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羅馬時間下午三時，飛機開始向終點降落，宏偉的千年古城近在腳下。
還沒踏上這塊土地夏英傑就感到了一種歷史遺迹的沉重與震撼，似乎凱撒大帝的戰馬仍在嘶鳴，彷彿斯巴達克的鋼刀仍在怒砍。天知道這裏的哪一磚不是米開朗基羅的藝術靈感？哪一石不是天主教皇撫摸過的聖物？
然而，夏英傑感觸最深的卻不是這些，而是她的入境簽證。
在意大利對中國人入境全球不變的政策和排外浪潮席捲歐洲的情況下，她和江薇居然能合法地進入羅馬，其難度和代價可想而知，決不會像葉紅軍在海口輕描淡寫的那樣簡單。
二十多個小時的長途飛行，無論是在飛機上還是在中轉國機場的休息廳，她都能聽到中國人關於意大利移民政策的種種議論，其中有一句話竟像火燙一樣烙在了她的心裏，刺痛了她的自尊。一位老華僑感嘆道：“在歐洲生活越來越難啦，中國人一多就壞事。”
通過意大利海關入境檢查的時候，夏英傑遠遠地看見葉紅軍正朝她們招手。見面后，葉紅軍熱情地與她們握手問候，幫着從行李推車上搬皮箱。
葉紅軍開着自己的舊豐田車接她們離開羅馬機場，向市中心駛去。江薇自從下飛機後幾乎沒有說話，此時坐在車裏才長出一口氣，說：
“太緊張了，剛才太緊張了。”
“可以理解。”葉紅軍說，“我第一次進維也納的時候也是這種心情，生怕簽證有麻煩，因為這種事情常有，不過你現在的心可以落地了。”
“現在我太激動了。”江薇興奮地說，“昨天還在北京，轉眼就到羅馬了，真像在做夢，而且夢想成真了。”
葉紅軍笑笑，說：“出來的人都有三天的熱，但是涼起來就不止是三天了。我可不是嚇你，你要真想在歐洲站住腳，先做好脫骨扒皮的思想準備。”
江薇說：“現在歐洲國家都修訂了移民政策，我能體會這次機會的份量，既然進來了，就是當牛做馬也得堅持下去，要麼死在這裏，要麼站住腳。”
江薇此刻的心情非常複雜，有高度緊張之後的突然失重，有奇迹般實現歐洲夢的激動，更感到了一種生存與人情的巨大壓力。
汽車迎着冬天的寒風駛進市區，一路上既能欣賞到歷史建築的占典美，又能領略到現代大都會的宏偉與繁華。大街上不時能看到有中文標誌的華人餐館，也能看到四處流浪的吉普賽人。
來到東城一座公寓樓前，葉紅軍選了一個車位將車停好，然後拿上行李帶着她們乘電梯上到十九層樓，打開一間房門。等她們進來後葉紅軍將兩枚鑰匙交給夏英傑說：“這是一家房地產公司的出租房，設施齊全，衛生間二十四小時供應熱水，保安人員日夜值班，樓下有停車場。傢俱是我按普通標準置辦的，先解決吃住問題。四開間的房子兩個人住可能大了點，主要考慮到你寫作和會客的需要。書房那台電腦的軟件是電腦公司專門為華僑設計的，內容全面，實用性強，同時具有漢字書信，文件編輯功能，繁體字和簡化字自動轉換。總之，很適合你。”
夏英傑四處環視着，電話、電視、沙發、寫字桌、書櫃、席夢思床……生活用具應有盡有，簡直像結婚的新房。她搖搖頭說：“太奢侈了，太奢侈了，和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我想知道，這套房子的年租金是多少？”
葉紅軍沒有正面回答，而是解釋說：“房子是以我的名義租的，這樣少了你們很多手續上的瑣碎事。規格比起打工階層是高了點，不過，我是按一坤的要求辦事，他有他的考慮。你畢竟有點知名度，一坤不希望國內新聞出現不利於你個人形象的報道。”
夏英傑想起在海口時她給宋一坤買了四條“萬寶路”香煙，宋一坤也是這樣說的：太奢侈了，太奢侈了。她想起了山東那座小縣城，想起了在山村學校教書的宋寶英。她心裏又熱又堵，品不出是個什麼滋味，說道：“什麼個人形象？一坤做事總是讓人摸不着頭緒，非得讓人揪着心才行。”
其實，對這套房子的規格最敏感的是江薇，高額的房租會給她心理造成更大的壓力。她問：
“房子能不能調換一下？”
夏英傑這才意識到，不該當著江薇的面講那些話。
葉紅軍說：“付過的錢再想要回來是不可能的。其實這也不算什麼，在羅馬住別墅的華僑也為數不少。”
江薇問：“我們的公司離這兒遠嗎？”
“不遠，步行十分鐘就能走到。”葉紅軍說，“你們先休息，明天我帶你們去看公司，今晚我在梅麗飯店為你們接風，邀請了幾位僑領和當地幾位意大利朋友，主要是想讓你們認識一下，了解了解這裏的環境。”
江薇問：“能不能現在就去公司看看？”
“當然可以。”葉紅軍又問夏英傑，“你的意思呢？”
夏英傑笑了笑，說：“怎麼搞的？到這兒突然不會說話了，怎麼說都覺得不合適，比長途旅行還累。”
葉紅軍趕忙攤開雙手說：“我可是最清白的。”
江薇的壓抑心理一下子輕鬆了許多，於是說：“以後我能不能掙錢不敢肯定，總之我已經是你們的人了，阿傑住哪兒我住哪兒，阿傑吃什麼我吃什麼，天塌砸大家。”
夏英傑說，“江薇，帶上你的工作計劃咱們去公司，先當回老闆再說。”
江薇打開自己的皮箱取出一份早已擬定的工作設想。葉紅軍領着她們下樓，步行去公司。
歐亞文化藝術傳播有限公司設在一座大廈內，這裏企業機構林立，一樓是銀行和商場，樓前是一個大停車場，整座建築既古樸又壯觀。乘電梯來到七樓，葉紅軍打開一間房門請她們進去。
這個房間有二十多平方米，用裝飾牆隔成大小兩間，裏面有電話、電腦、傳真機、打印機和專用辦公桌椅。
葉紅軍把鑰匙交給江薇，說：“這房子也許是這座大廈里最小的公司，但是能在這裏租到房子規格已經不低了，對於初來乍到的人應薇算是高起點的。如果辦公設備有不足的地方你可以提出來，辦公用車得等你們在這裏拿到駕駛執照以後再買不遲。阿傑最好也去考一本執照。”
“麻煩嗎？”夏英傑問。
“不麻煩。”葉紅軍說，“這裏的考試製度與國內不一樣，隨到隨學，不受時間限制，教學設備是世界一流的，快的話，半個月就可以拿到執照，重要的是通過考試。”
“好，我參加學習。”夏英傑說，“你先看一下江薇的工作計劃，可行的你就幫忙，不可行的地方你就指出來，提出可行的建議。總之第一件事就是招工，我希望自己能參與這裏的工作，這樣可以節省一份薪水開支，也可以擴大社會接觸面。至於寫作，我可以在業餘時間進行。”
江薇立刻反對說：“那怎麼行？我現在是你的經紀人，你是我的搖錢樹，我和蘇衛國都指望你下一本書發財呢。至於其它項目，那都是副業。”
葉紅軍也說：“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不能介人公司這是一坤反覆交待過的，讓你把眼光放長遠。其實你並沒有吃閑飯，你能多出書稿就是最大的效益，包括眼下在內，你的吃住都是你自己掙來的。”
江薇說：“我的夏小姐，你現在就是關在家裏寫、寫、寫我就是抓住你搖、搖、搖。”
大家都笑起來。
葉紅軍看了江薇的工作計劃，主要有四個內容：
一、意大利足球甲級聯賽在中國影響很大，中央電視台每星期現場直播一場，並組織各種宣傳活動。利用這一點，結合自身在出版、發行和信息方面的優勢，全面收集意大利足球資料，及時將賽場花絮和名星軼事編輯整理，通過傳真發回國內，進入圖書市場。
二、廣泛與意大利及歐洲的華人刊物建立聯繫，通過各種方式爭取發表評論文章，宣傳國內公司指定的新人、新書、新歌，與國內的營銷需要相呼應。
三、發現和推出意大利的華僑文化作品，將有商業價值的新書。新歌介紹到國內。
四、立足羅馬，廣泛與意大利的文化團體接觸，爭取商業方面的文化交流，以購買音樂版權和組織文藝團體演出為主。
“想法不錯，胃口也不小。”葉紅軍說，“如果你的工作再與華僑社團的活動結合起來，那就更有戲了。不過，要讓你的公司真正發展起來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夏英傑說：“至少沒你幫忙不行。”
葉紅軍拿出兩張名片給她們每人一張，說：“什麼時候讓我幫忙就打電話，但是最好不要去諮詢公司找我，因為通常情況下，在辦公室談話是以分鐘為單位計費的。”
名片上印着羅馬華商信息諮詢公司的地址、電話，印着葉紅軍的一串頭銜——
羅馬華商信息諮詢公司經理
中國新聞電腦網絡羅馬第三發行站主任
意大利華僑聯合會會員
歐洲華人商訊聯合會理事
歐洲華僑文化藝術聯誼會理事
夏英傑從名片上大致看出了葉紅軍在羅馬的生存方式，盈利工作和公益活動是良性互補的關係。江薇看過名片興奮了，說：
“難怪你這麼大的神通。有了這張聯絡圖，我就更有信心了。葉大哥，現在向你諮詢一下招工方面的信息，你不會收費吧？”
“怎麼會呢？”葉紅軍笑笑，說，“就華人而言，羅馬的人才不少，各行各業的人都有，特別是留學生，很多人以留學為名在打工掙錢。另外，這裏也有到中國留學畢業的意大利人，這種人既能講漢語又便於與當地人溝通，常常會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所以，只要條件優厚，我看人才不成問題、”
江薇說：“那咱們就儘快商量出招工條件，招聘三個人，爭取公司早日運作起來。”
葉紅軍說：“我也希望這樣，因為公司營業直接關繫着你們的居留延期問題。根據新規定，以開辦公司的形式申請延長簽證，除了公司的註冊證明外，還需要公司正常營業一年的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證明，這樣才能認定公司是真實存在的，否則拒簽。”
江薇問：“在羅馬，我有多大的資金支配權？”
葉紅軍說：“公司註冊資金是五億六千萬里拉，相當於三十五萬美元，兩百九十萬人民幣。實際銀行資金是十八萬美元。我對你們公司的原則是只管幫忙，既不參與也不干涉。所以，你有多少資金支配權是你們公司內部的事。”
江薇明白了，葉紅軍並不是宋一坤的全權代理人，甚至包括葉紅軍在內的他們這些人，即使遠隔萬里也仍然在受宋一坤的意志左右。
看過了公司，葉紅軍送她們返回公寓，在樓下停車場與她們道別。就在他要上車的時候，夏英傑忽然又叫住他，問道：“葉大哥，你在英國有熟人嗎？”
“認識幾個華僑社團的人。有事嗎？”
夏英傑說：“我有一個女朋友在曼徹斯特，我想了解一點她的真實情況，希望你能幫忙。”
葉紅軍說：“曼徹斯特是座大城市，肯定會有華人組織，可以通過間接關係聯絡，應薇沒問題。”
夏英傑從手袋裏取出通訊錄找到林萍的那一頁，用鋼筆在空白頁上抄了一遍撕下交給葉紅軍，說：
“我擔心她的處境不太好，僅僅是懷疑。所以這件事先不要驚動她本人，也不要聲張。”
葉紅軍接過地址問：“這人對你很重要嗎？”
“怎麼說呢？她和我同在一個報社工作，同住一間宿舍，後來跟着一個男人出國了。其實人倒不錯，就是文化低點，缺乏社會經驗，特別愛虛榮。”
“我還能肯定她很漂亮。”葉紅軍說，“根據新聞常識，這類傻大姐運氣好的不多。似乎她們是生物鏈的一部分，正好迎合食肉動物的需要。”
“太尖刻了吧？”夏英傑想了想說，“不過，也確有道理。”
葉紅軍說：“我不太同情這種女人，但是這並不妨礙你讓我做的事情。我希望你的懷疑是錯誤的。”
“謝謝，拜託了。”夏英傑說。
葉紅軍帶着林萍的地址，開車走了。
夏英傑一直望着汽車，直到從視線里消失了還凝神地站在那裏，品味着葉紅軍的那句話——
這類傻大姐運氣好的不多，似乎她們是生物鏈的一部分，正好迎合食肉動物的需要。
《遙遠的救世主》計劃三十萬字完成。
這部作品的思想傾向十分鮮明，主要以2位女性的生活、工作、婚姻為線索，通過她們不同的社會層次、不同的知識閱歷和不同的價值取向，反映當代中國社會婦女平等問題的現狀。
夏英傑創作之前就清醒地意識到：她這是在冒險，或者說在賭博。
作品所宣揚的基本觀點是：中國社會已經以法律的形式實現了女性與男性在受教育的權力、就業機會和婚姻自主三大方面的平等，男人手裏已經沒有什麼屬於特權的東西了，在這種社會制度下，女人還向男人要些什麼呢？男人手裏還有什麼呢？
要當哲學家嗎？拿出思想來。
要當政治家嗎？拿出綱領來。
要當軍事家嗎？拿出戰績來。
每一扇大門都是敞開的，能否進去那是女性自身的實力問題。如果以分配名額的方式讓女性參政，那麼它的大前提就已經失去了平等，是根本的不平等。
作品向傳統理論提出了挑戰，更多地從人類生存和社會分工來評價女性，讚美女人的天性和偉大的犧牲精神。作品倡導女性正視自身的優勢與不足，倡導男人表現出更多的寬闊胸懷和社會責任。
作品告誡女人：不可輕信那些高高在上的女權運動救世主們，不可輕信“女人為自己活着”的偏激觀點，那些不顧實際而將男女接同一競技規則計分的女權理論，表面上拔高了女性，最終卻是傷害了女性。女性地位的提高有賴於自身的經濟獨立，有賴於發達的生產方式創造出更多的適合女性生理特徵的工作崗位，有賴於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
夏英傑認為：只有承認差別才能更好地保護女性。女性要求的權益不應該是生存規則的平等，而是社會利益向女性一方的大傾斜。這個傾斜度將直接標誌着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
儘管夏英傑完全站在了女性利益的立場上，但是她身為女人，畢竟直白地承認了男女之間的差別，畢竟是在說：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這很可能會因此而受到輿論界的攻擊，很可能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很可能會失去一批讀者。
但她決意要冒一下險，因為她不想撒謊。
來到羅馬快一個月了，陌生的國度所產生的新奇感漸漸消失，夏英傑已經開始平靜地對待這裏的生活。她和江薇一起用了二十天的時間考取了汽車駕駛執照，買了一輛女式菲亞特轎車。
她將自己的情況打電話告訴了家裏，着實讓父母大吃一驚。她不定期地與宋一坤聯繫，讓他掌握這裏的情況。
從來到羅馬的那一天起，夏英傑就給自己規定了一個硬指標，每天寫作不能少於兩千字。她已經有了一部小說的寫作經驗，加上詳細的寫作大綱和大量的參考資料，所以寫起來比較順手。開始學習汽車駕駛那些日子確實緊張，但是考試通過之後她就輕鬆多了，她可以從容安排自己的時間。
她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天早上跑步，上午寫作，直到完成兩千字以上，晚上從事一些社交活動，廣泛收集素材，為以後的創作做準備。
夏英傑的生活是平靜的，然而歐洲華人社會卻不平靜。她的案頭放着大量華人刊物，有《歐華》、《歐華時報》、《羅馬僑訊》、燁夏文摘》、《荷蘭華僑通訊》等等，從一些標題上就可以看到華人生活的一斑——
《震撼歐洲的浪潮：移民與排外》
《華人與黑手黨又被劃上等號》
《奧地利的“外國人法”與中國人“黑手黨”事件之間》
《羅馬之夢與簽證的破滅》
《兇案發生在巴塞羅納——一起華人自相殘殺事件始末》
忡共公安來法與警方合作聯合治黑》
《排外潮帶來的政治風波》
《捍衛華人社會的整體利益與聲譽》
儘管夏英傑對歐洲的社會文化還談不上了解，但是中國人受歧視的事實她是感覺到了。在羅馬的高級旅館門前，英、美、德等十幾個國家的國旗迎風飄揚，卻惟獨看不到莊嚴的五星紅旗。
羅馬街頭，日本產的轎車，日本人的銀行，日本人的超級商場隨處可見。相比之下，似乎吉普賽人永遠都在四處流浪，似乎羅馬尼亞人永遠都在街頭賣報紙，似乎中國人永遠都在開餐館打工。
作為一個中國人，夏英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從骨子裏渴望祖國發達、強大。
在羅馬，夏英傑的愛國主義情感用不着讓誰來教育，便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這天下午，夏英傑剛寫完她的兩千字指標，正在客廳里聽音樂，門鈴響了。她透過監視孔見是葉紅軍，便打開門。
葉紅軍將提包放在沙發上，脫掉皮手套和皮大衣，聽着音樂說：“《教父》，這是一坤愛聽的曲子。”
“就是他的。”夏英傑關掉錄音機說，“這盤磁帶從上海到江州，從北京到海南，有點歷史了。這次出國我特意帶來，想一坤了就聽聽。”
“今天我來有兩件事。”葉紅軍從提包里取出十幾本華人刊物說，“這些都是歐洲各國最新一期的，給你送來。另外，我又來募捐了。”
“又來化緣？”夏英傑感到意外，“我來羅馬還不到一個月，已經捐過兩次了。”
葉紅軍也有些不好意思，解釋說：“第一次是為羅馬華僑聯合會捐助經費，第二次是為國內的助學希望工程，這次是為春節聯歡活動。我是志願參加春節活動組委會的，不但出錢還得出力，這事總得有一批人去操持。”
夏英傑這才忽然意識到，又要過春節了。算上今年，她已經有兩個春節沒在父母身邊了，而這次，連宋一坤也不能和她在一起。她心裏一陣難過，想家，想宋一坤。她停了一會兒說：“都是中國人的事，當然應該出力。咱們還按以前的方式，捐款數目你來決定。”
“我看，你拿一百美元吧。”葉紅軍說，“募捐歷來都是讓人難堪的事，自己朋友就得多支持一點。”
夏英傑取了一百美元交給葉紅軍，說，“你來得正好，今晚如果你有時間，我想請你陪我去拜訪一位台灣老華僑。江薇陪我去過三次都碰了釘子，她說再也不去了，但我還是不甘心。”
“這個人是誰？”葉紅軍問。
“巴頓飯店的石天文老先生。”
“他？”葉紅軍搖搖頭說，“你不用費心思了，石老先生從不接受採訪。”
“這是一個不該被遺忘的老人。”夏英傑說，“我這本書可能在五月份完成，必須早點為下一本書做準備。石天文的故事我只是零星聽到一點，又感動又難過。如果故事完整，背景材料充足，我想寫一部紀實小說。”
關於石天文，羅馬的華人社會有一些他的傳說，說他曾經如何威風八面，門庭若市；說他如何仗義疏財，助人於危難；說他為多少華人辦了居留分文不取。想當年，有人給他封官戴頂，有人給他下跪磕頭。然而當他一病不起，千金散盡的時候，立刻變成了一個孤零零無人問津的陌路人。
“寫石天文，可讀性沒有問題。”葉紅軍說，“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石老先生是否能接待你。我在羅馬也有幾年了，也聽說不少人去採訪他，但都沒成功。你要考慮人文背景。”
“但他首先是一個人，一個中國人。”夏英傑略微有些激動地說，“石天文的生活背景是意大利，沒有任何官方背景，我希望從人格角度寫這位老人。”
葉紅軍說：“如果這樣，你完全可以寫一寫一坤的姐姐宋寶英，她的故事不感人嗎？”
夏英傑說：“寶英姐的事迹如果由我來寫，寫得再真實也要變質，容易引起誤會。”
“你快從一坤的學堂里畢業了。”葉紅軍笑笑，說，“好吧，我陪你去碰碰運氣。不過，你得先陪我募捐去，這樣我就不用專門來接你。”
於是，夏英傑給江薇留了一張便條，拿上大衣跟着葉紅軍下樓了。
葉紅軍開着那輛舊車跑遍了本區的大小餐館，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人們大都樂意為自己的民族節日捐款。但是，也有令人難堪的時候，葉紅軍一進門便被店主扔來一句：“又來了？”最後冷着臉把錢往他手裏一塞，完全是打發叫花子的方式。
坐進車裏，夏英傑感嘆道：“你這才是自討苦吃，真沒看出，你還有這麼高的覺悟。”
“人嘛，怎麼都是活。”葉紅軍開着車說，“我聽說江薇的工作不太順利，到現在還沒做成一筆生意。”
“一坤說過，江薇只要不捅大漏子就行。”夏英傑說完，話鋒一轉又道，“我看你對江薇挺關心的，有什麼想法沒有？這個忙我還能幫上一點。”
“這個玩笑開不得。”葉紅軍臉一紅說，“我現在和喪家犬差不多，沒根沒底，什麼都不能考慮。”
夏英傑說：“我看你和方子云一樣，太難伺候。”
這時，汽車從羅馬外事警察局大門前駛過，夏英傑看見上百名華人在門前靜坐，便問：“葉大哥，他們在幹什麼？”
“抗議意大利警方拖延中國人的居留申請和簽證延期。”葉紅軍說，“不少華人的居留期只有一年，警方對延期申請的審批常常一拖就是大半年，有的一年都沒音訊，工作和生活就會受到困擾。”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葉紅軍扶着方向盤搖搖頭，“你在寫婦女平等權益的小說，這個主題既莊嚴又荒誕。縱觀世界，強國與弱國之間，富國與窮國之間，哪一天平等過？民族與民族之間尚且不能平等，男人與男人之間尚有強弱之分，怎麼可能談到男女平等呢？即使是男人與女人，你夏英傑坐在車裏與那些男人坐在警察局門口能平等嗎？總統的女兒與失學女童的父親能平等嗎？這個世界，你從哪個角落裏能找到平等？”
“這麼說，我的選題原本就是多餘的？”夏英傑問。
“那倒不是。”葉紅軍說，“文化嘛，自古就有學術型和實用型兩種，按學術型去生活，頭破血流。按實用型去著書立說，那是犯罪。能從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點的人，通常被社會稱為老謀深算。”
夏英傑說，“有個問題我一直不便開口，看來今天是個機會。你能不能實在地告訴我，在意大利移民政策最嚴厲的非常時期，你是通過什麼方式把我們辦進來的？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葉紅軍凝神開車，沉默了片刻說：“你不該提這個讓我為難的問題，我只能這樣回答你，你不必把我看成是純粹的好人，我也不敢這樣標榜自己。”
“對不起，那就談點別的吧。”夏英傑說，“據華人刊物講，意大利警方把中國人與黑手黨划等號了。意大利黑手黨世界聞名，沒有誰不知道。你認為這裏的華人幫會真能與黑手黨划等號嗎？”
“笑話。”葉紅軍說，“我明白你想知道什麼，但是你把我估計過高了。”
於是，葉紅軍向夏英傑介紹了一些有關“黑手黨”的大體情況——
意大利黑手黨也稱馬菲亞，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它的組織幾乎遍及全球，既有非法經營，也有合法投資。非法買賣包括暗殺、販毒、偽鈔、軍火、賄賂、走私、洗錢等等。有人說：歐共體的第十三個會員國就是馬菲亞。由此可見其經濟實力和政治勢力。近年來，馬菲亞暗殺了不少意大利法官，最著名的事件是：一九九O年李瓦提諾，一九九二年法爾科尼和同年伯爾謝利諾二位專門對付黑手黨的法官被謀殺。
馬菲亞在意大利早已成為“平行政府”，甚至有人建議：以意大利現政府之無能，還不如請馬菲亞出來組閣政府，以其效率之高，可能比現政府更能管理好國家。
成王敗寇，這是人類永恆的法則。
葉紅軍說：“馬菲亞組織嚴密，紀律嚴明，不同於一般的黑道幫會。歐美的華人社會也有不少幫會組織，但遠不足以相提並論。我在羅馬辦了一家很小的信息公司，只限於服務華人社會，靠牽線搭橋過日子，更不值得一提。靠中介作用生存，社會關係自然複雜一些，但是接觸意大利人的商業機構非常有限，誰的臉上也沒有刻着字，即使是真的接觸到馬菲亞自己也不會知道。”
夏英傑淡淡地笑了笑，說：“無論如何，我和江薇是在最不可能的時間以最不可能的方式進入了羅馬。”
汽車開到羅馬華人聯合會會館，葉紅軍將募捐的錢交付有關人員，出來時天已經快黑了。接着，他們驅車前往巴頓販店。
巴頓飯店與後來居上的中餐館相比，裝修上顯得古舊了，但是依稀可以看出三十年前的豪華與大氣，依稀能聯想出往日的風光。
夏英傑下車后像前三次一樣推門步人飯店，然而無需她說明來意，一位意大利婦女便用標準的英語客氣而又堅決地把她“轟”了出來，這位婦女就是百天文的太太，由於同樣的事情反覆發生，她和夏英傑已經成“熟人”了。
夏英傑無可奈何地站在門口，但是並沒有急躁和失望，她用英語友好地對石太太說：
“對不起，我還會來的。”
劉東陽是何許人？天知道。
然而，產品是真的，專利證明和權威認證是真的，兩百萬元的資金投入是真的，包租整幢大樓和招募一百多名員工是真的。
公司的營業執照、稅務登記證、生產許可證、註冊商標……全是真的。
於是，劉東陽的真與不真便無須考證了。
雲陽調味器皿有限公司位於安河市西城區，佔據了一家事業單位的一幢舊辦公樓，合同租期為十五年，年租金為二十萬元，並且每年以百分之五的幅度遞增，每年的元月一日預付全年的租金。
這座樓分為三個單元。臨近大院正門的一單元為辦公機構，二單元為成品倉庫和職工宿舍，三單元為生產車間。樓的頂部用鋼鐵焊着一排醒目的金黃色大字：雲陽調味器皿有限公司。
方子云只在公司示範性地組織了一個多星期的生產，隨後帶兩名公關人員離開四川，活動於河南、河北、山東等省區，在開展廣告宣傳的同時，廣泛與各地的經銷商接觸，建立新的特約銷售網點。
得中原者得天下。
方氏保健調味球的廣告以各種形式撲天蓋地席捲中原，並通過衛星電視廣告向全國幅射，人們每天都能從電視和報紙上看到一位漂亮的家庭主婦對廣大消費者說：方便我一個，保健一家人。
該產品以方便、保健、無色、無味等優點，以精美的包裝和一流的廣告設計，迅速佔領了市場，一萬兩千隻試銷樣品在三十五家大型商場的特約專櫃頃刻間銷售一空。在短短的一個多月里，公司與各大商場簽訂供貨合同一百四十份，訂貨總數八十餘萬隻。
形勢一片大好，前途一片光明，公司上下群情振奮。尤其是領導層的先生小姐們，他們憑着敏捷的頭腦預感到將來的事業規模，他們很自然地從“娃哈哈”由一口大鍋到集團公司的發展歷程看到自身所處時期的關鍵性，既然幸運地搭上了這班車，就要把位子坐穩，等待水漲船高。
然而，“雲陽調味器皿有限公司”卻根本不具備規模生產的設備能力，只停留在產品試驗階段簡單的方式生產，其中最薄弱的環節有兩個，一是專用生產材料的合成，二是半成品的磨光、精製。公司一開始就失去了生產與營銷的平衡。
其實，市場形勢好與不好，訂貨數量多與不多，對劉東陽並不重要，因為即使情況不好，他也會虛構出來一個火熱的場面。
對於生產過程中的兩個薄弱環節，他早有一套既定方針，他背着方子云親自購進了一百噸劣質鋼鐵取代了專用合成材料，用增加磨光機的數量解決半成品的磨光、精製。
每隻完整的調味球都是由絲扣相吻合的兩部分組成，所有小孔都是由一台專用打孔機從外向里同時鑽人的，球體外觀雖然光滑，但內壁卻佈滿了毛刺，如果不將毛刺進行磨光，使用者根本無法清洗，必然會刺傷或割傷手指。簡單的加工方法是：每名工人的工作枱上固定一個小型電動磨光機，對半成品進行內圓的磨光。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噪音。
衝壓和打孔的生產速度是每秒鐘生產一隻半成品，而每台磨光機的手工磨光速度是每五分鐘生產一隻成品，懸殊極大。當磨光機增加到一盯台的時候，就匯成了一股令人難以忍受的巨大噪音，每個工人都必須用棉花球塞住耳孔才能工作。
噪音成了這一區域的最大公害，激起了附近居民的強烈不滿，鄰近單位也無不叫苦連大。
這天晚上，公司大樓靜悄悄的，只有會議室還亮着燈，劉東陽召集主要管理人員研究生產問題。參加會議的有主管生產的副經理楊劍鋒和辦公室主任、財務主管、經理秘書等六人。
劉東陽說：“今天只討論一個問題，噪音。我想問一下各位，這樣的生產方式還能維持多久？還要不要生產下去？”
財務主管是位端莊文靜的中年女士，她發言道：“我們現在的實際日產量是五千隻，停產一天就要損失至少一萬元的純利潤，而廣告費、工資和其它雜費卻照樣得支出，這一反一正數目就大了。所以我的意見、不到萬不得已時決不能停產。”
辦公室主任說：“噪音問題，環保部門和新聞單位隨時都可能出面干預，被迫停產已經不可避免了，這時候再抱幻想我看不太現實，我們應該拿出一套可行的應變措施，避免在新聞界引起是非，避免企業形象受到損害。”
副經理楊劍鋒是位剛近出大學校門不久的小夥子，理論知識有一套，但是缺乏社會經驗。他是誠心要干一番事業的，對劉東陽聘用他並且委以重任一直心懷感激。此時他發言道：
“我認為，停產是不可取的，損失太大。最近我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我認為最現實的方法是把噪音化整為零分解掉，分散在遠離城市的農村地區。如果我們把尋求加工客戶的廣告打出來，相信會給附近居民一個定心丸，也能在環保部門和新聞媒介面前爭取一個高姿態，或許還能維持一段生產，直到與分散加工接軌。”
財務主管立刻說：“現在每隻半成品的加工費是三角，如果分散加工，這個加工費不會有人接受。再說，磨光車間的一百名工人怎麼辦？”
楊副經理答道：“多餘的工人當然要辭掉，同時適當提高加工費，兩項相抵我們的損失不會太大，至少比停產可取。”
經理秘書也是一位小夥子，他說：“如果那樣的話，我們有三分之二的房子都要閑置，可以轉租出去，增加一項收人來源。”
劉東陽似乎是在認真地聽，其實他只用了一半的心思，另一半的心思在感嘆他的幕後指揮者葉紅軍料事如神，他只不過是按照程序行事。他哪裏知道，幕後之中還有一個幕後。
劉東陽見時機差不多了，便說：“我和方副經理千里迢迢來到四J；I，不是開做坊的，是要干一番事業。從發展眼光看，我們的房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轉租房子實屬小家子之舉，絕對不可以。”
他喝了一口水，接著說：“分散加工的事劍鋒向我談過不止一次了，我也做過認真的考慮，原則上講，在正規生產流水線沒有建成以前，劍鋒的方案是可行的。但是，不能急於打廣告征尋加工客戶，一定要等到環保部門和新聞單位干預以後，否則，我們沒有正當的理由辭退工人，一旦打起官司，無論根據用工合同還是根據勞動保護法，我們都站不住腳，必須藉助外界的壓力形成合理合法的理由。”
“對呀，”秘書討好地說，“還是劉經理看問題全面，那樣一來工人就無話可說了。”
劉東陽設理他，繼續說：“關於加工費，我建議每隻定為兩元，不忍痛割點向，不足以吸引合作者。我關心的是市場，暫時賠錢也要佔領市楊，不能失信於經銷商，不能失信於消費者。至於每隻半成品的保證金，我們按物價部門核定的成本價一律定為六元，不得多收。”
楊劍鋒問：“夠上籤合同的最低基數定為多少？”
劉東陽說：“我們有一百台磨光機，那就一萬隻半成品配一台，以這個為合同基數，多者不限，發完為止。另外，為使客戶放心交納成本保證金，每份合同都要經過公證。廣告詞請你們大家下點功夫。”
“一百萬隻，”財務主管心疼地說，“每隻加工費兩元，我們就要損失一百多萬元的利潤，太可惜了。”
“但是你沒有算另一筆賬。”劉東陽說，“我們可以利用六百萬元中的一部分建一條現代化的生產線，再用生產線作抵押從銀行貸款向加工客戶周轉，這樣一來我們公司就活了，就能高速度發展。在這個基礎上，就是資金短缺也是有限的，我完全有辦法通過私人關係解決。”
辦公室主任點頭讚許道：“這着棋我看不錯，一舉三得。”
劉東陽說：“下一步的工作分為三路，方副經理的工作不變，我出去走走，選擇一家合適的機械製造廠訂做專用生產線。家裏的工作由楊副經理全面負責，轎車也給你們留下，場面的應酬方便些。對於我的建議，有不同意見嗎？”
“沒有。”
“沒有。”
大家都表了態。
“我明天就啟程。”劉東陽笑笑，說，“那麼，劍鋒就得留在家裏當替罪羊了，不管是環保部門還是新聞單位，都得你一個人擋着。記住，聲勢越大越好，能達到辭退工人的目的就行。否則，一個月拿出四五萬來養着這些人，誰也受不了。”
楊劍鋒說：“劉經理放心，我一定把家裏的事情辦好。再說，如果電視曝光的話，怎麼也不能讓劉經理上這樣的鏡頭。我相信，總有一天劉經理會以企業家的形象出現在電視裏。”
“托你的吉言了。”劉東陽笑道。
會議就這樣結束了，劉東陽不動聲色地將事態引向了自己所期望的軌道。
劉東陽走了，帶着秘書“考察”去了。公司的工作由楊劍鋒全面負責，噪音問題雖然給公司帶來了麻煩，卻給他個人帶來了一次充分表現自己的機會。
就在劉東陽離開安河市的第三天上午，電視台記者一行五人來到雲陽調味器皿有限公司，針對噪音問題對公司進行現場採訪。
每一個磨光工序的操作工都清楚，公司停產對他們將意味着什麼。這些來自貧困地區的民工們大多缺乏法律意識，文化素質較低，他們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本能地對記者採訪抱有抵觸情緒，於是自發地對記者進行了圍堵、阻攔，場面漸漸開始出現混亂，個別民工還做出了一些過激的舉動，甚至將記者手中的話筒打落，將記者推倒在地。
一時，公司大樓前亂成一團。
擴大事端正好符合總經理的意圖。副經理楊劍鋒看在眼裏喜在心上，他文質彬彬地擠在人群中象徵性地勸阻了一下鬧事以民工，隨後指使手下人向公安機關打電話報警。
十幾分鐘后，兩輛警車鳴着警笛衝進公司院內，幾名警察從車內跳出維持秩序。與此同時，環保部門的工作人員也趕到現場。電視攝像機將所發生的一切全部記錄下來。
事態真的鬧大了。
秩序稍有好轉，楊劍鋒在磨光車間的人群中接受記者採訪。
記者：“請問，你們總經理為何一直不肯露面？是否有意迴避？”
楊劍鋒：“劉經理三天前就離開安河去考察了，專門為了選擇一家合適的機械製造廠訂做專用生產線。在這裏我有必要解釋一下，劉經理對噪音問題一官非常重視，三天前專門召開會議，明確指示停止生產，直到新的生產線投入使用。劉經理走後公司的事務由我全面負責，我在僥倖心理的驅使下沒有及時執行公司決議，因為近百萬隻訂貨對誰都是一個不小的壓力。所以，對今大的後果我應該負責任。我代表公司對附近受到噪音干擾的居民表示道歉，對今天受到圍攻記者道歉，並誠心接受環保、工兩、公安等部門的處罰。”
記者：“我們注意到楊副經理試圖阻止民工鬧事，並且及時派人打電話報警。但是對於噪音問題，我們希望公司能對附近居民有一個明確的表態和具體的解釋，保證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再受到干擾。”
楊劍鋒：“我代表公司向附近居民保證今後不再發生噪音干擾居民生活的事情，同時也藉此機會向訂貨商保證，我們一定信守合同，按時交貨。”
記者：“你們準備採取什麼措施？”
楊劍鋒：“在正規化生產線沒有建成之前，我們將根據磨光工序的生產特點，制定一個階段性的應變措施，不惜出高價，不惜虧本，從邊遠地區廣泛征尋加工夥伴，將噪音化整為零，分解到遠離鬧市的農村偏僻地區。目前這個方案正在研究之中，很快就能付諸實施。我們的原則是，不管付出多大代價，不能失信於客戶，不能放棄市場。”
記者：“民工對記者採訪有抵觸情緒，擔心噪音問題曝光后公司被迫停產會失去工作。分解噪音的方法是否意味着民工仍有獲得工作的機會？”
楊劍鋒：“這要取決於每個民工是否有能力交納一筆最低基數的產品信譽保證金。對於因停產而被迫辭退的工人，有兩點我想說明一下，首先是征尋加工夥伴，如果他們當中有人應徵，將優先獲得合作機會。其次，將來生產線建成后，他們當中如果有人願意回來，將優先被錄用。從公司的願望說，公司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辭退工人的，這也是公司沒有及時停產的原因之一，相信他們能夠理解。”
當天，環保部門和公安機關分別對雲陽調味器皿有限公司作出處罰，兩項罰款合計一萬六千元。當晚，衛星電視在《社會焦點》欄目里對噪音問題進行了曝光和評論，而與此同時，方氏保健調味球的廣告依然準時出現在同一個電視頻道上，構成了一幅獨特的景觀。幾天後，報紙也上演了與電視相同的一幕，廣告與曝光同時出現在一張報紙上。
楊劍鋒抓住時機，有理有節地將一百名磨光工人全部辭退，跟着在衛星電視和地方報紙上同時打出征尋加工夥伴的廣告，廣告詞不但說明了公證、合理而又優厚的合作條件，還特別說明了尋求合作的原因。
儘管社會上的廣告信息讓人眼花燎亂，儘管新聞媒介不斷有假廣告騙局事件的報道，然而人們對雲陽調味器皿有限公司的廣告卻深信不疑，因為雲陽公司一切的一切都太真實了，其規格檔次都決非小做坊可比，無論電視廣告還是電視曝光，人們從屏幕上看到的和聽到的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雲陽公司是一家具有相當規模和廣闊前景的實實在在的企業。
於是，合作的人們來了，想藉此踏踏實實掙錢的人們來了從山溝里。從村莊裏，來到安河市雲陽公司，在法律機關的公證下，放心地交出錢，放心地運走半成品。
楊劍鋒沒有辜負總經理的期望，很好地完成了公司的既定計劃，不但將噪音分解出去了，而且收取了六百二十萬元的信譽保證金。
而就在這個時候，劉東陽“考察”回來了，而且還帶來了瀋陽一家頗有知名度的機械製造廠的三位工程師，來雲陽公司參觀，為設計新的生產工藝做準備。
此舉，無疑又是一種麻醉劑，目的在於麻醉公司管理層的人員。而巨款已經到手，這場騙局距離落幕的時刻已經不遠了。
雲陽公司又上衛星電視了。
這次出大事了。
當方子云的兩位女助手急匆匆來到他的客房告訴他一個驚人消息的時候，方子云正靈感來潮，伏在卧室的寫字枱前創作一首詩，他右手拿着鋼筆，左手夾着香煙，一縷煙霧在柔和的燈光里升騰。這首詩的名字叫《塑像的代價》，只有十行——
我時常想哭
用空，換取瞬間的解脫
而淚，卻從不流落
上帝從不寬容弱者
上帝只承認結局而從不問為什麼
當活着的責任戰勝了死亡的誘惑
當活着不僅僅是活着
尊嚴告訴我
被鄙視
原來比死，更加殘忍，深刻
方子云對這首詩還不太滿意，總覺得要表達的意思還沒有鮮明地表達出來，正用心作進一步修改。
鄭州，是他活動的第五個城市，每到一個城市他所從事的工作都只有兩個——策劃廣告宣傳和建立特約經銷點。儘管他對生意上的事不太精通，但他的工作性質是往外花錢，所以比較容易。另外，他的兩位助手都是高薪聘請的專業人才，具體事務都由她們去做，基本上不用他操心，他只是聽彙報，把握大方向，必要時應酬一下場面上的事。所以，他既沒有負擔也不感到緊張，更多的時間是呆在客房裏看書、創作，倒也悠然自在。
兩位女助手的闖入打斷了方子云的思路，他放下筆，看着兩位一向風度優雅的漂亮小姐皺了一下眉頭說：“劉總攜款逃跑了？胡說！你們兩個是不是腦子出毛病了，說夢話？”
一位小姐上前打開電視機，選出所要的頻道，急切地說：
“大詩人，你自己看吧。”
出現在電視屏幕上的是雲陽公司副總經理楊劍鋒，他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顯得十分沮喪和緊張。他的側面坐着兩名穿制服的檢察官，正面是一名女記者。
記者：劉東陽是用什麼方法把那筆錢轉移走的？要知道，六百萬元可不是個小數目。
楊劍鋒：經過是這樣的，劉經理說他哥哥要註冊一家中外合資企業，外資暫時不能到位，為了應付驗資，希望雲陽公司臨時墊付七十五萬美元，期限為三個月，利息為10％。當時劉經理整天陪着瀋陽的三位工程師研究生產線設計，好像並沒有把借款當成一回事，只是讓我們辦公室的幾個人商量一個意見。我們開了一個碰頭會，決定借這筆錢。
記者：“為什麼要借錢出去？”
楊劍鋒：當時我們有四個考慮。第一，他是老闆，借錢的又是他哥哥，擔不擔風險是他們自己的事，與我們這些僱員沒關係。第二，這件事他自己完全可以決定，給人的感覺是他在有意試探我們對他是否忠心，所以我們都想表現一下。第三，借期三個月，並不影響雲陽公司四個月以後的資金使用，如果放棄了變死錢為活錢的增值機會，怕被經理認為沒有經濟頭腦、沒魄力，對自己的處境不利。第四，改造舊工藝，建立新的生產線，雲陽公司的資金肯定不夠，劉經理計劃從他兩個哥哥那裏解決資金不足問題，如果得罪了他們，那麼生產線的事就可能辦不成了。
記者：計劃中的生產線主要解決哪些問題？它的建成與否對你們僱員有哪些影響？
楊劍鋒：生產線主要解決噪音、效率和勞動強度三個問題。
分散加工是不得已的臨時措施，公司幾乎沒有利潤，或者可能賠錢，所以不可能長期堅持。如果沒有新生產線上馬，我們這些僱員可能面臨失業。
記者：請你具體談談這筆錢失蹤的經過，是誰經辦的？在什麼地方失蹤的？
楊劍鋒：根據劉經理的指示，我和會計具體經辦，將資金打到外匯市場，兌換出七十五萬美元，裝進一隻黑色皮箱裏。我和會計陪着他乘火車到北京，住在北京飯店。他一個人乘出租車回家送錢，從此就失蹤了。我和會計等了整整兩天，後來實在不放心，就按他身份證上的地址去找他，找到地址后劉東陽的家人說劉東陽幾年前就死了，身份證早就丟了。我們這才感到出事了，趕快往深圳三陽房地產公司打電話詢問，據查號台答覆，深圳根本沒有三陽房地產公司這個企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好向安河市檢察院報案了。
記者：到現在為止，你作為雲陽調味器皿有限公司的副經理，你怎麼看待這件事？
楊劍鋒：我當時被槁糊塗了，回到安河以後也沒搞明白，不能理解這件事。方氏保健調味球非常有發展遠景，生產線建成以後，也許一年就能盈利六百萬，沒必要毀掉一個企業。
記者：據檢察院證實，你們公司發放出去的一百多萬隻半成品，所用原料不是合成金屬，而是劣質鐵，其成本只是合成原料的十分之一。這個情況你事先知不知道？
楊劍鋒：這件事是劉經理一手經辦的，除他本人之外，沒有人知道。會計看到的是發票，我看到的是原料和合格證，誰也不會去懷疑劉經理會對自己的企業做假，都知道他是一個財大氣粗的人。如果說這個企業從註冊那天起就是一個大騙局，那太令人不可思議了。
記者：在這個騙局中，你認為你個人應該負哪些責任？你們管理人員應該負哪些責任？
楊劍鋒：不知道。我不認為我們僱員應該負什麼責任，如果法律確認我們有責任，我也只好認命了，但我還是不知道應該吸取什麼教訓，也許是因為一切太真實了，也許是因為騙子太高明了。
這時，電視畫面切換到一位四十多歲的檢察官身上，並且打出一行字幕：安河市檢察院檢察長劉國忠。
記者：劉檢察長，針對這起發生在我市的特大詐騙案，請你給我們的電視觀眾談一些情況。
劉檢察長：這起詐騙案，預謀之周密、詐騙金額之大。受害人之多，在我們安河市還是首例，省市領導都非常重視，我們也成立了專案偵破組，配備了強大的警力，一定要追查到底。我們已經進行了多方面的布署，偵破工作全面展開，根據我們所掌握的情況，受害人共有八十三人，全部是農民，有相當一部分是貧困地區的農民，被騙金額是六百二十萬人民幣，其中二十萬還留在賬號上，這也是罪犯迷惑人的手段之一。
記者：罪犯投入幾百萬元的資金，這麼大的騙局，罪犯有沒有可能一個人完成？
劉檢察長：從無效的身份證，假三陽房地產公司和偽造的各種證明來看，預謀犯罪已確定無疑，從策劃、籌資到實施，由一個人完成幾乎是不可能的，但現在還不能最後下結論。顯然，這是一起高智商犯罪，罪犯從一開始就做好了反偵察的準備，這給偵破工作增加了難度。
記者：據說這個公司的部分銷售人員還在外地處於工作狀態，這是否意味着公司仍有繼續經營下去的可能性？是否意味着這個公司仍有責任能力？
劉檢察長：在允許新聞媒介報道之前，我們有意識地對公司的一部分人封鎖了消息，這是出於偵破工作的考慮，並不意味着這個公司仍有責任能力。事實上，公司除了幾台簡易設備和辦公用品之外，已經一無所有了，因為大樓和轎車是他們租用的，並不擁有產權。所以，受騙的農民有可能蒙受損失。
記者：據我們了解，受騙農民與雲陽公司簽定的加工合同全部是經過公證的，也就是說是真實、合法、有效的，那麼公證機關是否負有連帶責任？
劉檢察長：公證不是擔保，它只認定合同的真實、合法和法律約束力。據我們了解，所有合同的公證內容和程序都是合法的，公證本身沒有問題。截止目前，我們已經做了大量工作，我們是要一查到底的。藉此機會，我們正告犯罪分子，要認清形勢，丟掉幻想，為自己的爭取一點主動。
記者：各位觀眾，謝謝您收看《法制熱線》節目。對於這起廣大市民普遍關注的特大詐騙案，我們以後還將做追蹤報道，請您注意收看。再見。
“終於下手了。”方子云心想。
他臉色蒼白，手腳冰涼，獃獃地站在電視機前，腦子裏頓時亂做一團。投入兩百萬元去設一個騙局，手筆之大，構思之嚴，決非等閑之輩可為。而六百萬元，對於那些蒙受重大損失的農民將意味着什麼？將會引發什麼惡性後果？他不敢去設想。總之，事情鬧大了。
震驚之餘，求生的本能使他必須去考慮自身的安全。根據電視報道的內容分析，他一直處在檢察機關的監視之下，他與安河的電話聯繫一直處在偵破人員的控制之下，雲陽公司一切運作正常的信息都是假的，是為了穩住他、試探他、觀察他。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否則檢察機關不會允許電視報道，也就是說，對他已經不需要再封鎖消息了。他又想起了宋一坤曾經給他規定的事項——
你的行為準則是：合情、合理、合法。從今天起，你的任何活動都必須能夠說得清楚，無論從時間、地點。人證、物證等各方面都不得留下模糊不清的空白，都必須是真實的、坦然的。
對於以後發生的事情你不必推測，順其自然。
他做到了，而且做得踏踏實實。現在，最重要的是進入自己的角色，找到這個角色的感覺。讓事態順其自然地發展下去。他的角色是什麼呢？受害者，這場騙局中最大的受害者。女助手看着他獃滯的神態，關切地問：“方副經理，你怎麼啦？你說話呀。”
方子云停了半晌才絕望地哺哺自語道：“太突然了，讓人怎麼能相信呢？這是老天存心跟我過不去呀！”
“不可思議，太不可思議了。”另一位小姐自嘲地感慨道，“我們被人愚弄了，真看不出來劉經理居然是個騙子。其實我們早被監視了，還傻乎乎地策劃、談判，真可笑。還有你大詩人，天都塌下來了，您老人家居然還躲在屋裏寫詩。”
女助手關掉電視道：“現在還說那些有什麼用？還是商量一下我們怎麼辦吧。”
另一位小姐說：“方副經理，事情已經出來了，信不信都由不得你，還是冷靜下來面對現實吧。你是股東之一，我們是被你們公司雇來的，如果你有良心的話，趁着你手裏還掌握一點錢，馬上把我們這個月的工資發了，否則我們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再說，公安機關已經懷疑你了，你就是把錢留着最後也落不到你手裏，我們兩個人鞍前馬後跟着你幹了幾個月，總不能讓我們也跟着倒霉吧？”
“我腦子太亂，讓我想想。”方子云無力地坐到沙發上，讓人把煙拿給他。他點燃一支煙抽了一會兒，無可奈何地說：
“好吧，工資發給你們，你們拿上錢準備一下，明天回家吧，我把火車票錢一併發給你們。”
就在這時，房門被打開了，一位客房服務員帶着三名穿便衣的男人走進房間，然後轉身離開了。房門被關上，其中一個男人說：“我們是安河市檢察院的，來向你們了解一些情況。請兩位女同志回到自己的房間去。”
兩位女助手緊張地看了看方子云，被另外兩個檢察官帶出了客房。
方子云想從沙發上站起來，剛做出動作。
“坐下，不要動！”檢察官習慣性地喝了一聲，然後目光向四周環視，從卧室的寫字桌上拿起那首尚修改的詩，看了一下，又放回原處。
方子云狠狠地抽了一口煙，強壓着火氣冷冰冰地說：“同志，我不喜歡別人不經我的同意就擅自翻看我的作品，我對這種行為很反感。”
“你這是跟誰說話？”檢察官也火了，“剛才的電視你已經看了，就不用我多說了，我不是到這兒和你聊天的，希望你端正態度，把自己的事情說清楚。”
“你怎麼知道我看電視了？”方子云間。
檢察官說，“你是雲陽公司的法人之一，你應該清楚自己要負什麼責任。可以告訴你，在找你談話之前，我們已經把所有的情況都調查過了。”
方子云把煙頭擰進煙缸，閉口不言了。
檢察官拉過一把椅子，居高臨下地在方子云對面坐下，問：
“你第一次和劉東陽見面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談了什麼內容？”
方子云沉默。
檢察官以責令的口吻說：“回答我的問題。”
方子云仍然沉默。
檢察官似乎從方子云的沉默中感到了一線希望，威嚴地說：
“不說話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事實永遠都是事實，法律以事實為根據。”
“你錯了。”方子云終於開口了，冷言道，“法律首先把每一個人都假設成罪犯。這個我懂。從你的口吻里我能感到，你已經把我當成罪犯了。我拒絕這種審問式的談話，我有權用我認為合適的方式維護我的人格和尊嚴。”
檢察官有些失望，換了一種口吻說：“好吧，我們坦率地談談。剛才是我態度生硬，我道歉。”
於是，方子云從怎樣與劉東陽見面開始，一五一十地將事情的經過敘述了一遍，講得非常細緻、具體。最後說：“我所講的都是事實，你們可以去調查。我對我所反應的情況可以負任何法律責任。”
檢察官點點頭：“我們已經去過玉南油田了，不但做了大量的調查，而且還依法搜查了你的房子，請你理解。到現在為止，我們是相信你的，也希望你積極配合我們的工作。”
方子云說：“這件事來得太突然了，我甚至還沒完全反應過來，還沒有真正從心理上正視這個事實。”
檢察官說：“我知道你是一位詩人，你為什麼要改行經商呢？那並不是你的特長。”
“怎麼說呢？”方子云苦笑着道，“過去有個曲線救國的說法，我就算曲線救詩吧。時代變了，詩人一文不值了。我想，如果有了錢，我就可以自費出版我的詩集，再搞一個詩社之類的活動，盡我一生所能，為詩歌的復興作一點貢獻。但是現在，全完了。”
檢察官問：“研究調味球，是你自己的主意還是別人給你的建議？”
“當然是我自己的主意。”方子云說，“我是單身，工資又不高，吃飯還是以自己做為主。每次改善生活做料包的時候都很麻煩，非常希望能有一個反覆使用的料包，時間一長，想法就出來了，這也叫實踐出真知吧。後來我把思路擴展了一下，覺得這個產品一定有市場，於是，就向朋友借了一筆錢，請專家幫助研究。後來錢不夠，又借了一筆。一共十五萬元。”
“是誰給你提供的資金？”檢察官問，“十五萬元可不是個小數目，眼下還有什麼能比借錢更難呢？”
“借給我錢的人叫宋一坤，是我大學的同學。”方子云答道，“我不但借到錢了，而且每次借錢都是在宋一坤自己也需要用錢的時候，而且既沒有借據也沒有利息和償還期限的口頭協定。”
“為什麼？”
“君子之交。”方子云說，“如果他向我要求什麼，或者我向他承諾什麼，我們都會感到自己侮辱了對方。這種人格的交情，商人是無法理解的。從另一個方面說，他既然借給我錢就準備擔風險了，如果我失敗了，即使給他寫了契約又有什麼實際意義？我可以自信地說，只要我肯伸手，宋一坤還會幫我。”
“那麼，”檢察官說，“作為你這一方。你有沒有想過要珍惜這種君子之交？你有沒有想過，一旦你無力償還怎麼辦？你不在乎是否對得起朋友對你的信任嗎？”
“怎麼能不想呢？”方子云嘆了口氣，停了老半天才吃力地說，“這是我考慮最多的一個問題，借錢之前在想，借錢之後還在想，這個問題自始至終困擾着我。伸手借錢，下這個決心真不容易。”
“想出來點結果沒有？”檢察官問。
“一定要回答嗎？”方子云反問。
檢察官點點頭。
方子云沉思了一會兒，說：“好吧。我可以告訴你。但是我有一個要求，就是對我下面的一段話希望你們不要公開，因為那是我的個人私隱。”
“如果與本案無關，我可以保證。”
“謝謝。”方子云自己點一支煙，說，“其實，在借錢之前我一直有自殺的念頭。我敢肯定，宋一坤了解我的心態，他只是照顧一個男人的面子不說而已，因為這種心態不是別人勸兩句就可以解決的。我想，我應該屬於那種有妄想症的人，我想成為大藝術家、大詩人，受人尊敬，被人崇拜。但是我生錯了年代，這個時代既不需要詩，也不需要詩人，只需要金錢。我是這個時代多餘的人，我應該屬於古樸的時代。作為詩人，詩的高貴與精深、詩的窘迫與尷尬，也只有詩人能體會。”
“但是，我不甘心。”方子云接著說，“我思索了很久，還是決定最後掙扎一下，也許我能成為命運的征服者，成為英雄，用我掙來的錢為詩歌的生存輸血。於是，我借錢了。說到借錢，我首先想到的是失敗。我早就打定主意了，既然事業上沒有前途，如果經商再失敗了，我就只能以死解脫，我會在遺囑里寫明，我的四本尚待出版的詩集共計五百多首詩，連同我的有關詩歌方面的文稿，全部歸屬宋一坤所有，以此作為我對他的一點報答和補償。這是我惟一能做到的。”
“四本詩集能值十五萬元嗎？”檢察官平靜地問，“你剛才不是說，詩歌一文不值了嗎？”
“這就是我無能、無奈或者無賴的一面，如果你一定要從商人的角度理解的話。”方子云有種被嘲諷的感覺，並不掩飾自己的慍怒，說：“關於四本詩集的商業價值，如果我死了，可能情形就不一樣了，但我必須是已經死了，自殺了。我自信自己在社會上，至少在文學界多少還有一點知名度，其實劉東陽讓我搞廣告。推銷也正是看中了這一點。如果我死了，文學圈子多少會泛起一點漣漪，這時候詩集的商業價值有一個新聞效應的作用。說到五百多首詩的藝術價值，我認為決不是十五萬元可以衡量的。否則的話，我這個人的一生就太悲慘了。”
檢察官說：“既然宋一坤願意幫助你，你為什麼不把錢直接用在出版詩集上，而捨近求遠繞一個圈子呢？”
“恕我直言，以你的職業所標誌的學識，我對你剛才所提出的問題感到失望。”方子云搖搖頭說：“靠別人輸血活命與靠別人幫助你建立造血功能活命，你認為能一樣嗎？也許借錢兩個字對於我，本身就是一塊遮羞布，一張薄薄的紙而已，但是這張薄薄的紙卻可以支撐我的自尊，我可以接受幫助卻不能接受施捨，我想到的是體面地借錢。掙錢、還錢，至少我還想到了用最後的方式補償別人。”
檢察官冷不丁地問道：“對於你主持研究的這個項目，宋一坤給予了怎樣的評價？”
方子云愣了一下，不解地看着檢察官：“你剛才說什麼？我沒聽懂你的意思。”
檢察官只得將原話重複了一遍。
“這個問題不成立。”方子云說，“宋一坤對這個項目幾乎一無所知，怎麼可能去評價呢？”
“你說他幾乎一無所知，就是說他還是知道一點了？”檢察官追問。
方子云說：“借錢總得有個理由，我當然要向他介紹我的設想。但是他對我的介紹不感興趣，只是對我說，你不是一個輕易就肯伸手向別人借錢的人，只要你自己看準了，就干一次試試。”
檢察官問：“你第二次向宋一坤借錢是在什麼時間？都談了什麼？”
方子云答道：“經二次借錢的事是我向他打電話提出來的，因為我從報紙上看到他的未婚妻文稿競價賣了八十多萬元，知道他有錢。具體時間我記不清了，大概是在去年十月份，他說要去上海，路過江州。在江州見面后我才知道，他去上海原來也是為了借錢，為他的未婚妻籌集出國資金。當時我很不好意思，但是五萬元對於他畢竟沒什麼大影響。我們在機場見面后他把錢交給我，隨即送我去長途車站了，他得抓緊時間買火車票。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大約半個小時左右，談了一點中國的文化市場和文學發展方向之類的問題，因為他只對這些感興趣。”
“你們一共見過幾次面？”檢察官問。
“那要看從什麼時間算起了。”方子云說，“他在江州報社工作的時候我們經常走動，他到上海以後我們之間就沒有見過面只有書信交往。他從上海回來后，除了在玉南的那次見面之外最後一次是在江州他交給我五萬元借款的時候。總之，兩次都是借錢。”
“那麼，”檢察官說，“請你談談宋一坤和他未婚妻的情況，夏英傑也是你的同事嘛。”
“這與本案有關嗎？”方子云說，“你的提問我越聽越不對味兒，你是查案子還是查別人的私生活？”
“你不必介意。”檢察官說，“凡是與你有關係的人我們都要調查，例行公事。”
無奈，方子云將自己如何委託夏英傑去探望宋一坤，夏英傑與宋一坤如何認識、發展，從頭到尾如實講了一遍。整個故事，只有一處做了改動，那就是宋一坤的一句原話：子云這個人哪，入佛門六根不凈，進商界狼性不足。這句話被改成了：如果我能幫子云，我會儘力的。
最後，方子云說：“我認為，促使夏英傑了解宋一坤並且選擇他的人，正是宋一坤的前妻自己，如果鄧文英不去多心的話，如果她不是廳長的女兒，如果她不是留學法國，如果她不是北京夢妮奧時裝公司副總經理的話，那麼一切都不會發生了。”
檢察官問：“你仔細想一下，你周圍的人，誰有可能了解你這個產品的工藝過程？”
方子云想了一會兒，說：“除了我自己之外，只有四個人詳細了解工藝過程，三位我聘請的研究人員，第四個人就是劉東陽，他看過所有的資料，包括錄像、圖片和文件。另外，因為實驗室是租用農機修造廠的房子，所以廠里的人也有可能了解一些情況。如果還有的話，那就是產品的技術鑒定部門，我曾向他們提供過所有資料。”
“在你與劉東陽的接觸中，你發現過不正常的情況沒有？哪怕任何一個細微的小節？”
“說實話，我根本沒有注意過，更沒有懷疑過他。如果我感覺到這個人不可靠，我是不會與他合作的。其實，到現在我都不敢相信他真是騙子。”
“那麼，你根據什麼感覺他可靠？”
“我查看過他的身份證和名片，他舉止很有修養，待人和氣，不吹牛，不講大話，一看就是好人，誰也不會認為他是騙子。”
檢察官說：“現在你已經知道了。那麼你現在是一種什麼心情呢？或者說你在想什麼？”
“不知道，我說不上來，就是難受。渾身沒力氣，胸口堵得慌，心裏不是滋味。”方子云說，“如果這是一場騙局，那我是什麼？一方面是嫌疑犯，另一方面是受騙的傻瓜，智商低下。依我過去的那點小名氣，這次一下子有新聞了，真的要出大名了，丟人哪！我在想，莫非老天真的容不下我？”
“可以理解。”檢察官同情地點點頭，問，“劉東陽的詐騙行為對你在經濟上有什麼影響？”
“這不明擺着嘛，公司的大好形勢斷送了，盈利、分紅都成了泡影。”方子云答道，“現在，我的命運就拴在這個產品的專利權上了。我對法律懂得不多，不知道我這種情況應該承擔什麼責任，誰讓我是股東，是副經理呢？聽天由命吧。如果我不用去當劉東陽的替罪羊，如果法律部門不用我的專利權去補償劉東陽造成的損失，如果產品的專利權還能屬於我，那麼我還能有一線希望。否則，我沒有機會了。”
他們的對話每一字，每一句都被監聽、錄音。
檢察官的談話是經過精心準備的，對各種可能性都做了充分估計，他的語言看似平淡，卻處處暗藏鋒芒。而方子云的談話是在突如奇來的條件下進行的，沒有時間準備，不可能虛構一個完整的體系，他的語言雖然書生氣較濃，但可信度高。
其實，在這次正面談話之前，檢察機關已經在玉南、安河以及方子云曾活動過的幾個城市對他進行了大量而周密的調查，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方子云參與了劉東陽的詐騙陰謀，調查結果基本肯定了他是清白的，是受害者之一。這次談話，檢察官只能採取這樣的方式，這是一次明知沒有希望而又必須為之的程序。
談話進行到這個程度，看上去已經沒有什麼話題了。但是檢察官仍不肯放棄努力，說道：
“這次受害的農民有八十多個，他們之中，被騙金額最少的是六萬元，最多的是十二萬元，而這些受害者絕大多數來自邊遠貧困地區，他們的錢，有的是村裡各家各戶湊起來的，有的是學校向學生家長集資的，有的是向親戚朋友四處借來的。電視曝光后，他們很快就會知道被騙的真相，後果會怎麼樣呢？可以想像他們會瘋了、會絕望、會痛不欲生，接着就是逼債。毆鬥、自殺之類，失去理智的農民什麼事都可能幹出來。”
“你想暗示我什麼？你的話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方子云直言不諱地說，“好像所發生的一切都是我的責任，是我喪盡天良。這個世界每天都有災難發生，波黑在進行戰爭，非洲難民如潮，還有車禍、火災、兇殺、搶劫，難道都是我的責任？我也同情受騙的農民，我心裏也難過，我自己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能怎麼樣呢？如果你們認為我也有罪，殺頭、坐牢都可以，我無話可說。在中國，連將軍、部長甚至國家主席都可以冤死，我一介草民又算什麼呢？”
“你理解錯了，我只是想告訴你事情的嚴重性，沒有別的意思。”檢察官淡淡一笑，說：“明天你和我們一起回安河，我們還需要向你了解情況，你也需要回去處理一下公司方面的事務。希望你不要背思想包袱，也不要有其它的消極念頭，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一切都是能搞清楚的。”
方子云說：“我聽從你們的安排。”
“那好，你休息吧。”檢察官從椅子上站起來，似乎要離開房間了，卻忽然問道：“能不能告訴我，你寫的那首詩是什麼意思？特別是那兩句，上帝從不寬容弱者，上帝只承認結局而從不問為什麼。那是否說明了你對倫理道德的一種理解？”
“一個詩人，一個腦子裏只有藝術的人，卻不得不去從事他一竅不通的商業活動，上帝高雅嗎？公平嗎？”方子云站起身，冷漠而又自嘲地說：
“這首詩寫的真不是時候，那是只有成功者才有資格抒發出來的滄桑。看到公司的形勢很好，我以為自己成功了，是命運的征服者，誰知這首詩還沒來得及修改完美，一切就變了。真是莫大的諷刺。”
冒名劉東陽的人連同他所攜走的七十五萬美元巨款無影無蹤，毫無線索。
專案組認定，雲陽公司詐騙案是一起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高智能經濟犯罪，無論後台人物是誰，實施這項計劃都必須具備以下三個基本條件——
一、了解調味球的全部生產工藝。
二、具備兩百萬以上的經濟實力。
三、有精幹的執行人。
方子云作為產品專利持有人，與罪犯一道來安河市投資，既是股東又是法人代表之一，具備同謀作案的一切條件，有重大嫌疑，被專案組列入首要調查對象。然而，當各路調查結果匯總之後，方子云被排除嫌疑了，他是清白的。
於是，作為向方子云提供科研資金的人，宋一坤被列為新的調查焦點，圍繞着資料、資金和執行人三個問題，專案組展開了新一輪全面調查。
在海口，偵查人員搜查了宋一坤的住所，沒有發現任何疑點。主要詢問內容如下——
偵查員：你連方子云想幹什麼都不了解，而且他連張惜條都沒打，這樣借錢給他，你認為合乎情理嗎？
宋一坤：我自己做的事情，不需要考慮別人是否認為合不合情理，符合我們之間的情理就可以。
偵查員：你第二次借錢給方子云，正是你向趙洪借錢的時候，這一出一進，你不覺得很矛盾嗎？
宋一坤：少了五萬元對我來說並不影響夏英傑出國，但對方子云就是一個邁不過去的坎。
偵查員：據我們了解，你可以從許多朋友那裏借到錢，卻為什麼捨近求遠，一定要到上海找趙洪借錢呢？其實趙洪並不是大戶。
宋一坤：因為趙洪借過我的錢，而且是在沒有任何經濟擔保的情況下，所以向他借錢比較容易開口。至於是否能從別人那裏借到錢，我沒有那個自信。
偵查員：在你三次離開海口當中，見過方子云幾次？是在什麼時間？談了多久？他都給了你什麼東西？
宋一坤：見過一次，大約是去年十月份，呆了約半個小時，大部分時間是在從機場到長途車站的出租車上。另外更正一下，不是他給我東西，而是我給他五萬元現金。
偵查員：你為什麼不與夏英傑一起出國呢？
宋一坤：這是我和夏英傑之間的事，每個家庭都有自己對生活的安排，我們也是如此。
偵查員：你一個人呆在海口做什麼？
宋一坤：夏英傑是作家，而且是非常有前途的作家，我理當幫她一把，所以我搞文學創作理論研究。資料全在電腦里，你們已經看到了。
在北京，偵查員對鄧文英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詢問，主要內容如下——
偵查員：談談你對宋一坤的看法。
鄧文英：我恨他。
偵查員：為什麼？
鄧文英：他傷害了我的自尊，僅此而已。
偵查員：我是說，他的人格、人品怎麼樣？你曾是他的妻子，你是最了解他的。
鄧文英：怎麼說呢？他這個人讓你覺得非常平淡，淡得沒有一點味道，但你又總能感到一種居高臨下的東西在你頭上，那是一種無法形容的東西。你總是錯的，你不由自主覺得自己渺小，那種感覺讓你難以忍受，直想大喊大叫，但你又控制不住自己從心裏喜歡他。
偵查員：宋一坤在玉南油田借給方子云十萬元錢，當時你們還沒有離婚，這件事你應該知道吧。
鄧文英：我知道，他告訴我了。
偵查員：他讓方子云用這筆錢幹什麼？
鄧文英：方子云打算經商，至於怎麼用這筆錢那是方子云自己的事，宋一坤不會幹涉，否則就不會借給他。
偵查員：方子云一共向宋一坤借了十五萬元，竟然連張借據都沒寫，你認為可能嗎？
鄧文英：以他們之間的關係，完全可能。他們的關係看似平淡，但境界和文化層次很高，很純凈。
在上海，趙洪向辦案人員出示了宋一坤借款三十萬元的契約，並回答了有關提問，主要內容如下——
偵查員：宋一坤惜錢做什麼？
趙洪：隨便他做什麼，那是他自己的事，我只相信他到期能把本息還給我。不過我還是告訴你，他借錢是為了給他未婚妻出國籌資。
偵查員：宋一坤的朋友不少，借錢對他來說不算太難，為什麼他只向你借錢呢？
趙洪：那說明我們之間更有信用。
偵查員：宋一坤除了借錢，還約見過哪些人？
趙洪：在上海，能和他稱得上朋友的只有我一個。從他下火車進上海到他上飛機離開上海，我一直都陪着他，不會錯的。
在江州，王海接受了專案組的詢問——
偵查員：據我們掌握，你曾兩次去海口面見宋一坤，你找他做什麼？
王海：朋友之間，非得有事才去嗎？太勢利了吧？我就是想去看看他。鞏固一下關係。
偵查員：為什麼要鞏固？你們不是很好嗎？
王海：不一樣，過去我們之間商業合作的關係多一點，但是我希望有他這樣的朋友，和他這樣的文化人在一起我會覺得自己有面子。現在社會上對有錢的人都有一種看法，認為我們太俗，也許我們真的俗。
偵查員：他向你借了多少錢？
王海：借錢？我聽不懂你的意思，你想知道什麼就照直問，我沒必要瞞你什麼，你也不要繞圈子。
偵查員：我是問，他向你借過錢沒有？
王海：沒有。
在深圳，宏遠建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立光接受了專案組人員的詢問，主要內容是——
偵查員：你與宋一坤在上海分別後，他來找過你或者你去找過他沒有？
周立光：沒有。我們之間有幾次電話聯繫，互相問個好，從沒見面。
偵查員：電話聯繫中，你們討論過什麼事情沒有？比如向你借錢？
周立光：絕對沒有，我對我所講的情況可以負任何法律責任。不過，假如他真有困難找到我的話，我一定會儘力幫助他。
偵查員：為什麼？
周立光：我很敬重這個人，有思想，有性格。
另外，專案組在安河市僑務部門的配合下，通過非官方渠道與羅馬的某個有一定活動能力的華僑取得電話聯繫，委託他通過適當的方法了解一下夏英傑的生活以及歐亞文化藝術傳播公司的資產狀態。羅馬的信息很快反饋回來，與宋一坤在海口所提供的情況完全吻合。這就是說，宋一坤的資產狀況是清楚的。
對宋一坤的調查是周密細緻的，各路調查結果匯總、分析，沒有發現疑點。宋一坤的生活從時間、地點、人證、物證，一切都清清楚楚。在專案組的第三次案情分析會上，對宋一坤的情況進行了論證。
有一點是至關重要的：無論策劃這場騙局的幕後人有多麼高明，策劃騙局，決不可能在專利產品研究出來之前進行，這是一個分界線。
冒名劉東陽的人首次出現是在安河市，參加一個招商引資大會，時間是九三年十一月中旬，賓館的記錄和招商大會的工作人員都證實了這一點。而宋一坤與方子云的見面時間是一九九三年十月下旬，兩者之間相距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那麼，假設方子云撒謊了，假設那次見面宋一坤接觸到產品資料了，假設宋一坤就是幕後人。宋一坤從接到資料到分析、研究、策劃，到籌集兩百萬元資金，到挑選、確定執行人，到聯繫、購買各種假證件，只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在這樣短的時間內要完成這樣大的工作量，幾乎不可能。即使能做到，這種大規模的籌資和突發性的人員變動也不可能沒有一點痕迹。
再者，假設幕後人是宋一坤，他的動機是什麼？要知道，雲陽公司的前景非常可觀，其長遠效益決非騙局的利益可比較，沒有理由將這樣好的形勢斷送掉。況且，夏英傑出名、出國，他們有自己的公司和事業，有文化層次很高的社會活動，沒有必要去鋌而走險。
更重要的是，宋一坤沒有兩百萬元的資金條件，沒有執行人的人員條件。
於是，宋一坤被排除嫌疑。
於是，偵查工作陷人僵滯。
專案組重新對案情進行研究，認為這場騙局中有兩個現象不容忽視——
一、冒名劉東陽的人出現的時間與具備策劃騙局條件的時間相比較，前者的時間明顯超前，這可能說明，在方子云還沒有徵尋投資商之前，詐騙組織已經存在了。
二、騙局是在合法經營利益高於詐騙利益條件下收場的，從策劃者利益驅動的心理分析，不符合邏輯，這其中一定有非常特殊的原因。
因此，專案組大膽提出了這樣一種假設：
策劃者是一個專業詐騙集團，具備資金、人員、組織等一系列運作條件，有豐富的金融、法律知識，有一定的詐騙經驗和系統的策劃能力，專門在社會上物色適合詐騙的對象，一旦發現便能迅速捕捉目標實施詐騙，而不需要任何籌集資金，選配人員，製做證件等前期準備工作。方子云的項目被策劃者選中完全是一種偶然性，因為這個項目具備了策劃者預先設定的某些條件。
策劃者在雲陽公司發展前景看好的情況下收場，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擔心投資人的身份由假到真、由黑變白的過渡當中出現差錯，前功盡棄，所以不得已而為之。二、詐騙的運作資金可能是挪用公款，有嚴格的使用時間，必須在預定的期限內歸位。
根據這個假設，專案組重新劃出了一個偵查範圍：一、策劃者十分熟悉安河市，有可能是安河市人或在安河附近。二、策劃者具有專業知識強、運作規模較大、周期較長、投入資金額較高，其公開身份很可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三、策劃者有可能是金融系統的人，或與銀行關係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