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1）

第二十一章飛鳴鏑將墜（1976）

朱莉還談到當時北京駐華盛頓的特使黃鎮也在場:‘我很奇怪，他不是躬身聆聽毛澤東的每一句話，而是坐在禱子上漫不經心地左顧右盼。”

如果考慮到毛澤東吃力、口齒不清而且又是很普通的談話，這或許並不奇怪。毛澤東似乎只是一件展品，而這位大使以前已經看過這件‘展品”了。

當毛澤東起身結束會見時，一位年輕姑娘梳理了一下他的頭髮，電視工作者拍下了最後握手的場面。

當1975年的最後時刻將要敲響新年的鐘聲之際，毛澤東正坐在他書房外的安樂椅上。他面色蠟黃，神色黯然，生機頓失，脆弱得就像德累斯頓的瓷器，已近乎無知無覺了。

朱莉?尼克遜?艾森豪威爾和她的丈夫戴維從暮色中走來拜訪毛澤東。川毛澤東被兩位年輕女士攙扶着，掙扎着移動雙腳，步履躊姍。待站穩后，兩位女護士退去。在照相機頻頻作響和電視攝像機的耀眼燈光前，他和美國人握手。這兩位女士又攙扶着他回到沙發椅上。

朱莉從一個馬尼拉信封里拿出一封信交到毛澤東那蒼白、瘦削的手中。信是由一位失去官職的人寫給將會失去職位但還在位的人的。

為了回顧他與尼克遜在1972年難能可貴的政治聯姻，毛澤東談起了一些日常小事。“尼克遜先生的腿怎麼樣了?”他問道，似乎要引到懷舊的情緒上來。

毛澤東談到尼克遜將開始的第二次訪華，“我在等你父親來。”他把雙手重重地擱在椅子的扶手上以加強說話的語氣。這是他那個晚上講的最有生氣的話。’

在步人1976年之際，朱莉和戴維碰巧發現毛澤東處於矛盾之中。他們發現毛澤東對美國人的一切事都很熱情。“毛主席一直很關心你們的旅行。”當艾森豪威爾一家離開上海回華盛頓時，一位中國的高級官員對他們說，“他把你們看成自家人。”

然而，這對夫婦正好趕上極左思潮泛濫的時期，其中有些是毛澤東本人安排的。

“不值得提起，”毛澤東對朱莉和戴維談起了一首充滿鬥志的詞，這首詞當時正準備重新發表，“那是我在1965年寫的。”但《重上井岡山》這首詞卻是極左派的一顆手榴彈。

“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這是富有啟示意味的詞句。

《人民日報》在報道毛澤東會見艾森豪威爾一家的同時也發表了這首《重上井岡山》。同時發表的還有《鳥兒問答》，這也是一首鬥志昂揚的詞，作於“文化大革命”前夕，結尾一句是“試看天地翻覆”。

如果說，1975年1月一陣微風從右邊刮來，那麼1976年1月即現在所見的狂風則是從左邊刮來。與一年前相比，毛澤東更難駕馭這股勢力。但他關注着風向，這位已經收翼的老人在作最後一搏。當人民代表大會的“問答”有利於犯錯誤的“鳥兒”時，毛澤東J溫怒不已。

清華大學的“工農兵”學員給毛澤東的一封信播下了1976年春“左”派思想泛濫的種子。

信寫於毛澤東的82歲生日。它控訴“資產階級”在這所著名理工科大學“掀起了一股右傾翻案風”。換言之，普通常識開始反擊“文化革命”的教育“改革”的胡思亂想。

這封信緊隨清華務實派中另外兩個人的信送到了毛澤東的手中。這兩人之一是黨委副書記劉冰，他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如果不改變教育體制，學生離開學校時恐怕連一本書也不能讀。”

鄧小平是劉冰的後台。當劉冰說“左”派控訴鄧小平在刮“右傾歪風”時，這位強硬的副總理口氣堅定地說:“我們要刮它一場颱風。

這實質是“紅”與“專”的對立。毛澤東有能力進行裁決嗎?

毛澤東年事越高，就越相信人的主觀意志的力量。即使在他憎恨恰恰是那些培養人的主觀意志的學校時，他也是這樣。他信口開河:“書讀得越多，就越蠢。他瞧不起教授。他告訴學生上課時可以睡覺，考試時可以聊天。他把作家送到邊遠農村去種水稻。

然而，毛澤東絕不會置孔夫子的讀書治天下的訓導於不顧。

儘管他瞧不起教授，但又害怕教授。雖然1956年北京所謂布達佩斯“裴多菲俱樂部”的幽靈縈繞在他心頭多年，他還是忍不住在這一年的晚些時候，毛澤東召見了教育家蔣南翔，蔣南翔曾被左翼狂風從高級領導層剎下來、當蔣南翔進屋時，江青守護在毛澤東身邊，警告他向毛澤東彙報教育形勢“不得超過三分鐘”。

蔣南翔過去曾任清華的校長，現在已從政治幻想中醒悟過來，他低聲倔強地說:-30秒就足夠了‘”他毫不掩飾地對毛澤東說:“大學生學中學的課本，他們的文化水平只能與小學生相比”

年老的毛澤東，這位教育水平下降的幕後製造者嘆息道:“這種形勢持續下去，要亡黨、亡國，”住去讀作家們寫的書，儘管過後他又會把它們扔到一邊。

追溯他20年代在湖南的行蹤，就可以了解悲劇之源。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開一萬個法政學校，能不能在這樣短時間內普及政治教育於窮鄉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現在農會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樣呢?我想不能吧。”側

1976年不是1927年，政治口號並不以同樣方式在清華“不翼而飛”。那時絕望的農民試圖找出能表達他們苦難生活的詞句。

年輕的毛澤東並不理解，“教育要革命”對70年代一般的化學或物理專業的學生來說是毫無意義的。

毛澤東對劉冰的來信未作任何批複，他頗為欣賞極左派的那封“生日”賀信。他讀後不久，這封信就出現在《人民日報》的頭版。

“難道你(劉冰)要像掃除廢物一樣把工農兵驅趕出校園嗎?極左派論教育的文章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在鋪天蓋地的文章中，這是一句最有代表性的話。

一場小型的“文化大革命”似乎開始了。如往常一樣，它又是在文化教育領域開始的，在這些領域理論與現實極易混淆。’

“敵人”就像從流水生產線上出現的一樣，工作與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與“兩條路線的鬥爭”緊密聯繫。以喊“革命”代替“生產”成為一種時髦。周一鄧集團中的官員們被嚇倒了，對外貿易也蒙受損失。

滿口的“‘文化大革命’的輝煌成果”等詞句，似乎這樣裝腔作勢地講得越多就越能肅清大多數中國人私下認為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的想法。這種調子是被狂熱分子煽動起來的。

因為毛澤東鼓勵他們:“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

這僅僅是為啟發公眾而進行辯論?或者，這是否是毛澤東要把某人趕出政治局，像他們以前做這種事一樣，準備在新聞界製造聲勢?新年前夕毛澤東作出了回答。

“黨內將有一場鬥爭。”他對朱莉?艾森豪威爾喃喃地說。

儘管毛澤東體衰力弱，他還是竭盡全力去拯救正在貶值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因此，《重上井岡山》和《鳥兒問答》寫於“文化大革命”之前並不是偶然的。

“文化大革命”僅僅是個節日，它沒有產生新的結構。毛澤東曾想讓“為人民服務”的利他主義精神滲透到平民百姓的心底，他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要解決人們世界觀問題的偉大革命”

他一直在尋找新的政治方法。“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答案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曾想擺脫那些失去了毛澤東主義者品質的同事們。

60年代，一種新的思維方式確實主宰了很多年輕人，他們對權威和舊事物的畏懼心理大大減退。一種新的政治手段也確實展開了，一度消極被動的成百萬群眾被發動起來，直接參与政治運動。於是，毛澤東在高層的對手被消除，政治局中的半數成員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中落馬。

可是，這些變化都未能得到善終。到70年代，青年們的激情變成極端的憤世嫉俗，基層群眾運動沒能成為中國政治體制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作為70年代的勝利者官復原職—鄧小平是他們的代表。假如減低對權威的持久敬畏，現在將導致對共產黨的懷疑。

重振“文化大革命”已無任何意義，節日畢竟只是節日。也許人們可以看出，將自己作為導師的角色和作為領袖的角色混合為一的老年毛澤東要在臨終前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

上海和平飯店的糕點師傅做了兩隻特製蛋糕，它們是用來慶賀理查德?尼克遜先生63歲生日的。

棕自相間的糖霜香草蛋糕是供朱莉和戴維享用的，那天他們是這家飯店的貴賓。飾以“尼克遜先生生日快樂”字樣的大蛋糕裝在絲綢裹着的盒子裏，這是為這對夫婦帶回到聖克萊門蒂去的。

當廚師們準備把蛋糕送到艾森豪威爾的房間時，一位信使趕到門前，他從北京帶來一條不祥的消息:周恩來死於癌症，終年78歲。

朱莉和戴維很快把蛋糕當作早餐消受了。從表面看，中國的第二十一章強弩之末(1976)475日常生活似乎仍沒有什麼變化，即使新聞宣傳從攻擊周恩來轉到讚美周恩來。

周恩來的遺體從他病故的醫院轉送到紫禁城的一間大廳。隨着裹有黑黃色玫瑰狀緞帶的靈車隊伍駛過，近百萬人注視着，他們帶着複雜的感情站在寒風中默默地哭泣。

在中國領導人中，唯獨毛澤東沒有加人眾多的哀悼者行列和去北京醫院向周恩來的遺體作最後告別。即使九十高齡的朱德也來向這具覆蓋著黨旗，被鮮花和常青樹環繞的瘦削而僵硬的遺體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