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我所付出的代價(1)
普林斯頓，新澤西
1979年夏天，我待在普林斯頓，參加《劍橋中國史》(CambridgeHistoryofChina)的撰寫計劃，負責明朝部分。所有作者分別撰寫自己的章節，不過會共進午餐，並舉辦定期的討論會。所有事宜都在數個月前就安排好，經費來源是全國人文基金會(NationalEndowmentfortheHumanities)。十多位領取美隆(Mellon)獎學金的年輕學者則負責整理與編輯。
但有一件事令人尷尬：我被解聘了。我們的成員來自長春藤名校、劍橋、倫敦、加州、華盛頓、芝加哥、印第安那和密歇根大學。人人都受聘於某研究單位，只有我例外。我不是屆齡退休，也不是提前領到養老金而退休，而是被紐約州紐普茲州立大學(StateUniversityCollegeofNewPaltz，NewYork)所解聘。一封1979年4月10日由校長考夫曼博士(StanleyCoffman)署名給我的信如下：“你的教職將於1980年8月31日終止。你的教職之所以終止，是由於人事縮編所致。”
普林斯頓大學是個避暑的好地方。樹木高大茂盛，綠草如茵，讓你一開始就覺得清爽。磚牆和高聳的屋頂隔絕熱氣的入侵，每個方位都有窗戶，非常通風。不過，到晚上就完全不一樣了。我被分配住在普林斯頓客房(PrincetonInn)，是棟現代化的宿舍，室內設計就像一艘船，溫度及通風都由人為控制。由於實施節約能源計劃，聯邦政府規定，氣溫沒有達到華氏八十度時，公共建築內不能開冷氣。規定看來很合理，不過，如果等到大會廳氣溫達到華氏八十度時，我在隔壁的房間溫度就會超過華氏九十度。在無數的夜晚，我常在床上翻來覆去，腳在床邊晃來晃去，怎麼樣都睡不着。格爾(Gayle)常常從曼菲斯打長途電話給我。一年前，我的岳父病逝於曼菲斯的衛理公會醫院，內人在曼菲斯城還有間公寓。我被解聘后，她就很沮喪，持續了整個春天和夏天。我房間內的電話沒有接好，因此櫃枱的職員敲門通知我有電話時，我必須跑下階梯，穿過走道，一路衝到大廳去接她的電話。我知道她公寓內並沒有裝電話，在南方的盛暑下，她必須獨自去公共電話亭，單獨面對絕望的感覺。有時我跑得太快，甚至趕過了傳話的職員。
我們的對話通常沒有結論，我心情不好，一天工作下來，也十分疲累，無法鼓舞她。她總會說：“不公平!”
解聘是三月間的事。1979年3月27日，我待在家裏時，校長室來了一通電話。秘書說，考夫曼博士希望第二天十點半在辦公室見我，討論“大學最近刪減預算對教職員的影響”。第二天，坐在桌子對面的除了史坦利·考夫曼以外，還有教務副校長彼得·伏卡辛(PeterVukasin)及文理學院院長艾德蒙·康威(EdmondConway)。他們跟我打招呼，開場白如下：“雷(Ray)，我們有不好的消息……”
長話短說吧，我說。如果我被解聘，讓我知道何時生效。9月就開始嗎?考夫曼說，不是。“我們可以給你一年的時間。”再一年，也就是1980年8月31日，就在我六十二歲生日前沒幾天。當天晚上格爾將消息告知我們的兒子傑夫。當時他只有十一歲，念紐普茲中學。在這個很小的大學城，人人都知道別人的舉動及遭遇。直到今天，只要想到1979年3月27日那一天，我的兒子如何接受這個令人不快的消息，我就覺得很難過。兒子知道他的父親已被解聘，而許多同學的父母卻在大學裏有傑出表現。有人的媽媽最近被選為系主任，有人的父親籌組野外探險隊，帶學生去特殊景點，但黃傑夫的父親卻被解聘了。他仍然堅持要我去參觀他的賽跑大會和學校音樂會，但在心裏一定也和父母一樣難過。有些同學好奇地問他，你爸爸下一步要怎麼辦?我接到通知的數天後，鄰家十歲男童丹尼走近在後院的我：“你要賣房子嗎?”
格爾受的苦更多。她說她在購物時不期分別遇到吉妮·翠普斯(GinnyTripps)、耐普夫婦(RonandMaeKnapp)和哈爾·羅森嘉頓(HalRosengarten)。她覺得他們都怪怪的，看到她很不安。有一次她碰到喬治·施耐爾(GeorgeSchnell)，喬治人很好，言語總是很溫和，舉止又體貼。他甚至覺得傑夫半年來怎麼長得這麼高。“但他一個字都沒提到你。”她說。夏天到了，我必須到普林斯頓去，傑夫放暑假，我同意他應該和格爾一起去曼菲斯度假一陣子，也許一直待到秋天。到了秋天，我們會面臨又一年的羞辱，我的所有學生到時都會知道，他們的老師被解聘，被掃地出門。
“多麼不公平!”我的妻子從千里之外向我抱怨。
是不公平。我是正教授，到1979年春季為止，已在紐約州立大學連續任教十年，一般稱為“終身”教職。我的著作曾在中國大陸、美國、英國、香港、意大利和西德發表。我曾受邀至哥倫比亞、普林斯頓、瓦薩學院(VassarCollege)及麻省理工學院演講。在我獲得終身教職前，曾經由同事及學生評鑒認可。在紐普茲的終生教職期間，我曾獲得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全美學術團體聯誼會(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ies)、古根漢基金會(GuggenheimFoundation)、國家科學基金(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等單位的研究經費。我榮獲古根漢基金會特別研究員身份的那一年，校長考夫曼博士還在同仁會議中特彆強調這個“好消息”。在我被解聘前幾個月，伏卡辛博士的辦公室還請我寫一段文章介紹自己，和其他類似的簡介並列，好放進宣傳手冊，招睞新生。康威博士還兩度推薦我應該“論功”加薪。
我被解聘時，學校里還有許多沒有獲得終身教職的教職員，他們都沒有拿到博士學位。在有博士文憑的教師中，有些人多年來連一個字也未曾出版。學期結束時，他們總是留下來教暑修班，以多賺額外的錢。他們會說：“我們是師範學院，主要工作是教書，出版並不太重要。”但事實上，紐普茲不是師範學院。這學校以前一度是，但二十多年來已經提升為四年制的文學院。出版是在大學任課的重要工作之一，如果你一星期只要上九小時的課，你就應該獨立思考，進行原創的研究，才能解釋工作負擔為何如此輕，你的努力理當對你這一行有所貢獻。如果做不到，你的授課時數應該增為兩倍，和高中教師一樣多。至於師範學院的教師，也可以在教育刊物上發表獨到見解。
我被解聘時，是紐普茲唯一教授中國歷史和日本歷史的老師。和我同期被資遣的還包括教拉丁美洲歷史、俄羅斯歷史、中東歷史的教師。而教非洲歷史、印度歷史，還有一位教日本歷史的資淺教師，則在1976年被解聘。留在紐普茲校園的，是十三位全職的歷史系教師，全都教美國史、加拿大史及西歐歷史。他們之中當然也有值得尊敬的學者，但也有人一直高唱：“我們獨特的西方文明!”西方當然有偉大的文明，這個文明曾誕生荷馬和喬叟，查理曼和拿破崙，阿奎那和馬丁·路德，韓德爾和柴可夫斯基，牛頓、愛因斯坦和愛迪生。我之所以遠渡重洋，到美國定居成為公民，和美國人結婚，生育美國子女，部分原因在於被這個偉大文明所吸引。我工作中最迷人之處，在於找出這個獨特的西方文明如何打破另外一個不遑多讓的獨特文明——也就是中國文明——的抵抗力，讓中國分崩離析，而在中國重新恢復平靜時，如何轉而影響西方世界，讓後者進行調適。也就是說，我的主要任務在於以一己之力密切觀察，西方如何和東方交會，東方如何和西方融合，直到兩者融而為一個完整的世界史。我向來認為，任何在大學教歷史的人，都無法自絕於這個概念。在紐普茲，我一直試着尋找志同道合的同事，但是，如果他們認為“我們獨特的西方文明”是專屬的特權，是保障工作的便利手段，可以藉此保存西方世界的純粹度，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對學生也是一大悲哀。在今日的世界，為求生存，必須儘可能適應時代。過去美國人曾誤以為，只要其他國家接受美國生活方式，就可以證明美國的優越，因此美國不需進行任何調適。因為有這樣錯誤的觀念，美國已付出高昂的代價。如果我們繼續以冥頑不靈的態度來教歷史，學生只會為過去而學歷史，不但沒有為第三個千禧年做準備，反而倒退回19世紀。
普林斯頓對我一直很好。在這裏我結交到牟復禮(FritzMote)這個朋友。我們初次認識是在十三年前的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從此就常向他請教文稿的問題。崔瑞德(DenisTwitchett)向劍橋請假，住到普林斯頓，專心於《劍橋中國史》中的明史部分。他是我十四年的朋友。劍橋大學出版我的明代賦稅著作，就是透過他的鼎力協助。雖然他們享有國內外的聲名，卻不曾把我當成資淺的合作者。長久以來，我們已經不再互稱“教授”。此時此刻最令我感動的，就是他們對一本我尚未出版的書所顯示的興趣與熱衷。
在普林斯頓，《萬曆十五年》影印了五六本，發給《劍橋中國史》的作者群。8月9日當天還安排了一個特別會議，討論其形式及內容。牟復禮已經逐字看過兩次原稿，甚至還替我改正附註的錯。他曾經寫信給我：“這本書愈早出版愈好。”又說：“我非常遺憾學生在今年秋季看不到這本書。”崔瑞德努力替我在英國找出版社。不幸的是，對方要求美國書商共同出版，不願獨自先出書。由於在美國找不到共同的出版商，英國的書商就不願遽下承諾。我自己試過三個出版商，但每次原稿都被退回。商業性的書商認為這本書應交由大學出版社，而大學出版社認為我應該去找商業性的書商。有一次，一個出版商還將原稿留了五個月，才聲稱遺憾地退回來。1978年12月，格爾和我到新港，紀念亞瑟·萊特(ArthurWright)教授的遺著《隋朝》(TheSuiDynasty)，由諾普夫出版社(AlfredAKnopf)出版。在發表會之前，我們安排約見耶魯大學出版社總編輯愛德華·崔普(EdwardTripp)，送原稿的影印本給他。我以前曾幫他審過作品，通了數次電話。但現在看來，耶魯的決定也太久了。4月，在我接獲紐普茲的遣散通知后，我打電話給崔普，問他：“你們毫無興趣嗎?”崔普的話並不多。但這回令我吃驚的是，他肯定地回答：“我們非常有興趣。”問題在於他的審稿人還沒有響應。6月，原稿已經送去半年，我已準備要啟程前往普林斯頓。他寄來一封短短的信：“我很抱歉審稿人拖了這麼久。我已經用電話對他本人親自催促過，希望不久的將來能有響應。”因此，我到普林斯頓時，仍然還沒有得到出版社的任何承諾。
一份書稿既然能獲得該領域最稱職學者的強力推薦，為何會找不到願意出版的書商呢?原來依美國出版界的慣例，有學術內容的著作，必須經由不具名的審稿人進行公正的評價。審稿人不只是建議該不該出版，而且一旦決定出版時，必須提出改進的建議。在許多大學中，大學出版社編輯部附上審稿人意見的推薦后，教職員出版委員會有最終的裁量權。有時還需要兩位審稿人，一是大學本身的教職員，一是外人。這樣的機制當然有許多缺點。審稿人常常忘記自己只要討論書稿的技術層面即可，反而將不具名的權威延伸到批評他不喜歡的意見或方法。具有能力和毅力的編輯，當然可以看出誤用權威的情況，將審稿人的意見擱在一旁，另找審稿人。至於我，牟復禮和崔瑞德對我的稿子讚譽有加，無意間排除自己成為公正審稿人的資格。他們不再是不具名人士。
《萬曆十五年》還有其他問題。稿子不是以學術論文的傳統形式寫成的。這本書始於謠傳皇帝要舉行午朝大典最後卻查無此事，而以一位不隨流俗的文人在獄中自殺做結。在兩件事中間，有時依需要而補充資料，有時則在讀者感到好奇時才釋出相關信息。在中國歷史的領域，只有史景遷(JonathanSpence)曾以這種風格寫過。傳統的手法是要求作者一開頭就要列出帝系表、京城的地理位置、政府的組織架構或其職稱的術語等，也就是說，形式比內容更重要。由於過去經驗使然，我擔心學術界的審稿人無法從論文的書寫模式解脫，可能因此反對我的呈現手法。此外，《萬曆十五年》還融入許多現代審稿人前所未見的資料。對這些素材的不熟悉，也可能讓審稿人投下反對票。因此，我前往普林斯頓瓊斯廳(JonesHall)的當天，內心五味雜陳。一方面必須向年輕的學者解釋，我為何被紐約的一所小學校開除，另一方面也無法解釋，他們早已看過的影印書稿，為何迄今仍未出版。
這時我還有一項消息可以公佈，之前只有少數同事知道。尋找英文版《萬曆十五年》出版商時備受挫折，我於是將全書譯成中文，只有書目和註解尚未完成。1978年夏，在鄧小平訪問美國前幾個月，我的朋友郁哈維(郁興民)前往中國。我們之所以認識，有一段淵源。四十年前的1937年，我們同在長沙臨大，事實上還住在同一棟宿舍，只是彼此並不相識。之後他就到美國，在第二次大戰期間，他加入美國海軍，後來娶了美國人。1946年，我們都在瀋陽的國民黨東北總部，彼此還是不認識。我們搬到紐普茲后，才在朋友家相識，從此兩家時相往來。哈維現於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任職，看過《萬曆十五年》的中文版，在他擔任會長的華人赫遜河中部聯誼會(MidHudsonAssociationofChineseCommunity)中，舉辦一場歷史研討會，討論這本書。他於1978年前往中國，我則到英國，臨行前我請他設法幫我在中國找出版商。
他秋天回到普吉西(Poughkeepsie)，我也回到紐普茲后，他來電熱心告訴我前景“看好”。他的姐夫黃苗子是作家及藝術家，願意將書稿引介給北京的出版社，這則消息在當時會比五年後更令人興奮。1978年，中國尚未完全從“文化大革命”中復元。黃被拘禁多年之後，才剛從政治犯的勞改營中釋放出來。雖然很高興“二度解放”(第一次是從國民黨手中)，但還不知道政治風向會如何吹。而且，當時的中國和現在一樣，並沒有民間的出版商。每一個書商都可以算是公務員，每個印刷廠的學徒吃的都是公家飯。以下兩段摘自《萬曆十五年》的英文版，可以解釋上述現象的含意：
這個模式太過熟悉，無法不去注意。首輔的敵人“去皮見骨”，透過聯想和暗示來進行指控。技術錯誤被渲染成道德議題，獨立事件被解釋成貫徹一致的努力。一如慣例，官吏的參奏活動可以始於一句口號、一組對句或雙關語、匿名的傳單、考試的試題、疑竇叢生的謀殺、對小人物的彈劾、提到供水的便箋或關於馬尾的報告。目的在於引起注意，吸引擁護者。無論是透過直接的辯論或委婉的暗示，只要能達成目的，手段並不重要。一旦啟動初期的動作，其他就會接踵而至，具有整體的累積效果。最早的攻擊通常是由低階官吏發動，而在這些言辭激烈、血氣方剛的年輕官吏背後，則是接力演出的資深官吏。等到時機成熟，才會進行最後的攤牌。“陰”的隱藏動機必須調和較為合法合理的“陽”，因此即使不符合任何特別的法律細節，但整個行動仍然能在輿情支持下繼續推展。這些策略都需要時間。
另一段是結論。我如實引述：
但是，李贄生命中的這十五年絕非白白浪費。他提供我們一份無比珍貴的記錄，否則我們可能無從得知，這個時代特徵之一的思想界的苦悶到底有多深。在一個高度儀式化的社會，個人的角色完全受限於一套簡單卻定義模糊的道德信念，帝國的發展因此受到嚴重的阻礙，不論其背後的信念有多崇高《萬曆十五年》的中英版本文字不盡相同，到目前為止的引文直接譯自英文版，下文則錄自現在通行的中文版。——譯者注。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裏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1978年10月，在哈維的催促下，我用空運寄給黃一份書稿的影印本。但是，信雖然到了，這本超過五磅重的書稿，卻不曾抵達終點。1月初，黃寫信給我，建議我再給他一份，但這回由哈維的女婿親自攜帶進大陸。這個年輕人卡爾·華特(CarlWalter)剛獲得簽證，可以到北京研究中國銀行，這是他在斯丹福的博士論文題目。我們還沒見過對方，但在岳父母的要求下，卡爾慷慨承擔起信差的角色，並沒有仔細檢查放在他行李中這一疊厚厚書稿的內容，是否被當時的北京視為反動材料都還不可知。在北京，第二次的書稿親自交給黃本人。兩個月後，哈維來電告知，北京出版歷史書籍的最大出版社中華書局，原則上同意出這本書。他無法理解，為何我接電話時一點也不熱衷。原來他打電話這一天，就是1979年3月27日，也就是考夫曼博士辦公室來電的當天，邀請我次日和校長談“大學最近刪減預算對教職員的影響”。由傳話的遣辭和秘書的口氣，再加上當時紛紛謠傳紐普茲將裁掉十五到二十位教師，我毫無疑問將被解聘。那時任何消息都不可能使我高興。那天傍晚格爾躺在床上，不發一語。我想躺在她旁邊，但她動也不動，沒有挪出空間，我只好躺在床邊，同樣不發一語。我們同樣的姿勢一定維持了很久。天暗下來時，我聽到傑夫在客廳走動的聲音。雖然他沒有晚餐吃，但也沒來吵我們。這時電話鈴響，就是哈維帶來的好消息。
《劍橋中國史》的明史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文章討論特定的主題，例如軍備、法律、教育及經濟發展。我已經寫了一篇明代政府財政的章節，納入該部分的組織架構中。第二部分將明代兩百七十六年的歷史分成許多小段落，每一段落約當於一個或多個皇帝的統治時期。我連續兩年夏天在普林斯頓的工作，就是準備撰寫約三萬字的草稿，涵蓋隆慶(穆宗)及萬曆(神宗)期間，起於1567年，止於1620年。穆宗在位不過五年半，但他的兒子在位卻長達四十八年。在橫跨十個主要朝代、十多個次要朝代的中國歷史中，截至當時為止，神宗是在位次久的皇帝。
兩人合計統治五十三年。有時一思及此，令我感到不安。我已出版過一本16世紀中國的書，寫完另一本探討特定年份的書，照理這個任務對我不致太過困難。參考書目既豐富又還算熟悉，我應該不必連續兩年夏天住在普林斯頓，寫出畢竟只有中等長度的論文。不過，詳情遠比上述分析複雜。五十三年，相當於美國第二十五任總統麥金利(WilliamMcKinley)遇刺到“板門店協定”的簽訂。如果要撰寫期間相同的美國歷史，就要處理兩次世界大戰及九位總統任期，其間包括美元外交、“回歸正常”、信用破產、大蕭條、禁酒令、新政、廣島、馬歇爾計劃、冷戰及氫彈。為了讓歷史更深刻更有情趣，作者還可能必須增添趣聞軼事及名人掌故，例如像孟肯(HLMencken)、亨利·福特、查爾斯·休斯(CharlesEvansHughes)、威廉·布萊恩(WilliamJenningsBryan)、薩可(Sacco)、范采提(Vanzetti)、艾爾·卡波尼(AlCapone)、幸運的魯西安諾(LuckyLuciano)、華特·洛依澤(WalterReuther)和約翰·路易斯(JohnLewis)，甚至還有葛麗泰·嘉寶(GretaGarbo)、路易斯·阿姆斯壯(LouisArmstrong)和貝比·魯斯(BabeRuth)。“為何你要比較16、17世紀的中國和20世紀初的美國呢?”我的同事可能如此質疑：“你知道的，當時中國的多元及複雜程度，甚至不及現在的十分之一!”
說的對。但是我想提醒我的友人，就地理來說，兩國有類似的面積。就人口來說，兩國更為相似，都約有一億五千萬人。因此，當時的中國和今日的美國可以說是具有“規模相同”的問題。只不過，一個依靠儀式和一套道德準則來維持不變的狀態；另一個靠貨幣管理的機動性，由後果來引導下一次行動，這些都是長期發展的結果。除了行為模式的差異外，雙方的不同還在於結構根源。一旦認定17世紀的中國和20世紀的美國相似程度就像魚和鳥，我們就不能用一方的標準去評估另一方。相反地，如果呈現魚或鳥的情況時，必須給予完整的解釋，追蹤歷史文化特殊問題的根源。我寫其中一方的情況，準備給另一方的讀者閱讀，如果沒有充足的背景資料，只是丟出一堆毫不相關的事實，這樣就非常失職。
我對中國向來站在批判的角度，無論是對中國政府或中國文化。我的理由很充分。就一本書的篇幅而言，《萬曆十五年》可能是對官僚管理制度最無情的批評。在普林斯頓，我找到更多批評的機會，這和我負責《劍橋中國史》部分的一次歷史重大事件有關。1619年，清朝開國始祖努爾哈赤在今日東北的關鍵之戰中大敗明軍。“遼東之役”被認定是兩國命運的轉折點，但到目前為止，歷史學家並沒有充分加以探討。除了所有參考文獻都會出現的一小段文字之外，不論是在中國或其他地方的現代讀者，都無法評估事件始末，只能自己再回去找原始資料來研究。到普林斯頓后，我向牟復禮和崔瑞德建議，我們應該給這次事件應有的篇幅，而他們也同意了。
接下來數星期，我全心研讀這段歷史。努爾哈赤的年表是以口耳相傳的形式流傳下來，再被譯成中文及日文。這兩種版本，都收藏在普林斯頓的傑斯特圖書館(GestLibrary)。當時及現在的地圖雖然不夠完備，但還足以顯示戰場的位置和地形。幸運的是，我研究了一段時間以後，哥倫比亞大學的雷德雅(GariLedyard)教授告知，關於這次戰役有相當多的韓國素材，是以流利的中國古文寫成的。拿這些材料和中國的記載一併閱讀時，可以讓我們重建相當完整的戰爭場景。
就許多方面而言，這段戰役令人吃驚。明朝以數個月的時間準備這次戰爭，幾乎動員到每一省。在戰場上，他們的數目遠遠超過滿洲人，比例幾乎達二比一。他們以火槍和用馬車拖運的火炮，強化步兵的實力。但滿洲兵除了騎兵外一無所有。明軍挖設壕溝，還構築障礙，但滿洲兵仍然橫衝直撞，衝破明軍的隊形，甚至還多次從山腳仰攻，突襲明軍。從四月十四日到四月二十日短短一周，他們消滅了三路明軍的人馬，第四路不戰而逃。這四路軍的人馬總計近十萬人。
更不可思議的，是明軍對於戰爭的管理細節。戰役的統帥在指定前進路線后，卻呆在離戰場七十里之外。他在前線沒有代理人，前線沒有指揮中心，和部下間也沒有聯絡官。明軍潰逃時，大敗的消息是從敗陣的士卒和傳令兵口中得知，這些字眼最後還寫進送交皇帝的奏摺中，顯然沒有更有力的資料來源。戰地的軍隊並沒部署成該有的攻擊陣式，在其中一個極端的例子中，主將還走在部隊的最前線，彷彿他們是負責帶領成排隊伍的士官。又有一次，多達兩萬的士兵居然把隊形縮成正方形，似乎是在捍衛某個城池，努爾哈赤得以選擇進攻方向，讓風向不利明軍，火藥毫無作用。在另一個例子中，大軍的指揮官居然棄守職務，向後逃跑，指揮作戰部隊的文官單打獨鬥，以致戰死。戰地部隊的行動從頭到尾都沒有好好協調過，滿洲兵因而可以集中火力，從容消滅一列又一列的人馬。幾乎在所有戰役中，明軍根本無法抵擋第一波攻勢。他們的指揮管道很容易破裂，整列整排的兵士就開始驚慌潰散。火炮對戰爭起不了決定性的作用，有些不曾部署，有些雖然部署，但裝火藥及發射的時間太過漫長，根本不是以速度和決心見長的騎兵的對手。總而言之，在這種情況下，軍事史家只能同情名譽掃地的一方，但同時卻不可能說他們好話。
但是，身為歷史學家，不能太仁慈、和善或具有同情心。史家的主要任務，在於將他對歷史的見解和現代的讀者分享。以我的情況來說，我研究遼東之役的重點是指出，明軍的錯誤從頭到尾一致，不斷重複，已經形成固定模式，這其實根源於中國歷史的組織架構。在官僚管理下的龐大農業社會中，軍隊的人力、稅賦、軍務和補給都來自集結的村落，無從測試組織中無數的漏洞和欠缺的關聯性。軍隊既已處於沒有競爭能力之下，更不曾進行軍事操練或演習，藉以熟悉戰爭的技藝，因為高高在上的文官認為，實際的作戰並不會發生。明代的軍隊本質上是支龐大的警力，由文官來率領。到當時為止，是靠兩大基本方法來贏得戰爭：一是聚集龐大的軍力，以人數眾多來威嚇敵軍，如此不必努力作戰就可贏得勝利；二是躲在城池裏採取守勢，希望藉此儘快消耗敵軍的戰力。就運用這兩項技巧而言，遼東之役的策士和戰地指揮官並不算怠忽職守。但他們其後所遭遇的局勢，卻完全在意料之外。努爾哈赤是個軍事奇才，早就洞悉對手的能力與極限，他為這次和明朝的大攤牌，已經認真準備了三十五年。他集結部隊，編排成各“旗”，都是為戰爭而做準備。對英國陸軍官校和美國西點軍校的教師而言，努爾哈赤的策略簡單易懂，但他的敵手卻看不出來。
不過，身為《劍橋中國史》的作者，我卻碰到技術上的問題。呈現這段史實卻不補充背景資料，就像故事只講了一半。讀者可能因此相信，一小群主將的無能，最後竟然讓中國被異族統治近三百年。然而，在確定失敗該由誰負責時，我卻不知如何劃清界線。就像拔野漆樹一樣，三尺高的樹可能有長達二十五尺的根，而且還沒完沒了。如果我對章節中的每一歷史事件都補充背景資料，三萬字勢必不夠用。
此外，如果把我想講的話全說完，可能會招來批評：侵犯了共同計劃其他作者的指定領域，把個案變成綜合性的討論，甚至超過我們自訂的期限。如果中國的農業帝國官僚是軍事失利的原因，我的發現沒有理由只限定在1619年。亞瑟·韋利(ArthurWaley)曾翻譯1840年到1842年鴉片戰爭期間的中國文獻，在大後方所發生的問題和我的描述差不多，當時的管理者還是努爾哈赤的後代子孫。這番對農業官僚的批判，只要稍微修正，也可以用來形容中國海軍於1894年在黃海敗給日本。結論可以繼續延伸，解釋國民黨的蔣介石為何挫敗。基本上來說，直到20世紀，中國一直近似只有農業的社會，大體上是由官僚來管理。國民黨在政府組織上層創造出現代的外觀，但底子裏全國仍是村落的結合體，管理方式不可能比明朝或清朝更企業化。
這樣的困擾並非我們學者製造出來的，而是中國歷史的特色之一，而且特色一脈相連。事實上，組織的因果關係可以穿越時間，滲透進每個歷史事件的表裏和各個層面。在處理《劍橋中國史》時，我們的問題終於靠折衷之道而獲得解決。德國杜賓根(Tübingen)大學的提勒曼·格林(TilemannGrimm)教授夏天時來參與我們作者的研討會。他是《遠東雜誌》(OriensExtremus)的編輯之一，這本漢堡的漢學期刊曾在1970年刊登我的文章。這時我已寫好一萬字的遼東之役草稿，背景因素一應俱全。提勒曼同意帶回德國，和另外兩位編輯商量發表，我知道自己已盡了對一般讀者的責任，未來我只要從中摘取兩千五百字及兩張地圖，併入《劍橋中國史》即可。摘要只需有基本事實，再加一則註釋，讓讀者知道去哪裏進一步看到全貌。
但是，我個人對中國歷史的興趣偏重垂直面，而不是水平面的特定議題，早已帶給我不少麻煩，未來還會引起更多問題。這很難加以解釋，尤其是在我個人陷入沮喪及焦慮時。我似乎已有夠多的麻煩，沒有心力再去注意技術上的細節，這些微細的差別充其量也是抽象而遙遠。
我被解聘了。這是侮辱，也是羞恥。這個事實會永遠削弱我的尊嚴，有人主張我應該忘掉這整件事，全心投入創作。說這話的人不曾站在我的立場，我無法忘記這件事，因為別人也不可能忘記。無論我到哪裏，似乎都貼着不名譽的標籤，我被迫採取守勢，但又沒有反駁的機會。有能力的專業人士永遠不可能被解聘，這是大家的預期。失敗就是不名譽，沒有人會替你找借口。在大眾面前，我沒有能力去保護內人和小孩。
要我投入創作也是不切實際的說法。我沒有辦法再找到另一個職位。即使牟復禮和崔瑞德試着幫我忙，其他人也是，但沒有人會僱用一個剛被解聘的六十多歲的人。
格爾和我到京斯頓(Kingston)的社會福利局去。數周后我們收到通知，概略算計出，如果我在六十二歲時退休，每月可能收到四百美元的社會福利金。我的TIAA和CREF年金計劃可讓我每個月多添兩百美元。這些還不到我們每個月最低生活費的一半，更不要說房屋稅和其他雜項支出。我們也去研究失業津貼的可能性，京斯頓的失業處坐落在松叢路(PineGroveAvenue)，前身是鐵路車站，事實上，鐵路局的標誌還掛在牆上，一旁貼着新告示：“紐約州勞工局”。內部陳設和幾條街外的社會福利局差不多，一進門是接待處、鋼製的拱形椅、塞滿手冊的架子、依個案而散置不同地點的桌子。但是，只要匆匆一瞥，你就會發現氣氛毫不相同。在這裏等候的男人臉也不刮，襯衫起皺，他們的精神已枯萎了六、八或十二個星期。一名身穿黑衣的壯碩女子獨自坐着，看來心煩意亂。辦公室的佈置比社會福利局還破爛不堪，這裏根本欠缺那裏的安適與輕鬆。
我們被帶到一個地方，天花板垂下一個標誌：“初次申訴”。沒有椅子可坐，我必須抬起下巴和負責的女士對話。她坐在桌子後方，但位置比我們高了一台階，桌子則和我的視線同高。就像在法庭一樣，辯護律師必須抬頭向法官求情。她後方有一台正在轉動的電扇，讓她的聲音更容易傳達給我，而不是將我的聲音傳給她。
不過，這位女士倒是很願意幫忙。她清楚回答我的問題：是的，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同時領取社會福利金及失業津貼。她身子往前傾，給我看一份申請書，上面有兩欄，詢問申請人是否領取社會福利金和退休金。不過，她把表格只給我看一眼就收回去了。我必須等到真正失業時，這個案子才能受理。在此同時，她給我一本手冊。手冊說，申請人必須定期證明他沒有辦法找到工作，而遣散他的僱主可以質疑他的申請。我把手冊一丟。我已經受夠我的僱主了。
我的僱主是克里夫頓·小華頓(CliftonRWharton，Jr)博士，紐約州立大學校長，一年控制的預算接近十億美元，辦公室在奧本尼(Albany)。他寫信給崔瑞德：“在經費縮減計劃中，黃博士的表現或成就從不曾獲得負面評論。”但是，在紐普茲，為了要撇清批評，不願被人說他們受制於系及學校里的一小撮人，他們公開及私下都說自己做對了。如此一來，他們簡直在暗示，被解聘的人活該。你要求他們解釋時，他們會說，到奧本尼去訴苦吧。你到奧本尼去抗議時，只會見到代理副校長。他會說，都是各校自行決定。他會儘可能諂媚及同情你，同時抱怨自己的權限有多小。你當下便知，這個年薪四萬美元的官吏只會解決行政問題，不打算維持正義。我就坐在那裏，成為他的問題。為了正式遞出抱怨，你還必須經過工會。根據泰勒法案(TaylorLaw)，任何州立大學體系的員工，都必須接受UUP(UnitedUniversityProfessionals，大學專業人士聯合工會)的管轄，不管是否為工會會員。“我不知道。”工會代表說：“如果你想遞出抱怨函，我們會幫你忙。但我不知道成不成功，這張合約定得不好，上面的確寫着他們有權終止教學計劃。”我也可以上法院去告特定的行政人員。他知道非西方研究的危機處境，要我們保持耐心，他會去處理。多年來，他一直給我許多保證和解釋，有些書面的承諾自相矛盾，站不住腳。格爾還陪我去見律師，上了一堂陰謀、詐欺和欺騙的課。重點是紐約有部公務人員法。如果一個紐約州的公務人員被捲入民事訴訟，事涉“責任範圍和在職期間”，如果獲判賠償金，是由州政府來負擔，就像保險金一樣。附帶條件是，被告在被傳喚或接獲申訴時，應由首席檢察官來負責辯護。我真的希望和紐約州的法律人員牽扯不清嗎?而且由納稅人來負擔賠償金嗎?我甚至不想要回我的工作。我只希望能揭穿我被解聘背後的政治陰謀，以洗刷我的名譽。我必須找到同事當證人，三名同事願意替我作證，其中兩位更是十分熱心，但第四位就猶豫不決了。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后，我不得不放棄。但是，如果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我一定會被視為懦夫。我將符合一般人對中國佬的刻板印象：四處含糊其辭地抱怨，但必要時卻盡量避免正面迎戰。
在普林斯頓無眠的夜裏，我感覺血管中的憤怒逐漸擴大流竄。這時我開始體會到，有些人在正義不得伸張時，為何會喪失理性，變得很粗暴。我甚至做不到這一點，因為我的工作雖然不是很有創造力，但也隱含相當有趣的內涵，可以幫忙填補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間的差異，以學術研究的形式呈現，並出之以一個普通人的閑聊。上述論點正接近被接納的關鍵點，如果我再待久一些，也許會成功。
身為歷史學家，我有許多人沒有的優勢：我可以意識到命運的干涉。生命中許多事件的真實意義，由於我們涉入太深，因此無法自行評估，更不用說事發當時。一想到我到紐普茲是純粹意外造成的，我就覺得寬慰不少。如果航空公司職員沒有讓特定的兩位人士在特定的班機上緊鄰而坐，我很可能避免被解聘的命運。
1967年，格爾懷着傑夫時，我正在找工作。伊利諾有個工作等着我，但我們都不想回去。我正要飛到印地安那去面試，但那也不是我們的第一選擇。電話適時響起。紐普茲區域研究系的系主任彼得·萊特(PeterWright)問我，是否願意去教中國歷史。他才去過芝加哥，參加亞洲研究協會的年度大會，希望找到教師，但沒有收穫。在回程的飛機上，他的鄰座坐着我的朋友余英時。他們彼此介紹自己，當成開場白。為了讓故事更曲折有趣，其實余英時之所以和我在人生的旅途相遇，也算是一段奇遇。十六年前，也就是1946年時，我在中國東北遇到一位余協中先生，他是哈佛的歷史學碩士，是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參謀長。由於我是代理司令官的副官，因而有幸在總部的晚宴時坐在他旁邊。十六年後的1962年，我在安亞堡修歷史學的博士學位，剛從哈佛畢業的一位余教授，就成了我的指導老師。這位余教授，就是那位參謀長的兒子，後來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余英時這回去參加大會，也想替我在東岸謀職，不過也沒有成功。在下飛機前，他把我的姓名和住址給了萊特。
我去紐普茲面試，一切進行順利。除了大學的行政人員和區域研究系裏的教職員以外，我還接受歷史暨政治經濟系系主任的面試。一周后，我受雇為副教授，年薪一萬一千五百美元，足以符合我當時所需。
紐普茲離紐約市七十五英里遠，約當到奧本尼高速公路的中間點。它位於開茲奇爾(Catskills)山腳，山景秀麗，尤其是秋天來臨時，整個鄉間儘是一片紅、棕、橘、黃及紫色，間接點綴着殘綠。我於1967年開始在此地任教時，學校的特色之一就是注重對外國的研究。我們“賴以維生的課程”是“亞洲文明導讀”，是大學生的必修課，每學期通常有三到五百名學生註冊。每周在大禮堂授課一次，之後全班再分成二十組，接受十來位指導老師不同時段的教導。現在回想，這樣的安排對學生及教師而言，都是相當有益的訓練。在一般授課時段，中國歷史共有四堂課，也就是說，在四個五十分鐘內，必須講完中國文明，包括從天上到人間，從孔子到毛澤東。在不同的學期內，這四個主題我全都輪過。通常我說英文時不無瑕疵，有時省個元音，有時略過子音，有時多出個音節。講到激動時，我的前一個句子往往沒說完，在新主意的驅使下說出第二個句子時，不會向聽眾預告。但在一般授課時段，可不能容許這樣的缺點。授課內容必須經由麥克風傳送，面前是擠得滿滿的學生，座椅都沒划位。講者不知所云，或無法吸引他們的注意力時，學生就可能開始出走，首先是從後排的零落座位，然後是大廳，最後甚至當著講課者的面直接走出去。如果講得好，學生會以掌聲鼓勵，講不好課堂會陷入一片死寂。在學期中，授課者會被學生以不具名投票的方式評估。我必須不斷練習我的講課內容，通常借錄音機之助。幸好我一學期只要在大禮堂授課一次，有很多的時間準備。
不過，準備時最辛苦的部分是授課內容。乍看之下，似乎不可能在五十分鐘內涵蓋兩百多年的中國歷史(每分鐘四年)，或是在不到一小時內講述中國哲學，但又不能遺漏重點，否則同事在分組討論時便會無以為繼。只會丟出一長串歷史事件名單是不行的，散亂的事件必須彼此相連，整體組織成一個個分別獨立的故事，描述又必須詳實生動，抓住初學者的注意力。我的方法是先寫下所有初步的念頭，而後再慢慢充實內容。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之間，我被訓練成以大歷史的方式來思考。隨着授課過程的重複，多年下來我不斷尋找以最少的字來傳達中國文化與歷史的要義，並加強對事實的注重，以面對人數不少的聽眾。這番新經驗，加上我在中國的親身經歷，終於讓我產生熱情與使命感。
在紐普茲，我帶領的研究生並不多。大多數研究生是以教育學碩士為目標，因為這是想在紐約州教書的必備條件。關於他們的作業，我常常要與教育系系主任協調，他則讓我全權做主。這也是在小學校教書的好處。在名校中，教授很少不傷痕纍纍的，因為必須和同校的人類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科學學者辯論不休。紐普茲還常准我留職停薪，我因此可以獲得其他機構的研究獎金，但是，種種福利最終都要付出代價。
多年後，我看到一篇文章時才發現，在1960年到1970年這十年間，紐約州立大學的註冊人數增加四點四倍，教職員增加四點七倍，而同期間的預算則增加近八倍。事實上，我是在豐收期間被僱用的。而且，當時預期這種擴張現象還會持續，1980年的註冊人數預估是1970年時的兩倍。我們於1967年抵達校園時，到處都在進行工程，未來似乎是一片美景：老舊的校舍勢微，更流線形的新建築稱霸，以前的蘋果園紛紛剷平，由這些玻璃水泥的新建築取而代之。
大學前後三任校長影響我的任教。我從沒見過哈格提博士，他在我到任前不久就退休了。但我聽說，威廉·哈格提(WilliamJHaggerty)是個獨裁者，也是有魄力的人。當應徵者來接受教職員職務的面試時，據說哈格提會開車到車站去接，並搶着拿應徵者的公文包。冬天時，沒有人可以自行在校園內結冰的池塘里溜冰，必須等哈格提校長開着掃雪車上池塘，確定安全無虞才可以。由於他一直把紐普茲視為私人財產，許多教職員因而與他對立，但他有技巧也有能力去對付異議分子。他要他們離開，而有些人也真的走了。有一件事是哈格提絕不妥協的：所有的學生都必須接觸非西方文化。紐普茲的課程十分嚴格。最重要的，每名學生不論主修的是物理或音樂，都必須修過亞洲及非洲研究才能畢業。因此，此地的教職員很有國際色彩，在鄉間校園是相當罕見的景象。
代理校長呆了一年後，約翰·諾麥耶(JohnJNeumaier)於1968年秋季就任新校長。在這段過渡期間，發生了兩件事，影響全美國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紐約。一件發生在春季，一名年方二十、名叫馬克·洛德(MarkRudd)的哥倫比亞大學大三學生，反對在晨邊公園(MorningsidePark)興建體育館，因為這個建館行動充滿種族主義色彩，會侵害鄰近社區黑人的休閑娛樂區。抗議四起，校舍被霸佔，哥大在五月封閉。其後校園的騷動不安橫掃全美。在SDS(StudentsforaDemocraticSociety，民主社會學生聯盟)的帶領下，這運動的方式是藉由騷動，達到修正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的目的，並要美軍自越南撤軍。紐普茲最初並沒有捲入，但隨着運動的日益擴大，終於在諾麥耶任內時插上一腳。
另一個影響校園的因素是全國經濟。早期對無限制擴張的樂觀，後來證明並不切實際。1968年事實上是紐普茲的第一次預算刪減。更嚴重的問題是，在那段輕率的成長期間，並沒有加強與中間階層的聯繫。新宿舍啟用時發現的缺失更和全國趨勢同步。宿舍開始建造時，一般預期人口持續成長，自然資源無窮無盡，明天的錢會比較充裕。宿舍完工後，外表看來似乎符合建築師的特殊設計，整個區域都經過綠化，種了新樹苗，挖了人工池塘，但一旦搬進去住后，機械問題層出不窮。門常常卡住，警報器沒接上，許多房間內找不到桌子。沒有人清楚訪客的規矩何在，女學生理應有“個人宵禁”，但年輕女孩抱怨室友的男性訪客日夜耗在那裏，害她們無法過正常生活。在此同時，州立大學宣佈，一學年的住宿費用從三百八十美元調高到五百五十美元，調幅高達百分之四十五，而原先的費用就已經高過其他州立大學的平均住宿費了。無獨有偶，紐普茲教職員間欠缺內在凝聚力，擴張終於停頓時，更突顯這個問題。哈格提時期壓下來的許多爭議，在此時全部浮現。
諾麥耶出生於德國，英文不免有口音。不過，他的遣辭相當有詩意，因此聽來頗為悅耳。他先前擔任明尼蘇達木海德學院(MoorheadCollege)的校長，成效斐然。他介入地方政治，被認為是反戰人士，常形容敵人是“法西斯主義者”，朱璐·帕森(DrewPearson)還為此寫過專欄。有些不滿的教員批評他：“看看諾麥耶，他說起話來像是普羅分子，但從頭到腳穿得像布爾喬亞，穿着昂貴的成套西裝，打上領帶，別著金袖扣!”事實上，諾麥耶不是革命分子，也不曾宣稱自己是。我和他會面數次，知道他是那種學院派的進步分子，飽讀詩書，用意良善，但不清楚自己的立場。1970年，俄亥俄州國民兵槍殺四名肯特州立大學的學生。第二天，紐普茲的學生和教職員在舊行政大樓前舉行示威。諾麥耶抓起麥克風，表達他對他們的同情立場：“我的母親死在毒氣室里，唯一犯的罪就是從文化上來說，我們是猶太人!”當時在校園內的一項調查顯示，約三分之一的學生認同猶太教。
諾麥耶引以為傲的是，在全國動蕩時，紐普茲安然度過，毫髮無傷。如果妥善評估當時局勢后，必須承認他並非沒有功勞。SDS當時的策略是引發對立，一旦在某處點燃火花，勢必能火上加油。紐普茲可以說是發動致命一擊的適合舞台，一名認同SDS的學生已在校刊上發難：“諾麥耶博士到底以為他在騙誰?”校長吞下這個侮辱，更進一步認同極端主義的主張，這的確避免了校園在艱難時刻落入外來煽動者的陷阱。多年後，諾麥耶被指控在混亂時期採取放任政策，一夜間越共的旗子升上了紐普茲的教職員大樓。事實上，這種野蠻行為和行政單位的縱容沒有關係，實際上也沒有造成任何傷害。
但諾麥耶誤解了自己文理大學校長的角色。當時紐普茲還沒有找到順利運作的模式，諾麥耶的崇高情操完全起不了作用。即使他致力安撫弱勢團體，卻不曾觸及紐普茲的特殊組織問題。他見過我幾次面，因此會和我握手，和藹微笑，卻順口稱我為林博士或楊教授。且不要說會讓我不高興，這樣的無心疏失顯現諾麥耶雖然有心領導，卻忽視細節。他的校長任期持續到1972年，校刊暗示他是被迫辭職。
史丹利·考夫曼接任校長時，我正好留職停薪，人在英國。他曾擔任保齡球場(BowlingGreen)大學的學術副校長。1952年，他出書討論現代詩中的意象主義，二十年後，紐約以翻印聞名的八角形出版社(OctagonPress)認為，這本舊作值得重印限量發行。考夫曼做了一件讓我印象深刻的事，1973年，我人在劍橋，卻收到尚未謀面的校長的一封信。原來倫敦《觀察家》(Observer)特別報道李約瑟(JosephNeedham)博士，在周日出刊的當期雜誌上，封面照片為李約瑟、他的合作者魯桂珍博士和我正在討論學問。我寄了一本雜誌給我在紐普茲的資深同仁，而他再轉給考夫曼看。考夫曼校長居然不怕麻煩，親筆寫封橫渡大西洋的短函，說教職員中有人能在海外參與如此重大的研究計劃，實在令他與有榮焉。
直到今日，我還無法確定，考夫曼該為紐普茲的情況負多少責任。毫無疑問，許多傷害都是他接任的前四五年造成的。哥倫比亞和柏克萊等大學有穩定的基本結構，因此可以承受學生的騷動，不會喪失平衡，一旦不安的狂潮平息，秩序會再回來。但在哈格提的牢牢掌控及諾麥耶的容忍放任之後，很難收拾校園的殘局。1973年勞動節前的一星期，我重回紐普茲，必須翻閱學校的刊物，以便調適自己。教員的代表權，是后哈格提時代的重要議題，卻不曾有任何確定的形式。過渡的安排方式是創造出一個“組織委員會”，由三十二個系各派一個代表參加，會議總是演變成開放的討論會，很少有任何正面貢獻。更驚人的是大學課程，哈格提時代結構嚴謹的通識課程早已消失。現在除了英文和體育課以外，學生只要修主修科系的課程即可。教職員創造出各式各樣的新課程，從“女性意象”到“美國社會中的死亡”不等。還有一些“迷你課程”和“特殊主題課程”，課程設計急就章，內容含糊不清。我提議開亞洲文明導讀，看看選讀人數有多大的變化。這個一度是所有新生必修的課，最後只有七人選修。以前即使在我的一些選修課中，至少也有三十到四十名學生。
我看校刊時發現，在我回來前一星期，詹姆斯·麥考德(JamesMcCord)，也就是已定罪的“水門案七人小組”之一，獲邀在校園演講，這是“新生訓練課程系列”的一部分。學校的健康中心現在經營“避孕診所”，據說“診所的想法是，女性應該可以明智決定避孕的方法”，沒有人提到使用避孕藥可能引發的情緒問題。同一校刊中又說，宿舍內已設置“強暴防治中心”。勞動節前一周，熱浪侵襲赫遜中部地帶。在高溫惱人的氣候中，所見所聞都讓人極度沮喪憂鬱：新的水泥地面已經乾裂。野生蒲公英叢生。新建築物內沒有一個電子鐘準時，有的鐘已經搬走，只留鐵絲在空空的框架里搖搖晃晃，隨地都是煙蒂和糖果紙。
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懷疑史丹利·考夫曼碰到了問題，但他面對問題的方式是既突兀又偷偷摸摸。在學期開始時，他會找一群學生、少數教職員、部分行政人員等，舉辦非正式的集會，但地點不在校園內，也不在他家，而是在附近的山間小屋裏。我親自看到校長本人時，是在組織委員會中。這個鬆散的團體約有二三十人，欠缺方向，也沒有向心力，常常以下列開場白來通過決議：“鑒於……校長將會……”輪到考夫曼說話時，他會採取直率而對立的立場：“如果你們說我將會如何如何，我就不會如何如何!”不過，即使如此頑固，他還是得屈服於大家的意見。數星期後，他指定某教員擔任學術副校長，文書主任被他任命為助理副校長。組織委員會遞交給他一封信，問他有何權威創造出這些職務及頭銜，為何沒有請教教員就加以任命。考夫曼解釋，這些人的任命是基於“代理”性質，之後會送交組織委員會徵求同意。最後他大叫：“我不是壞人!”但組織委員會仍否定他的任命案。
考夫曼在公開場合得不到大多數的支持，因此聽任自己受制於少數有力人士的操縱。早在哈格提時代，他們就結黨，其中有些人反對這位前任校長的國際化課程。在諾麥耶的放任時代，也產生新的派系。更複雜的是，新法規定，紐普茲包括校長在內的行政人員，都必須由整體教員以不記名方式評鑒，如果沒有通過票數的肯定，就無法繼續生存。
考夫曼承認，有時他會被特定教員所刁難。有一次，我們在名叫“籬笆”(Hedges)的鄉間旅館舉辦歡送會，這位同事擔任系主任及院長多年，即將退休。也許是為了強調過去的事已成過去，考夫曼在舉杯祝賀時，以調侃和幽默的方式形容，這位老同事去校長辦公室有所要求時，態度是如何的專橫跋扈。我們一邊笑着，一邊不禁被背後的真相所嚇倒：校務原來是這樣處理的，也許連財務及人事管理也是。
批評人士說，考夫曼將許多校務授權給屬下負責，已出版的回憶錄也證實這一點。我個人深感不解，尤其想到幾位高階行政人員對我總是很友善，很講情理，只是在我被裁員后態度大變。是由誰做出的決策呢?即使在1978年的聖誕節假期，亞洲研究召集人還派人傳話給我：“叫雷不用擔心。告訴他，他沒什麼好擔心的。目前的確有行政的困難，但一定會解決。他只要專心於他的專業就行了。”但就在三個月以後，我被請去見校長談預算刪減的影響，意思就是要解聘了。我寫信給副校長華頓，請他調查整件事的始末，卻從未收到正面的回應。一周后，考夫曼辭職。在此同時，一份地方報紙《京斯頓自由人報》(TheKingstonFreeman)登出一篇社論，說紐普茲是“管理不良的學校，學生無心向學，常常脫序”。
為什麼我不早一點走?我試過，但不成功。轉折點早就發生在1967年，也就是我抵達紐普茲的那一年。當時我太滿意周遭的環境，忽略其他機會。十年後，工作機會大大減少，我的資深年資形成非常嚴重的障礙，更不用說我的年齡。我全心專註於學問，常常留職停薪，沒有待在校園內，讓我更難去注意各種可能的後續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能盡量往好處想：大學的整體註冊率可能會提高；令人擔心的裁員可能不會發生；萬一發生，行政當局可能會堅守政策，讓裁員不致波及有終身教職地位的教師。他們會依已公佈的指導方針行事，考慮到每位教員的優點。畢竟，紐普茲基本上不是太差的學府，有一段尚稱輝煌的過去，具備種種正面發展的因素，還有許多有才華的教師。校園坐落在如此優美的景緻中，也有許多便利的設備。
十年前，我從副校長薩繆爾·古德(SamuelBGould)手中獲得“繼續聘任”的終身教職時，文件上的確還有另一行文字：“你的受聘條件是基於董事會的政策，書面資料見於本校圖書館。”其中提到的文件的確指出，在大學出現財務問題時，可以取消我的持續聘用。十年後，在我被解聘后不久，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AssociationofUniversityProfessors，AAUP)寄出一封傳閱信，其中寫着：“許多紐約州立大學的教授，原先具備其他大學的終身教職身份，因此並不知道，紐約州大體系並沒有終身教職的有效保證。”但是我不能說自己不知情，就好像在簽商業契約時不去看契約上的小字。我有注意到裁員的條款，只是在1967、1968或1969年時，我根本無法想像，理論上可以撤銷的終身教職實際上居然會發生。當時我們對未來充滿美好的憧憬，期待從未實現的擴張。至於我個人，紐普茲是個理想地方，可以讓我將自己獨到研究的濃縮成果，直接展現在學生面前。在被裁員后，只要一想到在當年的芝加哥機場，余英時和彼得·萊特扣好安全帶準備起飛的那一剎那，我就更加相信命運的力量。兩個相鄰而坐的陌生人，在其後數分鐘開始閑聊，就此決定我和家人未來十年的命運。不過，真有這麼悲劇和命定嗎?我不能說一切已脫離我的掌握，至少我還不打算這麼承認。
在1979年夏天，我最擔心的是，工作喪失可能連帶摧毀我身為作家的身份。我還是歷史學教授時，將《萬曆十五年》的書稿交給愛德華·崔普。如果他得知我被解聘，不知做何感想。還有耶魯大學出版委員會，既然我被解聘的消息已經傳遍四方，如果他們拒絕書稿，出書的希望會更渺茫。
我和北京方面的接觸更是不穩定。他們說原則上可以接受中文版時，表達的只是意願，而非承諾。種種跡象顯示，部分編輯喜歡，但還必須通過我們無法得知的步驟，才能達到出版之路。無論如何，這本書都可能在中國引發很大的爭議。支持出書的人會說：“這是一本美籍華裔教授寫的書。”而反對的人會說：“有什麼了不起，他被紐約一個窮鄉僻壤的小學校所解聘!”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是共產主義國家，但沒有理由以為他們就會沒有學術上的勢利。在這個國家，所有作家和學者至少和外界隔離了十二年，一旦驟然面對刺眼的陽光，而且也不確定極左派人士是否重新掌權，絕大多數的官吏自然不願接觸風險太高的事。對膽子比較大的人來說，他們總要取得權威地位，來支撐他們的做法。在中國，教授備受尊敬，可以忍受政治迫害，但絕不可以像領日薪的工人一樣被開除，這是尊嚴掃地的事。總之，我被遣散的消息一旦傳開，支持我出書的人一定會收手。
1979年，中國仍受到美國大眾媒體的關愛和青睞。鄧小平成為《時代》雜誌的年度風雲人物，他訪問美國，足足成為一周的電視要聞。中國反擊越南時，驚訝的成分多，譴責的成分少。美國各式各樣的代表團接受北京當局款待茅台和烤鴨，回國后都有一堆愉悅的故事可以說。中美貿易點燃很大的希望，但對我們來說，過去已看過太多同樣的事，不需要是智者也可以預測，這種幸福的感覺註定會消失，不可能持續太久。我已對自己的研究所學生解釋，美國大眾有時把中國當成白雪公主，有時當成是老巫婆。中國這個大國和美國的結構完全不同，又經過一段漫長的革命期和調適期，未來發展絕不可能太簡單。有時我們這些“圈內人”也會覺得困惑。錯誤的訊息和過度的期許太多，媒體必須選擇高度相關的新聞來報道，如果沒有深入的闡釋，報道可能要不就強調中國的純真與魅力，要不然就揭發種種令人作嘔的故事和不堪回首的過去。無論有意或無意，觀點的轉換都是為了迎合美國人的心情，而且通常走極端，而不是在捕捉中國當時的變化。這些變化鮮少報道，即使有，也不是為了頭條新聞中提到的原因。
事實上，在1979年，雖然從中國傳來令人鼓舞的消息，加強了在美國的“賣點”，但從各種渠道和全球各地的中文報道，就可以搜集到足夠的資料，好在下一波詆毀中國風潮時出書，大大賺一筆。對我來說，最駭人聽聞的是“文革”時安徽發生的飢荒，詳情慘不忍睹，此處不宜刊出。很少西方人會聽過以下的事：根據在香港出版的兩大冊資料詳實的“文革”文集，總參謀長之一的黃永勝將軍，連續兩年都定期派三名屬下，觀察毛澤東和周恩來接受外國媒體訪問。西方人也不太可能知道，兩個人在石家莊被處決，因為他們從四川帶走一百多名婦女，到河北省販賣。在1979年，若干西方遊客抱怨，去中國旅行時，無法接觸到當地居民。但一名美籍華裔婦女在紐約為文揭露，她到中國內陸旅行時，即使買的是三等艙車票，也一定會被帶到頭等艙。她提出抗議時，管理員告訴她，一般艙等的情況不適合她，對習於西方生活標準的人來說，食物是不能吃的。之後，她發現這一切都沒說錯。更令人不安的是，管理員對三等艙的農民態度粗魯，毫無同情心，完全不同於許多作家和製片家形容的真誠友善。搭渡輪過長江的人指出，在只容站位的那一區，有些遊客根本看不到河景，因為有好幾層的人堵住了視野。中國物資欠缺，海外妯娌回國探親時，自動提出在離開時會留下內衣，好讓窮苦的親戚穿。在中國的部分地區，木材及竹子受到管制，市場上因此看不到筷子。中國人到美國時，會清洗野餐用的免洗塑料刀叉，拿回去給小孩當玩具。北京能用的木材已製成苦力的挑竿，這些挑竿又堅固又容易彎曲，非常適合丹麥設計的現代傢具。一些聰明人想出如何用來製作沙發和座椅，自行動手的過程形成風潮，無數的辦公室員工因為無事可做，開始傳授技巧，將普羅階級的用具，改造成中產階級的擺設。
上述種種沮喪甚至氣餒的消息，都必須和其他振奮鼓舞的情況並列才行，共同顯示出大規模的轉變正在進行。我可以毫不臉紅地說，大歷史的概念不失為產生深度詮釋的工具。1979年，中國尚未完成長期的奮鬥，尚未將國家從農業官僚體系轉化成現代國家，為達成現代國家的境界，全國必須可以進行貨幣上的管理，而不只是意識形態一致而已。我們從中國接受到的訊息乍看之下雖然紊亂而自相矛盾，但其真正本質指出，奮鬥的終極實現已經不遠。這個國家的眼光不再只看到自己，就已經是很有希望的跡象。也就是說，中國將採取競爭的態勢，和全球其他國家面對面，為達此目的，內部組織必須合理化。
我的立論很簡單：為理解今日的中國，我們必須回溯和西方國家對峙時期，因此必須將基線往後延伸，到鴉片戰爭前兩百多年。在過去，美國觀察家對中國的立場從偏愛擺盪到不友善，因為他們對兩國之間結構上的差異深感不耐，常常低估問題所在，不論就本質或就面向而言。因此，他們可能輕易被虛假的希望點燃，希望破滅時，也很容易產生情緒上的反應。但事實上，傳統中國有非常長的莖梗，無法以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來隱藏。其次，歷史學家不能以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或法律專家自居，這些標籤和分工手法必須置於歷史真相之後，歷史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我們必須記住，在我們現行的學院派分工模式中，將人類努力成果分為法律、政府、經濟、社會學等等，反映出現代西方固定的狀況，卻無法有效用以測量中國的深度。在中國，哲學理念可能轉成法理學，政府運作總是和家族扯上關係，國家的儀式化過程含有宗教力量。也就是說，雙方的結構不一致，不能做水平的延伸。這樣的差別一開始就將中國和現代西方世界分開，如果忽略此種根本上的差異，卻問中國為何不符合西方的期許，是很笨拙的。
擴大參考架構的優勢在於，一旦界線清楚，才更容易看到長期的發展。在國共內戰後三分之一世紀的今天(譯按：作者撰作本書時)，就歷史觀點來看，甚至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可以視為不只是對手，而且還在一個巨大的運動中互補，只是彼此偶有重疊。以此觀點視之，我們閱讀中國現代歷史時，就不會連連沮喪，反而會看到全本的戲劇在眼前開展，朝向可以描述的結局，不再缺乏希望與期許，縱使還會有挫敗及暫時的逆轉。中國歷史很可能即將融入世界歷史，不但是空前的進展，而且是實質上的融和，許多事實和事件都可以支持這個樂觀論調。歷史學家只要定出時期的前端及後端，其間的里程碑會展現出一致的直線進展。沒有一件事會被隱藏或消除，沒有一件事會無法詮釋，也不會只重複過去的錯誤。西方的歷史經驗也可以證實這段歷史。
我很清楚，採取這樣的立場讓我孤立無援。多數歷史學家不在乎重新評估遠古的事件，甚至以誇張的角度來看古代的偉人。但我認為，即使是蔣介石和毛澤東的作為，也應該被放在三四百年的歷史架構內來審視，他們的意見並非對歷史問題的肯定解答，他們終究必須吸納入歷史學家的視野。我的這番見解很可能讓自己顯得傲慢荒謬，甚至有挑釁和引發分裂之嫌。數年前，已故教授亞瑟·萊特看完我的立論后，對我說：“如果你想確定你的九十五點主張，就要讓別人知道這些是你的九十五點主張。”我設法找到一位正直又有名的編輯，他對我的史學觀很有興趣。但他試着出版我的作品卻沒有成功，事後寫信給我表示，為了要被接受，“必須很有名氣，才能靠本身的威望壓垮敵人。”
在上述的建議中，一是強調權威的存在，一是反抗權威，讓我十分困惑，左思右想，徒勞無功。事實上，在我一生中從來不打算當極端分子，更不用說要像馬丁·路德一樣，開啟另一波宗教改革。我甚至沒有打算宣稱自己的原創地位。對我來說，大歷史的概念是無意間得之，是生活經驗的一部分。在美國當研究生和勞工時，我常被在中國的痛苦回憶所折磨，不時陷入沉思。後來當教師，拿着麥克風站在五百名大學生前，無法立即解釋：為何康有為失敗了，孫中山失敗了，袁世凱失敗了，張作霖失敗了，陳獨秀失敗了，蔣介石失敗了，而毛澤東也失敗了。為使我的講課內容前後一致又有說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說，中國的問題大於上述人士努力的總和。中國文明將和西方文明融和的說法，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階段的失敗必須被視為階段的調適，以達成一致的終點。對我們這些有后見之識的人來說，這點很明顯，但舞台上的演員看不到。上述推論已夠驚人，而前景中現代科技的加速演進，使我們不能將昨日的頭條新聞視為當代事件，必須當成歷史來處理。上述種種因素讓我沒有太多選擇。
然而，在1979年，我卻置身於非常狼狽的處境；一方面，隨着中國的開放，有很多機會參與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的對話。另一方面，有威望才有資格提貢獻，我卻在這個關鍵時期被一個小學校解聘。我申請參加美籍明清專家訪問中國大陸代表團，該活動是由“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交流委員會”(CommitteeonScholarlyCommunicationwiththePRC)所贊助，但我卻被拒絕，這顯然無法建立我的可信度和影響力。我的中英書稿結果如何，仍然讓我焦慮不已。這本書並非宣揚我的史學方法，而是展現帝制中國末期的切片。送到耶魯的英文書名是《1587年，無關緊要的一年》(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送到北京中華書局的書名是《萬曆十五年》。這本書有雙重目的：一是將現代中國的底線往後推移，事實上是移到鴉片戰爭前兩百五十三年。歷史顯示，當代中國所面對的問題，早在當時就已存在。另一目的是證明，我的大歷史理論既不是教條，也不粗糙或無聊。作者必須花一段時間獨處，才能發展出電眼般的視野。如果讀者願意，可以和作者一起探討中國歷史上許多有趣的細節，以其他方式就做不到。看來似乎瑣碎，但卻可以拼湊出一個完整的圖形。我會不時在書中發發議論，但整體而言，這本書是敘述性的歷史書籍，大學生和一般讀者應該可以接受。
問題是，雖然我不免自戀，但決定出版的人可能會說，在處理學術內容時，我應該遵照學術的格式，先要有術語和定義，然後再把我的論點定義在歷史的某個分支之內。如果建議是由商業出版社來出書，那麼我就應該讓主題更為輕鬆有趣。註釋必須剔除，內容要重新編排，讓住在郊區的讀者能放鬆自己，這才是將產品推到市場上的唯一方法。
我聽得太多了。
8月初，《劍橋中國史》在普林斯頓的工作坊有個長長的周末假期。那個星期五和下個星期一都不開會，也沒有特別活動，讓我們可以偷溜出去幾天。格爾已經來電多次，要我去曼菲斯住幾天，但我出發前，在傑斯特圖書館被幾件事耽擱了。
我被解聘對內人的影響更大。整個春天，我們都在討論是否該採取法律行動，去上訴是否可以挽回尊嚴，或反而更糟。這樣的困境只會讓神經更緊張。在曼菲斯，她的處境也很艱難，必須將我們的情況對南部內陸的親戚解釋。他們都知道，她嫁了一位華裔教授，但他們一輩子從未聽說教授也會被“遣散”。她最擔憂的，還是傑夫和我的心情，有一次她吩咐我：“你一定要照顧自己的健康。”又有一次，她說：“我希望可以早點遇到你，我們就會有更多時間在一起。”許多晚上，我獨自輾轉反側時，這些話常在耳邊迴響。
就財務上來說，這趟行程似乎一點也不實際。再有三星期，工作坊就要結束，在此之前搭飛機住個兩晚，似乎很奢侈，而且這時我們更應該開始盤算皮包里的每一分錢。
然而，這五天來事情有了重大發展。我接到耶魯大學出版社的來信，愛德華·崔普再度抱歉《萬曆十五年》的決定延遲了這麼久。但他告訴我，審稿人的報告來了，非常有好感。除了部分語句的改進以外，他覺得沒有地方要重寫，章節就依原稿排列方式。事實上，崔普還附上審稿人的報告，他的結論如下：“你現在只需等到9月中旬，我們的出版委員會將開會做最後決定。不過，有這樣的報告，我想你無需擔心。”說也奇怪，信是在十天前寫的。但瓊斯廳的分信人把這麼重要的信放錯信箱，讓我心又多懸了一星期。碰巧哈維也從普吉西來信。信的開頭就很樂觀：“從中國來的好消息!”他的妹夫黃苗子已拜訪我的朋友廖沫沙，他在北京的朝陽醫院養病。黃苗子請廖沫沙寫中文版的序，他認為希望很大。沫沙是我四十一年前的好友兼室友，那時我們都在為《抗戰日報》工作，我已有三十七年沒有看到他了。他當然是三大異議分子之一，諷刺文章引來極左分子的批評，批評聲浪愈來愈大，最後形成文化大革命。他曾遭下獄、拷打、被送到森林中的農場作苦工，長達十年以上。最後他終於回來，隨時可能正式獲得平反，如果可以借重他的名字，這本書要在中國出版應該不會太難。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毫無王牌，但也沒有理由繼續灰心。
我的當前問題是，興奮緊接着長時期的鬱悶后而來，讓我完全不知所措。以這趟曼菲斯之行來說，我出發時並沒有留太多時間。我的車子停在普林斯頓客房和火車站之間的停車場上。停車場前方是個名叫“哇哇”(Wawa)的食品市集，我替自己外帶了一份雞肉沙拉三明治和一杯咖啡。已經過了下午一點，但我卻還沒有吃午餐。過去數星期以來，我的生活一團糟，一定讓我丟三落四。我的車子停在同一個車位，但車子裏是成箱的書，是我從紐普茲帶來的參考資料，結果不但沒看，甚至也沒拿出來。油量在最低點，能否開到機場都成問題。幸運的是，這是個偶數日，我的紐約車牌AUG188是偶數號碼，所以我可以買三美元的汽油。我在城外不遠的加油站加完油，時間不多了，我急着趕到機場去，居然在普林斯頓南方一處路標不明顯的地方迷了路。我停下車來向一名婦女問路，但也沒有用，她指引的方向讓我在一堆次級公路中打轉。路也太多了。忽然之間，我回想自己問的是去“機場”的路，並沒有指明是在川頓(Trenton)的馬瑟郡(MercerCounty)機場。如果她指錯方向，該怪的是我。又過了十五分鐘，才把錯誤更正回來，解決之道是把車重新開回一號公路，才能直接開到機場。這時每一分鐘都很重要，我很可能錯失接泊的班機。我轉向295號州際公路時開始下起雨來，傾盆大雨夾着打雷。信不信，這時擋風板上的雨刷居然不肯動。1971年出廠的杜林(Torino)已經有九年的歷史，到普林斯頓后就很少使用。我想不起來上一次是什麼時候開過，也記不起來何時在雨中開車。現在雨刷既然不肯動，前方是一道洪流，只有一小片玻璃擋着。我打開閃光燈，搖開車窗，在暴風雨中探頭看前方的路。在一剎那間我咒罵自己：如果我沒有走錯路，或是提早半小時出發，就不會發生這些事。但下一分鐘常識警告我，現在正是發生車禍的絕佳時刻：在情緒上很着急，設備有所缺失，路面危險，天氣又不佳。想着想着，車速不禁慢下來。車子以蝸步前進，而且貼着路旁，避免接觸其他的車輛。我聞到雨的味道，雨水流進眼睛、鼻子裏、沿着衣領流進襯衫里，微微刺痛。最後五英里路彷彿沒完沒了的奮鬥。
開完最後一段高速公路時，暴雨也停了。雨並不是突然消失，而是被風刮向東北方，一半的天空寧靜發亮，另一半陰森黑暗，下方新澤西的平地也就分成兩半。幸好我前幾天曾親自來買機票，對機場方位還算有印象，停車不成問題。我跑進建築物中，發現接泊機還停在那裏，鬆了一口氣。一定是因為暴雨才多停留了數分鐘。我是最後登機的人，發現機上還有不少空位。我挑了個靠窗的位置，喘氣看着這架雙引擎的渦輪推進接泊機起飛。飛機着陸的輪子不比飛盤大多少，在濕漉漉的水泥地上濺起水花，但離地面后仍然運轉，直到摩擦后才完全停下來。着陸裝置並沒有收入機身里，因為毫無必要。我們正在進行短距離的飛行，會先停在北費城，然後再飛到國際機場。通過德拉瓦河上的惠特曼橋時，看到後備役的海軍艦隊，包括各式各樣的船，整隊船艦在解除武裝后靜靜停在水上。
到費城國際機場時，我才發現我們的班機延誤了。該班飛機應該是來自北方，受制於氣候狀況而無法準時起飛。最後飛機終於抵達，我們上了飛機，飛到匹茲堡，但已經延後一個多小時，往曼菲斯的班機不等我們就飛走了。機長在飛機滑向航站大廈時，透過對講機宣佈這個壞消息，建議錯過班次的旅客去櫃枱安排住宿。對航空公司來說，這些事必定是家常便飯。飛機一着陸，我們沒有花太久的時間適應，一輛轎車把我們接到匹茲堡郊區的一間高聳的汽車旅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長途電話，我怕格爾已經到曼菲斯機場，怕她打電話到普林斯頓客房又找不到我。我必須拜託經理傳達我的訊息，報上我的名字、班機號碼和明天抵達的時間。最重要的是，我求他一定要告訴她我人在匹茲堡。一般主管不會願意跑這種差事。他們會說：“噢，可是人人都應該有自己的電話。”但讓我鬆了一口氣的是，這位親切的經理老遠就說：“好的好的，黃先生，旅途愉快。明天見。”
我甚至不知道這家汽車旅館的名稱。不過我注意到，建築物仍相當新，玻璃窗還染色，但住房還不到半滿。電話亭附近有幾台販賣機，還有微波爐，可以讓人加熱康寶濃湯和灑上番茄醬的成杯意大利麵。這一整天忙進忙出，讓我沒什麼食慾，即使在飛機上，我也幾乎沒碰機上供應的小點心。現在看到食物卻讓我想起，我把咖啡和雞肉沙拉三明治留在車子裏，就放在書旁。在酷熱的夏天，食物和書必須一起放在鐵皮車頂之下達三天之久。如果咖啡倒了一地，我也不會吃驚。
洗完澡后倒在床上，我才漸漸回過神來。我一生中總是到處奔波，總是急急忙忙，有時會開始同情自己。為什麼我不能放輕鬆?一份三明治、一杯咖啡、一輛車，甚至一堆書算什麼呢?這些書不過是明朝的記錄，是四百年前的文告和事件的再制資料，其中虛虛實實，實實虛虛。如果我的書能出版，我的參考書就已經達成目的。另一方面來說，如果我的書稿永遠找不到書商，我的藏書即使保持嶄新狀態，價值也不會增加。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應該學會和未知的力量妥協。今天早上，我很確定晚上會和內人及小孩在一起，誰會想到我會睡在匹茲堡的旅館裏，讓計劃好的周末幾乎只剩下一半?我應該容忍不可預測的力量，做好調適，即使永不放棄目標。
我無法辨別自己在匹茲堡的哪個區域。匹茲堡是個有趣的城市，這倒是可以確定的。數年前我們來過這個地方，卻走錯方位，只看到貧民窟。又有一次是從上方飛過，飛機的高度在城市天空線以下，景象非常特殊，你可以形容是看盡遠方摩天樓的中層窗戶。這次是從山路進城，看到現代化的建築和快餐店，附近的岩石上有許多松樹。同一個地方，觀點不同，視野就不同，全部加總，生命因而更有趣。
我還沒告訴格爾，如果這兩本書可以出版，我應該認真考慮寫回憶錄，不過不是一般定義的回憶錄。在美國，寫回憶錄的人包括前總統、前國務卿、四星上將、文人、男女演員或是黑手黨頭子和應召女郎。我不屬於任何一類。我的回憶錄可能不情不願，是一個平民請求妻子允許犧牲一部分的私隱權，以贏取肯定，不過不是為了他自己，而是為了他的背景，為了特定的歷史史觀。
我一輩子中從來不曾認真考慮加入任何精英團體。我不曾享有聲望，也不可能在人生的這個階段，才在學術圈建立權威地位，更不要說我最近的恥辱。我應該持續找工作，申請研究獎金，但我最近開始嘗試，卻發現前景不是太看好。我會有工作，但翻譯工作卻有違我的想法和目標。
讓我這麼說吧：菲德瑞克·傑克森·透納(FrederickJacksonTurner)是美國歷史學界的名人。在上個世紀交替期間，他以“邊疆理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他主張，美國的邊疆不斷往後退，有助於美國形成民主體制。透納是位出色的作家和演說家，卻不是好教師。他指導了許多博士論文，徒子徒孫將他的理論演繹成內在邊疆和外在邊疆、首要邊疆和次要邊疆、初期邊疆和晚期邊疆、北方邊疆和南方邊疆。種種努力只造就出一個透納，卻製造出許多模仿者。他們欠缺自己的想法，因此減弱了透納主題原有的活潑精神。在美國大學裏教授中國歷史，雖然處理方式不盡相同，但就某些方面來說更糟。最大的障礙是，中國領域的史學家往往模仿歐洲和美國的史學家。在英國歷史學家中，有研究都鐸時期的法律專家，許多美國史學家則以殖民時期和外交政策作為專業領域，因此中國歷史想必能找到相符合的領域。一旦位置確定，由教師帶領學生將歷史分解成小部分的同樣過程，就會被視為理所當然。論文題目競相以罕見為尚，似乎主題愈難以理解，就愈有學術的原創性，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亟需探討的廣大領域完全不受重視。既然學術出版只是為了學術研究者本身，是否卓越就不在一般大眾考量之內。
這樣的方法有嚴重的缺陷，也許最大的風險來自於將許多年輕學者制約在短視和地方化的視野，讓他們來不及習慣中國問題的廣大無邊，也就是說，藉著中央集權化的官僚管理，操縱整個國家。那些學者所提出的批評，通常是基於西方體制的邏輯，到目前為止和中國並不相關。他們急於將這樣的邏輯應用在中國，不管技術上是否可行，反而可能使邏輯更無法適用。不過，仍然有部分學者研究中國的遠古時代，卻沒有提出和現代相關的問題。就我的觀點而言，這實在是很可悲的浪費，因為當中國歷史和西方歷史即將融合之際，所有的中國歷史學家都應該對此目標有所貢獻。如果看到事情無可避免要發生，卻不曾努力讓自己的辛苦不白費，簡直是故意自外於這一切。
我相信許多同事都意識到這些缺失和風險，有些人私下表達他們的關切，但要快速調適並不容易。即使是西方世界的學院派人物，都無法避免自身的官僚架構。這個問題牽涉到經費、權威、傳統、組織、教材、課程、出版標準、來自其他系的壓力、大學間的敵對競爭等等。急着改變可能重蹈馬克·洛德的覆轍，或是正如亞瑟·萊特指出，要先確定九十五點主張。現在，沒有任何學術單位的牽絆，也沒有任何工作可喪失，我終於可以行使作者的特權。
回憶錄的形式可以讓我和一般讀者對談。由出版社最近出版中國書籍的數量，可以得知美國大眾對中國感到興趣。我想呈現的是站在美國立場的我，在我六十一歲的生命中，絕大部分的時間可以平均分成中國和美國兩部分，我在中國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國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後五年是以美國公民的身份。其他六年則呆在印度、緬甸、日本及英國。我的文化背景和語言訓練來自中國，但我對歷史的了解，包括對中國歷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國數十年所發展出來的。我可以說，如果我沒有離開中國，就不會有今天這番認識。如果我只在這個國家住了五年或十年，也不會有相同的了解。安·泰勒(AnnTyler)曾說，她在街上無意中聽到一段對話后，必須讓話語在頭腦里漂流一段時間后，才會說“我懂了”。再加上文化差異，我如果要具備類似的反省力量，其教育過程遠比一般人的想像還要長。但我反省分析的方法，基本上和小說家沒有太大的不同。我閱讀的東西，聽過的對話，在中國見證的事件，都只有在我遷居多年後才產生意義。由於離主體很遠，又有夠長的時間來發展后見之明，終於可以輪到我說，“我懂了”。此處沒有必要引入術語和定義，如果觀察者確有能耐，就可以從事件和稍縱即逝的念頭中報道事情原委。
從我的觀點來看，這件事比起和紐普茲糾纏不清重要多了。至少我在被遣散前已開啟大歷史的理論，我將出版的書也已指點不同的方向。我希望格爾可以同意，對我而言，如果要進行這個計劃，她的持續支持和犧牲是不可或缺的。
擴大參考架構的優勢在於，一旦界線清楚，才更容易看到長期的發展。在國共內戰後三分之一世紀的今天(譯按：作者撰作本書時)，就歷史觀點來看，甚至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可以視為不只是對手，而且還在一個巨大的運動中互補，只是彼此偶有重疊。以此觀點視之，我們閱讀中國現代歷史時，就不會連連沮喪，反而會看到全本的戲劇在眼前開展，朝向可以描述的結局，不再缺乏希望與期許，縱使還會有挫敗及暫時的逆轉。中國歷史很可能即將融入世界歷史，不但是空前的進展，而且是實質上的融和，許多事實和事件都可以支持這個樂觀論調。歷史學家只要定出時期的前端及後端，其間的里程碑會展現出一致的直線進展。沒有一件事會被隱藏或消除，沒有一件事會無法詮釋，也不會只重複過去的錯誤。西方的歷史經驗也可以證實這段歷史。
我很清楚，採取這樣的立場讓我孤立無援。多數歷史學家不在乎重新評估遠古的事件，甚至以誇張的角度來看古代的偉人。但我認為，即使是蔣介石和毛澤東的作為，也應該被放在三四百年的歷史架構內來審視，他們的意見並非對歷史問題的肯定解答，他們終究必須吸納入歷史學家的視野。我的這番見解很可能讓自己顯得傲慢荒謬，甚至有挑釁和引發分裂之嫌。數年前，已故教授亞瑟·萊特看完我的立論后，對我說：“如果你想確定你的九十五點主張，就要讓別人知道這些是你的九十五點主張。”我設法找到一位正直又有名的編輯，他對我的史學觀很有興趣。但他試着出版我的作品卻沒有成功，事後寫信給我表示，為了要被接受，“必須很有名氣，才能靠本身的威望壓垮敵人。”
在上述的建議中，一是強調權威的存在，一是反抗權威，讓我十分困惑，左思右想，徒勞無功。事實上，在我一生中從來不打算當極端分子，更不用說要像馬丁·路德一樣，開啟另一波宗教改革。我甚至沒有打算宣稱自己的原創地位。對我來說，大歷史的概念是無意間得之，是生活經驗的一部分。在美國當研究生和勞工時，我常被在中國的痛苦回憶所折磨，不時陷入沉思。後來當教師，拿着麥克風站在五百名大學生前，無法立即解釋：為何康有為失敗了，孫中山失敗了，袁世凱失敗了，張作霖失敗了，陳獨秀失敗了，蔣介石失敗了，而毛澤東也失敗了。為使我的講課內容前後一致又有說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說，中國的問題大於上述人士努力的總和。中國文明將和西方文明融和的說法，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階段的失敗必須被視為階段的調適，以達成一致的終點。對我們這些有后見之識的人來說，這點很明顯，但舞台上的演員看不到。上述推論已夠驚人，而前景中現代科技的加速演進，使我們不能將昨日的頭條新聞視為當代事件，必須當成歷史來處理。上述種種因素讓我沒有太多選擇。
問題是，雖然我不免自戀，但決定出版的人可能會說，在處理學術內容時，我應該遵照學術的格式，先要有術語和定義，然後再把我的論點定義在歷史的某個分支之內。如果建議是由商業出版社來出書，那麼我就應該讓主題更為輕鬆有趣。註釋必須剔除，內容要重新編排，讓住在郊區的讀者能放鬆自己，這才是將產品推到市場上的唯一方法。
我聽得太多了。
8月初，《劍橋中國史》在普林斯頓的工作坊有個長長的周末假期。那個星期五和下個星期一都不開會，也沒有特別活動，讓我們可以偷溜出去幾天。格爾已經來電多次，要我去曼菲斯住幾天，但我出發前，在傑斯特圖書館被幾件事耽擱了。
我被解聘對內人的影響更大。整個春天，我們都在討論是否該採取法律行動，去上訴是否可以挽回尊嚴，或反而更糟。這樣的困境只會讓神經更緊張。在曼菲斯，她的處境也很艱難，必須將我們的情況對南部內陸的親戚解釋。他們都知道，她嫁了一位華裔教授，但他們一輩子從未聽說教授也會被“遣散”。她最擔憂的，還是傑夫和我的心情，有一次她吩咐我：“你一定要照顧自己的健康。”又有一次，她說：“我希望可以早點遇到你，我們就會有更多時間在一起。”許多晚上，我獨自輾轉反側時，這些話常在耳邊迴響。
就財務上來說，這趟行程似乎一點也不實際。再有三星期，工作坊就要結束，在此之前搭飛機住個兩晚，似乎很奢侈，而且這時我們更應該開始盤算皮包里的每一分錢。
然而，這五天來事情有了重大發展。我接到耶魯大學出版社的來信，愛德華·崔普再度抱歉《萬曆十五年》的決定延遲了這麼久。但他告訴我，審稿人的報告來了，非常有好感。除了部分語句的改進以外，他覺得沒有地方要重寫，章節就依原稿排列方式。事實上，崔普還附上審稿人的報告，他的結論如下：“你現在只需等到9月中旬，我們的出版委員會將開會做最後決定。不過，有這樣的報告，我想你無需擔心。”說也奇怪，信是在十天前寫的。但瓊斯廳的分信人把這麼重要的信放錯信箱，讓我心又多懸了一星期。碰巧哈維也從普吉西來信。信的開頭就很樂觀：“從中國來的好消息!”他的妹夫黃苗子已拜訪我的朋友廖沫沙，他在北京的朝陽醫院養病。黃苗子請廖沫沙寫中文版的序，他認為希望很大。沫沙是我四十一年前的好友兼室友，那時我們都在為《抗戰日報》工作，我已有三十七年沒有看到他了。他當然是三大異議分子之一，諷刺文章引來極左分子的批評，批評聲浪愈來愈大，最後形成文化大革命。他曾遭下獄、拷打、被送到森林中的農場作苦工，長達十年以上。最後他終於回來，隨時可能正式獲得平反，如果可以借重他的名字，這本書要在中國出版應該不會太難。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毫無王牌，但也沒有理由繼續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