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自己的浴室(3)

上海

從柳州到上海的飛行平淡無波。第三方面軍的先遣部隊包括兩名副司令與二十五名軍官士兵。我們又運了一輛軍用吉普車，以備不時之需。9月4日午夜后不久，美國C54飛機起飛。由於經度的差異，等我們到達長江三角洲時，天早就大亮了。雖然這是我第一次從高空俯覽，但機底下的景色異常熟悉：一片水鄉澤國，村落點綴在龐大的溪流與運河之間。我們飛抵江灣機場時，C54似乎打算和整齊停在機坪的成排日本戰鬥機為伍。戰鬥機機翼與機身上的紅太陽，仍然顯得邪惡不祥，威脅感十足。還不到一個月前，這還是禁忌的畫面。一個人只有做惡夢時才看得到這種景象，否則他絕對無法生還，將所見告訴他人。不過，雖然停駐的戰鬥機讓我們激動，但更令人吃驚的還在後頭。

前來迎接我們飛機的日本陸軍及海軍軍官，一點也沒有我們預期的不快或反抗態度。他們舉止體貼有禮，甚至顯得快活。一聲令下，他們的司機就拿下轎車上的國旗，神色從容，換上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旗子是我們帶來的，裝了一整箱，準備在各種場合中使用。車隊開上南京路，送我們到華懋飯店(譯註：即現在之和平飯店)去，套房與房間已幫我們預先準備好了。華懋飯店可能是當時國內最豪華的飯店。地毯厚實，窗帘、桌布、床單等都是頂尖的材質，傢具是厚重的柚木，全身尺寸的鏡子隨處可見。如果想用餐，我們只要到樓下的餐廳或咖啡廳，點菜單上的菜，再簽個名即可。由誰來付賬，飯店是由誰管理，我始終無法得知。事實上，當時到處都是一片混亂。日軍軍官看我們受到妥當照料后，向將軍敬個禮就走了。他們到底是我們的假釋犯人呢?還是我們是他們在政權交替時的客人呢?實在難以分辨。

其後數天，我們看到各式各樣的日本將軍與上校前來會商接管事宜。從他們的態度來看，這只是例行公事，因為他們從來不爭辯。鄭將軍和張將軍說話時，他們總是專心傾聽，然後回以簡潔肯定的“知道了”。他們是真心誠意的嗎?他們怎麼可能對投降屈服表現出如此少的感情?由於記憶猶新，許多中國人仍然認為，永遠不可以信任日本人。我們當時並不了解，大和戰士是全世界最直線思考的民族。依他們的想法，一旦挑起戰爭，必須將自己的命運交給暴力來決定。既然力量至上，武裝衝突后的決議成為最高指導原則，因此戰勝者一旦誕生，就再也沒有必要去讓其他因素干擾最終決定，也就是終極事實。現在回想起來，日本天皇宣佈日本被擊敗時，和我們接觸的這些軍官可能反而覺得鬆了一口氣。

我們抵達當晚，我溜出飯店到上海市區好好逛了一回。我對上海並非全然陌生，因為在戰前曾經來過數次。當時還有以英國為首的各國租界，英國租界從碼頭區一帶開始，日本租界在虹橋區，另有獨立的法國租界。各租界有自己的公共設施和大眾運輸，連警力也各不相同。殖民母國帶來了包頭巾的錫克人和黑牙齒的安南人，負責指揮交通。有時會看到一連英軍在靜安寺路上行軍，配上蘇格蘭風笛的軍樂。上海也是罪惡的城市，酒吧里有水手及妓女，城裏有賽馬、賽狗、賭場、黑社會及黑幫老大。但是，對許多中國人來說，上海是文化中心。所有的電影都是在上海拍攝，許多書報雜誌——和人口不成比例——在上海出版，這也是上海充滿吸引力的原因。

珍珠港事變后，日軍全面佔領這個國際都會，原先百無禁忌的歡樂大幅節制。不過，令我驚訝的是，許多舊店家居然能安渡戰爭及被佔領時期。先施百貨還在，永安百貨也是。在法國租界霞飛路上的咖啡廳及餐館內，女侍是白俄人。部分餐廳仍裝有吃角子老虎，商店裏滿是商品，沒有配給或價格管制的跡象。展示的商品包括羊毛織品、絲織品、煙草和知名的威士忌。還有錫罐裝的香煙：三堡牌(ThreeCastles)、絞盤牌(Capstan)、駱駝牌和雀斯牌(Chesterfield)等等。LuckyStrike的綠色標幟並沒有在戰爭中煙消雲散，一定是在上海的某個角落躲了一陣子，在戰後以原來的面貌出現在架子上。欣賞完種種商品后，我開始替自己買件睡衣，這時才驚喜異常，因為商店不只願意接受法幣鈔票，而且法幣的購買價值相當於在昆明或柳州的十倍之多。

在一家兼營兌換錢幣的香煙店裏，我很快證實了這個令人狂喜的發現。這家店買賣黃金、美金及法幣。我從來沒有預期到，任何店家會將我們領到的紙鈔視為真正貨幣。兌換的匯率也對我十分有利，我開始覺得，在飛到上海前在柳州剪頭髮是多麼地愚蠢。如果我延後二十四小時再理頭，在柳州花的那筆錢，可以讓我坐在上海舒服多了的旋轉椅上，剪一整年的頭髮。我在內陸買點心的錢，足以在這裏的上好餐廳享用一頓豐盛的晚宴。我在昆明咖啡廳里付的小費，可以在上海吃一頓牛排大餐。童中士替我賣的兩件厚黑呢襯衫，可以讓我在這裏訂做一套羊毛西裝。背袋的錢讓我頓時成為富翁。

正如加爾布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指出，在中國內陸和接收前的沿海地區之間，存在着空前的幣值差異。(加教授後悔沒帶現金到上海，無法趁機採購價格便宜到離譜的真絲和綢緞。如果他當時來找我，我就可以幫他忙。我猜他也住同一間飯店。)在特殊情況下，要致富並不難。當時我應該把手上的現金換成黃金，找個借口去搭美國飛機(當時正從事規模極為龐大的部隊運輸作業)，回到柳州，賣掉黃金，再回上海，買更多黃金。正如加爾布雷斯所說，事實上，這是合法的勾當。不過，我不應該為錯過大好良機而後悔哭泣。那樣的冒險將使我的人生踏上截然不同的軌道，其後果將超乎我的想像。因此，當時膽小的我乖乖把錢留在背袋裏，偶爾拿出一小部分來享樂一番。我並沒有把這筆錢換成美金，所以後來貨幣貶值時吃了虧，幸好貶值速度並不快。只要我還有這筆錢財，我的生活就還算愉快。這種“來得容易，去得容易”的金錢管理方式並不算太糟，即使名列全球頂尖經濟學家的加爾布雷斯，也沒有比我好多少。

在上海住了兩晚后，我們飛往南京。鄭將軍負責處理偽政權時代的“偽軍”。他和部分軍官面談，決定他們的未來。士兵則被國軍吸收，或是轉成警力。後來有些人穿着新制服參與在東北的戰事。

我們在南京時，目睹岡村寧次將軍正式對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投降。日軍忙着清理受降典禮的場地，這些士兵維持絕對嚴謹的紀律。輸了大戰、帝國體系解體、希望和保證落空、犧牲個人和家庭、前途未定帶來的壓力和焦慮，都無法構成不服從的借口。他們的軍官一點也不失去權威，仍然對士兵大叫“你們這些廢物”。

9月9日這一天，岡村寧次抵達中央軍校，簽署受降書。在照相機此起彼落的鎂光燈中，他顯得有些不安，握緊拳頭提振士氣。軍官也好，士兵也罷，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在戰爭結束時表現出不安。除此以外，無論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翹起的嘴角、鬼臉、不滿的抱怨或是一絲一毫的揚言復仇。日本人是一流的輸家，他們的自制力超群絕倫。以前的敵人在我們面前表現如此傑出，讓我們開始懷疑，他們是否就是傳聞中殘暴野蠻的日軍。

我們回到上海，剛好趕上過中秋節，放假氣氛仍然很熱烈。任何時間都可以聽到間間斷斷的爆竹聲。軍用吉普車和三輪車都插着一種特別的旗幟，設計者沉迷於自己對世界新秩序的幻想，在旗子的四邊畫上四強的國旗，中國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最大，其次是美國的星條旗、英國的米字旗及蘇聯的鐮刀旗。每當美國飛機飛過黃浦江時，所有的船隻都鳴笛歡迎。有一次，一位美國水手付錢給三輪車司機，請他坐在自己的車子裏，水手自己用力踩着踏板，和其他車夫比快。這些水手精力充沛，如果說在美國家庭和健身房中普遍使用的健身腳踏車，是由其中一名水手所發明，其實也不為過。

第三方面軍總部從華懋飯店搬到前法國租界的一棟公館，再搬到虹橋前日本海軍軍營。每搬一次家，我們的地位和影響力也隨着降低，相關福利隨之減少。上海人從新聞影片中看到盟軍的勝利遊行，一心期盼中國軍隊也有類似的表現。歡迎委員會看到我們的士兵穿得破破爛爛，一副營養不良的樣子，拿着竹竿和水桶從飛機上走下來，他們的滿腔熱心頓時化為烏有。更不消說，法幣魔力消退，讓城裏的商人不再喜歡我們。

但是我一點也不沮喪，反而認為未來一片光明。從軍后能夠生還，而且視力和四肢完好無缺，就足已是一項成就。我已看夠雲南的群山和緬甸的叢林，稍微放鬆一下並不過分。鄭將軍一定也有同樣的念頭，他換上平民服裝，搬入一間從漢奸沒收來的房子裏，偶爾才進辦公室一趟。無事可做的我，學會了社交舞。上過幾堂課後，我穿着新的軋別丁制服，和約會對象到茶會跳舞，有時也去夜總會。我看着樂師拉扯收縮手風琴的風箱，舞池裏有一對舞步輕快的年輕人，隨着音樂伸展及壓縮自己，身體差點橫倒在地上，彷彿他們也是樂器的一部分，兩個身體合而為一。他們跳的是探戈，看了真是賞心悅目。還有倫巴及森巴的音樂。樂師轉而拿起像西瓜但有把手的樂器，發出沙沙的響聲。舞池裏的男男女女全都隨着音樂擺腰扭臀。這些舞步對我而言太過前衛，所以我敬而遠之。我只讓自己跳狐步和華爾茲，也就是最基本的舞步。在成都時，我們練過單杠和鞍馬，因此我自認運動細胞還不錯。但有一天，朋友的妹妹可能是不怕對我說實話，直接對我說：“為什麼你要用力推我?把我當成手推車嗎?”

我大概是在這個時期認識安的。我常帶她去夜總會，我弄錯節拍時，她就會抓着我的手，表示要暫停一下。她稍微停頓后說：“來，再試一次。”放鬆後果然合上節拍。

我告訴她許多軍旅經驗，但略過在雲南用手指掐虱子那一段。我發表長篇大論時，她靜靜聽着，我講完時她會說：“這已成過去。戰爭已經結束了。”我略感失望，甚至有些懊惱，原以為她會更熱衷一些。

更煩人的是，戰爭可能尚未結束。中國可能捲入新的戰事，也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間的內戰。每天點點滴滴的消息都指向我們最害怕的事：緊接抗戰而來的內戰，似乎無可避免。華北爆發零星的戰事，但真正的麻煩在東北。蘇聯阻擋國民黨軍隊進入東北，但共產黨軍隊卻以步行和破爛的車隊急速搶進。眾所皆知，我們不能再承受任何戰事，這個可憐的國家已經被戰爭蹂躪得差不多了。我想到我在共產黨的朋友，不知他們此刻做何感想。但是，如果牽扯到蘇聯，而東北也即將不保，我們就別無選擇。處境之悲慘，莫此為甚。

我對傾心的女孩講了很多自己的事。而今思之，我一定是想透過與她的談話來解決個人的困境。我說，希望能待在軍隊中，最後成為將官，見識世面，就像她父親一樣。我說我還不夠格當指揮官，我可以有將軍的思考方式，但懷疑自己行動上做不到。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並不難，叫他人去送死則是另一回事，正如一名上校曾經形容的，“將他們送到敵軍的槍口”。衡量種種因素后，我還是考慮去當軍事理論家或軍事史家。她靜靜聽着，不發一語。有一次，我說到自己可能試着退役。這次她回以：“退役吧。”

“咦?”我愣了一下，她的回答太過明快。我原先以為會聽到更溫和的建議，比如說從軍這麼多年，思考下一步時應該更謹慎等等。

“如果你想退役，”她接著說：“就退役吧，不要光說不練。”

問題是，我無處可去。我這一代的年輕人大多想出國留學，中國政府卻限制學生護照的數量，只發給大學畢業后出國念碩士的人。除獎助學金外，教育部還舉辦競爭激烈的考試，讓出國念書的人取得個人貸款。市場的匯率是兩千法幣兌換一美元時，通過國家考試的人可以到指定銀行以二十法幣換一美元。貸款是假，百分之九十九的資金都由政府出資，作為補貼。他們甚至還設立一個類別，給在戰爭最後兩年被政府徵召當軍隊翻譯官的大學生。像我這樣在軍中待了很多年的老兵，根本沒有機會。

“你知道原因何在嗎?”安問我。

我搖搖頭。

她解釋，國民黨並沒有憲政基礎，不必對任何人負責。大學生卻可以借遊行、絕食抗議、散發傳單等方法來搗亂，所以必須安撫他們。另一方面，不論我是不是老兵，像我這樣的人根本對政府構不成威脅。會造反的人才值得尊敬，會吵的孩子有糖吃。

也許我該重返校園，可能這才是長期的打算，尤其是在政府還提供獎學金的時候。我從軍之前，才剛在南開大學念到大二。不過我不想再重念電機工程。看到眼前出現人類如此大規模的奮鬥與掙扎，我已經對別的領域產生興趣，不想再研究安培、伏特、靜電系單位等。我有了戰爭的第一手經驗，念新聞可能是不錯的主意。在新聞的領域彰顯自己，不但比較刺激，機會也比較大。我曾聽當時流亡昆明的南開大學副校長說，一旦下一年他們在天津復校后，計劃設置新聞學系。我把自己登在《大公報》的剪報，並附上在《抗戰日報》時工作的概況，以及投到其他地方的文稿(有一篇登在香港的刊物上)一起寄到註冊組去，希望可以換得一些學分，或至少確認我換主修學科時，不會喪失太多資格。大學的回復如下：“有關你請求承認你在課外活動的成果，等你的入學受到正式核可，而你本人入校時，將得到適度的考量。”我的詢問就此打住。校園還不知道在哪裏，就已經出現這樣的官腔官調。

為何不放棄大學學位，直接進入報界工作呢?我在共產黨的朋友就是這樣的。上海的兩大商業日報重新出刊，不吝大篇幅刊登股票和債券價格，卻對我的戰爭見聞不感興趣。我唯一想去的報紙就是《大公報》，當時仍是中國教育精英的燈塔，受到我這一輩年輕人的景仰。我還去找一位以前認識的人，他是該報上海辦公室的通訊社編輯。我去找他時，他在辦公室一旁的昏暗小房間內，剛從行軍床上醒過來。談了數分鐘后，我打消問工作的念頭。《大公報》存在了我個人要面對的所有問題：除了抗戰勝利后的財務及重新定位的問題之外，還面臨著即將開打的內戰，到底要支持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或是保持中立，如果可能的話。

到了11月，接管日軍的工作全部完成。第三方面軍的總部完全撤出上海，搬到無錫。副司令長官鄭洞國卻被留下來，監督日軍第六十一師團整修國道滬杭公路。之所以有如此安排，是出於下列的背景因素：

戰後不久，我們的想法是解除日軍的武裝，儘快送他們回國去。大上海地區的日軍在繳械后，被送到江灣的戰俘營區。但是，一周又一周，一個月又一個月過去了，找不到交通工具可以遣送他們回國。我們當時擁有的運輸工具絕大部分由美國提供，正忙着將政府人員從重慶送回南京，把軍隊從南方運送到北部及東北。在這樣的情況下，遣送日軍不被視為當務之急。然而，只要我們留他們一天，就要養他們一天。因此為何不叫他們工作呢?很合邏輯的想法，但修復道路的工作並不需要由中將來監督。原因出在湯恩伯將軍既然無法讓他的第二副手在總部有事做，於是很大方地解決這個問題，至少暫時不成問題，讓鄭洞國有借口待在上海的家，不必毫無意義地待在不方便又不舒服的無錫。

這樣的安排對我再滿意不過。工程軍官莫少校和我必須安排前置作業，花很多時間在戶外。這時沒有更稱我心意的事了。打從春天從緬甸回國后，我大半都在遊盪。抗戰勝利的興奮既然已經結束，這項工程不但讓我有事可做，而且可以讓我分心，不去擔心工作、事業、學業、遙不可及的安等種種無法解決的問題。

日軍已繳交挖掘壕溝的工具、手推車及卡車。每當我問起這些工具時，上海後勤司令部的軍官照例道歉連連：他們不知道工具放哪裏。每當我去倉庫和軍械庫時，第二負責人同樣道歉連連：“主管不在，他們不知道是否可以把這些工具交給我們。最好的方法就是麻煩黃參謀再過來看看。明天主管會回來，他正是你要找的人。”等了幾天後，我發現日軍第六十一師團總部有位會講英語的中尉，而且在奉召入伍前還是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他和其他日軍告訴我這些器具的確定放置地點，不但有工具，還有水泥、木材、繩索、木棒等，是數周前才繳出的。我領着第三方面軍的正式命令，重新回到倉庫和軍械庫。我對他們說，不行，我不方便再去他們的辦公室一趟，如果負責的人不在，不管誰代理，都要給我十字鍬和鏟子。日軍已準備好要上工，共有一萬五千名士兵呢，每天要花一百萬元去養他們。副司令長官會問我工程為何耽擱，如果他們不相信，我可以當場打電話給鄭將軍。如果沒有施加威脅，修復工作不可能順利進展。

日本人就很容易相處了。六十一師團的工程軍官繳交一份計劃書，一開始免不了是形式化的內容：工程的目的、應有的規模、大體的方向和重點等等，也就是可以刻在石板上的序言。不過，接下來的內容並非裝點門面而已，計劃書上的每個細節都可以徹底執行。在指定的時間和指定的地點，總看得到準備就緒的士兵。事情從不出錯。在工程期間，他們分配到村裡居住。雖然已經解除武裝，仍然由我們七十四軍的部隊來看守。我們一度擔心戰俘和居民之間會起衝突，因為日軍在戰時的殘暴仍讓人記憶猶新。不過，什麼事都沒發生。只有過一起事故，一些日本兵在戶外生火，結果風勢太強，一戶民宅的茅草屋頂被燒壞了一部分。但在我方得知以前，日軍已經和屋主和解。一整團的人絕食一天，省下伙食費來賠給屋主。鄭將軍得知此事，很可憐他們，因為一整團的人，無論是軍官或士兵，都得挨餓過夜。他盤算再補給他們一天的伙食費，表示他的善意。但我勸他不用這麼做。我說，這些戰俘負起責任賠錢時，善意就已經建立起來了。我們應該讓好事和壞事並存，不必去遮掩。

但中國人民實在很寬容慷慨。他們心胸很大方，雖然能給的不多，張上尉就是一例。張上尉負責七十一軍的運輸連，負責看守一營的戰俘。我們稱之為“鐵肩”的運輸部隊，原先出身苦力，只不過後來改披戰袍。他們是軍隊裏任勞任怨的馱獸，而非中國軍隊的驕傲。整連不過擁有二十支步槍，聊以自衛而已。當他們奉命看守日軍時，矛盾的景觀就出現了：日軍穿着的羊毛軍服，即使缺乏清洗熨燙，仍然比這些看守兵更新更像樣。總而言之，這就像是《桂河大橋》中“黑即白，白即黑”的翻版。

有一天晚上，我經過張上尉住的村落，順便看看他。嚇我一跳的是，他和三四名日本軍官剛從村中唯一一家餐廳回來，呼吸間仍有酒氣。我有些不安。雖然沒有明令禁止和以前的敵人交好，但我們想不到張上尉會和日本軍官喝酒、享用大餐。這種行為也會引發疑慮，這些日本軍官對他有何用心?或是他對他們有何用心?一頓大餐所費不多，但就我所知，雙方都沒有太多錢。戰俘理論上不可以持有現金。在國民黨軍隊這方面，由每一個指揮官斟酌，連長可以虛報兩名士兵，領取他們的薪資配給，不會有人多問兩句，但超過限度就要受罰了。這個巧計正可以填補組織的漏洞，讓連長有津貼可供應用，或是作為個人的補貼。不過，這筆金額也不大。

原來那晚張上尉自掏腰包請客，可能要花費他半個月的薪水。他不覺得奢侈浪費，也不覺得自己過度友善，他只覺得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從他的粗俗言辭中，我猜出他是那種一路從下士、中士而晉陞到委任軍官的人。他稱我為“貴參謀”，自稱“小連長”。“高層心腸硬，不能好好對待這些人。”他有些憤憤不平：“沒關係。”事實上，這是控訴政府沒有提供招待費。因此小連長必須改善情況。張上尉可以說是歐洲騎士精神的化身，更重要的是，他認為，我們應該儘可能對以前的敵人親切和善，才能使他們相信自己已經被原諒，而且我們也和他們一樣，對敵意深感抱歉。他有很強烈的同情心，真心替這些日本人難過。他形容日本被轟炸，就像被壓垮的西瓜一樣，淪為盟軍的殖民地，這時即使是我們身旁那位會說中文的日本通譯員，也忍不住笑了出來。我深信這個受過不多教育的上尉心腸太好，我也了解到，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某些要素具有持久的活力，展現在老百姓的對外關係上。我沒有以高高在上的大參謀身份來教訓這個小連長，反而被他高貴的純樸所折服，我想那些被款待的日本軍官也不可能有其他想法。

在野外工作，讓我的心思脫離了安，而且心安理得地以為，軍旅生活和我曾體驗過的愚蠢和虛度生命大不相同。滬杭公路是沿海重要的運輸要道，地理上相當於美國紐約到華府的公路。不過，這條公路從來沒有鋪好過。在日本佔領期間，路面由於濫用而損壞嚴重。日軍完全避而不用，因為沿路容易遭到中國游擊隊的埋伏狙擊。他們寧可改用鐵路或水道，在溪流及運河密佈的水道上，他們的馬達船可以快速前進於廣大的地區。在戰爭末期，盟軍可能在中國東海岸登陸，這種立即威脅更使日軍毫無整修道路的誘因。我第一次開上這條公路時，發現部分木橋已經搖搖欲墜。在防波堤上方的路段，吉普車行駛速度還算快，但道路延伸到稻田時，村民往往開挖溝渠，用來引水灌溉田地，因而常成為車輛的陷阱。有一天傍晚，我開吉普車通過溝渠密佈的路段，如果我運氣好，大可順利通過，不會出事。但我在最後一刻才看到一條大水溝，緊急踩煞車，前輪因而繃緊，承受所有的壓力。我從猛烈的振動中回神，慶幸只有前輪輪軸壞掉，我的內臟及脊椎安然無恙。我等了三小時，才等到日兵開着軍用卡車來，是在修復隊執勤的六部卡車之一。不論是中國人、日本人、守衛、戰俘或百姓，大家一起同心協力，費了好大的勁，才將壞掉的吉普車墊上臨時做的木板推上卡車。

我們進行修復工作時，用的是簡單的工具和簡單的材料，絕對稱不上是工程壯舉。如果沒有後續工作，我也無法保證路面能持續多久。不過，工程給我很大的成就感，因為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參與對大眾有利的工作。最不可思議的是，這工程靠的是和日本人合作，而我從小學開始，對日本人雖有種種情緒，卻從來沒有想過合作的可能。

從那段時間以後，我持續遠離安。我又結識了一位年輕幾歲的女孩辛妮。她和安一樣，都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辛妮身材嬌小，皮膚光滑白凈。但是，我和她出去時，所引起的注視比不上和安同行時。我去找辛妮時，不必等待。她會儘快從樓上飛奔而下，穿着拖鞋或家居鞋，不管臉上有無化妝。她常問我問題，例如陸軍上尉和海軍上校有何不同，少校和中校哪一個比較大。有一次我對她抱怨部分軍官沒有品位，穿西式軍褲時，卻又穿着有裝飾鞋釘的靴子。她說：“也許他們希望踩在爛泥地上時，不會弄髒了褲管。”

辛妮樂於助人。有一天我送她回家時，前方忽然跑出一輛腳踏車。我不太會開車，當然立刻用力煞車，根本不管離合器，引擎因此熄火。令我驚慌的是，車子居然發不動了。引擎蓋下的電瓶發出柔和的低鳴聲，但馬達還是無法激活。我事先已經被警告過，這輛車的馬達可能有問題，因此試了好幾次后，我把車子——辛妮稱之為“吉普車輛”——推到路邊，然後打電話。回到吉普車旁時，我告訴辛妮，我回去見將軍會遲到，必須改搭電車。我問她是否可以行行好，在車旁等待，軍隊裏的技工會在一個小時內出現，帶她回家。她只問我，如何對技工說明車子的情況。依我的理論，是因為電線和磁場不合，但這種說法對她而言稍微複雜了些，我於是用中國駕駛的慣用說法：“馬達的齒輪卡住了。”後來她如實轉達給維修人員，他們就了解我的意思。我懷疑安是否會同意幫我忙，事實上，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膽子開口請她幫忙。

有一天，我要處理一些文書工作，辛妮答應我的請求，偷溜到我的營房，在我的床上睡了兩個小時，我則在床邊工作。她醒來時，對我微笑，我於是抱抱她。她臉上仍然掛着縱容的微笑，一邊喃喃着說：“如果你想要，可以啊。”

那一瞬間，我不能說不動心，但多嘴的我又問：“你確定嗎?”

“當然，”她說：“只要你最後會娶我。”

婚姻是神奇的字眼，卻也很有威脅性，一定使許多好冒險的年輕人突然變得膽小，立刻停止不成熟的舉動，當時更是如此。我因此就僵在那裏，在一剎那間，所有的狂野期待全都消失。穿過我腦中的，反而是當時面臨的種種問題：中斷的學業、經濟狀況、職業及未來。成都城外的甘藍菜田再度浮現腦海，孟拱河的冷冽也再度貫穿心中。

我知道辛妮的念頭。她父親在上海有個穩當的生意，她哥哥取得英國文學的大學學位，拋棄學業在店裏當助理，負責值夜班。他結婚後搬出家裏，但租屋離家只有幾步路，便利和太太回家吃飯。辛妮的姊姊和姊夫最近才從重慶搬回來，帶着兩個兒子一起搬回娘家住。他們需要找一個地方住一陣子，好找工作，但沒有人在意他們會住多久，不管是三個月或三年都沒有差別。我去過辛妮家，擁擠並不成問題。只要和家人達成協議，商量輪流用洗手間就可以了。我受邀進入其中一個卧房。我們在地上鋪張毯子，像野餐一樣，坐着玩牌。我喜歡她的小外甥，讓他騎在我的肩上，背着他上樓，教他唱：“誰要買小孩?我們有小孩要賣!”但有一次我太過興奮，忘記樓梯頂的門楣很低，結果小男孩的頭就撞到了。他放聲大哭，但辛妮的姊姊和藹笑着，把小孩抱走，一邊說：“沒關係，不用擔心。”

如果辛妮的姊姊、姊夫、哥哥、嫂嫂都不介意，我們也應該不介意才對。所以人人都應該結婚，生計不成問題，人口過多也不是問題。人愈多愈好，因為大家可以彼此幫忙，這樣的精神持續推動中國，不論是戰爭還是承平時期，不論是貧是富。但我不知在何時就學會反抗文化的強制力，也許正因如此，我才沒有就讀林彪的抗日軍政大學。他們開始對生活的每個層面貼上“主義”的標籤時，這種強制力道更形強勁。也許正因如此，我經歷人生中的種種亂象，有時爆笑，有時哀凄，有時發人深思，可以說這並非意外。我生於1918年。次年，五四運動誕生，領袖人物高喊：“打倒孔家店!”這個口號伴隨着我成長，不斷在耳邊迴響。辛妮可以質疑我：如果我要的無非是自己的浴室和小孩碰不到的高門楣，直說就是了，沒有必要把孔子牽扯進來。她說的可能沒錯。但對我而言，這些東西總是一起出現，如果你屈服於其中一項，你也必須屈服於其他。因此，雖然床上的嬌小女孩仍然保持着淘氣的表情，牙齒輕咬下唇，嘴角儘是笑意，但我的熱情早已冷卻。

下一次安來電問我近況如何時，我又和她出去了。這次約會確定了我的疑心，我不知自己愛的是這女孩，還是她代表的文化，也可能兩者是一樣的。安不像白種婦女一樣有外顯而非內縮的下唇，但她的雙眼並不細長，而是又亮又大。她的化妝恰到好處，剛好突顯她細緻的顴骨，在像我這樣受到西方電影和雜誌制約的眼睛中，顯得非常吸引人。我們已習於欣賞雕刻般輪廓分明的線條，反而不太能接受中國式的柔和臉孔。安穿上高跟鞋非常自在，她披上外衣時，衣袖飄飄，轉身時長發宛如波浪，一切顯得再自然不過了。沒有人會說，這個中國年輕女孩模仿西方的光鮮亮麗女郎。啊，安還很有主見，總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的一位朋友王先生，一天多管閑事建議我：“朋友，千萬別想和那女人結婚，否則你會後悔。”

“為啥?”他雖然直言無諱，我卻不會太生氣，以為他不過是忌妒我有這麼令人艷羨的對象。

他的回答更直截了當：“我告訴你吧，朋友，因為太太比丈夫聰明絕對沒好處!”

我吞下怒氣，心裏卻不得不承認：王先生暗示安比我聰明，說的一點都沒錯。她不時展現她的敏銳聰慧。有一次，她帶着意味深長的微笑，說她哥哥不過是花花公子。這種說法立刻激活我的防衛機制，我想不起來她哥哥哪一次不提到環遊世界。我替自己找了一個借口：“要有錢才能當花花公子。”

“不，”安嘲笑我的天真，“花花公子就是花花公子。如果要先有錢再談玩樂，就不是花花公子了。如果花花公子沒有錢，就用別人的錢。”

我無法理解，她也從不解釋。我轉而看着她咖啡杯上的口紅印，滿腔疑問，不知從何問起。

我們去看電影《簡愛》，這是她決定的。雖然我全神貫注，最後也只能承認自己看懂的部分不及一半。我喜歡平克勞斯貝(BingCrosby)和琴姐·羅傑斯(GingerRogers)的電影，因為非常容易看懂。我喜歡《亂世佳人》和《煤氣燈下》，原因是事先已經看過故事摘要。但是，要看沒有中文字幕的《簡愛》，當然是另一回事。

安很能掌握狀況，她強調我應該加強英語及西方文明的基礎。“對一個年近三十的人來說，”她警告我，“已沒多少時間學外語了。”我不能再愚蠢賣弄我在大學學的一點點德文，在軍校聽來的一丁點兒俄文或日文，拿來炫耀更是完全不智。我應該練好英文，集中火力，專心去學好英文。

我們下次見面時，安帶我到碼頭附近的一家書店。她已經訂購一本《浮華世界》，要我保證從頭到尾看完每個字。她還給我她以前的歷史課本，從拿破崙戰爭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為止。我很聽話，正好背袋已經變空了，於是隨身帶着厚厚的書，帶到東北，又帶回來。

三十八年後，我仍然還在和英文搏鬥。如果你是長期東學一點、西學一點，而不是持續而有系統地學習一種語言，你就永遠搞不清楚字句的排列組合。不過那也很有趣，也就是說，經過這麼多年後，我還是不知道如何玩別人的錢，但我樂意玩玩語言與文化。如果我告訴安，我是受了誘惑，不知不覺去做，不知她有何反應。無論如何，之後我只在紐約見過她一次，而那也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時我的熱情一定已經冷卻，完全沒有當初在她身旁時那種莫名的緊張感覺。

流亡生活有其有益及不便之處。現在即使以豐富的詞彙，我也無法確切表達我如何走到今日的處境。西方人如果和中國人結婚，並且決定留在中國，通常會備受好評，被認定具有異國品味，心胸高尚，願意和中國人同甘共苦。我們這些往相反方向飄流的人就得到不同的評價了，很少美國人會相信，我是去解決他們的問題。相反地，他們認定我們是到已開發工業國家去追求物質上的舒適，其中包括自己的浴室等方便的設備。不幸的是，這樣的批評自有幾分道理。以我的情況而言，因為我必須以自己無法完全掌控的語言來書寫，批評家可以輕易指證我模仿笨拙，思想膚淺，這種說法其實不算錯。在美國永久居留了數十年後，我已經成為美國公民。我不知父親會做何感想，記得我十四歲時，告訴他小泉八雲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英國或美國人，後來才成為日本公民，取了日本名字。“可恥!”父親說，“對他的祖國真是一大恥辱!”對他而言，公民權就是國籍，是由出生決定的。

不過，不論是高貴或可恥，另一邊的草地總是比較綠。有時為了求變化，我不介意某一天混合綠色及紫色，雖然我平常比較喜歡藍色。說來奇怪，直到最近，在中國還沒有人能做到。因此，不論我父親是否喜歡，我必須接受下列事實：世界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選擇的自由比血緣關係更為重要。父親很有適應能力，如果他現在還活着，他會了解這一切的。

既然我已不知不覺跨過了文化疆界，我的見證可能有部分的參考價值。例如，有混合文化背景的我，看“文化大革命”的角度，就大大不同於那些沒有混合背景的人。雖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強調平等，但從我的觀點來看，卻代表一場撤退回中國農民式純樸的運動，以便於管理。為了保持公認的傳統價值，必須去除穿高跟鞋和留着長捲髮的女人。不可以有探戈、狐步、有口紅印的咖啡杯，甚至布朗蒂(CharlotteBronte)或薩克雷(Thackeray)。《簡愛》和《浮華世界》能提供什麼呢?年輕女性愛上已婚男人；貌似忠貞的寡婦思念丈夫的老友；丈夫入獄時，不忠的妻子在家款待仰慕者。彷彿這些還不夠腐化似的，還有少女在教會學校為食物而大打出手，男生被鼓勵互舔，用金錢當獎賞!在中國要度日已日益複雜，沒有這些擾攘，中國人會過得更好!

難道我的生活不也變得很複雜嗎?有時我會這麼認為。也就是說，有時我會疲於多邊的人際關係，不會引以為樂。這時，多希望能將滿滿的經驗交換更基本的事物，例如我可以完全處理的簡單問題。然而，當我再細想時，我故事中的所有人不是一度也有同樣的念頭嗎?中國的問題在於，以龐大農業社會的單純結構，突然之間必須響應現代世界的挑戰，難怪會產生種種矛盾與複雜的問題。就我所觀察，每個具有個性、力量或野心的人，無不想以組織上可以管理的方式，試着解決問題：蔣介石藉著冥思的訓練和偽裝。毛澤東用辯證的權威，把所有意見轉成群眾路線的唯一選擇。一度被指定為他接班人的林彪，更想加以進一步簡化。史迪威為中國而努力，只打算處理一部分的問題，剩下的留給其他人。幾乎是我父執輩的鄭洞國，堅信所有的難處都可以被耐心所克服，組織的不足絕對可以用公正和善意來彌補。那個七十一軍運輸部隊的張上尉，那個“小連長”，可能比我有資格做他的門生。趨向簡單化也影響到日本人。岡村寧次在握緊拳頭參加受降典禮前，一定也會和戰友有同樣的信念，也就是日本一旦承擔起領袖角色，日本人的一絲不苟既然在日本奏效，必定可以協助亞洲從混亂中打造秩序。大東亞共榮圈的概念也就是誕生自這個簡單的想法。任何人都可以表達他對上述種種途徑的偏好，但問題在於：誰成功了?

將中國吸納入現代世界的任務，可能尚待完成。種種跡象顯示，中國可能必須採取綜合主義，將現代西方的種種觀念及原則融合而一，其規模之大尚屬空前。但在美麗的辭藻得以落實之前，我也許必須繼續扮演失敗記錄者的角色。除非過去的所有不足之處都予以揭露，很難了解想像問題的層面有多龐大。在所有的神話都被解構前，任何對未來的藍圖都不過是幻想。

和我在國民黨或共產黨朋友的犧牲相比，我為這個故事所付出的代價微乎其微。其中之一就是廖沫沙，我已經有四十年沒有看到他了。四十年!在“文化大革命”后，他已獲得平反。他一度享有高位，像索贊尼辛被蘇聯政府認定思想正確，受邀回莫斯科寫作及出版。近來他卻不再受到這樣的肯定。他上一回見到我妹妹時，傳達對我的勸告，並說我如果留在中國，一定熬不過“文化大革命”。我們之間的觀點仍有歧異之處，但他同意替我將在北京出版的書題辭。我應該很感激。一如往例，我常讓自己陷入困境，但總有辦法避開致命關卡。

最後再說一件事：我幾乎擁有自己的浴室。淋浴設備及馬桶就在卧房旁，只不過近來水管有些問題。房子屋頂很高，因此正值青少年的兒子雖然已超過六英尺高，但可以自由自在行走奔跑，頭也不會撞到門楣。不過，最近內人說，我們的暖氣費用高得離譜，也許應該考慮搬家。