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3）

毛澤東在延安批評28個布爾什維克時說:“如果我們今天不反對新八股和新教條主義，則中國人民的思想又將受另一種形中原文有誤。實情是，紅軍初創時期，為一件會事，毛澤東由於當時心情不好，想動手打已是紅軍幹部的弟弟澤民。爾後，毛澤東一直為此深感內疚，並多次以此例說明共產黨人要講民主，而不要講“家法”。

—譯註第二十一章強弩之末(1976)481式主義的束縛。”它真的發生了。這種極端傾向的形成皆因之毛澤東。

漆有紅黑兩色“中國民航”字樣的波音707停在洛杉磯機場成了一道奇觀，它是來迎接理查德?尼克遜的，這是他離開白宮后第一次重要的公開露面。

中國政府派專機迎接一位私人身份的外國來訪者是沒有先例的。在一片冰冷的茫茫霧氣之中，這架波音707降落在北京機場。新上任的代總理華國鋒微笑着站在柏油道上。

毛澤東和尼克遜覺得他們像是一對老朋友，不過風光不再。

他們會晤了100分鐘。

尼克遜坐在江青身邊聽着“解放台灣”的歌曲，在一個令人望而生畏，應有盡有的階級鬥爭展覽面前，尼克遜露齒一笑，這是一部反映從原始人時代到鄧小平時代的階級鬥爭血淚史。邀請名聲不佳的尼克遜再次來訪是毛澤東的主意，看來是這位老人在事實不足的基礎上作出的又一錯誤決定。

對許多人來說—而不是對毛澤東—尼克遜以這種戲劇性的方式再次露面，其受歡迎程度好像是在宴會聞到泄漏出的汽油氣味。恰好在三天之後，新罕布殊爾州開始了初選，福特受到里根的挑戰。白宮仍難忍受那令人記憶猶新的福特對尼克遜的“特赦”。

事後才知，甚至中國駐華盛頓的外交官也向北京指出，邀請尼克遜訪華可能會產生誤解。但中方對美國國情的不了解使得這些建議被拒絕。

毛澤東很想見尼克遜。他在1974年下半年就曾請伊梅爾達?馬科斯轉告尼克遜，並且他還向三位後來的客人重複過這些口信。毛澤東認為中國外交部對此也許贊同，也許無可奈何。

毛澤東從不深究其他國家民主政治中細枝末節的變化。對82歲的毛澤東來說，象徵便是現實，過去的回憶被賦予現在的意義。在他心目中，中國仍是個強大的王國，自成世界。

毛澤東並沒有像某些美國人猜的那樣是要為尼克遜“恢複名譽”。與這種猜測相比，他正在做的事要簡單得多，他的立場是以中國為中心。毛澤東欣賞尼克遜在美中關係上的突破，為什麼不該給他榮譽呢?’他對福特的僵持政策感到失望。當福特對中國和蘇聯都無動於衷時，中國又有什麼失落的呢?

毛澤東決不會理解在水門事件上的反尼克遜的觀點。“水門事件的處理太出格了。”他對泰國克立總理抱怨說。他又對蓬皮杜說:“我們不能理解對這種事為什麼要如此小題大做。他確實不明白:在他看來如此小的一個麻煩竟能把尼克遜總統趕下台。

從中國的利益出發，他也不願看到因美國內部換馬所造成的後果。

“言論過分自由。”這是毛澤東對水門醜聞原因的診斷。毛澤東說在1968年他自己也做過這種事。他反問道:“你身上正好帶着一個錄音機，你就想給這場談話錄音，這又有什麼要緊呢?”他若有所思地說:“美國人大多喜歡擺弄錄音機嘛。”他對克立先生也斷言:“我看尼克遜下台是美國的戰爭販子搞的鬼。”

“請寫信告訴尼克遜，就說我很想念他。”他直截了當地對克立總理這樣說，有些令人吃驚。毛澤東對尼克遜下台的評價中有一種同情、困惑及中國人深深的民族優越感。

在邀請尼克遜來中國這件事上，毛澤東試圖鞭策福特比為難他的成分要大些。毛澤東對美國的初選知之甚微;並且尼克遜成行的最終決定是在聖克利門蒂而不是北京。毛澤東正在考慮一個更重大的問題:中國究竟應該重申同美國的關係，還是讓這種關係衰退，並進而同蘇聯謀求緩和?

當千百萬中國人民看到《人民日報》頭版上毛澤東與尼克遜握手的照片時，這並非意味着批評福特，而是進一步確認美國對中國的重要性。

尼克遜對美蘇緩和表示懷疑，這一點滿足了毛澤東。他在一次宴會的致辭中說，他認為“僅靠簽署一份原則性聲明或舉行一次外交會議”就能確保和平的想法是“天真的”。這種對討論歐洲安全問題的赫爾辛基會議的明顯批評，對毛澤東來說像音樂一般中聽，但對福特來說未必中聽。

美國問題也是與鄧小平的問題緊密聯繫的，這存在於毛澤東的頭腦中而不是在現實中。”而去年發生的兩段莫名其妙的插曲現已明朗化了。

尼克遜受到了與兩個月前來訪的福特一樣的首腦級待遇。他與華國鋒談了6小時，在全世界僅能從零星的信息中了解這個人時，他卻成了研究這個人心理的第一位外國人。他還是第一位被允許以私人身份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答謝宴會的外賓。

材鄧小平似乎與尼克遜在進出於橫跨太平洋的旋轉門時鬧彆扭，尼克遜(1972年)“進來”時，鄧小平剛好“出去”;而鄧小平(1973-1975年)“進來”時，尼克遜又“出去”了;現在，尼克遜趕來“進去”時，鄧小平又“出去”了。*可以肯定，鄧刁、平對1976年的毛澤東來說是可疑分子。毛澤東從一個令人失望的同事身上發現不恰當地對蘇聯採取友好態度是一個錯誤。但這並不令人驚訝。這是毛澤東與黨的首腦人物之間發生的一次大的衝突。

福特訪華前不久，受人喜愛的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突然被公開指責為有害的書，毛澤東認為這個農民造反的故事旨在宣傳“投降派”。他指出，《水滸傳》中的農民英雄宋江，根本不能稱為英雄。這一反他向來所持的觀點。剛他在發這些批評性的嘮叨時，張玉鳳和講師盧荻在場。張玉鳳要盧荻記下毛澤東的話，以當作最高政策。北京開始傳出小道消息，鄧小平(也許還有他的某些軍界朋友)將要“投降”莫斯科，就像宋江假裝抵抗而最後“投降”皇帝一樣。

鄧小平對這種牽強附會的做法報之以嘲笑，對有關評《水滸傳》的問題，他輕蔑地說:“有些人聽見風就是雨。

第二段插曲確是不同尋常。21個月前，中國在西北部扣留了一架蘇聯直升機上的全體成員，並一直被北京稱為“間諜”。然而，恰好在福特慢吞吞地回到家時，他們又突然被宣告無罪。中國政府說他們不是間諜，還給他們舉行大型宴會，並令人難以置信地把他們送回莫斯科。

由一再宣稱這些闖人者為間諜，到宣告他們無罪，北京以這種朝令夕改的做法對待一場間諜指控案，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史無前例的。當毛澤東和福特的高級會談失敗時，中國政府是否會改變對蘇聯的觀點呢?

似乎可以肯定，在福特的黯淡之行后，毛澤東並不贊成宣佈蘇聯的機組成員無罪。這件事只有可能是鄧小平，這位毛澤東當時的主管大員授權向莫斯科作出姿態。

最終，尼克遜之行並不像美國報紙講的那樣損害了美中關係，但也不像毛澤東希望的那樣使中美關係得到較大促進(中國公眾的心態除外)。

“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尼克遜就北京和華盛頓的關係作展望時引用了毛澤東的詞句。尼克遜和毛澤東彼此的印象很深，他們似乎是在攀登個人的高峰，而未給外部世界帶來什麼變化。

對尼克遜來說，這次訪問只是對1972年的那次作一了一個懷舊的註腳。對毛澤東來說，尼克遜之行不僅在於懷舊，而且也是他用力擲向政治局戰場的一顆手榴彈。

《人民日報》第一次發表了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公開指責(“那個人從來不講階級鬥爭”)之後僅僅一周，毛澤東就聽說了半英里以外的天安門廣場發生平靜而緊張的示威的消息。

清明節是中國人緬懷去世親友的節日。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台階上出現了悼念周恩來的花圈和詩詞，許多人都來觀看這一壯觀場面，這似乎無可非議。

但氣氛很緊張。有些詩遠不止是紀念周恩來，它們猛烈抨擊那些自周恩來去世后三個月以來猖撅異常的極左派。對毛澤東的前妻楊開慧的讚美就是給江青刮耳光。有人還提到一些怪物，如用“妖魔”一詞來戲弄姚文元。其寓言極微妙，但帶有爆炸性。

人們的第二個主題是對中國現狀的焦慮。“目前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有人站在“閑人莫人”的人民大會堂台階上向群眾高聲問道:“中國向何處去?這是最大的問題。"

對毛澤東的批評可以說是暗藏的第三個主題。有篇文章說:“秦皇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而秦始皇是毛澤東心目中的英雄，不同於腐朽的孔子，他是一位常被讚揚的典型人物。在這朝氣蓬勃的示威中，蘊藏着對毛澤東的家長制的不滿。有一首詩以挑戰甚至是警告的口吻寫道:“中國已不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這已經不只是在紀念令人敬愛的周恩來了。這種巧妙做法，以其強勁之力把一部分民意吹人了毛澤東宮廷政治的灰暗大廳中。紀念碑前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有可能是對數月來極左派中傷鄧小平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的最有力回擊。

來自廣場的消息剛剛傳出，他的侄兒毛遠新就轉告了毛澤東。毛澤東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它們像一掛燃着的鞭炮，一個接一個地炸響了。北京當局把花圈從紀念碑前搬走了，這一舉動把一場平靜的悼念活動激化為騷亂，騷亂持續了14個小時，至少牽涉了10萬人。人們亂成一片，車輛被燒，近百人受傷。有個年輕人—清華大學的學生，無疑是極左派的追隨者，做了一個簡短演講，他硬說周恩來曾經數次犯了“反對毛主席”的罪行，他話沒講完就被一群憤怒的群眾抓住捆起來，在紀念碑台階上被推上推下，直到他頭破血流。

政治局慌忙召開會議，決定撤銷鄧小平的一切職務，正式選舉華國鋒為總理，兼任黨的第一副主席(一個新職務)，這樣，華國鋒繼承毛澤東作為中國的領導人。所有這些都由毛澤東一手造成。

鄧小平未能成為政治上的可靠接班人，這是由於鄧小平的強硬作風，不合時宜的、務實主義的厄運所致。並無證據表明鄧小平是騷亂的幕後策劃者，北京市長如果沒有得到毛澤東的首肯，他是不會下令將花圈撤去的。這樣，騷亂肯定也不會發生。

據說政治局“一致”通過開除鄧小平的決定，這難以令人置信。難道軍界元老葉劍英、許世友及其他人會同意嗎?難道鄧小平也投票開除自己嗎?“一致”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允許公開表明反對毛澤東的意見。

官方對鄧小平的點名指責“死不改悔”倒是事實。鄧小平沒有全力反擊毛澤東—他正在尋求他以後東山再起的根基—不過，他封不住自己的嘴巴。

他對他的支持者說:“如果他們說你復辟了，就說明你的工作做好了。”

4月下旬，新西蘭總理馬爾登來到中南海，他遇見的場面令人尷尬。毛澤東幾乎無力移動他放在安樂椅靠背上的頭，費了好大勁他才氣喘吁吁地吐出幾個字。

“我明白，”馬爾登震驚地說，“他將不久於人世了。”

有時毛澤東伸出他衰老但光滑的手在便箋上塗寫幾個字。對任何熟悉毛澤東那龍飛鳳舞的筆跡的人來說，這些字都能夠認清。然而，現在這些字的意思往往含糊不清。

與馬爾登談了10分鐘后，毛澤東在準備上床休息前，在便箋上給華國鋒寫了一句話:“你辦事，我放心。”但這是要華國鋒辦什麼事呢?是下周召開養豬會議?還是保護馬爾登安抵新西蘭?抑或是反鄧小平戰役?或是中國的未來?

同一晚上，毛澤東又寫了一句話:“照過去方針辦。”一點也不奇怪，毛澤東經過了一場激烈的思想鬥爭。他是說按過去一般的常規辦，還是按他近期想好的某道諭令辦?

5月份，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與毛澤東度過了難挨的幾分鐘。

這次會見與毛澤東上次接見外賓的情況相比，李光耀說:“沒有實質性的交流，他的話莫名其妙，要先由王海容譯成普通話，然後再譯成英語。有時王海容還要記下來，回過頭與毛澤東核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