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將軍掛甲
張敬懷在政治上跌了大跤，家庭生活也不幸福。
夫人名叫艾榮，比他小八歲。在抗美援朝戰爭前線，他負了重傷。那時，艾榮在後勤部的戰場救護隊。是她以瘦弱的身驅，從戰場上把張敬懷背下來，走了十多里路，累得吐血。為此，她立了一等功。張敬懷傷愈回部隊時，經同志們說合，兩人便匆匆結婚了。張敬懷一直懷着感激之情，把她當做救命恩人。結婚之初，也有一段短暫的算是幸福的生活。在戰爭年代，只有在兩次戰爭的空隙中，有時是軍官們回到後方，大多是家屬們到前方，使得夫婦團圓。時間很短暫，沒有真正互相理解的時間。可是，結婚不久，朝鮮停戰協訂簽字，張敬懷就發現這位女同志個性太強，和同志們相處，事事愛拔尖，虛榮，計較地位，和誰也搞不好團結。當初，她見別的女同志嫁給首長，很快得到了提拔。可是，她參加革命七八年了，還是一個普通衛生員。為此，她常常埋怨張敬懷：“就是你不給我說話！”組織部們，也覺得艾榮應該提拔一下，可是，張敬懷還是不同意，說：“她不能團結人，如果她當了領導，會和單位所有的人都弄崩的！”
這話自然會傳到夫人的耳朵里，為此，夫婦關係一直不好。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志願軍回國后的第二年，政治部沒有通過張敬懷，把艾榮提了個某軍隊醫院門診部的支部副書記。她嫌官小，上班是兩天打魚，三天曬網。因為她是張敬懷夫人，大家也就睜一眼，閉一眼，沒有計較她。張敬懷常常讓他注意勞動紀律和群眾影響，可是她自有說法：“你為了避嫌，就是壓着我。和我同樣資歷的，當了營、團級幹部的有多少？怎麼和你這個首長結婚，就該倒霉！”
他也不和妻子解釋，兩人沒有共同語言，說得越多，吵得越凶。
前年她生產女兒勝美的時候，難產，又大出血。幾乎要了命。現在她面色慘白，弱不禁風。從勝美下生，夫婦就分居，再沒有同過房。本來艾榮還想要一個男孩子的，可是她說：“我命中無兒呀！”
在軍區黨委開擴大會議的時候，會議內容對外是嚴格保密的。可是，從張敬懷每天回家時的表情，加上社會上已經開始“反右傾”運動，憑丈夫常常讚揚“彭總”，張敬懷挨批判的事，她也猜了個八八九九。
一次張敬懷回家，夫人看着他，帶着嘲笑的口氣說：“在你的眼裏，好像就是你革命！你的黨性比誰都強。總是亂說。看看！你吃到什麼好果子了？”
他在反彭德懷反黨集團運動中挨批判，以及現在調離部隊，自然無法瞞過夫人。但是，黨內高層的事，他不能向妻子透露半句。本來他已經夠難受的了。別人對他有什麼誤會，他都可以諒解，連夫人也奚落他，他不能忍受了，吼道：“我亂說什麼了？我什麼時候，亂說過什麼話？”
“你不亂說，怎麼會有今天？你在那個會上，沒有發言？沒有檢討？沒有揭發？別以為人人都是傻子。我消息靈通着呢。”
這又是在揭他的傷疤了。
張敬懷又繼續吼着：“我還得說，我得說！”
“你說呀，你說呀！你能把自己說得連軍區副政委都丟了！我算服兒你了！”
“總有一天我要說的！”他不想和夫人再吵下去。轉身回到卧室，躺在床上生悶氣。
對於一個南征北戰數十載的將軍來說，脫去軍裝，是改變個人歷史的重大事件，也是一件叫人痛苦的事件。可是張敬懷不能不脫去軍裝了。
一直拖到這年年底，張敬懷才到省委去報到。既然他已經離開了部隊，就不能再穿軍裝了。哪有穿軍裝的省委領導呀！這天，他把早先壓在箱底的一套中山服找出來，放在床上，身子斜歪在那裏，盯着那套便衣，久久不動。他想，難道自己就要離開幾十年的戎馬生涯了嗎？
這時他又想起了彭總。從中央文件中，他知道彭德懷老總被撤銷國防部部長職務后，已經被下放到京西一個叫做“掛甲屯”的村子住閑。歷史的偶然性也真會巧合：怎麼彭總偏偏被下放到叫“掛甲屯”的村子呢？連身經千戰的“彭大將軍”都“掛甲”了，何況自己呢？
如果是正常轉業，脫軍裝，換便衣，原是很自然的事。可是現在他是犯了錯誤被迫轉業到地方的。男兒有淚不輕彈，他流淚了。
他懶洋洋地，把那套中山裝穿在身上，走到大穿衣鏡前審視着自己。他感到吃驚：鏡子裏的這個人是誰呢？那是我嗎？平常他是很少照鏡子的。現在他看着鏡子裏的那個人，怎麼那麼老呢？他又走近些才發現，兩鬢頭髮好像突然斑白了許多。他不願再看，急忙走到客廳。
夫人去年生女兒時，因難產，大出血。因為那時，鄭政委為了排解他的煩悶，讓他到某師臨時搞調研，雖然接到了電話，可是並沒有回家。一提這事，夫人就埋怨他：“戰場上我救了你的命，可是我給你生孩子，要死要活的，你連回家看看我都不肯。就你的工作忙，就你的責任心強呀！”
平常他也很少過問一下她們母女的情況。夫人常常說他：“你除了工作，還關心過誰？我生產時，都快死了，你連個面也不見，作為一個丈夫、父親，你及格嗎？”
一提到這些事，張敬懷也常常感到自己不對，可是改不了。這時他總是抱歉着說：“現在你要我幹什麼吧？”
夫人說：“我的奶水不夠，你能不能想法給孩子搞一點奶粉或煉乳”。
“你不會到‘軍人服務社’去買嗎？”
夫人說：“你也太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了。軍區的‘特供點’，過去買肉是不限量的，現在已經改成每月四斤了。而且只有你一個人的份兒。四斤肉，全家吃，夠塞牙縫的嗎？……至於買牛奶煉乳什麼的，你異想天開吧。”
“那就買代乳粉嘛。”
“買代乳粉也要糧票的。你只會當首長，連目前生活的普通常識都沒有！”說著氣哼哼地出去了。
從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運動之後，國民經濟的頻於崩潰，已經看出一些苗頭了。可是不管多麼困難，黨的高級幹部都有特殊供應點。軍隊則有“軍人服務社”，買食油、肉類，香煙等一般不受數量限制。可是隨着主副食品越來越匱乏，“特供”也不能不受影響。
張敬懷半天沒有言語。他是在軍區黨委擴大會議之後，從一個老戰友那裏借到彭德懷“上書”的全文的。在借這份“上書”時，老戰友一再囑咐他：我是違反紀律的，你千萬可不能給別人看呀！他答應了。
他細細閱讀着彭總的“上書”，越看越感到彭德懷老總的正確和勇敢，同時也越覺得自己的軟弱和卑微。那時，彭德懷老總就預見到，大鍊鋼鐵、人民公社、食堂化等，會給國家、人民、黨，帶來嚴重後果。現在的事實應驗了。另外，從“大參考”上反映出來的情況看，餓死人的事件已經發生，看來，它還要發展下去，後果是不堪設想呀！
這時，警衛員小周低着頭，腳步遲慢地進來了。
“首長，我，我犯了錯誤……”
對這個警衛員小周，張敬懷有着極其特殊的感情。那是一九五三年春天，抗美援朝進入了第三個年頭。為了戰俘遣反問題，停戰協定遲遲不能達成協議。在板門店一次會議上，以美國為首的所謂“聯合國軍”的代表說：“既然在會議桌上，我們達不成協議，那麼就讓大炮發言吧！”
中朝首席談判代表說：“好，就讓大炮發言吧！”
那時，張敬懷還在某師當政委，他們這個部隊的守備陣地是西線的大德山一帶。美軍進攻時，炮火之密集，後來人們用“炮彈一響，土松三尺”來形容。山上的樹木被轟沒了，草被燒成灰燼。每抓起一把土，就會同時抓起幾塊彈皮。連指南針放在地上都會失靈。在這樣密集的炮火中，不要說人的血肉之軀，就是一隻螞蟻，都難於存活下去。
那天，張敬懷到前沿陣地拿着望遠鏡正向敵方陣地觀察，忽然一聲刺耳的“啾……”傳來，有戰鬥經驗的人，從聲音可以判斷，這個炮彈的落點就在身邊。
守護在張敬懷身旁的一個戰士，沒容分說，就猛然把張敬懷推倒，並且俯在他身上。這個戰士犧牲了。另一個青年戰士叫着：“叔！叔！叔呀！”接着放聲大哭。
他把這個青年戰士帶回指揮所細問，原來在抗美援朝前夕，叔侄是一起自願報名參軍的。這個青年戰士的父輩有兄弟三人，就守着這根獨苗。張敬懷感動了，“給他們周家留一枝根苗吧！”於是便把小周在身邊當了他的警衛員。一直到如今，七八年了。
看着眼淚汪汪的小周，張敬懷不相信這個純樸的河南農村孩子會犯什麼錯誤。
親切地問：“你犯什麼錯誤？你能犯什麼錯誤？”
小周含着眼沮說：“我偷了首長家裏三斤雞飼料。”
原來因為主副食品極端缺乏，軍區特供點的雞蛋，也由原來的不限量改為每月三斤，而且只有張敬懷一個人的份兒。這樣，夫人就自己在院子裏搭了個雞窩，養了四隻生蛋雞，把剩菜剩飯當雞飼料。剩飯菜不夠養四隻雞的，又走後門從一個糧站買來些糠皮什麼的做飼料。
張敬懷聽了，嘆口氣，問：“你拿雞飼料幹什麼？”
小周眼淚汪汪地說：“在自由市場……託人……託人，三斤雞飼料可以換一斤糧票……家鄉來信，我爹，爹餓死了！……我娘也……”說著大哭起來。
張敬懷忍不住轉過身，哽咽半天說不出話。轉身把夫人叫過來：“把現有雞飼料給小周！讓他換成糧票寄回家，都餓死人了，還吃什麼雞蛋！”又從內衣口袋中掏出五十塊錢：“去，到郵局，給家裏寄去。”
小周哭着不肯接，張敬懷硬是給他塞進口袋裏。
小周回身又把五十元扔到桌子上，並且從身上掏出一個旱煙袋，說：“首長，我犯了這樣的錯誤，已經沒有資格當解放軍的戰士，更沒有資格當首長的警衛員了。我請求退伍。但無論到哪裏，我始終會想念首長。這是我叔叔犧牲時，我從他身上搜出來的一個旱煙袋。留給首長做紀念吧。”
這隻旱煙袋，短桿，有四五寸長，可以裝在軍衣的口袋中。裝煙末的皮袋，原來是黃色的，現在油黑油黑，可是角角楞楞已經磨白了。從這個煙袋，張敬懷又想起那個在炮彈將要落在他身旁，撲在他身上挽救了他一命的老班長。有什麼東西能比這個念物，更有價值呢？張敬懷含着眼淚，接過煙袋，幾乎是命令的說：“你沒有拿過我家的什麼雞飼料，你也不存在什麼退伍問題。以後不許再講這些話。聽到了沒有？”
小周沒有回答，轉身退出。已經走過西廂房了，張敬懷還聽到了他的哭聲。
張敬懷關起門來，實實在在的抽泣了一陣，內心呼叫着：“我們這個革命，怎麼走到了這個地步！”
過了一刻，把眼淚擦乾，向外邊喊了一聲：“畢秘書！”
只過了幾秒鐘：“到！”畢秘書站在他的面前。
這個畢秘書，是個標準軍人，跟他有四五年了。戴副淺度近視鏡，一臉知識分子氣質。他博覽群書，很有學問。他為張敬懷起草的講話稿，發言稿，工作總結、報告之類的文稿，幾乎不用修改。他為人又正派。作為張敬懷的秘書，從不亂說亂道。也從不向他講別的首長的這事那事，更不向張敬懷提出這樣那樣的個人要求。他從當軍政委時，就跟着他。首長就是首長，秘書就是秘書。他們一直保持着這種上下級關係。他們從來沒有談過心。現在他覺得，有點對不起畢秘書。
憑畢秘書的水平，起碼，應該放到團里當個政治部主任。如果當時他說句話，是很容易辦到的。可是，因為在他身邊工作，同時也覺得，作為一個領導幹部，畢秘書魄力差一些，所以，一直沒有安排，他覺得對不起畢秘書了。現在，即使他有心提拔他，自己已經沒有這個權力了。是他耽誤了畢秘書的前程。現在，他覺得應該和畢秘書談談心了。
他親切地說：“你坐下。”
畢秘書在他身旁的沙發上坐下。
他想了一刻，緩緩地說：“畢秘書，過去，我是上級，你是為我服務的秘書。
中央、軍隊的大事，我們不能隨便議論，雞毛蒜皮的小事，我們又沒有議論的時間。我現在感到遺憾的是，和你談心太少，我現在要走了。我們作為同志，談談心好不好？”
畢秘書說：“好。”
作為他這樣的高幹的秘書，除了不能參加他們這個階層的會議之外，從秘書整理的上報材料中，從中央、中央軍委、軍區黨委發來的文件中，什麼情況秘書不知道？像他受彭德懷問題的株連，他所受到的批判，連他的檢討的草稿，都是畢秘書替他起草的。有時他自己起草的稿子，也徵求過秘書的意見。對於畢秘書，他沒有什麼可以隱瞞的。
張敬懷想了想，說：“畢秘書，現在我要走了，我們要分別了。你有什麼話，無論是想說的，不想說的，該說的，不該說的，能說的，甚至不能說的。你都講給我聽好不好？不管你說什麼，我都會正確理解你的，你相信嗎？”
“相信……好。我說，我說。”畢秘書坦然說。
張敬懷又補充：“我首先覺得對不起你。我早就應該把你放下去，可是總是捨不得。我覺悟晚了，想糾正也來不及了。是我在你的問題上太自私，總是怕人們說閑話……”
畢秘書說：“首長，你不要這麼說。這一年多，你自己日子也不好過……”
他一直感到這位秘書是了解自己的，這話使他十分感動。
“那麼，你有什麼話，就說吧。特別是對我個人有什麼意見……”
畢秘書想了一刻，緩緩地說：“我和首長要說的話，其實也不多。首長比我的水平也不知道高多少倍。我只是想說：真理和權力，有時候並不在一個水平線上……”
只這一句話，張敬懷就被震動了，他沒有想到畢秘書會想得這麼深，這麼富於哲理性。
張敬懷微微點了點頭，不語。
畢秘書繼續說：“當真理被權力愚弄了的時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張敬懷又一次被震動。
畢秘書接著說：“所以，我勸首長，對問題想開一點，看遠一點。不要苦悶，不要和自己過不去。”
“是，是，你說的對。認識一個真理，大概需要歷史和時間的驗證，需要一個過程的……”
“歷史是最無情的。”畢秘書接著說“還有，首長到了地方上……地方，比軍隊要複雜得多。像你單槍匹馬的，到一個人生地疏的崗位，無論是工作作風，工作方法和首長熟悉的軍隊環境，都相差甚遠。地方上的人際關係，盤根錯節的，有許多事，都不能按部隊的習慣處理……”
“你說得很對，十分對！”他沒有想到畢秘書在這個時候能夠說出這些話來。
他感到原來對畢秘書的認識和估計還是太低了。
“至於……”畢秘書停了一下“我的工作，也不用首長再操心了。組織上已經決定讓我轉業到地方工作了。”
這句話使張敬懷吃驚不小。他提高了聲調：“為什麼？你還年輕嘛！什麼時候定的？”
“前天組織部找我談的話。只說是工作需要，讓我服從分配。”
“是不是你沒有揭發我？沒有和我劃清界限？是我株連了你？”
“我不能這麼想，首長也別這麼想……”
過了半天，張敬懷“唉”了一聲。他已經無能為力了。
張敬懷換上便衣的第三天，就到省委報到了。省委書記楊同理，還專門開了一次常委會。楊書記向常委們介紹了新來的省委副書記，稱他為“張敬懷書記”，並表示熱烈歡迎。
楊同理書記說：“張敬懷書記，是從部隊來的，部隊在革命化方面，是我們地方的榜樣。張書記來我們省委，會給我們這個領導班子，帶來革命化的思想作風。”
張敬懷絕對相信，省委領導層都會知道，他是因為“沾”了彭德懷問題的“邊”，被調到地方的。這是些客氣話而已。
在座的常委們熱烈鼓掌。
會上研究常委們的工作分工。
張敬懷說：“我剛剛到地方，什麼情況也不了解。目前想搞點調查研究，是不是暫時不要給我分配什麼具體工作了？”
楊同理書記說：“在工作中熟悉情況嘛。”
大家議論結果，讓張敬懷分管“文教”這一攤。張敬懷只好接受了。
經過一個短時間的體驗，他發現同志們對他還是很親切的，並沒有誰“歧視”他。他也知道，地方上在那次“反右傾”鬥爭中，也曾經定了一大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人還從側面對他表示同情，這使他得到許多安慰。
會後，省委辦公廳單主任找他請示：他作為一位省委書記，沒有從部隊帶來秘書，單主任提出，由辦公廳物色幾個秘書人選，由張書記決定。
對配秘書的事，從張敬懷和畢秘書的關係，他越來越感到選擇一個秘書，需要十分慎重。他說：“不忙，不忙。我剛剛來，工作也不會太多，等有了合適的人選再說吧。”
張敬懷現在的首要任務，是調查研究，了解情況，開任何會議他幾乎都是一言不發。他每次下基層，辦公廳都是從政策研究室臨時給他抽調一個秘書。又是每一次換一個人，他觀察這些人中，沒有一個可以做他的秘書的。
張敬懷的思想、感情、性格以至作風、氣質，是他們這一代人在當時的特殊歷史、生活經歷鑄造成的：就是他對政治、對社會問題的特別敏感。
隨着時間的推移，“反右傾”的後遺症，很快便暴露出來了。從“大內參”不斷透露的情況看，那套極左路線在實踐中所造成的危害，越來越清楚了。餓死人的消息在內部刊物有越來越多的報道。河南省有的地方，由支部書記集體組織出外討飯，全國的浮腫病患者，據不完全統計，以億人的數目計算。這時，他想起了他換便衣那天，畢秘書的一句非常具有哲理性的語言：“當真理被權力愚弄了的時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黨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公共食堂被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在“大躍進”中盲目招工中，下放到農村兩千萬人，被“敢想敢幹”破壞了的各項制度，逐漸恢復。那種“革命浪漫主義”所宣傳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呔，我來了！”為求實作風所代替。
到了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工作會議之後，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和各條戰線紛紛制定“小憲法”式的工作條例：“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手工業三十條”，“文藝八條”等等，陸續出台。張敬懷理所當然地想：是因為極左路線那一套在實際工作中碰了壁，吃了苦頭，“物極必反”的規律起作用了，雖然誰也不那麼說，實質上是糾正極左的錯誤。在各種會議上都提倡調查研究，政治空氣開始鬆動。在“反右傾”運動中定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陸續“平反”，摘“帽子”。人們開始敢於講些真話，反映真實情況了。這時，張敬懷不斷深入到各市、地、縣、公社，了解情況。原來他覺得自己對地方情況不熟、不懂，不敢具體抓工作，現在開始進入他的副書記角色了。
可是，為他配秘書的事，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人選。雖然單主任為他找了好幾個，沒有一個是他中意的。他選擇秘書的條件主要有兩條：一是品質好，一是文筆有才氣。品質好的標誌是敢於講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文筆好的主要標誌是，有文采，文字表達能力強，根據他的意圖起草各種稿子，不用自己再大改。
有一天，辦公廳秘書處送來一大堆文件，有一份省報剛剛出版的內部刊物，名叫《求實》，實際上是一份供省委領導看的“內參簡報”，他先瀏覽了目錄，有一篇標題《最常說的，最難做的》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饒有興趣的讀着。那文章一開頭的幾句，就頗具理論色彩。文章說：
“實事求是，是我們的工作方法，實事求是，是我們的工作作風，實事求是，是我們制訂一切政策、方針的基礎，實事求是，也是馬列主義的靈魂。……”
接着論述道：
“我相信，沒有一個群眾沒有聽說過‘實事求是’的，沒有一個幹部沒有講過工作中要”實事求是“的。我們說得最多的是”實事求是“，做起來最難的也是”實事求是“。
接着作者舉出了許多實際工作中的事例，來證明自己“最常說的，最難做的”的觀點：
“在大鍊鋼鐵的時候，我們沒有調查研究，也沒有論證，最起碼的要問一問，我們有沒有原料？有沒有技術力量？在當時，一個縣，一個公社都比着‘放衛星’，日產千噸鐵，萬噸鋼的”衛星“滿天飛。”放衛星“就是一切。於是，一窩風式的搞了許多‘一腳踢’式小高爐，連好好的鐵鍋，犁鏵，甚至門了吊，都煉了鐵。有的地方盲目追求‘大’，越‘大’越革命。某公社動員兩千農民中的強勞力，要建‘世界第一高爐’。幹了兩個月，爐基竣工時。兩千人開慶祝大會，連爐底都沒有坐滿。當時，為什麼不想一想，問一問：這樣大的高爐，煉一爐鐵需要多少礦石？多少焦炭？多少石灰石？用多麼大功率的鼓風機？在一片荒郊中，沒有鐵路，怎麼運輸？……可是當時沒有人去問，也許是不敢問……”
作者又舉出了前年秋冬之間的“深翻土地”運動。文中說：
“當時領導號召說，‘深翻’能增產，土地翻得越深越好。有的地方深翻三尺，有的深翻五尺。實際情況是：任何一個地方的農民都知道：各個地方土質不同，有的土質只有淺淺的一層薄熟土，往下翻一尺就是生土或者是沙子。這是一個連最普通農民都懂得的道理，可是，當時誰翻得深，誰就革命，抵制深翻，就是‘右傾’，就要被拔‘白旗’……
“再就是‘密植’，說是密植能增產，不管什麼土壤情況，越密越好。有的地方一畝地播三斗種子，出來的苗子，像毯子毛，如何能夠增產？可是當時誰不搞密植，就要挨批判……”
作者還舉出了其他各條戰線違反“實事求是”原則的一些例子。接着作者論述了我們實際工作中違反實事的原因：首先作者談到刮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等“五風”的問題。接着作者又提出了很有創見性的說是“四不正之風”：一是，搞什麼工作，不區分具體情況搞“一刀切”；二是，只能聽一種意見，聽不得不同意見造成的“一邊倒”；三是，用“大呼隆”“一窩風”式的“一陣風”；四是領導幹部中的“一言堂”。這是“實事求是”說得最多，做起來最難的根本原因……
文章結構嚴密，層次分明，邏輯性強，觀點犀利，沒有“黨八股”氣，特別是在“反右派”后，敢於講真話，這使張敬懷甚為讚賞，佩服。他很久沒有看到這樣的既聯繫實際，又上升為理論的並且敢講真話的好文章了。文章署名為“卜奎”，這個卜奎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張敬懷放下“內參簡報”，馬上給辦公廳打了電話，要他們派個人來見他。
十多分鐘后，一個臨時為他服務的名叫劉吉有的秘書就來了。這個辦公廳的秘書，才三十多歲，頭頂已經半禿了。好像是過分發達的腦細胞給頂掉的。
張敬懷讓劉秘書坐下，指着茶桌那本打開了的“內參簡報”問：“這篇文章你看了沒有？”
劉秘書看了張敬懷指着的標題回答：“還沒有。”
“這篇文章寫得相當不錯……”
張敬懷好像是下意識地說了一句，說后他立即感到有些後悔：對這麼一篇尖銳的文章，作為省委領導面對下級，先表態是很不適當的。
“是，是！”劉秘書回答。
張敬懷覺得不高興：你沒有看，怎麼我說好，你馬上就說“是是是”呢？
原來辦公廳想讓劉秘書當他的專職秘書，他一直覺得這樣的人，可能很聽話，但決沒有一個好秘書的品格，他不喜歡這種性格的人。
張敬懷說：“這個叫卜奎的作者，在哪裏？做什麼工作？”
劉秘書說：“我馬上去查一查。”說著走出張敬懷的客廳，到西廂房打了個電話給報社，不到五分鐘，回來向張敬懷報告：“這位卜奎同志是三平地區地委宣傳部的一個宣傳幹事。”
“你打個電話給三平地區宣傳部，讓卜奎同志來一趟，我想和他談一談。”
“好的。”劉秘書見張敬懷不再說什麼，轉身告辭。
“好吧！”張敬懷說。
次日上午，卜奎就到了張敬懷的客廳。使張敬懷驚異的是，原來他以為這個卜奎起碼應該是四十歲的人，沒有想到，竟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小青年。雖然戴着一副近視鏡，但一張娃娃臉，好像只是一個十七八歲的中學生。
劉吉有先給張敬懷作了介紹，“這是張書記，這是三平地區的卜奎同志。”
張敬懷和卜奎握了手，劉吉有說：“張書記沒有別的事，我就回去了。”
“好吧。”張敬懷說，他和小青年的談話，不希望這個人在場。
卜奎說：“我是三平地區的卜奎，昨天接到省里的電話，今天一早就來了。”
張敬懷說：“你坐下吧。”
卜奎環顧張敬懷的辦公室，周圍全是大書架，精裝的，線裝的，擺得滿滿的，地上的書也是成堆成羅，他想，張書記一定是什麼大學畢業的學問家。但他不知道這位書記要找他幹什麼，在等着發問。
一般像他這樣的青年，見到省委書記這樣的高級幹部，都會有些緊張和拘謹，可是卜奎卻坦然地坐在他身旁的沙發上，不卑不亢的樣子。
張敬懷指着那份“內參簡報”問：“這中間那篇《最常說的，最難做的》是你寫的嗎？”
“是。”卜奎回答。
“我們這些領導幹部。雖然也常常到基層了解情況，調查研究，有時開現場會，到底能看到多少真實的東西，我經常懷疑。你們在基層，比我們更接近實際，我想就實事求是問題，就你自己的感受，再講一些例子給我聽。”
過去和張敬懷這樣的高幹部談話，對方經常是“請領導指示”“請領導批評”“對對對”“是是是”等等。可是，這個卜奎卻沒有講那些似乎是謙虛或客氣的話。
卜奎略微停了一刻，說：“那例子就很多了。”
“你講講看。”
卜奎又稍加思索，說：“就以農業來說吧，一講‘密植能增產’，不管什麼土壤，什麼品種，越密越好。農民種高糧，過去一般是二尺五一株。可是在‘瞎指揮風’盛行的時候，幹部拿着尺棍，三寸一株。結果長出的高糧像大蔥，連籽粒都不結。誰不照辦，就拔誰的‘白旗’。所以，老農都說，我們種了一輩子的地，現在都不會種地了。有的地方，在稻子成熟之前，將幾十畝地的稻秧，移栽到一小片地里，密到什麼程度？坐上個孩子，稻子都不倒。是專門讓記者照像的。實際上，沒有陽光，拉電線用大燈泡照；不通風，用大功率吹風機吹。結果還是爛秧了。老百姓都說，這是‘共產黨胡弄共產黨’。……
張敬懷不表態，耐心地聽下去。
卜奎接着侃侃地說：“從去年夏天，農村就開始鬧飢荒。各地都餓死了一些人。我們宣傳說是‘天災’，天災固然有，其實，更多的是我們工作中失誤造成的。過去我們的報紙，習慣是‘報喜不報憂’。什麼地方，有大旱，大澇，都是不報導的。現在為了說明‘天災’，連幾個村子範圍內，下了一場冰雹，新聞單位都發消息。這麼大個中國，天災哪一年沒有呀？這種宣傳就不實事求是。”
張敬懷開始以不住點頭，鼓勵他說下去。
卜奎又說：“去年，地區為了救災，又沒有糧食。有的公社出現了新‘發明’：把地瓜秧子，苞米芯子，磨細了，經過發酵，做成發糕，說是營養豐富。為此，還開了多次現場會，讓來參觀的人品嘗。都說好吃。其實，是摻了大量的米面和糖精做成的。”
張敬懷仍然只是點頭。
卜奎繼續說：“就說大躍進中這‘衝天’幹勁吧，上面要求的是‘白天一片人，夜晚一片燈’‘上至九十九，下至剛會走，戶戶鎖頭看家’，這是‘五風’之一的‘命令風’造成的結果，也只是供人們參觀的。參觀團一來，農民喊着口號，脫光脊背，揮舞鐵鍬。參觀的人一走，就躺下睡覺……不知道這是為什麼，是胡弄誰？”
“你為什麼寫這篇文章？”張敬懷問了一句。
卜奎說：“現在黨中央不是又強調實事求是嗎，國家、人民吃了這麼大的苦頭，不該總結點經驗教訓呀。別的我沒有多想。”
“你讀過幾年書？家境怎樣？”
“我家在農村，是貧農。勉強上了二年高中。沒有畢業，因為家裏再供不起，就退學種地了。我愛寫個稿子什麼的，在大躍進時，我頭腦也發過燒。也寫了一些有‘浮誇風’傾向的報導。成了省報的通訊員。後來被地區領導看上了，就把我調到地委宣傳部當新聞幹事。到處採訪，眼界寬了，見的多了，想的問題也多了。”
“你都讀過些什麼書？”
“讀的不多。眼面前的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該讀的都讀了。我還愛看些雜書，歷史，文學，哲學等也讀了一點點……”
張敬懷感到他既沒有謙虛，也不是自吹。
這時，張敬懷忽然有了個想法：這個青年不失為一個秘書的好苗子。
沉思了一刻：“是的，在大的地方，大的範圍，你會看到更多的事情，眼界一寬，水平就會更快得到提高。”
“是的。”
“你想不想到省里？”張敬懷突然問了一句。
“恐怕不行。”卜奎想了想說“一是水平不行，再就是我家裏還有一個老母親，需要我照顧。三平地委離我們家近，我母親養我這麼大，不容易，我不能離開她。”
“是個孝子！”張敬懷想。一個人如果不孝順生自己養自己的父母，可以想見，他還能忠於國家、黨和人民嗎？張敬懷更喜歡這個卜奎了。但是他不能透露自己這個意思，像給他這樣級別的幹部配秘書，是一件很嚴肅的事。還必須經過組織部門一系列的調查和考核。
兩人都沉默了好久，青年補充說：“張書記，我感到今天對您說的話，有些冒昧和不知道深淺……”
“為什麼？”
“請張書記想一想，我才多大年紀？經過、見過多少世面？張書記不知道比我高明幾十倍，幾百倍，我竟然在張書記面前，說了這些話，實在太無自知之明了。”稍作停頓，又說“不過我講的都是真話。”
張敬懷說：“敢講真話的人，水平就高。”
停了一刻又說：“我之所以找你談，是因為我想聽聽各方面的各種情況，各種意見，各種看法和各種議論，我需要聽真話。”
青年又說：“從大躍進以來，大話，假話，套話，空話盛行。我想：一個人說一百句，一千句，一萬句那樣的廢話，只會壞事，一點用處也沒有。如果一個人說了一百句話，有九十句錯誤，只有十句話有用處。那就會推動我們的各項工作向前發展。可是，現在人們都愛聽那一百句大話，套話，假話，空話，而不愛聽十句甚至一句有用處的話。”
“你認為這種社會風氣，是怎麼形成的呢？”張敬懷看着青年，希望他講下去。
“這我可沒有想好。”青年說“可能是……”青年人停住了。
“是什麼？”
“什麼，什麼呢？是不是涉及到民主問題？……”
“什麼地方的民主？”
“上上下下內內外外吧……”
很顯然，這個問題卜奎是想過的，不過這話他故意說得模糊些罷了，可見這個青年儘管坦率，但還是有保留的。
張敬懷不說話了。卜奎覺得他該告辭了。可是他環顧房間周圍的書架，說：“張書記，我有一個問題，不知道該問不該問？”
張敬懷笑了一下：“有什麼不能問的，你說吧。”
“張書記一定是個大學問家，”卜奎問“在什麼大學畢業呢？”
張敬懷又笑了一下：“我是‘紅小鬼’，放牛娃出身，哪裏上過什麼大學？只是愛看書。在打土豪，分田地時候，見了書，我都收起來背着。長征時不得不丟棄。解放以後才真正讀了些書。……我聽你的談話，你也不像個中學生呀。”
兩人的談話，已經超過上下級的態度了。
……
張敬懷覺得，他和卜奎的談話，是又進行了一次社會調查，了解了一些民心、民意，有些情況他是非常需要了解的，有些話也是他自己想說的。他很久沒有聽到這樣的話了。對這次談話，他覺得十分愜意。
張敬懷覺得談話差不多了，打電話告訴劉秘書，把這個小青年領到省委大食堂，從身上掏出一斤糧票和一塊錢，招待他吃午飯。然後要組織部派一位幹部科長到三平地區，考核一下這個卜奎的出身，成分，一貫表現，並且暗示，他可能選這個青年當自己的秘書。
最近三平地區地委祈書記，心情一直很煩躁。省里的“內參簡報”發表了他們宣傳部幹事卜奎的文章《最常說的，最難做的》。儘管文中所舉例子，沒有指明是在三平地區發生的。可是誰都知道，這是指的他們的地區。如果在“反右派”那時候，揭露我們社會主義的陰暗面，打他十個右派也不冤枉。可是，省委的內部刊物居然給他發表了！編輯部還加了肯定的“按語”。當然，卜奎所反映的問題，所舉的事例，不單指三平地區，都是具有全國性的，當那股“五風”大吹大掃的時候，誰也擋不住。即使在他們地區所發生的，現在也都糾正了，誰也不會為此覺得丟臉：當初誰不是想革命呀！可是自己地區的事，上了報刊，儘管是內部刊物，祈書記總覺得不那麼光彩。前天，省委又調卜奎去談話，是什麼意圖呢？是批評他的“右傾言論”？還是讓他進一步揭發本地區所搞的極左路線那一套事實。
想了很久，祈書記讓宣傳部整理了一份“關於卜奎同志《最常說的，最難做的》一文的調查報告”。這份報告，首先給卜奎做了政治上的結論：說這個同志自高自大，自命不凡，無組織無紀律，他的文章中所舉許多事例，很不準確，有許多誇大其詞之處，觀點也失之偏頗。同時，這篇文章沒有經過地委領導審查，就拿去發表，是一種無組織無紀律行為。他的這種右傾觀點，是有階級根源的。
根據我們的調查，他叔父，原來是國民黨部隊一個中尉。一九四九年，跟國民黨逃到台灣去了……等等。
這份材料剛剛寫好，是不是上報省委，祈書記一直在猶豫。正在此時，省委組織部幹部科長就到了地區。
地委宣傳部時部長，馬上向祈書記彙報了省委來人要了解卜奎情況的消息。
為了卜奎寫的那篇文章，他們不知道省委此次派專人調查卜奎，是要查他什麼問題？時部長請示祈書記：“是不是按照我們原來準備的材料，向那個幹部科長彙報？”
祈書記問：“省委調查卜奎的意圖是什麼？是肯定卜奎的文章中的觀點呢？還是作為右傾的典型，組織批判？如果是后一種情況，我們先拿出材料，就顯得主動，如果是前一種情況，我們原來準備的材料就很不好了。”
“現在還不知道省里的意圖。”宣傳部長補充說“前天，省里把卜奎找去談話。”
“談了些什麼？這個情況我怎麼不知道？”
“卜奎是前天去的省委，昨天晚上才回來，他沒有向我彙報，我還沒有來得及問他，所以沒有向您彙報。不過……據《內參簡報》編者加的‘按語’，是肯定卜奎的文章的觀點的。但是，這是不是一定代表省委領導的觀點，我們不得而知。看卜奎回來時的表情，倒是很高興的樣子。”
祈書記沉思良久，說：“這就得具體分析了。”
“是，是。”
“這樣吧。你先和那位科長談談。摸摸省委意圖的底。”
中午，宣傳部長，請幹部科長吃一頓實際上是宴會的“便餐”，並做了熱情洋溢的友好談話，宣傳部長有底了。下午，他向祈書記反饋來的消息是：看幹部科長的意思，好像有意要調卜奎到省委工作，這次是專門考核他的社會關係和一貫表現而來的。
祈書記又沉思良久，忽然拍了一下大腿：“好事！好事！這是好事呀！”
宣傳部長一時沒有理解祈書記的意思。
祈書記說：“你想一想，如果我們肯定了卜奎的文章，而且能把他輸送到省委工作，這不是我們地區的光榮嗎？我們地區有一個幹部在省委，今後會有很多方便……”
“那是，那是……”
祈書記立即交待任務：“你馬上再準備一份材料：這材料首先要肯定卜奎這篇文章，說是在大躍進中，我們地區在工作上，確實有違反了客觀規律和違反實事求是原則的現像。全國都如此，這也沒有什麼不光彩的。我們完全同意卜奎同志文章中的觀點，目前已經並且繼續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繼續糾正我們工作中的不良作風；第二，要說明卜奎同志，工作一貫積極肯干，能夠完成任務，有敢於講真話的優良品質。第三部分，要說明卜奎同志，家庭出身貧農，社會關係沒疤沒節，至於他叔父的國民黨軍隊中當中尉的問題，他叔父逃往台灣的時候，他才八九歲，根本沒有見過叔父。談不上什麼階級影響。其他，你看情況，再作些補充。”
有了這個底，宣傳部長該如何和幹部科長介紹卜奎的情況，就好辦多了。
晚飯又是宣傳部長陪着幹部科長吃“便餐”，又作了第二場熱情洋溢的談話。
更進一步了解了這位科長的此次來地區的意圖。飯後稍事休息，就拿出他匆忙準備的材料。幹部科長看后，甚為滿意。
宣傳部長立即爭取主動，提前和卜奎談話，說是：你的文章寫得很好。說出了大家都想說，而沒有說出的話。省委領導也很重視。你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為了讓你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們打算把你推薦到省里工作。……“
卜奎猶豫了半天，說：“我有一個母親，如果我離開本地區。他老人家疾病纏身，沒有人照顧不行。”
部長說：“這一點，我們想到了，對你母親的生活，省里也希望我們好好安排。你在鄉下不是還有一個姐姐嗎？”
“是，現在在公社機械修配廠當工人。”
“我們想把你姐姐調到縣機修廠，你母親也把戶口轉到縣裏，吃商品糧。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卜奎沒有說的了，他首先感激地區領導，感謝省委領導。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他必須接受分配了。
在卜奎到省里報到之前，以祈書記為首的地委常委們，還特別設宴送行。這是卜奎沒有想到的事。
祈書記舉杯說：“我們地區出了一位卜奎同志這樣的秀才式的好乾部，是我們地區的光榮。我們早就看出卜奎同志，前途會有大的發展。我們地區是個小盆，發不了大麵糰，是留不住這樣的有能力、有水平的好乾部的。我們極力向省里推薦。……”
卜奎覺得這些話不真，因為前幾天，宣傳部長還批評他擅自向省里投稿，是無組織無紀律行為呢。此時，他只是有禮貌地“嗯嗯”應答着。
祈書記又說：“卜奎同志到省委工作，我們還不知道具體做什麼。但是在省委工作，眼界寬，信息靈。希望卜奎同志，在適當時候，上級有什麼動向，政策有什麼變化，給我們透露一點信息。以便我們主動地及時地把握工作的大方向。
我們共產黨人，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不講什麼官不官的，但我還要說句舊話，為了卜奎同志的榮升，大家干一杯！”祈書記舉起酒杯，在座的領導，一齊站起來。
卜奎不能失禮，也站起來，幹了一杯。
祈書記又說：“卜奎同志，對我們地區的工作，特別是對我本人有什麼批評，可以不客氣地提出來，給我們留下些寶貴的意見。”
卜奎有點受寵若驚。好像因為這次調動，他的智慧細胞，他的水平，一剎那翻了幾倍。他實在沒有經過這種場面，不知如何應答才好。
“我們以後到省里開會、辦事什麼的，要麻煩卜奎同志了。”
儘管祈書記極力想活躍宴會氣氛，可是宴會一直很沉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