自己心中定了一根弦：凡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在位時，對他吹吹捧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他“劃清界限”最積極，斗他斗得也最狠。而現在對他卻一反常態，表示格外“親近”的，對這類人他都格外小心，對他們講的什麼話，要保持警惕，且不可完全信任；而在“文化大革命”前，他覺得對他不那麼順從，還常常向他提點不同意見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中，卻比較實事求是的。現在他官復原職了，和他還保持着正常的上下級關係，對這些同志，說話辦事他就比較放心。
他上班的第二天，單主任就向他請示：你的秘書問題怎麼辦？
張敬懷正要問卜奎的情況，單主任彙報說：“卜奎同志還在鄉下──回了他的原藉三平地區。據說在”文革“中他因為是個死硬的’保皇派‘，三平地區給了他開除公職的處分，連他姐姐的工作也丟了。”
張敬懷說：“這樣的同志不該落實政策嗎？”
單主任說：“還沒有來得及吧，只要張書記有話……”
張敬懷說：“馬上把他調回來，我不要別的秘書。”
單主任說：“我就去找組織部，讓他們急事快辦。”
五天之後，卜奎就回來向張敬懷報到了。見了張敬懷，二話沒說，因為實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大哭了一場，劫後餘生呀！
張敬懷也止不住流下了眼淚。
過了片刻，兩人讓心態平靜了一下才開始說話。
張敬懷首先說：“關於我的事，什麼也不要說了。”他打量着十年沒見的卜奎，除了臉色變得黝黑，有點消瘦外，看不出有多大變化，問：“你在鄉下這幾年，我一直蹲班房，不知道你在哪裏。”
卜奎說：“在鄉下當農民唄。我本來是農民，又讓當農民，反樸歸真，沒有覺得有什麼不適應的。”
“那好，那好，就應當這麼想。吃飯吧，吃了飯我們好好談一談。”
“我也有好多話要給張書記講呢。”卜奎說“你的身體還好嗎？”
“還好！能活過來，是最主要的。”
“經過這場大風暴，能挺過來實在不容易。”
“你不是也受了許多苦嗎？”
“苦過一段，比起張書記不算什麼。”
“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它公正而無情！”
沉思了片刻，卜奎說：“張書記，我一直覺得內心有愧，對不起您。”
張敬懷說：“不對，是我連累了你。可以設想，你要是不給我當秘書，哪裏會挨這頓整。”
卜奎說：“使我一直不安的是，我不該把關於’毛主席萬歲‘和對’毛澤東思想‘一分為二的事，抖落出來。”
“你不要為這事有負擔。在當時，你就是不說，他們也會從別的地方搞到材料。況且，就是沒有此事，我也夠他們打倒一百次。你有什麼辦法呢？”
“可是”卜奎仍然悶悶地說“那時候，反對’毛主席萬歲‘，對’毛澤東思想‘要一分為二，是十惡不赦的罪名呀！那次他們鬥了我三天三夜，我糊裏糊塗地講了這件事，我覺得問題太嚴重了。我痛苦萬分，用煙頭燒自己的手都沒有感覺。你看……”卜奎伸出左手，手背上還有一塊疤痕。
張敬懷撫摸着卜奎的手，心痛地說：“別說了，一切都過去了，都過去了。”
“現在我不知道怎樣進入工作。經過文化大革命，好多是非問題，還是鬧不清楚。”
“你先看些文件吧！現在冤假錯案一大堆，許多政策搞亂了套，極需拔亂反正，中國耽誤了十年，我們得往前趕呀！”
……
停了片刻，張敬懷又問：“你和青蓮的關係，經過這場劫難，應該有好轉吧？你回家了？”
卜奎嘆了一陣氣，半天才說：“青蓮住在她娘家，來咱家之前，我先去看了看。我作為她的丈夫，沒有盡到責任，我挨了斗，她也和我劃清過界限，提出了離婚，可是並沒有辦理手續。作為女婿，我那位老泰山，一直討厭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老人家去一個大廠’支左‘了。’文革‘后，按軍委命令，他退出這個廠子時，不知道因為什麼問題說不清楚，該廠群眾不諒解，很久不讓他離開。這次見了我，老泰山先問：’你在鄉下這幾年，思想改造得怎麼樣？是不是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了？‘。我真不知道怎麼回答。青蓮呢？只問了一句話’回來啦‘，就到她自己屋裏去了。看樣子，沒有和好的可能。”
“你們的婚姻，是個歷史性的錯誤。”
卜奎點了點頭。
兩人說到這裏，張敬懷大聲喊：“你們看看是誰來了？”
儘管他們家庭不和，可是夫人艾榮和女兒勝美，都歡迎卜奎則是共同的。夫人一見卜奎，比見到張敬懷都高興，說：“卜秘書，你好呀！”又向裏屋招呼“勝美，快來，你卜奎叔叔回來了！”
勝美馬上跑出來，一見卜奎就投入他的懷抱：“卜叔！”
卜奎撫摸着她的頭髮：“啊，都長這麼高了。過來，和叔叔比比，長了多高？”
卜奎用手一量：“快趕上叔叔了。”……
艾榮說：“都是初二的學生了。”
四人略略談了一會兒，艾榮把卜奎叫出來，說：“你來，咱們得說說私房話呢。”
說著艾榮領卜奎到了自己的房間，說：“勝美從鄉下回來，入學問題還沒有解決呢。在鄉下上那個破中學，純粹誤人子弟。我讓老頭子說句話，勝美進育才中學，老頭子就是不肯說話。你看看怎麼辦好？”
“你交給我吧。”卜奎說。
卜奎知道夫人是個急性子，要辦事一定得辦成，而且要快。他想了想，原來某書記的秘書，目前當著教育局局長，他們原來就很熟悉。卜奎立即給教育局長打了一個電話。二人在電話中先交談些閑話，教育局長先祝賀他，又回到省委工作，“官復原職”。又問卜奎，有什麼要他辦的事。卜奎說，有一個同志的孩子，想進“育才中學”，你這個局長得講句話。局長問：“誰的孩子？”
卜奎知道，他不能打張敬懷的旗號，說：“我一個朋友的孩子。”局長說：“你的朋友，那好辦。我馬上給學校打電話，你直接找他們的武校長吧。”
勝美的進育才中學的問題，就這麼容易的解決了。
卜奎馬上對夫人彙報，夫人高興地說：“還是卜秘書，比老爺子強！”
張敬懷一投入工作，就像打仗一樣，恢復了那種拚命精神。他脫離這個社會太久了，好像什麼事情對他都是生疏的。卜奎每天都給他送來一大批中央文件、省委文件，各種來信。像過去一樣，經過卜奎的整理、分類，寫了內容提要，為他批閱提供了方便。因為他分工落實幹部政策，他得首先掌握中央精神，凡是中央有關這方面的文件，他總是一字一句地閱讀，重要的地方，他都用紅圓珠筆把要點畫出來。有關這方面的幹部和群眾來信也最多。他們字字淚滴滴血的申訴，他都感同身受，提前寫出平反指示。他們被冤枉十年了，由於各種歷史和社會因素，這些冤假錯案久拖不決。再就是清查“三種人”，雖然已經做了大量工作，但有些造反派還在台上作威作福。這類告狀信，也很多。他幾乎每天都被文件埋住了，再就是會議多，凡是禮儀性的活動，他一律不參加。他很久沒有到基層了，對“文化大革命”之後的社會情況太生疏了。他想抽出點時間，到群眾中搞些調查研究，以便有更多的發言權，自己提出的意見也會切合實際。也正在此時，在卜奎送給他的文件中，他發現了三平地區的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說寫道：
“省委領導：
謹抄寄三平地區民謠一首，它反映了我們這個地區目前的形勢，希望領導親身來調查一番，以便真正把黨的政策落到實處……“
下面是那首民謠：
一貫正確造反派，
兩手緊緊捂着蓋。
三餐頓頓有魚蝦，
四面楚歌不下台。
“五穀豐登”沒糧吃，
“六畜興旺”沒得宰。
七竅難通民心意，
八方民怨上不來。
九九歸一群眾苦，
十盼上級派人來。
卜奎在這封匿名信前的“提要”箋上寫了這麼幾句話：匿名寫信，可見群眾還心有餘悸。黨的政策的陽光，還沒有照到這個角落。請張書記批示。
和這份民謠相對應的，是三平地區革委會最近報給省委的“工作報告”。報告的題目是：《抓清查，促生產》。報告中詳細報道了三平地區怎麼通過抓清查“三種人”落實黨的政策，形成了生產的大好形勢，創造了各條戰線的好成績。
從報告看，現在的三平地區，真是政通人和，工業生產飛速發展，農業是“五穀豐登，六畜興旺”，人均年收入達到了四百多元等等。
顯然這兩份材料是完全矛盾的。張敬懷立刻把卜奎叫來，問：“你對這兩份材料如何評價？你下放回鄉這麼好幾年，應該是最了解真相的。”
卜奎說：“關於三平地區的情況，我還沒有來得及向張書記彙報。事情是這樣：在”文革“中間，三平和全國各省一樣，成立了誓不兩立的兩大派：一派叫’井岡山‘造反兵團，一派叫’長征造反兵團‘。兩派反覆奪權。因為長征造反兵團人數最多，號稱十萬之眾。其頭頭名叫聞大名，在武鬥中異常兇狠。他們的觀點又是站在’支左‘的解放軍這面的，所謂’站隊‘站對了。所以在’建革‘時，這個聞大名便結合’進革‘了。先是革委會副主任，正主任是軍分區的司令員。
文革后，解放軍代表一撤，原來的地委書記現在的祈主任扶正，當了正主任。可是聞大名一直認為他們是’正確路線‘的代表，他的哥兒兄弟們也在各個部門掌握着實權，捂着蓋子。祈主任雖然是地區的一把手，可能是被斗怕了，心有餘悸，不敢大膽抓工作。所以，中央的許多政策得不到落實。這首民謠反映的情況是真實的。”
張敬懷說：“你再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看。”
卜奎說：“有一個公社幹部，在一九六六年，看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電影時，見林彪跟在毛主席身後，晃着語錄本。這個幹部私下對一個同志說：”你看林彪這個人，八字眉，窪摳眼，我怎麼覺得有點’陰‘呀。“這話被揭發出來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雖然天天喊”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別的政策都沒有定。但是在”公安六條“中有一條：反對林副主席的，就可定性為現行反革命。於是這個同志被逮捕法辦，判了十年徒刑，到現在也不得平反。聞大名提出的理由是：當時林彪還是副主席，反對他仍然是錯誤的。現在，這個幹部是釋放了，但’反革命‘的’帽子‘還得戴着。”
張敬懷想了想，說：“我脫離實際太久，只就文件批文件是不行的。你準備一下，我們下個星期到三平地區搞點調查研究。”
“好的。”
“說去就去，可不要事先和他們打招呼。”
“不通知公安部門？”
“你看，你這個同志，文化大革命中我都沒有死，現在還怕什麼呀！”
張敬懷又想，他下去之前，好像有件急事要辦，但又想不起是件什麼事。想了想，哦！想起來了；順便拿起毛筆，飽沾墨汁，在一張宣紙上寫：馮怡，馮怡，馮怡…。一連寫了好多個。
卜奎走近了審視了一番，問：“馮怡是誰呀？”
張敬懷說：“是，是，我在翠谷山莊，認識的一個女孩子，名字叫馮怡。她父母可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了。我問過她多次，她都不肯講。她隻身一人，沒有個正式工作，也該落實政策吧。這是她給我的地址，在咱們出發之前，你找一找她，看看她有什麼事，需要我們幫助的。能夠解決的，盡量幫助她一下。”說著把馮怡的地址交給卜奎。
卜奎說：“好的。”
這些日子，稍有空閑，張敬懷就會想到馮怡。他絕對不會官復原職了，就忘記這個忘年之交的小朋友。如果能夠幫助她解決一點困難，他會覺得安心一些。
當天，卜奎就按照張敬懷給他的地址，找到了馮怡。
現在馮怡一個人住在書店倉庫的一角。室內黑暗得好長時間才看清了她的面容。牆壁的一角有一隻黑鍋，一隻塘瓷小碗，一塊舊草墊上堆着一床破被子。大概這就是她的全部生活了。只有地上堆着的一羅書，說明她在追求知識。
卜奎說：“我是奉張書記之命來看你的。”
“哦，”馮怡想：他還沒有忘記我，隨後說“我得謝謝他。”
“你沒有家嗎？”卜奎問。
馮怡說：“老張問過我多次，我都沒有講。太令人傷心了。”停了一刻才說“我父親原來是海天大學哲學系的教授，文革中’自絕於人民‘了。我母親因受不了這種打擊，不久也去世了。”
卜奎還是第一次聽人稱張書記為“老張”，可見他們是苦難中的忘年之交，問：“老張要我問問你，是不是需要幫助？”
馮怡停頓了片刻，說：“如果是領導的恩賜，我不需要什麼人的憐憫。”
卜奎忙解釋：“不是，根據你的情況，是要落實政策。”
馮怡說：“我現在就是你看到的情況，怎麼落實，我也說不清。”
兩人細細談了很久。
“好了，什麼也別再說了，你等着吧。”卜奎說著告辭出來，馮怡送他到倉庫門口。
只過了兩天，在張敬懷到地區三平視察之前，卜奎向張敬懷彙報：“馮怡找到了。”
“她的情況怎麼樣？”
“我和她談了。我覺得這個女同志，很有頭腦，很有水平，善於獨立思考，非一般同志可比。我看是個難得的人才。可是，她目前當個臨時工，生活也很困難，值得同情。”
“她沒有提需要幫助的事？”
“開始沒有。我看她的自尊心很強，沒有主動提。”卜奎說“我想，這事在眼前擺着，也不用着她提，應該主動幫她解決──現在，該解決的問題，都解決了。工作已經安排在新革機械廠，在黨委宣傳科當幹事。住房、戶口、糧食關係，也都辦妥了。”
這太出乎張敬懷的意外了。現在回城、解決工作、戶口等問題，無一不是比登天還難的事。他沒有想到，卜奎會辦得這麼順利。問：“怎麼解決得這樣痛快？”
卜奎彙報說：“其實，並沒有費什麼勁，我只給常局長打了一個電話，把情況一講，他說了一句，你就放心交給我辦吧。沒用我再問，第二天，他就打電話讓我去看房子了。您看，現在不是我們挨斗那個時候了。”
“常局長？哪一個常局長？”
“就是原來於善有書記的秘書小常呀！現在是人事局的局長了。要嘛人們在文化大革命中那麼出生入死的去奪權呀！有了權，什麼都好辦。”
這不能不引起張敬懷的深深思索：許多人給領導當秘書，三五年之間就放“外任”做了領導。像卜奎這樣的秘書，有文化，有理論水平，品質好，工作認真負責，對黨忠心耿耿，經過文化大革命的考驗，這樣的幹部不提拔，是沒有道理的。他不能老是把卜奎“窩”在自己身邊呀！他得為卜奎的前途想一想。但就目前而言，他又實在離不開卜奎。將來再說吧。張敬懷想。
“馮怡還說什麼了？”張敬懷想知道更多的情況。
“沒有。”卜奎說“哦，她說，讓我謝謝張書記。”
“她沒有說來看看我？”張敬懷問。
“沒有。”
這使張敬懷很傷心。怎麼回事？為什麼地位一變，她對我就這麼生分了？等從三平回來再說吧，張敬懷想。
他們去三平地區調查研究的事，卜奎沒有通知公安部門，但是按工作正常程序，按工作紀律，他得向辦公廳單主任報告，一是問一問省委最近有沒有重要會議，二是他們外出得領旅差費，單主任是他的直接領導。作為秘書也得向他報告。
也理所當然的，單主任得在張書記行前通知三平地區，以便他們接待。所以，他們還沒有出發，聞大名就得到了消息，並且做好接待的各項準備。
就在張敬懷出發的頭一天晚上，聞大名的電話打到了卜奎家裏，電話以一種熱情、關心、親切又帶幾分諂媚的聲音說：“卜秘書嗎？我是聞大名呀！今天接到辦公廳單主任的電話，說是張書記要來三平地區視察。請你告訴一下，張書記都要視察什麼地方？調查什麼問題？需要我們準備些什麼材料？”
卜奎的回答是：“我作為秘書，不該問的，不能隨便問。到時候你們就知道了。”
“我的好老鄉呀！你可別給我打官腔。別的我不問了，行不行？可是張書記都有什麼生活習慣，比如，愛吃什麼？口味是咸一些好？淡一些好？這些小事總不是秘密吧。不然，張書記到了我們地區，吃不好飯，影響身體健康，不大好呢。
告訴我們一下，以便我們做些必要準備……”
“張書記在吃飯方面很隨便的。”卜奎說。
聞大名又羅嗦：“哎呀，你老兄……您回鄉的幾年，我對您是有照顧不周的地方。我的水平低，看不遠，您還不原諒呀？接待張書記，如果我們搞得太寒酸了，對張書記有失尊重；但太奢侈了，又怕張書記訓斥。您是三平地區出去的幹部，等於半個主人，您說說，怎麼接待才算’適當‘？”
“越隨便越好？”
“給張書記吃炸醬麵條？”聞大名哈哈笑着說。
“對對對！炸醬、打鹵都行！”說著把電話放下了。隨後氣憤地自語：“王八蛋！”
次日，卜奎陪着張敬懷乘小車出發，不到四個小時，就到了三平地區。
在“拔亂反正”中，大部分地區，都把黨政合一的“革委會”又分成“地委”和“專員公署”。可是三平地區的大門前掛的還是“三平地區革命委員會”的牌子。汽車到達之時，地區革委會的領導成員都站在大門口迎接。那個聞大名越過目前是革委會一把手的祈主任，搶先幾步走過來緊緊抓住了張敬懷的手，熱烈地搖晃着：“歡迎，歡迎！歡迎張書記來視察工作！”接着又抓着卜奎的手拚命搖晃。又向張書記一一介紹來歡迎的人，好像他是三平地區的一號領導。
張敬懷把手從聞大名的手中抽出來問：“你們這裏的革委會誰是一把手？”
這時聞大名才向張敬懷介紹：“這是我們祈主任，祈主任！”
張敬懷問聞大名：“你是不是有點’越位‘呀！”
聞大名臉色一紅，退居一旁。
這一天，聞大名像熱鍋上的螞蟻，走前不妥，走後不忍，不知道如何是好。
晚飯後，張敬懷先同祈主任做了個別談話，要他消除“餘悸”直起腰板，大膽工作。接着拿出來兩份文件：一份是那封匿名信和三平地區的“民謠”，一份是他們以革委會名義寫給省委的《抓清查，促生產》的報告，說：“你看看，這兩份文件，哪一份反映的情況是真實的？”
祈主任看了，想了多時，說：“當然，’民謠‘反映的情況是真的。”
張敬懷有點生氣：“既然’民謠‘反映的情況是真實的，那麼《抓清查，促生產》這份文件，怎麼會以地區革委會的名義送到省委？”
祈主任又遲疑了半天才回答：“聞大名這個人飛揚跋扈，權欲心很強。據說他上邊有根子。誰也不敢動他……”
“這我就該批評你了。他有什麼根子？我們只有一個’根子‘，那就是黨的政策。你呀……”
張敬懷停了一刻接著說：“你還是怕！越怕，鬼越來欺負你！你不怕鬼了，鬼就怕你！”
“是，是！”
“我們都是經過了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的人，什麼刑沒有受過？什麼苦沒有吃過？還有比那種日子可怕嗎？我看，我們這一代人，只要不健忘，文化大革命是不會重複了。全民遭殃，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教訓還不夠深呀？”
張敬懷和祈主任的這次個別談話，一直談到深夜。
他們走出談話的房間時，聞大名正在門口的沙發上坐着。見張敬懷出來，像火燒了一下似的，猛地站起來。
張敬懷問：“你在這裏幹什麼？”
“我怕張書記有什麼事吩咐，在這兒等着。”
“我有事。”張敬懷說。
“什麼事？我馬上去辦！”
“我的事，睡覺！”說罷揚長而去。
聞大名在那裏站了半天，悻悻而去。
次日，祈主任領着張敬懷到地區各部門開了兩個座談會，晚上又找了幾個同志個別談話，第三天又到兩個區了解情況。第四天，召開了“中國共產黨三平地區委員會”。這是文化大革命之後，第一次正式的地委委員會議。聞大名原來不是黨員，是在文化大革命時，在某次武鬥中，由另一個造反派介紹，“火線入黨”的，會議不承認他的黨籍，一開會就被“請”出了會場。
會議由祈主任主持，張敬懷先在會議上講了話。祈主任和其他地委委員們都發了言。會議結果是做了幾項決議：
關於撤銷靠造反起家有打砸搶行為的聞大名及其同夥的一切職務並隔離審查的決議；
關於繼續清查“三種人”和落實幹部政策的決議；
關於抓好當前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決議。
另外還有幾項有關某些具體工作的決議。
這些決議，大快人心。三平地區見到太陽了。
從三平地區回來之後，在一次省委常委會議上，關於這次在三平地區之行的情況，張敬懷向常委們作了彙報。楊同理書記完全肯定了他的工作，並說：“我的老張同志呀，你辛苦了。休息幾天吧。”
張敬懷在家裏休息時，他想就三平地區之行寫篇文章，標題都想好了：《書面報告和實際情況》，還找了幾本書和一些材料。可是心神不定，怎麼也看不下去。他問自己：“我怎麼了？”
想了半天，忽然叫道：“卜秘書，你過來一下。”
張敬懷不上班的時候，卜奎也住在張敬懷家裏的辦公室。卜奎立即站在張敬懷面前。
“你能找到小馮嗎？”
“好找。”卜秘書答。
“你告訴她，讓她到家裏來一趟。”
“好的。”
就在這天下午，馮怡來了。她覺得是“奉命”來的。好像一個普通幹部晉見首長那樣，生分分的，站在那裏，低着頭，等着張敬懷問話。可是張敬懷半天不語。
馮怡問：“張書記找我有什麼事嗎？”
這問話使張敬懷有些傷心，又是半天，張敬懷說：“你為什麼不來找我？”
“我為什麼要找你？”這話又刺痛了張敬懷。
“沒有事就不能找我？”
“我已經讓卜秘書謝過你了。還有什麼事找你？”
“你坐下吧。我們還像在翠谷山莊那樣談談好不好？那時，你可不是這樣子的呀！”
馮怡說：“那時，你養病，我也是休養。我們是病友，也就是說是平等的朋友，現在不同了。”
“什麼不同了？我還是我，你還是你呀！”
“不同的，不同的。首先，你現在肯定很忙，我不願打擾你。”
“我忙，這不錯。但是也沒有忙到見一個朋友的時間都沒有呀！”
“你是張書記，我只是一個普通幹部。我們之間相差得太遠了。我來找你──一個普通幹部，老是往省委書記家裏跑，別人會怎麼看我，又怎麼看你呢？”
“別人怎麼看，且不去說他。我倒是問問你，當了領導就不興有朋友了？”
“現在，你的朋友……只有在你工作的圈子裏找。”
“荒唐的邏輯！怎麼當了領導就不能和普通人交朋友？”
馮怡不語。
張敬懷緩緩地說：“小馮呀，看來你還是不了解我。我們在翠谷山莊那一段，作為一個普通人和普通人，無所不談。那是我有生之年最大的快樂。現在，歷史又把我推到這個崗位上，你認為我願意呀！我是別無選擇。我們能不能恢復在翠谷山莊那樣的忘年之交的關係？”
馮怡這才慢慢有了笑容。
“可以的，只要你在我面前不是領導。”
“哎呀，你呀，你！你以為所有的人都是’一闊臉就變嗎‘？……算了，我想問問你的生活、工作，都怎麼樣？”
馮怡這才和張敬懷談天說地，說起來沒個完。
他們一直談了一個下午。張敬懷要留她吃飯，馮怡不肯。張敬懷也沒有勉強她。
馮怡走後，張敬懷一直陷入深深的思考，做了高級幹部，連交個普通的朋友也難呀！他感到無限的悲哀。
當卜奎領着馮怡進院子的時候，夫人艾榮和女兒勝美都在家。以前夫妻關係不好，艾榮一直懷疑丈夫可能有外遇。但是經過多方觀察、考核、調查，並沒有發現蛛絲馬跡。今天見卜奎領着一個姑娘進來，長得那麼俊俏，立刻引起了艾榮的注意。她們娘倆，躲進西間屋，側耳細聽。開始並沒有什麼響動，後來卻不斷傳出極其熱烈的談話，而且丈夫還常常開懷大笑。艾榮只有在他們結婚不久，才聽到過這種開心的笑聲。但是他們談的什麼卻聽不清楚。
當馮怡告辭出來的時候，張敬懷還特地送到門口，說：“歡迎你常來串門！”
一個姑娘，頂多是個科級幹部可能連個科級也不是，和一個省委書記談得那麼熱烈，艾榮還沒有見過。心中不覺湧起一陣酸楚。像犯了胃病似的想吐。“什麼東西！”她暗暗罵了一句。
馮怡走後，老頭子又開始批閱文件。卜奎也回到西下屋。艾榮也跟進來了。
艾榮對卜奎，有時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有時當作自己的弟弟，有時也當作自己的貼心秘書。他們家庭的矛盾，沒有什麼瞞着卜奎的。一進卜奎的屋子，艾榮就小聲問：“剛才來的這位，是幹什麼的？”
卜奎知道夫人這方面很敏感，忙答：“是張書記在療養院認識的一個知青。
她父母在文革中都被迫害死了。很可憐的一個孩子。張書記給她落實了政策，她來表示感謝。”
“沒有別的關係？”
“沒有的，不會的。”
“怎麼談那麼熱乎？”
“姑娘愛說笑話。”
“你知道，我們這位老爺子和我這麼笑過嗎？”
“我向阿姨保證，絕對沒有別的事。張書記在這方面是很傳統的。你放心。”
“現在的男人呀，誰能打保票！”
艾榮出了卜奎的房子，又和女兒嘁嘁了半天。媽媽又徵求女兒的意見，兒女說：“我爸，不會的。他們這一代人，不管家庭如何，這方面都是很傳統的。”
媽媽想了半天：“防女人，比防賊都難。”
張敬懷還是日日夜夜地忙碌着，時間在開會和批閱文件中流淌過去。從早晨到深夜，幾乎沒有一分鐘是屬於他自己的。
有一天晚上，卜奎照常給他抱來一大堆文件和報刊。
他先瀏覽了中央幾份大報，見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文章，僅僅從這個標題，他就覺得很新鮮。他先是粗略地讀了一遍：有意思！有意思！他想。又反覆讀了好幾遍，越讀越覺得這篇文章不簡單。又看了兩遍，眼前一線光明在閃耀。看此文發表日期是五月十一日。署名是“本報特約評論員”按照文化大革命形成的習慣，凡是代表中央精神的社論、評論，都是“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首先發表。可是，這麼一篇充滿新思想、新精神的文章，怎麼在光明日報發表呢？又為什麼不用“社論”而用“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呢？
張敬懷把卜奎叫來，指着光明日報問：“這篇文章你看了沒有？”
“看了，看了好幾遍。”
“你有什麼想法？”張敬懷盯着自己的秘書兼朋友。
卜奎也不像是向張敬懷彙報，好像意見一樣坦率地說：“我看這篇文章充滿了新的思想和新的精神，可能會引起我們國家的很大變化。”
張敬懷和秘書討論式地說：“如果這篇文章代表中央，那麼應該是’兩報一刊‘首先發表，一般也都用’社論‘形式。可是光明日報先發表，而且用’特約評論員‘就有點意思了。”
卜奎繼續表示自己的看法：“這個問題，事關重大。如果按照這篇文章的精神，恐怕文化大革命就要被徹底否定。也可能本來是中央精神，因為事關重大，先在光明日報發表，做點輿論準備。當然，也可能是某個理論家個人的想法，因為符合主編的思想，沒有請示中央，闡自發表也有可能。”
張敬懷說：“這就看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是不是轉載吧。如果這兩個大報轉載，那這就是當前黨中央的聲音。如果他們不轉載，就可能是個別人的意見了。”
“我想是這樣。”
次日，即五月十二日，張敬懷和秘書都急不可耐地等着報紙。直到下午，當天報紙才到。張敬懷先看人民日報，一字不差地原文轉載，又看解放軍報，也是原文轉載。新華社向全國發了通稿。
“這肯定是黨中央的精神！”張敬懷高興地說。
接着省委書記楊同理，給張敬懷來了電話：“老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篇文章你看了沒有？”
“看了。”
“做何感想？”
“我看這篇文章是代表黨中央說話的。按照文章的精神，要重新評價二十多年我們的歷史，許多被顛倒的歷史得顛倒過來。”
“我同意你的看法。”楊同理說“新華社記者今天要向我採訪，要我表示態度。還希望我寫篇文章，大事呀，大事！”楊書記的興奮心情從電話中聽得出來。
“是，是，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張敬懷說。
“夥計，你也寫篇文章吧。這場和’兩個凡是‘的大論戰，我們得參加呀！”
“我要寫的。”張敬懷說。
以後許多天，張敬懷都急不可耐地等着看每天的報紙，發現中央各部、委、解放軍各軍、兵種，各省的主要領導，紛紛發表談話，擁護和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報紙的頭版頭條，都是發表的這類報導和文章。
張敬懷的文章很快就寫好了。標題是《需要重新整頓“三風”》。
這篇文章的內容要點是：首先回顧了抗日戰爭期間延安整頓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使中國革命從一個勝利走向一個新的勝利。文章接着講到，近二十年來，大躍進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文化大革命為自己樹立了許多假想敵人，像唐吉訶德和風車作戰那樣；造反組織林立，製造了許多新宗派，釀成全面內戰；在文化大革命中，言必引用領袖的話，“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誰也不敢說自己的新思想，新觀點……這是“黨八股”的大泛濫。正是由於這種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作祟，二十年來，我們從一個失敗走向另一個失敗，卻又總說是形勢大好，越來越好。大躍進提出：苦戰三年改變一窮二白面貌，由於主觀主義，結果造成了國民經濟大災難。……最後，文章對深入開展這場大討論，還提出了若干意見和建議。
文章尖銳，文筆流暢。洋洋洒洒佔了兩大版。在省報發表后，全國各地報紙紛紛轉載。
與此同時卜奎也寫了一篇長文，標題是《實事求是精神的喪失》。文章從大躍進講到文化大革命，也是洋洋洒洒佔了大半版。許多讀者都來信說他的文章寫得很有水平。
有一天，在省報的文藝版，發表了一篇雜文《砂鍋搗蒜的故事》，副題是《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有感》，寫得很有意思。
文章一開始就講了一個民間故事：
俗語云“砂鍋搗蒜，公雞下蛋”純粹是胡扯！可是有一位理論家偏說：“小砂鍋，能搗蒜，千錘萬錘打不爛。”眾人不信，那麼就實踐一下吧：第一個人拿來一個砂鍋。“乒當”打破了，理論家說：“你的砂鍋質量不好！”那麼，再實踐一回，人們拿來第二個砂鍋，“乒當”又打破了，理論家又說：“你搗的方法不對！”那麼進行第三次實踐，又拿來一個砂鍋，第三次打破了。理論家氣急敗壞地說：“你是別有用心的破壞！”
雖然屢試屢敗，就是不承認實踐，就是不承認“砂鍋不能搗蒜”這一規律。
張敬懷和卜奎看了，都說寫得好，很形像，且具有哲理性。一看作者，署名是“二馬駒”顯然是一個化名。張敬懷讓卜奎向報社打聽一下作者是誰，很想和他談一談。
卜奎給報社編輯部打電話詢問，編輯部回答說，作者叫“馮怡”，並且說了作者的地址和電話。
卜奎回來報告張敬懷：“你猜猜，這個二馬駒是誰？”
“誰呀？”
“你認識的。”
張敬懷略微一想：“是小馮吧？”
“是。”
張敬懷和秘書都開懷大笑了。
“這個小馮，筆端還真有點文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