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和塔利班喝茶
用核彈把他們全殺光。
——蒙大拿波茲曼一輛福特卡車窗戶上的貼紙
“走，我們去看猴兒戲。”蘇利曼說。
摩頓森和貝格搭乘巴基斯坦航空的波音737班機從斯卡都飛抵伊斯蘭堡，蘇利曼開着中亞協會租的豐田轎車到機場迎接他們。摩頓森坐在後座。靠在蘇利曼特別安裝的花邊椅套上，費瑟·貝格則坐在他的霰彈槍上。
“去看什麼?”摩頓森問。
“等會兒你就知道了。”蘇利曼笑着說。比起先前他開的那輛破爛出租車，這輛豐田汽車簡直堪比法拉利。他們行駛在聯結伊斯蘭堡和拉瓦爾品第的道路上，穿梭在緩慢移動的車流中，蘇利曼單手開車，另一隻手忙着撥弄他的最新戰利品——索尼手機，通知“甜蜜之家”賓館的經理他的客人會晚一點到，讓他們保留房間。
車子接近“藍區”，也就是伊斯蘭堡的外交特區。棋盤狀的街道上林立着政府機關、外國大使館和國際飯店。路面上有警察設的臨時路障。蘇利曼停下車子，拿出證件接受檢查，摩頓森也把臉湊到窗邊讓他們看。伊斯蘭堡的草坪綠得讓人驚奇，路旁的護道樹也異常繁茂，在這個漫天沙塵氣候乾燥的國家，這些綠意暗示着某種更強大的力量改變了大自然。看到摩頓森的外國臉，警察揮手示意他們通過。
伊斯蘭堡建於1960至1970年間，是一座專為巴基斯坦富商顯貴建造的大都會。公路兩旁是時尚亮麗的商店，最新的日本電子產品、肯德基炸雞和必勝客比薩，應有盡有。
這座城市的心臟是五星級的萬豪酒店，這座豪華城堡用堅固的水泥牆把貧窮阻隔在外，一百五十名荷槍警衛穿着淡藍色的制服，專門負責檢查有沒有閑雜人等躲在灌木叢後面。入夜後，警衛們點燃手中的煙，看起來就像是萬綠叢中的點點螢火。蘇利曼把車開到水泥牆邊，看到兩隻“螢火蟲”端着M3步槍走過來，先用帶長桿的鏡子探看車底，再檢查後備廂內的物品，最後才把鐵門打開讓他們進去。
“只有事情緊急的時候，我才會萬豪酒店去。”摩頓森說，“他們的傳真機不會突然壞掉，網絡速度也很快。如果我的訪客是第一次到巴基斯坦，我通常直接把他們帶到萬豪酒店，讓他們有點時間適應，不至於一下子被文化差異弄暈。”
當摩頓森通過金屬探測器的檢查，又讓兩名穿西裝、戴耳機的保安人員迅速檢查過他身上那件脹鼓鼓的背心后，完全被裏面的情景弄暈了。酒店大廳平時總是空蕩蕩的，頂多有位鋼琴師在彈奏，或有幾位商業人士零零落落坐在沙發上，悄聲打着手機。但現在卻是滿屋子的人——靠着咖啡因趕稿的記者。全世界的新聞媒體都到了。
“像不像馬戲團的猴兒戲。”蘇利曼驕傲地笑了。
不管眼睛往哪裏看，摩頓森都會看到攝影機和各大媒體的標識：CNN，BBC，NBC，ABC，還有半島電視台。摩頓森奮力殺出一條生路，掩耳經過一位正用德語對着衛星電話狂吼的攝影師，終於擠到咖啡廳入口。而咖啡廳和大廳之間僅隔着一排香草盆栽。
通常，摩頓森在飯店自助餐廳用餐時，至少會有五名服務生正閑着，爭相幫他倒礦泉水。這會兒，摩頓森看到每張桌邊都有人。
“看來，我們這個小角落突然間變得有趣了。”摩頓森轉過身，看到金髮的加拿大記者凱西·甘農穿着剪裁保守的夏瓦兒卡米茲，正衝著他微笑。凱西是美聯社駐伊斯蘭堡辦公室的主任，在巴基斯坦已經很長時間了，此刻她也在等位子。摩頓森跟她擁抱致意。
“這兒變成這樣有多久了?”他大聲問，試圖蓋過德國攝影師的吼叫。
“好幾天了。”凱西說，
“等炸彈掉下來，他們就會叫價一天一千美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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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多少錢?”
“從一百五十漲到三百二十，還在往上飆。”凱西說，“這兒的生意從來沒這麼好過。新聞記者都在屋頂上拍視頻，光是在那裏拍攝，每組新聞團隊每天就要付給酒店五百美元。”
摩頓森搖搖頭。他從不花錢在萬豪酒店過夜。中亞協會的存款日漸微薄，進行中的項目經費都見了底，他只能選擇蘇利曼介紹的“甜蜜之家”賓館。
“甜蜜之家”坐落在尼泊爾大使館附近一處蔓草叢生的地方，原本是棟別墅，但蓋到一半兒，前任屋主經費不足，只好放棄。那裏的房間雖然供水不穩定，地毯上滿是煙頭兒燙出來的洞，但一個晚上只要十二美元。
“葛瑞格醫生，凱西女士，到這兒來。”一位認識他們的服務生小聲說，“那邊有一桌快要好了，但是我怕這些„„”他搜索着適當的詞句，“外國人„„會衝過去先坐下來。”
凱西最令人敬佩的優點，就是她的勇敢無畏。她的藍眼睛帶着挑戰的眼神能看穿一切。有一次，一名塔利班邊界守衛對她的護照吹毛求疵，企圖阻止她進入阿富汗。他百般尋找着借口，最後還是被她的堅持打敗，驚嘆地說：“你很堅強，只有一個詞可以形容你這樣的人——‘男人’。”
凱西說她並不覺得那是讚美。
他們的桌子就在堆滿食物的自助餐枱旁邊。在鋪着粉紅桌布的餐桌上，凱西為摩頓森講述了他不在伊斯蘭堡期間，這些小丑兒耍把戲的情形。
“真是可悲。”她說，“對此地一無所知的生手記者，穿着防彈衣在屋頂拍畫面，然後裝出一副驚恐的樣子，城邊人們常帶孩子去玩兒的馬加拉山，到了報道里卻成了戰區。大部分人根本不想到離國界近一點的地方去，只會拚命在這裏趕新聞，而且從來不加求證。真想去的人運氣又不好，塔利班剛剛下令不準任何記者進入阿富汗。”
“你想進去嗎?”摩頓森問。
“我剛從喀布爾回來。我正跟紐約的編輯打電話時，第二架飛機剛好撞上了雙子大樓，我趕緊發了幾條短訊，才在他們的‘護送’下離開。”
“塔利班打算怎麼做呢?”
“很難說。我聽說他們召開了協商會議，決定把本·拉登交出來，但最後一分鐘的時候，奧馬爾推翻了大家的決議，說他會用生命保護本·拉登。那些死硬派準備頑抗到底。”她扮了個鬼臉，“不過，這幫傢伙就走運了。”她沖擠成一團的記者們抬了抬下巴。
“你打算什麼時候再過去?”摩頓森問。
“守規矩也能進得去的時候。”她回答，“我才不像那些裝牛仔的傢伙一樣，穿着從頭到腳包得緊緊的‘布卡’混進去。我聽說塔利班已經抓住了兩個偷渡進去的法國記者。”
蘇利曼和貝格從自助餐枱回來，各端着一大盤豐盛的咖喱羊肉，蘇利曼手上還多了份兒點心，滿滿一碗粉紅色的果凍松糕。“好吃嗎?”摩頓森問，嘴巴正忙的蘇利曼點了點頭算是回答。摩頓森起身先挖了幾口蘇利曼的松糕，粉紅色乳脂的味道讓他想起了小時候在東非吃的英式甜點。
每次餐廳供應羊肉的時候，蘇利曼就會吃得特別起勁兒。蘇利曼來自旁遮普平原的小村莊多克魯那，有六個兄弟姐妹。只有在很特別的日子，餐桌上才有羊肉，而且就算有羊肉，排行老四的他也經常吃不到。
蘇利曼很快吃完盤子裏的羊肉，又端着盤子站起身，準備進行第二回合。
接下來的一周，摩頓森晚上睡在“甜蜜之家”；但只要醒着，就泡在萬豪酒店拚命工作。他比那些人早來白沙瓦五年，某方面來說，他早已經在風暴中心紮下了根。既然全世界的媒體都來他家門口紮營，他就要好好利用機會宣傳中亞協會。
恐怖襲擊發生幾天後，除巴基斯外，僅有的兩個跟塔利班尚有外交關係的國家——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都宣佈與塔利班斷交。阿富汗早已對外封鎖，巴基斯坦成了塔利班唯一的對外窗口。每天下午，塔利班外交人員都在大使館前的草地上舉行冗長的記者招待會，那兒離萬豪酒店只有兩公里路，過去出租車跑一趟只要八十美分，現在對記者們開的價碼是一趟十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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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記者招待會剛結束，聯合國隨即在萬豪酒店進行阿富汗最新狀況通報，被太陽曬得頭昏腦漲的記者們又涌回有空調的酒店。
記者們得知摩頓森對巴基斯坦有深入了解，而且算是最熟悉偏遠邊界地區的外國人之一，便紛紛企圖收買摩頓森，希望他安排他們進入阿富汗。
“記者們彼此間競爭的程度，一點兒也不亞於他們希望美國趕快攻打阿富汗的期待。”摩頓森說，“CNN和BBC聯合對付ABC和CBS。巴基斯坦的特約記者則會跑進大廳，說塔利班軍隊擊落了一架美國飛機，大家都在等待的戰爭就要開始了云云。”
“NBC的製作人和記者在萬豪酒店的中餐廳請我吃飯，說想通過我進一步了解巴基斯坦。但他們和別的記者一樣，其實是想進入阿富汗。如果我能設法把他們帶進去，他們會給我超過一年薪水的錢。他們說完了就左顧右盼，然後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不要讓CNN或CBS知道。”’
摩頓森忙碌着，接受一個又一個記者的採訪，為整日往返萬豪酒店和塔利班大使館之間的記者們提供其他方面的素材。
“我努力解釋衝突的根本原因，比如教育結構的畸形，瓦哈比宗教學校的興起。”摩頓森說，“但這些內容幾乎全被剪掉了，因為他們想要的只有我提到塔利班最高領導人時的聲音和畫面，以便在戰爭氣氛升高的時候，把塔利班領導人塑造成人人喊打的壞蛋形象。”
每天晚上像定時鬧鐘一樣，在伊斯蘭堡的塔利班代表們會走進萬豪酒店大廳，他們頭纏黑色頭巾，身穿黑色長袍，在咖啡廳里等位子——他們也是來看猴兒戲的。
“他們在那裏坐一晚上，只點一壺綠茶。”摩頓森說，“因為那是菜單上最便宜的東西，塔利班付給他們的薪水根本吃不起一頓二十美元的自助餐。我一直在想，如果哪位記者願意請他們所有人吃頓晚飯，一定能換來相當重要的新聞故事，不過我從沒看到有人這麼做。”
最後，倒是摩頓森自己陪他們坐下來了。巴基斯坦《國家報》負責喀喇崑崙登山新聞的記者亞勝·穆斯塔法，經常跟待在斯卡都的摩頓森聯絡，以取得登山界的最新消息。穆斯塔法恰好認識塔利班大使毛拉·阿都·沙蘭·扎耶夫。一天晚上，他在酒店餐廳把扎耶夫介紹給摩頓森認識。
在穆斯塔法的陪同下，摩頓森和四位塔利班官員同席而坐，身邊是毛拉·扎耶夫大使。頭頂的天花板掛着手寫的西班牙文標語“加油!加油!加油!”萬豪酒店的外國客人每晚都在餐廳用餐，因而酒店會用不同風格作主題，那天晚上剛好輪到墨西哥之夜。
一位留着捲曲鬍鬚的巴基斯坦侍者，稍嫌尷尬地戴着巨大的墨西哥帽，走過來問他們要用自助餐，還是墨西哥餡餅晚餐。
“只要茶。”扎耶夫用烏爾都語說。
“扎耶夫屬於塔利班領導官員中少數受過正式教育，而且對西方文化有些了解的人。”摩頓森說，“他的孩子跟我的小孩年紀差不多，所以我們聊了好一會兒孩子的話題。我對塔利班官員有關教育孩子尤其是女孩子的看法很好奇，所以特別詢問了這個問題，結果他迴避主題，只空泛地說教育很重要。”
侍者端着盛茶具的銀盤迴來，幫客人們倒茶，摩頓森趁機用帕施圖語和其他塔利班官員聊天，問候他們的家人是否健康，他們回答一切都很好。一個突然閃過的念頭令他不寒而慄：或許再過幾個星期，他們的回答就完全不同了。
侍者倒茶時，墨西哥斗篷的披肩不停滑落到茶壺上，他索性把它塞進圍在胸前的假彈藥帶里。
摩頓森看看侍者，再看看四位纏着黑色頭巾、神色嚴肅的大鬍子男人，想像着他們幾個人使用真實武器的經驗，忍不住想知道飯店為什麼設計這樣的服裝。
“塔利班官員大概弄不清楚侍者跟一旁偷聽我們對話的外國記者相比，究竟誰更荒唐吧。”摩頓森說。
話題轉到了即將爆發的戰爭，摩頓森了解到，毛拉·扎耶夫的處境其實非常困難。他住在伊斯蘭堡的“藍區”，跟外面世界接觸較多，知道戰爭即將來臨。但身在喀布爾和坎大哈的塔利班高官們卻不是那麼了解世俗。毛拉-奧馬爾是塔利班政權的最高領導人，像他身邊大多數的死硬派一樣只接受過宗教學校的教育，按照阿哈瑪·拉希德的說法，塔利班的教育部長甚至沒受過正式教育。
“為了阿富汗，我們也許應該把本·拉登交出來。”扎耶夫一邊對摩頓森說，一邊揮手要侍者把賬單拿過來。“奧馬爾認為我們還有時間跟美國談判，避免這場戰爭。”他發現自己失言了，立刻裝回強悍的樣子，虛張聲勢地粗聲宣告，“如果受到攻擊，我們會奮戰到最後一刻。”
奧馬爾的確以為他還能跟美國繼續談判，直到美國的巡航導彈把他的個人住宅夷為平地，他才知道一切為時已晚。由於曾跟華盛頓建立正式的溝通渠道，據稱這位塔利班領導人一拖再拖之後，終於在十月份連續兩次用衛星電話撥打白宮公開給民眾的電話號碼，要和布殊坐下來協商。但可想而知，美國總統連回都沒回他的電話。
摩頓森不情願地離開萬豪酒店，回到“甜蜜之家”繼續工作。美國大使館一通又一通地打來電話，警告他巴基斯坦已經不再安全。但他必須回到白沙瓦外圍的難民營，眼看戰爭已經無法避免，他必須去看看那裏能不能容納更多的難民。他跟貝格和蘇利曼會合后，一行人驅車前往白沙瓦附近的阿富汗邊境。
《丹佛郵報》的一位記者布魯斯·芬利，不想成天待在沒有真正新聞的萬豪酒店，希望跟他們一起去自沙瓦。四人一起探視了桑夏圖難民營，在那裏，中亞協會資助的近一百名老師正在極度艱難的環境中努力教育孩子。
芬利寫了一篇文章報道他們的採訪經過。摩頓森督促芬利提醒讀者，不要以為穆斯林都讓人害怕，那些和家人躲在難民營的孩子也是受害者，也值得人們同情。
“這些人不是恐怖分子，不是壞人。”摩頓森認為，把“9·11”的錯誤歸咎於所有穆斯林，“只會使無辜的人民陷入驚恐。”
“唯一能擊敗恐怖主義的辦法，是讓存在恐怖主義的國家和人民學會尊重和愛護美國人。”摩頓森下了結論，“前提是我們也同樣尊重和愛護這裏的人。想想看，造就一位對社會有貢獻的公民跟造就一名恐怖分子，兩者的差別在哪裏?關鍵在於教育。”芬利回伊斯蘭堡趕着發新聞，摩頓森則試着接近阿富汗邊界，看看會發生什麼情況。一個十幾歲的塔利班哨兵打開一扇綠色金屬門，用懷疑的眼神檢查摩頓森的護照，旁邊的年輕士兵們則對一行人揮舞着AK—47。蘇利曼眼珠骨碌碌轉着，一邊打量那些槍，一邊搖頭晃腦地教訓這些孩子，應該對長輩有禮貌。但幾個星期來準備開戰的緊張，讓邊界守軍的情緒瀕臨爆發，他們根本不理會蘇利曼。
眼圈塗著厚厚黑色“蘇馬”油彩的哨兵眯縫着眼，仔細檢查摩頓森的護照。看到阿富汗駐倫敦大使館的手寫簽證，他咕噥了一聲。
“這是二等簽證。”哨兵撕下了摩頓森護照中的一頁，整份文件立刻失效。“你到伊斯蘭堡去申請一等簽證，塔利班簽證。”他把槍從肩上摘下來，位於伊斯蘭堡的美國大使館拒絕給摩頓森發新護照，因為他原來的護照受到了“可疑的破壞”。處理申請的使館官員說，他可以發一份有效期為十天的臨時護照，好讓摩頓森返回美國，等他回美國后再去申請新護照。但是摩頓森原本打算在巴基斯坦多待一個月，因此他決定改飛加德滿都，據說那裏的美國大使館比較樂意照顧民眾。
摩頓森充滿希望地排隊申請，領事人員一開始很客氣，但聽了摩頓森的說明，臉上頓時飄過一絲陰雲。摩頓森不禁擔心起來。官員翻着護照中的巴基斯坦簽證，還有“北方聯盟”潦草的手寫阿富汗簽證，心頭的疑問越來越多，最後只好去請示他的長官。
那人還沒回來，摩頓森就已經猜到了答案。“明天回來重新面談。”他緊張地說，不敢看摩頓森的眼睛。“但你的護照得先留在這裏。”
第二天早上，一隊海軍陸戰隊員“護送’’摩頓森走過加德滿都的美國大使館草坪，從領事辦公室走到大使館主建築，把他留在一間會議室里，離去時還把房門鎖上了。
摩頓森一個人在房裏坐了四十五分鐘，陪伴他的只有一面美國國旗，還有十個月前宣誓就職的總統喬治·布殊的肖像。
“我知道他們想幹什麼。”摩頓森說，“這就跟三流警匪片里的情節一樣。肯定有人在監視我，看我會不會有做賊心虛的舉動，所以我只是微笑，對着布殊總統的畫像敬禮，然後就坐在那裏等。”
終於，三名西裝革履的男子開門進屋，拉開摩頓森對面的椅子坐了下來。
“他們用的名字都是那種大路貨，就像鮑伯、比爾、彼得之類的名字，自我介紹時一直面帶笑容，但很明顯是裝出來的，一看就知道是中情局的人。”摩頓森說。
為首的男子遞了張名片給摩頓森，他的名字下面印着“東南亞政治一軍事大使隨員”。
“你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他臉上帶着令人放鬆警惕的笑容，從口袋裏掏出一支筆，再把筆記本放好——就像士兵把子彈夾卡進槍匣一樣。“但是，你為什麼要去巴基斯坦?現在那裏很危險，我們正在勸所有美國公民離開。”
“我知道。但是那裏有我的工作，兩天前我才離開伊斯蘭堡。”
三個人埋頭在筆記本上記錄。“你在那裏做什麼工作?”大使隨員問。
“我已經在那裏工作八年了。”摩頓森說，“而且回美國之前，我還得在那裏工作一個月。”
“什麼樣的工作?”
“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區建設學校，大部分是為了讓女孩子念書。”
“你現在經營多少所學校?”
“說不太准。”
“為什麼?”
“是這樣的，這個數字一直在變。如果所有工程趕在今年秋天順利完成，我們就能完成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所學校的建設。但實際情況是，我們也無法事先確定。很多時候如果政府的學校教室不夠，或是現有學生太多，我們會幫他們加蓋教室。還有，很多政府或其他慈善機構建的學校，已經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沒給老師發薪水了，我們也會把他們納入資助對象。我們還付錢請老師在沒有學校的阿富汗難民營給學生上課，所以學校數字每個星期都會變化。我這樣算是回答了你的問題嗎?”三名男子打量着筆記本，他們原本預期的是簡單明了的答案，顯然結果並非如此。
“你現在總共有多少學生?”
“很難統計。”
“為什麼很難統計?”
“你有沒有去過巴基斯坦北部的村莊?”
“你是什麼意思?”
“嗯，現在是秋收的時候，大部分家庭需要孩子到田裏幫忙，所以父母會要求他們暫時休學。在冬季，尤其是非常寒冷的年份，他們可能會把學校關閉幾個月，因為沒錢維持學校的供暖。然後在春天，有些學生——”
“給個大概的數目。”帶頭的男子打斷摩頓森。
“大概一萬到一萬五千名。”三支筆一齊揮舞，把這個難得的明確數字記在紙上。
“你有工作地的地圖嗎?”
“在巴基斯坦。”摩頓森說。
其中一名男子拿起電話，幾分鐘后，一幅地圖被送進會議室。
“這個靠近克什米爾的地方叫„„”
“巴爾蒂斯坦。”摩頓森說。
“這些人是„„”
“什葉派，和伊朗一樣。”三支停頓的筆又開始飛舞。
“這些接近阿富汗的地區„„你蓋學校的地方叫做西北什麼?”
“西北邊境省。”摩頓森說。
“他們那裏主要是遜尼派穆斯林，基本上和阿富汗的普什圖人一樣?”
“嗯，在低地大部分人是普什圖人，但也有不少以實瑪利派和一些什葉派。在山上，很多部落都有自己的習俗，科瓦爾族、科希斯坦族、辛納族、托爾瓦利、卡拉米，甚至還有個信奉萬物有靈的部落叫卡拉什——他們住在離我畫的這個點再遠一點的孤立河谷里，如果地圖再好一點的話，應該會標出那個叫做齊托爾的地方。”
帶頭的男子吁了口氣。越是深入探討巴基斯坦的政治，簡單的標籤越會往下細分，沒完沒了。他把筆和筆記本滑給對面的摩頓森。“寫下你在巴基斯坦所有聯絡人的姓名和電話。”他說。
“我要打電話給我的律師。”摩頓森說。
“我並不是不願意合作，這些人的工作很重要，尤其是在‘9·11’之後。”摩頓森事後回憶，“但我也知道無辜的人攪進去之後的下場。如果這些傢伙真的像我認為的那樣，是為中情局工作，那我就絕不能讓任何一個巴基斯坦人以為我在跟他們合作，不然下回我再到巴基斯坦就死定了。”
“打電話給你的律師。”大使隨員打開上了鎖的門，把筆記本放回西裝口袋時，臉上終於露出鬆了口氣的神情。“明早九點來這裏，九點整。”第二天早上，摩頓森難得地準時坐在會議桌前，這一次，房裏只有他和昨天那個自稱大使隨員的人。
“讓我們先把幾件事情搞清楚。”大使隨員說，
“你知道我是誰?”
“我知道你是誰。”
“如果你沒跟我說實話你知道會有什麼結果?”
“我知道會有什麼結果。”
“好。你的學生當中有沒有恐怖分子?”
“我不可能知道。”摩頓森說，“我有幾千幾萬個學生。”
“本·拉登在哪裏?”
“什麼?”
“你聽見我問的什麼了。知道奧薩馬·本．拉登在哪裏嗎?”
摩頓森努力不讓自己笑出聲，努力不讓臉上出現笑容——雖然這個問題十分荒謬。
“我希望我永遠不知道。”摩頓森用極為嚴肅的口氣說。
加德滿都使館勉強批給摩頓森為期一年的臨時護照，他順利返回了伊斯蘭堡。回到“甜蜜之家”時，經理遞給他一大疊美國大使館的電話留言。摩頓森踏着破舊的粉紅地毯走回房間，一邊翻看留言：
大使館警告的語氣一天比一天急切，最近的留言更是接近歇斯底里——他們要所有美國民眾立刻撤離這個“對美國公民來說，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摩頓森把背包丟在床上，讓蘇利曼幫他訂最近一班飛往斯卡都的機票。
查理‘薛曼斯基是最敬佩摩頓森的登山界人士之一。在美國記者丹尼爾。皮爾被綁架斬首之前兩個月，他把在“9·11”事件之後回到巴基斯坦的摩頓森，比喻成奮不顧身衝進世貿大樓的救火員。
“如果日後葛瑞格獲得諾貝爾獎，我希望奧斯陸的評委們能夠特別指出這一點。”薛曼斯基說，“葛瑞格這個傢伙就是不肯放棄，悄悄回到戰區，去跟造成恐怖主義的真正原因奮戰。就像那些救火英雄一樣，當每個人都瘋狂往外逃時，他們卻跑進燃燒的高樓去救人。”
接下來的一個月，美國的炸彈和巡航導彈開始猛烈打擊西邊的阿富汗，摩頓森在巴基斯坦北部四處奔走，努力確保中亞協會的所有計劃在寒冬來臨前如期完成。
“有時在晚上，我和貝格兩個人開着車，聽見軍機從頭上飛過，照理美國飛機是不該飛過巴基斯坦領空的。然後整個西邊地平線就像是着了火一樣。貝格只要看到本。拉登的照片就會吐唾沫，但一想到導彈可能會炸到無辜的人，他又會不寒而慄，趕快舉起手做禱告，祈求安拉免除他們無謂的苦難。”
2001年10月29日，貝格陪着摩頓森前往白沙瓦國際機場。到了出境的安檢門，只有乘客可以進入，摩頓森便把背包從貝格手中接了過來，卻看到保鏢滿眼淚水。費瑟·貝格曾立誓，無論摩頓森在巴基斯坦的任何地方，他都會保護他，時刻都準備着為他犧牲生命。
“貝格，怎麼了?”摩頓森拍了拍保鏢寬厚的肩膀。
“你的國家現在在打仗。”貝格說，“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保護你?”
從白沙瓦飛往利亞德的班機上，頭等艙幾乎全空，空中小姐殷勤地請他往前坐。摩頓森看着窗外，阿富汗上空不時閃爍着致命的火光。機長宣佈他們已經飛到阿拉伯海上空。隔着走道，摩頓森看見一位大鬍子男子正用高倍望遠鏡往窗外看。當海上船隻的燈光正好位於飛機正下方時，他和身旁一位包着頭巾的男子熱烈討論起來，然後從夏瓦兒卡米茲口袋裏掏出衛星電話，急忙跑向盥洗室——想必是去打電話。
“在飛機下方那片漆黑中航行的，”摩頓森說，“就是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科技的海軍武裝力量，它正對着阿富汗發射戰鬥機和巡航導彈。我不喜歡塔利班，更不用提基地組織，但我必須承認他們很聰明。沒有衛星，沒有空軍，連最原始的雷達都被破壞了，他們竟然能想到用最平常的民航班機追蹤第五艦隊的位置。如果我們以為單靠軍事科技就能贏得這場戰爭，必將因此付出很多學費。”
由於持臨時護照和巴基斯坦簽證入境，摩頓森被美國海關盤查了整整一個小時。飛機先從丹佛人關，再轉機回波茲曼，他回到家那天剛好是萬聖節。走在丹佛國際機場，他發現每一條走道、每一座拱門上都插滿了國旗，那些到處爆炸的紅、白、藍讓他以為自己記錯了日子。他用手機打電話給塔拉，向她詢問國旗的事。
“怎麼回事，塔拉，這裏看起來好像國慶節一樣。”
“親愛的，歡迎來到新的美國。”她說。
那天晚上，摩頓森因為時差睡不着，他不想吵醒塔拉，便悄悄起身溜到地下室，去處理堆積成山的信件。他在萬豪酒店接受的採訪，他陪布魯斯·芬利到難民營採訪的故事，還有他寄給《西雅圖郵訊報》專欄記者喬·康奈利的一封電子郵件——請求大家對不幸陷入戰火的無辜穆斯林抱有同情之心——當枘環存巴基斯士日的時候．汶氈訊息被美國多家媒體爭相報道。
摩頓森一再請求美國民眾，不要把所有穆斯林混為一談，剷除恐怖主義要多管齊下——不要只是丟炸彈——觸動了這個剛宣戰的國家敏感的神經。摩頓森打開一封又一封的信，生平第一次，裏面儘是仇恨的言語。
一封郵戳顯示寄自丹佛但沒有寄信人地址的信上說：“我希望我們的導彈會掉到你頭上，因為你做的事抵消了我們軍隊的努力。”
另一封從明尼蘇達州寄來的未署名信件，則用蜘蛛般的字跡直接攻擊摩頓森。信的開頭寫着：“我們的上帝會看到，你這個叛國者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接着又警告摩頓森：
“比起我們英勇的士兵們，你會遭受更殘酷的痛苦。”摩頓森打開幾十幾百封類似的未署名信件，最後沮喪得根本看不下去了。
“那個晚上，自從在巴基斯坦工作以來，我頭一次有了放棄的念頭。”他說，“當美國同胞們寄來這樣的信時，我忍不住想，是不是該放棄了。”摩頓森想到睡在樓上的家人，開始擔心起他們的安全。“在那裏(巴基斯坦)我的確需要冒一些險，有時候根本沒有選擇。但讓在家裏的塔拉和阿蜜拉、開伯爾受到威脅，我完全接受不了。”摩頓森煮了壺咖啡，繼續讀信，發現也有少數人讚美他的努力。在國家面臨這麼多危機時，這些支持的信給了他很多鼓勵，畢竟還是有部分美國人聽懂了他的訊息。
第二天下午，還沒來得及和家人好好聚聚，摩頓森又離開了家，應邀到西雅圖演講。因《進入空氣稀薄地帶》一書而聲名大噪的作家強。克拉庫爾，為中亞協會在西雅圖舉辦的募捐活動致開場詞，並成為中亞協會最主要的支持者。
克拉庫爾鄭重地向公眾介紹了摩頓森。《西雅圖郵訊報》記者約翰·馬歇爾說，這位深居簡出的作家難得同意出席公開場合，但他想讓更多人知道摩頓森的工作。
摩頓森穿着夏瓦兒卡米茲，抵達坐落在西雅圖“第一山”頂部，宛如古雅典神廟的市政廳。摩頓森遲到了十五分鐘，他驚訝地打量着大廳：位子全坐滿了，還有更多人擠在大廳入口，爭相朝講台望來。他趕快跑到位子上坐好。
“各位花了二十五美元買門票，這不是個小數目。但今晚我不會解讀我的任何一本作品。”人群安靜下來后，克拉庫爾說，“我要閱讀的是和世界現況更直接相關的作品，還要說說葛瑞格的工作與日俱增的重要性。”
他首先念了一段葉慈的名詩《第二度降臨》。
“事物分崩離析，中心無法維繫。”克拉庫爾用輕柔的聲音誦念，“僅有混亂，漫溢世間。暗色血潮，四處漫延。純真之禮，已然沉沒。最好之人全無信念，最壞者卻充滿狂熱激情。”
克拉庫爾念完最後一句詩，整座大廳陷入靜默，靜得彷彿空無一人。克拉庫爾又讀了一大段從《紐約時報》上摘錄的文章，那篇報道討論了白沙瓦的童工問題，特別論述了困苦的經濟環境，如何把孩子們變成極端主義吸收的對象。
“等到克拉庫爾介紹我的時候，全場觀眾，包括我在內，都已淚流滿面。”摩頓森回憶。
克拉庫爾介紹摩頓森上台：“雖然最壞的人可能充滿狂熱激情，但是我相信，最好的人卻不會失去信念。最好的證明，就是坐在我身後的這位大個兒。葛瑞格用一點點錢完成的事情，已經接近奇迹。如果我們能複製五十個葛瑞格，那我絲毫不懷疑，恐怖主義很快就會徹底成為過去。可惜，我們只有一個葛瑞格。請大家和我一起歡迎葛瑞格·摩頓森先生。”
摩頓森擁抱克拉庫爾，感謝他的介紹。喬戈里峰出現在他身後的大屏幕上。在這麼多世界知名登山家面前放映他的失敗——放大投射到屏幕上的失敗，但為什麼，他卻覺得人生彷彿攀上了全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