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張敬懷的新秘書

卜奎到省委報到了。這是由辦公廳單主任通知他的，說是讓他臨時幫助張書記做一段工作，以後再正式分配。

此前，組織部長曾經向張敬懷提出過建議：讓卜奎先在辦公廳作為一般的秘書，考驗一段，看看他的能力，如果稱職，再作他的私人秘書不遲。可是張敬懷堅持，馬上把卜奎調到他的身邊當秘書，以至他說出這樣的話來：“你們給我配秘書，我相不中；我相中了的，你們又提出這樣那樣的建議，咱們到底誰聽誰的呀！”大有“我意己決，勿庸再言”的氣勢。組織部長還是堅持：“給您當秘書，按任用幹部原則，是要經過嚴格考核的。”

張敬懷說：“他不在我身邊，我怎麼考核他？”但張敬懷也退了一步，目前不算正式秘書，要半年試用期。

單主任找卜奎談了工作，安排食住。總務科長在張敬懷辦公室隔壁給他騰了一間小屋，安了一張床，既是辦公室，又是住室。省委後院就是省委的大食堂，吃飯極其方便。張敬懷又在自己院子中的西廂房，騰出一間屋，也安了一張床。

他也可以住在他家裏。這樣，有什麼事，無論在什麼時候，可以隨叫隨到。張敬懷還告訴卜奎：你如果願意，也可在我家裏吃飯。

此時卜奎的心情非常複雜，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工作做好，是不是會辜負領導的信任。他寫那篇文章時，不過是心中有話，不吐不快，沒有想到，這篇文章竟然在改變他的命運中起了這麼大的作用，他只有好好工作，來報答組織的信任和重用了。

辦公廳單明主任對這個小青年一直不放心。給張書記當秘書，是一個多麼重要的崗位呀！他必須開導開導他。如果工作中出了一點紕漏，他這個辦公廳主任是有責任的。

在卜奎報到的第三天，單主任和卜奎認真的作了一次長談。

單明主任是一位老辦公廳主任了。對工作要求嚴格，一絲不苟。管好省委領導的秘書們，他是有責任的。

首次和卜奎個別談，單主任先說了些歡迎之類的話，然後對卜奎說：“卜奎同志，你過去在地區工作，表現很好。可是你應該知道，在地區和省委，位置不同，工作要求也是有很大區別的。”

“我知道，很怕工作不稱職，做不好，出了錯誤，造成損失。”卜奎低着頭，感到負擔沉重。

“你有了這個想法很好。特別是給張書記當秘書，稍有不慎，出現了差錯，不僅給你個人，還會給張書記造成不良影響。”

接着單主任對他諄諄教導說：“先說這工作能力：因為省委領導管的是本省的或者是有關國家的大事。大事可多了：東、南、西、北、中，黨、政、軍、民、學，農、林、牧、副、漁，文、教、衛、財、貿，秘書雖然不能盡通，但方針、政策方面的基本知識是必須明白的。

“第二是文字水平：因為要替領導起草發言稿，講話稿，工作總結，對上的報告，對下的批示，有時候文件又要得很急，如果說張書記明天要去開什麼會議，做什麼報告，你就得連夜準備，有時還要帶許多資料。秘書需是‘筆杆子’，還得是快手。有時需要一夜之間，熬出上萬字的草稿，這種稿子的文筆，既要符合黨的方針政策，又要符合當時的需要。要先請示領導，根據領導的指示精神，再經過自己的思考，寫出的稿子，才能符合要求。

“第三，還必須有很強的綜合、平衡能力。張書記管的方方面面的事很多。

就說每天上邊發下來的，下邊報上來的文件，群眾來信，不要說堆積如山，用尺量是可以說的。張書記沒有時間全看或者細看，這就需要秘書分類整理、歸納，在文件上貼簽，寫出內容提要，供張書記批閱。你不能漏掉重要的，也不能把本來屬於秘書自己可以處理的，再‘端’給張書記，浪費領導的時間。

“第四，秘書和書記是領導與被領導關係，但政治上是同志關係，組織上必須服從領導，可是領導也不可能事事都絕對清楚。秘書要服從，而不能盲從。秘書要代替領導做許多輔助性質的工作，但不能‘越位’。大事不請示領導，擅自做主是絕對不行的。秘書不僅要做自己業務範圍內的工作，還要關心領導的生活、健康。關心而不是阿諛奉承，……要正確處理這些關係，有許多矛盾和辯證法。

“第五，秘書常常接觸黨的最高機密，對這些機密，要有‘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子女’的精神，搞自由主義是要犯大錯誤的。

“第六，當張書記在省里開會時，省委書記的秘書們，也就有聚在一起的機會了。沒有事的時候，難免談天說地。一般說來，在領導班子間，有些分歧或者矛盾，是正常現像，絕對的團結是沒有的。平時領導難免對秘書有意無意間，流露出某些情緒。所以，在秘書們聚在一起閑聊的時候，隨便議論和‘傳話’，是最忌諱的，否則要涉及領導之間團結的大局。必須做到這一點，要用黨性來保證……，

“不能細說了，這種嚴格的工作要求和複雜的互相關係，有些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要靠在實踐中體會……以後有什麼問題，你可以找我，隨時彙報。

不要怕我麻煩……。當秘書的責任和學問，不是幾句話能夠說清楚的。以後在實踐中你會慢慢理解的。”

卜奎感謝單主任的關懷，並且表示一定按照單主任指示精神，好好工作。

“就談到這裏吧。”

卜奎懷着感激的心情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了。他時常想念老母親，但是，有他姐姐照顧，而且母親轉為城市戶口，吃商品糧。當時叫“農轉非”，這是比登天還難的事。這種大恩大德，他怎麼報答呢？所以，他不僅擔當了秘書的責任，同時也負起了張書記的家庭生活的某些責任。張敬懷夫人的身體不好，他陪夫人到醫院看病。張敬懷的小女兒勝美，已經進了幼兒園，每天接送勝美，也是他主動承擔的任務。有時張敬懷的廚師來不及採買，他也提着籃子主動到市場上去。

使張敬懷覺得十分滿意的，還是他細緻而又有條理的工作作風。張書記每天都會收到數十份文件。經過他整理分類：必須經他親自批閱的，卜奎用曲別針別在一起。此類文件，如果涉及到黨的重大方針政策，卜奎都把有關這方面的文件，擺在前邊，供張敬懷閱讀；凡是不太重要的文件，卜奎也歸類在一起，寫上“內容提要”，讓張敬懷一目了然。有些群眾來信，該轉給有關方面的，他別在一起，註明：“建議轉某某單位處理”。有些需要張敬懷去講話的重要會議，他先請示張書記講話的內容提要，然後起草講話稿，讓張敬懷修改。有些不太重要的會議需要張敬懷講話，他就先起草個講話提要，供張敬懷參考。有時，遇到什麼問題，張敬懷也先徵求他的意見。在張書記不太忙的時候，也和他談聊天。

這樣過了不到三個月，他已經成了張敬懷的不可離開的助手甚至成為忘年交的朋友了。

由於張敬懷不替夫人說話，艾榮的職務和待遇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哪怕他向組織部說一句：“你們考慮一下艾榮同志的工作安排問題。”組織部門也會心領神會，一下問題就解決了。“舉賢不避親”嘛！可是張敬懷就是不肯說這句話。

自從女兒下生之後，作為父親的張敬懷幾乎沒有抱過她，親過她。連女兒進省委幼兒園，也是艾榮去聯繫的。所以，女兒對爸爸也少了些父女之情。張敬懷白天上班，開會，晚上回家批閱文件，哪有時間去親親女兒呢？

有一個星期六，卜秘書去幼兒園接勝美。幼兒園離張敬懷的家裏，有四五站路，還需要換一次車。平常只要勝美見到卜秘書去接她，馬上叫着“卜叔叔”，就撲到他的懷裏，跟他回家。可是那天小勝美哭得像淚人似的，就是不跟他走。

卜奎問幼兒園阿姨，出了什麼事？阿姨說：“剛才幾個小朋友在一起議論：看誰的爸爸媽媽官大。有的孩子是吉普車來接，有的孩子是小卧車來接。他們說，用吉普車接自己的，爸爸媽媽不如用小卧車接孩子的官大。有的孩子對勝美說，你爸爸的官肯定不如我爸爸官大。小勝美不服，說，不對！我爸爸的官比你爸爸官大。那孩子說，你爸爸要是比我爸爸官大，你讓他用小卧車來接你，我才信呢？所以今天她等着小卧車來接她。”

卜秘書勸着勝美：“好孩子，跟叔叔走吧。”說著去拉她的手。

小勝美打着滴溜，哭着不肯走。阿姨怎麼勸也不行。沒有辦法，卜秘書只好給車庫打電話。誰知張敬懷因為有會議，車子不在家。這樣一直等到晚上七點多鐘，才來車把勝美接了回去。

一進門，夫人艾榮問：“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呀！”

卜秘書說了細情。張敬懷也聽到了，大發脾氣：“誰讓你用我的車子去接她了？下不為例！”

夫人在一旁也發了火兒：“就顯得你革命，就表現你艱苦樸素！車子閑着也是閑着，接接孩子有什麼了不起的！”

張敬懷說：“你懂得什麼！用車接接孩子，本不是什麼大事。你知道這在孩子的心靈里，種下什麼種子？小小的年紀，就用爸爸的地位和人家攀比，養成優越感，虛榮心，出人頭地的品行……等我們蹬腿一走，她能幹什麼？不會有出息的！”

夫人說：“我們嫁給你這個首長，不僅沾不着光，為了你的‘革命’，連我的工作安排都得低人三分！”

勝美在旁邊聽着，也噘着嘴表示不滿。

卜奎知道張敬懷的夫妻不和，他們的分歧，雖然並不隱瞞卜奎，但，人家的家務事，作為秘書的，從不插嘴。一旦他們吵嘴，卜奎便躲進自己的小屋裏。

隨着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貫徹執行，各條戰線都在糾“左”。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七千人大會。由於張敬懷過於疲勞，生了一場病，住了一個月的醫院，所以張敬懷沒有能夠參加這次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會議。他一出院，就讓卜奎把大會文件找來，他一件一件，一字一句，認真閱讀着。

這是一次總結大躍進以來歷史經驗教訓的會議，是一次令人感到鼓舞的會議，也是實事求是要人敢於發表意見的會議。

張敬懷認真閱讀了“七千人大會”的所有文件，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各個中央部門領導的發言，會議簡報。不是看一遍，而是看了好多遍。會議的精神是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糾正‘左傾’錯誤。

張敬懷閱讀七千人大會的文件時，使他特別感動的是劉少奇在大會上講話中的那一段話：

劉少奇說：“我看在座的同志應該是有經驗了吧！餓了兩年飯還沒有經驗？鐵路還要修幾萬公里？‘小土群’還要搞那麼多嗎？工廠還要開那麼多嗎？還捨不得關廠嗎？還捨不得讓一部分工人回去嗎？……恐怕應該得到經驗教訓了。農民餓了一兩年飯，害了一點浮腫病，死了一些人，城市裏的人也餓飯，全黨、全國人民都有切身的經驗了。回過頭來考慮考慮，總結經驗是時候了，再不能這樣搞下去了。”

關於造成這幾年困難的原因，劉少奇說：“這裏提出一個問題，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也問了幾個省委幹部，我問過陶魯笳同志：在你們山西，到底天災是主要的，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的？他說，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或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

這幾年，我們工作中一出了錯誤或偏差，總是講“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

就這一問題，劉少奇同志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你不能到處這樣套。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

劉少奇在報告中有一段痛心疾首的話：“應該把我們這些年來所犯下的錯誤，對老百姓所欠下的債務，血淚的教訓，刻成碑文，立在每一個地委的大門口，每一個省委的大門口，直至立在中南海的大門口，讓我們的子子孫孫，牢記住我們的錯誤，保證世世代代，決不重犯！”

張敬懷讀到這一段，不禁熱淚盈框了，多麼尖銳！多麼深刻！

張敬懷又細讀毛主席的講話，毛主席沒有就大躍進以來的問題講話，而是講了一個民主集中制問題。

現在回想，彭德懷老總在廬山會議上的“萬言書”和多次發言，是有先見之明的，是對的。從中央到地方，在“反右傾”鬥爭中，定的“反黨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先後都平反了。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成立有“專案組”。在認定這些人是什麼“分子”的時候，根據專案組整理的材料中，說“像這種言論”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平反時，還是這份材料，又認定“這是典型的冤假錯案”，同樣一個人，同樣一份材料，卻得出了截然相反的不同的結論，僅僅是專案組的悲哀嗎？有人竟然先後當了兩當了兩次典型，“右傾機會主義”的典型，敢於說真話的典型！實事求是的精神哪裏去了？

可是，這次七千人大會卻沒有涉及彭德懷老總和“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問題。這是張敬懷最關心的問題。自己過去之所以受批判，是和彭德懷的問題有密切聯繫的。現在組織上對自己的批判和調離部隊，難道不該有個說法嗎？

目前省委為了貫徹七千人大會精神，對下邊定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紛紛平反了，自己該怎麼辦呢？要不要向上級申訴呀！他百思百想，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措施。他身上仍然壓着一塊石頭，就是他真的犯過“錯誤”，現在也應該給一個“說法”呀！

張敬懷正在想心事，卜秘書拿着一羅文件進來了。

卜奎從中抽出黨校一份報告，說：“為了貫徹七千人大會精神，省委在黨校辦學習班，短期輪訓幹部，時間是兩個月。主要是讓大家就這幾年我們的工作，總結經驗教訓。後天，第一期開學。黨校請張書記做一次報告，也算是開學典禮。

如果張書記同意，我就告訴他們。需要我起草個稿子，請張書記把基本精神講個綱要，便於我起草講話稿時把握方向……”

這幾天，張敬懷苦思冥想的結果是：自己雖然受了批判，但是並沒有給自己立什麼“案”，也沒定什麼“性”。那麼，既然沒有立案，又未定性，當然也不在平反之列。即使給他一個“說法”，他也不可能再調回部隊了。況且，這一段他在地方工作，已經熟悉了情況，工作很順手，不管是省委領導班子的同志們，還是他分工的下屬部門的同志們，對他也格外尊重。他的思想感情已經完全投入省委的工作中了。既然如此，自己不可能也不想回部隊，那麼寫一個什麼“申訴材料”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他有點想開了。

可是張敬懷的思路，繼續發展下去：他從蘇區的“肅反”，想到延安的“搶救運動”，又想到大躍進和廬山會議。個人受點什麼委屈事小，接受幾十年極左路線的教訓事大。關於自己的受批判，還是以不聲不響為好。現在中央既然要大家講話，讓大家“出氣”，那麼所謂“出氣”的目的，是為了總結經驗，自己還是寫一份更有價值的材料為好。

關於要去黨校講話的問題，他雖然有許多話要說，但覺得自己現在講什麼，都不是適當場合。中央在七千人大會上，號召大家出氣。如果他去講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會把握不住分寸，還是不去講的好。便對卜奎說：“你告訴黨校，我沒有時間。讓他們請別的省委領導講話吧。”

卜奎說：“好的。”

張敬懷又沉思良久，說：“我現在所考慮的不是到什麼地方做報告、髮指示的問題。最近，我想了很多或者說是更大範圍和更長時期的問題，我想和你談談，讓你找些資料，幫助我起草一份文件。”

卜奎說：“我不知道能否完成任務……”

“你聽我慢慢講。”

然後張敬懷和卜秘書做了一次促膝談心。這次談話不是張敬懷和秘書，也不是上下級之間，而是同志和朋友之間才有的談話。

他從自己在江西故鄉當放牛娃想起，想到蘇區“肅反”的血腥事件，想到延安的“掄救運動”，又想到大躍進，想到廬山會議，三年困難……他感到，幾十年來，“左傾”路線的錯誤。對黨造成的損失太大了。最近在一份簡報上，他看到一個基層幹部的總結髮言中的一段話。那幹部說：“人們為什麼要犯左的錯誤呢？在觀念上認為，”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左“邊是棉花坑，”右“邊是大糞坑，掉在”左“邊坑裏，萱騰騰；掉在”右邊“坑裏臭烘烘。這真是一語道破的至理名言。可見糾正‘左’的傾向，還需要花費大的力氣。

那麼自己要寫的材料，就不要從個人問題出發，而是要從更長的時間，總結出一點歷史經驗，寫一份“意見書”，供中央領導參考……

要使自己的材料具有說服力，得舉出許多例子，得找出許多歷史文件。這就必須要卜奎秘書參與了。這是他決定和卜奎深入談一次話的根本原因。

那天晚上，他把卜奎留在家裏，泡上茶，讓卜奎坐下來，輕聲細語地說：“卜秘書，我想和你細談一次，你要幫我整理一份大材料。”

卜奎感到，現在在他面前的張書記，不像是一位領導，而是像同志一樣和他談心的兄長。

“請張書記吩咐。”

張敬懷停了一刻，問：“你知道蘇區的‘肅反’嗎？”

“知道一些。”卜奎答。

張敬懷有點疑惑：“你這麼個年紀，怎麼會知道？”

“聽老同志說過一點。”卜奎答。

張敬懷接著說：“蘇區的‘肅反’，肅‘ＡＢ團’，肅‘改組派’，我們殺了自己很多同志。”

“嗯？”

卜奎睜大了眼睛，張敬懷接著說：“不僅那時，就是到現在，誰也不知道所謂的‘AB團‘，‘改組派’，到底是什麼，他們在哪裏？”

卜奎認真聽着，感到了極大的震撼。

“我曾經被‘肅’過，你相信嗎？”

“我無法相信。”

“你想一想，一個窮放牛娃，十五歲參加革命，我知道什麼是‘AB團’，改組派？可是，有人說我是‘AB團’。也沒有怎麼審問。在一天夜晚的行軍路上，差一點沒有把腦袋丟掉。後來，我逃跑了。往哪裏去呢？我思慮再三，回家，見着白狗子，也難免一死。逃跑，也無處可去，反正，我是被冤枉的，幹革命受點冤枉是難免的，活着還得幹革命。只要我回到部隊，會說清楚的。這樣我就攆隊伍去了。沒有想到，經過這麼幾十年的戰爭，居然沒有犧牲，還熬出來個將軍！”

張敬懷苦笑了一下，卜奎覺得驚心動魄。

“你知道延安的‘槍救運動’嗎？”

“也是從老同志那裏聽到一點點。”卜奎答。

“那時，我在敵後，先是當營教導員，後來當了團政委。沒有受到觸及。那年春天，從敵人佔領的北平，跑過來一批學生。經人介紹，處了一個對像。後來，我把她送到延安學習。可是她被當做特務，給‘槍救’了。從此，我們就斷了關係。當時從敵占區到延安尋求革命的知識分子，被‘槍救’的，也不知道有幾百幾千人，全是假案，冤案，錯案。又過了十多年，認識了你這位艾阿姨。”

張敬懷又停了很久，雙方都陷入深思之中。還是張敬懷問：“我在‘反右傾‘運動中，受過批判，你知道嗎？”

其實，卜奎從別的秘書那裏，聽到了一點，但他說：“不知道。”

“我講給你聽。”於是，張敬懷把自己在廬山會議之後他受到的批判，像對老朋友那樣，講給自己年輕的秘書聽。接着張敬懷嘆了一口氣，意味深長地說：“我現在想做一篇長文章，不在於給自己’平反‘什麼的，而是想總結一下歷史經驗。在習慣上，在一般人們的心中，好像左比右好。其實，幾十年的革命和建設實踐證明，左並不比右好。左傾路線所造成的損失，要比右大得多。同時，我們過去所批判的許多’右‘，並不是真正的右，反而是馬列主義。我想從歷史上擺許多歷史事實，來說明這個問題。……”

張敬懷停了一刻繼續說：“過去，我是不敢寫這麼一篇文章的。因為從全黨的情況看，大家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現在，從七千人大會的精神看，從全國、全黨的氣候看，我覺得，大家都覺悟了。我做這篇文章也是時候了。我想極左路線給我們造成這麼大的損失，只要我們不健忘，起碼在二十年內，我們這些老傢伙在世時，是不會再重複了。但是我們要給下一代人留下些資料。反面經驗也是財富呀！”

“我能幫張書記做些什麼事情呢？”卜奎往前探了探身子。

張敬懷說：“我要寫文章的基本思路，立論根據，總體結構，我已經想了很久，問題是缺乏具體材料。特別是有關檔案，我手頭沒有。我給你的任務是，到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找一些當時在肅反中的大案，要案。之後，你再到延安去一趟，把當時’搶救運動‘中的檔案材料找幾份。至於，找什麼材料，以哪些大案、要案為重點？我給你開了個單子，你按着單子去找檔案。介紹信呢？一是由省委組織上開一份，我個人再給你寫幾封個人信件。凡是我讓你去的地方，無論是當地的軍區，省委，地委，軍分區，都有我的老戰友。他們一定會全力以助的。你不必告訴他們做什麼用，只說是為了給一些老同志落實政策。你回來后，關於大躍進以來，極左路線造成的損失，材料都很現成。隨用隨拿就可。”

張敬懷說到這裏，打住了。

“因為我的文章能不能寫出來，寫得怎麼樣，我也沒有把握。即使是寫出來，也只是一個’意見書‘，內部材料。這事，你不可對別人講。”

“那自然。”卜奎說，又問“我什麼時候出發？”

“你把手頭的工作處理一下。下星期就出發吧。”

一個月後，卜秘書回來了。任務完成得很順利。凡是張敬懷開列單子上所要的檔案材料，基本上都有了。於是張敬懷除了處理日常工作，便沒日沒夜地投入到寫他的文章中去了。

一天晚上，張敬懷正在潛心寫文章，夫人艾榮進來了。張敬懷一回頭問：“有事嗎？”

夫人有點生氣：“廢話，沒有事就不能來你這屋？”

張敬懷見她進來，趕忙把正寫的文稿合上。

艾榮說：“你防賊呀！”

張敬懷語塞了。

張敬懷是屬於那種黨性極強的黨員。無論什麼事，凡是黨內的機秘，不該讓夫人知道的，他對夫人是一句話都不講的。什麼人能看黨內什麼文件，是有嚴格級別規定的，不該夫人看的，他總是鎖在保險櫃裏。這次他寫的是一篇文章，本來不是黨的文件。艾榮便走近辦公桌，他也只能任其翻閱了。

夫人看那標題是“關於如何從根本上防止極左路線回潮的建議”。夫人又翻了幾頁紙，笑着說：“你又犯老毛病了是不是？才幾天沒挨整，心中痒痒了？”

張敬懷不喜理她，這些重大問題是無法和她討論清楚的，只說了一句：“什麼話！”

“這麼大的問題，你胡說什麼！上有黨中央，毛主席。中有各級黨委、政府，下有廣大群眾。難道你比黨中央毛主席都高明呀？”

“我並不覺得比黨中央、毛主席高明。可是我有我掌握的情況，我有我看問題的角度。問題提得對不對，可以供領導參考嘛！”

“我看你五九年挨整還沒挨夠，又多嘴多舌！”

這話又揭了張敬懷的瘡疤。但他不想再說什麼，在一旁喘粗氣。

夫人又說：“勝美髮燒了，三十九度，你知道不知道？”

“嗯？”

“你白當這個爹了！什麼時候關心過孩子！”

“上醫院看看嘛。有大夫呀！”

“現在是晚上十點，黑天半夜的，怎麼去？”

“叫個三輪嘛。”

“你不是有車嗎？讓出一趟車嘛。”

“老百姓生了病，沒有車，就不去醫院了？”

這時卜秘書進來了。卜奎知道張書記從來不讓為家屬私事出車，張敬懷不發話，司機也不敢出車，對艾榮說：“這事交給我吧！”

他們出去了。卜奎個別給司機說了說，司機通情達理，悄悄把車子從後院開出，沒有敢鳴喇叭。

黨校一再來請張敬懷在第一期學習班的開學典禮上講話，實在推辭不掉，他還是去講了話。

張敬懷沒有拿稿子，侃侃而談：這幾年，在各條戰線上，我們都做了不少荒唐事，還不讓大家說話。說大話、假話者，陞官；說真話，實事求是者，挨整。

上上下下都有一股氣。“七千人大會”，不是讓大家“出氣”嗎？。我本着這個精神，也號召大家“出氣”。中央對“出氣”規定了五個“不”：即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挖根子，不打棍子，不裝袋子（裝檔案袋），大家俗稱不搞“五子登科”。我認為還要發展一下：無論誰發言，無論講什麼，也無論對錯，不做紀錄，不搞錄音，即使說了錯話，也不搞大批判，要人講話，要讓人把話講完，也不要搞所謂批判性的“大辯論”，成了“十不”。這樣有助於發揚民主，讓大家暢所欲言。早知如今，何必當初！如果當初，有這十個“不”，我們就不會犯那麼多的錯誤，就不會出現三年困難！……

張敬懷的講話，不斷為掌聲打斷，大家真覺得民主的春天到來了。張敬懷自己講完話，心裏也覺得從來沒有過的舒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