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拉姆斯菲爾德的鞋
今天在喀布爾，把鬍子颳得乾乾淨淨的男人們揉着他們的臉頰．一位剛把白鬍子修剪整齊的老人在街上跳舞，用小錄音機在耳畔播放音樂。塔利班，一個禁止音樂、命令男人都要留鬍子的政權，已經垮台。
——凱西〃甘農2001年11月13號
關聯社報道
波音727在一萬米高空平穩飛行，飛行員們走馬燈一般輪換着，每十分鐘就有一位飛行員起身，讓另一位接手。阿富汗阿里安娜航空公司的八位飛行員列隊坐在機艙前排，在輪到他們開飛機之前耐心地喝茶抽煙。阿里安娜航空公司原本有八架波音飛機，其中七架已被導彈和迫擊炮擊毀，這趟從杜拜到喀布爾的航程雖說只有兩小時四十五分鐘，卻是唯一能給飛行員們增加一點寶貴飛行時間的機會。
摩頓森的位子在機艙正中間，自打飛機離開杜拜，每兩分鐘就有一位不同的空姐跑過來，給他的塑料杯續滿可樂。他把鼻子貼在磨損的窗戶上，仔細研究着下方這個經常進入他夢境的國家——阿富汗。
飛機由南往北飛往喀布爾。當值飛行員從廣播裏宣佈他們正經過坎大哈上空，摩頓森坐直了身，讓壞掉的椅背豎直，想仔細看看前塔利班政權的老巢。但隔着一萬米的高差，他只能看到一條公路橫亘於棕色山麓間的廣闊平原上，還有幾個像是建築物的影子。也許，這就是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說阿富汗缺乏適合的攻擊對象的原因。
但美國的導彈，無論是智能型還是笨蛋型，已經像狂雨一樣落在這片焦土上。摩頓森在地下室的電腦上瀏覽過一些照片——美國士兵攻佔了塔利班最高領導人奧馬爾位於坎大哈的家，他們坐在他那
張華麗的巴伐利亞風格大床上，展示他們從床底下找到的鋼製柜子，裏面裝滿了一疊疊的百元美鈔。
一開始摩頓森也贊成攻打阿富汗，但他很快讀到了民眾死傷不斷增加的報道，加上從電話中聽到阿富汗難民營無辜兒童的死亡數字，他的態度開始轉變。中亞協會在難民營的工作人員告訴他，由於美軍集束炸彈的黃色莢艙和美國人道主義飛機投擲的黃色食品罐很像，孩子們經常誤以為是食品罐而在撿拾時被炸死。
“為什麼五角大樓的官員能給我們基地組織、塔利班成員的具體死亡人數，卻對民眾傷亡情況一問三不知?”摩頓森在2001年12月8日寫了封信給《華盛頓郵報》。“更讓人害怕的是，在拉姆斯菲爾德主持的記者招待會上，媒體們連這個問題都不肯問。”
每天凌晨兩點，摩頓森就會醒過來，一動不動地躺在塔拉身邊，努力把無辜死傷民眾的影像從腦子裏抹去，試着讓自己再回到睡夢中。但黑暗中，孩子們的臉龐漸漸清晰，逼他不得不起床到地下室，打電話到巴基斯坦了解最新情況。通過巴基斯坦軍中的朋友，他得知毛拉·扎耶夫，那位曾跟他在萬豪酒店喝過茶的塔利班大使已被美軍逮捕，戴上頭套、手銬，送進了古巴豬玀灣的境外監獄。
“那年冬天，每次拆信就好像玩俄羅斯輪盤賭。”摩頓森說，“幾封鼓勵的信和一些捐款之後，接下來的信必定會說上帝一定會讓幫助穆斯林的我死得很痛苦。”摩頓森採取了一些保護家人的措施，並重新申請了不對外公開的電話號碼。郵差知道了這些威脅信件后，開始把沒寫寄信人地址的信過濾出來交給聯邦調查局，因為當時大家都擔心炭疽郵包。給予摩頓森最大鼓勵的信，來自西雅圖的年長慈善家佩慈·柯林斯，她多年來經常給中亞協會捐款。來信中寫道：“我還記得二次大戰時同樣的愚行。那時候我們也仇恨所有日本人，沒有任何正當理由就把他們關起來。這些可怕的仇恨信件更應該激勵你站起來，告訴美國人你所認識的穆斯林。你代表的正是美國人的善良和勇氣。起來，不要害怕，去傳播你的和平訊息，這是最好的機會。”~
雖然心繫遠在半個地球外的世界，摩頓森還是按柯林斯的建議，安排各種演講，舉辦能夠聚集民眾的各項活動。從十二月到一月，他克服面對廣大群眾時的緊張，在西雅圖“極致體驗”旗艦店、明尼阿波利斯的贊助活動上、蒙大拿的全州圖書館員會議上，還有曼哈頓的“探險傢俱樂部”進行演講。
但到場人數並不多。在波茲曼南部“大天空滑雪區”的私人俱樂部里，摩頓森走進狹小的地下室，儘管壁爐旁擺滿了椅子，卻只有六個人等着聽他演講。
摩頓森注意到有位三十多歲的美麗女子蜷在扶椅上，格外專心地聆聽他的演說。演講結束后，摩頓森正在卷投影屏，女子走上前來自我介紹。“我叫瑪麗·波諾，確切地說是國會眾議員瑪麗·波諾，我代表棕櫚泉的共和黨黨員。你這一個小時的演講讓我學到的東西，比我在國會山莊聽過的所有簡報加起來還多。我們安排你到那裏去演講。”波諾把她的名片遞給摩頓森，請他在國會新會期開始后打電話給她，到時候可以安排他到華盛頓進行演講。
又換了一位飛行員，波音727開始朝一片高山環繞的沙塵盆地俯衝，那裏就是喀布爾機場。緊張的空姐們開始禱告，祈求安拉讓她們平安降落。飛機在洛革山附近轉彎，摩頓森清楚地看見被燒黑的老式蘇制坦克外殼——不是掩藏在山洞洞口附近，就是散落在路旁。對現代的激光制導武器而言，要鎖定這些坦克進行攻擊實在太容易了。
幾個月來，摩頓森一直在關注此地的動態。凱西·甘農跟他在萬豪酒店見過面后，又勇敢地回到阿富汗首都進行採訪。從她的電子郵件中，摩頓森得知北方聯盟的坦克正往南挺進，美國轟炸機集中轟炸喀布爾最繁華的地段“賓客街”，而膽怯的塔利班則開始撤退。他還從凱西的信中得知，2001年11月13日，當禁止音樂的塔利班政權終於瓦解，喀布爾民眾紛紛走上街跳舞，拿出藏匿已久的收音機和卡帶大聲播放音樂。
現在已經是2002年2月中旬。雖然在遠處的懷特山脈仍有激烈衝突，但摩頓森也從飛機上看到美軍地面部隊正在清理部分地區的抵抗力量，他認為在北方聯盟和美軍盟友控制下的喀布爾應該足夠安全，打算前往一看。
走往航站樓的路上，摩頓森看見一組掃雷人員，坐在裝甲推土機里清理機場跑道邊緣地區，他不由得質疑自己此行是否明智。幾架被炸毀的飛機殘骸仍留在原地，漆黑的尾翼宛如警告的旗幟；躺在坑坑洞洞跑道上已經燒焦的機身，像是解體的巨大鯨魚骨架。
機場航站樓旁，一輛燒得焦黑的車整個兒翻了過來，看底盤應該是輛大眾甲殼蟲。車子在強勁的風中輕輕晃動，引擎和座艙被拆得一千二凈。
沒有燈光的入境廳里，只有一位海關人員坐在桌前，憑屋頂破洞透下來的光檢查摩頓森的護照。滿意之後，他懶洋洋地蓋了章，揮手示意摩頓森通過。
每次抵達巴基斯坦時都會有人接機，摩頓森早已習慣了。每當他走出伊斯蘭堡機場，映入眼帘的總是蘇利曼笑嘻嘻的臉。在斯卡都，費瑟·貝格還直接進到停機坪上，因此摩頓森一踏上地面，貝格就能執行保護勤務。但此刻在喀布爾機場外，他發現自己孑然一身，周圍是一群急着拉客的出租車司機。他選了最不積極搶生意的一位司機，把背包塞進後備箱，跟着司機鑽進了車。
和大部分喀布爾居民一樣，戰爭也造成了阿布杜拉·拉赫曼身體上的殘疾：有一天他開車時，路肩一顆地雷剛好爆炸，導致他嚴重灼傷——眼瞼沒了，右半邊臉完全拉平緊繃，雙手嚴重燒傷，連方向盤都握不緊。儘管如此，憑熟練的駕駛技巧他還是能應付喀布爾混亂的路況。
另一方面，阿布杜拉也和大部分喀布爾居民一樣，得身兼數職才能養活家人。除了開出租車，他還在喀布爾的軍醫圖書館兼差，薪水是一個月一塊兩角美金。他負責看守三個上鎖柜子裏發霉的精裝書——在除了《古蘭經》什麼書都燒光的前塔利班政權統治下，這些書能保留下來十分難得。阿布杜拉把摩頓森載到他未來一個星期的家——彈痕累累的“喀布爾和平賓館”。
在沒電沒自來水的小房間裏，摩頓森隔着窗欞往外看，看“巴格一耶一巴拉”街旁成排的受損房舍，以及瘸着腿走在街上的受傷民眾。摩頓森想擬出個行動計劃，但這就像要看清街上穿着深藍“布卡”，把自己從頭到腳包起來的婦女一樣——實在太難了。抵達阿富汗之前，摩頓森有個大致的想法：租輛車直接到北邊去找當初請他幫忙的那些騎馬人。但很明顯，連喀布爾都還不太安全，此時盲目跑到鄉間無疑是找死。半夜，他在沒有暖氣的房間裏凍得發抖，還經常聽到自動武器的交戰聲。塔利班殘餘勢力從山區射向城市的火箭彈的爆炸聲，迴響在喀布爾各地。
阿布杜拉把摩頓森介紹給他的朋友哈什瑪圖拉，那是一位英俊的年輕人。哈什(他要朋友這樣叫他)曾經是塔利班士兵，後來因傷得以退役。
“就像很多塔利班的士兵一樣，哈什只是理論上支持聖戰而已。”摩頓森解釋說，“他是個聰明的孩子，希望自己成為電信公司的技術人員，而不是塔利班士兵。問題是他沒有機會。從宗教學校畢業時，塔利班給他三百元美金要他加入隊伍，他把錢寄給在霍斯特的母親，然後去報到，接受軍事訓練。”
北方聯盟的火箭彈擊中了哈什駐守的戰壕，他因此受了傷，退役下來。四個月後，哈什背上的傷口仍然會滲出膿水，呼吸稍微一急促，受損的肺部就會發出哮鳴聲。但令他欣喜若狂的是，再也不用遵守塔利班嚴格的規定，於是他把鬍子剃乾淨了。在摩頓森幫他處理傷口，進行完整的抗生素治療后，哈什就把這個他見過的唯一的美國人當成了朋友。
喀布爾所有的學校，幾乎都和這座城市一樣，在戰爭中嚴重受損。政府方面正式宣佈將在晚春重新開放學校。摩頓森告訴哈什和阿布杜拉，他想看看喀布爾的學校，於是一行人坐上阿布杜拉的黃色豐田車去找學校。結果他們發現，喀布爾一百五十九所學校中只有兩成勉強還能讓學生上課。換言之，要想收容城市裏的三十萬名學生，學校得開很多班級，早晚都開課，並且利用戶外場地，否則就只好在幾乎變成瓦礫堆的危房裏上課。
杜爾哈尼高中就是典型的例子。穿着灰藍色“布卡”的校長烏茲拉·費札德告訴摩頓森，一旦重新開放，這棟建於蘇聯時代、嚴重損毀的校舍就得設法收容四千五百名學生，九十名老師必須每天三班制輪班教學。禁止女性受教育的塔利班政權被推翻后，許多先前躲起來的女孩子現在都會出來上學，所以入學人數還會增加。
“烏茲拉的話震撼人心。”摩頓森說，“我眼前站着的是一位堅強、驕傲的女性，試圖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她的學校圍牆全成了碎石堆，屋頂也掉下來了，但她還是每天到學校工作，努力讓學校恢復正常，因為她相信教育是解決阿富汗問題的唯一方法。”摩頓森想去喀布爾市政府為中亞協會辦理登記手續，以便蓋學校時申請各種正式許可。但這座城市不僅電力和電話系統失靈。一政府的行政系統也嚴重損壞。
“阿布杜拉帶着我從一個部門跑到另一個部門，政府機關里都沒人。所以我決定直接回巴基斯坦收集建材，然後立即着手支援。”
摩頓森在喀布爾待了一個星期，搭乘紅十字會的專機飛回白沙瓦，前往桑夏圖難民營，察看老師們是否都領到了中亞協會發的薪水。摩頓森心想，到過阿富汗之後，巴基斯坦的問題就顯得容易多了。從桑夏圖難民營到邊境時，他停下車想給坐在路邊幾袋馬鈴薯上的小孩兒照相。透過相機取景窗，他發現孩子們臉上都帶着他在喀布爾常見到的恐懼。摩頓森放下相機，上前用帕施圖語問他們有沒有什麼需要。
最大的孩子叫阿哈瑪，大約十三歲，看到有同情他們的大人，明顯鬆了口氣。阿哈瑪說，就在一個星期前，他父親從白沙瓦買了一車馬鈴薯，準備帶回賈拉拉巴德附近的小村莊去賣，結果和其他十五個人一起，被美國飛機扔下來的導彈炸死了。
阿哈瑪帶着兩個弟弟回到白沙瓦，又買了一車馬鈴薯準備回家鄉去賣。一個認識他父親的攤販可憐他們，給了他們折扣，還安排他們搭車回村裡，他母親和妹妹都還在那裏為父親守孝。
阿哈瑪談到父親的死時神情茫然，沒有什麼情緒反應。摩頓森認為，這孩子受到了嚴重的心理創傷。
摩頓森也以自己的方式經歷了創傷。蘇利曼把他從白沙瓦機場接到“甜蜜之家”后，他連續失眠了三個晚上，不停回想在阿富汗看到的情形。看到喀布爾和難民營的悲慘境況后，他期待着儘快回到斯卡都。但願它還是熟悉的老樣子。但當他打電話給帕爾維，詢問當地學校的最新狀況時，卻發現事實和他期望的全然不同。
帕爾維說，北部最有權勢的毛拉之一阿嘎·穆巴拉克手下的惡棍，幾天前破壞了中亞協會最新的學校計劃——一所男女同校的學校。一開始他們想把學校燒掉，但由於木頭屋樑和窗框都還沒安裝上，所以學校只是被燒黑了，沒有其他損失。於是這幫人又拿着大鎚猛砸，直到學校的牆——辛苦挖鑿的石頭和灰泥砌成的石磚牆——變成一堆堆碎石頭。
摩頓森趕到斯卡都，準備針對喜瑪斯爾村的學校召開緊急會議，卻發現更多的壞消息在等着他。阿嘎·穆巴拉克發出了“法特瓦”禁令，禁止摩頓森在巴基斯坦工作。
在印度飯店二樓的私人餐室里，摩頓森和他的核心支持者們在放着茶和甜餅乾的桌邊開會。帕爾維嘆着氣，“這個毛拉和喜瑪斯爾村的村議會接觸，說如果想讓他同意蓋學校，他們得付錢。村議會拒絕了，他就把學校毀了，而且發出了‘法特瓦’禁令。”
“我簡直氣炸了。”摩頓森說，“我想立刻把軍中的朋友集合起來把穆巴拉克的村子給拆了，好好嚇嚇他，讓他不敢再來找麻煩。”
帕爾維則建議採用一勞永逸的辦法。
“如果你用軍隊把這個土匪的家包圍起來，他什麼事都會答應你，但等軍隊一撤走，他就又會變卦了。”帕爾維說，“我們得把這件事在法庭上一次解決掉。宗教法庭。”
憑這些年來的經驗摩頓森知道，帕爾維的建議總是十分可靠。帕爾維會同摩頓森的老友麥迪·阿里，一起向斯卡都的伊斯蘭法庭投訴，因為喜瑪斯爾村的學校就是村長麥迪·阿裏帶頭建造的。帕爾維建議摩頓森不要介入法律訴訟的事情，繼續開展幫助阿富汗的重要工作。
摩頓森隨即從斯卡都打電話給美國的理事會，報告他在阿富汗看到的情況，希望他們同意他購買一些物資運到喀布爾。出人意料的是，茱莉亞·柏格曼想飛到巴基斯坦來，陪他一起從白沙瓦開車去喀布爾。
“她非常勇敢。”摩頓森說，“我們要走的路沿途戰火未熄，但我無法勸退柏格曼，她知道阿富汗婦女在塔利班統治下所受的苦，急着想去幫忙。”
2002年4月，金髮的柏格曼穿着夏瓦兒卡米茲，和摩頓森一起越過蘭迪科塔爾邊防站，爬進蘇利曼的朋友摩尼爾安排的貨車，準備前往喀布爾。車子後座和貨箱塞滿了他們在白沙瓦買的建材。蘇利曼沒有護照不能跟去，很生自己的氣，連聲催摩尼爾叮囑司機小心駕駛。普什圖族的摩尼爾靠在車邊，用手掐着同是普什圖族的司機的後頸。“我發誓，”他說，“如果這位先生和夫人出了什麼事，我會親手殺了你。”
“讓我們驚訝的是，整個邊境竟然完全開放。”摩頓森說，“我沒看到任何守衛，本·拉登完全可以帶着一百名士兵大剌剌走進巴基斯坦。”
到喀布爾只有三百多公里的路，他們卻花了十一個小時。“一路上，到處都是燒毀炸壞的坦克和軍車，跟美麗的風景形成強烈對比。”柏格曼描述，“紅紅白白的罌粟花到處盛開，遠方白雪覆蓋的山峰讓鄉間顯得格外寧靜。”
“我們到賈拉拉巴德的時候，就停下來在史賓加爾飯店喝茶吃麵包。”摩頓森說，“賈拉拉巴德曾是塔利班的指揮總部，看起來就像是二戰時被轟炸后的德累斯頓。美國空軍的B—52轟炸機對這地方進行過地毯式轟炸，周圍人眼中強烈的恨意讓我想到，不知有多少美國炸彈掉在無辜百姓的身上，就像我遇見的那個孩子的父親。”
安全抵達喀布爾後，摩頓森把柏格曼安頓在城裏唯一還能運轉的洲際飯店。洲際飯店位於喀布爾高處，從那裏看整座城市，一覽無遺。被炸壞的窗戶暫時用白色塑料布蓋着，服務員每天會送熱水到房間裏讓房客洗漱。
在哈什與阿布杜拉的陪伴下，一行人訪問了喀布爾不堪重負的教育系統。他們還到阿富汗最好的醫學院“喀布爾醫學院”去捐贈醫學書籍。馬薩諸塞州馬布爾黑德的金姆·楚代爾，請摩頓森幫她把丈夫留下的醫學書籍帶到喀布爾，因為她相信教育是解決暴力危機的關鍵。“9·11”當天金姆的丈夫飛往加州，準備參加醫學會議，他搭乘的聯航175號班機撞上紐約世貿大樓的南樓，在空中化為灰燼。
在沒有暖氣、沒有屋頂的教室里，五百名學生正在認真上課。他們對贈書之舉充滿感激，因為必修的高級解剖課，全校只剩下十本教材，五百名未來的醫生(四百七十名男生，三十名女生)不得不輪流把書帶回家，影印甚至手抄必要的章節和插圖。
雖然學生們讀得這麼辛苦，但比起幾個月前，情況已經改善了很多。小兒科醫生納茲爾·阿布都說，塔利班統治喀布爾的時候，禁止所有附有插圖的書籍，一旦找到就公開燒毀。在上課時“道德監察局”的督察就站在教室後頭，確保教授不在黑板上畫任何解剖圖示。
“連最基本的醫療器械都沒有。”阿布都醫生說，“我們成了只會讀教科書的醫生。我們沒錢買血壓計和聽診器。身為一名醫生，我這輩子連顯微鏡都沒用過。”
阿布杜拉用結痂的雙手駕着車子，繞過滿地的彈坑，前往喀布爾西邊由八十個村莊組成的邁丹城鎮。摩頓森知道，大部分抵達阿富汗的外國援助都只能留在喀布爾，所以他更關心阿富汗的偏遠地區。但邁丹城夏哈布定中學的三百名學生所需要的，不光是他們從出租車上卸下的鉛筆和筆記本。夏哈布定的老師在生鏽的貨櫃廂里給低年級男生上課。高年級有九名男生，他們的教室是一輛履帶被坦克炮轟掉，燒得焦黑的裝甲運輸車。摩頓森他們小心翼翼地從射擊口爬進去，學生為他們展示了自己收到的禮物——瑞典救援人員送的排球。“瑞典人有長長的金髮，樣子很像山羊!”一個有着明亮眼睛的男孩用流利的英文對摩頓森說，虱子在他的小平頭上來回跳着。
最讓摩頓森心痛的，是學校的女孩子們得在沒有任何遮蔽物的戶外上課。
“八十名女學生被迫待在戶外。她們很認真，但風不是把沙子吹到她們的眼睛裏，就是把黑板吹翻。”有了新的筆記本和鉛筆她們都很高興，緊緊抓住不讓風吹走。
摩頓森一行走回出租車時，四架載有地獄火導彈的美軍攻擊直升機從他們上方不到二十米的地方掠過，她們的黑板被旋翼的勁風捲起，在岩石地上摔得粉碎。
“不管我們走到哪裏，都能看見美國軍機和直升機。”茱莉亞·柏格曼說。
第二天，摩頓森帶柏格曼去見杜爾哈尼高中的校長烏茲拉·費札德，準備把援建學校的建材物資運過去，正好看見學生們從木頭梯子爬進二樓的教室。在炮擊中倖存的二樓教室，樓梯全毀，學生只好用木頭做了個臨時樓梯。又見摩頓森，烏茲拉很高興，邀請他們到她家裏去喝茶。
烏茲拉的丈夫在對抗蘇聯的戰爭中犧牲了，她就住在學校的單身宿舍里，過着修女般的生活。塔利班統治期間，她逃到北方的塔盧坎，在城市淪陷后偷偷給女孩子們上課。現在她回到了喀布爾，公開倡導女性教育。把唯一一扇窗戶的粗麻布窗帘拉上后，她把將自己從頭到腳包起來的“布卡”脫下來，掛在一件折得整整齊齊的羊毛毯上，這是她僅有的財產。然後她蹲在一個小酒精爐前煮茶。
“在我的國家，女人們會問，既然塔利班已經不在了，為什麼阿富汗的婦女還要穿‘布卡’?”柏格曼問。
“我是個保守的人。”烏茲拉說，“這種衣服適合我，穿着它比較有安全感。其實，我堅持要求女學生上市場時必須穿‘布卡’就是怕有人找借口乾擾她們讀書。”
“自由慣了的美國女人都想知道，當你們必須透過那塊小小的紗窗往外看的時候，會不會覺得受壓迫了?”柏格曼繼續問。
摩頓森第一次看到了烏茲拉的微笑。令他驚訝的是，經歷了這麼多艱難困苦，已經50歲的她依然美麗。
“我們阿富汗女人是透過教育看到光亮的，”烏茲拉回答，“而不是透過布料上的紗窗。”烏茲拉把泡好的綠茶端給客人，一邊抱歉地說她沒有糖。“有一件事我想請你們幫忙。”客人們都喝過茶之後，烏茲拉說，“美國人把塔利班趕走後，一直告訴我們薪水很快會發下來，但現在已經五個月了，大家都還沒收到。您能不能幫我問問美國方面的人，看他們知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摩頓森先用中亞協會的錢付給烏茲拉四十美元，又給沒收到薪水的九十位老師每人二十美元。把柏格曼安全地送上聯合國飛往伊斯蘭堡的包機后，他開始調查老師們薪水的下落。他往快倒塌的財政部一連跑了三次，在空蕩蕩的部局會室問來回奔走，最後終於見到了阿富汗的財政次長。他問為什麼老師們領不到薪水時，次長無奈地兩手一攤。
“他告訴我，布殊總統承諾的援助經費中，實際到達阿富汗的只有不到四分之一，而且又從原本就不足的經費中抽出六百八十萬美金，‘重新分配，到巴林、科威特和卡塔爾，用於修建軍用機場跑道、擴建軍事補給站，每個人都知道美國很快就要打伊拉克了。”
摩頓森先搭乘阿里安娜公司的波音727班機趕到杜拜，轉英航班機飛倫敦，再轉機抵達華盛頓，怒氣沖沖地直奔自己國家的政府。
“我們錯過了彌補傷害的最好機會。飛往華盛頓的路上，我幾乎坐不住了。”摩頓森說，“如果我們連最簡單的事——讓烏茲拉這樣的英雄拿到他們一個月四十美元的薪水——都做不到，我們怎麼可能完成擊敗恐怖主義的艱難任務?”
國會議員瑪麗·波諾給予的幫助讓摩頓森十分感動。
“我剛抵達華盛頓時，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就好像被丟在阿富汗的偏遠村莊，對當地習俗一無所知。”摩頓森說，“瑪麗·波諾陪了我一整天，告訴我這裏的運作方式。當她帶我穿過辦公室去往國會山莊的通道時，幾十位眾議員正要去投票，她向每個人介紹我，說：‘你得認識這個人，這是葛瑞格·摩頓森，他是真正的美國英雄。’弄得我臉都紅了。”波諾在國會山莊一間公開會議室為摩頓森安排了一場報告，並把活動公告發給每一位國會議員，邀請他們“來見見一位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建造女子學校，對抗恐怖主義的美國人”。
“自從聽過葛瑞格的演說后，我想，這是我應該盡的一點力量。”波諾說，“我每天會碰到很多口口聲聲要行善卻光說不練的人，但葛瑞格是真在做這些事。我是他的仰慕者，他和家人做出的犧牲是平凡人難以想像的，他代表了美國最美好的一面，我希望更多人有機會認識他。”摩頓森把最近又用膠布修理過的舊幻燈機架好，轉身面對滿屋子的國會議員和高級官員。他穿着僅有的一套棕色格子西裝，腳上是舊鹿皮雪靴，這一刻他恨不得自己面對的是兩百張空椅子。但一想到烏茲拉的問題、老師們薪水的下落，他又鼓起了勇氣，開始放映第一張幻燈片。摩頓森先放映巴基斯坦對比鮮明的自然美景和困苦貧窮，逐漸講到烏茲拉的薪水問題，以及美國對阿富汗的援助承諾，忍不住越說越氣。
一位從加州來的共和黨國會議員打斷了他，“幫孩子蓋學校沒問題，也是好事，但我們國家最需要的是安全，沒有安全，做這些有什麼用?”
摩頓森胸中又燃起了從喀布爾一路狂燒至此的怒火，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我做這些事不是為了對抗恐怖分子。”摩頓森知道自己必須斟酌用詞，以免被踹出國會山莊。“我做這些是因為我關心那些孩子。對抗恐怖主義在我的排序表上只能排在第七八位。但在那裏工作讓我明白一件事：恐怖主義不是憑空出現的，不是某些巴基斯坦人或阿富汗人突然決定仇恨美國人。恐怖主義出現是因為孩子們缺乏有希望的未來；缺乏選擇生，而不是選擇死的理由。”
在阿富汗看到的傷痛景象鞭策着摩頓森，讓原本怯場的他滔滔不絕。談到巴基斯坦窮困的公立學校時，他說“極端主義宗教學校”像癌細胞一樣到處蔓延，那些宗教極端派教長用皮箱裝着幾十億美元的現金到這些地區援助“聖戰工廠”。在他雄辯滔滔時，會議室也安靜下來，只聽得見刷刷的書寫聲。
演講結束了，摩頓森開始收拾東西，這時一位從紐約來的國會助理上前自我介紹。“太棒了，”她說，“為什麼我從來沒在新聞或是國會簡報中聽過這些東西?你應該寫本書。”
“我沒有時間寫書。”摩頓森回答。
“你應該盡量找時間。”她說。
“你不信可以去問我妻子，我經常連睡覺的時間都找不到。”
做完報告后，摩頓森走在國會山莊前的大草坪上，往波多馬克河的方向漫步，不知道方才他想傳達的訊息，有沒有人聽進去。他走過越戰紀念碑、林肯紀念堂，只見成群的遊客在草坪上漫步，等着時間撫平這個國家的創傷。
幾個月之後，摩頓森又來到波多馬克河邊。一位了解摩頓森工作性質的海軍將領捐了一千美元給中亞協會，並邀他到五角大樓演講。
走在發亮的大理石走道上，摩頓森在將軍陪同下前往國防部長辦公室。
“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一路上，碰到的人都不看我們的眼睛。”摩頓森說，“幾乎人人腋下都夾着筆記本電腦，每個人都走得很快，像火箭一樣沖向下一個任務，沒人有時間看我一眼。我也在軍隊服過役，但這裏和我所了解的軍隊完全不一樣，這裏根本是‘電腦部隊’。”
摩頓森走進國防部長辦公室時，居然沒人請他落座。在巴基斯坦和高級官員會面，無論多短暫匆忙，官員們至少會請客人坐下喝杯茶。穿着新西裝的摩頓森尷尬地站着，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或做什麼。
“我們只停留了一分鐘，將軍向部長介紹了我而已。”摩頓森說，“我很希望能告訴你，當天我跟拉姆斯菲爾德部長說了些什麼了不起的話，讓他重新思考打擊恐怖主義的方法。但事實是，大部分時間我只是盯着他的鞋看。”
“我對名牌沒有研究，但看得出來他穿的鞋子非常好，很貴不說，還擦得雪亮。他穿了一套很時髦的灰色西裝，好像還擦了古龍香水。我忍不住想，儘管五角大樓也被敵人挾持的飛機攻擊過，但我們離真正的戰場，離喀布爾那個充滿戰火和塵土的地方，實在太遙遠了。”再回到那條一點兒也不客氣的走道上，他們去往另一間會議室，摩頓森將在那裏為高級軍官們做報告。他不禁擔心，身在五角大樓、遠離實際戰場的感受，會如何影響這些人的決策。如果他所看到的一切——被無辜炸死的馬鈴薯小販的孩子，上課時黑板被吹跑的女孩兒們，被集束炸彈和地雷炸傷、在喀布爾街上一瘸一拐的民眾們——都只不過是電腦屏幕上的數字，他對這場戰爭是否會有不同的態度?在半滿的小型會議室里，摩頓森站在穿着制服和西裝的官員們面前，毫無保留地說：“我覺得不管我說什麼其實都沒用，我沒辦法改變布殊政府的戰爭方式，所以我決定豁出去了。”
“我支持我們在阿富汗的戰爭。”自我介紹之後，他說，“因為我相信，當我們說要幫助阿富汗重建的時候，我們是認真的。軍事勝利只是贏得這場戰爭的第一階段，而我擔心我們並不願意進行接下來的工作。”
接着，摩頓森說明了當地傳統部落戰爭的習俗：雙方會在開戰前協商，討論彼此能夠承受的傷亡人員數，因為勝利方要負責照顧戰敗方的孤兒寡婦。
“在那裏，他們早就習慣了死亡和暴力。但如果你告訴他們，‘你的父親死了我很難過，你的父親是為了阿富汗的自由成為烈士’，然後給他們一些撫恤金，讓他們家人的犧牲成為光榮的事，我想那些人至今都還會支持我們。但最糟糕的事，恰巧也是我們正在做的事，就是忽視無辜的受害者，用一句‘附帶損害’就交代過去了，甚至都不肯清點死亡人數。當我們忽視受害者的時候，就否認了他們存在的事實，這對伊斯蘭世界的人來說是最大的侮辱，為此，我們永遠不會被原諒。”
一個小時后，摩頓森再度警告說，極端主義的宗教學校已成為培訓“聖戰”士兵的溫床。他用自己在喀布爾街頭曾出現的一個想法作結。
“我不是軍事專家，”摩頓森說，“我提出的數字也可能不太準確。但據我所知，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對阿富汗發射了一百四十四枚戰斧式巡航導彈。一枚導彈的成本加上激光制導的費用，我想大概是八十四萬美元左右。用同樣的錢，我們可以蓋幾十所學校，讓一整代人接受教育。各位覺得哪一種方式會讓我們變得安全?”
在摩頓森演說之後，一位身着剪裁合身的西服，打扮得像民間人士的男子上前打招呼，但他的軍方背景沒逃得過摩頓森的眼睛。
“你可以畫一張地圖，指出極端主義宗教學校的位置嗎?”男子問。
“除非我不想活了。”摩頓森回答。
“你可以在每一間極端主義宗教學校旁邊蓋一所學校嗎?”
“像星巴克的策略一樣，讓‘聖戰學校’的生意做不下去?”
“我是說真格的。我們可以提供經費，兩百二十萬美元如何?你可以用這些錢蓋多少所學校?”男子問。
“大概一百所左右。”摩頓森回答。
“那不正是你所希望的嗎?”
“那裏的人會發現我的錢從哪裏來的，然後我的學校就完蛋了。”
“沒問題，我們可以把這些錢偽裝成一位香港生意人的捐款。”男子翻着一本列有各種軍方撥款記錄的筆記本，上頭有些摩頓森看不懂的外國名字，還有寫在最下面的總數：一千五百萬、四千七百萬、兩千七百萬。
“你考慮一下，然後打電話給我。”男子在筆記本上寫下一些東西后，遞給了摩頓森一張名片。
摩頓森的確考慮了，幾乎整個2002年他都在考慮。他在想一百所學校能夠產生多大的效果，接受軍方經費又可能導致什麼後果。
“我之所以能在伊斯蘭教地區有些信譽，就是因為我和政府沒有關係。”摩頓森說，“尤其是和軍方沒有關係。”他最終拒絕了這項提案。
那一年他所有的聽眾都很踴躍，中亞協會的銀行存款明顯增加，但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中亞協會光維持在巴基斯坦現有學校的開銷已經相當吃緊，而他又即將在阿富汗推動新的建校計劃，他必須非常謹慎。
摩頓森決定先不接受理事會為他加薪到年薪三萬五千美元的好意，在中亞協會的財務狀況更穩定之前，他仍然支領原來的兩萬八千美元。時間從2002年進入2003年，頭條新聞都是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美國即將攻打伊拉克的消息，摩頓森被這些新聞弄得輾轉難眠。每當半夜坐在電腦前，他就更加堅定地認為，自己當初沒接受軍方的錢是正確的。
在“9．11”之後的那段日子裏，摩頓森的支持者佩慈·柯林斯督促他勇敢說出真相，為和平奮鬥，讓美國面臨的危機變成他最好的機會。他在美國大陸四處奔走，穿越恐怖襲擊留下的紛擾，克服自己的羞怯，儘力傳播和平的訊息。但當他第二十七次前往巴基斯坦，再一次和家人分離時，他不禁自問，他想傳達的訊息到底有沒有人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