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此時，物色“執行人”成了宋一坤制定的整個計劃的關鍵，這個人直接關繫着計劃的實施，更關繫着安全保障。葉紅軍回到羅馬後立即着手物色人選，儘管他的內心是不安的，是自責的，但是一種無法抗拒的東西在驅動着他，使他不自覺地加入了這個行列。他有“華商信息諮詢公司”的信息庫，有多年從事僑務工作的基礎，有廣泛的交際和良好的口碑，因此，也只有他有能力，有條件，有把握完成此項工作。
確切地說，自大學畢業后他與宋一坤的交往並不多，在十幾年裏，宋一坤只請他辦過兩件事，第一件事是請他在奧地利調查“鐵鷹集團公司”董事長高天海，第二件事就是將王海、孫剛移民到奧地利。
從調查高天海到夏英傑的八十萬元文稿競價，這期間相隔了幾年的時間，也不存在必然的聯繫。葉紅軍從這件事的起因、變化和結果再一次領略了宋一坤的生存藝術。回憶起來，那已是一九九○年的往事了——
那年，上海“鐵鷹飯店”臨近落成，圍繞着飯店的裝修工程，各家有背景、有關係的裝修公司之間明爭暗鬥，競爭得難解難分。宋一坤自知正面競爭無望，便讓手下找來一堆鐵鷹集團的內部宣傳刊物《鐵鷹月報》和一本《鐵鷹集團概況》宣傳畫報進行研究，試圖有所啟發。
宋一坤研究了兩年來的二十多期簡報，有一個情況引起了他的注意，高天海因業務需要曾三次出國，去過七個歐洲國家，其中六個國家均只去過一次，惟獨奧地利去了三次，這就是，他每次出國都要去一次奧地利，然而，除了六國之外，“鐵鷹集團”惟獨與奧地利沒商務聯繫。高天海去其他國家，接待他的都是相關企業領導人，而他三次去奧地利，接待他的均是華僑協會，並無商業背景。這說明，他與那裏的某人或某事有着非同一般的關係。
宋一坤意識到這可能是一種機會，如果葉紅軍能從海外打通關係，這種曲線切人的方法總比在國內行賄無門多了一線希望，如果能在董事長高天海身上打開缺口，就能達到出奇制勝的效果。
他馬上給當時僑居維也納的葉紅軍打電話，介紹了背景、線索和目的，請葉紅軍了解高天海與華僑協會的關係，爭取找到機會有所突破。
葉紅軍很快打聽到：高天海與華僑協會並沒有聯繫，他三次來維也納，接待他的均是一個名叫“田玉青”的人，田玉青是華僑協會的一名理事，經營一家百貨商店，兼做移民生產，搞簽證辦居留很有辦法。
葉紅軍認識田玉青，但並沒有貿然去找他，而是巧妙地從田玉青周圍的人中間打探消息，搞清田與高之間的關係。葉紅軍了解到：原來田與高是經一個香港人認識的，並無深交。高天海來奧地利的目的並不是找田玉青，而是來找情婦。該女子名叫周麗，北京人，現居格拉茨，擁有一家餐館和一套住房。周麗從北京移民奧地利是田玉青經辦的，中間人也是香港商人。所不同的是，田玉青是先認識周麗，後來才認識的高天海，據說那位港商曾是周麗的未婚夫，周麗的財產也是港商給的。
言者無意，聽者有心。葉紅軍從“華僑大學生互助會”的名單里查出周麗在北京和格拉茨的兩處地址，立即往國內打電話請北京的朋友了解周麗的家庭背景，同時親自去格拉茨調查周麗的財產狀況，從而進一步了解到：周麗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境並不富裕，而周麗卻在格拉茨以二十六萬美元買下一套房子，二十萬美元買下一家餐館。
葉紅軍冷靜分析了情況之後認為，田玉青已經不重要了，應該把文章直接做到高天海身上，拿到制服高天海的證據，他把情況和想法打電話告訴了宋一坤，並提出了一個要求：找個相關的借口接觸田玉青，了解內幕，套取證據。
宋一坤只講了一句話：虛構一個比高天海更有地位、更有黑錢、更需要安全操作的移民生意。
葉紅軍經過了精心策劃，虛構了一個神秘的故事，第一次見田玉青就給了他一萬先令的定金，可謂背景不小。田玉青為了證明自己萬無一失，列舉了許多實例，講出了很多情節、數字。葉紅軍以一萬先令的代價掌握了高天海出資移民周麗的全部內幕，從而也得知，那位所謂的“港商”其實不過是田玉青的一位老鄉。
至此，宋一坤已經拿到了與高天海直接對話的王牌。但事情發展到這個程度，也變得複雜了。宋一坤經過再三考慮，決定放棄這次競爭裝修工程的機會，留着這張牌等以後有條件時再派用場。這個決定基於三個原因：一、暴露了葉紅軍，使他在海外不好做人。二、葉紅軍有可能因此受到報復，失去人身安全。三、赤裸裸地去敲詐乃小人之舉，不夠君子之度，從人格上不能使心理平衡。
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但無意中卻給王海、孫剛不久后的出國鋪平了道路。
轉眼幾年過去了，葉紅軍也從奧地利移居到了意大利，好像羅馬的“風水”對他更好一點。隨着時間的推移和人事的變遷，無論高天海再發生什麼事，再也不會有人將“葉紅軍”與“高天海”這兩個名字聯想到一起了。
回憶往事，審視眼前，葉紅軍感到如果當年調查高天海只是一點小聰明的話，那麼這次物色“執行人”則需要更嚴謹的思維、更準確的選擇、更周密的策劃。這是一錘定音的決定性之舉，也是把良心交給上帝的性命賭博，容不得有一絲一毫的失誤。
葉紅軍反覆研究了宋一坤制定的關於物色“執行人”的六項條件，他認為，現有的六條是不夠的，結合實際情況來看，還應該增加三條原則——
一、物色過程嚴格保密的原則，不能讓周圍的人看出任何活動過程的痕迹，不留任何疑點。
二、在特定的時間段里，“執行人”必須有充分理由證明自己不在中國的原則，預防萬一之萬一。
三、不向宋一坤報告“執行人”情況的原則，萬一情況惡化，不能讓宋一坤受到這個方面的牽連。
葉紅軍感到更有把握了。
方子云已被報社提出兩次警告，他離除名已經不遠了。另一方面，他把能夠變賣的東西都變賣了，就剩下自己一把骨頭，周圍的人都在議論：這個詩人腦子出毛病了。
在別人眼中，他負債纍纍，像輸紅了眼鋌而走險的賭徒，無論過去寫詩還是現在經商，都具有瘋子的特徵。然而只有他自己清楚；不久的將來，他將不再是窮酸的詩人，財富將使詩歌在他的生命里真正成為一種藝術、一種高雅、一種品位。
“方氏保健調味球”尋求投資商的信息在一家衛星電視台播出后，每天都有諮詢電話打來，報社文藝版編輯室一時間幾乎變成了諮詢中心，這下又把領導激怒了，把方子云召到辦公室個別談話。方子云則連夜“私訪”了報社幾位主要領導的家，還請編輯室的同事們到一家餐館光顧了一番。
其實，他完全可以不用編輯室的電話號碼，他是有意這樣做的，要的就是“眾所周知”的效果，這樣才能“說得清楚”。而報社之所以沒有將他除名，除了想給他留條生路外，更多的是想留住一個人才。作為文藝版的編輯，他畢竟是稱職的。
這天上午，方子云正在編輯室審閱稿件，同事領着一個陌生男人進來，對他說：“子云，有人找你。”
方子云和另外兩位編輯同時抬起頭向客人望去。來訪者中等身材，相貌一般，戴着一副眼鏡，穿着灰色西褲和黑色皮茄克，左臂彎搭着一件呢子大衣，右手提着一隻皮箱，裝束很平常。
方子云坐着沒動，問：“你是誰？找我有什麼事？”
陌生人放下皮箱，取出一張名片遞上說：“我是根據電視廣告提供的線索找到這裏的。”
名片上印着：深圳三陽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劉東陽。
方子云說：“對不起，能否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證？我不能憑一張名片就接待你。”
他的態度有些生硬，因為他無法確定此人是否他應該服從的人，如果不是，他必須從一開始就把事態往失敗的方向引導，他只能與專門派來的人進行合作。
陌生人注意到了對方的態度不夠熱情，他取出身份證遞上說：“方先生，是你在衛星電視上發佈消息尋求投資商，投資商出現后，你應該真誠合作。我是來談生意的，不是文學愛好者。”
方子云和另外兩個編輯部笑了。
“投資商出現后，你應該真誠合作”這是宋一坤寫在紙上十個重要事項第五條的前兩句話，對方講得一字不差。方子云心中有數了。
身份證上顯示：劉東陽，男，一九六○年十月十七日出生，北京人，住北京朝陽區三里廟衚衕七十五號。身份像看不清楚，因為中國的身份證照片全是一個犯人模樣，根本無法辨認。
方子云將身份證還給劉東陽，拉過一把椅子請他坐下，說：
“房地產是大生意，你怎麼會看上我這個小項目呢？”
“方先生過謙了。”劉東陽說，“調味球方便、保健，應是家庭廚房必備的東西。中國有幾億個家庭，有百分之一的家庭購買就不得了。這個產品投資規模可大可小，機動性很強，發展前景不可估量，所以我感興趣。”
方子云說：“我每天接到很多聯繫電話，但親自上門洽談的你是第一個，我相信你的誠意。你是以個人名義還是以房地產公司的名義來洽談？”
“以我個人的名義。”劉東陽解釋道，“我從四川來，剛在安河市參加一個招商會。三陽公司是我們三個親兄弟合辦的，取每個人名字的‘陽’字，所以叫三陽。兄弟之間的合作難免受到家屬的影響，說不清是工作矛盾還是家庭矛盾，最後分家了，各干各的。我去四川就是為了找項目，但是收穫不大。我的資金有限，規模太大幹不了，小打小鬧不想做，一定要找合適的項目，關鍵是要有發展前途。”
方子云說：“關於產品的認證等級、專利證明和現有原料、設備等情況，你在電視上都看到了，我想聽聽你的想法，你總不會盲目來找我。”
劉東陽說：“具體內容我們雙方協商，我只談兩個基本意見。第一，四川的飲食文化全國知名，安河市勞動力便宜，而且我知道有一幢現成的辦公樓要出租，安河市對外地投資也有優惠政策，從地利上考慮，廠子辦到四川安河市比較合適。第二，既然是專利技術就要獨家生產，廣告宣傳的規模要上去，生產規模也不宜太小，根據我的能力，我大概能籌集兩百萬元投資。”
“兩百萬，出乎我的想像。”方子云說，“我只能以技術入股，你把投資額定這麼高，我怕連湯也喝不到了。”
劉東陽問：“你開發產品的總投入是多少？”
“有據可查的是十六萬。”方子云答道，“我為這個產品連命都快搭上了，你不會理解的。”
劉東陽說：“如果你願意，而且索價合理，我更傾向於買斷專利，這對你我都省事。”
“這不可能。”方子云搖搖頭，又看了一下手錶說，“我現在是工作時間，不宜談私事，中午下班后我們可以找個地方詳談，我帶你到存放設備的地方看看。不過我必須先聲明，如果合作的話我只能採取停薪留職的方式，按報社的規定每年要上交七千二百元，我現在就差沒賣掉自己了，在盈利之前我拿不出這筆錢。”
“每月六百元，不算大問題。”劉東陽站起身說，“我住東方大酒店四O一四房，下班后你來找我，可以嗎？”
“可以。”方子云站起來，握手送客人出門。
整個見面過程編輯室的同事都看到了，每個人都是見證人效果非常好。
客人剛走，一位同事便說，“子支，你時來運轉了，我勸你把專利賣給他，保險。”
另一位同事也說：“你現在風險太大了，見好就收吧，少賺幾個總比負債強，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方子云表情很嚴峻，說；“既然已經冒險了，就得走下去。賺個十萬八萬的，我自費出版四本詩集再還掉利息，還能剩什麼呢？又回到無產階級隊伍了。”
三天後，玉南市公證處受理了劉東陽與方子云的合作協定，公證內容主要有：
一、由劉東陽出資兩百萬元人民幣，方子云出技術和部分設備，雙方合作創辦“雲陽調味器皿有限公司”。
二、公司設在四川省安河市。
三、劉東陽佔70％的股份，全面負責公司管理。方子云佔30％的公司股份，負責技術指導和銷售業務。
四。方子云的停薪留職費每年七千二百元，由公司先行墊付，分紅時從方子云的紅利中扣除。
一切都經過預先設定，卻又必須嚴肅認真地表演下去。方子云實在看不透煙幕後面的東西，也很難將宋一坤在神與鬼之間劃出一道鮮明的界線。在他心目中，宋一坤是一個看不見、摸不着卻又常常感到他存在的幽靈，是一個釋放能量而又不動聲色的幽靈。
擁有這樣強有力的朋友他應該是幸運的，而幸運之中卻也難免有可怕的感覺。
奧地利國維也納格拉普爾有限公司的鍍金標牌與其他公司的標牌一起，赫然鑲貼在江州國際飯店大廳的牆壁上，不知內情的人一定會以為那是一家具有相當實力的外國公司，僅國際飯店的房價和服務規格就是一個有力的佐證。
其實，格拉普爾在維也納只是一家餐館的名稱，原是一位德國人創辦的，後來餐館幾經轉賣，一直都沿用這個名稱。到了王海和孫剛手裏，這個洋味十足的名稱便漂洋過海來到了中國。
九十年代，中國政府最關注的事情之一就是國有企業的虧損問題，《企業破產法》缺乏配套的社會保障機制，虧損企業職工的安置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國家領導人先後在各地召開專題會議，研究對策。
資金！資金！
中國迫切需要資金，企業迫切需要資金，國債的發行量一年比一年多，銀行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為了吸引投資，地方政府努力改善投資環境，出台優惠政策，諸如文化搭台經貿唱戲的招數層出不窮，從武術到花卉，從飲食到民俗，凡是可以用來搭台的材料全都用上了。更有甚者，有人苦於本地區一清二白，竟“引經據典”把一座歷史上早有定論的帝王陵墓從千里之外遷進自己的地方志，於是大興土木，招來國內外大批學者和遊客，居然也富了一方百姓。
宋一坤正確估計了大氣候，大氣候也為宋一坤提供了寶貴的機會。原來時勢不僅可以造就英雄，也同樣可以造就出別的東西。而他的人格投資和戰略遠見又為他抓住機會提供了資金和人力的保障。
王海有宋一坤的指揮，膽更壯了。他有過經驗也有過教訓。
經驗告訴他，只要有宋一坤指揮，不必問為什麼，不必知道原理，只要服從命令就可以發財。而教訓則告訴他，一隻掄炒勺的手絕對搶不起一支將軍的紅藍鉛筆。
現在，王海和孫剛只知道服從，他們沒有理由不相信宋一坤。即使天塌下來，宋一坤的命也比他們的命值錢，死亡與受傷畢竟有本質的區別。
四十天內籌集兩百萬元人民幣對王海和孫剛來說並不算難事，難就難在“秘密”二字，難在這麼大一筆錢怎麼攜帶？怎麼轉移？要知道，兩百萬元人民幣即使全部是一百元面值，也需要裝滿四隻皮箱，其風險不可想像。
為此，王海和孫剛採取了層層分解、化整為零的方式，先後從維也納帶進十三萬美元現鈔，又以探家的名義從僑鄉親戚朋友那裏秘密籌借十一萬美元。他們將二十四萬美元現鈔悄然地集中在江州，存放在國際飯店格拉普爾公司總經理辦公室的保險櫃裏。為了這筆錢的安全，孫剛不得不與王海一道留在江州，輪流在辦公室值班，等待着專人來取。
這大下午，格拉普爾有限公司與江州皮革廠的新一輪談判在皮革廠會議室舉行。馬拉松式的談判進行一年了，意向協議簽定之後，正式協議遲遲定不下來，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總是不停地開會、不停地研究。
對於合資，皮革廠的態度一直是半信半疑。外商機構常駐國際飯店，工程師、會計師、法律顧問、司機、文秘等等，人員組織齊備，每天都要付出相當可觀的開支，從這一點上看讓人不能不信，而儘管中方一再讓步，外商卻得寸進尺，條件要求越來越苛刻，大有刁難。拖延之嫌，看不出實質的誠意，又讓人不能不懷疑。皮革廠不明白，格拉普爾公司這樣打消耗戰究竟是為了什麼？
皮革廠的困境已經跌到了建廠歷史的最低點，廠里除了值班人員和個別車間零星的生產之外，絕大多數職工都呆在家裏靠領取基本生活費度日。積極走向外資，這不僅是市政府和主管部門的要求，皮革廠也希望藉助外資迅速改變工廠的困境。談判對職工畢竟意味着一線希望，對廠長畢竟意味着權力的延續。
王海將一部價值兩萬元的手提電話機以借用的名義贈送給馬廠長，這似乎是聯絡私人感情，而廠方卻從中又看到了一點外商的誠意。當外商正式提出了獨資的要求時，廠方一時竟不知所措，急忙向主管部門彙報，研究應變對策。廠方意識到：或成功、或失敗，最後的時刻到了。
正如宋一坤所預料的那樣，皮革廠上級主管部門態度十分明確，指示皮革廠一定要爭取談判成功，外商獨資與合資相比，獨資對江州的意義更大：
一、盤活了國有資產。
二、甩掉了虧損企業的沉重包袱。
三、引進了更多的外資。
四、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
五、緩解了政府的壓力。
談判雙方利益一致，心態相同，這就為談判成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王海坐着長期包租的奧迪轎車前往皮革廠出席談判，由漂亮的女秘書開車。同車的另外三個人都是從維也納帶來的工作人員，有工程師、會計師和翻譯。其中工程師是奧國人，這標誌着未來的皮革廠將完全以奧地利的生產技術為建設標準。
工廠的大門臨着馬路，門面很美觀，這大概是迫於市容管理的要求。進入廠區就完全不同了，四周冷冷清清，到處是破敗的景象，幾座車間像出土文物一樣古老，似乎經不起一陣大風的吹襲。
談判場所佈置得很乾凈，大型會議桌上鋪着一塊綠色絨布，房間的四角放着四個電暖器，牆邊擺着幾盆常青花卉，每個席的前面都有一杯茶水。外商代表來了五個人，中方代表來了十一個人，雙方各坐一邊。
談判開始。
王海首先發言，他習慣性地站起來說：“各位代表，我們的談判持續一年了，毫無實質進展，你們皮革廠以逸待勞，覺得無所謂，而我方每天都在承受着大筆的開支，這樣拖下去我們受不了，你們也得不到好處。最近我們提出獨資的設想，其目的有三個，一是進一步表示我們投資的誠意；二是不允許你們的國營作風繼續影響我們的工作節奏；三是希望儘快結束談判，我們與其在這裏搞拉鋸戰，還不如重新考察其它投資項目。”
王海是在背台詞，這段話既給過去的談判下了結論，又給以後的談判定了調子，在推脫責任和否定對方的同時，使自己處在居高臨下的位置，似乎隨時都可能拍桌子走人。
馬廠長身材高大，會議室的簡易木質沙發顯得小了一點，看樣子坐着有些不舒服。他抽着煙靜靜地聽，顯得胸有成竹。皮革廠主管部門的基本原則是：如果外商是假投資，那就必須得有個說法，休想以轉嫁責任的方式一走了之。必要時，可以答應外商的全部條件，看他們能不能真的拿出錢來。
馬廠長發言道：“過去的事不談了，現在只談皮革廠轉讓產權的事。自從你們提出獨資的要求后，我們雙方在正式談判之前也進行了一些接觸，交換過意見。現在的中心議題有兩個，一是產權轉讓的附加值，轉讓產權如果仍按合資時核算的股份值，顯然是不現實的。二是產權轉讓后的職工安置問題，這關係到社會安定和每個職工的切身利益，人總是要吃飯的。”
外方的會計師說：“關於產權轉讓的附加值，我方的看法正相反，當時的股份值是以你們的價值尺度核算的，儘管這個數字寫進了協議草案，但我方並沒有表示接受，也並沒有以正式的形式肯定下來。關於股份值的貶值，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證明，我想請工程師來解釋這個問題。”
當工程師正在聽德語翻譯的時候，王海說：“那個股份值我們吃虧了，但是你們也受影響，因為是合資。現在情況變了，我們是獨資，是一次性買斷。批發和零售怎麼能是一個價呢？”
這番話既有失水準又不着邊際，引起在場的人忍不住地嘻笑。王海頓時有些尷尬，女秘書趕忙打圓場，輕鬆地笑着說：
“王總真有氣度，這種場面還忘不了幽默。”
“寬鬆寬鬆氣氛嘛。”王海順勢笑道。
工程師取出大量圖片和資料，一邊指點着一邊講話，翻譯在一旁幾乎以同步的速度作中文講解。工程師的意思是，按照奧地利皮革生產的技術要求，中方現有的廠房、設備全部都要報廢，沒有任何使用價值，奧方不能以買設備的價格買一堆廢鐵和磚頭瓦塊。工程師為證明自己的觀點提出了各種有力的科學根據。
“當然啦，”王海不等對方開口便搶先站起來，這次他慎重了，不緊不慢地說：“我畢竟是中國人，畢竟在江州生活過，我不會那麼黑心，我要是對江州沒感情就不來這裏投資了。如果採用土洋結合的方法進行技術改造，皮革廠的大部分設備還是有利用價值的，這一點我和工程師討論過，洋人可以不講，但我不能不講，因為我是中國人。我希望江州方面也能體會海外華僑的難處，拿出點誠意來。如果我堅持現有的設備都要報廢，我有根據，如果我不想費事進行設備改造，那是我的自由，可我沒有那樣做。”
馬廠長說：“雙方國情不一樣，價值取向不一樣，有爭議也在情理之中。關於情與利，還是應該面對中國的國情。比如企業破產，在國外有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不存在職工的安置問題。中國就不同，在社會保障機制還不完奮的情況下，社會穩定就要高於一切。所以我想，股份值和職工安置兩個問題放到一起來談，如果可以互補的話，解決爭議的方式就多一些。關於職工安置，請王總談談你的意見。”
王海說：“本質上講，我們對職工安置不應該負法律現任，因為你們是國營企業，職工是國營企業的主人，職工應該跟着產權轉讓費走，跟着黨和國家走，但是我們還是打算協助政府做一些工作。”
“具體都有什麼內容？”廠方的一名代表問。
王海看了女秘書一眼，秘書會意，打開文件夾取出一份名單，說道：“第一，我們從現有職工里挑選六十名留用，名單我們擬定了，我們計劃在談判協議沒有正式簽定之前，先行組織他們進行培訓，學習質量管理和皮革生產的專業技術，培訓的場地費和師資均由我方負擔，所有學員均帶工資學習，工資標準暫定每月三百元，由我方支付。我們這樣做，一是表明誠意，二是提前為投產做好生產骨幹的準備。第二，對於沒有選上的職工，我方發給每人五千元人民幣的安置費。至於退休職工，我方不能負責。”
五千元的安置費對於城市消費顯然杯水車薪，以利息計算，每月不過四十元。但是，六十人留用並先行納入外方管理，這個舉措出乎廠方的預料。廠方談判代表對留用名單反應敏感，都爭相查看，會場裏引起一陣騷動。
馬廠長並沒有看名單，而是凝視着王海默默地沉思。王海的眼神也並不迴避，笑道：“馬廠長，該你拿出點誠意了。”
馬廠長問：“你這樣做，萬一談判破裂了，那麼多的錢不就白花了嗎？”
“當然。”王海說，“不過，我也認識江州了。”
王海心裏是有一本經的，按照宋一坤的要求，簽約的時間不能早，也不能晚，只能限定在一九九四年三月。他必須把握這個節奏，先穩住成功的大局，再從枝節問題調整時間，爭取在完成任務的前提下，把產權轉讓值壓到最低限度，讓坤哥看看，他王海也不是只會吃乾飯。
這時，女秘書提包里的手機響了，她拿起來聽了一下，遞給王海，說：“王總，你的電話。孫總打來的。”
王海心裏一怔，因為孫剛知道他在談判，沒有重要的事情是不會來電話的。現在電話來了，那隻能說明一件事，取錢的人出現了。
“對不起，我出去打個電話。”王海說著站起身，拿着電話到外邊去了，一股寒風迎面撲來使他打了個冷戰，他又激動又緊張。
“孫剛，你可以講了。”他輕聲說。
孫剛說：“取錢的人來電話了，約定今晚八點半他在大眾影院門口路北等着，在車上見面，今晚你安排活動要把這個時間留出來，另外提前把司機打發走。來人知道車牌號，你自己開車去，確定身份后帶他來辦公室。”
“明白了。”王海說。
孫剛又說：“來人憑一封信證明自己，他說，他沒權利知道信的內容，所以你拆信，看信和說話時注意點。”
“懂了。”王海說，“這邊談判快結束了，我安排一下馬上回去，咱們見面再商量。”
王海關掉手機回到談判室。
一九九四年一月，新的一年開始了。元旦過後，北京的街頭依然能使人感到節日的氣氛。昨夜的一場小雪又給繁華的首都增添了一道白色的風景。
早晨六點半，夏英傑從江薇家裏出來，由江薇陪同乘出租車前往越秀飯店。宋一坤剛起來，正在衛生間裏洗臉，聽見門鈴聲便去開門，手裏還拿着毛巾。
進門后，江薇埋怨地說：“坤哥，昨天晚上我請客你沒來，太不給我面子了。”
“這你就不懂了。”宋一坤說：“我這人大土，不適合又吃又唱的洋玩藝兒，去了也是給你出醜，更沒面子。再說，阿傑一去也就代表我了。”
夏英傑說：“昨天晚上挺熱鬧的，沒想到江薇一下子冒出來那麼多文化圈的朋友，連蘇衛國也趕到北京給她送行，據說他們正在籌建一家音像公司，將來還要出品MTV，這倒是個熱門。”
“能量不小嘛。”宋一坤把毛巾放回原處，從茶几上拿起香煙點燃一支，說，“江蔽在有限的時間內能糊弄住一幫文化商人，本身就不簡單。”
江薇說：“給你看一樣東西，不準取笑。”
那是一張名片，上面印着：意大利國羅馬歐亞文化藝術傳播有限公司總經理江蔽。下面是地址和電話通訊號碼。名片用中、意兩種文字印製，還有一個中國聯絡處的地址，大概是蘇衛國的文化公司所在地。
宋一坤笑了，說：“一個只有你和阿傑兩個人的小公司，這個經理‘總’得起來嗎？”
“總不起來也得總，”江薇說，“這個你就不懂了，現在興這一套，不然沒人理睬你，既然我是總經理，那阿傑就是董事長了。”
夏英傑也忍不住笑了。
宋一坤說：“當心，別吹破了。”
江薇說：“以後我的工作就是吹。我們一方面在國內推出新人、新書、新歌，另一方面我在國外想盡一切辦法在華人刊物上發表評論，反過來我們就可以操縱國內的新聞評論，說某人、某書、某歌在海外引起了很大反響，三吹兩吹，行情就上漲了。當然，文化產品的質量總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那個不能叫吹，那叫營銷策略。”宋一坤說。
“都一樣。”江薇說，“我們是想利用自己的特長和優勢，以最小的投人，獲得廣告所達不到的宣傳效果，最終還是開發國內文化市場。”
夏英傑看看手錶說：“一坤，時間不早了，快把你那口煙抽了，江薇來接你去吃早茶。”
江薇解釋道：“今天是蘇衛國做東，約好了七點半他在國際飯店等我們，說白了就是想見見你坤哥，他一直想知道阿傑身後的那個神秘人物。”
夏英傑笑着說：“昨晚我對蘇經理說，我家一坤是無業游民，見了大經理就膽怯，見了陌生人就怕羞，所以不會來的。”
宋一坤憨憨地笑了。
江薇對夏英傑說：“那咱們就別等了；。”
夏英傑說：“我也不能去了，你替找向蘇經理解釋一下。現在是七點，高起飛時間還有三個半小時，我們至少得提前一小時到達機場，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我想和一坤單獨吃頓飯，多呆一會兒。”
江薇離開后，宋一坤說：“外面天氣不錯，咱們出去情調一下怎麼樣？”
“你也會情調？”夏英傑笑了，問，“怎麼情調？”
“吃地攤嘛。”宋一坤說，“吃地攤可不簡單，它需要很高的境界。你不必裝腔作勢，你不必注意別人的盤子會不會使你感到寒酸，而根據別人的盤子來決定你的飯菜規格。你不是吃給別人看而是吃給自己，你可以隨心所欲體會自由的感覺。你說，這算不算返樸歸真的文化情調？”
“言之有理。”夏英傑笑道，“不過你找姑娘的時候可別吃地攤，人家才不吃你那一套呢。”
宋一坤說：“我根本不去找姑娘。”
“還算機靈。”夏英傑親呢地擰了擰他的耳朵。
離越秀飯店不遠有一個早市，地攤小吃一個接着一個，各種風味食品琳琅滿目，每個攤位都或多或少地坐着一些食客，在寒冷的天氣里，熱氣騰騰的小吃攤非常吸引人。
夏英傑在一張小桌旁坐下，吃北京豆汁兒加麻花，宋一坤從別處端來一碗四川麻辣面坐過來。宋一坤說：“你真能沉住氣，出國這麼大的事居然沒跟家裏打個招呼，十個女人九個都做不到。”
夏英傑說：“回家還不容易？正因為是大事我才不想驚動家裏，踏上意大利的國土再告訴他們也不遲。我不能和江薇比，她的家就在北京。現在天氣這麼冷，我不想讓父母來回折騰，萬一情況有變你我都尷尬。”
“葉紅軍辦事，我放心。”宋一坤說，“你千萬把磁盤帶好了，一百多萬字的資料整理出來對不容易，什麼東西都丟了也別弄丟資料，你能否在文壇上站住腳，能否在社會上形成你的讀者群，下一本書的質量至關重要，只能寫好，不能降格。我在這邊隨時關注你的寫作進展，你也可以請教葉紅軍，他是實力派人物。江薇的生意讓她搞去，只要不捅大漏子就行，但是你不能介入，你不能幹急功近利的事，你的任務就是把根基打牢。”
夏英傑說：“我到現在都沒搞明白，我究竟為什麼要到國外去，或者說你為什麼非要把我打發出去。我不是說出國不好，現在誰不想出去？但是我們的情況和別人不一樣，我們的出路註定是在國內。”
“裏應外合不是更好嗎？”
“我不管那些，重要的是我們得在一起。”夏英傑說，“如果我在羅馬能站住腳，那你就必須得做決定，要麼把你接過去，要麼我回來，長期天各一方我決不答應。”
快吃完飯的時候，宋一坤問：“機場是公共場所，有件事要不要提醒你？”
“什麼事？”夏英傑反問。
宋一坤說：“你知道女人臨別時會做什麼。所以，呆會兒回到房間你把機場要做的動作提前都做了，不然機場那麼多人，太難為情。”
夏英傑說：“什麼事一到你這兒都得程序化，人都快變成機器了，早晚我得把你改造過來。”
吃過早飯，他們回到房間，離開越秀飯店之前，夏英傑並沒有預演分別的一幕，她顯得格外平靜，好像不是分別，而是挽着丈夫回家。
夏英傑和江薇在機場會合了。
前來為江薇送行的親戚朋友有十幾個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有說有笑。夏英傑和宋一坤站在大廳的一角，相比之下顯得冷冷清清，甚至有些凄涼。但是夏英傑願意就這樣兩個人獃著。
開始檢票了，旅客在每個關口排起了長隊，夏英傑夾在隊伍中，宋一坤在不遠處目送着她。
夏英傑低着頭隨着隊伍向前移動，就在接近入口的時候，她終於控制不住了，從人群中衝出來，撲入宋一坤的懷裏，緊緊抱住他，失聲哭了出來。
宋一坤撫摸的她的頭故意輕鬆地說：“咱們不是講好的嗎？又不是生離死別，很快就能見面的。”
“你看，我又犯規了。”夏英傑含着眼淚凄然一笑，說，“有句話太酸了，我怕你聽了酸掉牙，所以得托着你的下巴才能說。”
“我能頂住。”宋一坤笑道。
“我只想讓你記住一句話。”夏英傑的手還是托住了宋一坤的下巴，要說的話還沒出口，眼淚又一次止不住地流了下來。這句話是：“我在海口度過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