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我所付出的代價(2)

第二部 我所付出的代價(2)

安亞堡,密歇根

1952年9月我進入密歇根大學部時,並沒有想到自己會變成歷史學家,更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會研究明史,理出一套方法,再將歷史投射到現在,並逆轉推論,證實我對帝制中國時期的發現。如果我可以預見這項任務的艱辛,我一定會退避三舍。

在1952年,我只是想到,以我在國民黨軍隊長達十二多年的資歷,我有很多經驗可說,因此我選擇主修新聞學。我已申請數所大學,全部都在中西部地區,也都名列前十大。密歇根不只最先給我入學許可,而且因為認可我畢業自雷溫烏茲要塞的參謀大學,還給我十二個後備軍官訓練團(ROTC)學分。我還想像,如果我更用功一點,也許可以在兩年內取得碩士學位。目標果然實現。但對我來說,畢業就是失業。可以理解的是,如果不會說道地的美語,無法有一支快筆符合截稿期限的要求,要找新聞界的工作非常難。但是,當時也不會有人雇我去整理圖片或編排索引。我試過出版業,但只是增加一些被拒絕的經驗而已。有一份雜誌沒有拒絕我,還替我的一篇文章印三十五份抽印本。那篇文章登在《太平洋歷史評論》(ThePacificHistoricalReview)。

同時我對歷史的興趣也被激活了。“至於這個,”我的朋友和老師都警告我,“別無捷徑。你可能要念個博士學位。”有人還說,這個最高學位是在大學教書的通行卡。十年後我才拿到我的通行卡。1964年,在密歇根大學體育館裏,我們看到校長將一頂米藍色的方巾,放在詹森總統頭上,因此這位大社會(GreatSociety)的發起人,就能以名譽法學博士的身份,向畢業班致辭。現在我衣櫃中也有一式一樣的方巾,是我憑一己之力在同樣場合獲得的。詹森總統戴着方巾離開密大,搭乘直升機離去后,我也收好自己的方巾,不久后就收到一通來自伊利諾州艾德華維爾(Edwardsville)的電話。我成為南伊利諾大學助理教授,並在此遇到我未來的妻子格爾。

不久前席得尼·胡克(SydneyHook)發表一篇文章,名為《天空中的賭場》(CasinointheSky),強調機遇和事件可以改變人的命運。我完全信服這種說法。在我一生中,我常必須在特定時點做出關鍵決定。回顧過去,我不確定當時是否由自己來下決定,似乎是決定等着我。

我到安亞堡前的經歷如下:

我在東北的任務之旅沒有太久。1946年6月初,我從長春回到瀋陽,參加到美國留學的檢定考。接着全國大考在南京舉行,從一千多名考生選出約兩百名軍官。整整考了一星期,內容包括中英文作文、數學、科學和兵法。口試是由一組美國軍官主考,我們進場前要先取下勳章。結果公佈時,我又驚又喜,因為我和另外十五人被送到雷溫烏茲要塞,但他們軍階都比我高。我們從上海啟航,搭乘運輸艦“尚克號”(DavidCShank),是由運輸軍團來負責。在船上我們就開始過美國式的生活。不過戰後不久的運兵船並沒有太多舒適的設備。我要睡覺時,發現上鋪離鼻尖不過幾英寸遠而已。我們要洗澡時,美國人警告:“小心一點,雖然標明是冷水,其實是熱的,標明熱水其實是燙的!小心不要被燙傷。”雖然如此,但船上的可口可樂只要五美分,一條煙只要五十美分。

到加州的奧克蘭以後,我們改搭火車往東行。軍方和鐵路局居然安排得當,讓我們搭卧車順利抵達目的地,毫不出錯,令人嘖嘖稱奇。有一天晚上,有一群女孩來拜訪我們。她們是海軍僱員,預定前往巴爾的摩,車廂就在我們隔壁。有一個女孩先打開話匣子,最後和她的同伴一起被邀請與我們為伍,她還說:“我不是早告訴過你,這節車廂一定有趣!”我們彼此問了一大堆問題,一直問到午夜。第二天早上,我們打算去回禮一番,卻發現隔壁車廂只是一般乘客。

在雷溫烏茲要塞,我們的校長是哲樂(LeonardTGerow)中將。第二次大戰期間,他曾在歐洲帶兵。在戰前,他是五角大廈的重要人物。我們對他的印象是他很喜歡誇大炫耀,有一次,我們要照團體照時,他居然太過高興,還拍着太太的臀部。哲樂太太也同樣熱情活潑。在一次聚會中,高級軍官的太太問哲樂太太哪裏去了,一位女士回答:“她在外頭吃雪花。”原來那天是下雪的第一天。

哲樂並不被視為中國的盟友,因為根據已出版的資料,在珍珠港事變前,他建議美國政府就法屬中南半島和日本妥協,以犧牲中國為前提。但在雷溫烏茲要塞,他拜訪我們這群人。當時中國的內戰讓我們又沮喪又不好意思,將軍說,這沒什麼好擔心的。他認為,內戰之所以開打,是因為大家都太愛國了,看他祖父的兄弟和堂兄弟就知道了。他們全都參與美國內戰,而且有的屬於南軍,有的屬於北軍。

我們的課程持續了九個月,行事曆和一般文理大學差不多,學期從9月開始,6月結束,聖誕節放假兩星期。約三百名美國軍官就學,大多數是中校,很少有上校或少校。盟軍的軍官約六十名,官階就很雜亂,從英國的旅長到海地的中尉都有,後者還是全班唯一的黑人。一名蘇格蘭軍官穿着蘇格蘭裙來上課。大多數拉丁美洲軍官都不說英文,有專門的西班牙傳譯人員為他們翻譯。

課程的大部分內容為地圖演練,問題是從陸軍的檔案夾抽出,但經過修正,以利課堂上使用。我們逐漸熟悉的地理區域是巴黎西南部。假設我們在聖羅(StLo)突破后,分兩路進攻,一是從呂曼(LeMans)到沙特(Chartres),一是從托敖(Tours)到奧良(Orleans)。另外一個經常用到的設想情況是九州的鹿兒島一帶。我們假想進攻,修補港口設備,建立進攻部隊,對島民實施軍事管制等。後勤和人事管理是美軍擅長的兩點,前提是紙上作業可以實際運作。在雷溫烏茲,我們首度得知歐戰可能提前半年結束,正如一位五角大廈來的客座講師所說的,如果“我們再聰明一點就好了”。在雷溫烏茲,他們常常提起原子戰爭,但實際上沒有人知道,核子武器未來將如何影響傳統戰略。我們仍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代。

在雷溫烏茲上課非常氣派。在體育館一樣大的古伯廳(GruberHall),近四百名軍官學生坐在其中,每個人的桌子都十足大氣,堪稱“總裁級”。麥克風有數十個,設置在走道兩旁和座位兩邊。一名上校擔任課堂監督,辦公室就設在大廳後方的小房間內。他指揮十數名男女士兵,調派他們分發教材,開啟和關閉麥克風。教師在講台上授課,麥克風別在領帶上。每個人都帶着至少三十英尺的延長線,方便在講台上踱步。他們名牌上的字高達一英尺。各教官就一般主題下的專長發揮,即使授課時間只有十五分鐘,也會有一名軍士將他的名牌掛在牆上,名牌不短於三英尺。作為視覺輔助工具的地圖和圖表則貼在木板上,從講台後方推出來,清晰易見,可以和足球場上的記分板相媲美。

我利用聖誕假期到紐約和華府去玩。一路上總會遇到好奇的民眾,他們看到中國的軍官不免驚訝。有些人甚至譏諷地說:“看,中國軍隊來了!”我常被問到關於內戰和毛澤東的問題。有些人還問,白修德(TheodoreWhite)的《雷霆后之中國》(ThunderoutofChina)有幾分真實性。有些人還問我屬於國民黨軍隊還是共產黨軍隊,我幾乎要認定這些人簡直是大白痴時,卻又發現他們真的是搞不清楚。有一名婦女說:“如果你們有兩種軍隊,我們就應該兩種都一起邀請來,這樣才公平。”

1947年夏天我們回到南京時,馬歇爾將軍早已停止調停國共間的紛爭。不過,美國政府仍然繼續協助國民黨軍隊的訓練和組織。我們這些從美國回來的軍官,都被分發到軍校或是和訓練課程相關的部門。我還獲得一個僭越的頭銜,成為參謀本部的資淺軍官,隸屬國防部。事實上,我還是個上尉,月薪約十八美元。在一年多的日子中,我將美軍提供的文獻譯成中文,但美軍的流程絕對無法適用於中國。對美軍來說,軍務、補給和人力的流動是採取“油管制”,裝備和軍庫都十分齊全。在前線和各駐紮地區設有中間聯絡站,補充兵源源不絕。人事和設備的流動經常而自動化。如果國民黨有能力做到,內戰絕不會產生,絕對可以預先防止共產黨的行動。日本是否敢侵略中國,恐怕還是疑問。我們聽說,在軍閥時代,軍需官必須從團長太太手中拿錢,才能餵飽士兵。1947年時的國民黨軍隊已經脫離這樣的階段,但其實沒有進步太多,不時要找人、找食物。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油管制,其實不過是空想一場。

不過,我們的將軍對油管制仍存有幻想,因為這是外國來的現代東西。我很快就發現,這個現象不只軍中獨有,留學國外的中國學生通常給人先進的感覺,他們的學識即使理論上很先進,大多數情況下卻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不過他們的長官仍然很看重他們,原因是可以替部門帶來裝飾的效果。三十五年前我就有這番個人的體驗,因此最近聽說同樣的事又發生在中國派遣的留學生身上,不禁覺得沮喪。

1948年年底,我從五廳(訓練與組織),轉到二廳(軍事情報)。我的任務是對外國軍隊和海軍武官簡報戰事,直屬長官是陸中校,他現在也住在美國,將名字改成JosephDLowe。在圖書館的參考室中,可以發現他的兩篇著作。1948年年底,他對我說,行政院長翁文灝是他的舅父,他關心前線的戰事,卻沒有人提供足夠的簡報。透過正式管道的訊息不是早已過時,就是不正確。我們認為這簡直太過分。由於他的官位使然,他已被共產黨公開宣稱是“戰犯”。然而,他甚至不知戰事的發展,不知前線在哪裏!在陸中校的安排下,我到這位清癯的行政院長家去看他,做了約一個小時的個人簡報。

1949年年初,國民黨的副總統李宗仁還在做最後努力,和共產黨談和,但人民解放軍卻正準備渡江南下,國民黨的國防部將我們撤退到廣東。顯然下一個目的地就是台灣了。四月,同為雷溫烏茲畢業生的袁韋興(音譯)上校,問我是否願意和他到東京去。他剛被任命為駐日代表團的副官長,願意找我當他的助手。我願不願意去?袁上校應該知道答案的,這種問題不需要問。不久后,在1949年5月,我並沒有加入成群的公務員和家屬之列,在臨時住所等着搭船過台灣海峽,而是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PresidentCleveland)的頭等艙,從香港開往橫濱。由於是為駐日代表團工作,我具有外交官的身份,拿着紅皮護照旅行。在香港,我訂製了兩套西裝,由外交部付錢。上述遭遇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但我在東京的所見所聞才更叫我吃驚。

在密歇根大學,新聞系系主任是威斯理·莫勒(WesleyMaurer)教授。我開始注意歷史,大半原因是受他影響。他介紹我看約翰·彌爾(JohnStuartMill)的《自由論》(OnLiberty)、約翰·柏瑞(JohnBury)的《思想自由史》(AHistoryofFreedomofThought)及亞瑟·加菲爾德·黑斯(ArthurGarfieldHays)的《讓自由響徹雲霄》(LetFreedomRing)。莫勒下巴方正,總戴着無邊眼鏡,背景頗為特殊。他原先接受的訓練是要當美以美教派的牧師。事實上,他從神學院畢業后,也傳過幾次道,但最後還是臨陣脫逃。從此以後,他就熱心批評有組織的宗教。不過,莫勒教授既非無政府主義者,也不是無神論者。提到聖經,他說:“如果我們沒有這樣一部典範,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對於路德、喀爾文和諾克斯(Knox),他小心翼翼區分他們分屬自由鬥士和暴君的面向。他不斷提到星法院(StarChamber)、命運預定說的教義、陪審團審判等,好奇心驅使我去研究這些東西。我逐漸相信,我的中國知識和經驗應該透過歷史來評估,但那時我還不知道是透過世界歷史,或是西方文明史,甚至不知兩者有何差別。

莫勒教授開的課“法律與新聞”,是所有新聞系學生的必修課,課堂氣氛總是輕快活潑。他說,在誹謗案時,可以用沒有惡意來當答辯,卻不能用事實真相。他又說:“有時真相愈多,愈構成誹謗。”大眾知情的權利和個人私隱的權利之間,的確有衝突。全班印象都很深刻。在另一堂課上,他提到色情書刊。他以同樣強而有力的語調強調:“有時真相愈多就愈猥褻。”坐在後面的一個女生這時放浪大笑:“哈哈哈”,直到我們全轉過頭去看她,臉上帶着會意的笑。有一位來自印度的同學,我們叫他拉米。他似乎和莫勒教授有獨特的相處之道。教授以慣有的精力朗讀“路德、喀爾文、諾克斯等人”時,拉米會平靜地插一句,“還有威斯理等人”。還有一回,拉米的插話更是恰當,教授提到聖物:“十字架、玫瑰窗、遺物……”這名外籍學生就說:“先生,還有聖牛。”在這兩個例子中,他的辛辣評語都引起滿堂笑聲。長期浸潤在莫勒的自由主義風氣下,我告訴室友:“在美國,三聲歡呼還不夠好,應該是兩聲歡呼和一聲倒彩。”

然而,莫勒教授雖然夠自由開放,但卻沒空和我辯論蔣介石的事。我認為他對蔣介石只有非常刻板的印象,我無法在課堂上和他辯論。下課後,他很願意見我,但一提到蔣介石,他的對話之門就關上了,他說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這其實沒有帶給我太大的困擾。但是,有一天,他對全班說,有一些民間組織遭受到檢察長的監視。他甚至還念出黑名單上的一些組織。當時我剛好收到一個中國學生全國組織的傳閱信,我問教授該組織是否在黑名單上。他查了一下,沒有,但他又轉向我,以厭惡的語氣說:“而且中國遊說團(ChinaLobby)也不在名單上,那是一定的!”這和中國遊說團有何相關?我愈想就愈不對勁。莫勒教授可能不會把我當成中國遊說團的一分子,不過他可能認為我深受影響,原因是我的國民黨背景,這在繫上是人盡皆知的事。後來我問拉米有何觀感。他很認真地說:“我不知道。不過莫勒有時很好笑。”

錯不在莫勒教授,在50年代初期,提蔣介石或國民黨並不受歡迎。我還不如談密歇根這一年進軍玫瑰杯足球大賽的機會,或是如何阻止密歇根州立學院要改名為密歇根州立大學,避免他們模仿抄襲我們。50年代初,美國對韓戰已經十分厭倦,也受不了麥卡錫主義。當時麥卡錫這位參議員還未受到譴責,還在進行最後一波的政治迫害,但反對他的聲浪已迅速擴大,尤其是在校園裏。這樣的風氣正足以解釋中國問題。兩件事實是很清楚的:蔣介石將中國大陸輸給共產黨,是因為貪污和無能,而美國政府給他二十億美元,他卻花得一乾二淨。這就夠了。

我想說的是,我打算純粹從歷史的角度來解釋這件事。我希望從中國人的立場來觀察,而不是從干涉美國內政的角度,雖然兩者之間其實很難分辨。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大可以說,你們永遠不應該說貪污和無能是我們失敗的原因,因為如此一來,你們等於是以粗糙和過度簡單的結論,來提前結束一個複雜異常的案子。我大可以說,你們從中國搜集到的意見,其實非常狹窄,大體來說只反映美國駐外單位的情緒。這些人對史迪威事件的情緒反應非常強烈,事情發展不如預期時,他們就非常失望。我大可以說,你們太容易受到中國自由派書生的影響,這些人和你們一樣,對中國社會的運作方式並沒有第一手知識。他們告訴你們的,通常是他們理想中的中國。至於如何達到理想境界,他們和其他人一樣,完全都沒有解決之道。

我大可以說,在對日抗戰勝利后,中美的關係根本就是一大敗筆。美國政策的缺失充分為赫伯特·費斯(HerbertFeis)所揭露,尤其是在《中國結》(譯註:作者所寫TheChinaTango恐有誤,經查並無此書,應為TheChinaTangle)中的結論。在中國這一方,我們過度深信,無論在何種情況下,美國都會支持我們。我們站不住腳是因為我們不能要你們負責,你們並沒有簽約來保護我們。我大可以說,杜魯門總統說對了。他曾說,美國人民不容許他把資源一直放進中國的無底洞中。但他說,我們無視於馬歇爾將軍的勸告,不靠野外作戰而贏,反而擠在城市中。這話有欠公允,國民黨軍隊曾在野外打過許多戰役,我自己親眼見到在東北的一場。城市是我們的後盾,我們的活動範圍,我們的後勤運輸區。國民黨已接受馬歇爾的勸告,試着將三百多個師精簡成九十個師,希望借質的升級來爭取美方的認可,借量少質精的作戰部隊,更適宜接受美國的補助。(精簡也是馬歇爾的計劃之一,希望藉此逐步將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軍隊合而為一支國家的軍隊。)但精簡后,我們必須更依賴現代運輸及通訊。國民黨軍隊的結構非常不容易管理,在過去,總是讓非正規的輔助軍隊成為外圍的助力,那樣的軍隊更容易適應鄉村。在大規模的作戰中面對共產黨軍隊時,強化作戰部隊的政策反而成為一大弱點。

至於貪污和無能,我要說的是,這兩者的確存在。至於二十億美元,我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爭辯或證實這個數字。美國在抗戰勝利前後對國民黨的補助,代表的是絕大的善意和不見天日的管理,雙方都有濫用之嫌,賬麵價值和使用價值之間有很大的落差。一般認為,美國替國民黨訓練和裝配三十九個師,通稱為“α師”,最後成為國共內戰時國民黨軍隊的主力部隊。但我還沒有看到以下的事實公諸於世:α師的設備和補給散置於全國各地,從內陸的軍庫到沿海的倉庫,管理沒有邏輯,也談不上優先順序。簡而言之,某個地方有一堆迫擊炮,另一個地方有許多禦寒衣物,介於其間的則是短缺和無法計算。那些師級部隊穿梭於補給區之間,裝滿行囊後繼續前進。國民黨軍隊並不是敗在設備和補給,要說這種話很容易。我大可以作證,受益者並沒有得到軍需後勤的援助,裝備也不夠充分,一開始就陷入技術上的陷阱。1946年初我在東北時,國民黨的軍力可說達到空前之高。單是新一軍炮兵營的一○五厘米榴彈炮,毫無疑問可以解決林彪的“人海戰術”。但是全營只有五百發炮彈,而整個東北的炮彈也不超過一千發,幾分鐘就發射完了。在春末,我曾看到士兵穿着尺寸過大的雪靴,事實上他們應該穿帆布鞋。前線的機關槍很多都沒法使用,原因是沒有好好上油。

既然二十億美元的補助中,我也花到了一部分,包括我在雷溫烏茲念書時每個月領的一百二十美元津貼,我很難有立足點去抱怨。但我的同袍指出,單是要維持美國軍事顧問團的開銷,就可以養二十五個中國師級部隊。無論美國人走到哪裏,都會帶着他們的配偶子女、電冰箱、汽車、其他家用產品,有時連寵物也包括在內。學校、俱樂部、郵政單位都必須隨之設立,汽車調度場也是。我們常會聽到:“生活水準有所差距,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但事實上,差距非常大。兩國的體質差距太遠,直接輸血會帶來很大的問題。其實雙方都很無知,一名美國顧問團的上校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幫我們整理一套手冊,理論上是要告訴我們如何草擬組織表。我稍微看了一下,就告訴班長,可以完全不予理會。例如手冊中寫着:“戰利品和紀念品不應該包括在組織表中。”他顯然不知道他在指導哪裏的部隊,也不知道我們在哪一世紀。戰利品和紀念品對我們一點用都沒有。我們實際需要的是一些如廁用的衛生紙,因為我們的士兵都還在用竹籤和玉米。

劉遠漢少將是五廳的廳長,有一次美國人建議,一個步兵連要有一百五十名士兵,但只要三名廚師。劉少將大惑不解,我必須對他解釋,在美國陸軍中,廚師是技術人員。他們有訓練廚師的專門學校,教人如何做一百人份的派。他們的野外烹飪爐點的是汽油,是用卡車運送。廚師人數不多,士兵就要輪流當炊事兵,幫忙削馬鈴薯皮、清洗打掃等工作。我們的美國顧問並不知道,在國民黨軍隊中,廚師天不亮就要起床準備煮稀飯。士兵用餐時,他們必須派出先發人員,背着大鍋、水桶、米袋等,往前走個十到十五英里,到達中餐的預定地,尋找井水,撿拾干木塊或稻草當燃料。水一定要煮開,有時候還必須向村民買食物,晚餐也必須重複同樣的過程。

我在安亞堡兩堂不同的課堂上,聽到二十億美元這個數字。但是,無論教師或同學都不知道,美國軍隊丟棄在太平洋群島上的救濟物資和補給品,全都算在二十億美元中。我不知道生鏽的器材如何銷賬,但我清楚記得,中國政府發給我們潮濕的煙,當成補充的配給。

我為什麼要提這些不愉快的細節呢?只會使我自己不受歡迎而已。因為我們現在談的是歷史。當你們低估我們的表現和努力,你們同時過度簡化國民黨的作為和中國人的性格,最後你們也同樣會誤解共產黨的鬥爭。如果你們不過是提供發佈新聞用的素材,解釋美國何以縮手,這也就罷了。但是如果你們想刻劃更完整的圖像供後世參考,那就完全不一樣了。在50年代,我還沒有深究歷史,因此無法發掘內戰的真正意義。但即使在當時,我已本能地感覺到,內戰的層面和在歷史中的地位,正被大眾嚴重誤解。

甚至在當時,我大可以說,一個三百多萬人的軍隊,而且士兵全由農民所組成,花了近四年的時間打仗,如果只是為了保衛一個高壓而腐化的政權,怎樣說都不合邏輯。問題是,內戰末期國民黨軍隊的戰敗和大規模投降被廣為報道,但個人和部隊的英勇事迹卻幾乎不為人知。我在你們的戰報中看不到描寫戰事如何慘烈的事例。就許多戰役而言,其殘忍還超過對日抗戰中的最殘酷戰事。舉例來說,在對日抗戰中,我們還沒有損失這麼多高階將領。我可以隨手舉出二十個師長級以上的將領,他們全在內戰中捐軀。單是一場戰役就折損兩名資深將領,邱清泉、黃伯韜將軍,兩人分別率領第二兵團和第七兵團。張靈甫中將的事迹全中國皆知,1947年初,他率領的整編七十四師被共產黨的軍隊切斷時,他和轄下所有軍官全都自殺,包括副手、參謀長、高級與下級軍官。但外國特派員對這件事略而不提,我只看到羅伯特·瑞格(RobertRigg)的書提到他的名字,但歷史學家根本忽視瑞格其人。我要說的是,我的目的甚至不在於為他們平反,我只想讓你們知道,你們的視野有多狹隘。

我在密歇根念學士學位時,把一些想法和觀察寫成部分手稿。我在雷溫烏茲的教官羅傑·沃考特(RogerDWolcott)少校,不久前才退休,幫我好好修改了一番。他把文稿交給他的一個朋友,此人是《聖路易電訊報》(StLouisPastDispatch)的編輯。雖然他剛開始很熱心,但我從他的來信中看出,他並不喜歡這份手稿。不過他仍然把稿件交給在紐約的編輯,後者很快退回,還表示遺憾。後來麥克格羅希爾(McGrawHill)的編輯到安亞堡來徵求稿件,他看了稿子,很是喜歡,說要和公司談談是否能合作,可惜的是,答案是不行。他仍然認為稿子值得付印,寫了封信介紹我給他認識的一位出版經紀人,這回整批打好的稿子在六個月後被退回。這樣也好,依我現在的標準看來,當時的作品不夠成熟。當時的風格激烈好辯,恐怕比我前面數頁失望惋惜的風格還糟,後來我就毀了這份文稿。稿件被退,加強了我的信念,也就是在付印之前,要做更多的閱讀和反省工夫。

我們在駐日代表團時,薪水是由外交部以美元支付。不過,我們的房屋和補給卻來自徵收。由於我們是佔領軍之一,我們的補給事實上是由日本政府負責,我得以省下足夠的錢到美國去。不過這筆資金很快就花完了,時年三十四歲還是大學生的我,除了學費偶爾可以延後繳納外,得不到任何單位的幫助,長期的工讀生涯就成為很自然的結果。

數年前,唐納德·季林(DonaldGillin)教授(現任教於瓦薩學院)和其他學者辯論到中國內戰問題時,多次引述我的說法。不免讓別人問到:“誰是這個雷·黃?”唐納德就會微笑說:“是我在安亞堡認識的電梯服務員。”當時他初次來問我幾個問題時,我的確是在密歇根聯盟(MichiganLeague)當電梯服務員。我對他說,我不介意回答他的問題,但我必須工作,他可能要上上下下電梯好幾次。後來我到紐普茲任教時,他邀請我到瓦薩去演講,離我不過十英里遠。一名女學生得知我的國民黨背景,向季林抗議,說我既然在國民黨,一定很“肥”。季林必須向她確定,不但一點也不肥,“我認識的雷·黃是相當瘦的”。

除了我待在密歇根的時間過長以外,工作經驗也有助於我的教育。我曾經想,一名外國人要從裏到外認識美國的最好方法是閱讀《讀者文摘》,而且能分辨以下的事:美國城市的“市中心”通常是商業區,至少有一家名為“第一全國”的銀行;加油站和停車場通常離市中心有四、五條街遠,同時還有公共電話和洗手間;藥房通常也兼賣便餐和雪糕。我第一天在席爾斯(SearsRoebuck)當收貨員時,就不安地察覺到,我加入美國就業市場的準備工夫還不夠。倉庫里一有人叫:“卡車來了,收貨員”時,事實上就暴露了我的輕忽。我應該更有警覺心,我應該感覺到事情會如何進展,並把這當成“第二天性”。我應該衝到收貨台,但又不能用跑,而是要大踏步,顯示一切都充分在掌控中。我理應揮舞手勢,讓司機可以輕而易舉把貨車停在後巷。不過,我卻很害怕。我實在搞不清楚,那些司機為什麼不會撞到電線杆或是建築物,我不想因為自己指示錯誤而讓他們惹上麻煩。

司機跳下車時,我理論上要表達友善之意。這又難倒我了,我不知如何開啟對話,那些卡車司機收入頗豐,但他們“每一分錢都是辛苦掙來的”。像我這樣的非技術勞工,應該主動表達讚美與敬意。我觀察其他同事,逐漸有了概念,有些收貨員會和司機展開如下對話:

“嘿,查理,風城怎麼樣啊,還在颳風嗎?”

“颳得可大咧。不管它了,你要的五十個輪胎,要放在哪?”

“嘿嘿,查理,你太太是棕發美女。那個紅髮女人是約會對象。不要再搞錯了,小子。幫我個忙行不行?不要幾杯酒下肚就惹麻煩!”

“閉嘴,把筆給我。我的筆不能用了。該死,整整花了我一美元。”

“嘿,查理,我們是席爾斯,可不要蒙哥馬利·華德(MontgomeryWard)的包裹。”

“不管你喜不喜歡,我還是要給你一些。”

我無法做到這麼美國化,也想不出應該說哪一種話,只好對着司機死命地笑。對他們來說,我一定顯得很傻氣笨拙。有一次,我來不及和司機建立友善關係,就站在停車場。他接近貨櫃時,我還是站在那裏,一臉茫然。忽然之間,我意識到他丟過來一個箱子,我接住了。他說:“老闆,你以為你找到一份好工作了嗎?只要乖乖走來走去就可以了嗎?”

不久后,我聽到倉庫里的女工說,有個收貨員心不在焉。我聽到她們在爭論:給這傢伙一個機會吧,他從中國來的,他總會學到的。我聽到她們責怪在我之前的員工羅夫,他沒有事先遞辭呈,工頭因此沒有機會訓練替補的人。我開始覺得,席爾斯不會僱用我太久。

我不在停車場上時,應該要加入倉庫女工處理商品的行列。我們拆開箱子和包裹,核對裝箱單上的物品。價目表已經準備好了,我們只要把價目表黏或貼在物品上,再放到推車上,等着送到各樓層。我的不合格至此顯露無遺,我不知道在絲帶上刻上度量衡就叫量尺。我以為晾衣線是很複雜的機制,根本沒想到只是很簡單的一段繩子。我要別人告訴我,才知道茶葉罐是可以裝餅乾、糖和茶葉的容器。我從來不了解,後座揚聲器歸在汽車部門,是要連接汽車裏的收音機,裝在後車座,還附帶鐵絲和安裝指示。我甚至不知道哪種顏色算是嗶嘰色。因為我的笨拙,和我合作的人速度因此減慢,我當然不受歡迎。

送貨員是個年輕人,名叫溫傑,叫我不要擔心,我會學到的。溫傑拿起兒童用午餐盒,說:“看,大衛·克羅凱特(DavyCrockett)牌的!現在每個東西都是這個牌子。在我們小時候,每個東西都是哈潑隆·卡西迪(HopalongCassidy)。午餐盒、帽子、腰帶,你隨便說個東西,全都是哈—潑—隆!”

他旁邊名叫哈莉葉的女人說:“溫傑,請不要在我耳邊大叫!”

我知道我不能讓哈莉葉不高興,她很不快樂。反正我很少和那些女人聊天,因為每次講話,都會問個問題,因此最好儘可能避免。年紀最大的潔西幾乎負責回答我的問題,有一天她問我對法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DRoosevelt)的意見。我說我很喜歡他,大多數中國人也都很喜歡他。她似乎很高興。南西最年輕,新婚不久。我和她唯一一次的閑聊是在她打開收音機時,我說她一定很喜歡亞瑟·高弗雷(ArthurGodfrey)。她說,那是因為她午休時,只有高弗雷可以聽。我還沒和哈莉葉說過話。

我猜哈莉葉想辭職,但還沒決定,或是希望加薪卻無法如願。店裏的助理經理來和她談話,工頭也來了,他們提到席爾斯的福利和利潤分享計劃。但會談后,哈莉葉也沒有開心一點。她午休時走在大街上,看到白人女孩和黑人走在一起,因此很不愉快。“她們就像你我一樣白!”她對潔西說。哈莉葉有個女兒,有一天午休時間來倉庫,抱怨她的上衣,別人都說穿起來像老女人。哈莉葉不太高興。她問其他兩個女人:“你們覺得那件衣服看起來顯老嗎?”她們照理應該說,不會,當然一點都不會。哈莉葉氣瘋了。她不喜歡那些批評她女兒的高中生。最後她女兒可能不想穿那件有花邊的上衣,這樣她還要出錢再買一件。

無可避免的事終於發生了。有一天,我在核對完一些名為“夏日樂趣”(SummerFun)的物品后,理論上應當大聲念出裝箱單上的價格,讓哈莉葉寫下來,好製作新的標價。在槌球這一項我念着:“三元九十九分——等一下,好像是三元四十九分。”哈莉葉不高興地說:“說清楚點,可以嗎?”我請她自己來看不清楚的字跡,她看也不看,把鉛筆一丟,找工頭去了。工頭來了,對我說,不要管槌球了,去車庫吧,山姆需要人手。我不知道兩人之間的對話,但一定不是講我的好話。

不過,他們還是讓我又多犯了幾個錯誤。我不知道男褲上的標籤要別在左膝,這樣摺疊起來陳列在架上時,標價才會朝上。我也不知道,白天不能去碰標籤印製機上的打印台。在下班前幾分鐘才能補充新印泥,利用晚上的時間變干,否則標籤上的字會暈開。我當時不知道,現在還是不知道,如何將一個沒綁帶子也沒有把手的紙箱疊在另一個紙箱上。我的假設是,要一個比我高壯的人,紙箱要稍微離開胸前一下,但重心仍然要放在雙腳,可是雙腳又要能快速移動,雙手使力往上提時,腳才能迅速調適。

我當時應該告訴他們,這樣對他們或對我都不公平。我不是他們的一分子,他們應該給新人機會,在正式上工前再訓練一下。不過我還是多待了幾天,直到有一天下午,工頭說助理經理要見我。助理經理說,他會再讓我待一個星期。我說,不用了,我寧願馬上走。他說,他會請會計多給我一天工錢。我說,沒必要。他說,沒有惡意。我說,的確沒有。不過兩人臉上表情都很僵硬。

當天晚上,我到第一美以美教堂的學生合作社吃飯時,告訴坐在我旁邊的女孩:“我現在懂你說的話了。”

她問:“你被開除了?”

我點點頭。

她來自底特律。之前我問過她關於美國生活的種種層面,僱用、開除、找工作、失業等等念頭是相當有趣的主題。在中國,我們的流動率沒有這麼高,這些事並不是尋常的經驗。我曾問她是否曾被開除過。她說是。怎麼會?她是餐廳的女侍,一名客人走進來時,她正和同事說話,沒有注意到。因此經理當場對她說:“你被開除了”?她說,沒有,沒有人會這麼直接。他會等到下班時說:“麻煩明天不用來了”之類的。聽起來很幽默,我不禁笑了出來。她語帶厭惡,反駁說:“一點都不好笑。”她說,她破產後,也在上班的媽媽給她一點錢,讓她可以去買份《底特律新聞》(DetroitNews)看徵人啟事,找累了,還有餘錢買一杯咖啡。

後來我替一個叫賀柏的人工作了一陣子,他在離市中心兩英里的高速公路旁開了一家高級夜總會。我是額外的洗碗工,酒保不能來時還調調雞尾酒。賀柏從廚師起家,現在已經有錢了,他還是和幫手混在一起,成為我們中的一員。整個地方的氣氛非常輕鬆。如果餐廳人滿為患,服務流程不夠順暢時,他的秘書兼簿記也會圍上圍巾,充當女侍。風琴師在餐後會過來問我:“雷,你最喜歡什麼音樂?我來為你彈一曲。”在連續工作了五六個小時后,老闆通常會請我們喝杯啤酒,然後再打卡下班。也就是說,這十五到二十分鐘也算是上班時間。我們當然還享有免費的一餐。“你要點什麼?”賀柏不但邀請我們,有時甚至還親自下廚。夜總會的水杯設計別緻,在曼哈頓玻璃上方有音符流動。夏天時,有一天晚上十分悶熱,我在下班前拿了一個水杯,放入一些冰塊,用紙巾包着。我對老闆說:“賀柏,我偷了你的一個杯子,裏面還放了冰塊。我的房間現在很熱。”賀柏咧嘴大笑:“好,你是我的廣告商。請多多宣傳我的杯子。”

那年夏天,賀柏結婚了。史黛拉金髮碧眼,十分美麗,年齡比賀柏小多了。她讓整個夜總會起了革命性的改變,打卡鐘上貼了一張告示,明令員工在上班時間不能喝啤酒。主廚被遣散,換上一個助理廚師,年齡只有十來歲。經理也被趕走了,但沒有找人替補。史黛拉自己當老闆娘,她盯着我調酒時,我覺得很不自在。倒啤酒時只要倒五分之三滿,剩下的是泡沫,而且不能滿出來。我以前做得還算順手,這時卻偶爾會出差錯。有一天,在她的無情監視下,我按錯了收款機的按鈕,一張寫着二十的白卡跳起來,意思是二十美元。其實是二十美分的生啤酒,應該是黑卡才對。賀柏不再圍圍裙了,他都穿西裝,站在屋內一角觀看一切過程。我感覺他似乎懷念以前的美好日子,那時他總會愉快地說:“還好嗎?一切都沒問題吧?”有時他和妻子坐在吧枱的盡頭。他似乎想儘力討好她,可是並不成功,史黛拉總是噘着嘴,很少笑。

他們沒有開除我。根本不需要,我是幫傭的性質。他們有一陣子沒找我時,我又在安亞堡市內找了一份廚房的幫傭工作。

我曾經幫一位希斯先生料理家務。他好像是安亞堡銀行的創辦人或副總裁。他在吉得斯路上的住宅,是50年代全區最令人難忘的宅邸。希斯先生早年少了一隻手,左手腕處裹了帆布,蓋住斷掉的部分。替他工作的難處在於,他總是過來幫忙他的助手,雖然他只有一隻手,但效率卻有兩倍高。上工的第一天,我應該清除雜草,結果不小心拔掉一些玫瑰。錯誤被發現時,我真是無地自容。“不要擔心,”希斯先生安詳地說,“留着不要動。我再插回去就是了。”如果我用雙手除草的速度不及他單手的速度,甚至還破壞了他種的花草,我顯然不值得他付一點二五美元的時薪,所以我試着更努力工作。我在廚房喝了杯水后,又匆匆繼續工作。我又被希斯先生抓到錯誤。這次他說:“雷,想開一點,你顯然不適合這種工作。”我知道他的意思,他一定評估我沒救了。當天領完工資后,我說聲謝謝,可能之後就再也不會有他的消息了。

可是一星期後,他又打電話來。這回的工作是清掃里裡外外,特別是窗戶和天花板。那天是星期六,下午是密歇根對艾奧瓦的大學美式足球大賽。午餐時,希斯太太給我一份腌熏肉和雞蛋三明治,放在盤子上,還有一杯可口可樂。她說,不必洗盤子,只要丟進水槽里就行了,隨後她就和先生去體育場。密歇根前一年也和艾奧瓦對打,中場時,艾奧瓦十二分,密歇根零分。但身着黃藍球衣的密歇根在下半場奮起直追,終場是十四比十二。希斯夫婦知道我也很關心這場比賽,因此打開客廳的收音機,讓我在工作時,可以聽到球迷的歡呼聲以及鮑伯·雷諾茲(BobReynolds)清晰敏銳的播報。多麼巧啊,播報員說:“歷史會重演。”中場時又是艾奧瓦十二分,密歇根零分。下半場密大又奮起直追,地主隊又要打成十四比十二時,我也變得很激動。這時我注意到主卧室天花板有一小角落要用海綿擦一下。床頭幾看起來很牢靠,所以我就脫下鞋子踩上去。由於一心注意球賽,忽略了一個細節。我只注意要把自己的重量平均分佈在床頭几上,卻不小心踢翻了上面的一個瓷器。也許這瓷器並不值錢,但如果他們把它放在床頭,可能有情感上的意義,無可取代。我跳下來后,肯定了自己的恐懼,瓷器並沒有碎,可是破了一角,很容易看出來,我把它放回原處。如果沒有這件小意外,密歇根連續兩年從落後大反撲會讓我更開心一些。希斯夫婦回來了,我應該主動告訴他們缺角的瓷器嗎?我想算了,他們遲早會發現的。我可以省了告訴他們的麻煩,他們也可以省了說“沒關係”的麻煩。希斯先生興高采烈,對我解釋密大打贏的原因:“他們用了一些大二的學生。不要小看這些小夥子。他們打得真好,不是嗎?”他要太太肯定,她也跟着附和,讓我印象更為深刻。他付錢給我,我謝了他們,匆匆離去,希望能忘記這整件事。

那年夏天,賀柏結婚了。史黛拉金髮碧眼,十分美麗,年齡比賀柏小多了。她讓整個夜總會起了革命性的改變,打卡鐘上貼了一張告示,明令員工在上班時間不能喝啤酒。主廚被遣散,換上一個助理廚師,年齡只有十來歲。經理也被趕走了,但沒有找人替補。史黛拉自己當老闆娘,她盯着我調酒時,我覺得很不自在。倒啤酒時只要倒五分之三滿,剩下的是泡沫,而且不能滿出來。我以前做得還算順手,這時卻偶爾會出差錯。有一天,在她的無情監視下,我按錯了收款機的按鈕,一張寫着二十的白卡跳起來,意思是二十美元。其實是二十美分的生啤酒,應該是黑卡才對。賀柏不再圍圍裙了,他都穿西裝,站在屋內一角觀看一切過程。我感覺他似乎懷念以前的美好日子,那時他總會愉快地說:“還好嗎?一切都沒問題吧?”有時他和妻子坐在吧枱的盡頭。他似乎想儘力討好她,可是並不成功,史黛拉總是噘着嘴,很少笑。

他們沒有開除我。根本不需要,我是幫傭的性質。他們有一陣子沒找我時,我又在安亞堡市內找了一份廚房的幫傭工作。

我曾經幫一位希斯先生料理家務。他好像是安亞堡銀行的創辦人或副總裁。他在吉得斯路上的住宅,是50年代全區最令人難忘的宅邸。希斯先生早年少了一隻手,左手腕處裹了帆布,蓋住斷掉的部分。替他工作的難處在於,他總是過來幫忙他的助手,雖然他只有一隻手,但效率卻有兩倍高。上工的第一天,我應該清除雜草,結果不小心拔掉一些玫瑰。錯誤被發現時,我真是無地自容。“不要擔心,”希斯先生安詳地說,“留着不要動。我再插回去就是了。”如果我用雙手除草的速度不及他單手的速度,甚至還破壞了他種的花草,我顯然不值得他付一點二五美元的時薪,所以我試着更努力工作。我在廚房喝了杯水后,又匆匆繼續工作。我又被希斯先生抓到錯誤。這次他說:“雷,想開一點,你顯然不適合這種工作。”我知道他的意思,他一定評估我沒救了。當天領完工資后,我說聲謝謝,可能之後就再也不會有他的消息了。

可是一星期後,他又打電話來。這回的工作是清掃里裡外外,特別是窗戶和天花板。那天是星期六,下午是密歇根對艾奧瓦的大學美式足球大賽。午餐時,希斯太太給我一份腌熏肉和雞蛋三明治,放在盤子上,還有一杯可口可樂。她說,不必洗盤子,只要丟進水槽里就行了,隨後她就和先生去體育場。密歇根前一年也和艾奧瓦對打,中場時,艾奧瓦十二分,密歇根零分。但身着黃藍球衣的密歇根在下半場奮起直追,終場是十四比十二。希斯夫婦知道我也很關心這場比賽,因此打開客廳的收音機,讓我在工作時,可以聽到球迷的歡呼聲以及鮑伯·雷諾茲(BobReynolds)清晰敏銳的播報。多麼巧啊,播報員說:“歷史會重演。”中場時又是艾奧瓦十二分,密歇根零分。下半場密大又奮起直追,地主隊又要打成十四比十二時,我也變得很激動。這時我注意到主卧室天花板有一小角落要用海綿擦一下。床頭幾看起來很牢靠,所以我就脫下鞋子踩上去。由於一心注意球賽,忽略了一個細節。我只注意要把自己的重量平均分佈在床頭几上,卻不小心踢翻了上面的一個瓷器。也許這瓷器並不值錢,但如果他們把它放在床頭,可能有情感上的意義,無可取代。我跳下來后,肯定了自己的恐懼,瓷器並沒有碎,可是破了一角,很容易看出來,我把它放回原處。如果沒有這件小意外,密歇根連續兩年從落後大反撲會讓我更開心一些。希斯夫婦回來了,我應該主動告訴他們缺角的瓷器嗎?我想算了,他們遲早會發現的。我可以省了告訴他們的麻煩,他們也可以省了說“沒關係”的麻煩。希斯先生興高采烈,對我解釋密大打贏的原因:“他們用了一些大二的學生。不要小看這些小夥子。他們打得真好,不是嗎?”他要太太肯定,她也跟着附和,讓我印象更為深刻。他付錢給我,我謝了他們,匆匆離去,希望能忘記這整件事。

兩周后,安亞堡銀行打電話來,問我是否願意為他們工作。他們有一件在金庫的小差事給我,而希斯先生說我是個好工人。我不是去經手現鈔或金銀珠寶,但在一個星期多的工作時間內,我的確是在鋼門后工作。銀行有好些筆商業交易早就結案了,在防火金庫內,總賬堆滿了文件櫃,特定日期前的部分不重要文件必須加以清除,我的工作就是將這些文件找出來。我必須說,希斯先生對我的信心不但充分,而且持續了很久。幸運的是,這次我不會把栽種植物誤以為雜草,也不會打破貴重物品。不過,因為我正在申請美國的永久居留權,金庫的工作快完成時,移民局來信通知我,案子還在審查時,不能發給我工作許可,因此我只好不情願地停止在銀行的工作。

我持續很久的一項工作是在建築公司當繪圖員。底特律的吉羅公司(GiffelsandRossetti,Inc)號稱是美國大型的顧問公司,一度僱用一千多名專業員工。結構部的主管是哈利·艾爾斯博格(HarryEllsberg)先生。身為猶太人的他,對少數民族有天生的同情心。他也是韋恩州立大學(WayneStateUniversity)的助理教授,因此我以繪圖賺錢在密歇根深造的計劃,讓他產生了興趣。除此以外,沒有人會僱用一個沒有任何相關經驗、又接近中年的外國人來當新手。我剛進吉羅是在1956年,其後,我經歷過各種工作形態:全職工作、兼職工作、一周上兩天班、只在周末和學校放假日上班、完全停掉工作、重新申請、從安亞堡以汽車共乘制通勤上班、在底特律找公寓以便加班等等,前前後後在吉羅工作了八年。之間我也在安亞堡找零星的工作,大部分是在餐飲業。

繪圖員可以說是灰領階級,要把工程師的草圖畫在大張的描圖紙上,之後印成藍圖。這工作要有基本的投影幾何概念、擅於製圖和寫字的巧手、對建築業的粗淺知識,包括鋼製品手冊的使用,而高中畢業生就可以坐在繪圖桌前。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有經驗的繪圖員每小時可掙三美元或更多。如果再加上加班費,繪圖員的薪水可以抵得上薪資較差的知識分子,例如助理教授。

這個工作的一大缺點是對眼力的傷害,下班后開車回家時立刻感受到這一點。好處則是具有放鬆的效果,可以一整天畫著直線、用手寫字,卻不必動用太多腦力。由於工作時不必耗費腦筋,我常讓一些想法在腦中漫遊,讓結論水到渠成出現,而不是像解決數學題目一樣要求有立即的解答。我就這樣在工作時沉思默想。工程繪圖就像塗鴉一樣,讓知性有個自然的出口,脫離周遭的環境。格爾會抱怨,我有時候明明人在身邊,心思卻不知飄到何處,想來這是其來有自。我已經把自己訓練成心不在焉,而且行之有年。

在吉羅,公司的規模可以吸收額外的人力,忙季時也僱用一些工程學系的研究生,因此很少遣散正職的員工。我在結構部門不會構成同事的威脅或競爭,因此從來不曾體會到自己和同事相處融洽。直到有一年夏天,我已經厭煩待在底特律,決定去芝加哥,在市中心一家公司找到一個工作,又在伊凡斯頓(Evanston)找到一個房間,這裏夏夜比較涼爽。搭乘高架鐵路不會比搭共乘汽車五十英里麻煩。但辦公室內的其他數名繪圖員並不知道我只工作一個夏天,他們想盡辦法讓我不好過,尤其是一個留小平頭的年輕人,會用放大鏡來證明我畫的直線都是歪的。

當時我的弟弟競存正要成為一名頂尖的航天工程師,他批評我花在打工的時間太多,並且裝做打工是很神聖的事情。這樣的批評只有部分是對的,其實有時我非常不喜歡上工。我討厭在冰冷的冬天清晨起床,整個城市都還在睡覺,我卻必須面對刺骨的寒風,穿過森林街(ForestStreet)旁的空地,到離密歇根大學只有一條街遠的一家叫“球員休息室”(TheDugout)的小咖啡吧幫忙弄早餐。一些年輕的研究生和講師總是在店裏高談闊論,他們要弄熄煙蒂時,用的不是煙灰缸,而是咖啡杯,而且還很用力,強調他們正在討論的產業工會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他們這麼做,給我增加多餘的工作。咖啡杯只要沾了黑色污點,就沒有辦法用機器來清洗。在早上的忙碌時刻,每個瓷杯都得派上用場,沒有太多時間來清理桌面和更新杯盤。

在餐廳當打雜小弟,必須穿上漿過的白制服,戴上頂端有個網子的白帽。店內有兒童時,收銀員會按鈴,我就衝上前去幫他們處理杯盤。我第一次做這件事時,一位年輕的媽媽對兒子說:“把盤子留着,只要跟着中國人就行了。”小孩好像聽不懂,她又說:“艾瑞克,我告訴你,只要跟着那個中國小弟就行了!”我當時已年近四十,待在學校的時間多過其他人。不過我也找不到抱怨的原因,誰叫我做的工作是打雜“小弟”。

即使我有自己的價值觀,以外在的判斷來看,我的自尊也不可能永遠不動搖。害怕失敗的感覺一直存在,有時很想放棄長久以來的奮鬥,因為這種奮鬥似乎漫無終點。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取得美國公民權,就有資格從事和國防相關的翻譯工作,我受過的軍事訓練將是一大優勢。調查研究中心(InstituteforSurveyResearch)的人告訴我,如果我複習基本統計學,再加修相關課程,在他那裏找工作就沒問題。在某個時點,甚至重回工程學似乎是較合理的選擇,但是我還是決定堅守歷史領域。

不過,在酸葡萄心理作祟后,我發現以勞力賺錢會產生一定的滿足感。一天靠勞力工作兩三個小時,在當時足足可以賺到最低生活費,事實上還是勞動的好方式,除了活動身體外,還可以打破孤寂的感覺。我的自由感和樂觀主義來自於我的自給自足,能夠看到勞力的“成果”直接轉成現金,無論有多微薄,都可以說是特權。不說別的,我就無法在中國有這樣的經歷。即使是從歐洲和中東來的研究生都承認,雖然為期甚短,靠打工賺取工資仍令人喜悅,因為在他們國內很少有這樣的機會。

我曾對我的同學透露我在國民黨軍隊時的一些經驗,但有一件事是當時無法說出或寫出的。1950年1月26日,麥克阿瑟將軍生日的那一天,我正在他的辦公室,帶着蔣介石送他的生日禮物:象徵長壽的盆栽。我那時是駐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明中將的隨從副官。我之前曾陪他晉見盟軍最高統帥,但不是待在車子裏,就是待在勞倫斯·邦克(LawrenceBunker)上校的辦公室。聽說邦克以前曾當律師,當時則是麥克阿瑟將軍的指定副官,為人沉默寡言。但朱將軍和麥克阿瑟將軍的會談時間可能沒完沒了。麥克阿瑟將軍有空時,總會和朱將軍聊天,例如空戰對抗兩棲作戰等,這是當時在台灣的國民黨軍隊最需要知道的課題。麥克阿瑟將軍說著說著,總會回憶起他在太平洋西南區的作戰經驗。因此我通常喜歡坐在車子裏等,車子就停在第一大樓前方。

總部的衛兵戴着白手套,別著憲兵袖章,配着刺刀步槍。那天我們通過衛兵站時,我準備把盆栽交給朱將軍,因為他一個人也拿得動,但他說:“來吧。”我就跟着他走過邦克上校的小辦公室,進入麥克阿瑟將軍的大辦公室。

我覺得麥克阿瑟將軍的本人和照片差很多,我原先以為他很苗條,事實上他頗壯碩。近看之下,下巴也不渾圓飽滿。七十歲的他仍然很年輕機靈,但和那些美化過的照片相比,仍然顯得蒼老,沒有那麼整齊乾淨。依照禮節,我把盆栽遞給朱將軍,再轉送到麥克阿瑟將軍手上時,朱將軍介紹我:“黃上尉是雷溫烏茲新出爐的畢業生。”對我真是一大恭維。朱將軍念過麻省理工學院后,也是從雷溫烏茲的陸軍參謀大學(當時稱為指揮參謀學院)畢業。在學校時,我們聽過不止一次,美國陸軍界的所有一級上將都畢業自雷溫烏茲,只有一人例外,而這個唯一的例外麥克阿瑟將軍,也曾在雷溫烏茲教過幾年書。學長提起母校時親密而念舊的語氣,多少有些成為精英和“圈內人”的自傲感。我甚至記不得麥克阿瑟將軍當時說了什麼,我只感覺到那地方不宜逗留,所以立刻告退,整個會面歷時不到五分鐘。這會面看來似乎很尋常,但我們擔心的是,朱世明當時雖然是駐日代表團團長,卻是在盟軍最高統帥的監督之下。負責注意朱將軍的是查爾斯·威洛比(CharlesWilloughby)少將。他是麥克阿瑟的G2(情報官),也曾在雷溫烏茲教過朱將軍。數個月後的五月,我陪朱將軍到台北,向贈盆栽的蔣介石述職。朱世明當時很可能被逮捕,而後被無限期地拘禁,就像後來的孫立人中將一樣。孫將軍是緬甸戰役的英雄,一度還是蔣介石個人的參軍長。

我於1949年5月向駐日代表團報到時,是副官袁韋興上校的助手,工作很輕鬆,我們負責和盟軍最高統帥司令部聯繫。如果是中國官員要出差到日本,我們就知會外交部門,如果是其他情況則轉到一廳(人事)。有一次,一位美國軍官寫了一封抱怨信給團長,說中國政府答應授他勳章卻食言,這就該由副官來處理。盟軍人員曾志願到中國“打共產黨”,我們還加以婉拒。日常行政業務完全由非軍方的員工處理,由我們負責督導。代表團的軍官總部又寬敞又舒適,千代田的洋政館似乎是東京最氣派的使館區之一。即使喪失掉中國大陸,我們仍然代表盟軍。中國的駐日代表團團長是盟軍駐日代表團(AlliedCouncilforJapan)的一員,我們派駐一排的武裝部隊,象徵佔領軍的勢力。代表團約有一百二十位成員,車陣包括一輛巴士和三十輛以上的轎車,私人的車輛不包括在內。

10月間,團長朱將軍忽然開除了他的秘書,命令我當他的隨從副官,我一點也不高興。當時我在辦公室看看書,不當班時享受很多閑暇及自由。中國的情況令人痛心,我只希望能不去想,不管稱作享樂主義、克己主義或逃避主義都行。我決定置身事外,讓事情自然而然演變,同時儘可能暫時享受人生。皇家馬廄騎馬俱樂部已核准我的會員身份,而我也剛熟悉盟軍在箱根、跡見和日光的休閑設施。如果擔任團長的隨從副官,勢必打斷我的個人計劃。

我曾經當過將軍的副官,職務內容近似家僕。他們說副官是將軍的替身,可以在傳遞命令時學習如何做決策。在騎兵時代,這種說法可能正確。在緊要關頭時,帶着司令部公文的年輕軍官可以騎到最前線,抽掉一個團,或是補充後備人馬。自有電子通訊設備以來,這種刺激業已成過去。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朱將軍都不是作戰的將軍,反而更像是外交官。他曾在蔣介石故鄉的浙江省擔任保安司令,不過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還曾在華盛頓擔任武官,在外交部當情報官,有時還充當蔣介石的翻譯官和特使。我不太可能仿效他的生涯模式。我不喜歡枯坐宴會桌一整個小時,看着日本來賓透過翻譯官和團長對話,一邊猜這位來賓是自由派或民主派,或最近轉成保守社會主義分子或其他,一邊還要牢牢記住將軍的下一個行程。

我請袁上校向朱將軍求情,說我在助理辦公室是不可或缺的。我也試過要他們指派秦少校當隨從副官。將軍不肯答應,不過我還是設法爭取到他的讓步:讓我待在單身營區,而不搬進將軍的官邸。

我個人非常仰慕朱將軍。他說一口毫無瑕疵的英文,有時還夾雜美式口語。他認識上千名美國友人——將軍、海軍上將、西北航空的副總裁、美聯社和合眾國際社的記者等等。他的記憶力直追照相機。我才說有一位吉派垂克先生來電,他就接著說:“邀請他星期四來吃午餐。”之後他會說,這位吉派垂克先生在戰時遇到他時是何身份,當時是在華盛頓或重慶,現在從事何種行業等等。我和朱將軍愈來愈熟后,還對他開玩笑說,他當我副官的表現,會好過我當他的副官。他盡量無視於我的一些缺點,當我因自己的魯莽衝動對他抱歉時,他會說這是“湖南脾氣”。他自己也是湖南人,把直言無諱視為美德,但這卻不利他的外交生涯。

我成為朱將軍的副官后不久,聽到所謂的“葉山會議”。駐日團在離東京約五十英里的葉山度假小鎮有間賓館,作為周末休閑娛樂之用。代表團的資深成員舉辦宴會時,子女就在附近的海灘游泳。這場會議一定在我當副官前不久舉行,因為消息泄露,朱將軍才開除他的秘書。我只聽說,部分人士在會議時說了不該說的話。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都不宜打探細節。朱將軍絕口不提這件事,我身為他的隨從副官,自然也不能對任何人提起,否則會暗示我想追查謠言。

對國民黨駐外人員來說,1949年是艱困的一年。華盛頓的國務院已頒佈《中美關係白皮書》(UnitedStatesRelationswithChina)。在共產黨掌權后,美國大使館人員仍留在中國大陸,似乎暗示可能承認新政權。11月底,蔣介石仍留在重慶,指揮最後一場內戰。副總統李宗仁照理應掌控政府,但他卻飛到美國,要求援助未果后就滯留不歸。在台灣的流亡政府困惑又沮喪。駐日代表團也不是統一的單位,是由國民黨政府內不同機構代表的總和,有監察院、國防部、外交部、資源委員會、光復委員會等等。黨系統和秘密警察的勢力也以微妙的方式滲透其間,每一個代表在國內都有靠山。此時此際,要讓代表團的信念和宗旨團結一致是很困難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后,好些國家立刻承認在北京的新政權,首先是印度,接着是芬蘭、瑞典、瑞士,而蘇維埃集團的成員國還不算在內。新年後不久,英國跟進。3月的某一天,荷蘭大使到朱將軍的辦公室拜訪,臨走時說:“將軍,想開點。”他離開后,朱將軍對我說:“他來告訴我,他不再承認我了。”荷蘭大使團已接受政府通知,即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於個人情誼,荷蘭大使先來和舊同事道別。

朱將軍顯然想不開,他很認真。這時的他非常寂寞,和家人已分離了一段期間。他對美國特定人士的敵意已根深蒂固,不過他仍喜歡且稱讚美國。《史迪威文件》中提到,朱世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強力爭取中國應有的戰略物資,據說因此被馬歇爾數落了一頓。我不知道身為外交官的他,承受了多少冷眼與嘲諷。不過,雖然他不時會籠統指控:“該死的美國人,他們總是自以為是。”但他內心不曾反對美國。事實上,他真心崇拜麥克阿瑟,相當尊敬馬歇爾。1948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撥一億兩千五百萬美元的軍事經費給國民黨政府,但數個月後國務院和外交部仍然毫無動靜。朱將軍直接去找馬歇爾。他向我描述時任國務卿的馬歇爾如何反應:“馬歇爾立刻拿起話筒。他也許不太熱衷,卻很誠實。他拿起電話說:‘我不知道你們在討論什麼,但朱將軍此刻正坐在我對面。’”回想起來,這件小事不會讓朱將軍討好他的美國友人。他形容馬歇爾誠實,等於間接暗示許多其他人不誠實。

朱對杜魯門的個性也有一針見血的觀察:誠實但喜好爭辯,囿於小我的忠誠。朱將軍告訴我,甚至連美國都握有國民黨貪污的證據。杜魯門掌握的一些檔案顯示,當汽油和潤滑油運到中國,作為美國的補給品時,中國官員的確拿了回扣。但杜魯門不願公開這些文件。只有碰到支持國民黨立場的人士時,他才會拿出檔案強調:“這些就是你們的朋友,一群賊!”和杜魯門相關的最有趣軼事是“JL的弟弟”。JL是黃仁霖中將。說來也巧,有一次他還好心稱我為他的“弟弟”。黃中將體格高壯,性情親切友善,到東京時發現我的名字叫仁宇,於是和我稱兄道弟,給我面子,讓我不知是否該高興。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這位和我同姓的將軍,在中國管理一些機構,希望模仿美國陸軍後勤軍務處(SpecialServiceoftheUSArmy),想盡辦法討好美國人,卻只掙得膚淺虛偽的名聲。他的問題在於,他想成為中國的桑莫維爾(Somervell)將軍,自己卻扮演鮑伯霍伯的角色。有些被他款待的美國人會在背後模仿他:“我是個將軍,哈哈哈!”JL的弟弟剛好和他相反,人矮得多,相當瘦,戴一副眼鏡,態度安靜含蓄,因此我們都稱他為“JL的弟弟”,似乎他被更有名、更外向的哥哥搶盡風采。但是,朱將軍說,此人雖然不過是華盛頓中國大使館中不起眼的小人物,卻可以一通電話直通杜魯門總統。JL的弟弟是大使館內的小角色,卻曾經和參議員時代的杜魯門打過牌。杜魯門成為總統時,這個小角色還是大使館的三等秘書。但是,他和美國最高官員的個人交情,顯然超過那些大使和特使。他回台灣后,杜魯門還透過中國來賓傳達他的問候,甚至還說了句很不可能的讚辭:“他真是天殺的玩牌高手!”

朱將軍和我從葉山回東京時,也正是我們閑聊的時刻。如果他要在鄉間招待朋友和貴客,通常會在前一天晚上抵達。有時代表團成員的妻子會擔任女主人,她與先生也會先到。我必須帶領司機開車去接客人,載他們到會場。回程時多半是周日午後,我會坐朱將軍的車子,和他聊個數小時。他已經當了二十年將軍,卻代表一個即將流亡的軟弱政府。我想他一定覺得生不逢時,浪費才幹。就我所知,蔣介石的長期新聞官董顯光就有同樣的感受。他們最難忍受的是,被才識遠不及的人侮辱恥笑。有一次,我對朱將軍說,我可以完全體會那種感覺,因為我在國民黨軍隊中已當了七年的上尉。第二天,他頒佈命令,令我十分尷尬:他將我的薪水調高成少校等級,也就是每個月多出五十美元的津貼。

但我要強調的重點在於,個人的優點無法和命運的安排作對,這和《天空中的賭場》主旨相去不遠。我舉了參戰的朋友、同學和相識的人為例,我還告訴將軍日本人在東北的情況,他們一度是天堂的選民,但一夜間發現一切化為烏有。我看到他們在瀋陽空寂的街道上辛苦跋涉,推着裝載微薄家當的小車,向收容所報到,車上掛着白色的小旗,標示着軍團和目的地。每個人身上只要有超過十五美元的物品,就會被沒收。他們悲哀的臉顯示出幻滅的夢想和消散的野心。後來我聽說,有些人想到還要回到已成瓦礫的故鄉時,不禁悲從中來,於是翻過遣送船的欄杆,自沉於黃海。

事實上,我們有很多要向日本人學習的地方。需要多大的勇氣和多強的使命感,才能領導一個頹廢喪志、士氣蕩然的民族呢?大部分旁觀者自然而然會站在勝利者的一邊,不去理會失敗者。即使到1949年,這樣的勢利仍然盛行於日本。有一次,代表團收到日本童子軍全國協會的邀請,到日比谷公園參觀童子軍全國大會,辦公室里沒有人要去。我邀請一位成員的女兒同去,看童子軍比賽搭帳篷、挖坑洞、快速生火煮飯。但我們被安排在大出意料之外的位置,被指引到兩位日本紳士的旁邊,正如我次日向朱將軍報告的,他們穿着“急需乾洗的燕尾服”。顯然地,在邀請函被送往外交圈后,美國陸軍只派一名少校和一名上校前來與我們為伍。我們又發現,離我們不到十五英尺遠的主帳篷內,坐着天皇和皇后。在我們右邊的另一個帳篷內,只坐着兩位穿着學校制服的男童。我的同伴忽然想到:我們應該請他們在我們的節目表上簽名。不過說得一口好英文的皇宮內臣說,天皇從來沒做過這種事,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傳統。不過,如果我們願意,他可以引見我們晉見天皇夫婦,也許天皇願意和我們握手。那時我們仍然想說服他,說天皇非常勇敢,已經打破許多傳統,如果內臣願意一試,也許天皇會同意。這位內臣一定覺得我們無可理喻,於是就走開了。最後我們錯失了晉見天皇、和他握手的機會。不過,我們的確取得其他人的簽名。希望邵海倫至今還保有明仁皇太子的簽名,因為他顯然就是下任天皇。至於李親王,我只能說他覬覦朝鮮的王位。至於那兩位衣着陳舊卻正式的紳士,原來就是松平康昌侯爵和幣原喜重郎男爵,連朱將軍也大吃一驚。他們看起來窮困卻不失尊嚴,符合克難時期領袖的角色。但是在請他們簽名以前,我們完全不知道他們是何方人物。所以絕不能靠衣裳來判斷人。也絕不能隨便丟棄童子軍活動的邀請函。

不過,朱世明將軍並非不了解現實。他對我透露,如果我們的國民黨(那時他和我都不是國民黨員)政府既軟弱又沒效率,卻可以維持二十年的政權,那麼共產黨至少也可以再掌權二十年。至於逃到台灣的國民黨,如果他們不要發表不切實際的主張,安安靜靜待個三五年,也許還有希望,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將是關鍵所在。可惜的是,國民黨支持以色列,引發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敵意,幸好拉丁美洲集團可以平衡他們的票。國際情勢如此複雜,美國的立場還是很重要。

朱將軍雖然不失智慧或勇氣,卻缺乏紀律和耐心。他認定波旁威士忌是“用馬鈴薯,不是用小麥”釀的,作為縱飲的借口。他一激動,就決定有話直說。有時他把朋友變成中立人士,把中立人士變成敵人。如果美國人聽從官方指示,對國民黨政府很不客氣,他就非常瞧不起那些人。可是如果是出於信念而誠實發表意見,他反而會尊敬。有一次他邀請一群美國記者吃晚餐。上咖啡時,他訓了他們一頓:“如果敦克爾克大撤退後,你們一直講英國完了,英國的確會完蛋!”但他身為國民黨的外交官,卻犯了一個無可原諒的罪,居然說毛澤東是軍事天才。他指出,毛澤東從不曾放棄中共軍委主席的頭銜。別人說朱將軍很像金日成時,他總是顯得很高興,但實際上他一點都不像。

接近1949年年底時,我們已經知道無法擺脫“葉山會議”的風波。這時我已設法拼湊出所有消息,不過多少還是要靠猜測。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后,在巴黎的中國大使館人員宣佈轉移效忠對象,引發軒然大波。這時朱將軍和代表團的資深官員在鄉間開會,彼此交換不尋常的意見。我無法相信那些官員親共產黨,但對美國的憤怒卻是一致的,起先是針對杜魯門—馬歇爾政府的態度,其次是美國媒體不斷詆毀中國的領導資格。就朱將軍的立場來看,所有的人不過是表達個人情緒,因此他從來不曾承認有過“葉山會議”。不過,謠言盛傳,駐日代表團要學法國大使館叛變,提出主張的人據說是法律顧問吳文藻。

就常識來說,在東京麥克阿瑟的軍事政權之下,要變節根本不可能。吳文藻和他妻子——著名的女作家謝冰心——都是在美國受教育,但他們卻毫不掩藏對美國政策的不滿。他們就讀東京美國學校的子女對同學說,他們家會回中國大陸去住(他們一年內做到了)。駐日代表團10月10日慶祝“中華民國”國慶,朱將軍因為不在東京而沒有與會。一名團員的妻子據說告訴一名外國特派員:“今年我們最後一次慶祝雙十節,明年就慶祝10月1日了!”這句話隨後登在東京的報紙上,無論是英文或日文。

類似這樣的消息最後融入葉山會議的故事中,一起傳到台北去。直到今天,我還不知道身為職業外交官的副團長沈覲鼎扮演了何種角色。但至少對朱將軍來說,沈是告密者,於是撤消他在代表團中的特權,以為報復。官方報告不再送到他的桌上。將軍無法參加盟軍駐日代表團的會議時,身為大使的沈理論上應代理職務。但朱將軍反而指派一個位階很小的官員去,甚至在外交官名單上都找不到這個人的名字。沈氏夫婦不再獲邀參加社交活動。代表團軍官俱樂部舉辦新年宴會時,他們出席,獨自坐着,沒人理會。我請朱將軍不要對副團長如此惡劣,他聽了很是生氣,差一點當場開除我的隨從副官職位。

到了1月,台北當局開始認真追究葉山事件,派了調查團到東京一探究竟。更複雜的是,團長是何世禮中將,也就是何東爵士的兒子。何中將和朱將軍是雷溫烏茲的同班同學,因此同樣受教於威洛比。威洛比將軍很值得一提:他是德國人,原名是卡爾·維登巴哈(KarlWidenbach),雖然擔任麥克阿瑟的情報官達十年之久,但他最驕傲的事卻非關軍事,而是偵破共產黨間諜網。對我來說,他身旁的副官看起來不像軍官,反而比較像特務。幾天前我才參加他主辦的一個雞尾酒會。我自我介紹,並說朱將軍遺憾不能到場,他就告訴每個人:“朱身體不好,派年輕的副官代表他!”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如此說。也許沒什麼大不了的,可是他的話提醒我,我不是我自己,而只是別人的影子,而這個影子又是別人的影子。

何將軍在東京接受一連串的款待,包括朱將軍發起的盛大宴會。沒有人提起他的來訪牽涉到懷疑代表團不軌。但威洛比舉辦午宴,介紹何將軍給情報單位的同事時,卻沒有邀請朱將軍。這種情況非比尋常,尤其想到朱將軍的職位和他們之間的私交。

朱將軍就這樣發現自己處境為難。代表蔣介石送生日禮物給盟軍最高統帥的是他,不僅如此,當國民黨空軍偵測到定海島的共產黨軍隊配有蘇聯噴氣式飛機時,將情報傳給麥克阿瑟的也是他。起初麥克阿瑟不肯相信。“絕不是噴氣式飛機。”他的口氣很權威。朱將軍拿出空照圖后,他才相信。然而朱將軍卻被自己的政府調查,當然會被盟軍當局懷疑。

到那時為止,朱將軍已得罪很多在台北的人士。對他來說,外交部長葉公超(喬治·葉)是“小孩子”。即使是CC系位高權重的陳立夫,都曾經從他那裏“得到教訓”。更不要說湯恩伯,“我管浙江時,他是我屬下。”他如此說。事實上,他大可對其他人等閑視之。他們也許認為他古怪高傲,很不合群,可能樂意見他丟官,但他們都不是他的死敵。然而,湯恩伯將軍恨他入骨,簡直可以吸他的血。

這個湯將軍,就是曾在上海統帥第三方面軍的那個湯恩伯將軍。湯仍是下級軍官時,受到陳儀將軍的提拔和栽培。抗日勝利后,陳儀成為台灣省行政長官,管理失當,對台灣人民殘暴,因此下台。共產黨軍隊席捲中國大陸時,國民黨政府正要撤退到台灣,陳儀顯然毫無未來可言。但國共在沿海對決的最後階段時,湯還率領數個師。有軍閥觀念的陳儀想,為何不勸湯放棄無望的掙扎呢?如果勸湯加入共產黨軍隊,他率領的數個師可以毫髮無損,在新政權下取得一席地位。陳儀於是寫了一封“親愛的小老弟”的信給湯,坦呈他的計劃。湯果然是個叛徒,將信交給國民黨高層。陳儀因此被捕,後來被槍決。這封被照相存檔的信,後來登在台北的報紙上。

湯恩伯對國民黨的效忠受到肯定,但他還是要建立戰功,才能獲得權力。他已喪失他統領的幾個師。只有一個方法:徵召日本的志願軍。那時國民黨深信日本人是良好的戰士。如果湯能徵募到前日本皇軍的資深兵力,加以訓練后,和國民黨軍隊在離島並肩作戰,一旦成功,發起人鐵定可以獲得晉陞。在1949年和1950年年初,小群的日本兵偷偷搭小船離開家鄉,有些被日本海岸巡邏隊攔截,但其他人設法偷渡成功。這不僅違反日本法令,而且也觸犯了盟軍最高統帥的命令。策劃組織這起行動的人士,和駐日代表團里的某些人聲氣相通。如果是特務、結黨和其他秘密活動,即使是團長也無法完全控制。

然而,朱將軍破壞了湯的計謀。他正式否認僱用日本國民的政策,事實上等於揭穿了偷渡計劃。他如何警告牽涉其中的團員,我無從得知,不過從他們被叫來關起門來開會,我想他無意坐視這件事。在這件案子裏,他也和威洛比的C2保持聯繫。湯將軍所以憤憤不平之處在於,當代表團依照慣例,請麥克阿瑟總部批准湯受中國政府之命訪問日本時,事實上反而造成總部拒絕。最後總部來函表示,在目前的情勢下,湯將軍不宜來訪,主要是我們的意見使然。湯已經持有機票,不肯相信有這回事。他還是硬搭上飛機,賭東京的美國人不敢驅逐他出境。飛機在台北的松山機場停留了三個小時。在這起小小的國際危機中,無線通訊往往返返,最後這位粗魯的將軍被勸下飛機。但是他極力想摧毀同情共產黨的朱世明。如果他為了報復而摧毀他的恩師,他當然不會同情二十年前的長官,而且他現在的官階並沒有低一等。

朱將軍仍然拒絕接受葉山事件的陰謀論,深信何世禮的報告可以還他清白。春天時,他似乎找到讓攻擊者啞口無言的好方法。蔣介石已正式復職為總統,希望打破國民黨在台灣的外交孤立困境。陳誠將軍和吳鐵城將軍都是由老將轉為外交官,被派到東亞各國,謀求成立反共聯盟之類的組織。吳鐵城到東京時,朱說服他帶領我們——他自己、另外一位團員和我——和他的幕僚一起行動。他在台灣的敵人怎麼可以指控他同情共產黨呢?他在國際反共前線上奮力作戰,而且直接在國民黨傑出大佬下工作。4月,我們在漢城停留兩夜。這次拜訪沒有具體結論,但我們被饗以國宴,還參觀閱兵儀式。令我驚訝的是,數名南韓高階軍官竟然是我的舊識,他們用不同名字加入國民黨軍隊,成為野戰級的軍官。他們在中國時,我們想都沒想過他們是韓國人。漢城的主人盛大歡迎我們,卻抱歉這回被迫簡陋招待,保證未來“統一后取得北韓時”,一定更花心思來款待我們。兩個多月後,北韓的坦克把他們全都趕出漢城。

我們的下一站按理說是馬尼拉。我們訪問菲律賓已獲許可,但這時從蔣介石辦公室來了一通緊急電話,要吳鐵城和朱世明立刻到台北報到。因為這通電話,我無緣見到“東方之珠”。但在1950年5月,還有比錯失觀光良機更重要的大事。到台北后,我才了解朱將軍案子的嚴重程度。有一家報紙如此報道:“但既然朱世明敢回來,他一定覺得沒什麼好擔心的。”多種刊物都提到葉山會議,但沒有一家給予明確定義。一家雜誌社以朱將軍的案子和數年前山口淑子(中國稱為李香蘭)案並列,讓讀者更覺複雜。總之,朱將軍的媒體關係並不好。

我最好不要過度膨脹想像力,來重建朱世明和蔣介石會面的情況。蔣介石和訪客的對談,都已由曹聖芬詳細記錄。毫無疑問的是,這些辦公室內數量龐大的記錄,包括蔣介石的手諭(接令者只能抄下來但不能保存原件),以及數千份屬下必須繳交的自傳,將來都可能讓史學家吃驚。我想在此建議的是,許多西方人都有錯誤印象,以為他是獨裁者。在朱將軍的例子中,結果絕非由蔣一人決定。朱必須和不同部門局處主管面談,其中包括控告他的人,之後才能達成共識,做出處置。因此我們在台北停留了十二天,到最後一刻才了解最後的安排。

不過,我能作證的是朱世明將軍的人格。如果錯不在他,他絕絕對對不會勉強自己道歉或招認,以求快速開釋。相反地,他讓那些想判決他的人慢慢等,他憑着信念直言無諱,絕不屈服於任何官階或影響力。他到外交部低階官員的擁擠住處時,才真正能放輕鬆。在整趟台北之行中,他和湯將軍的對質最為精彩。

兩人的會面,是在徐學禹先生主辦的晚宴上,地點是在市中心的一家餐廳內。徐先生是招商局輪船公司的董事長,也是兩人都認識的友人。他邀請兩位將軍在公共場合見面,希望藉由他的調停,可以化干戈為玉帛。湯將軍肯來,就是好兆頭。不過,在晚宴時,依習俗要有一個人當主客,湯依禮婉拒,朱就毫不客氣地坐在主位上。徐的助理想介紹兩位將軍,其實沒有必要,他們之前已見過面。兩人間的對話如下:

朱:事實上,我們在浙江時,你還受我管轄,即使時間很短。

湯(語氣柔和):沒錯。

朱:但實際上,你是一個大將軍,我怎敢指揮你?

在眾人慫恿之下,他們互相敬酒,紀念過去的時光。但在雞肝冷盤和嫩炸豬肉之間,氣氛一直很僵硬。徐是這方面的老手,想到一個方法。一桌十來人中剛好有一個相士,在第二道菜上來后,他自動展現他的技藝。他的第一個對象是一個CC系人,“這個人的臉,”他說,“看起來如槁木死灰,但心裏如牡丹花盛開。”這個技巧混合了侮辱與讚美。最後他的性格分析轉為人要寬大為懷的道德教訓。根據他的看法,湯恩伯不只是位勇敢的將軍,而且很有組織長才。朱世明才華洋溢,卻不知如何自製,他太受西方俠士風格的影響,對女士比對同袍有禮貌,並不善長中國固有的謙虛之道。等到魚這道菜上桌時,一切都整理清楚了。彼此間的爭議不過是大誤解而已,沒有人心存怨懟。如果有衝突,也只是性格的差異使然。

有一陣子我對徐先生的巧思讚佩不已,他讓劍拔弩張的雙方停戰。但我現在認為,在缺乏正式法律管道的環境下,在其他國家可能動用軍事法庭或國會調查,在中國一定要在酒菜之前以具約束力的仲裁來解決。相士事實上訴諸自然法則。否則,一個人如果面如槁木死灰,心如盛開牡丹,相士如何能預知他的可能作為呢?就面相學來說,不必提及葉山會議或徵召日軍。而且人格評斷還讓湯將軍多少獲得道德勝利,或多或少彌補他被日本拒絕入境、從飛機上被拉下來的丟臉處境。

我們起飛前三十小時,才知道朱世明獲准離開,但並非全身而退。他回東京后必須遞出辭呈,其他就不予追究。我們要出發到機場的那天早上,出乎人人意外的是,蔣介石辦公室來了一通電話,蔣介石想見朱世明。在此之前,朱將軍一直很鎮靜。最後關頭這通突如其來的電話引起了相當的震撼,他的額頭和耳後冒出了幾滴汗珠。難道解決方案被推翻了嗎?難道在蔣介石辦公室有更兇險的消息等着他?比被迫辭職還糟?他去了一個小時,一回來我們就直奔機場,立刻登機,花不到數分鐘。空中小姐送來晚餐時,將軍才對我透露,他最後一次被蔣介石召見時,嚇得魂飛魄散。蔣介石在引發這麼多焦慮后,只不過是想和朱世明握手道別,會談只不過持續數分鐘。雖然現在不能再保障他的工作,但蔣很有風度地感謝他的副官,謝謝他二十多年來的勤勉效忠。朱辭職后按理就離開了國民黨軍隊和政府,理論上不能再見到蔣,而的確也從此沒再見面。

在東京,我接到我的退伍令,換成平民護照。我陪朱將軍去見威廉·席巴德(WilliamSebald),他是麥克阿瑟外交部門的主管,身兼大使職務,和朱在盟軍駐日代表團的地位是相等的。朱很希望去美國發展,和家人團聚。以他的語言能力、在美國的人脈和畢生經歷,他在美國無疑更能施展得開,不像在日本束手無策。但對方沒有正式拒絕發給他簽證。席巴德不要他的護照或正式申請書,只表示必須由國務院決定。他送朱將軍搭電梯時說:“朱將軍,好好保重。小心一些,你不像外表那麼年輕。”這是他最後一次聽到席巴德的消息。

在東京,其他幾位被解職的代表團成員成立了一個龍根(Lungan)貿易公司,請朱將軍當總裁,他同意了。他或合伙人都沒有資金,打算從零開始,從事進出口業務。如果他們早幾年成立公司,成功的機會比較大。但當時佔領軍已經逐漸放鬆管制,日本國民再度可以自由旅行,也可以自行辦理進出口事宜。新手只憑腦力和辛勞在最最競爭的領域上碰運氣,既無財力支援,又沒有內線管道,這樣的時代已經過了。龍根又掙扎了數年後,最後終於歇業。

朱世明從此鬱鬱寡歡。他對美國的愛不亞於對中國,但兩邊的官吏都同樣被他的直言快語所激怒,讓他無處可去。韓戰開打后,他對麥克阿瑟的態度甚至也變得模稜兩可。他不曾再與盟軍最高統帥會面,但他知道,只要麥克阿瑟繼續當日本的太上皇,這個世界上就還有他的棲身之地。麥克阿瑟被解除職務當天,朱將軍忽然生病,住了幾天醫院。後來鳩山一郎顯然要取代吉田茂成為日本首相,讓他再度陷入焦慮的深淵。在戰後初期待在盟軍駐日代表團時,他反對鳩山一郎擔任高官的資格,原因是這個人過去的好戰立場。但幸好日本比他想像中慈悲。1965年他逝世於日本。

我到美國時,朱將軍還到羽田機場送行。後來我忙着求生存,逐漸和他失去聯繫。聽說他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設法申請到觀光簽證,到美國和家人團聚。他的兒子SamuelCChu教授在俄亥俄州立大學任教,最近我們通信,證實上述說法。Samuel還告訴我,將軍在日本的共濟會兄弟,替他們這位從前的首腦舉行了盛大隆重的葬禮。

在安亞堡,我曾被聯邦調查局的人約談過一次。我在日本時,曾替龍根公司工作了數星期。到美國后,我替他們出了幾趟差,不拿酬勞。在韓戰期間,該公司曾和中國大陸做了筆小生意,可能是透過香港,結果被美國政府列在黑名單上。聯邦調查局的幹員和我談了一個多小時,才洗刷我反美活動的罪名。

我還有一個心結待解。接替朱世明當駐日代表團團長的是何世禮將軍,也就是前來調查他的人。他命我繼續待在辦公室里,直到他自己的副官熟悉環境為止。因此,有一段時間我的名字還列在外交官的名單上,即使在法律上我已變更身份,在日本登記成半永久居民。這種不一致困擾了我一陣子。我不知道台北當局如何處理我的退役。幸運的是,我在成都中央軍校的同班同學汪奉曾上校來美國,我請他回台北時幫我查查我在國防部的檔案。讓我鬆了一口氣的是,他說我的退役完全合乎規定,記錄上還添了備註:“該軍官應永遠不再委任或聘用”。

“你為何不寫小說?”

我在密歇根大學的指導教授是羅伯特·浩伊(RobertFultonHaugh),他是英語副教授,當時也教創作課程。我告訴他,我曾經歷的許多事不失為寫作的好題材,但太過複雜,很難處理,他於是建議我寫小說。

對浩伊教授而言,小說是包容複雜的理想形式。看看《戰地春夢》吧。這個傢伙不喜歡戰爭,但他仍然參戰,當救護車司機。他對意大利人又愛又恨,他自願替他們服務,但卻被指控為逃兵。他不希望遵循傳統,但擔心他深愛女孩的名聲,擔心兩人之間的小孩沒有名分。他徹頭徹底地獨立,卻必須依賴家裏寄來的錢。他幾乎就要變成無神論或不可知論者,但在朋友懷孕面臨生死關頭時,他又顯現出感傷而害怕的情緒。這是人類的悲劇。他想控制自己的命運,卻又做不到……書中有多少種衝突呢?算不清了,也許有六七個之多。

浩伊教授問我是否看過《日正當中》(HighNoon)這部電影?我說有。他問我是否看過這本書?我說沒有。他問我是否看過《泉源》(Fountainhead)這本書,我說沒有。他建議我看這些書。

當時我並不明白,浩伊教授所說的,在可理解的環境下,內在的衝突刻劃出細微的心境轉折。我是個直率平凡的人,我面臨的微妙處境全都來自於外在環境,這就是屬於歷史的範疇。

回顧過去,如果要利用我的背景作為史學家的準備條件,我不可能找到一個比密歇根大學更好的地方。安亞堡校園的核心是個大廣場,來自四個角落的小徑在此交會,形成X形,我們稱之為“對角”(diag)。環繞廣場的是高矮不一的建築,舊大樓的正面是厚重石牆,但新的側翼可能是玻璃和鋁鑄建築。高樓可能平地而起,單純的小樓房消失無蹤影。校園內有橘色和灰色的磚造建築,也有呈現水泥原色和白灰泥的建築。校舍展現不同時期的風格:希臘神殿、哥德式大教堂、國際風格、蘇利文和法蘭克·萊特等等。如果在蓄意的不規則中展現自然流暢可以算是創造力,密大學生每天經過對角時,一定可以從中獲得不少啟發。正如建築所展現的,此大學從來不曾是“固定編製”。可以想見的是,負責規劃和開發的景觀委員會中,都是實驗派的信徒。

我也在校園內進行我的實驗。由於我先念大學部,因此修了一些外國學生想都想不到的課。其中有一門是大一的“美國政府與政治制度”,是基礎課中的基礎課。我周遭的學生幾乎只有我的一半年齡,令我有些不安。看着他們玫瑰般的面頰,我感覺他們應該是我同學的子女,而不是我同學。想想看,十六年前,我在南開大學是最年輕的學生,現在卻是最老的學生。不過,在這堂課上,我才知道美國的城市可能是由市長、委員會或由議會指派特定人士來管理。有些州甚至事先準備各式各樣的特許狀,讓自治城鎮自行選擇組織體系,好像選成衣一樣。由於中國的政府都是單一體制,因此我認為這是相當有效的入門信息,可以了解多元社會如何運作。我自己就從來沒想像過,因為每次開車經過美國城鎮時,街道標誌和停車定時器看起來都一樣。根據邏輯推論,我會猜測其後的辦公室也具有同樣的架構。

我又修了一門“美國社會”,這門社會學課程的用意在於,每次都能用數學方法來測量人民的意見和態度。令我吃驚的是,不是每個美國教授的子女都成為專業人士,很多人往社會階層下方流動,成為勞工。有一學期我甚至還修了繪畫課。起初我以為我們畫裸體模特兒時,會覺得很尷尬,但課堂一開始,每個人都努力展現技藝,注意力全集中在“寫生”,而非裸體。無論如何,要將三度空間的人體表現在兩度空間的紙上,總是極難的任務。隨着課程的進行,模特兒動作也變快。手中的木炭無法捕捉眼睛看到的景象,真是一大挫折。不過,令我驚訝和妒忌的是,班上竟然有才華洋溢的年輕藝術家。一開始我們都是從“單面”起步,也就是說,所有的畫都是扁平的。但隨着時日進展,部分有天分的學生開始超越平面的限制,顯然比我優秀許多。因此,學期結束時,我得了一個差強人意的B,既感寬慰又覺滿意。

至於浩伊教授的建議,我曾嘗試卻無成果。最後我只好告訴他,我無法把心中所想全部化為文字。我是否有資質模仿海明威和艾恩·藍德(AynRand),已經是一大疑問。但這先撇開不論,不同文化的社會經濟背景不可能輕易擠在狹小的篇幅里,卻又要求達到小說的順暢和切要。在刻畫出的全景中,自有特定機制。即使我想減輕題材的“沉重感”,為求經濟簡約着想,我也必須以抽象名詞來加以摘述。

然而,和指導教授的閑談還是讓我得到許多樂趣。浩伊說,美國工人很喜歡他們的工具,當成玩具來玩。我就說,站在工人的立場,可不盡然。如果剛好碰到一台老式木框的洗碗機,可一點都不好玩。而且剛好是炎熱的午後,杯盤堆積如山高,刀叉胡亂埋在吃剩的牛排、馬鈴薯和濃汁之中,魚骨頭和檸檬皮混在一起,偏偏女侍又跑來說,她要用到三十五個雪糕專用盤子,五分鐘后宴會就要開始。浩伊教授聽了咯咯直笑。有一次他問我,我提過這麼多將軍的名字,為打破單調起見,為何不描繪一個要開會卻找不到靴子穿的將軍呢?我說,就我記憶所及,是有一位將軍非常貼近他的形容。不過,並不是找靴子。國民黨一二五師的陳少將臨上戰場時,常常找不到地圖。

我是在東北見到這位陳將軍的。林彪在四平街施展“人海戰術”后,大多數國民黨將官對敵手的堅忍都心存餘悸,下令部屬堅守崗位,接到進攻的命令時就敷衍了事。對方大舉反撲時,他們就停止進攻。但陳將軍可不是如此。他的一二五師裝備不多,但被前線指揮部視為機動部隊,有時填補前線的缺口,有時移到最東邊或最西邊去鞏固側翼。他的師沒有汽車運輸,子彈也不夠用,但這位個子矮小的將軍卻從不抱怨,為何他的部隊總是有許多任務。他常身先士卒,彷彿帶的是步兵連。你只要在地圖上指出他的目標或目的地,他就會保證準時到達,不論有無敵軍阻撓。總是來去匆匆的他,穿的是網球鞋,而不是浩伊教授說的靴子。但是他有亂放地圖的習慣。“我的地圖呢?我的地圖呢?”看他到處摸索,真是好笑的景象。地圖可能好好塞在他的外套口袋裏,擠得有點皺,讓他找不到。

但陳將軍的故事並沒有快樂的結尾。不到一年他就被共產黨軍隊俘虜,是東北第一位落入林彪陷阱的將軍,其後許多將軍也陸續被俘。我很難告訴他們整個故事,卻不交代林彪的“人海戰術”以及共產黨軍隊得以機動作戰的背景因素。探本溯源的工作勢必沒完沒了。就這樣,不管我喜不喜歡,創作之路絕對不可行。我已踏上非小說之路,無法逆轉。

歷史學家不能自由創造人物,把他們的生命小說化,以求故事精彩動人;也無法採取藝術家的美學角度;也不可能展現新聞人員的當場識見,觀察到歷史成形的過程。但這並非說歷史學家的生活就非得無聊不可,他可以用延展或壓縮的時間段落,來探討過去的事件;他可以建立一個宏觀的視野,或是以許多細節來描述單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個獨立事件,或是比較不同的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筆下主角和女主角的邏輯,呼應他們的情感,或是揭露並駁斥他們的立場;他可以稱讚無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題。歷史學家可以是工匠、技師或思想家。就我的情形而論,我必須像學徒一樣,先通過前兩個階段。不過,無論我想多謙虛,如果我想在這個領域上有所貢獻,就不可能避開最後一個階段,我的主題迫使我必須如此。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於命運的安排,在我到安亞堡之前,思考的過程已開始在我身上啟動。許多矛盾在眼前開展,我必須從歷史裏找原因。

在密歇根,我接受指導,成為工匠和技師,但我擁有完全自由的思考方式。因此我對這個州心存感激,像墾荒時期傳說中的巨人保羅·班揚(PaulBunyan)這麼離經叛道,居然可以受到居民的尊敬。我也欣賞校園可以容納不同流派的建築,而且可容納十萬一千零一人的足球場更是一大特色。

在密歇根大學,我沒多久就了解到歷史的多樣化。在一堂強調撰寫傳記的課程中,我選擇比較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Webster)的各種傳記。令人驚訝的是,在總圖書館中,他的書居然佔了整整一個書架。更驚人的是,同一個對象有截然不同的處理手法。後來我在同一門課中又學到,即使是同一位作者,也可以用紛歧的角度來處理同一個題材。運用這項特權最淋漓盡致的是英國史學家墨利斯·艾詩立(MauriceAshley)。他早年出版一本書名為《克倫威爾,保守的獨裁者》(Cromwell,theConservativeDictator)。由書名可知,作者對克倫威爾沒有太多的好話。即使這位護國主嫁女兒時鋪張奢華,也成為他這人無足可取的證據。但數年後,艾詩立出版了自認更成熟的作品:《奧利佛·克倫威爾之偉大》(TheGreatnessofOliverCromwell)。同樣地,從書名可以看出其內容。內容不僅較成熟,而且作者立場丕變,就像職業棒球選手一樣,在兩隊同一天連續比兩場比賽時,在第二場被交易到敵隊去。彷彿這還不夠誇張似的,艾詩立還在參考書目中引用自己早年出版的文章,作為不同學派的代表。

但艾詩立所以能建立鼎鼎大名,並不是因為只會任意變換立場。他能克服自我駁斥,而且從中獲益,歷史學家得以從中建立完整而全面的觀點。這並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須經過多年的準備工夫。在密歇根的歷史學系,有位教師具有絕對力量,引導學生走向通徹之路。他就是前系主任霍華德·俄爾曼(HowardEhrmann)。一開始,對我們這些習於美國大學進度的學生而言,俄爾曼教授似乎完全不教書。他很少講課,更少在一個主題上停留十分鐘以上。有一天,研討會中的一名學生查過目錄表后,把她的驚人發現告訴全班同學:“好好笑,這個人從來沒有出版過任何東西!”但俄爾曼教授當然和別人合編《密歇根大學現代史》(TheUniversityofMichiganHistoryoftheModernWorld),共十五冊。

我們花了一段時間才習慣俄爾曼的風格。他的歷史學識豐富異常,又認識無數的學者,有些還有很好的交情。他上課完全不準備,但是這種即興風格必須有很強大的資源為後盾。他又能善用技巧,激發研究生的喜悅與熱情。他可以從布萊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和約的簽訂,轉到地理因素對歷史的影響,但不會丟掉聽者的注意力。他習慣講述主題的前景或背景資料。他會毫無預警地討論內在議題,其本質通常引發許多爭議。他閑話家常般點出爭議之處,講得津津有味,令人心動。他在過程中不斷拋出相關的參考書目,班上的一兩名學生會點頭稱是,其他人則羞於自己的無知與不足,下課後就直奔圖書館尋找救兵。只有額外的閱讀,才能移除盲點。

霍華德·俄爾曼以認識納米爾(Namier)為榮。這時我們都已知道,納米爾就是路易士·納米爾爵士。他的方法被稱為“納米爾方法”或“納米爾主義”。他評估18世紀的國會議員時,要讀者先不管他們屬於保皇黨或自由黨。他鑽研他們的來往信函,研究他們的家族賬戶,甚至找到現金收據,最後證明他們結成小黨派,其中成員流動性很高,結黨的主要目的是謀求私利。經過十年辛勤的研究,他在《政治結構》(TheStructureofPolitics)一書中發佈他的研究成果。這故事的教訓是,當歷史學家對細節很有興趣時,必須持續耕耘,有明確目標,才能建立體系。

雖然俄爾曼教授研究的是歐陸歷史,對意大利尤其有心得,他還是要我注意另外一位英國史學家古赤(CPGooch)。教授要我讀遍古赤寫的所有東西,或詳讀一部分,略讀其他,並注意他的風格,把他的作品和別人相比較,掌握相關參考書目,尋找評論他的文章。直到今日,喬治·皮巴迪·古赤(GeorgePeabodyGooch)仍是我最欣賞的史學家。他和皮巴迪家族有親戚關係,因此以皮巴迪為中間名字,也因此能成為“私人學者”(privatGelehrte),可以隨自己高興讀書寫作,不用去考慮生計問題。他的文風清晰流暢。不過,為了準備撰寫《17世紀民主思想史》(HistoryofDemocraticIdeasintheSeventeenthCentury),他看了不下三萬篇專論。就這兩位歷史學家而言,只有深入研究后,才有能力得出總括一切的概論。兩人一個嚴肅,一個溫和,風格完全相左,但都同樣具備獨立自主的精神。

俄爾曼教授的教書技巧之一是拒絕回答問題,他常把問題拋回給學生,嘲笑學生沒有辦法自行尋求解答。有一次我決定不要被他所嚇阻,我在課堂上問了三次:如果社會契約的概念為法國人所接受,又具體展現在美國的《獨立宣言》中,為何總是被史學家稱為“非歷史”呢?教授三次拒絕直接回答我,但他暗示,我必須發展出自己的史觀才能理解。從此我得到如下結論:任何值得被稱為革命的運動,一開始都是非歷史的,因為現行法律制度無法再處理內在或外來的問題,革命黨人才被迫創新。他們宣稱現行體制無效后,已經別無選擇,只能重組自然法則,再創新猷。但如果要他們承認發動武裝叛變是為了進行實驗,這將是不智之舉,他們一定會宣稱歷史站在他們的這一邊。社會契約應運而生,成為遐想文明開端的工具之一,也增加了革命黨人所勾勒社會的可信度。事實上,就歷史而言這不可能成真,正如一個社會不可能自己重生一樣。慣例如此,歷史學家對革命意識形態不存幻想,這並無不妥之處。意識形態基礎的修正,實際上可以使革命后的社會更容易融入歷史。

在安亞堡,我隨着安德烈·洛拔諾夫—羅斯托夫斯基(AndreiLobanovRostovsky)修俄國歷史。據我所知,他是唯一把貴族頭銜帶進美國學術圈的人。在他的兩本著作中,“王子”出現在作者名字之後;我不只一次聽他引述別人稱呼他“洛拔諾夫王子”。和俄爾曼教授的鬆散隨性相較,他的講課是可喜的對比。他的課規劃完善,有條有理,按部就班,精準如時鐘,從大綱演繹出完整架構,遣辭優雅洗鍊。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他教書生涯之初,他必須克服許多困難,才得以使技藝盡善盡美。現在他授課時從容順暢,毫不費力。他不需要講稿,照樣以清晰的頭腦抓住聽眾的注意力。有一次我們聽到一個崇拜他的女學生說:“啊,他是一位王子呢!”不過,我心想,他超人般的紀律對他純熟的表現一定不無貢獻。洛拔諾夫教授所專長的項目,我可能永遠做不好,讓我更是敬佩他。後來我教導大學生時,嘗試以他為榜樣,但結果卻有天壤之別。

洛拔諾夫—羅斯托夫斯基還讓我學到一件事:就西方的標準而言,俄國歷史並非已經完整開發的領域。相反地,研究美國或西歐歷史時,里程碑都已標示清楚,許多議題都已達成共識。即使在尚未達成共識的議題上,正反雙方的意見都已為圈內所熟知。但學者研究斯拉夫歷史時,處理的是尚未劃分清楚的疆界,指標少之又少。因此,歷史學家自己必須對歷史的全程發展瞭然於心,隨時警惕,從基輔公國到新經濟政策都必須對答如流。不消說,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也必須自立自強,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無法自欺欺人,說自己專長於某一小範圍,作為深度不足的借口。

我從青少年開始就對美國很着迷。在密歇根,我修了美國歷史、美國憲政史、社會史、外交史等等,以滿足我的興趣。這些課程由七位不同的教師傳授,但杜艾特·杜蒙德(DwightDumond)教授讓我的印象最深,因為他是反奴隸運動的權威,對我而言是全新不可知的領域。雖然我廣泛接觸美國文學,參與美國生活,但我從來沒聽過奧伯林學院(OberlinCollege)、美國短論社會(AmericanTractSociety)或班傑明·隆迪(BenjaminLundy),更不要說是“地下鐵路”。因此,他的每一堂課都是全新的體驗。在50年代,美國人還不習慣今天的自我批判。杜蒙德指控美國是“腐化的國家”時,有時我心頭不免一驚,原來他認為這個國家縱容“謀殺、縱火與勒索”。當時,任何人只要主張種族平等,宣揚廢止種族歧視,就會被冠上“他想讓妹妹嫁給黑鬼”的罪名,但杜蒙德教授卻在課堂上大聲宣稱“美國的未來種族將是黑白混血”,而這甚至不是他起頭的預測,他只是引述前人的說法。

下課時,同學討論杜蒙德的道德家色彩是否強過歷史學者,大家意見不一。但教授堅稱反奴運動自有其法律上的依據,他主張,國際法並沒有允許基督徒以教友為奴。他雖然全心全意研究自己的專業,但並非沒有多方面的興趣。有時他也會以唱作俱佳的誇大敘述,提出他的獨到見解:美國內戰完全起於西南部和西北部的經濟利益衝突。“如果當時阿利根尼山脈以東發生變故,例如地震或海嘯將東部沿海捲入大西洋海底,”他假裝若無其事地說,“內戰還是會開打,一點影響都沒有……”而且,以他對反奴運動的深入研究,他能以全然不同的角度來講述軍事史,技術問題變得更為重要。他對李將軍毫無半句惡言,李將軍是一流的軍人,只是為南方打仗,反抗高壓統治。杜蒙德對史東渥爾·傑克遜(StonewallJackson)的稱讚更達於頂點。這些人的精誠奉獻很難不影響到他。如果說我沒有從杜蒙德學到任何史實,我至少學到基督教人文主義的力道與複雜,由於我的人生之路較為古怪,我並沒有機會從中國的外籍傳教士看到這些特色。

不知道是出於潛在的慾望或是純粹巧合,我選修的課程都和社會的大規模動蕩與暴亂相關,其一是全歐洲的宗教改革期間,另外則是英國的斯圖亞特王朝時期。多年後的今天再回顧,我可以說這段時期的知識可能有利於史學家,讓他更了解同時代的中國,效果勝過單單隻研究中國歷史。中國的主要問題在於,數世紀以來缺乏步入現代的大突破。研究者處理不存在的題材時,不太可能從中發掘出原因。無論在何種情況下,一個土生土長的學者甚至無法理解,在大我的生活中欠缺某種重要成分,也無法見證解釋欠缺的原因。比較務實的做法是找一個例子來探討,從中尋找失落的環節以及實際發生的突破。17世紀的英國就是這樣的例子,當然其間發生許多大規模而複雜的演變,當時這個國家經歷了內戰、弒君、嘗試共和國政體、護國主、復辟等等,最後發現某一種解決方式其實並沒有好過其他種方式,甚至可能更糟。這段史實的時間橫亘了近一個世紀,其大熔爐吸納了經濟危機、宗教爭議、憲政僵局及外交壓力。我們能從中學到什麼呢?難道只學到每個層面都出差錯?不過,多位史學家的觀察令我印象深刻。他們指出,在斯圖亞特王朝後期,習慣法庭承認平等的存在,有助於社會重新恢復穩定。再進一步推論,兩套法理原則合而為一,讓農業經濟可以如常運作,與國家經濟中更進步的層次(如銀行體系和外貿)并行不悖。大家都知道,中國還沒經歷這樣的演化階段。

遲至50年代晚期,密歇根大學只有一位教授中國和日本歷史的教師,既主持研究生的研討課,也在大學部教概論課程。這位約翰·惠特尼·霍爾(JohnWhitneyHall)教授還是一位知名的日本專家,目前於耶魯任教。我請他當我的中國史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時,他的立即反應是我應該去哈佛。有了哈佛文憑,會更容易敲開就業市場的大門。就業市場姑且不論,霍爾教授願意指導我嗎?他說好。我與他的往來十分令我滿意。霍爾本身雖然是哈佛人,但卻有自己獨到的見解。遲至40年代,包括許多日本人在內的史學家都同意德川時期對日本有不良的影響,到明治維新后國運才開始好轉。霍爾教授的研究卻顯示,即使是在德川時期的中葉,日本已經開始可以接受西方的貨幣管理。不論就制度或實例而言,政府財政制度和西方接軌已成為受注目的焦點。這和帝制末期的中國真是一大對比。

我去找霍爾教授時,他正在進行一項重大的研究計劃。他掌握日本肥前采邑的文獻,決心描繪出該地區一千多年的歷史。我不常見到他,但常見面其實並不重要,我所需要的鼓勵與警告,他都已經給我了。他也沒有在我的研究途中橫生障礙,好藉以顯示他是要求嚴格的教師。他不斷強調中國歷史“流動”或“有彈性”,也就是說,數量龐大的文獻資料等着被評估詮釋,重建將使歷史呈現許多不同的面向,在過程中當然有許多風險,不過膽小退卻也無補於事,路總是要走的。至於我是否有潛力成為史學家,霍爾的評語很坦白:不太順利,某些方面很強,其他方面嚴重不足。他建議我應該加強自己的紀律,擴大我在西方和美國歷史的知識,強化我的語言表達能力。至於我是否有能力處理古文撰寫的典籍,霍爾教授對我有絕對的信心。在我第一次參加初步口試時,在五個指定領域中當掉了兩門,被迫再考一次。我意志消沉,霍爾給予我恰到好處的推動。“來吧,”他說,“鼓起勇氣來,讓我們一起度過。”這些話分量十足。人雖然要承認錯誤,但不能認定從此就無法改變。

這時我修了霍爾教授的現代日本歷史。我確定學期報告題目是“明治初期教育政策的變動”時,我對他說,我想讓自己熟練以制度來解讀歷史的方法。我想找出呈現時代剖面的正確方式。這可以算是綜合方式。教育政策的改變必定是面鏡子,可以反映整個國家和社會的覺醒。我對單一或孤立事件沒有興趣。這篇報告得了A,從此我和教授建立起較密切的關係。我尋找博士論文題目時,經過許多波折。我出於本能想研究中國的內戰,但我缺乏研究資料的協助,又無法抽離戰爭帶來的情緒衝擊,根本不可能處理這個異常複雜的題目。而且,自從我決心研究歷史后,我比較傾向於克勞塞維茲學派的影響:一大堆炮火對歷史的影響可能微乎其微,但有時短暫的小衝突反而可能造就歷史的重大里程碑。在安亞堡的初期,我無疑仍受到道格拉斯·弗利曼(DouglasFreeman)的影響。我曾從東京的厄尼·派爾(ErniePyle)圖書館借出他的《李將軍的中尉們》(Lee’sLieutenants),在辦公室看。但在密歇根大學時,我有機會翻閱柯爾(ACCole)的《無可抑制的衝突》(TheIrrepressibleConflict)和瑪格麗特·李區(MargaretLeech)的《華盛頓的起床號》(ReveilleinWashington)。後者對我影響尤大,讓我不再迷戀軍事史。就牽涉之廣度與情緒衝擊之深度而言,報道戰爭最好能遠離戰場,不必提及灰塵或壞疽。

一旦決定題目和戰爭無關以後,我就有許多題目可以選擇。不過,中國與西方的衝突是最驚人的歷史發展,即使是抗日戰爭與內戰,都可以說是那次史無前例發展的後續。中國與西方的多次衝突,以及每次羞辱后的調適,似乎都已經過充分探討。但當真如此嗎?那些專論或論文的共同缺點是,作者還不能接受歷史的無可避免。中國作者持續指控西方帝國主義的進攻,西方人則照例指責中國傲慢、見識不足、拒絕改革。這些事件有相當豐富的文獻,但欠缺的卻是彼此的了解。鴉片戰爭開打時,馬克思寫道,一方以為自己具備所有美德,另一方則只知道賤買貴賣,就我所知的史迪威事件,及從朱世明將軍聽來的消息判斷,我敢說雙方的心態仍隔了十萬八千里,毫無進展。問題是我們對歷史的研究還不夠深。我自己在國民黨軍隊的經驗讓我上了一課:當代中國的背景必須回溯自帝制時期的過去。這些思緒讓我轉而研究明朝。如果東西雙方的對立持續了一個半世紀之久,將背景往上延伸數百年並非不合理。無論如何,清代的政治歷史受到外族統治的太多扭曲,後期又在與西方衝突陰影的籠罩之下。明朝是最後一個漢族統治的朝代,在體制上應該更能代表中國的特色。

經過許多徒勞無功的摸索后,我的博士論文最後確定為“明代之漕運”。水道是一個時期的具體剪影,其運作情形是可以處理的題目。這個概括研究多多少少是智識上的練習,讓我熟悉帝制末期政府的基礎後勤設施。論文尚未完成,霍爾教授就前往耶魯任教。接任的費維愷(AlbertFeuerwerker)和余英時教授對我的幫助遠多於批評。在他們的推動下,論文很快獲得委員會的通過。

在其後多年,我繼續擴展我的視野,出版三篇文章和一本書,討論明代的稅賦制度和政府財政。必須掌握儀式過程的意義、軍事裝備狀況、當時政治思想家爭辯議題,再加上充分接觸明代社會史、科技和文學,我才有把握來探討明朝。我在安亞堡的最後兩年時,發生了一件愉快的事。明代專家查爾斯·賀凱(CharlesOHucker)教授從亞利桑那搬到在奧克蘭的密歇根州立大學,離我住的地方只有二十英里之遠。他隨後帶我結識其他傑出的明代研究者,對我的智識成長有不可或缺的助益。

上段記述或許可以幫我排除下列批評:說我的大歷史概念不過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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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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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當代現代 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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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我所付出的代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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