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2）

毛澤東也未出席追悼會。鄧小平在有5000名中國上層人士參加的會上致了語氣過分頌揚的悼詞。王洪文主持會議，他極不自然，就像一位參加教授會議的學生。!’”〕

50年代以來，毛澤東極少參加追悼會。自參加1972年陳毅的追悼會以後，他未參加過任何追悼會，他送了一個花圈，花圈安放在這位任過26年中國總理的遺像旁，另一旁是中共中央送的花圈。遺像下擺着骨灰盒(周恩來曾要求火葬，並希望他的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大地上”)。

也許毛澤東只是不願在眾目睽睽之下露面，在這位總理生前最後的兒個小時，他曾到醫院守候在周恩來的病床前，一種孤獨或是內疚的悲痛使他要同這位在他所有高級同事中與他關係最持久，對他最忠誠的人講幾句話。毛澤東是除醫務人員外與周恩來談話的最後一人。

中國古代學者司馬遷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周恩來的死就重於山東的這座高山，而且，他出人意料地死在毛澤東的前頭。

如果毛澤東先於周恩來去世，周恩來便能緩和一下勢態。然而，周恩來先於毛澤東去世，毛澤東不僅不能平息反而會擴大由於周恩來的死帶來的政治上的動亂。

失去了周恩來，具有“猴性”的毛澤東陷人了李爾王的境地，而極左派勢力會對鄧小平不講情面的辦事方式發起挑戰。

一句話，周恩來的逝世所導致的兩派分化在1976年冬達到高潮。並且，正是毛澤東的存在，以及他搖擺不定的嗜好增加了反對鄧小平的籌碼。

當江青向周恩來的遺體告別時她沒有脫帽，這看起來似乎是小事，但被電視攝像機捕捉住后引起了震動。瀋陽的一位軍官憤怒地抓起一把椅子向電視機砸去。在廣州的北京路，聚集在鄰居家看電視的一群人大聲喊道:“打死她!”

鄧小平走近周恩來的遺體時，周恩來的遺婿，淡泊、可敬的鄧穎超對他感激地致意，但對江青則冷冰。鄧穎超對張春橋的態度似乎介於兩端之間，不冷不熱。

像往常一樣，照片是西方新聞報道中最能說明中國人的對應物。毛澤東對艾森豪威爾一家說過的“黨內鬥爭”在周恩來的屍骨未寒之際就有了預兆。電視鏡頭為這一輪廓提供了線索。

由於周恩來的故去，鄧小平試圖對毛澤東之後的權力陣容進行調整便失去了一根主要的支柱。極左派看到了通行的綠燈，他們謀求一種極為不同的權力陣容。江青意欲孤注一擲。毛澤東稍看了點文件，便默許這種密謀的加強。江青一幫帶着反鄧小平材料來到毛澤東的床邊，並請求他的醫生用大號字重書以讓毛澤東能好好閱讀。醫生推辭說，他們的職責僅僅是照看毛澤東，“讓他看看這些文件感覺會好些”，江青說著把反鄧材料遞了過去。

冬至之時，毛澤東又吐出一句格言:“不鬥爭就不能進步”，“八億人口，不鬥行嗎?;甚至當毛澤東和藹地向朱莉問起她父親的腿時，這些話也被作為對鄧小平的全盤政策不滿的信息準確地表達出來。

那些新的語錄不管怎麼說是出自毛澤東的手筆，他的話亦未失去感召力。他的政權由一連串格言固定着。“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通過新年元旦獻詞傳達毛澤東的這句話使全國震驚。而“安定團結”恰是鄧小平自1975年年中以來鞏固其權力的辦事原則(因為周恩來快要離開人世了)。

毛澤東的這些話，像一團陰沉沉的霧，籠罩在那時召開的一次令人緊張和疲倦的政治局會議上。當時爭鬥的兩派爭相引用毛澤東的話，毛澤東的語錄中的音音兄兄幾乎全都被搜尋遍了。為誰出任總理一職的拔河大賽正在進行。

鄧小平是接替周恩來的一位候選人，張春橋是另一位。

刀已出鞘，毛澤東在場也無法控制他們。鄧小平向這個15人的政治局作了一個經濟政策的報告，姚文元駁斥它在理論上沒有根據。有人(不是毛澤東)堅決擁護鄧小平做總理，極左派則以他們不會服從其領導而斷然否定。針對這種情況，江青推舉張春橋這位她圈子中最合適的一位為候選人。然而，那些擁護鄧小平的人包括軍界元老葉劍英，設法推翻了張春橋作為總理的提議。

毛澤東本人的目光轉向了一位來自他家鄉的得意門徒，他從未給毛澤東惹過麻煩。和藹可親的華國鋒是一位誠實的人。到目前為止，毛澤東從各方面考慮都是這樣認為，毛澤東至少是可以相信他的。華國鋒最大的優點在於，他在後繼乏人的情況下對惡劣的環境抱有信心。

華國鋒是在1969年才從湖南登上國家政治舞台的。他比久經沙場的鄧小平樹敵要少得多。對某些重要的政治問題，他站在鄧小平和極左派之間。在急風驟雨之中他保持冷靜的風格。

由於毛澤東不喜歡其他的候選人，曾為毛澤東效過力便成了這位和顏悅色的山西人的主要資本。他曾在毛澤東的家鄉抓水利工作，他指揮修建了一條連接這個地區和長沙的鐵路;建造了毛澤東的韶山舊居陳列館;在韶山辦起彩電廠。這使得毛澤東的許多親戚都有了令人羨慕的工作，也在政治上向林彪甩了一塊石頭。

毛澤東似乎意識到他是一個二流人選而不是最合適的接替周恩來的人選。他知道有人(可能是他的感情疏遠了的妻子)說華國鋒“蠢”、是“土包子”后，於是反駁說:華國鋒“無私、不蠢、厚重少文。”

毛澤東還感到有必要對華國鋒“不蠢”作些宣傳。他承認華國鋒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故在2月份華國鋒被任命為代總理之後毛澤東曾這樣發過指示:“要宣傳華國鋒同志，要讓全國人民認識華國鋒同志。”

如果說選擇華國鋒任總理是一種妥協，但這樣做並不能使爭執終止。

甚至當攻擊的目標只是一種幻想時，毛澤東還鬼使神差般地要斗下去。在提升華國鋒不久，毛澤東就以災難性的語言寫道:“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就是典型的毛澤東。他憂心忡忡，不相信平衡狀態的存在，他讚美光明，常提醒大家阻止黑暗的降臨。

“他從來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突然對鄧小平發難。f261在癌症奪去周恩來的生命之後，鄧小平已經處於困境之中，這句話更是對他在1976年的政治生命蓋棺定論。

要說鄧小平“歪曲”了毛澤東的話是很容易的，而且現在很多人正在這樣叫嚷0鄧小平列出了一些毛澤東所堅持的方針，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但毛澤東並未將它們置於等同地位。

報刊新聞宣稱(雖然未點名)，鄧小平把“階級鬥爭”從“綱”的地位降低到只是許多“目”中的一個，這樣做就是否定毛澤東。這位副總理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

毛澤東把鄧小平及其朋友叫做“走資派”事實上太過火了。

鄧小平的上層支持者—軍隊元老葉劍英是其中之一—對這位副總理遭受攻擊非常反感，他們匆匆退出政治局會議室，離開北京去了南方。他們宣稱不再參加這種敗事有餘的會議，並對毛澤東的專斷滿腹牢騷。

毛澤東的最後一次整頓未解決任何問題，而且在他去世后反而激化了中國的各種衝突和矛盾。

同時，鄧小平確實不是淵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著作中很少包含有馬克思和列寧的引語。“馬克思和列寧生活並逝世於上一個世紀，”鄧小平這樣直率、典型地評價說，“他們是偉大的，但我們不能指望他們能幫助我們解決今天的全部問題。”

毛澤東有一次以一種迷人的語調談到孫中山為什麼棄醫從政。“這樣他就能控制醫生了，”毛澤東說，“政治家是掌握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的‘醫生’。>,+s10這種極富儒家意味的偏激之語表達了一種寓意深刻的政治觀。

在毛澤東看來，孫中山通過從政而選擇了更高級的職業，所以他能夠在更高層次上為師，其對象不是自然的肉體而是人的靈魂。孫中山是這樣踐行的，毛澤東也這樣踐行。

毛澤東常常談到人需要反省。“吾日三省吾身，內省不疚。”1291他在“八大”上這樣說。內省不疚這句話我們應時時不忘。

一體性是毛澤東的夢想。你講課要把課講清楚。政治也是一樣，統治者就是導師。他大書特書的是在感覺的統一體中如何把人們結集在一起。

1953年2月24日，毛澤東在南京拜錫中山陵，向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坐像敬欲花圈。

這樣，民主與集中的奇異雙人舞在毛澤東的頭腦中跳了起來。“沒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他講的這句話曾迷惑過相當一部分人。當然，只有群眾把他們的思想奉獻出來，統治者才能使大家集中起來成為統一體，這就是政治道德目標。所有這些可怕的問題起因於1975年9月毛澤東和他的侄子毛遠新—他誇大了毛澤東的集權思想—的談話〔301“在黨的政策要改變時，你必須有清醒的頭腦。”他對這位年輕人就應該做和不應該做的事開了一張處方。毛澤東在說出有“清醒的頭腦”這個詞之前，確實停頓了很長時間，他在尋找一種更恰當的表達。但當黨改變了思想時你應該怎樣做呢?是隨政策的改變而改變呢?還是認為是對的而堅持不同的立場呢?不管怎樣，有清醒的頭腦更是左右為難。

毛澤東是一位導師，他確實想讓他的學生，即中華民族保持清醒的頭腦。中華民族只能存在一種思想。對中國人民來說，沒有一個統一的思想是不成體統的，就是這個把循循善誘的毛澤東與獨攬大權的毛澤東統一在一起。從70年代起，這種“統一”在中國政治體制中導致一種周而復始的病症。

1949年的毛澤東並不指望中國今後一帆風順，但他卻誤解了即將來臨的緊張局勢的本質。在取得政權前夕，毛澤東說:“在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25年後這句話成了現實。

這戲劇像毛澤東預言的那樣，不是道德性的而是制度上的。

毛澤東一再試圖通過英雄行動實現制度的更新，他一直在追求一種更加道德的社會，但這種追求只是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才有意義，在整個中國社會中則無意義。

正是毛澤東的革命成功才造就了一代超過他的新人。歷史並不因昨天在奮力維繫自己的完美而停滯不前。毛澤東似乎是在向一群肩負着下一階段使命的人演講。

當毛澤東年輕時，有一天同他弟弟打架，當時他們的雙親才故去不久。一個共產黨支部在韶山建立起來，毛澤東繼承父業一邊持家，一邊進行黨的活動。其弟澤民極力反對，他對毛澤東吼道:“共產黨又不是毛氏宗祠。

這句話—言外之意是要過和睦的家庭生活!—激怒了毛澤東，他拿起一根棍子就要去打澤民。’

“批孔”運動的部分災難是思想觀念的作用，這種思想觀念—無論是孔子的還是毛澤東的—已經從“長劇”中退場。

相對於毛澤東而言，孔子是文人學究們的特殊領域。對千百萬中國人來說，民族的前途高於一切流傳下來的華麗經文。

“我們可愛的同胞，”他在掌權前說道，“將能像人一樣生活，他們可以選擇他們喜歡的政府。但是，深埋在毛澤東腦海中的是一個道德共同體，而不是一個民主政體。

“人民”對毛澤東來說是一個玄學上的集合名詞，而不是存在着利益竟爭和意見相左的公民隊伍。他說“人民”1949年掌了權，這倒有些符合事實—他的政府廣泛代表了普通人民的意願，並確實在為人民謀利益—不過僅僅靠更換人民的代表，“人民”永遠不能掌權。

毛澤東確是把自己視為聖人，聖人排除了中間組織直接聯繫着群眾，而政治的領域就是其現代意義。這是舊中國已確立起來的模式。真理和權力集於聖賢一身，他駕馭着作為現代化的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實際上是一種災難性的模式，而且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不能接受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